中国史书的最初一部是《尚书》（《书经》）。这部史书是许多时代的文诰、誓语的总集。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著的书中，有许多是带有很丰富的文学的意味的；许多的哲学家都喜欢用很美丽的文辞，很有文学趣味的比喻，以传达他们的哲学思想。

一

如果有人编著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他于叙述《诗经》与《楚辞》之外，对于几个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也必定会给以很详细的记载；因为这些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不唯在历史上、哲学上，有他们自己的很高的地位，即在文学上也有他们的不朽的价值与伟大的影响。如《左传》，如《战国策》，如《孟子》，如《庄子》，如《列子》，他们的在文学上的影响，实不下于《诗经》与《楚辞》。他们的隽利而畅达的辩论、秀美而独创的辞采、俊捷而动人的叙写，给了后来的文学者以言之不尽的贡献。即到了现在，还有无数的人把他们拿来当文学的课本。所以我于讲《诗经》与《楚辞》之后，对于他们也简单地讲述一下。

二

中国史书的最初一部是《尚书》（《书经》）。这部史书是许多时代的文诰、誓语的总集。间有几篇，为历史家记述的文字，如《尧典》《禹贡》之类。间有几篇，则于文诰之前，加以很简略的记事，如《洪范》，于箕子说“洪范”之前，加以“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的一段话之类。相传《尚书》为孔子所编定，内容原有百篇。经过秦代的焚书之祸后，仅存28篇。汉时，有伏生诸人传授之。这28篇是《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及《秦誓》。这种文诰及记事所包含的时代，为自公元前23世纪（即尧时）至公元前627年（即周襄王二十五年）。但在实际上，他们的最早的作者却绝不是生在公元前23世纪里的，因为在《尚书》的第一篇《尧典》——即叙公元前23世纪里的事的一篇史书——的开头，它的作者便说：“曰，若稽古帝尧。”既曰：“若稽古帝尧”，可知作者的时代必离帝尧的时代很远了。大约《尚书》里的第一位作者，或记载者，至早是生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的。

伏生所传的《尚书》传到了晋时，有名梅赜者，自称又获得“古文尚书”的一种。这一本《尚书》除了28篇与伏生所传的相同外，又增多了《大禹谟》《五子之歌》等25篇，又从《尧典》中分出《舜典》1篇，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1篇，从《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1篇，又将《盘庚》1篇，析为3篇，合共58篇。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怀疑它。宋人才对它生了疑问。到了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力攻它的伪造，而伪造的事实遂判定。

次于《尚书》而产生的是《春秋》。据旧说，这部书是孔子根据“鲁史”而编著的。它所记载的时代为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隔了三年，四月，时孔子死。《春秋》的文字极简单，除了记载当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外，并没有什么叙述。于是有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人前后依它的原文，更作较详细的记载或说明。但公羊高及谷梁赤二人所作的传，仅注意于《春秋》的义例，详细说明孔子的褒贬之意，而对于事实并不详述。只有左丘明的传，叙述事实很详尽。左丘明的生平，没有什么记载留传下来，据传说，他是一个盲人。他的《春秋传》，不唯供给许多历史的事迹给史学家，且于文学上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文字简质，而叙写却极活跃，有时，也有很美丽的描写，下面举两个例：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我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十年》）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心矣。”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的《春秋》，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左丘明的传，则书孔子卒，直至哀公二十七年始告终止。

记载自公元前990年（即周穆王十二年）至公元前453年（即周贞定王十六年）的诸国的史迹者，有《国语》一书。相传这部书亦为左丘明所作。邱明作《春秋传》意有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以为《国语》。”但有的人则以为左丘明并没有著这部书。这部书的性质与《春秋传》不同。《春秋传》是编年的体例，《国语》则分国叙述。《国语》共有21卷，分叙周（3卷）、鲁（2卷）、齐（1卷）、晋（9卷）、郑（1卷）、楚（2卷）、吴（1卷），及越（2卷）八国的重要的史事。它在文学上亦有伟大的影响。现在举一二个例在下面，以见，它的叙写的一斑：

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叔向曰：“其阳子乎？”文子曰：“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其智不足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其随武子乎！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进，不阿而退。（《国语·晋语》）

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遂使之行成于吴……（《国语·越语》）

继续《国语》的体例，而叙三家分晋至楚汉未起之前的重要史事者，有《战国策》一书。《战国策》在文学上的权威，不下于《春秋》《左传》及《国语》；大部分的读者，且喜欢《战国策》过于《左传》与《国语》。在《战国策》里面，我们看不到一切迂腐的言论，与一切遵守传统的习惯与道德的行动；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已完全推倒，完全摧毁，所有的言论都是独创的，直接的，包含可爱的机警与雄辩的；所有的行动都是勇敢的，不守旧习惯的，都是审辨直接的，利害极为明了的。因此，《战国策》遂给读者以一个新的特创的内容。它如一部中世纪的欧洲的传奇，如一部记述“魏、蜀、吴”三国的史事的小说《三国志》，使读者永远地喜欢读它。《战国策》初名《国策》，或名《国事》，或名《短长》，或名《长书》，或名《修书》，卷帙亦错乱无序。汉时，刘向始把它整理过，定名为《战国策》，分之为33篇。所叙的诸国，为东周（1篇）、西周（1篇）、秦（5篇）、齐（6篇）、楚（4篇）、赵（4篇）、魏（4篇）、韩（3篇）、燕（3篇）、宋卫（1篇），及中山（1篇）。底下举了它的三段文字，可以略见它的风格与内容的一斑：

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君闻夫江上之处女乎？”苏子曰：“不闻！”曰：“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妾自以有益于处女，何为去我？’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弃逐于秦，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苏子曰：“善，请重公于齐……”（《战国策·秦策二》）

靖郭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更言之。”对曰：“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志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夫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战国策·齐策一》）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而大王不与秦。秦下甲兵，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于秦。韩入臣，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得无危哉！且夫约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敌而轻战，国穷而骤举兵，此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祸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战国策·楚策一》）

除了上面的几部史书以外，尚有《逸周书》《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等几部。

《逸周书》的性质与《尚书》相同。相传为晋时束皙所见之“汲冢书”之一。或谓此书非汲冢中所出，乃为孔子删削《尚书》之所遗者。

《竹书纪年》的性质，与《春秋》相同，记黄帝至周隐王之重要史事，文字极简单，相传亦为束皙所见之汲冢书之一。但后来的人也颇有疑其非汲冢的原本者。

《穆天子传》亦为汲冢中书之一。体裁与《尚书》《春秋》二书俱极异，乃叙周穆王游行之事。《左传》言：“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皆使有车辙马迹焉。”大约穆王的游行天下的事，必为当时所盛传者；所以有人记录他的游迹，作为此传。文字多残缺。现在录其一节如下：

庚戊，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天子乃树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茂苑。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黄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䧙自出。道里悠远，小川闲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记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穆天子传》）

像穆王这样的周游天下，远适荒僻，是中国的人民所甚为惊奇不置的，所以当时关于这一件事的传说，流传各处。《列子》书中亦有《周穆王》1篇，所叙之事，亦与此传大体相同。这一部书，对于考察古代中国的地理产物也极有用处；它的体例又是古代的史书中之最特创的。

尚有《越绝书》《吴越春秋》及《晋史乘》《楚史梼杌》诸书，大概都是纂辑古书中的记载而为之的。

《越绝》记越王勾践前后的事，相传为子贡撰，或子胥所为，俱为依托之言。或断定为汉时袁康、吴平所撰。

《吴越春秋》叙吴、越二国之事，自吴太伯起至勾践伐吴为止。亦为汉人所作。（《古今逸史》题为汉，赵晔撰。）

《晋史乘》及《楚史梼杌》二书，则历来书目俱不载，至元时乃忽出现。显然是好事者所伪作的。二书前有元大德十年吾邱衍序，以为此二书乃他所发现，实则即他自己辑集《左传》《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中关于晋、楚的记事而编成的。

三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著的书中，有许多是带有很丰富的文学的意味的；许多的哲学家都喜欢用很美丽的文辞，很有文学趣味的比喻，以传达他们的哲学思想。这许多哲学家都是生活在公元前570年（周灵王时）至公元前230年（秦始皇时）中间的。这个时代，正是春秋战国的时代。中国各处都继续地陷在局部战争之中，政治的、社会的纷扰达于极点；同时，传统的道德社会阶级，以及思想，都为这个扰乱所摧坏。于是新的创造的哲学，纷然地产生出来，有的表现消极的、厌世的、破坏的思想，有的努力欲维持古代的、传统的、积极的思想，有的欲以仁爱及实用之学救此扰乱，有的则欲以严明的政治及法律救此扰乱。思想的勃蓬与绚烂，为中国哲学界前所未曾有，后所未曾有。且离开它们的本身的价值而言，它们的在文学上的影响，亦为以前及以后的所有论哲理的书所未曾有。这时代的哲学书有许多是后来文学者所承认为最好的、不朽的作品，如《孟子》，如《庄子》，如《列子》，如《韩非子》等书即是一例。

这些哲学家中，最先出现者为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关于他的神话甚多，有的说他活了200余岁，有的说他入关仙去，后世的人遂以他为“道教”的始祖。孔子曾见过他。因为他做过“周守藏室之史”，所以孔子向他问礼。大约他的生活时代与孔子相差不远，其生当在公元前570年（周灵王初年）左右。其卒，至晚当在公元前470年（周元王时）以前。

老子所代表的思想是消极的、厌世的思想。他的书有《道德经》上、下二篇，共81章，文字极简捷，他因为当时政治的龌龊，言治者纷然出，而天下愈扰，于是主张“无为”，主张“无治”，以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治无欲。”“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他的理想国的景象。他不主张法治，以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不喜欢贤能与强力，而以谦下与柔弱为至德。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能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他的悲观，极为澈透。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种悲观的、消极的思想，在当时极为流行；一部分的人，以生为苦，于是唱着：“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一部分的人，则流于玩世不恭，讥笑一切仆仆道路的、以救民救世为己任的人，如《论语》中所载长沮、桀溺诸人都是。

因为这一派厌世的、消极的思想的流行，于是孔子便起来反抗他们的思想，宣传尧、舜“文武之治”，努力维持传统的政治的与社会的道德，以中庸的、积极的态度，始终不懈地从事于改良当时的政治，以复于他所理想的古代清明的政治状况。他在当时的影响极大，主要的弟子有70余人，他名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即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他的事迹与言论，许多书上都有记载着，但以《论语》所记者为最可靠。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及司寇，后来去官周游列国。到了68岁时，复回鲁地。专心著述，编订《尚书》《诗经》《周易》及《春秋》，还订定了《礼》与《乐》。卒时，年七十三。孔子的思想是入世的，是极为积极的。《论语》虽为曾子的门人所记，文字虽极简朴直接，却能把孔子的积极的思想完全表现出。老子主张无治无为，孔子则主张有为，主张政刑与德礼为治世者所必要，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是竭力欲维持传统的道德的。所以齐陈恒杀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季氏舞八佾于庭，孔子说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当时的人，常讥嘲孔子之仆仆道路而无所成，但孔子则不悲观，不为他们所动，仍旧积极的做去。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欤？”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欤？”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这种精神，真足以感动一切时代的人！

较孔子略后，而与孔子具有同样的积极的、救世的精神者为墨子。墨子为主张“博爱”“非攻”的哲学者，他的势力，在当时亦极大。老、孔、墨三派的思想，在当时几乎三分天下。墨子名翟，或以他为宋人，或以他为鲁人。他的生活时代约在公元前500年（即周敬王时）至公元前416年（即周威烈王时）之间。关于墨子的书，有《墨子》53篇。但未必为墨子所自著，大约一部分是墨者记述墨子的学说与行事的，一部分是后人加入的。墨子一方面有孔子的积极救世的精神，其救助被损害之国的热忱，且较儒者为尤强烈。孟子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数语，即足表现他的精神。楚国使公输般造云梯欲攻宋，墨子走了十日十夜，赶去见公输般，说服了他，使他中止攻宋。这件事是最使世人称道的。但同时，他又与儒家有好几点反对。儒者主张“王者之师”，并不反对战争，墨子则彻底地主张“非攻”。儒者主张“爱有等次”，墨子则主张“博爱”。儒者不信鬼，而信天命；重礼、乐，重视丧葬之事。墨子则主张“明鬼”而“非命”，提倡“节葬”而“非乐”。下面录《墨子》中的一段，可以略见他的思想：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何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之非，从而誉之，谓之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之，从而誉之，谓之义，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墨子·非攻上》）

儒、老、墨三派，互相辩难，都各有他们的信徒。到了后来，儒、墨之中又各分派，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墨中的巨子，其著作大约都已包含于《墨子》一书之中。儒中的重要者，则著书颇多：《大学》相传为曾子及其门人所作的，《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又有《孝经》，相传为孔子为曾子所说的，由后人记载下来。还有其他各书，但他们都不甚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且最有影响于后来的文学的作品的是孟子和荀子二人所著的书。

孟子名轲，邹人，生于公元前372年（即周烈王四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即周赧王二十六年）。卒时，年八十四。他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见过齐宣王、梁惠王，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有的人颇疑《孟子》，以为系后人所伪作，有的人则以为《孟子》一书未必为轲所自著，而是弟子所记述的。大约以后说为较可靠。当孟子时，天下竞言功利，以攻伐从横为贤，孟子乃称述唐、虞、三代之德，痛言功利之害，宣传“仁义”之说，努力维持传统的道德。是以时人都以他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他一方面却亦染了战国辨士之风，颇好辩难，喜以喻比宣达他的见解。因此，《孟子》一书较之《论语》及《孝经》诸书，其文辞更富于文学的趣味；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使它的读者都很喜欢它。下面举几个例：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巳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闲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孟子·离娄下》）

荀子，名况，字卿，赵人。初在齐，三为祭酒。齐人或谗苟卿，卿乃适楚。春申君用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失官，因家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卿的生活时代约在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230年左右。他的书《荀子》，有33篇，内有赋5篇，诗2篇。汉、魏、六朝以至唐，最盛行之文体之一，即为赋，而其名实荀卿始创之。荀卿并不墨守儒家的思想，他批评墨、道及诸子之失时，对于儒家之子思、孟子也不肯放过。他主张“人性是恶的”，反对孟子“性善”之说；主张“法后王”，反对儒家“法先王”之说；又主张“人治”，反对“天治”，对于盘踞于中国人的心中的“相”的观念，加以严肃的驳诘。他的文字纯浑而畅直。举一例于下：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荀子·天论》）

道家自老子之后，最著者有列子与庄子，他们所著的书，俱为后来文学者所最喜悦者。列子，名御寇，其生年略前于庄子，所著书名《列子》。或谓列子并无其人，其书乃后人杂采诸书以为之者。（或谓《列子》为六朝人所伪作。）但其文辞却绚丽而婉曲尽致，很能使读者感动。举一段为例：

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筿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桡。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曰：“臣问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沈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列子·汤问》）

庄子，名周，蒙人。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死于公元前275年左右。他甚博学，最喜老子的学说。著书十余万言。其文字雄丽洸洋，自恣以适己。

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

他的书《庄子》，现在存33篇，其中《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是后人伪作的。在下面举的两个例里，可以见他的美丽而雄辩的文辞的一斑：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吻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天运》）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浚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自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我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礌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河伯曰：“然则，我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域？”……（《庄子·秋水》）

中国古代的重要的思想家，在道、儒、墨三派的范围以外者，尚有不少。如杨朱，如惠施，如公孙龙，如邓析，如宋钘，如尹文，如申不害，如尸子，如商君，如许行，如驺衍，如田骈，如慎到，如韩非，都是各树一帜，以宣传他们的思想与主张。但他们的思想多少总受有儒、道、墨三大派的影响。他们所著的书，大部分都已散佚（如杨朱、惠施、宋钘、许行、驺衍、田骈等），我们只能从别的书中，见到他们的重要的主张。（如《列子》中有《杨朱》一篇，言杨朱思想甚详，《孟子》中亦言及许行的主张。）这些人，我现在不讲。至于在那有书遗留下来的“诸子”中，有一部分却是后人搜集重编的（如《尸子》），有一小部分又显然可以看见他是伪托的（如《商子》），这些人，我现在也不讲。公孙龙、邓析诸人，他们的书虽尚存在，但也不甚重要，且对于后来的文学者也无什么影响，所以我现在也不讲。只有韩非一人，我们应该加以注意。

韩非本是韩国的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同事荀卿。他口吃，不能说话，而善于著书。他看见韩国日以削弱，数以书谏韩王，不见用，进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以见志。后韩国使非于秦，非在秦被李斯诸人所杀，他死的时候，是公元前233年（即秦始皇十四年）。他的书《韩非子》，有55篇，其中一部分是他自己著的，一小部分是后人加入的。他的文辞致密而深切，后来论文家受他的影响者甚多。现在举其一段于下，以为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搆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搆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五蠹》）

此外尚有《管子》一书，托名管仲著，《晏子》一书，托名晏婴著，《孙子》一书，托名孙武著，《吴子》一书，托名吴起著，以及其他如《鬻子》之数，皆为后人所作，且对于后来文学者俱无大影响，所以这里也都不讲。

春秋战国时代的灿烂无比的思想界，到了战国之末，渐渐地衰落下来；于是有秦相吕不韦集许多宾客，使各著所闻，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名之曰《吕氏春秋》。这一部无所不包的杂书，就是中国古代思想界的总结束。到了秦始皇统一各国，焚天下之书，以愚天下人民之耳目；各种的思想便一时被扑灭无遗。汉兴，儒、道二派的余裔，又显于世，但俱苟容取媚于世，已完全没有以前的那种精神与积极的主张了。（《吕氏春秋》的文字也与它的内容一样的混杂，没有什么可以特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