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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汉之赋家、历史家与论文家

中国文学常识 作者:郑振铎 著


“赋”原是诗之一体,自屈原、宋玉以后,《诗经》里的简短的抒情诗歌已不复见,代之者乃为冗长的辞赋。

汉代之文学多为模拟的,殊少独创的精神,以与罗马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似觉有愧。她没有维琪尔,没有贺拉士,没有奥维特,甚至于没有朱味那尔与柏鲁托士,但只有一件事却较罗马的为伟大,即汉代多伟大的历史家。

汉之论文,远不如战国时代之炳耀,思想则几皆秉孔子之遗言而毋敢出入,不复有战国时电闪风发之雄伟的论难——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辞则几皆冗衍而素朴,无复有战国时比譬美丽而说理畅顺之辞采。

自秦始皇破灭六国,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以来,文学也与其他的学术一样,受专制的火焰的焚迫而成为灰烬。战国时光华灿烂的文艺作品,不复出现,所有者仅庞杂的《吕氏春秋》与李斯的拟古颂功的诸刻石而已。汉之初年,因黑暗之势力仍未除去,故亦无大作家出现。至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残酷无比之“挟书律”宣告废除,而文艺学术才渐渐地有人去注意。以后,便酿成了枚乘、司马相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充诸人的时代。大约当时的作家可以分为赋家、历史家及论文家三派。这时代约当罗马的黄金时代的前后。

“赋”原是诗之一体,自屈原、宋玉以后,《诗经》里的简短的抒情诗歌已不复见,代之者乃为冗长的辞赋。屈、宋诸人之作,犹满含着优美的抒情的诗意。到了汉代,作赋者大都雕饰浮辞,敷陈故实,作者的情感已不复见于字里行间,故几不能复称之为“诗”。然而这种“赋”体,在当时却甚发达。帝王如武帝及淮南王之流都甚喜之,作者且借此为晋身之阶。

最初的作者为陆贾,然不甚成功。其后有贾谊(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怀才而不得志,作《怀沙》《鸟》诸赋,为汉代最带有个性的赋家。但他的论文却较他的赋为尤重要。其专以作赋著名者为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诸人。

枚乘,字叔,淮阴人,死于公元前141年。曾游于吴及梁。所作有《七发》诸赋,而以《七发》为最著。《七发》的结构,颇似《楚辞》中的《招魂》《大招》,显然是受有他们的很深的影响;赋言楚太子有疾,吴客往见之,欲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历说以妙歌、美食、驰骋、游观、射猎、望涛之乐,太子不为之动,最后言使方术之士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之伦,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太子便涩然汗出,霍然病已。此种文体的结构实至为简单。在文辞一方面,亦颇有雕斫浮夸之弊。如:

驯骐骥之马,驾飞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苹,游青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七发》)

之类,殊觉堆冗无味,然后来赋家几无一不仿效之者,且益加甚。所以汉赋虽甚发达,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不能占重要的地位。乘所作,除赋之外,尚有人以《古诗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等8首认作他的著作者,但其凭证极为薄弱。他们所据者为徐陵的《玉台新咏》,但考查《汉书》中的乘本传,并未言乘曾为此类诗,《汉书·艺文志》的“歌诗”类里,亦不载乘的这些诗,即萧统的《文选》曾勇敢地把许多诗加上了李陵、苏武的名字的,却也并不曾把《古诗十九首》分出一部分作为枚乘的。何以徐陵却独知道是乘作的?实则像《古诗十九首》那样的诗体,绝不是枚乘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乘时所能产生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歌),是“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刘彻辞),是“日月星辰和四时”(柏梁诗),是“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韦孟诗),却绝不是“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迴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及“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等的完美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时代问题待下一章讨论。)

乘死之时,正是刘彻(汉武帝)(其统治的时代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初即位之时。彻甚好辞赋,其自作亦甚秀美。《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自造赋2篇。今所传《李夫人歌》及《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落叶哀蝉曲》:

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

以及其他,都是很有情感的。彻对于汉代文学很有功绩,一即位便用安车蒲轮征枚乘,乘道死,又访得其子皋为郎。司马相如、东方朔、严忌、严助、刘安、吾丘寿王、朱买臣诸赋家皆出于其时。大历史家司马迁亦生于同时,且亦善于作赋(《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赋》8篇)。此时可算是汉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秦灭之后,至此时始有大作家出现。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17年,为汉代最大的赋家。初事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客游梁,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贫无以自业。至临邛,富人卓氏女文君新寡,闻相如鼓琴,悦之,夜亡奔相如。卓氏怒,不分产于文君。于是二人在临邛买一酒舍酤酒,文君当炉,相如则著犊鼻裈涤器于市中。卓氏不得已遂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相如因以富。后来戏曲家以此事为题材者甚多。武帝时,相如复在朝,著《天子游猎赋》。后为中郎将,略定西夷。不久,病卒。所著尚有《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等。相如之赋,其靡丽较枚乘为尤甚。《天子虚赋》几若有韵之地理志,其山则什么,其土则什么,其东则什么,其南则什么,所有物产、地势,无不毕叙。班固、张衡、左思诸人受此种影响为最深。大约赋家之作,情感丰富、含意深湛者极少;大多数都是意极肤浅,而词主夸张,弃绝真朴之美而专以堆架美辞为务的。

东方朔,齐人,与司马相如同时。亦善于为赋,喜为滑稽之行为。尝作《七谏》《答客难》等。其与相如诸赋家异者,为在相如诸人的赋中,绝不能见出他们自己的性格,而朔的赋则颇包含着浓厚的个性。他的《答客难》一作,尤为著名,引起了后人的无数的拟作。

此外,严忌(亦作庄忌)作赋24篇,其族子助亦作赋35篇,刘安作赋82篇,吾丘寿王作赋15篇,朱买臣作赋3篇(皆见《汉书·艺文志》),但这些作品传于今者绝少,且亦不甚重要,故不述。刘安为汉宗室,曾封淮南王,有一赋名《招隐士》者,曾被编入《楚辞》中,但乃他的客所为,非他所自作的。

刘彻死后,赋家仍不衰。300余年间,作者辈出;最著者有刘向、扬雄、王褒、班固、冯衍、王逸、李尤、张衡、马融及蔡邕等。

刘向,字子政,汉之宗室,生于公元前80年,死于公元前9年。宣帝时与王褒、张子侨等并以能文辞进。元帝时,与萧望之同辅政。向不独以作赋著,亦为汉代大编辑家及论文家之一。所作赋共33篇,今《楚辞》中有其赋1篇。

王褒、张子侨俱与向同时,但名不若向之著。

褒字子渊,为谏议大夫,作赋16篇,今《楚辞》中有其作品《九怀》1篇,其他《洞箫赋》《四子让德论》《甘泉宫颂》等俱有名。

张子侨,官至光禄大夫,有赋3篇,今无一存者。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18年。善作赋,亦善为论文,辞意甚整练温雅,但甚喜摹拟古人,没有自己的创作的精神。作赋仿司马相如,又依傍《楚辞》而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效东方朔之《答客难》而作《解嘲》,拟《易》而作《太玄》,象《论语》而作《法言》。年四十余,自蜀来游京师,除为郎,桓谭、刘歆皆深敬爱之。其赋以《甘泉》《羽猎》《长杨》等为最著,然堆砌美辞之弊仍未能免,如:

于是钦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摇泰壹,举洪,树灵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车烛沧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炀丹崖。玄瓒觩

,秬鬯泔淡,肸蚃丰融,懿懿芬芬……(《甘泉赋》)

之类,都是故搜异字,强凑成篇,无甚深意的。

刘歆为向之子,与雄同时,亦能为辞赋,然其所作远不如雄之有声于时。歆之影响乃在所谓经学界而不在文学界。

班固字孟坚,生于公元32年,死于公元92年,扶风安陵人。年9岁能属文,为兰台令,述作《汉书》,成不朽之业。其所作诸赋亦甚为当时所称,以《两都赋》为最著。《两都赋》之结构,甚似《子虚赋》,先言西都宾盛夸西都之文物地产以及宫阙于东都主人之前,东都主人则为言东都之事以折之,于是西都宾为其所服;在文辞一方面,也仍不脱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的堆砌奇丽之积习。又作《答宾戏》,亦为仿东方朔《答客难》而作者。永元初(89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后宪败,固被捕死狱中。

与固同时者有崔骃,亦善为辞赋。所作《达旨》亦仿东方朔之《答客难》,其他《反都赋》诸作,今已散佚不见全文。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其生年略前于班固,亦以能作赋名。王莽时不仕,更始立,衍为立汉将军,光武时为曲阳令。所作有《显志赋》及书、铭等。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生于公元78年,死于公元139年。善作赋。所作有《西都赋》《东都赋》《南都赋》《周天大象赋》《思玄赋》《冢赋》《髑髅赋》等,又有《七谏》《应间》,仿枚乘、东方朔之作。此种著作,在现在看来,自不甚足贵。其足以使他永久不朽者乃在他的《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兮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下二节意略同)

此诗之不朽,在于它的格调是独创的,音节是新鲜的,情感是真挚的;杂于冗长、浮夸的无情感的诸赋中,自然是不易得见的杰作。衡并善于天文。为太史令,造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精确异常,可算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家。后出为河间相,有政声,征拜尚书,卒。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约生于公元55年,约死于公元137年。初以赋进,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撰《汉记》。后为乐安相卒。有《函谷关赋》《东观赋》等。其《九曲歌》仅余二句:

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车。(下阙)

却甚为人传诵。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生于公元79年,死于公元166年。为汉季之大儒,但亦工于作赋,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所作以《笛赋》为最著。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其不朽之作为《楚辞章句》一书,此书中,他自作之《九思》亦列入。此外尚作《机赋》《荔枝赋》等,俱不甚重要。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生于公元133年,死于公元192年。为汉末最负盛名之文学者。召为议郎,校正六经文字,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免去。董卓专政,强迫邕诣府,甚敬重之,三日之间,周历三台,最后拜左中郎将。卓被杀,邕竟被株连死狱中,所作文甚多,赋以《述行》为最著。有诗名《饮马长城窟行》者,辞意极婉美: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编邕集者多把它列入。《文选》录是诗,题为无名氏作,至《玉台新咏》始题为邕作,不知何所据。但当邕时,五言诗的体裁已完美,已盛行,将此诗归之于邕,自然不比将《古诗十九首》的一部分归之于枚乘的无理。

邕有女,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夫亡,居于邕家。兴平中,天下丧乱。琰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12年,生二子。曹操痛邕无子,遣使者以金璧赎琰归。此事曾为不少的戏曲家捉入他们的戏曲中为题材。琰天才甚高,躬逢丧乱,所作《悲愤诗》凄楚悲号,读者皆为之泫然。所叙皆她自己的经历,所以真挚凄婉之情充盈于纸间。汉世之诗赋,不是浮夸的便是教训的(如韦孟之诗),似此诗之真情流露自然是极少见的。

……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歼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中叙到胡地,下叙来迎归汉。)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

此诗还有第二首,格调与上所举的一首不同,叙述略简,而情节意思则完全相同,可绝不是一诗的二节,而是两个作者所作的二诗。大约一诗为琰原文,一诗乃为后人所演述者,至于究竟哪一首是原诗,则疑不能明。尚有《胡笳十八拍》一诗,亦叙琰之去胡与归来事,情节与《悲愤诗》俱同,仅增加了些繁细的描述。通常皆以此诗为琰所自作,或有疑其为后人所重述者。我则相信此诗绝非琰所自作;因为她已做了《悲愤诗》,何必更去做同样的别的诗篇?且细读《胡笳十八拍》实不似诗人自己所创作者,而大类乐人演述琰之事以歌唱之辞。如:

十七拍兮心鼻酸,关山阻修兮行路难……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难终,响有余兮思无穷。是知丝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乐各随人心兮有变则通……

此显然不是琰所自说的话。大约琰的故事在当时及其后必流传极盛,于是乐人乃以《十八拍》之新声,演此故事歌唱之。

汉代之文学多为模拟的,殊少独创的精神,以与罗马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似觉有愧。她没有维琪尔,没有贺拉士,没有奥维特,甚至于没有朱味那尔与柏鲁托士,但只有一件事却较罗马的为伟大,即汉代多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实较罗马的李委与泰西托士的著作尤为伟大,他这部书实是今古无匹的大史书,其绚灿的光采,永如初升的太阳,不仅照耀于史学界,且照耀于文学界。还有,班固的《汉书》与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韩婴的《韩诗外传》,也颇有独创的精神。荀悦的《汉纪》体裁虽仿于《左传》,叙述却亦足观。故汉代文学,昔之批评家多称许其赋,实则汉赋多无特创的精神,无真挚的情感。其可为汉之光华者,实不在赋而在史书。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其卒年不可考,大约在公元前86年(即汉昭帝始元元年乙未)以前。父谈为太史令。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自序)初为郎中,后继谈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后五年(太初元年)始着手作其大著作《史记》。因李陵降匈奴,迁为之辩护,受腐刑。后又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迁之作《史记》,实殚其毕生之精力。自迁以前,史籍之体裁简朴而散漫,有分国叙述之《国语》《战国策》,有纪年体之《春秋》,有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之《世本》,其材料至为散杂;没有一部有系统的史书,叙述古代至战国之前后的。于是迁乃采经摭传,纂述诸家之作,合而为一书,但其材料亦不尽根据于古书,有时且叙及他自己的见闻,他友人的告语,以及旅游中所得的东西。其叙述始于黄帝(公元前2697年),迄于汉武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自序)。分本纪十二,年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本纪为全书叙述的骨干,其他年表、书、世家、列传则分叙各时代的世序,诸国诸人的事迹,以及礼仪学术的沿革,此种体裁皆为迁所首创。将如此繁杂无序的史料,编组成如此完美的第一部大史书,其工作真是至艰,其能力真可惊异!中国古代的史料赖此书而保存者不少,此书实可谓为古代史书的总集。自此书出,所谓中国的“正史”的体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响者两千年。此书的体裁不唯为政治史,且包含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人物传的性质;其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自天文学以至地理学、法律、经济学无不包括;其列传则不唯包罗政治家,且包罗及于哲学者、文学者、商人、日者,以至于民间的游侠。在文字一方面亦无一处不显其特创的精神。他串集了无数的不同时代、不同著者的史书,而融贯冶铸而为一书,正如合诸种杂铁于一炉而烧冶成了一段极纯整的钢铁一样,使我人毫不能见其凑集的缝迹。此亦为一大可惊异之事。大约迁之采用诸书并不拘于采用原文,有古文不可通于今者则改之,且随时加入别处所得的材料。兹举《尚书·尧典》一节及《史记·五帝本纪》一节以为一例:

《史记》此节的材料虽全取之于《尚书》,然于当时已不用之文字如“宅”、如“厥”、如“平秩”、如“畴”,以及不易解之句子,如“方鸠僝功”之类,无不改写为平易之今文。观此,仅一小节,已改削了如此之多,其他处之如何改定原文亦可推想而知。《史记》虽集群书而成,而其文辞能纯整如出一手,此种改削实为其重要之原因。

在后来文学史上,《史记》之影响亦极大,有无数的作家去拟仿他的叙写的方法与他的风格;而作传记者更努力地想以《史记》之文字为他们的范本。这种拟古的作品,自然是不堪读的。而《史记》本身的叙写,则虽简朴而却能活跃动人,能以很少的文句,活跃跃地写出人物的性格。下面是《刺客列传》(卷八十六)的一段,可作为一例。

荆轲者,卫人也。……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太子曰:“颇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襒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乃装为遣荆卿……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上车而去,终已不顾,遂至秦。……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得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史记》130篇,曾缺10篇,褚少孙补之,其他文字间,亦常有后人补写之迹。但这并无害于《史记》全体的完整与美丽。

迁卒后百余年,有班固者作《汉书》。《汉书》的体例几全仿于《史记》,此为第一部模拟《史记》的著作。其后继固而作者几乎代有二三人。固书与迁书唯一不同之点在于《史记》为通史,而《汉书》则为断代的,起于汉之兴,而终于西汉之亡。《汉书》共100篇,凡帝纪十二,表八,志十,列传七十。《史记》所有之世家,《汉书》则去之,归入列传中,《史记》之“书”,《汉书》则改名为志。二者之不同,仅此而已。但《汉书》之体裁,亦有不尽纯者。固虽以此书为断代的,仅记西汉229年间之事,然而其中《古今人物表》却并叙及上古的人物,《艺文志》亦总罗古代至汉的书籍。尤可异者,则其中之《货殖列传》且叙及范蠡、子赣、白圭诸人。其体例殊不能谓为严整。大约《古今人物表》及《艺文志》皆为《史记》所无者,班固之意似在欲以此二篇补《史记》之缺。(至于《货殖列传》叙述之淆乱,则不知何故。)《汉书》之文字,叙汉武帝以前的事者大都直抄《史记》原文,异处甚少,故亦颇有人讥其剽窃。至其后半,则大半根据其父彪所续前史之文,而加以补述增润,亦有是他自己的手笔。固经营此书亦甚费苦心,自永平中始受诏作史,潜精积思20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其中八表及《天文志》,乃为固妹昭所补成,因固死时,此数篇尚未及竟。

除《史记》与《汉书》之两大史书外,刘向之《说苑》《新序》《列女传》及韩婴之《韩诗外传》亦殊有一叙的价值。此数书皆为传记一类的著作。

韩婴,燕人,汉文帝时为博士,又历官于景帝、武帝二世。婴所专习者为《诗经》;汉初传诗者三家——齐、鲁、韩——婴即韩诗的创始者,曾作《诗经外内传》,《内传》今散佚,独《外传》尚存,即所谓《韩诗外传》。但此书却不是《诗经》的注解,乃是与《说苑》《新序》同类的书。“大抵引诗以任事,非引事以明诗”(王凤洲语)。其文辞颇简婉而美,其所叙之故事,亦颇有些很好的故事在着。

刘向前已言其为大编辑者,现在所讲之《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其原料亦皆集之于古代各书,向第加以一番编纂的工夫。

《说苑》共20篇,以许多的片段故事分类归纳于《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之20个题目之下。

《新序》之性质,亦与《说苑》相同,今所传者有十卷,其第一卷至第五卷为《杂事》,第六卷为《刺奢》,第七卷为《节士》,第八卷为《义勇》,第九卷及第十卷为《善谋》。

《列女传》为专叙古代妇女的言行者,其体裁亦与《新序》《说苑》相同,以许多的故事,归之于《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几个总目之下,每传并附以颂一首。此书有一部分为后人所补入者。后来的人以附有颂者定为刘向原文,无颂者定为后人所补,大抵无颂者都为汉代人及向以后人,可以知道不是向原文所有。

凡此三书,其中故事有许多是很可感人的,很值得作为戏曲、诗歌的原料的;有许多则其机警譬解甚可喜。兹举一二例如下:

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远市,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吾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说苑》五)

晋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叹曰:“嗟乎,安得贤士与共此乐者!”船人固桑进对曰:“君言过矣。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则贤士至矣。”平公曰:“固桑来。吾门下食客者三千余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固桑对曰:“今乎鸿鹄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将背腹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应焉。(《新序》一)

“正史”与“传记”二者之外,古代《左传》式的“编年史”至汉末亦复活。当献帝时,荀悦为侍中。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30篇。此为《左传》的第一部拟著的摹作,此后,类此的著作,便常常的有出现了。

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人,生于公元148年,卒于公元209年。好著述,初在曹操府中,后迁黄门侍郎,曾作《申鉴》5篇。《汉纪》虽非他的特创之作,然辞约事详,亦颇自抒其论议。

汉之论文,远不如战国时代之炳耀,思想则几皆秉孔子之遗言而毋敢出入,不复有战国时电闪风发之雄伟的论难——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辞则几皆冗衍而素朴,无复有战国时比譬美丽而说理畅顺之辞采。中国之批评者多重汉之论文,以为浑厚,实则远逊于战国时代——自此以后两千年间,好的论文亦绝难一遇。

最初出现者有陆贾。贾为汉开创之帝刘邦时人,作《新语》12篇,每奏1篇,邦未尝不称善。此书虽至今尚传,然为后人所依托,原书已不传。后有贾谊,曾上治安策于汉武帝,议论畅达而辞势雄劲,似较其辞赋为更足动人。今所传有《新书》58篇,多取《汉书》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章段,颠倒次序而加以标题,大约是旧本残逸,后取谊文割裂重编之故。然谊固可追踪于战国诸子之后,自是汉代第一流的大论文家。今举其《治安策》的一节: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景帝之时,有吴楚七国之叛乱。这个时代,智谋之士颇多,如晁错、如邹阳、如枚乘,其说辞皆畅达美丽而明于时势,有类于战国诸说士。

枚乘,曾两上书谏吴王,当时称其有先知之明。

晁错,颍川人,为景帝内史,号曰智囊,即首谋削诸侯封地者,吴、楚反,以诛错为名,错遂为这次内乱的牺牲者。错深明当时天下情实,故所说都切当可行,亦当时之一大政论家。

邹阳,齐人,初事吴王濞,以王有邪谋,上书谏之不听,遂去吴之梁,从孝王游。左右恶阳于孝王,王怒,下阳于狱,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辞甚辩而富情感,读者都能为其所感动。故孝王得书,立出之,待为上客。此种文章,自阳后便不易得见。

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诸儒者,皆曾上书论事,然意见文辞都不足称。同时有刘安者,为汉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学喜士,曾招致天下诸儒方士,讲论道德、总说仁义,著书21篇,号曰《鸿烈》,即今所谓《淮南子》,尚有外篇,今不传。此书之性质甚似《吕氏春秋》,文辞尚留战国诸子的遗迹,而所论者殊驳杂而无确定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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