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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温暖出发

拾暖:1955—1974农场岁月 作者:谭文治


一向温暖出发

清晨,一抹阳光透进窗户,妻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女播音员用银铃般美好的声音送出一串不太美好的新闻:某女明星事件继续发酵,各种炮轰,各种删帖,你方唱罢我登场,好像不弄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誓不罢休。野生动物园老虎再次砸场子伤人,社会舆论由谁是谁非的争论,逐渐演化成人身攻击,语言之犀利,远胜老虎的尖牙利齿。

这是怎么了?

不禁联想起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各种撕扯闹剧,不是黑医院坑害了患者,就是患者家属伤害了无辜医生;连老人倒地该不该扶都成了掰扯不清的难题。至于警察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纠葛以及网络上无穷无尽的多方论战,更是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任何一颗小火星,都能迅速燃起一场互相伤害的熊熊大火,甚至以亲友交流为宗旨的微信朋友圈也硝烟渐起,不是你惹恼了我,就是我得罪了你,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从此在人间陌路上不相往来。

不可否认,有些矛盾关乎国家体制、民族未来,不能不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有不同的声音存在,那是国家之幸,可也有不少撕扯纯属吃饱了撑的,无聊得奇葩,让人笑得牙疼,却又“细思极恐”。

忐忑的心又蒙上一层阴影。

提上行李推开家门,对面女邻居正在锁门,窈窕的身影颇为陌生,但我知道,她搬来快一年了,经常看见她早上匆匆离家晚上匆匆回家,时常在楼道相遇却从没说过一句话。女邻居回头瞥了我一眼就面无表情地快步下楼,迅疾离去,好像有笔大生意正在前方等着签约。听着她留下一串高跟鞋和水泥路接触的“嗒嗒嗒”声,忽然感觉她的背影有几分冷漠和孤独,很想再见面时找个话题搭讪一下,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万一遭个白眼岂不更加无趣!再说,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越来越孤独,内心越来越冷漠呢?想想不禁哑然失笑。

很快,我钻进了地铁。平时我是不太喜欢坐地铁的,每次钻进地下就有些憋闷,但今天必须坐地铁,从家门口可以直达高铁站,仅半个小时的路程,安全快捷,免去了地面上的塞车之苦,也不用再瞻仰各种“路怒症”患者的嘴脸。

现代化的列车,用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带着我一路向北。

身旁是个帅气的小伙子,穿着入时,却一脸紧绷的严肃。我向他微笑,问候了一声,企图消解一下“邻居”的警觉压力。他像防贼似的瞥了我一眼,转回头不加理会。我相信自己的内心是真诚的,笑容也不会过于招人讨厌,他却高度警惕,好像我马上要向他推销假货,或要拉他参加传销大军似的。我不禁心里一沉,也不想再说话了。就把座椅调到最佳位置,掏出手机,插上耳麦,打开“喜马拉雅”,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开始以抑扬顿挫富有磁性的男中音震荡着我的耳鼓,论述着房市股市的严峻形势,讲述着如何规避金融诈骗。我关了手机,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陷入沉思。

我要去黑龙江省参加一个聚会,那里有我生活过十九年又阔别几十年的农场。

列车一路飞奔,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越洋电话,向我倾诉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孤独。看看表,此刻地球的另一边已是深夜,我能想象出,他一个人在美国的大别墅里正楼上楼下像个幽灵一样在徘徊,抽着洋烟,品着洋酒,遭着心灵孤独无助的洋罪。我就劝他,干脆回国算了,国内毕竟有他的亲人。良久,他才叹息一声,说:“算了,当初就是忍受不了同胞的欺凌,才到异国他乡来寻找温暖。现在走到哪里都有洋人礼貌的笑容,可温暖却不知藏在哪里。如今与家乡亲友多年不见,感情越来越淡,回去还不照样与冷漠为伴?”

常听一些五十岁开外的人发牢骚,说如今浑身哪儿都疼,就是没人疼。我也常想,没人疼的确是人生一大悲剧。其实,除了亲人,社会也应该学会疼人,会疼人的社会才是一等一的好社会,会疼人的管理者才是有水平的管理者。

接完老友的越洋电话,我思绪万千,又想到女儿。

还记得女儿降生不久,躺在我臂弯里蹬胳膊撂腿的情景,那感觉,就像人生突然间有了坚强的依靠。从此我的一切行为走向,都将和女儿相关,虽然生活清贫,拍着女儿渐渐入睡,内心却是幸福满满。为了再把幸福提升一步,我怀揣着全部积蓄二百二十块钱,从北京南下深圳。可是,若干年的时光竟如白驹过隙,转瞬间,女儿读大学就离开深圳重返北京,从此与我们这个原生家庭形成南北遥望格局,当初一家三口朝夕相处其乐融融的情景,已然成为历史。

前不久的一天早晨,妻端坐床边一脸落寞,我问何故,妻苦笑说,没有天伦之乐。我一时无语,孤独感瞬间塞心,就掰着指头计算,和忙碌的女儿一年见不上两面的时光究竟是从哪年开始?将在哪年结束?我深恨自己缺乏远见,没有把女儿留在身边读书。妻却揉了揉眼睛,说起几个老闺蜜与身边子女闹得势同水火的悲剧。不能不感叹,真是近亦忧,远亦忧啊。

忽然,另一节车厢传来一阵骚动,幸好没有发生大乱。眼前不禁浮现出城市生活的某些场景:人群密集之处,稍有异常,便会引起或大或小的一阵骚动。人们活得如惊弓之鸟,如此惊恐,温暖何在?我曾计划写一部《城市凶猛》的剧本,却担忧“负能量”过盛而作罢,但我不能不一遍遍想,我们曾经的温暖,究竟去哪儿了?我们本应该满腔激情,周身温暖地走完人生之路,可走着走着,就把温暖走丢了,却不知究竟是怎么弄丢的,也不知该去哪里找回,这究竟是谁的悲剧呢?

在北京暂停两日,学生时间约了几个同学,名酒好菜地与我欢聚,他说要让我用最好的状态与久别的农场重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如今的中国传媒大学)给时间他们做了一年的班主任,然后就离京南下追寻新梦,从此与他们远隔千里,却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友谊。学生们在国内国外的电视界功成名就,依然称我为师,我却视他们为亲为友。与他们相处,没有功利,不用寒暄,免去了客套,几杯酒下肚,便能找到友谊生发出的宝贵温暖。

开着时间借给我的车,继续一路向北。我选择自驾车回去,是为了自行掌控一路的节奏,能与东北大地更亲密而随意地接触,以便尽快找回当年的感觉,从当年的感觉中找回温暖。

我在农场有四年当中学老师的经历,分别时,学生们都是风华正茂、心怀梦想、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如今,饱经生活和命运的风刀霜剑,他们会怎样了呢?

当车轮滚进阔别多年的农场,忐忑的心瞬间凌乱。

踏上四十年前我曾走过,如今已焕然一新的路,看见当年曾住过,如今原貌依稀的老屋,往事便像大海涨潮一样,层层叠叠地漫过心海的浅滩。尤其那些两鬓斑白已然陌生的面孔,经过仔细辨认,一一和他们少男少女的影子相重叠,更在一张张脸上读出了他们这些年的故事,也读出了农场的往事,甚至读出了父辈们的故事。

接下来的几天,一直沉浸在快乐、回味和感叹中,学生们各自的生命旅程,或顺风顺水一路坦途,或风风雨雨饱经沧桑南辕北辙,甚至有人过早地去了另一个世界。这些年,没能和他们相知相处、互助互爱,深感遗憾。

尽管如此,我依然暂时找回了那曾经拥有的、在社会变迁中不断流失的、繁华大都市里特别稀缺的东西,那就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两个字:温暖。

我在农场生活了十九年,却无法站在地理的角度说清它的全貌。五岁时来到农场,那时并没有感知一个地方全貌的能力;慢慢长大,对农场没了新鲜感,也就很少去想它的全貌,接触的都是与生活相关的具体场景;所谓的“北倚兴安岭,南靠松花江”不过是个广告语,刻在心上的,还是每条路,每栋房,每棵老树,每个人,尤其是那些长辈的面孔。

在农场的几天,最多谈起的就是我们的长辈。农场的每寸土地都曾浸润着他们的汗水和泪水,如今他们大部分已经作古,肉体归尘入土,安歇在东南西北不同的地方。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里说:“人的肉身消亡,灵魂如梦似烟,生涯如战争亦如他乡羁旅,身后名更属虚幻。”我此刻却觉得前辈们的灵魂虽然如梦似烟,身后名却并非完全虚幻,他们的灵魂正飘然归来与我们相聚,向我讲述那些发生在一个小农场的平凡故事,让我回味那曾经的快乐,曾经的温暖,还有某些时段的冷漠与不堪。

我对农场的感觉,就像四海漂流过后突然遇到青少年时代的梦中情人,看着她,依然那么顺眼,那么可爱,但她却早已不属于我,我只能回首往事,重温朦胧的温暖,却无法与她融合。

久逝的故事渐渐复活,竟然清晰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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