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难忘花轱辘车

一个遥远的年头，一九五五年。

一个精致又破旧的小县城，黑龙江省通河县。

一条横贯东西的马路，延伸到城外就变得逼仄、弯曲、泥泞。路两旁，树丛与荒草杂处，蜻蜓与蝴蝶齐飞，像一首边塞古诗，美丽得苍凉。

渐渐地，县城的影子消失在荒草深处。泥泞的土路上，晃晃悠悠地走着一辆小牛车，是木头轮子的“花轱辘车”，车轴因为缺油，“吱扭吱扭”地响着，刺耳单调却富有节奏。

据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辆的国家，相传是由黄帝时的大臣奚仲发明。这种木制的车轮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制作过程相当复杂，《诗经》里的“坎坎伐檀兮……坎坎伐辐兮……坎坎伐轮兮”，写的就是砍树制作车轮的过程。这种花轱辘车轮子，一直被沿用到一九二六年，中国上海有了第一家橡胶厂，逐渐由橡胶轮子替代了花轱辘，但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东北还有不少花轱辘车在使用。

牛车上装着一堆破旧杂乱的生活用具，最显眼的是一口大铁锅，铁锅里坐着个瘦小的男孩儿，剃着个“狗尾巴”头，上身穿着对襟的家织布做的青花夹袄，下身穿着一条开裆裤，脚上是一双崭新的花布鞋，随着牛车的颠簸，男孩儿的头有节奏地摇晃着。

那男孩儿就是我，那年我五岁。

我的腰被一根绳子拴着，绳子把我和几件破旧的木家具连在一起。

我就是这样，坐着花轱辘牛车，走上一段难忘的人生之旅。这一走，就是十九年。

据说，有的婴儿出生两个月便有了记忆，有的到三岁才有记忆。我天生愚钝，从五岁开始，才能记忆一段完整的情节。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天生喜欢故事。父亲是个大老粗，母亲读过四年书，算是有点文化的人，可肚子里三皇五帝的故事实在太少，与我共同经历的那些生活琐事，就成为他们的历史故事，不断在茶余饭后被提起，渐渐地就嵌入了我的记忆。

赶车的是个三十岁的女人，身材微胖，齐耳短发上扎着个老式的蝴蝶结，穿着偏襟的蓝色家织布褂子，不用说，那是我的母亲。她挥舞着一根很不专业的牛鞭子，用很不专业的语言吆喝着那头瘦牛。那牛只会拉犁，生平第一次拉车，拉得很不情愿，很不专业。

牛车旁，慢悠悠地走着一头大白猪，赶猪的男人是我父亲。他精瘦、干练，身穿一套旧军装，脚蹬一双旧军鞋，手持一根木棍子，一边吆喝着猪，一边翻来覆去地唱着：“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

父亲的歌简直就是半吼半唱的，歌词是北大荒的流行谚语，曲子却是胡乱借用的一首军歌。

我手里拿着一把木头手枪，坐在大铁锅里，一边摇晃，一边朝着路边的荒草树丛“叭叭叭”地射击，渴望着能蹿出几只兔子，哪怕是几只狼，然后被我一枪一枪地打死。我哪里懂得，要是真的蹿出几只狼，我们一家人可就成了狼的美餐。

走在荒凉危险的路上，我觉得新鲜刺激，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概不知，当然更不知道“北大荒”是个什么东西，也没什么荒不荒凉，危不危险的概念，有没有大姑娘也与我无关。只要能在父母身边，就温暖安心；只要经历与昨天不一样的场景，就兴奋异常。

而我的父母，当时的内心却是惴惴不安的。父亲用部队里的军歌曲子，阴阳怪气地吼着“北大荒”，既是给自己壮胆，又是给未来添彩。

他们焦虑的是将要到来的新生活，他们拖上我，要去一个改变命运的地方，等待他们的一切都是个未知数，担忧和焦虑比危险更煎熬。

然而，眼前的危险才是真的危险，而且马上就降临了。真的来了一只狼，万幸的是只有一只。那狼跟在牛车后面，走走停停地不肯放弃，我还用木头手枪瞄准过它，但我不认识它是个什么鬼，没有害怕的感觉。

父亲吼着“又有兔子又有狼”，偶一回头，嘶哑的吼声便僵在半空，他看见了那只狼。

父亲似乎有点慌乱，快速地四下张望，发现只有一只狼，就镇定下来，一步一回头地边走边想招数。走了几步，他突然用棍子揍了一下大白猪的肥屁股，大白猪猛地向前跑去，父亲回头看狼，那狼正盯着奔跑的猪。父亲突然转身朝向那只狼，快速地搬起一块块硬泥巴，在路上横着摆成一排，像是筑起一道矮墙，又飞快地从路边折断几根柳条，插在泥巴矮墙上，对着矮墙撒了一泡尿，又挥起赶猪的木棍，对着狼装神弄鬼地舞动了一番，然后就回头猛跑追上了我们。这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赶牛车的母亲根本没发觉，我却在车上看见了。那只狼瞪着莫名其妙的父亲，在泥巴墙附近一边徘徊一边左闻闻右闻闻，突然一转身，窜进路边的荒草里无影无踪了。

这一幕，逗得我乐了好一会儿。

也不知走了多久，肚子饿了，母亲把车停下来，从车上翻出个布包包，掏出几个大馒头。父亲把拴着我的绳子解开，把我从铁锅里抱下来。我刚要吃馒头，父亲突然又来了兴致，从车上的杂物里翻出个“剿箩子”，那是一种在水里捞鱼的工具。父亲走到路边，在河沟里呼哧呼哧地捞了起来，不大一会儿，居然捞上来几条小鲫鱼。父亲从车上拽下几根干树枝，有横有竖地在泥地上架起一个小灶，又从车上翻出一根“明子”——就是松树干里松油聚集的部分，被截下来劈成一条一条的，就被称为明子，常用做引火之用。

父亲用火柴点燃了明子，塞进用树枝搭起的小灶，火焰便徐徐升起，他又在路边折了几根柳条，一根根穿过鲫鱼肚子，架在火上烤了起来。

鱼香伴着烟火弥漫开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烤鱼，吃在这北大荒的泥路上，香得我屁颠屁颠的。

父亲得意地说：“人家都说北大荒是个好地方，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怎么样，不是瞎说的吧？你们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父亲话音刚落，竟然有几只野鸡很配合地“扑棱棱”从头顶飞过，很快又落在不远的草丛里。父亲遗憾地说：“可惜现在没枪了，要是有枪，咱马上就能吃烧鸡。”

父亲说着，捡起一块硬泥巴朝野鸡落下的地方扔了过去，野鸡惊飞起来。我也捡起一块泥巴扔了出去，泥巴却落在路边的河沟里，只激起一朵小小的浪花。野鸡越飞越远，很快就消失在天空远处。

母亲有几分担忧，就说：“烤鱼这么香，招来黑瞎子和狼就麻烦了。”

我问母亲：“黑瞎子是啥呀？”

母亲说：“黑瞎子就是黑熊。”

父亲解释道：“黑熊眼神不好，脑袋上还长了一撮长毛，要是顺风跑，眼睛就让长毛挡住了，像瞎了一样，所以就叫它黑瞎子。记住，以后要是遇到黑瞎子，一定要顺风跑。”

父亲说着，竟有几分得意，就借机吹开了牛：“对付狼也有办法，老话说，狼怕摆阵，狗怕猫腰，狼也怕火，刚才我来不及点火，只能摆个阵试试运气。”于是父亲把刚才对付狼的招数吹了一遍，母亲这才知道遇到狼了，瞬间对将来的“好日子”起了疑心。

我却觉得好玩，问父亲：“你刚才摆的什么阵啊？”

父亲很得意地说：“迷魂阵。”

母亲说：“反正狼跑了，你吹什么都好听。”

我问父亲：“狼是不是很傻啊？”

父亲说：“狼才不傻呢，就因为不傻，它才怕摆阵。你以后要是遇到狼，也给它摆个迷魂阵。”

“行，遇到狼我就摆个迷魂阵。”我盼望着能遇到狼，亲自摆个迷魂阵。

父亲却说：“逗你玩儿的，你可别胡闹。狼是很厉害的，连我都害怕，别说你一个小毛孩子。”

我倒来了兴致，问：“狼和黑瞎子谁最厉害啊？”

母亲说：“当然是黑瞎子厉害了，人家都说，一猪二熊三老虎。”说着，看了看身边的大白猪，补充道：“猪是野猪，不是这个挨刀的货。”

我属虎，一直被灌输老虎是兽中之王，如何如何的厉害，原来野猪和黑瞎子比老虎还厉害，我有点失落。

父亲却说：“要是一个狼和一个黑瞎子打起来，可能黑瞎子厉害，可是狼很少单独行动，喜欢成帮结伙的，所以还是狼厉害。黑瞎子什么都吃，最喜欢吃苞米，狼是专门吃肉的，吃猪吃牛吃羊，吃不到猪羊就吃人。狼咬人那才叫厉害呢，你要是没看见它，它就悄悄地跟着你，走到身后就站起来，伸出前爪子拍一下你的肩膀，你以为有人和你开玩笑，一回头，它就咔哧一口咬住你脖子，一眨眼，脖子就断了。”

我吓得一哆嗦，恰好母亲拍了我肩膀一下，我竟大叫一声，差点尿裤子。

母亲胆怯地扫了一眼周围的荒草，对父亲说：“别说了，吓死就没法走了。”

父亲的话给了我很大刺激，从此就特别怕狼，长大成人后，虽然没再遭遇野狼，我还是常常想到狼，梦见狼。带女儿去动物园时，宁可不去狮虎山看那些没精打采的老虎，也要去“狼园”，看着铁丝网里野性不减的狼圆睁着仇恨的绿眼一刻不停地走动，竟有种报复的快感。后来，社会开始推崇“丛林法则”，居然盛行起“狼性赞美”，什么“狼性”体现了团队精神、拼搏精神、顽强意志等等，把各种赞美一股脑黄袍加身地送给了狼，用野兽取代了模范人物，还有遍地开花的“狼性团队训练班”，传播“狼性”加上厚黑学的做人理念，教人学坏的招数简直五花八门。

搞“狼性培训”的人往往会讲一个段子：两个伙伴在森林里行走，遇到一只黑熊。伙伴甲立刻换上跑鞋，伙伴乙不解地问：“穿上跑鞋就能跑过熊吗？”伙伴甲说：“我跑过你就行！”

每当看到这样的教科书，我心里就会暗暗发冷。原来他们宣扬的“狼性”，其核心理念就是牺牲队友，其实狼还真没那么无耻。

说实话，我没见过受“狼性”教育的人在战场上多么英武，倒是见识过他们在与自己人厮杀时是如何下狠手的。

曾认识一位热心传播“狼文化”的人，他深为自己小时候接受奉献教育而不忿，也对温良性格不齿，进行了一连串的反思后，就对他的独生儿子也进行了“狼性”洗脑……如今他人生迟暮，据说正在享受“狼性”教育的“成果”，在儿子赐给他的冷漠中，孤独地开始了新的反思，不过为时已晚。

重新上路不久，又遇到个新麻烦，牛车“打捂”了，木车轮陷在泥坑里动弹不得。母亲无计可施，父亲试了几招也不灵光，茫茫荒野，渺无人烟，母亲还时不时地四处张望，生怕再遇到狼。父亲看着深陷泥坑的木头车轮，苦思冥想却没有良策。

母亲禁不住埋怨道：“这就是你说的‘好日子’，嫁给你们‘山东子’算倒了八辈子血霉。”母亲是东北人，对饱受孔孟之道熏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山东人颇有微词，在母亲嘴里，山东人始终被称为“山东子”。

“山东子”父亲看看车轮，再看看气喘吁吁的瘦牛，一声不吭，母亲的埋怨，父亲似乎有点认同。

母亲像所有女人一样，很善于翻后账：“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县里当会计呢。”

父亲低声说：“我才念了两个月的书，能当会计？算错账就得犯事儿。”

母亲揶揄着说：“行，今天半夜全家人喂狼，你就算不错账了。”

父亲开始强词夺理了：“要不是你和咱爹咱娘过不到一块儿，能跑到这荒山野岭遭罪？”

母亲愤怒了：“你怎么倒打一耙，是我和他们过不到一块儿，还是他们欺负我？”

父亲口气软了下来：“是啊，所以就不能留在县里当会计，得走远点啊。”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反正你总是有理。”

父亲嘟囔了一句：“唉，人和人就是整不到一块去啊。”

爷爷是个性情古怪的老头，父亲参军离家后，爷爷对母亲和我有点刻薄，虽然住在爷爷的大房子里，我和母亲却像个受气包。本来奶奶是蛮温良的，但她比爷爷大了六岁，年龄的弱势让她在爷爷面前有点低三下四，任凭爷爷慢待我们娘俩而不敢作声，常常是爷爷奶奶和大伯二伯姑姑几家子热火朝天一起大吃大喝，我和母亲却在自己的小屋里没人理睬。母亲给我弄点吃的，自己则在一边垂泪。母亲性格鲜明刚强，在婆家受此冷遇，内心愤愤却无可奈何。父亲远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母亲想找个人诉诉苦都办不到，这成为母亲一生的痛和永恒的唠叨话题。

都说隔辈亲，我却从没享受过爷爷的温暖，这让我终生为憾，或许对我性格的形成也有不小的影响。每当看到那些须发皆白的老者含饴弄孙、老幼皆欢的画面，内心就能感受到一种隐隐的刺痛。我知道，当年爷爷并不缺少逗孙子的欢乐，只不过那些孙子不包括我，被冷落的滋味让我很受伤。

爷爷的表现，父亲心知肚明，因为爷爷认定父亲当兵上了前线，十有八九是不能活着回来了，我和母亲等于是个永久的累赘。所以母亲一说到和爷爷的纠葛，父亲就先矮了半截，谁让他摊上个古怪的爹呢。然而，父亲内心的歉疚终于有机会获得释放，那是三十多年后，弟弟有了儿子，父亲有了孙子，自己当了爷爷后，整天拉着个小车载着孙子玩，成为左邻右舍有口皆碑的佳话。

父亲不再和母亲争吵，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唯一该做的就是把车轮子弄出泥坑。他看了看车上的破东西说：“干脆先把东西卸下来，完事再装上。”

母亲说：“把东西都卸在泥坑里，以后还怎么用？”

父亲说：“我在部队行军时，走不动了就扔东西，除了枪，其他都能扔，那叫轻装上阵。”

母亲则说：“部队的东西扔了，国家还给；咱家的东西扔了谁给？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父亲也不说话，把缠在我腰上的绳子解开，他想先把我抱下来。

这时，大白猪又溜到路边吃起了野菜。父亲突然灵光一闪，赶忙到路边薅了一大把野菜，把猪哄骗到牛车旁，从车上翻出一根粗绳子，一头拴在猪脖子上，一头拴在车辕子上，然后用木棍狠敲猪和牛的屁股。牛和猪受惊般地一齐发力，车轮终于滚出了泥坑，没想到车子猛地向前一蹿，我和大铁锅就一同翻滚到车下，铁锅把我严严实实地扣在了车辙的泥水里。

父亲赶忙翻转黑锅，把我从泥水里拽了出来，母亲用路边河沟里的水洗去我脸上的烂泥巴。可惜那时没有相机，更没手机，否则半个多世纪后，说不定会诞生一幅获奖摄影作品。

难题终于破解了，我被重新放在大铁锅里用绳子拴上，花轱辘车轮子又“吱吱扭扭”有节奏地响了起来。

大白猪一路上都是被父亲赶着走，现在被拴上绳子与牛为伍，就十分地不情愿，也完全不熟悉“业务”，不是赖着不走，就是猛地向前一蹿。不过这大白猪还真不赖，属于那种处在风口上或许能飞起来的聪明猪，身在荒郊野岭，自知与人相依为命的重要，经过一阵子的磨合，“业务”竟也渐渐地熟练起来。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个叫作“黑龙江省岔林河农场”的地方，是一九五三年建立的省直属劳改农场。

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就失业了，一家人开始为前途和命运纠结。赖在爷爷家里，爷爷坚决不许；奶奶劝父亲去农村种地，母亲坚决不从；组织分配个会计工作，父亲坚决不去。走投无路之际，终于有了机会，省劳改机关在县城选拔几名管教干部，父亲被选中。转业军人管犯人，顺理成章，算得上专业对口。这个工作不需要文化，只需要胆量，父亲在部队虽无大功，却也凭着勤劳勇敢获得过几枚小勋章，无论政治条件还是业务条件，管犯人都绰绰有余。况且，去劳改农场算是爷爷、父亲、母亲三方都能接受的唯一出路。

离别县城那一刻，爷爷奶奶都如释重负。踏上通向未来的荒路，父亲似乎信心满满，母亲却是一脸焦虑，感觉自己就是个悬在半空的纸风筝，牵线的却是那个叫作“命运”的家伙。

黑龙江有不少劳改农场。一个新政权刚建立，需要关押的政治犯和刑事犯很多。

为什么很多劳改农场都建在黑龙江呢？理由似乎很简单：一是背靠“苏联老大哥”，自以为安全；二是黑龙江有大片荒地可以开垦，让犯人垦荒种粮，进行劳动改造，算得上一举两得。再说，黑龙江是边疆，发配犯人到边疆也是古已有之的惯例。

父亲被分配到农场的二分场，那里的监狱先建好了，管教干部的住房却不够用，我们被临时安置在距二分场两里路的毛家屯。

我们终于到了毛家屯，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夕阳的余晖映着小兴安岭山下的树丛、庄稼和荒草，小小的毛家屯显得渺小又孤独。

比毛家屯更渺小的还有我们一家三口，不但渺小，还十分搞笑：牛和猪一同拉着个破花轱辘车，我的衣服上沾满烂泥巴，母亲一脸的疲惫和沮丧，父亲一脸的歉疚和无奈。

这个难忘的花轱辘车之行，绝不是我一个五岁孩子的单独记忆，因为在农场经历的一切都与此相关，这一天就成了全家生命历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开端，所以总是被提起，似乎永远也不会忘记。

母亲本来家境殷实，三十年没离开过熟悉的县城。自从嫁给了“山东子”的父亲，生活品质就直线下降，为了生存，不得不迁居寒酸荒凉的毛家屯，不但自己生活极为不便，还连累了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让我输在了起跑线上，所以在母亲中年的感叹和老年的唠叨中，对这一天总是带着懊悔。

父亲是个不擅长表达内心的人，加之有种歉疚感，所以每次谈起难忘的花轱辘车，他只补充经历过的细节，却从不表达内心感受，他怕刺痛自己。

那一幕，经常不经意间在我脑海里过电影。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乘飞机出差，从北京到银川，中途在包头降落一次，那是一架老式的伊尔-14，机体很小，居然客货混装，一路上都在云层里颠簸，忽上忽下，像一片飘荡的树叶，随时会被大风刮丢或者摔到地上沉入泥塘，我忽然就想起二十二年前坐花轱辘车迁徙的情景。后来每次乘飞机或者坐动车坐高铁，我都像得了强迫症一样，习惯性地想起那辆花轱辘车，在脑海中过电影的一幕幕也从黑白片逐渐演变成彩色片、宽银幕，甚至是3D片。可见，对某件事的记忆也会随着个人阅历的不断丰富，逐渐改变它的意义和内涵。每当遇到生活的波折，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我是坐着花轱辘车在泥路上开始人生之旅的，一切困难都是命中注定，也一定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