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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曲的起源与形成

花雅争胜:南腔北调的戏曲 作者:解玉峰 著


中国戏曲起源与形成问题,可谓是中国戏曲研究中争议最多的问题。过去人们在这一问题上之所以难成共识,最根本来看是由于每人观念中对“中国戏曲”的界定各各不同,大都过于宽泛。如果我们将“中国戏曲”界定为使用生、旦、净、末、丑等脚色搬演故事的一种戏剧,那么考察中国戏曲的形成最应关注的似应是民间讲唱“故事”的流行,讲唱“故事”的流行可能是催生脚色制的最主要动力,而两宋为中国戏曲的形成可能提供了最合适的经济、文化环境。

戏曲起源与形成诸说

中国戏曲起源与形成问题,可谓中国戏曲史研究中争议最多的问题。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问世的百余年来,可谓家异其说。至今学界尚未能达成共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来看主要是因为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思维路径和观念、方法有不同。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巫觋说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也有戏剧起源的思考,《宋元戏曲史》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开篇即提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自王国维以后近百年来,不断有学者试图从巫觋或宗教祭祀的角度考察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及其历史发展。

现代人之所以把巫觋或宗教祭祀与戏剧起源联系起来自有原因。不论是产生自人类远古时代的巫术活动,还是近万年来人类文明演进中新产生的各种宗教祭祀活动,都出于人类的神灵信仰和崇拜。先民深信,万物有灵,山川湖海、花木虫兽都有“灵魂”,当实体的物质、肉体生命毁灭或死亡后,其“灵魂”仍然不灭,继续游荡于人类生活的世界,在古代中国它们被称为神、仙、鬼、魔、精、怪等,神灵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或者灾祸。人们如果希望祈福避祸,则可通过“巫”[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人被称为“灵媒”(spirit medium)或“萨满”(saman)]与鬼神进行交流,向它们贡献物品。巫往往通过歌舞、咒语或其他仪式进入一种迷狂状态,祈请某神灵降附其身,然后以这一神灵的身份和口吻与人交流,待交流完毕后神灵重新回归到它所属的世界,而巫也重新回到现实和理性的人类世界。现代科学尚无法解释上述巫术活动,故在崇信科学的一些现代人眼中这些巫术都被视为迷信,而巫觋“装神弄鬼”,非常类似戏剧的“扮演”。

《诗经》、《左传》、《国语》、《楚辞》等先秦文献有很多巫交通神灵的记述,故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有结论云:“(巫)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王国维之后,冯沅君、闻一多等学者对戏剧源于巫觋更有进一步的证说。

在各种巫术活动中,傩仪因其公开性和公众的普遍参与而特别引人瞩目,历代相关文献记载最多,也最为详实。如《周礼·夏官》有:“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枢;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论语·乡党》有:“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傩仪至今犹存,自应源自上古,但傩仪中巫人头戴面具、手执兵器以驱邪祟的仪式内容则始终未变。

各种巫术活动(包括傩)由于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不能公开活动,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动员了文化系统大量科研人员共同参与的大型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编撰的启动,研究人员在各地陆续发现了各种形态的傩(戏),这些被发现的傩戏后来大多被冠以地域性名称作为当地“剧种”受到关注,如傩堂戏、桃园戏、阳戏、地戏、梓潼戏、关索戏、端公戏、僮子戏、赛戏、对戏、跳五猖、香潼戏、师道戏、铙鼓杂戏、坛戏、洪山戏、嚎啕神戏、藏戏等。此后国内相继召开多次傩戏会议,傩戏作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的提法也开始出现。如1987年2月在安徽贵池召开的傩戏研究会论文集后来出版时即题为“傩戏·中国戏曲的活化石”。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热中,各地傩戏作为各地的“地方文化”再次得到关注,中国戏曲源于巫觋说也不断得到回应。

二、倡优说

中国戏曲舞台表演的主体为职业优伶,明清时期“优伶”一词与戏曲演员基本同义,故近世“优孟衣冠”一词也成为演员演戏的代名词,这样在人们考察中国戏曲起源时,关注前代优伶的表演形式和内容是很自然的。

王国维在考察中国戏曲起源时非常看重优人史料。其所著《宋元戏曲史》不因巫觋而废优伶:“巫觋之兴,虽在上皇之世,然俳优则远在其后。……要之,巫与优之别: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至若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戏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

由于历代帝王多豢养倡优以供谐笑,其相关史料多且易得,故后来探讨戏剧起源者多乐于利用此类史料,将《史记·滑稽列传》所载“优孟衣冠”事等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戏剧起源与形成问题上用力最勤,且最看重倡优一系者,当推任二北(半塘)先生。任先生曾在五十年代初先后编成《优语集》(1952)、《唐戏弄》(1958)。任先生认为,春秋时的优孟衣冠是“历史上最健全的一出戏”,中国戏曲史至少应始自汉晋(他希望有研究者写出一部“汉晋戏剧史”,以便与他的“唐五代戏剧史”相接),而唐代的《踏摇娘》、《西凉伎》等则是“全能戏”。唐崔令钦《教坊记》所载《踏摇娘》表演如下:

北齐有人,姓苏,鼻。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丈夫著妇人衣,徐行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摇”。

《踏摇娘》为何可称“全能戏”呢?任先生解释说:“(全能)指唐戏不仅以歌舞为主,而兼由音乐、歌唱、舞蹈、表演、说白五种技艺,自由发展,共同演出一故事,实为真正戏剧也。”

任先生追溯戏剧起源偏重倡优表演,且认为中国戏曲唐五代时已高度成熟,这使他在中国戏曲起源与形成问题上跟王国维形成较大差异,也引发了后来的很多讨论和思考。

三、百戏说

近代以来,在探讨中国戏曲起源时注意到汉代百戏散乐,特别是其中的角抵戏及“东海黄公”,当始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有些学者则更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百戏散乐。1933年,邵茗生在当时著名的戏剧研究专刊《剧学月刊》第二卷第九、十两期相继发表了《汉魏六朝之散乐百戏》、《唐宋明清之散乐百戏》两篇长文。三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戏剧史著作在论及戏剧起源时,一般都会论及汉代百戏散乐中的角抵戏“东海黄公”。

考察中国戏曲起源问题,偏重百戏散乐一路,前辈学者中周贻白先生用力最多。周贻白先生在其《中国戏曲史长编》自序自道其缘由云:“戏剧夙有综合艺术之称。在中国,因其脱胎于古之散乐,所包括之事物,尤为繁复。”《中国戏曲史长编》第一章“中国戏曲的胚胎”,其第一节“周秦的乐舞”,第二节“汉魏六朝的散乐”,第三节“隋唐歌舞与俳优”。由这样的章节设置可见,周贻白先生的考察虽亦有巫觋、俳优方面的考虑,但百戏散乐显然很被看重。且在周贻白先生观念中,“百戏”作为总称,俳优之戏也可包括在百戏中,而“中国戏曲之单称为‘戏’,似乎也是由这个总称分支出来,而成为专门名词。其中确也有不少的东西,在戏剧的形成上有相当的帮助。”故周贻白先生非常看重角抵戏“东海黄公”的意义,这一角抵戏见载于《西京杂记》:

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金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

周贻白先生认为这一表演有人物扮演、有故事情境,“中国戏曲的产生,应当以此作为起源”。也正是按照这种思路,他也非常重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目连救母杂剧的记载: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勾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

周贻白先生认为北宋时目连救母杂剧“基本上已经具有后世戏剧所应具备的条件”。值得指出的是,历来目连戏的演出都杂有翻梯、跳索、蹿火、筋斗、蹬臼等百戏表演,这也可以解读为他认为百戏对中国戏曲的形成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周贻白先生之后,董每戡《谈“角抵”“奇戏”》,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以及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等论著在探讨戏剧起源问题时,也都非常看重散乐百戏的意义。如《中国戏曲通史》第一章“戏曲的起源”论角抵戏云:“按‘角抵’、‘蚩尤’均称‘戏’。《说文解字》云:‘戏,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这个解释从金文《师虎殷铭》中得到证明。可见戏字是与战斗有关的……古代凡称‘戏’的一类表演,多带有竞技的意思。”由这样的字源学考证,也可以提醒研究者们探讨戏剧起源为何会偏重百戏。乾隆中叶以来,各种地方戏崛起,与民间武术有密切关联的武戏颇受普通民众的喜爱,唱、念、做、打也逐渐被认为演员的四项基本功。这种现状也可以解释百戏说为何成为戏剧起源诸说之一种。

四、多源说(综合说)

以上,我们为叙述之便,将历来探讨戏剧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学术理路分为巫觋说、俳优说、百戏说三类,而事实上大多数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多采取折衷的办法,极少偏执一端,也就是认为中国戏曲的来源是多途的(也不仅限于巫觋、俳优、百戏三大类)。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讨论元杂剧之前的前七章内容所反映的:中国戏曲源自上古巫术,历经先秦以来的俳优、百戏、唐歌舞戏、参军戏、宋滑稽戏、小说杂戏、乐曲、宋金杂剧院本等多源综合而成。目前一般戏剧史著作多采纳多源说或综合说,因为这样按时间线性展开,可充分利用《宋元戏曲史》以来发现的各种文献史料,也可见中国戏曲艺术的“综合性”和“源远流长”。

除以上四种说法外,还有“外来说”和“傀儡戏说”。许地山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发表长篇论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1927),提出汉唐以来中印文化交流较多,印度戏剧可能影响了中国戏曲形态。孙楷第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先后写成《近世戏曲的演唱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1940)、《傀儡戏考原》(1944)两文,认为“宋之戏文、元之杂剧殆由傀儡戏影戏蜕变而来。宋之戏文、元之杂剧,实即肉傀儡或大影戏也”。这些两种说法后来也有一些影响,但目前接受者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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