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我的哥哥金德崇和他的同学们受到延安中学和延安大学的邀请，准备回母校参加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因为我嫂子身体不好不能同行，我就作为“陪伴”一同回延安。这是我朝思暮想的机遇，是我离开延安后第一次回去，我兴奋不已。

在北京机场离航站楼最远的一个角落，停着一架小飞机，那可能是机场里最小的一架飞机了。可是哥哥说，这是中央“特批”的一趟可以从北京机场直接飞往延安的飞机，每周只有两班。我想，延安不但在我的心中，就是在全中国也是举足轻重的啊！9月17日下午5点钟，飞机在延安机场落地，我走出机舱，发现机场里只有这一架飞机，可是，前来接站的人群却是热情洋溢，举着标语牌欢迎校友返校，摄像机、照相机拍个不停，我们被请上一辆崭新的中巴，一路驶向圣地延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汽车玻璃窗外闪过的景色，噢，那就是黄土高坡，那就是窑洞，我的眼睛一眨不眨也看不过来，接待的人对我说：“第一次回来吧。”记忆中的乡音缭绕在我的耳边是那么亲切，我使劲点头，“是第一次，我1946年底离开，五十多年了第一次回来，完全没有印象啦”。突然车一拐弯，听见有人说，“前面就是宝塔山！”一座绿油油的山坡映入眼帘，我急切地问：“我怎么看不见宝塔？”车上所有的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灰色的塔坐落在山顶上，那就是延安的宝塔吗！？它怎么这么小？它怎么这么不起眼？可是，多少年来，它在我心中是那么样的高大、雄伟、壮观啊！但我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透过泪水，我一路紧紧地盯着宝塔，看也看不够，这就是我心中的延安啊。车再一拐，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喊：“看不见了！”大家都安慰我说：“明天带你们去宝塔山、清凉山，可以看个够。”我们没有等到第二天，办好报到手续，放下行李就自己出游了，第一站就是站在延河边上望着宝塔，直到太阳落山、华灯初上。

第二天一大早，哥哥说要带我去中央医院的旧址，那里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在延安生活了五年而没有离开过一天的家。可是，我对它没有留下一点记忆，所以，我特别想赶快去看看那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延安市里不大，出租车5元钱可以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也是5元钱，我们从八一宾馆打一辆出租车，经过卷烟厂、四八烈士陵园到了李家坬村的路口，就花了5元钱。

我看见一条不宽的柏油马路从村前经过，这是唯一的大路，以前听爸爸妈妈说过的那条从中央医院山下流过的延河已经完全干涸，成了路边的一条沟壑。站在马路上，回头望见的是一座被绿树覆盖的大山耸立在大路旁，和我在照片上看到的中央医院的那个黄土高坡完全不一样。土窑洞分散成点点、片片，似有一层一层的感觉。

延安中央医院旧址大门(1998年摄)

过了马路，走到村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石砌的大门，坐落在上山的路口，被乱石和绿油油的杂草围绕着。大门右侧石柱上刻着“中央医院”，左侧刻的是“延安学生疗养院”，横梁上刻着的英文字在这西北小山村特别抢眼，右边是STUDENTS SANATORIUM(学生疗养院)，左边是CENTRAL HOSPITAL(中央医院)，横梁的中央有一个突出的五角星，表明这个大门是当时火红年代留下的真迹，这里曾经是延安中央医院的旧址。由延安市政府建立的纪念碑端庄地坐落在大门后面，碑文字体清秀，刻的是中央医院旧址的简介，讲述了中央医院从1939年建立到1947年撤离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功伟绩。纪念碑的后面，一条土路曲曲弯弯地通向山坡，路的两边长着高高的白杨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的房屋、窑洞，绿树、鲜花一直到山顶，在我心中它们是那么亲切、美丽。

我一字一句仔细地观看纪念碑的碑文：本书所引用史料文字，为保留原貌，均未作改动。

中央医院筹建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月开始接收病人。同年十一月七日举行了开院典礼。傅连暲、何穆、魏一斋先后任院长。医院的医生有刘允中、金茂岳、阿洛夫等人。

医院创办初期，有病床三十张，到一九四三年病床增加到一百七十张。医院先后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结核科、小儿科、传染科、药剂室、检验室、X光室、手术室和护理部等科室。是当时延安科室基本配套、设备较为齐全的医疗中心之一。据统计，医院从创办至一九四五年底，共收治病员12 677人。林伯渠、关向应、张浩、杨松等同志先后在此住院治疗。

医院先后举办了四期护士训练班和一期医生训练班。从一九四零年后，该院也被称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部。延安学生疗养院在一九四一年一月成立后，也与该院同设于此，同年十一月迁至杨家湾。

一九四七年初，该院迁往华北解放区，组成“第一后方医院”，后改为中央门诊部。一九四九年三月迁往北平(北京)。

该院旧址现保存有石砌大门一座，手术室和门诊部石窑十孔，及土窑洞上百孔，现为延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延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

山下的窑洞都是翻修过的新窑，石头打底的砖墙一直到顶，有一户的新窑完全是石材的窑面，石头窑拱下的新门、新窗好像还散发着木头的香味，院子里停放着农用运输车，闪亮的煤堆上苫着塑料布。这是一家姓张的老乡，房主的父亲叫张风勇，和张树华两兄弟是李家坬村的老住户。当得知我们是中央医院金主任的子女时，老乡拉住我们的手，赶快往屋里让，就像远方的亲戚回来啦，沏茶倒水，真让我们像到家一样，老乡就是老乡啊。房主张喜贤年长几岁，他的兄弟张喜贵和我同年出生，我们都是当年中央医院的同龄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倍感亲切。屋里摆设虽然简单，但看他们已是衣食无忧。孩子在育才学校念书，还是哥哥的校友，更是亲上加亲！我们赶快到院子里，站在新窑前照下第一张和李家坬老乡的合影，而且留下通信方式，我的“老家”在延安市宝塔区河庄坪镇李家坬村，日后我把照片寄回了“老家”。

我家老窑洞

我和哥哥沿着这条土路准备上山，离开延安已经五十多年了，中央医院的布局在哥哥的脑子里依然清晰，我真佩服他的记忆。在小路的右侧有一片平地，种满了小树和玉米，喇叭花开在路边，他说这块地像是当年小儿科的地方，传染科在一进大门的窑洞里。往上走，路边的一座破旧的石窑像是当年的传达室。山上的窑洞差不多都坍塌了，成了土坡坡或者是一个一个的土洞洞，有的地方还能看出一层一层的结构。快到山顶了，看见一排挖在山坡坡上的窑洞，这是山上最完整的一排窑洞。黄土坡坡的墙上长着绿油油的野酸枣树，根深叶茂，把窑洞的门窗都遮住了，还没有结枣，我想，可能是这些酸枣树保护了这排窑洞，使它们至今没有塌陷。窑洞门前的黄土地上长着齐腰的蒿草。木质门窗形状基本完整，门已经没有了，残存在窗户棱上的窗户纸随风摆动着。窑洞的墙上露出砌着的石头砖块，外面抹的泥面大部分脱落。最引人注意的是窑洞大门旁边有一个砖砌的土灶和通往窑洞顶上的烟囱，窑洞门前也有从下一层窑洞伸上来的烟囱口。看来，这里已是多年没有人来过了。我们掀开酸枣树枝，窑洞还能进去，但空荡荡的黑窑里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我出生的窑洞吗？就是吧！我赶快站在窑洞前留下珍贵的照片。时隔十年后，当我再次来到山上，已是时过境迁，又是别样景象啦！

这次从延安回来，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太多的回忆，十年间，我经常回想起那一幕一幕、一景一景，久久不能忘记。我感觉到心中总有一种情结让我不能平静，我总想做点什么，可又不知道做什么。直到2005年春节全家聚会时，我的弟弟金胜利说，明年是建党六十五周年，想策划一台节目搞个纪念活动。他在北京电视台工作，是一位优秀的编导，策划的不少节目我都很喜欢。他说，把爸爸保存的延安中央医院出生婴儿登记本找出来当引子，采访几个知名的老同志，和你们延安儿女一起回忆、座谈，话说延安。当年电视台还没有那么多谈话节目，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颖的方式，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一定会有轰动的效应。可是，金胜利回家就没有找到我们的父亲视为珍宝的出生婴儿登记本！因为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些本子，不知道它们长得什么样，也从来不知道它们被珍藏在什么地方，父亲去世已经快二十年了，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年，几次搬家，收拾杂物、整理书籍，完全无从找起。这就成了我们家庭的一个极大的遗憾，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记得“文革”后，我刚从兰州调回北京，父母就说过：“金星是医生，那些出生婴儿登记本以后就交给金星保存。”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拿出来，我也没有要过。现在，它们让我心痛，让我难过，让我后悔没有在父亲在世时把它们接过来，到这时我才懂得历史资料的重要和无法弥补的价值。2006年我退休了，这一年也是我们父亲百岁的日子，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的人找出来，用我的心血弥补这一缺憾。五年多的时间，共征集了近2 000名在延安出生的娃娃。经过访问，我才真正开始了解了中央医院，了解了在那里献身青春的一代医务人员和在那里生儿育女的一代革命人。他们经历的那段特殊岁月，有艰苦、有快乐，抹不去的记忆成了老人们永远的话题，也让我非常感动。

这些年来，我访问过的那些曾经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过的老同志，回想起延安，说起中央医院，往事好像就在眼前。他们都说，以前工作繁忙，没有机会再回延安看看，现在又都成了老老人，身体有病，无法远行，回延安成为梦牵魂绕的憾事。2012年3月，春寒料峭，延安的天空零零星星地飘着雪花，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在延安中央医院旧址竖立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即将举行，86岁，已经患有肺癌的骆行坚持要在孩子们的陪同下回延安参加这次活动。当她站在中央医院所在的山上，当她来到快要倒塌的传染科病房的老窑前，她说：“我了却了梦想，至死无遗憾。”这唤起了好几位老人的思绪，他们期盼着有机会也像骆行一样，重回延安，重温在中央医院度过的青春岁月和难忘的战斗生活。

当年在延安出生的娃娃们都已年过花甲，走近古稀。我们本来都是普通的孩子，当初父母为了追寻革命的真理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来到延安，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解放全中国和劳苦大众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和先锋，而他们的在延安出生的这群娃娃就被亲切地称作“延安娃”。我们的第一声啼哭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革命后继有人啦！我们一出生就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在父母的感召下，完成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如今我们都已经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但是，我们心中永远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我们是生活在北京的延安人。

这些年有很多延安娃满怀深情重回故土。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在2008年9月组织“情系延安——革命圣地寻访团”回延安，有来自北京、西安、武汉、广州、四川的128个延安娃参与，掀起了“回延安”的热潮。相继又有广州、成都等地的延安娃一批一批回延安，也有自己个人回去的。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2008年8月，一个炎热的季节，我到煤炭医院看望已经病入膏肓的荆延园，一个一米八的大个子，体重却不到70斤，我实在不忍心再举起照相机对着他，他却以沙哑的声音，坚强地对我说：“我得了癌症后，决定要回趟延安，我坐在轮椅上，让家人推着，来到我生活过的枣园，流连忘返，还见到了带过我的大姐姐，当年她才13岁。最后我还登上宝塔山，留下最后的照片，我死而无憾。”没有多久，他走了，带着对延安的幸福回忆，毫无遗憾地去了。

荆延园和带过他的大姐

2008年9月，延安儿女“情系延安——革命圣地寻访团”回延安，在宝塔山(左1)、中央医院大门前留影

2013年一个雪后晴朗的冬日，我和张自力应邀到吴银妮家看望她的母亲司仃阿姨。据说92岁的司仃阿姨已经多日不能进食进水，每天昏昏欲睡，我心想能在病榻上见见这位延安老妈妈就已经不错了，谁料当躺在床上的司仃阿姨听说有“延安儿女”来看她时，执意要起床，而且穿上衣裤下了地。她站在床前，面带笑容一一端详我们后说：“面熟。”我的心立刻激动不已，她分明表述的是：我们都是延安老乡啊。她坐在床边的靠椅上，明媚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着她，脸上洋溢着微笑。她翻看了我带去的签名簿，认出了几个熟悉的鲁艺人，非常高兴，伸出大拇指，表示称赞。这时，她也拿起笔签下了“司仃92岁”。接着，她坚持要坐上轮椅把我们让到客厅。她坐在轮椅上，让我靠在她的身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就这么坐着，亲情温暖着我的心，多好的老人家啊！突然，她说：“延安到处是哇哇的歌声。”我说：“你还记得唱什么歌吗？”一会儿，老人家像是自言自语地边说边唱道：“延安府城东，两边有山峰，一边叫清凉，一边叫嘉岭。”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延安时代的歌声依然在她的脑海中缭绕，在她心中荡漾。听她女儿说，我们走后，司仃进入昏迷状态，没有几天老人安详地走了。这是一个音乐人留给我们最后的延安情。

司仃和女儿吴银妮

我们都知道延安是老家，只要有机会就想回去看看，那里是故乡，是不同祖籍、不同姓氏、不同家庭的延安娃共同的故乡，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出生地。去延安看一看故乡的变化，更多的是去追忆自己在那里度过的一段模模糊糊的童年生活。站在中央医院的大门前，有人看到如今中央医院旧址满目苍凉，房倒窑塌，不禁流下难过的眼泪；有人悄悄包起一捧故乡的黄土带回去留个纪念；也有人回顾一生的风风雨雨、世态炎凉不禁号啕大哭。

2009年9月16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恰逢延安中央医院建院70周年，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同志们怀着对故乡延安的深情、对中央医院医务人员的崇高敬意和感激，以及传承延安精神的责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举办了具有特殊内涵的庆祝大会。古元的版画《回忆延安》被放大做成布景，“祖国母亲颂”的主题镌刻在火红的版画上，激荡着一代延安人，大家心潮澎湃。数百名延安儿女和曾经在中央医院工作及生活过的老一辈革命家欢聚一堂，亲切、激动、热烈的场面胜过每一次聚会，感动着每一个延安人。

可是当年，我们都是不懂事的小娃娃，我们是如何出生、如何长大，我们都经历了怎样的生活，为什么对延安那片贫瘠的黄土地有着血浓于水的深情，我要把这几年老人们讲述的星星点点的故事转述给大家，共同分享70年前发生在延安的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感天动地的故事。

延安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曾经在延安生活过的一代革命人，也不只是把延安看成一个人生经过的地方。从他们留给我们的无穷无尽的大大小小故事中，我意识到，那其实就是代代相传的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靠的就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无论我们的国家如何改革开放，无论科学技术如何进步，永远不能丢失的就是延安精神。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延安人解不开的延安情。

中央医院70周年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