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在山峁峁上的窑洞医院

红军长征，1935年10月19日走进吴起镇，12月开始陆续到达陕北的瓦窑堡、保安县，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从保安迁往延安。中央军委把长征路上的卫生所改编成西北办事处机关卫生所，负责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1937年7月，由于外来人员不断增加，医疗任务扩大，中央决定让傅连暲在延安东门外嘉岭山(宝塔山)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他们在半山上挖了一排70孔窑洞，建立了能收容100个病人的医院，傅连暲担任第一任院长。红军整编后，中央苏维埃医院改为陕甘宁边区医院，傅连暲继续担任院长，边区医院成为延安早期重要的医疗单位。1938年10月，延安不断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狂轰滥炸，延安的许多机关、学校、保育院都搬到了安塞，坐落在宝塔山上的边区医院也搬到安塞的黄瓜塔，一时间延安的医疗机构成了空缺，生老病死的问题急待解决。

傅连暲和中央医院

傅连暲在延安

1938年冬，党中央委派傅连暲同志负责组建中央卫生处，正式成立的中央卫生处负责中央机关的保健卫生工作。时任中央卫生处处长的傅连暲向中央提出建立一所正规化的医院的建议很快被采纳。

傅连暲是福建长汀人，1894年中秋节出生在一个双亲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因家境贫寒，他在基督教教会崇正小学半工半读，由于得到教会医生的帮助才进了中学，毕业于汀州基督教会中西中学。1910年进入汀州基督教会“亚盛顿医馆”医科学习5年，毕业后受聘在福音医院任汀州所辖八县旅行医生，他为人正直，博爱济世，友善诚挚，仁心仁术，1918年成为该院的高年住院医师及助教，他主动报名为北伐军救死扶伤而成为红十字会主任医师。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英人院长、医生离开医院，傅连暲被推举为院长。1927年8月，周恩来、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长汀，傅连暲组织医院人员悉心医治红军伤病员300余人，徐特立、陈赓都曾经他治疗。他尽力保住陈赓膝盖、踝骨两处枪伤的左腿，使其避免截肢。他在给闽西国民党驻军师长郭凤鸣治病时得知，敌人在搜捕中得到一份汀州地下党员名单，而自己的侄女是共产党员，他立即设法告知侄女和其他地下党员迅速转移，侄女在郭凤鸣的帮助下逃亡上海，避免了一场捕杀。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部进驻长汀，他们到福音医院看望红军伤病员时，傅连暲结识了红军的领导人，并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傅连暲为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士检查身体、治疗疾病，结下一生的情缘。1931年，伍修权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左腮中弹，辗转来到福音医院医治伤愈。红军撤离后，傅连暲以职业作掩护，秘密为党工作，建立交通站、掩护地下党、采购药材。他在汀州开办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任校长；1932年开办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任校长，为苏维埃政府培养最早期的医护人员。1932年5月，贺子珍在福音医院生下小毛。毛泽东还师长汀，曾入福音医院养病达四个月之久。1933年，傅连暲按着毛泽东“要有个自己的医院”的设想，放弃每月400块大洋的丰厚收入，举家搬到瑞金。他用170人，花了14天，把整个医院迁往瑞金，并全部捐献给中华苏维埃，创办中央红色医院并任院长。1934年9月，正当第五次反“围剿”准备突围的关键时刻，得知毛主席在于都发高烧，他骑着一头骡子，日夜兼程，赶了180里路到于都医好了毛主席的恶性疟疾病，安排红色医务学校的优秀生钟福昌一直留在主席身边成为“医护警卫员”——有病时当医生，没病时当警卫员。他发现红军部队中有人患天花，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及时为全体红军接种牛痘，防止了天花蔓延。他派出自己的医科学生黄成、叶青山随军服务，这两人成为我军最早的医务骨干。邓颖超也曾在傅连暲家养病半个月，与傅母、傅夫人结下深厚友谊。1934年10月，傅连暲抱病参加红军长征，他挑选了常用的器材和药品一共四担子(每担不超过40斤)连同八把牙钳上了路。以往我们对长征的了解多是无衣无粮的艰辛、爬雪山过草地环境的艰难困苦、敌人的围追堵截、一场场战役中枪林弹雨下的牺牲，其实艰难困苦中各种疾病、伤痛的困扰成了当时又一摧残生命的大敌。一路上，胃肠疾病、腹泻、营养不良、贫血、夜盲症、结核病、疟疾、伤寒、痢疾、回归热、脑炎不断，伤病员伤口的感染，长途行军带来的脚伤和各种外伤的感染、溃烂，严重地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又缺医少药。傅连暲千方百计为红军和群众解除病痛，他曾经用将冷毛巾裹在身上的土办法退烧；就地取材，用让病人频频饮用浓茶水的办法奇迹般地治好了王树声、邵式平、康克清等人的伤寒病；用路边的终年积雪捏成小冰球局部冷冻麻醉后拔除病牙。艰难的行程中，需要更多的医务人员来协助工作。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傅连暲从四方面军里挑选了有文化的林月琴、陈真仁、张佩和何毅与他同行，一面行军，一面传授医疗技术，使之成为他的助手。1935年1月，红军从扎西向赤水河急行军途中，战火纷飞的路上，在一间简陋的茅草房里，傅连暲为贺子珍接生了另一个男孩，因为战事紧张，孩子刚一出生就连同身上带着的3块银元一起送给了老乡，这个孩子从此没有了下落。红军于1935年12月胜利到达陕北保安县。可是，傅连暲一度被调往总司令部为朱德总司令治病，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领导下，从川北南下，再次过雪山、草地。在阿坝，他为陈琮英接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远征”。后来我见到任远征，她给我讲述了更细致的情节：

左起：任远征、任远、石新民、李讷、傅维方(傅维方提供)

左起：石新民、傅维方、任远征

1936年7、8月份，红军渡过一条大河来到阿坝，见到一处木屋，下面是羊圈，有一个树干斜靠在木屋边，那是一个用砍刀砍几下做成的简易木梯，通往楼上住人。妈妈怀孕爬不上树梯，半夜就在羊圈里生下我，荒无人迹草原的夜晚寒气袭人，傅伯伯为我接生，陈真仁阿姨和我的爸爸任弼时举着蜡烛、手电助产。第二天，朱老总设法到河里钓来一条鱼煮了一碗汤给妈妈喝了，妈妈抱着刚出生的我一同继续行军，给我起名“远征”，一直把我带到延安。

1936年12月毛泽东派彭德怀来接朱总司令，傅连暲也一同回到保安，1937年1月13日跟随党中央到达延安。1938年9月7日，傅连暲同志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入党志愿书证明人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着“毛泽东”三个字。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医生要在延安创办一所新型的医院。

1939年3、4月份，党中央接纳了中央卫生处傅连暲处长的提议，决定在延安修建一所正规化的医院，为延安的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解决生老病死的大问题，中央委托何穆同志在中央卫生处领导下筹建这所医院。傅连暲又从中央门诊部抽调共产党员、护士郁彬协助何穆筹办医院。中央拨款5 000元，觅地建院。中央组织部又调来上海人陈洛怡，他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干部，腿有残疾，负责总务，一直工作到1939年10月份调离。一同调来的马相友任会计，他后来就留在了中央医院一直工作到1941年。

筹建医院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1946年中央医院全景(韩子玮提供)

觅址李家坬村建院

当时中央卫生处在延安城北的西川兰家坪一带的山上，他们沿着河谷向上寻找合适的建院地点，很快就在兰家坪西北方向的李家坬村选定院址。李家坬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村后耸立着一座大山，高高的山峁峁，坐东北朝向西南，绵延在阳光的普照下，甚是喜人。川流不息的延河从西北向东南流过村前，使得这一片黄土高坡生机盎然。延河对面就是陕北公学。过了延河，再向东南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八路军司令部王家坪。当时这段延河上没有桥，人们一般都是卷起裤腿蹚水过河。从李家坬翻过山向西南方向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大家决定就在李家坬办医院，报请中央李富春同志批准后随即开工建院。

郁彬

宋光明

2007年5月18日，我访问了91岁的郁彬，她是第一个调到中央卫生处参加筹建医院的工作人员。她清楚地回忆说：

李家坬的山很高，是从半山坡上开始打窑洞的。打窑洞是技术活儿，陕北老乡是打窑洞的行家，当时，5块钱打一口窑洞，五六天就能完成。

曾经在中央医院学习的宋光明是延安人，她对我说：

打窑洞可是要技术呢，选址就很重要，先要分清“立土”还是“横土”，土窑打在“立土”上就结实，几十年不塌；如果在“横土”上打土窑就容易垮塌，一定要再打上“建子”来加固，用柱子架上横板的是“明建子”，也有“暗建子”。

在山上打窑洞不像我们在城市建房，整整齐齐排成一排。它顺着山势绵延曲折，一排窑洞，有的面向东南，有的面向西南，甚至有的拐到面向北，有的在坡上，有的在坡下，可能就是根据“立土”、“横土”来修建的。窑洞里没有梁柱，也不需要特别的装修，土墙、土顶，把地面夯实了，就能住人，这是最普通的“土窑”。没有书架、衣架，在墙上挖出一个“坷坮”，就是放神像的佛龛那样的小台子，可以放盏油灯、书报等小物件。人们与黄土为伍。门窗都是木工老乡们用自产的木材就地加工安装上的，木制的窗棂糊上窗户纸可以挡风、采光。厚重的两扇木门对开，门上有门闩；小窑洞是一扇木门。无论大门、小门都有木结构的门关子。木门可以拆卸下来，既可以当“床板”，又可以当“担架”。没有玻璃、没有油漆，按现在的理念来说，窑洞是原生态的、最环保的、无公害的绿色宜居之家，建完即可以居住。当然，还要在窑洞门前修上一处可以活动的小院，摆上石头当小凳，一块大的平整的石板就是桌子。坐在桌前纳凉学习、捻线织衣、谈天论地，这就是当年人们的休闲方式。一切建材都是就地取材，大人、小孩都知道那首歌谣：“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绝对的一流。到9月份，已经挖好两排，有三四十口窑洞，初设50张病床，分内科、外科和妇产科三个科室。9月6日，初期的医院就这样建成并开始收治病人了。

据老人们回忆，第一个住进中央医院的病人就是杨松，他当时是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结核病，身体很虚弱，1942年11月23日病逝时只有35岁。中央医院妇产科第一个有记录的娃娃是1939年9月17日出生的，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联系上这个在中央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娃娃。

在《延安中央医院第一后方医院纪事》一书中记载着，据1939年12月31日统计，自9月至12月，全院收治病人164人，其中肺科46人、外科31人、妇科28人、产科59人，共治愈106人，死亡1人，年终留院继续治疗57人。

后来，窑洞扩大到了4层，下面一层是工作人员的住地，上面分别是外科、妇产科、内科，各占一层。最初的手术室建在山上的石窑洞里，坚固、耐用又美观，窑里墙面都抹了灰，再不是裸露的黄土墙，便于消毒保洁。还有一种叫接口窑，有接口石窑和接口砖窑，是把土窑的门匝和外墙上都砌上石头或砖，用来加固窑洞。一间一间的窑洞是独立的房间，所以转送病人，尤其是手术前后的病人和产妇，一般都需要用担架抬着走。为了防空、遮风避雨和医疗工作的方便，就在一些窑洞的后墙之间挖了通道，像我们现在说的“走廊”，这样不出窑洞就可以转送病人。产房、婴儿室都是接口窑，而且和产科病房窑洞之间都有通道，转运产妇、把婴儿从婴儿室抱到病房喂奶就非常方便。手术室、婴儿室的窑洞修了利用地热取暖的地炕，烧火的灶砌在窑洞外面，窑洞的地面挖成一道道沟，用清涧的石板盖在上面，又薄又结实，散热也很好。整个地面用混合的三合土(石灰、沙、土各1/3)覆盖，用木棍捶打，光滑度仅次于水泥。地沟的内端深入后墙，出口的烟道开在山顶上，热气经过石板下的地沟从后面的烟道排出窑洞外，窑洞里暖和、清洁又卫生，还不容易发生煤气中毒，真是奇思妙想。还在山下的平地上盖了一些平房，山上山下分别用作病房、办公室和医务人员的宿舍。当时延安树木多，工人们就地取材自制木板床和最简单的家具。工作人员的宿舍最简单：一张可以睡觉的木床，公家统一发的被褥，一个木凳，有的小窑洞里连桌子都没有。

用担架抬病人

办公室里面有各式简易的办公桌、木凳，有存放文件、病历的柜子，木板式的病历夹挂在墙上。最初的病床就是用长条木凳当床腿，支一个床板，可是这样的床摇摇晃晃，不牢固，易损坏。就到山沟里去锯了一些树桩，用三根树桩做成一个架子，一个横梁、两条腿，腿的下端埋在土里。这样两个架子代替了两个长凳，搁上木板、铺上草垫就成了病床。还有的床是用木头做成框，打上洞，穿上麻绳，像南方的棕绑软床，垫上被褥就可以当病床，抬起来就是担架。用木板钉成一个两层板的小桌当床头柜，给病人存放简单的洗漱用具和生活用品。在床头柜上钉上一个大钉子还可以挂挎包。当时的被褥都比较简陋，病人住院，也有自己带铺盖的。

“只要看上，我就调给你”

中央办医院的决心已定，但是并没有现成的医护人员，便从各个方面调配人员、调运物资加速中央医院的建设。

何穆在延安

后来任中央医院院长的何穆曾经回忆说：“富春同志在交给我筹备医院的任务时，就有非常明确的指示：在中央机关的任何一个部门里，你只要看到对中央医院合适的干部，就告诉我，我就调给你。”这绝不是虚说的。

最先来到医院的医务人员是中组部发掘出来的。当时，一批一批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中有学过医务的同志，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延安，大部分人还是背着行李，步行千里来到延安，是为了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参加革命，和过去的“自我”决裂。

第一个来到中央医院的郁彬回忆说：“我是上海人，1918年出生。”

郁彬是上海仁济高级护校毕业的专业护士。她说：“上海仁济高级护士学校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式的学校，高中毕业还要读四年。我在校学习三年半，已经参加国际会考有了文凭，但是还没有参加学校的考试，抗战爆发就出来参加革命，算是肄业。后来辗转至武汉，经邓颖超介绍到江西南昌在妇女生活改进会从事妇女救亡活动，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与薛明、叶群一共5个人于1938年11月到延安进入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准备学习后回新四军去继续做革命工作。”她说：

我当时不愿意做医疗卫生工作，所以来到延安就没有说自己学医的经历。有一天叶群发烧，我随身带着一支体温表，给她一试体温38度。当时傅连暲是校医，就问叶群：你怎么知道38度呢？才知道我是一个医务人员，有一支体温表。1939年3月我就被分配到新成立不久的中央卫生处工作。准备筹建医院，我又被傅处长点将，成为中央医院第一个工作人员。

黎平也对孩子们说过，她来延安时，包里带了一支体温表，同学们追问才知道她是在上海学习过的助产士，她马上就被调到新建立的中央医院。还有护士龙静先，实习医生王广胜、邓良渭(邓子华)和司药马忠明，他们奉调来到医院就立即投入到筹建病房的工作中。丁侃也是最早来到医院的工作人员之一。

1939年7月，中央医院迎来了第一批22名女青年，她们都是来自延安其他学校、单位的知识青年，成为护士训练班的第一批学员，由郁彬负责给她们上护理课。

石昌杰在延安

1939年8月，石昌杰同志奉命从马列学院调来中央医院。石昌杰是四川合川县人，1911年11月出生，1932年3月参加中国义勇军四川赴难宣传队到上海。“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他参加抗日义勇军，配合19路军对日作战。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淞沪停战协定》后，他又出关参加东北义勇军冯庸部长城抗战。1934年返沪，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任上海法南区组织区委。1935年2月，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他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在狱中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的高尚品质，于1936年10月入党。抗战爆发后，因国共合作他于1937年8月无条件获释出狱，在组织安排下到陕西云阳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到延安后，他先后到延安党校、陕北公学学习，后调任陕公卫生总所所长，1939年初入马列学院学习时调来中央医院，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石昌杰来到医院后建立了中央医院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郁彬为副书记，当时的支部受中央直属机关总支领导，总支书记是刘英，副书记是王平水。石昌杰于1939年8月至1944年6月任中央医院副院长，曾于1941年7月至1942年12月任代院长。

而何穆在刚刚开始建院不久，却因为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不满回了重庆。9月份，中央任命傅连暲同志兼任中央医院院长，这就是最早的领导班子。接着，刘允中、魏一斋、邵达先后奉调，从八路军总医院来到中央医院筹组医疗科室。随即而来的就是在安塞黄瓜塔边区医院任妇产科主任的金茂岳。又有一批行政人员和事务人员来到医院：行政机构初步建立，设院部办公室，赵艾为秘书；设总务科，科长为傅贵典，副科长为程秉信；李福淮为管理股长；惠艾升为供给股长。有了炊事员、管理员，买了两个牲口，具备了食宿条件。正是靠着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一座初具规模的医院便建成了。

院部在上山最显著的坡坡上，走上台阶有三口石窑，左边是院长办公室，右边是通信电话室，中间是急诊室，随时接待急诊病人。

中央医院在李家坬只有住院部和工作人员的生活区，各科的门诊都设在兰家坪——就是中央卫生处的门诊部，中央医院的各科专家、医生在兰家坪都有固定的门诊时间。

叫“中央医院”好

因为这所医院是为延安的中央机关服务的，最初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编制为院长兼协理员1人，医生1人，司药1人，护士2人，公务员、勤务员若干，设病床30张，供领导干部疗养。中央没有采纳这个方案，决定建一座正规化的综合医院。据传毛主席说：叫“干部医院”，老百姓有病看不看？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的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毛主席为这所医院定名为“中央医院”，并为它题写了院名。1939年11月7日是苏联革命节，中央医院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全院上下喜气洋洋，为了举行庆典活动，在李家坬村的山坡上搭起彩门，松枝和鲜花环绕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庄严又热烈的气氛给每一个参加过庆典的人留下难忘的记忆。金茂岳主任曾经回忆说：

多才多艺的刘允中大夫把主席题写的“中央医院”几个大字誊刻在木板上，高高悬挂在木栅栏门上方，特别醒目，可惜这幅题字没有保留下来。

军委卫生部部长姜齐贤、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参加了庆典，新四军代表张鼎丞、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出席并讲话。会后，所有的人坐在彩门前的山坡上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据说那天还会了餐。1939年11月29日的《新中华报》还刊登了“中央医院正式开幕”的消息。

现如今，参加过庆典活动的只有郁彬和坐在最前排的金茂岳的儿子金德崇啦。

中央医院的护士李明曾经回忆：

我们那时吃饭用的都是土陶粗碗，也有用铁皮或罐头盒自己制作的“铁碗”，焊上一个把，像缸子，打饭方便，还可以挂在腰带上。没有餐厅，也没有桌子、凳子，都是到食堂打了饭就蹲在地上吃，冬天找个向阳的墙角，还能背风。有一次，吃饭时正好遇到李富春、杨尚昆来院参观，就问我们：“你们想不想要桌子、凳子坐着吃饭啊？”大家都笑了：“那当然好了。”

1942年，在南山坡挖了两排窑洞，又盖了许多平房，建了流质房，给重病人和产妇做流质。还在平坦的地面上盖了三间石窑洞作俱乐部，又能当食堂。同时又盖了一个能容300人开会的梯式小礼堂，供学习活动、政治报告、行政大会，以及文娱活动之用。在大门外新建了运输队宿舍和马厩，还建了合作社和供生产队住宿的窑洞。新建病灶和大灶厨房也破土动工，不久落成后也投入使用。

在大门外还有裁缝铺，王裁缝有缝纫机做活，王裁缝的老婆开饭馆，卖面条和饺子，方便远道来看病的老乡。

毛泽东题写(刘允中誊刻)

中央医院印章(1969年10月，延安大学学生在校园内挖防空洞时发现。该图章为椭圆形，木质，正面直径4厘米×2.7厘米，底面直径3.5厘米×1.8厘米，高2.7厘米。后由延安大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

1939年11月7日中央医院成立时合影

刘允中(后3左1)、魏一斋(后3左2)、金茂岳(后3左3)、王首道(后3左4)、张鼎丞(后3左5)、傅连暲(后3左6)、姜齐贤(后3左7)、石昌杰(后3左8)、邵达(后2左3)、黄开云(后4左1)、鲍敬桓(后4左2)、邓子华(前3左1)、陈真仁(前2左1)、傅贵典(后1右1)、周毅胜(后2右1)、舒国玺(前4右1)、罗迭(前3右1披衣者)、李福淮(前2右1)、邓友瑞(前1右1)、郁彬(前5右2露半脸)、金德崇(前1中)

艰苦的窑洞生活

1939年刚建院时，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医院建在黄土高坡的山峁峁上，寸草不生，荒无人烟。野狼出没，甚至坐在山坡上嚎叫一夜，到天亮都不走。硕大的老鼠有一尺多长，大老鼠横行无阻，就是白天也在窑洞里窜来窜去，许多孩子都被延安的老鼠咬伤过。大家都回忆说，晚上值夜班就听见山上狼嚎，从窑洞里出来甚至可以看见山上狼的眼睛闪闪发亮，像“鬼火”。那时大家年纪小，大部分都是从城市来的，真的很害怕。

工作人员和病员都住在土窑洞里，四壁都是黄土。山上的各条通道、大路都是土路，刮风时，黄土飞扬，下雨时，到处是泥泞的黄泥巴，粘在脚上一走一滑，一不留神就能滑下山坡去。顿顿吃的是小米饭熬洋芋汤，经常吃不饱。领不到小米，就煮囫囵麦粒吃，每人领一茶缸煮麦粒回来慢慢嚼。中央医院有一盘石磨，磨的面粉只够病人吃，工作人员只能吃麸子面，有时断了炊，只能临时到友邻单位借粮。要是能吃上洋芋、南瓜就不错了，有时甚至只吃两顿饭。在化验室工作的蔡云清回忆说：

蔡云清在延安

1939年底到中央医院时我才十二岁，在后勤当勤务员。有时几个娃娃兵饿得受不了，就到老百姓的地里刨落下的冻洋芋、捡秧子上的小南瓜烧着吃。夏天没有鞋穿，就穿一双木板，一走一“呱嗒”，叫“呱嗒板儿”。后来学会打草鞋，用马连草，或者把路边的麻泡了剥麻皮打草鞋，旧衣服撕成布条也是打草鞋的材料。勤务员还要负责打扫卫生，最辛苦的工作就是倒粪桶。每个科室不能下床的病人，都由护士把便盆送到病人床边，排出的粪便都倒在一个大木头桶里。清晨，勤务员要用一根长棍子，在一端钉上一个大铁钉，把粪桶挂住，连扛带背，倒到后山的积粪坑里。厕所是土茅房，借着山坡挖个土坑，上面搭上两块木板就可以方便，每层窑洞都有这种简易的“茅房”。

当年山上没有自来水装置，医院有一个打仗被炮弹震聋了双耳的“聋子”，每天赶着两头骡子，到后山拉泉水供全院吃水做饭，每个科室有一个窑洞里烧开水，勤务员把开水装在茶壶里送给病人。全体人员洗涮用水是山下延河的水，由牲口驮上山的。有一个洗澡房，但是没有洗澡的设备。夏天男同志到延河里洗澡，把衣服洗净，晒在河滩上，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女同志洗澡更困难，郁彬回忆说：“那几年从来都没有洗过澡，好的时候打盆水到洗澡房擦一擦。”这样的生活条件真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些过来人都像郁彬说的那样：“当时苦是苦了一些，可是，我们都年轻，每天都乐呵呵的，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过来了，大家都一样嘛。倒是现在无法想象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了。”

早晨可以到延河去洗脸，用什么刷牙呢？宋光明告诉我：“我们自己做牙刷。”她回忆说：找一个长条的木板，用小刀把一端慢慢地刮成窄窄的薄片，穿上两三排小眼，用马尾巴的鬃毛来回穿紧，一面打上套，固定结实后，把有套的一面铰齐了就是一把牙刷。开始用盐刷牙，后来才有了牙粉。用木板、鬃毛做的牙刷肯定比我们现在用的五颜六色的塑料制品更天然、更环保。

小油灯

当年大家都居住在窑洞里。病房、工作人员宿舍的窑洞里点的都是小煤油灯，豆大的火苗一点点亮。这种灯十分简单，是个器皿就能当“灯”，所以花样繁多。小油灯有粗陶的小灯盏，最好的是有一个灯台，可以把油灯高高地支起来，灯光照的范围大一些。也可以用一个小盘或打破的碗碴，捻一个棉条，倒上麻籽油，棉条浸在麻籽油里，点燃棉条就是一盏灯，可谓“青灯如豆”。麻籽油和棉条都是公家定量发的，包括点灯的洋火(火柴)也是发的。那时人们的“穷办法”也挺多，找不到棉条了就从破棉袄里扯一块棉花，搓一搓当点灯的棉条；找不到洋火，就到炭火盆里取火。办公室和少数专家配给一个煤油灯，这种油并非“洋油”，而是边区自产的土煤油，夏天稀，冬天稠，易结灯花还不亮，燃后的煤烟把灯罩熏得黑黑的，经常擦洗也不得明亮。中央医院院部的院子里，高高竖着一个杆子，上面悬挂着一盏马灯照明。护士值班巡视病房、发药，手提一盏小马灯，这比小油灯亮多了，有灯罩，不怕风把它吹灭了，有提手，拿着也方便。只有手术室、礼堂里才有汽灯，点的是汽油，特别明亮，这在延安是最高级的灯具了。

马登瀛(左)、周春喜(右)和小马灯(公谊会医疗队斯坦利摄，李钢提供)

窑洞虽然冬暖夏凉，但是，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延安的冬天特别冷。时任总务处副处长的苏佐山同志曾撰文回忆说：“有两年每人发不到一套衣服，冬天没有棉衣，每人发点羊毛，把单衣改成棉衣穿，也有的发件硬山羊皮就过冬。”我想，就像我们经历的1960年困难时期一样，条件艰苦。冬天没有足够的防寒衣物，发的棉衣、棉裤不够厚，一身棉衣从入冬穿到开春，而且不是每年发。久穿的旧棉衣当然不暖和，经过刷洗穿在身上怎么能和我们现在比：又是丝绵，又是驼绒、鸭绒、鹅绒，还有高科技的防寒棉，两件、三件来回换着穿，所以都觉得天气一年比一年转暖。再就是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就冷。那时间伙食那么差，几天吃不上一次肉，就像李明回忆的那首打油诗：“桃子大的馒头，稀稀啦啦的菜。”年轻人基本上吃不饱，怎么能不冷呢。冬天，窑洞里，不论是病房、办公室，还是宿舍里，都是用一个木炭火盆取暖。病房里用的是石头凿成的方形石盆做火盆，也有的火盆是把铁盆或铜盆放在一个木头架子上，放上烧制过的木炭，这种开放式的火盆一般不会引发煤气中毒，但是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郁彬回忆说：“刚建院时，工作人员不多，我和助产士黎平住一个窑洞。有一天，黎平睡觉了，我为了看书，就到办公室去了。晚上回来，一进窑洞就看见黎平盖在身上的棉衣被木炭火烤着了在冒烟，她还睡觉着呢。我急忙把她喊醒，两人用湿毛巾把火熄灭，真是有惊无险。”原来，晚上一定要等木炭盆的旺火烧过了才能睡觉，可是黎平着急睡觉，结果她的棉衣烧了一个大洞，只好补一块补丁。但就是这样的火盆烧的木炭，也是要定量发的。

护士徐化民就曾经回忆说：“那时候我带着李延，冬天，发的木炭不够烧，单身的男同志就把省下来的木炭支援我们这些带孩子的妈妈们。那时候条件差，可是大家都特别的团结、友爱。”

徐化民

徐化民和儿子李延在延安

与狼共舞

延安的荒郊野岭的山上有很多狼，经常到村庄、驻地骚扰，大人们都说，延安的狼比狗大，延安的老鼠比猫大。中央医院所在的李家坬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我还记得夜里经常听见狼嚎，一直到天明，清晨只见一群狼坐在山坡上，村里的狗一起站在村边朝着狼群狂吠，狼也不下山跑，狗也不上山追，就这么对峙着。狼嚎的声音非常恐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从小就怕狼，就是到了北京动物园，走过狼舍，我都会一激灵。我访问过的阿姨们都说，那时候锁门不是防小偷，因为没有什么可偷的，就是为了防狼，尤其是把孩子放在家里的妈妈们，出门一定要把大门锁上，无论白天黑夜，野狼随时随地都可能悄无声息地出现。

郁彬也不止一次地说起：

在中央医院的山上有不少狼，医生出诊经常遇到狼。我几次骑马出去讲课，讲完课单位招待一顿饭，一般是一荤一素两个菜，有肉有馍地吃一顿也不是总能碰上，吃完饭再骑马回医院。天都比较晚了，就有狼跟在马的后边，马跑得快，狼也快跑，马放慢速度，狼也跑得慢，就一直跟着。这时，一定不能回头，我就趴在马头上，紧紧抱住马脖子，马是认路的，任它径直跑回中央医院的山上，就安全了。

杨炬

我第一次见到杨炬，她回忆在延安中央医院的那段日子时就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小大夫，晚上值夜班要巡视病房，提着小油灯从窑洞里出来，几乎天天听见狼叫，有时还看见‘鬼火’呐！就是磷火。”

我笑着问：“害怕吗？”

“害怕。”她毫不掩饰地说，“那时候年纪小，又在城市里长大，真的很害怕，后来才慢慢不怕了。”

据蔡云清回忆：

学生疗养院山下面的沟里是太平间，一有死人，就有狐狸来。

护士方一说：

有一次，我护理的一个患梅毒的女病人，对914(一种治疗梅毒的药物)过敏，全身溃烂，流水水，我每天给她擦洗。病故后我把她送到太平间，锁上门回来，别人说太平间里有人哭，我不信，就拿着钥匙又到太平间去看，没有人哭，大概就是狐狸闹的。

2008年3月6日，我们听闵自强回忆了发生在医院里的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1942年我生了大女儿后得了阑尾炎，住进中央医院外科，一个小窑洞里住了三个人——王彩秀、田丽和我。窑洞在山上，晚上经常听见狼叫。有一天夜里，狼来抓门，把木门抓得吱吱响，突然狼把门推开了，我看见狼的眼睛亮亮的一闪，吓得我大叫一声“狼！”接着门又“咚”的一声关上了，我扭头一看，王彩秀铺上的人没有了，就和田丽大声哭着喊“救命啊！”因为王彩秀的铺紧靠着大门，我们以为狼把她叼走了。病房的值班护士闻声来推门，怎么也推不动，在门外面喊我们起来开门，我下地才看见王彩秀躺在地上昏过去了，原来她被狼吓得滚在地上，倒把小窑洞的大门碰上了，那间小窑洞实在太小了。

真是有惊无险的奇遇。

闵自强在延安

闵自强

延安的大老鼠

在延安的窑洞里，除了住人，还住着一窝一窝的老鼠，到处都有老鼠出没，不分白天黑夜，在窑洞里窜来窜去，人鼠为伍。延安的老鼠个头特别大，一只一只肥墩墩的，有一尺来长，长长的大尾巴，亮亮的小眼睛给每一个在窑洞里生活过的延安人都留下深刻的记忆。

就连刚刚会说话的娃娃都会说：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那是歌谣，延安的老鼠可没有那么客气、乖巧。

老鼠精

陈真仁就讲过延安老鼠的故事。她当时结核病比较严重，在家里养病，搞来一小布袋红枣，靠墙放在窑洞里，还没有吃，就见口袋里的红枣一天一天地减少。这天，陈阿姨叫来警卫员问：“小鬼，你每天都吃这口袋里的红枣啊？”警卫员理直气壮地说：“我可没有吃。我知道那是给首长养病补身体的。”陈阿姨就奇怪了，仔细看这口袋的口上扎着的麻绳也没有解开，枣子到哪里去了？她顺着口袋往下看，也没有发现端倪。挪开布口袋，只见一个一个的红枣顺着墙根整整齐齐地从口袋底一直排到老鼠洞口。警卫员气愤地刨开老鼠洞，看见洞里不但有成堆的红枣，还有黄豆、小米，原来口袋里的红枣被老鼠运到自己洞里当口粮了。陈阿姨还看见过一只老鼠爬上桌子，用鼻子把筐里的鸡蛋拱到桌子边，再拱一下，鸡蛋掉在地上摔碎了，桌子上面的老鼠跳下来就把地上的碎鸡蛋吃光。如果桌子上有两只老鼠，其中一只先从桌子上跳下来，四脚朝天躺在地上，上面的老鼠用鼻尖把鸡蛋拱下来，正好掉在下面老鼠的怀里，上面的老鼠再跳下来，托着抱鸡蛋老鼠的尾巴向老鼠洞走去。

在清凉山新华社工作的王丹一也曾经给我讲过：

那时候东东还小，我攒了一小袋面粉，想留着给他改善伙食，就把面袋扎好挂在窑洞顶上。有一天我在家里睡觉，就看见一只大老鼠直起身体向上盯着面袋看，鼻子一抽一抽地嗅，终于抵不住诱惑，像猫一样跳起来想咬面口袋，我心想你肯定够不着，人定胜鼠，就继续睡我的觉。

王丹一(右2)和李昕东(左2)全家

1946年李昕东在延安

延安的老鼠都成了“精”了。

画板摇篮

曾黎力(凌力)

老鼠不光偷食物，硕大的老鼠还把小孩当“肉”吃。我们这些娃娃小时候，不知有多少个人都被老鼠咬过。萧耘就曾指着额头上的小疤痕对我说：“这就是延安老鼠咬的伤疤。”凌力的耳朵也被老鼠咬过。我的左手从小鱼际到小拇指有一串小老鼠咬的牙印。贾芝老师的女儿因无人照看，就在窑洞里被凶狠的大老鼠“毁容”了。徐蔚为的父亲，延安鲁艺美术系的教师、大画家安林在世时曾经回忆说：

蔚为小时候，刚吃完奶，放在窑洞里，我们出去了。一回来，看见蔚为满脸的鲜血，把我们吓坏了。原来是老鼠跑出来吃他脸上的奶，咬破了他的脸。以后，我想办法，把在鲁艺画画的画板的四个角打上洞，用绑腿带穿起来，挂在墙上，做成一个“画板摇篮”，出去时，把蔚为放在“摇篮”上挂起来，就再也不怕老鼠咬他了。

画板摇篮(安林绘)

安林、徐蔚为和徐瑞璋在延安

徐蔚为和爸爸安林

已经90岁的安林应我的请求，特意画了一幅《画板摇篮》：两只小老鼠蹲在地上，望着睡在画板上的蔚为，无可奈何。为了防老鼠，不少爸爸妈妈都曾经就地取材，把孩子放在荆条编的小筐里或者木制的小床里“挂”起来过。

亮亮的鼻子

丑子冈院长的女儿丑松亮是我在万寿寺军委保育院的玩伴。我们从小就知道，亮亮的鼻子在延安被大老鼠咬伤过，所以她的鼻子上有一道很明显的疤痕。现在她年纪大了，这道疤痕越来越看不出来了，只有查体时，耳鼻喉科的专科医生才能检查出，她的鼻道有一点畸形，鼻中隔歪曲。2008年，我采访丑松亮时，才听她说：

当时我只有5个月大，妈妈不是出去开会就是到各班去巡查，工作没有白天、黑夜，总是把我自己放在窑洞里。这天她又不在。晚上，已经夜深人静，值班的周(桂枝)阿姨听见我在窑洞里大声地哭，进来一看，吓得她大叫，只见我满脸是血，鼻子掉下来，一边只连着一层皮。

当年已经5岁的武力华大姐姐还记得：

我是托儿所里的大孩子。那天，周(桂枝)阿姨值班，不知怎么鬼使神差，让我睡在丑妈妈的窑洞里陪亮亮。我已经睡着了，突然被哭声、叫喊声吵醒，我看见沈所长跟着周阿姨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她们抱起亮亮就往外跑，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亮亮的鼻子让大老鼠咬掉了，阿姨们把她抱着送到中央医院去。

每每说起鼻子，亮亮都会说：

当时中央医院真不简单，怎么就用一点消炎粉(磺胺)，就把我的鼻子“按”上去了，没有缝合，也没有感染。如果搁现在，又是消炎药，又是破伤风疫苗，还得缝合整形，不知将如何折腾、受多大罪呢。如果当初我的鼻子没有了，那我一生的命运将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真感谢中央医院高超的医术，不仅保住了我的鼻子，还给了我健康、光明的一生。

丑松亮

武力华

中央医院和张协和

在中央医院建院的早期，用的桌子、板凳都是老乡就地取材自己打制的，连手术室的手术台、产科的产床等必需的医疗器材也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制作的，自然很简陋。随着医院的扩大，需要的家具、设备越来越多，就不能不提到一位重要的人，他就是著名的高级工程师张协和。张协和，江苏铜山县人，1920年3月20日出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抗日救国联合会的进步活动。他曾就读于山东省立济南高级工业学校，主修机械工程，选修应用化学和建筑工程专业，毕业后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继续深造，1937年冬到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开办的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1940年春天到延安，根据朱德、李富春的指示，创办美坚木作业工厂并兼任厂长。他是延安少数的外高级技师专家之一。他先后为中央医院设计了各项工程和各种器具、家具。据张协和的孩子张延生、张强、张辉历经数年整理父亲保存下来的资料，署名为中央医院设计的就有110项之多，涉及各个科室设施的方方面面，成就了中央医院的各项工作，实属了不起。

张协和抱儿子在美坚厂门口

左起：张辉、张强、张延生

2009年是中央医院成立七十周年的日子，张协和的子女们给了我一份张协和为中央医院设计的名录和图纸，其中有一些设计图，他们也看不懂。我如获珍宝，细细端详，有办公桌、圆角方茶几、高脚凳、可以升降的螺旋凳、方凳、洗手盆架、升汞盆架、档案架、药柜、器械柜、敷料柜、换药台、药房桌子、木床、折叠床、带轮的床……各式家具一应俱全，都标有尺寸和制作的工艺。小到实验室的试管架、小儿科的治疗盘、压舌板和一些医疗器具，甚至科室用的英文护理记录单、手术麻醉记录单、英文处方笺等，真是无所不有。

消毒窑洞

消毒窑洞的设计图

其中有一张是中央医院传染科消毒窑洞的设计图，特别与众不同。那是一间封闭式的窑洞，厚重的木门关闭后，把消毒的物品摆放在做好的架子上，进行熏蒸消毒，可达到80℃～100℃。还有一份消毒窑洞估价预算单：

(一)高7尺，宽6尺5寸，长8尺，全用砖坯箍成，若用砖或石材箍，久经高热易于酥碎。此窑每个腿要3尺5寸宽。此窑两壁及后山自地起至窑交口以下用石灰及黄焦土拌合，打土墙。窑交口以上至窑顶用砖坯箍成，窑顶至上盖要2尺5至3尺5厚。(二)地基施工深4至5尺，宽3尺5至4尺，其法与一般打地基相同。(三)窑里墙泥小掺一次，大掺一次，灰二次，灰内掺旧麻绳头或泥精或棉絮或毛发均可。窑里地铺以大块青石板。(四)地火道以三道或四道，增用壁炉，以美坚工厂派人砌壁炉。(五)窑口一边置一锅台，锅台上黑大锅一口，以便一举两用。窑口一边另置一独板门，要厚至2寸，不开花格，免透气。门及框开小口，也为免透气。(六)窑内烘架三排，两边固定，当中一排制活动的。

这样一份细致的设计说明，放在现在也能照图修建起来啊。

手术室的水箱

还有一份署名阿洛夫手术室的清单，包括折叠手术台、平面手术台、带箱手术台、麻醉桌、升汞盆架、旋转凳、敷料桌、消毒衣桌、放脏敷料架、自动小几、办公桌、圆桌、挂衣架、领药盘等36样、101件各式家具。

水箱的图纸

手术室的水箱

从另外一张手术室的平面图可以看出，有大手术室和小手术室之分，包括更衣室、主任办公室、敷料室、病人待手术区和医生预备手术区，布局非常合理。

让我惊喜的是，在中央医院保存下来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药房里的药品架和调剂台，护士办公室、治疗室里面摆放着带抽屉的办公桌、器械柜、治疗台、换药台，都能在图纸上查到。诊室里用的诊查床，一头还附有一个“小枕头”，和我们现在用的诊查床完全一样。最让我吃惊的是张协和设计图中的妇产科的检查床，两个木质的放腿的支架和照片上一模一样。为重症病人设计的靠背架可以摆放到木板床上，靠背的支架放在一棱一棱的凹槽里，可以调节靠背，可高可低。我刚在医院工作时，那种用手把摇起来的铁制病床还不多，许多不能平卧的重病人还要用这种靠背架来调整半卧位睡姿。

我们家里保存着一套金茂岳做剖腹产手术时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是几位手术医生在术前刷手，背后是高高的挂在墙上的一个水箱。我在张协和的设计图上看到了和照片里一模一样的图纸，原来那是用汽油桶制作的一个储水桶，有脚踏式的控制阀，解决了手术室用流动的清洁水洗手的问题，下面还有一个接水的洗手盆，有水管可以把洗手水集中到水槽里。后来，据景嘉魁回忆，新手术室的洗手桶特别大，放在屋子的中间，四周有多个龙头可以同时洗手，在龙头上接一个长臂，术者可以用自己的肩或臂触动来开关龙头，好几个出水的龙头可以让多个手术的医生同时洗手。而且，新手术室的门是那种可以用脚踢的活动门。在张协和的设计图纸中确实有一张“手术室的门”的设计图，这在当时，真是了不起的创举。

还有一张图纸上画的一个箱式结构的图，没有名称，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我看那像是一个封闭式的婴儿保温箱，侧面有两个圆洞，可以把手伸进箱里护理早产儿。可惜我没有听老人们说起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现代式的保温箱。这也可能是化验室用来做细菌检验的封闭式操作台，因为在《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一书中就说到化验室可以做细菌培养，有自制的保温箱(孵卵箱)，可以用煤油玻璃罩的灯来调节温度。

我还在张协和保存的一张名为中央医院的草图上看到：一排窑洞，中间一孔大窑洞，向两边延伸的是小窑洞，窑洞的圆形拱顶是石头砌成的，这正是中央医院一排一排、一层一层窑洞的布局。草图上列着：病人100，工作人员宿舍80人，办公室、俱乐部、会议室、手术室、治疗室、护士办公室、药化验室、X光室、浴室、厨房、厕所、检查室、传达室，中央医院的各个部门基本齐全，中间写着“2亿”，我们只能推理、猜想，这2个亿是对中央医院的投资预算。在另外一张草图上写着：小儿、产妇、皮—花(柳)、口腔—牙科、眼、耳鼻喉、内—神经、关节、外—胸腹、泌(尿)、骨，像是门诊科室涵盖的业务范围，这在当时那个年代，也不是每一所医院都能具备的。

从这些珍贵的图纸上可以看出，党中央的确是要把中央医院建设成一个大型的、综合型的医院，从这些图纸里我更了解了中央医院是怎样因地制宜、艰苦创业的。

妇科检查床的设计图

升汞盆架的设计图

检查床及洗手盆的设计图

金主任在妇产科门诊(可见后面的妇科检查床)

诊室检查床的设计图

手术台的设计图

手术室门的设计图

预算单

压舌板的设计图

玻璃柜的设计图

敷料柜的设计图

敷料桌的设计图

“门牌”和“大门”

孙维岳

中央医院不断扩建，两年多的时间建起102口窑洞，90间平房。一共有病床180张，分为内科、肺科、外科、妇产科、婴儿室、小儿科、传染科，化验室、药房、手术室、流质房、X光室一应俱全。八九层窑洞，错落有致，李家坬高大的山层层叠叠、巍巍壮观，到了晚上，窑洞里闪烁的灯光使这座西北名不见经传的黄土高坡宛如一座高楼。

医院不断扩建，窑洞不断增加，为了加强管理，对医院主要集中的窑洞做了统一编号。孙维岳是1942年6月来到中央医院参加护训3班的老同志，学习结束后就一直留在中央医院工作。在1993年时，他留下一篇关于中央医院窑洞层次及编号的短文，叙述得比较详细，我经过对多人采访、回忆，认为比较准确，并做了补充。

第一层是小儿科。1942年，这里的老乡搬走后，传染科从七层搬到老乡的院子里，有6口窑洞。一层的编号是101、102、103……。第二层是侯健存主任的小院，一共3口窑，为201、202、203。第三层只有3口窑洞，是石面的好窑洞，临时来院实习人员王慈吾、胡平等人在此居住过。医院工作人员的孩子多了以后，办的托儿所就设在这里。1941年，王明住院，就把托儿所搬到山顶上，这里成了王明的病房。编号为301、302、303。第四层是一长排窑洞，也是最早挖的一排窑洞，集中居住着医院的大夫们，金茂岳住最南边的401、402，阿洛夫住403，杨金涛住404、405，魏一斋住406、407，刘允中住408……。第五层是外科和手术室，手术室在501、502、503，504改为换药室，后面都是外科病房505、506、507……。第六层是三个台阶，分成三部分。第一个台阶601、602是化验室。第二个台阶603、604是药房，面向西北。第二个台阶下面是一长排窑洞，605以后是妇产科、婴儿室，坐西向东。第七层是由南向北的一个慢坡，有一大排窑洞，是内科，为701、702、703……。第八层分成两段，高低错落不在一个层面上，后来住上人才把两段修通。第一段有2口窑洞，原来是药房的库房，1941年药房失窃就发生在这里。第二段是医训班学习的地方。第九层是一大长排窑洞，是1941年1月19日成立的学生疗养院的驻地，这排的编号是从右向左901、902、903……。1941年11月，学生疗养院搬到陕北工学那边叫杨家湾的沟里，九层、十层作为护训班的宿舍，九层一长排窑洞是护训2班宿舍，南端最后一口窑洞和台阶上面第十层的两口窑洞是护训3班女生宿舍。第十层又分三个台阶，由北向南编号。第一个台阶是3口窑洞，为1001、1002、1003，曾是护训3班男生宿舍，孙维岳、刘文昌、彭士禄、徐月照住过1001。第二个台阶上是干部病房，关向应政委在这里住过院。第三个台阶上是托儿所。护训班的护士后来归各科室以后，部分人搬到原来挂钟的山梁上新盖的平房里住，第十层的窑洞就成立了干部疗养科。

除了以上集中的窑洞统一编号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窑洞没有编号。在北面的洼地里有两层窑洞，上下相通，南面和第七层窑洞相通，这里曾是护训1班男生宿舍、夜班护士宿舍、机动宿舍。下面就是何穆居住的小院，有两口窑洞，南面和第四排窑洞相通。山南面的洼地里也有几口窑洞，开始是厨房，1941年，在山下新建了大厨房后，这里的窑洞就属学委。从这洼地向上再向南就是太平间的窑洞。原来院办有两口石窑，坐北朝南，石昌杰副院长住一口，院办一口。在挂钟的小山头西侧对面有一口窑洞，住的是苏爱吾秘书长，后来刘瑞森副院长住过。由此向北转再向上是李冰住过的窑洞。大门口南侧的小山沟里，坐东朝西有一排窑洞是总务处。礼堂东南坡下有一个院子，这里的窑洞是管理科，白志敏科长在此住过。传染科上面有两间窑洞是灭虱房。在东墙外搭了一个下房，管理干部王家宽在里面居住，后来改为护理部保管室。在北面有一间，总务处陈光指导员住过，会计科刘岸科长也曾住过。1942年，在下面新盖三口石窑，开始做俱乐部，可容300人开会，后来改作化验室了。在大门外面建有马厩，有几口窑洞是运输队宿舍。还建了合作社，给生产队修建了住宿的窑洞，又建了专门给病人做饭的病灶和工作人员的大灶厨房。这些平房都没有编号。

吴埃

延安中央医院的大门也有过几次变动。1939年11月7日举办医院庆典的大门是一个木栅栏门，坐落在山坡上，是上山的必经之路。毛主席题写的“中央医院”的木板悬挂在木栅栏门的上方。后来医院扩大了，木栅栏门下面的山坡也修建了窑洞和平房。就在山下的路口建造了一座石头门，右侧的立柱上刻着“中央医院”，左侧的立柱上刻着“延安学生疗养院”。这个字体规规矩矩，苍劲有力，据吴埃同志回忆说，这是请军队书法家郭化若同志题写后把它雕刻在石柱上的。1993年孙维岳回忆：学生疗养院搬走后，左边的石刻文字用泥巴抹平了刷成黑色。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参观，左边挂上了“国际和平医院”的木牌，同刘万家沟的国际和平医院用了同一个名字。事隔不久，把木牌改成“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木牌没有重做，就在原木板的下面接了一块木板，而且接的这块木板是用两块横的和一块竖的三块小木板拼起来的，在上面加写“总院第一部”几个字。1945年又把木牌改为“国际和平医院总院”，这次的院牌没有拿出去重新制作，又是医院自己改制的，把下面“总院第一部”几个字刮掉，改为“总院”，是院直干部孟庆安同志仿描的，原来五个字的面积放上两个字，位置摆的不大对称。有幸的是，中央医院大门的这几次变动都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1941年中央医院大门

1943年中央医院大门(吴印咸摄)

1944年中央医院大门(西安市儿童医院提供)

1945年中央医院大门(唐都医院提供)

魏明中

中央医院和国际和平医院分别隶属中央卫生处和军委卫生部，但是一度院名相同，后来经过考证才知道，虽然当时中央医院的院牌有过三次改动，但是，在中央医院内部却从来没有用过其他名称，中央医院的院章也没有修改过。我拜访原边区医院院长魏明中，他回忆，大约是在1943年时，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为了统一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国内外救济机关联系，以便争取外援，应将解放区医院都改称“国际和平医院”，因此，中央医院和边区医院对外亦都称“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无论称作“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还是“国际和平医院总院”，都是为了适应对外联络的需要，中央医院、国际和平医院和边区医院三家医院彼此之间，从来都没有合并、分开及隶属关系，但是，由于当时战事的需要，三院之间频有工作人员的调动。可是，由于对外名称的变故，有些不明事理的后人撰写回忆文章时，往往把发生在中央医院的事写入和平医院，也有的延安娃因此说不清楚自己出生是在中央医院、和平医院还是边区医院。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同志在晋察冀前方的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因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病逝在中国，年仅49岁(1890—1939)。为了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同年12月1日，院址在刘万家沟的国际和平医院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第二章　自己动手，艰苦办院

由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建院初期，医院的生活条件极差，医疗设备极其短缺。工作人员就克服艰难困苦，自己动手办医院。

市场沟的铁匠铺

医院里没有设备，开始收治病人最需要的是小便壶、大便盆和化验室的用品。据何穆撰文回忆说：

能加工制作的就是市场沟的铁匠铺，可是这些物件，白铁工人都没有看见过，也不知道怎么用，更不会制作了，我画的图样他们也看不懂。只得凭我的常识，给他们比划着说，这种大便盆像个老式布鞋，头部扁圆，便于插在病人的臀下，后部呈盆形，可以接受粪便；进一步帮助他们剪裁。材料就是美孚石油桶，但这种白铁很薄，估计一定负担不起病人臀部的重量。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昼夜，终于想出了在里头垫上一块木头，来承受病人臀部的重量，再用一条白铁皮把里头的木块焊封起来，使接受粪便部分成为一个完整的盆，粪便也不致污染木块。画好图，由铁匠们卷边、焊锡，制成一个不如意再修改，做成两个之后，工人才能开始单独制造。已经完成的器具，我用绳子穿起来，放在马背上，分批驮回医院。

骆行

据当年护训3班的骆行回忆说：“那时我们护理用的镊子、盘子都是到延安城里新市场街找铁匠打制的，都是铁的，捏棉花球没有弹性，又死又重。”刘泰同志用铁桶改制的便盆虽然结实耐用，但特别重，端着一盆粪便走起来都费劲。甚至做扁桃腺手术用的小勺等设备都是在铁匠铺打制的，像郁彬说的那样：“做好了，先给我们医务人员做手术，试用一下，哪里不合适，再到铁匠铺修改一下。当初，实在是太困难啦。”

如今，铁匠铺的实景就坐落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每次走过这条“市场街”，看到红红的炉火和举锤打铁的匠人，我都会想到，中央医院建院初期，他们曾经做了多么重要的工作，没有他们，中央医院难以开院啊。

延安革命纪念馆复制的市场街的铁匠铺

沙漏计时器

当时在中央医院，除了个别的主任有手表，没有一个护士长、护士戴手表，也没有人听说谁给中央医院的各科主任分发过手表，医院只有一个从新市场买来的旧马蹄表。后勤的同志搞到一个铁圈，挂在传达室上山的半山坡上。“收发”是一个叫梁三峁的大个子，发的裤子短一截，接上一块布穿着。他效仿外轮船上报时的方法，从清晨5点到晚10点，每过1小时敲钟向大家报时间。可是，护士工作需要有钟表计时间来测体温、数脉搏、记呼吸。聪明的刘允中大夫用试管、安瓿制作的沙漏替代钟表，给在中央医院工作过的每一个医务人员留下深刻记忆，几乎每一个在中央医院工作过的人谈起这个创意至今都赞不绝口。我在1943年6月12日的《解放日报》的《生产展览会特刊》一版上的《展览会纪实》一文中，看到介绍说：

刊于《解放日报》的《展览会纪实》

代用品的制造有卫生牙膏、代乳粉、沙漏表等，这都是延安需要的。这都是中央医院医务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所贡献的，这种创造精神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

特刊还以《生产战线上的创造》一文详细地介绍了卫生牙膏、代乳粉和沙漏表的制作。

何奇

刘允中用直径1.5公分、长12公分的玻璃管，中间用酒精灯烧热拉长变细，成为只能漏过细沙的小孔，装进洗干净的细沙，将玻璃管两端封好，让上面玻璃管里的细沙流过小孔到下面的玻璃管正好是1分钟，倒过来，细沙流过小孔也是1分钟，制作好的沙漏用胶布固定在小盒里，以此替代计时器用来测体温，数脉搏、呼吸次数。后来又分别制作了半分钟的沙漏，用起来准确又方便，很快就在各科推广使用。但是，制作沙漏并非容易之事。我于2013年4月19日到成都，见到97岁的何奇，她是刘允中的老伴。虽然她已经双目失明多年，听力也很差，但是，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她说：“沙漏是把洗净的细沙装入拉细的试管里，用钟表开始计时，到1分钟时立即停止装沙，把试管端口封起来，倒过来，细沙从上面流下来，也是1分钟。关键在于掌握漏过细沙的量来控制时间。”啊，我才明白，沙漏计时不是靠漏过细沙的小孔的直径，而是掌控细沙流过小孔的量，那是很难掌握的，不像现在有机械化的设计和电子操控，那要经过多少次的测试才能成功啊！我惊奇地说：“刘叔叔真了不起，发明的沙漏真实用。”何奇阿姨居然非常认真地说：“沙漏计时自古就有，我们在大后方就见过。你刘叔叔只不过自己把它制造出来了。”多么实事求是的一代人啊！后来还有用装药的玻璃安瓿制作的沙漏。为了寻找这种沙漏，我曾经去了北京的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但看到各种大大小小、有漂亮的外形的沙漏，里面装上五彩的细沙，来回翻滚流动，只是当成装饰品，几乎没有了计时的概念，只有在高档的桑拿房里还能看到这种计时的沙漏。

沙漏计时器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刘允中医生用玻璃管和细砂制成的沙漏，替代计时器，解决了医护人员观察病人脉搏、呼吸的一大困难。这个创意很快在中央医院的各个科室得到推广，卫生展览会、生产展览会上展出，在延安受到各界的好评。

由何穆、刘允中共同研制的“卫生牙膏”是用硫酸镁，加入少量杀菌剂、薄荷制成的。多量的硫酸镁，少量的碱性杀菌剂，例如肥皂便可以，薄荷可以使得味道清香。这种牙膏是固体的，坚实耐用，用起来清香可口，价格便宜。一只外来牙膏当时卖价120元，这在当时价格不菲，实在太不经济，卫生牙膏才30元。不久，就有大批的成品解决了边区生活必需品的困难。沈元晖研制的代乳粉，是根据科学的原理及营养成分分析制成的，以解决母亲乳汁不足的困难。沙漏、卫生牙膏和代乳粉这三件创作，经《解放日报》介绍推广，誉满全延安。

刘允中在延安

刘允中，河南人，祖籍安阳，1917年10月出生在焦作，从焦作中福医院护校毕业后，又受医学训练两年，开始做麻醉实习医生的工作；抗战爆发后，至武汉进入国民党第115伤兵医院任上尉军医，在医院认识黄树则，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共同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批准，他毅然决定带着胞妹与黄树则夫妇于1938年8月奔赴延安，在八路军军委卫生部直属所任医生，所长是蒲荣欣。后与魏一斋、邵达一起筹建八路军总医院。1939年8月奉调来中央医院后协助魏一斋筹建外科。

刘允中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是一位有进取心的青年医生，他白天忙日常工作，虚心向各位有造诣的专家学习临床技能，夜晚刻苦读书，学习外语，经常学习到凌晨一两点，能阅读英文和日文原版医学书籍，业务水平提高得很快；1941年调中央门诊部任主任，1943年又奉调回中央医院任传染科主任。我2006年访问北京医学院马旭院长时他就说过：“刘允中是中央医院自学成才的大夫。”

消毒锅

消毒锅是医院必不可缺的设备，当时没有高压消毒锅，注射器、镊子都是清洗后煮沸消毒。护训4班的侯静波在《延安中央医院忆事》一文中说，各科办公室都有一个炉子，烧水、消毒。不少人都回忆说，在办公室的炉子上消毒护理用的器具，都得煮沸一小时，马虎不得。

手术室护士长景嘉魁曾撰文回忆说：

最大的难题是医院没有高压消毒锅。我们把汽油桶锯掉上盖，里边放上木架，需要消毒的时候，木架上面放上所需消毒的敷料，桶沿周围用布围起来，盖上木盖，再加上一块大石头。每消毒一锅敷料，需三个小时。除手术室消毒敷料外，全院各科室所用的棉球、纱布、治疗巾、产包等都是使用这口自制平压消毒锅消毒的。消毒过的敷料，经检验完全达到了灭菌的要求。

景嘉魁

2013年4月20日，我在成都见到已经91岁高龄的景嘉魁，他精神矍铄，见到我特别高兴，第一句话说的是：“最怕不实事求是。”第二句才说：“你小时候我就见过你。”一直在手术室担任护士长的景嘉魁回忆说：

护士长每天安排消毒物品是最困难的工作，需要消毒的敷料、婴儿脐带布、产妇的月经垫子都送到消毒室来，就一个消毒锅，由一个叫杨来宝的小鬼负责，日夜不停地消毒。

以后，医院找到李强同志，让兵工厂给制作了一个高压消毒锅，有汽油桶那么粗，钢结构的，有压力表。安装时还特别请技术员设计了一个炉子，烟筒是一个延长的蛇形管，利于保温。兵工厂还给制作过不少其他的器械，有手术用的拉钩、镊子，但是，大部分器械是到大后方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阿洛夫来延安时带来成箱的手术器械。

侯明

2006年3月22日，我们见到手术后还在恢复期的侯明，她回忆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的日日夜夜真是历历在目。她是1941年2月到中央医院护训2班的学员，一直在手术室工作。她说：

那时的手术室在三层，有三口石窑，第一间是敷料准备室，把手术后的器械都擦洗干净，按不同手术的需要包成一个一个的手术包，有做阑尾的、做痔疮的、做剖腹产的，包好包送去消毒，消毒后待用的器械包都放在器械柜里。第二间是洗手室，有一个自己制作的洗手桶。第三间是手术室，有两个手术台。手术室里用的是汽灯，烧煤油，在延安，这是最明亮的灯。旁边有一个消毒房，有一个大锅，日夜烧柴火，用蒸笼蒸煮来消毒手术室、换药室的各种器械、敷料，非常严格，从来没有发生过因器械消毒不严引发的感染事件。

那个时候病人住院没有病号服，病人住院用的床单、被套都要在病人出院后换洗。山上用水太困难了，洗衣班就在医院门前的延河边支起大锅，放上碱面煮沸消毒。有血渍的纱布、绷带，产科接恶露的布垫子，都要先用草木灰水浸泡后再消毒，漂洗后晾在河滩搭的架子上晒干，强烈的紫外线也有良好的杀菌效果。

所有的人都说，我们就是用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把中央医院办起来了。他们当时面临的困难，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但是，细细看来，处处都透着精心的创造和科学的态度，而最主要的是他们内心拥有一种为理想追求和为理想奋斗的信心，时时鼓励着他们愉快地面对现实、幸福地收获成果。

加强领导，发展生产，自给自足

延安中央医院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一座医院，陈云、李富春同志常来医院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开始建院时，中央卫生处傅连暲处长兼任中央医院院长，一直到何穆1940年12月重新返院。石昌杰任医院副院长，魏一斋任医务处主任兼外科主任，金茂岳任妇产科主任兼医务处副主任，郁彬任总护士长，这就是1939年时医院的领导班子。大家都是医务人员，只有石昌杰副院长是政工干部。陈云同志注意到行政领导薄弱，1940年12月，组织部委派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苏爱吾同志来院任秘书长，党内任分总支书记，借以加强政治工作的领导。1941年9月，石济时奉调担任总务处处长，陈光、潘念慈任正副指导员，加强后勤工作，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医院生活。

捻羊毛，纺线

1942年，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李富春同志召集中央直属机关34个单位主管经济的同志开会，他说：“毛主席号召各机关最高负责人领导生产，关心生产。必须要他们参加生产委员会，不当主任，也要当委员。读书人要学着管生产，管供给，不然永远是书呆子。”响应中央号召，总务处处长石济时同志当月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以石济时同志为主任，院领导和各科主任、科长为委员，李森来院任生产科科长，领导全院生产运动，苏佐山同志担任了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直接管理农副业生产。发动全院人人动手，纺线，捻毛线，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来改善生活。为了进行生产，护训班有一段时间改为半日工作、半日生产、早晚学习。

护训3班的陈萍还记得他们参加大生产运动的情景：每个人做一个“捻坨”捻毛线，讲究的“捻坨”是一根木棍下面绑上麻钱或者光滑的石块等重物，手提着，用拇指和中指一捻，它就能转，可以把羊毛、棉花捻成线，借着线的“劲儿”，再把它缠绕在木棍上，呈纺锤形的一团线拆下来就可以编织用。捻出来的线可粗可细，粗线可以编织袜子、手套和毛衣，细线可以缝衣服。

郁彬在延安织毛衣

郁彬回忆说：

最简单的“坨坨”可以用一根棍扎上一个小洋芋(土豆)就做成了。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转转洋芋就掉了。

捻出的线一定要均匀，不能一段粗一段细，开始时大家互相切磋技艺，最后都能捻出好线。只要下了班，大家就开始捻线，一边说着话，或一边走着就能捻线。医院开会时，大家都是一边听报告，一边捻线。我们在电影里最常见到的就是放羊人一边赶着一群羊，一边捻羊毛线，那个羊毛是顺手就可以从羊身上取来的生羊毛。郁彬说：

中央医院捻线的羊毛是从妇女合作社领回来的白羊毛，白羊毛发给大家捻线，捻好的线交回妇女合作社，合作社用烟灰把白线染成灰色，再发给我们织袜子。那时候年轻，手快，一晚上就能织两双袜子，而且是袜筒长长的那种袜子，大家都是编织能手。

这就是生产任务，都要上交的，不能私用。男同志不会捻线的人就给大家打水、读报，做后勤。

在延安参加过大生产运动的人，没有不会纺线的，无论是男是女，大家都纺线。中央医院也腾出一间房子，安上纺车，大家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学纺线。可能受场地和工作性质影响，大家对纺线的记忆都不深了。

梁波(梁二宝)

2013年11月4日，我到武警总医院见到大病初愈的梁波，虽然他做了气管切开，带着鼻饲管，不时地需要吸氧，但是他的精神很好，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可是无法用言语表达。一见到我，他用手比划着：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见过你。我们的“谈话”完全是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把关键词写出来，再用沙哑的声音和口型对我讲的。

1943年我到中央医院才不到14岁，叫梁二宝，是一个娃娃兵，在院办。大生产运动的时候，石济时处长从中央总卫生处和中央医院调来15个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中央医院的山上成立一个纺织厂。这里有几台农村用的老式织布机，把大家纺的线线织成纱布，主要供给中央医院和中央门诊部用的纱布。我们还用猪鬃自制医院用的洗手刷子。

大生产运动真是无所不能。

延安“藕粉”

陈萍

为了解决蔬菜自给，只靠房前屋后的业余生产是不够的。医院抽调十多名工作人员组成专业生产队，朱晓中任队长，张海渔任副队长。从总务处、护训班、青年队等处抽调护士尤胜奇、王锦华、李明义、杨明礼等20余人，青年队李福寿、张牛科、郝福团、罗满贵等都参加了生产队。在河川租了老乡几亩地，中央警卫团又让给几亩地，还在医院下边的河滩围堰造了几亩地，逐步达到30多亩，播种各种四季蔬菜。在延河边架起了两副桔槔，用两级提水法灌溉菜园。他们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再加上全院同志在农忙时积极参加劳动，平日积肥送粪，专业队伍与群众业余劳动相结合，使蔬菜生产年年丰收，全院自给有余，用收获的番茄、黄瓜、茄子、辣椒、白菜、芹菜、芥菜、洋葱、茼蒿等各种细菜改善生活，改变了过去早上洋芋南瓜、下午南瓜洋芋的单调生活。

护训班的陈萍、骆行回忆说：

中央医院大门外面的菜地里种着各种应季的蔬菜，护训班的同学们一大早起来，背着荆条编的粪筐出去拾一筐粪回来再上班。有一段时间改为半日工作，半日生产，晚上学习。后来，生产的蔬菜都吃不完，就把黄瓜、西红柿发到各单位，给大家当水果吃。

为了完成每人每年上交3斗小米公粮的任务，还在本院山头和陕公附近开垦了几十亩荒地，播种粮食。又派供给科科长宋彦昌带领十多人到南蟠龙办农场，也开了几十亩荒地，播种玉米、烟叶等作物。后来留下管理员刘勤、护士邵康负责管理。还在那里烧木炭，解决冬季取暖问题。

惠国元

惠国元是陕北老红军，回忆起在中央医院生产科工作时说：

医院逐步办起了各种作坊。袁进辉管磨坊，不但磨面粉，还制作挂面。宋希文管粉坊、豆腐坊，豆腐坊磨豆腐，还能做豆腐干、豆腐丝，粉坊制作粉条、生豆芽。李西行管烧坊、杀坊，烧坊酿造白酒供消毒使用，还能做醋和酱油；杀坊是负责杀猪宰羊的。食堂、豆腐坊、烧坊、粉坊都养猪，屠宰的猪肉足供全院改善伙食，丰衣足食后，大家肉都吃腻了，不再净捡菜里的肉吃了，而是挑菜吃。养羊，不但可以吃上羊肉，病员和娃娃们还喝上了羊奶。

中央医院供给商店的延安商人张合秀

医院又根据富春同志指示，把小卖部改成了供给商店，由延安商人张合秀负责经营，先后由宋彦昌、刘岸、赵达负责管理。供给商店从产地购买食品、用品，不但降低了成本，而且把有限的资金购买本单位必用之物，既免掉了往返奔波，又可在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自然保值增值，使商业生产与本单位供给密切结合，节约了人力物力，发挥了重大作用。医院还与张合秀合作在新市场又开了一个买卖(商店)，派贾维朴、张建岭、高成堂(高云卓)去学习做生意。

除了专业生产单位以外，全院同志都积极参加业余生产活动，组成生产组，利用屋前屋后空地，种植生产蔬菜，交食堂折价收购，还可得点零花钱。我在多幅中央医院的老照片中都能看见窑洞前种的蔬菜和搭的西红柿架。蔡云清回忆说：“窑洞前的西红柿结得特别多，晚上渴了，摘一个就吃。”

结合各科室业务进行生产，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五花八门的小生产就更多了。

1944年，化验室姚冷子同志制作了康氏反应抗原。药房阮学坷同志制成了盐酸吗啡等注射剂和滑石粉。熬精盐、做肥皂，这些产品，不但解决了本院的困难，对边区医疗卫生事业也是贡献。

女护士织毛衣、打草鞋、做布鞋。运输队除运输本院供应物资外，还到三边、盐池运盐，交给边区盐业公司。运输员下乡运东西，捎带收购鸡蛋。供给科还派李德成挑货郎担下乡，卖针线火柴之类小商品，也收购鸡蛋；派李志明到富县收购大米、蜂蜜、麻。厨房炊事员从烟囱掏烟灰，卖给工厂做炸药。春天来了，大家都到野外挖防风草等药材，秋天又割马兰草卖给造纸厂，多种经营，生财有道，掀起了人人动手的生产高潮。

生产的健康发展，不但改善了全院人员的生活，个人也多了点零花钱，每年还完成了向公家上交3斗小米的公粮的任务。大生产运动深入人心，就连我们小孩子玩的都是“大生产”，刚会走路的小孩就提着小桶桶，拿着小铲铲，在院子里的土坡坡上挖土“开荒”。有孩子的家长也在窑洞前垒起鸡窝，养鸡下蛋给孩子们改善生活，山上、山下一片繁忙。

陈萍在延安

延安的大生产运动真是无所不能，但是，延安是大西北，黄土地上长不出莲藕。在南方长大的女娃们特别怀念家乡的藕粉。后来她们发现，食堂洗土豆丝、土豆片的水里沉淀的淀粉浆液，经过熬煮，就会做出像藕粉一样黏稠的洋芋面糊，香甜可口，味道好极了！ 陈萍曾经高兴地说：“我们在中央医院不但有水果吃，还有吃不完的红枣，小米饭的锅巴当饼干，还可以煮‘藕粉’喝，特别解馋。”

经过几年苦干，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果然达到“丰衣足食”的目标，基本能够吃饱穿暖了。到撤离延安时，光带不走的粮食就有20多万斤，主要是小米和麦子，还有12万斤马草。

大生产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徐特立同志赞扬说：“……最值得我们庆幸的，就是劳心和劳力统一起来，打破了中国历史的记录。中直和军直机关工作人员最大部分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历史上没有劳动的习惯，而今竟突破了这一历史的传统。”

采制中药

配血与输血(西安市儿童医院提供)

当年中央医院医疗物资十分匮乏，药品大部分来自八路军制药厂，抗菌药物极其短缺。口服的磺胺药需要特批，只有一种叫百浪多息(Prontosil)的新药，总是留给重病人，特别是给儿童使用。还有一种叫“萨尔菲丁”的磺胺，服用后病人经常出现血尿。盘尼西林更是奇缺，就是特批的一支、两支救命的盘尼西林也只有3万、5万单位(我们现在使用的一支青霉素是40万或80万单位)。没有输液的设备。所谓“输血”，是用大注射器从献血人胳膊上抽了鲜血直接推注到病人的静脉里。“输液”是用大注射器把生理盐水注射到皮下或腹腔内慢慢吸收。经常用抽少量鲜血作肌肉注射的方法来增加身体免疫力，战胜疾病。

在大生产运动中，医务人员开动脑筋，想办法，上山采集中药，由药局的同志把原材料制成中药丸、水剂，甚至还有注射液。在骆行保存的自己抄录的“药物手册”里，我看到有白带丸、白色补丸、健胃散、喘宁散、敌痢丸、百咳宁、平热丸、行军丹、壮尔神等38种中药，我采访时曾问骆行是否还记得都是用什么中草药制成的，事隔几十年，她说已经不记得了。

1944年6月，在宝塔山下举办了中直、军直生产成果展览会，毛主席也来参观展览会，大家不约而同地跑过去看望毛主席。主席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大家说：“是中央医院的。”主席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接着，6月30日，又在中央大礼堂举办“卫生展览会”，展出了边区几年来医药卫生发展成就，其中就有很多中草药。护士长侯静波被抽去到大会做工作人员，守在门口签字登记。她曾经撰文回忆说：

展览会展示的自制的药品(西安市儿童医院提供)

徐特立对中药特别感兴趣，展期7天他就来了8次，观看展览。

周副主席和邓大姐也来到展会，周副主席常不在延安，我不认识他。进门时，邓大姐提笔写下“周恩来”三个字，问周副主席：“像不像？”我们才认出来周副主席，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忙说：“周副主席好！”“邓大姐好！”参观出来时，他们又向我们点头，表示谢意。

成立营养研究委员会

现如今，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发展，我们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食品极大丰富，但是，获得新生活的群体因为不了解什么是科学的生活方式和缺乏健康饮食的知识，吃了太多的肉和各种高热量的食物，肥胖、高血脂这些危害健康的因素急剧增长，不健康生活方式带来的慢性疾病威胁着现代人的健康水平。医院的各个专业医生、护士、营养师都参与了全民健康教育的大课堂，力图普及科学饮食的知识，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而在延安，却是因为物质匮乏，吃不饱、吃不好和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发生了许多营养不良性疾病，严重地影响了革命青年的体质和战斗力。

在延安，为了改善生活，根据李富春同志指示，中央总卫生处于1943年2月成立了“营养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件大事，当时，《解放日报》在2月23日第27期《卫生》专栏做了这样的报道：

中央总卫生处成立营养研究委员会

日前，中央总卫生处为了响应毛主席“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及“给自然科学会的信”的两个指示，特聘请医学界先进何穆、金茂岳、侯健存、魏一斋及国际友人阿洛夫等同志，组设营养研究委员会，由该处保健科科长鲍敬桓同志任主任委员，下设：研究实验组，调查组，宣教组等三组，并请曲正、薛公绰两同志任顾问，即日开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课题为2～4月的菜、饭谱，闻准备将此研究结果在中央医院大灶实验后，再呈请中央批准，以便推广到各机关而保证营养云。该会欢迎诸位同志有关营养的质疑及询问。如有问题，将由金茂岳、魏一斋二同志负责解答。通信处为中央总卫生处转。

这个委员会已经打破医院的界线，由延安地区的医务专家来共同主持，主要研究饭、菜谱的改善，将研究结果在中央医院大灶实验，然后呈报中央批准，向各机关推广。为此，何穆、刘允中都曾亲至厨房操作实验，与炊事员共同琢磨改进办法，克服了过去饮食单调的难题，还提出了粗粮细作、提高膳食营养的许多措施。这一期《卫生》专栏刊登的《谈谈边区食物营养问题》中说：

我们许多机关中做豆腐浆，把豆腐渣全喂了猪，这也是很可惜的事。豆腐渣中仍含了相当高的营养，比豆腐浆不过仅差一些罢了。(每百克豆腐渣中有蛋白质2.6克，脂肪0.3克，碳水化合物7.3克，无机盐0.7克，而豆腐浆的蛋白质也不过3.7克。)如果我们把豆腐渣用油好好炒一下，是一种很美味而营养价值高的菜泥。如把豆渣合着小米煮稀饭，也是很好的饭食。

喂马用豆子，大多是用黑豆，其实黑豆在没有什么更多鲜菜的冬天可以变成很好的豆芽菜，这是养分很好的一种菜，应该提倡吃。所以喂马最好用料豆或其他谷类，留下黄、黑、绿豆给人吃，豆子永是最好的东西，今年生产最好多种豆子，提倡到老百姓中间去。

在延安时，平时吃饭都是小米、洋芋，往往把白面、肉食集中在节日大会餐，一顿吃个痛快。至今不少老人提起当年会餐，都会说起一顿吃一串馒头(用筷子穿起来的串)和十多个包子的趣事。在这篇文章中说：

有人在会餐吃肉时，非吃一斤或12两(当时用16两秤——笔者注)不算过瘾，这种吃法也是有害的，甚至是糟蹋肉，而不能真正由身体享受，甚至闹胃肠病，这个道理已经在本刊第七期(去年四月十九日)《大会餐的结果》一文中已经详论了，不在这里多说，我只建议：吃肉每天都平均的吃一点，是最好的办法，否则也要每隔天吃四、五两(现在的125～156克，即2～3两——笔者注)的办法为妙，不然是容易闹肠胃病。

另一篇文章说：

……小米煮的一粒一粒硬硬的，他们才认为是香的，是好吃的，其实这种吃法是不大好消化，试看我们的厕所中，在许多大便里，仍把一粒一粒的小米拉出来，……这是糟蹋公粮。……提倡吃小米面饼子，或小米面馍(又名丝糕，或窝窝头)以便好消化吸收。

科学的生活方式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一篇篇生动而实用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关注，《解放日报》第29期《卫生》栏目就刊登了张远同志的提问：

我们现在的伙食里，含蛋白质的量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一只母鸡只吃小米也可以一天生一个蛋呢？是不是淀粉和脂肪也可以转化成蛋白质呢？

编辑部的文章十分精彩地回答了这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母鸡吃小米和其他杂粮、虫子、草籽，这些东西里含有一定的蛋白和脂肪。而一只牛只吃草，草里很少有油和肉类的东西，就可以长肉并且长肥，还可以出奶，奶里有很多蛋白和油(酥油)，是因为它们的身体中具有特种的消化吸收功能。当然不能和人一概而论的。……食物中的蛋白质分成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但只有动物蛋白最合乎人类需要，也最容易吸收，长肉，……人体若不能得到足够的动物蛋白时，可以依赖转化作用，维持短期的不足，若长久下去，便会影响身体健康。

文章最后说：

食物经过消化转化成氨基酸，氨基酸有许多种，在人体里最需要的有几种，而这几种氨基酸不是每一种植物蛋白都含有的，大多数动物蛋白就含有，这几种氨基酸也不能在人体中，从淀粉，脂肪，或其他蛋白转化而成，必需依赖吃含有这种氨基酸的蛋白质才成。因此毛主席李富春指示我们每月每个人至少吃三斤大秤的肉，在科学上讲起来也是非常正确的。

1943年4月，中央医院新建的病灶和大灶厨房经过精心设计和改造，非常合乎卫生要求，何穆总结经验，撰文《一个卫生厨房的建设与管理的建议》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为改善边区厨房的卫生工作起到推动作用。

1943年6月29日，夏季就要来临，在第39期《卫生》栏目里登出了中央总卫生处保健科给伙食工作同志的一封信：

寄给伙食工作同志的一封信

致各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场的炊事员、采购员、管理员、菜蔬生产员、司务长同志们：

提出：一)改善伙食，要消灭因饮食而来的肠胃传染病……

如果你们肯这样办，那么，一定可以消减伤寒、赤痢和上吐下泻等肠胃病。

二)改善伙食，在夏季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总而言之，炊事员同志们要相信这是科学，要坚决这样办理，这样一定可以把今年的传染病减到极少。

炊事员同志们！为消灭夏季肠胃传染病而奋斗吧！

此致敬礼

中央总卫生处保健科

六.二十九

经过这样的努力，提高了制作饭菜的技术，改善了伙食，增进了健康，减少了疾病人数，也改变了大家对伙食工作的认识。炊事员不再是简单的伙夫，烹饪里面有科学，饮食中蕴藏着文化，从此大家更加尊重管理人员和炊事工作者。

李志中和《解放日报》

原来，《解放日报》的《卫生》专栏就是由中央医院的“笔杆子”李志中主编。这些精湛的文章，有趣的比喻，深入浅出的论述，至今读起来都令人津津乐道。李志中的大女儿李桦曾经对我说：

为了办好《卫生》专栏，傅连暲伯伯把他调到中央总卫生处，每天开动脑筋，不停地写啊、写啊，我妈妈说，爸爸经常在煤油灯下熬夜到清晨。

李志中的辛劳，不但指导了当时的卫生工作，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艰苦奋斗的后勤运输队

中央医院坐落在山上，在山上住着的有全体医生、护士、勤杂人员，有他们的家属和孩子，还有所有各科的病人，在这个山上居住着整整一个医院的人员。那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汽车，更没有火车，住在山上的人所有的生活用品，包括粮食、蔬菜、油盐酱醋茶、穿的衣服、盖的被子、烧的炭、病人用的药品，就是人人、天天离不开的水——吃的水、洗漱的水，无一不是从山下运到山上。这么巨大的运输工作就是靠着一个十余人的运输队来完成的，而他们用的运输工具就是牲口和大车。

运输队分成两个班，一个是运输班，一个是饲养班，饲养班负责全院骡、马、毛驴的养护。运输班担负着全院粮秣、煤炭等物资的运输和驮水任务。队长叫寇金致，管理员叫张智勇。

管理员张智勇是1942年10月从中央管理局调到中央医院负责运输队工作的。他曾经撰文回忆中央医院运输队的工作，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让我对他们艰苦卓绝的工作肃然起敬。

运输班班长是刘治国，运输员有老申、老赵、李浩和贺吉等人，配有一辆大车，驮骡四五头。运输员的工作是很辛苦的，那时边区交通不便，能走马车、汽车的所谓“大路”，都是泥巴路，遇到雨天，泥泞难行，常常把马车陷在泥里，至于山间小路，就更不用说了。冬天踏冰过河，滑倒牲口是常事。最怕的是初冬开始结冰和早春开始化冰的时候。

大车经常到延安以东的杨山煤矿拉煤，往返60多里路程，要过8次河，河上又无桥。一次，春天刚开始化冰，驾辕的骡子在河里陷倒了，一两吨煤炭装在车上，急得运输员无法可想，只好踏着刺骨的冰和水一趟又一趟地把煤炭搬到岸边，然后再救出牲口，把车弄上河岸，再把炭一筐一筐装上车。这时运输员的棉裤已全湿了，脚冻得麻木了，腿上多处被冰划破，流着血，再把马车赶回医院。张智勇说：“我在中央医院的八年中，这样的情况曾遇到多次。”

运输员是“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路”的人，工作累、饭量也大。外出运输，每天早上还未开饭，他们便胡乱吃点东西，就出发了。中午发的菜金，买饭吃自然不够，只好怀里揣着干粮上路，白天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在河沟里喝点生水，晚上赶回来吃顿饱饭。

窑洞里用一个火盆，烧木炭取暖，一天就需要千余斤木炭，要从40里外的梢山驮回来。驮骡经常到安塞一带驮粮食草料，牲口也常常陷在河里。这时运输员便不顾个人安危，连鞋带袜下到冰水里拉牲口、扛粮食。夏天还好受些，要是初冬和早春最难处理。救出牲口，穿着冰湿的衣服，腿上流着血，继续上路。那时换洗的衣服少，一年能领到一套单衣，两年一套棉衣，算是不错了。但如遇到上述情况，或者下雨下雪，衣裤鞋袜湿了，没有替换的，只好回院后一边吃饭、一边烤火。衣服烤干了，还要去整理修补鞍仗挽具、照看牲口。总务处领导对运输员还是尽力照顾的，常常寻些旧衣服给运输员穿，给些破布打草鞋；还每月发给事务人员半斤旱烟叶、两张粉连纸卷烟抽。

骑小毛驴的小八路(公谊会医疗队斯坦利摄，李钢提供)

侯明骑马

饲养班工作同样很艰苦。喂的牲口有驮骡、挽骡、乘马共十五六匹，毛驴3头。饲养员杨明礼、老冯、小马担负着牲口喂养的工作。在刘治国同志带领下，全班同志都十分爱护牲口，看牲口像命根子一样，精心喂养，刷洗、遛、修补鞍子。宁肯人多受累，决不叫牲口吃亏。虽然多次遇到险情，牲口都未伤残过，背上也没有压烂过，一个个膘肥体壮，使人疼爱。“马不得夜草不肥”。喂牲口主要是在晚上，饲养员一夜要起来几次添草添料，白天除粪、扫圈、垫圈、铡马草备料、修整鞍具，爱护牲口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乘马主要供专家出诊使用。首长生了病，接到电话后无论白天黑夜，大夫便要立即乘马出诊。苏联专家阿洛夫外出的时候最多，他除了给首长看病以外，还常常乘马外出打猎。他骑的第一匹小黄马，是毛主席送给他的，叫“马什卡”，许国祯对这匹马格外爱护。这马也很驯服，马鞍备好了，阿洛夫在山下叫几声，它便自己跑下去迎接阿洛夫。阿洛夫回到家，拍拍它的屁股，它便自己跑回马厩。后来阿洛夫到王家坪出诊，延河水突然暴涨，阿洛夫要赶回医院抢救重危病人，冒险过河，马被洪峰冲到下游，直到飞机场附近才找到淹死了的“马什卡”，许国祯心疼这匹好马，许多日子心里都不好受。后来换了一匹马，阿洛夫叫它“百万”，据说是花了100万边币买回来的，许班长照样精心饲养。后来阿洛夫又在从杨家岭返院时遇到洪水，被冷水所激，这匹马也暴病身亡，许国祯又难受了多日。阿洛夫对许国祯的工作特别满意，看见他，便竖起大拇指赞扬。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吃水非常困难。中央医院后山下有一个泉眼，清凉的泉水是最好的饮用水源，可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驮水就成了医院最艰苦的工作。延安没有自来水，全院用水，全靠几位驮水员从山下的延河里把水驮上山。驮水员李春牛、李金锁、曾显荣、王宗田等担负着全院用水的供应工作。到了山下的延河边，他们把水一桶一桶从延河里提上来，装在驴、骡背上的驮水桶里面，装满了，赶着牲口驮上山，送到病灶、水灶(开水房)、大灶、中灶、作坊，倒在水缸里存起来，供一天使用。一天要从延河里驮450担水。下雨天水浊，天旱水枯，都增加运水的困难。夏天日头晒不算苦，遇到雨雪路滑，空手走路还寸步难行，赶着驮水的牲口，更需处处小心。他们的衣服鞋袜，常年都是湿的，到冬天，身上、鞋上到处挂着冰凌，走起来丁零当啷，手裂了，脚冻了，仍坚持不懈地工作着。

运输队还有个采购员杨山，也是医院的老模范，他常常下乡购买草料等物，不但保证了运输队的需要，节约了钱财，还从农村收购鸡蛋、鸡给病人吃。

运输队是个团结友爱的集体，吃苦耐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保证了医院工作的正常运转。没有人歧视他们，他们还经常得到领导的表扬，但他们说：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命都不要了，我们苦点、累点，算不了什么!

延安中央医院这支运输队的工作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是一群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工人，他们做的是医院里最辛苦的工作，有了他们，中央医院才能正常运转。而且，随着医院的扩大，工作人员增加和住院病人增多，他们的运输工作量会不断增加，而工作条件在那个年代却不会有明显改变。直到1942年末，医院在大门外给他们新建了马厩和运输队宿舍，他们的生活条件才有了改善。他们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怀，赢得的是尊敬、赞赏和关怀。

只可惜在我的采访中，没有见到一位在运输队工作过的同志，毕竟年头太久远了，但每每看到中央医院留在《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书中的这些记述，我都会流下感动的眼泪。让他们的事迹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吧。

多方援助

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卫生工作得到国际友人、著名人士的援助，这对于中央医院的建设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8年6月，为了加大全民抗战服务的力度，宋庆龄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与何香凝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宣传抗战，争取外援，特别是致力于战地医疗工作。在她们的宣传鼓动下，从富有的资本家到劳苦大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共赴国难。1939年2月19日，在纽约有3万人参加华侨举行的募捐活动，4个小时就捐款2万余美元，形成援华募捐新热潮。南洋华侨陈嘉庚为延安捐助一辆救护车，后经改装，成为毛泽东的座乘。在中央医院建院过程中，曾得到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抗战胜利后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理事长马克斯维尔(Maxwell)、汉口美国教会苏蔼士(Suess)女士和希金(Higgins)先生、作家史沫特莱(Smedley)女士等赠送的可供100名病人半年之用的药品器械及现款20 600元(摘自1946年军委总卫生部编印的《卫生资料》上刊登的《抗战八年来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总院(中央医院)的概述》)。1943年10月，经宋庆龄周旋，得到史迪威将军帮助，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联合国救济总署赠送的1台200毫安X光机和配套的发电机于1944年末运抵延安，1945年初安装完毕开始使用，替换了中央医院的旧设备，大大提高了医院的诊断能力。

周副主席在重庆，经常把通过宋庆龄、史沫特莱等友好人士募集的药品器材运回延安，并从“大后方”输送了一批批医务干部来中央医院工作。李桦曾经讲述过她和爸爸李志中、妈妈沈元晖从重庆到延安经历的细节：

左起：余秋成、张羽、刘承雷和200毫安X光机(西安市儿童医院提供)

李桦(李建华)

周副主席在重庆组织了5辆大卡车的物资，有不少医疗器材和药品准备送往延安。让我父亲身穿国民党军装押运，同行的是十多个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记得有后来和父母一起在中央医院工作的胡凌阿姨。妈妈化装成无关的家庭妇女，抱着一岁多的我坐在汽车里，怕我认出押运的军官喊“爸爸”，所以一路不敢露面。沿路经过许多关卡盘查，我们于1941年1月到达延安。

周副主席每次回延安，都要带一些延安奇缺的最新的医学杂志。李坚回忆说：

每当魏一斋收到周副主席送给他的齐鲁大学校刊等读物，带来新的医学进展信息时，心中总有说不出的高兴。

据说，当时国内买不到膀胱镜，周副主席委托苏联飞行员从德国柏林买回一架膀胱镜，解决了急需。

在党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在多方的援助下，延安中央医院的医疗仪器基本上是配套的，有完整的化验室、正规的药房和各类成套的手术器械。

1944年6月，中央首长和援华在中央医院工作的苏联阿洛夫外科医生、美国米福兰机械师合影左起：康生、阿洛夫、林伯渠、米福兰、董必武、李伯钊、杨尚昆，小孩是林用三(李钢提供)

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

在战争年代，中国红十字会发挥过巨大的作用。金茂岳曾经回忆说：

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很早就有了，总会在上海，山东有中国红十字会分会。1935年我们从齐鲁大学毕业时，中国红十字会就吸收我们为会员，我们有权利和义务，还缴纳会费。193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上海召开，我参加了这次年会，并在年会上做了学术论文报告。在这次中华医学会的会议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就组织会员们讨论：日本打进中国怎么办？我参加了讨论会，会员们情绪很高，大家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任务就是救护伤员，号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成立医疗队，参加抗战。这时，中国红十字会也进一步研究了组织机构和医疗器械方面的准备工作，大家提出研究设计、制作一些携带方便的医疗器械，也吸收了外国经验，准备急救车、各种消毒手术器械包、消毒器材、携带方便的药品箱、可以折叠的手术床、氧气袋、骨折用具等等。所以，我很早就对红十字会医疗队有所了解。

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也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中国红十字总会在林可胜先生的主持下先后派往陕甘宁边区的医疗救护队有红十字会第7队、23队、25队、29队、33队、35队，还有国联防疫一团三组。据魏明中回忆，金茂岳是跟随红十字会23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延安的。因为前方转送的伤病员都在甘谷驿二兵站医院，那里的救治工作量大，就把23队调往二兵站医院。红十字会35队来到延安参加边区医院的工作时，金茂岳担任了35队的队长。每一支医疗队都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医生和专职护士，还带来许多精美的医疗器械和大批的药物，他们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到边区的医院参加临床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医疗水平。在边区作出很大贡献的要算23医疗队(可参见《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175页)。

中国红十字会23医疗队成立于1937年12月27日。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南京政府卫生署医政科科长王禹昌是老齐鲁的毕业生，他听说齐鲁大学还有一些大夫、护士和毕业生留在济南，与南京中国大学的师生联合组织了救护队，在济南火车站做起了救护伤病员的工作。他想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就从南京到了济南，经他一动员，很多同学都愿意参加政府组织的救护工作，金茂岳也报了名，大家约定10月10日在兖州府集合，随后来到南京。卫生署的副署长金宝善没有像其他政府要员携家眷到台湾去，而是留在南京，他说：正好，齐鲁有人，中大有钱，你们两边合作吧。就这样，中大、齐大救护队手术组正式成立了。张查理当队长，王禹昌当副队长，药品、敷料由卫生署供应。该队派到了安庆伤兵医院，后回到武汉，南京政府卫生署也退到了汉口，已是自顾不暇。中国红十字会担负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任务，总会设在贵阳，医疗队的经费是由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供给的。中大、齐大救护队手术组的人就在武汉组成了23医疗队，队长是王禹昌，1933年毕业的学长侯道之当了副队长，全队由21个人组成。他们乘火车经郑州，1938年1月3日到了西安，举着红十字会的大旗走在大街上，十分显眼。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的豪情，准备为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进行战伤救护和手术治疗。可是，当他们找到一所国民党的伤病医院时，对方却拒绝他们进入营区。队长说：“我们有专门的外科手术技术和先进的消毒药品。”那也不行。又说：“我们有红十字会的津贴，不需要给我们费用。”那也不行。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手术队在安庆伤兵医院时曾经揭发军医克扣军饷，糊弄伤兵，不好好治伤，所以才遭到严词拒绝。正当23医疗队不知去向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伍云甫同志来到中国大饭店医疗队的驻地，告诉他们说：“现在国共合作打日本帝国主义。这里不要你们，你们是不是可以到延安去？延安也有伤兵员，还有群众，缺医少药，延安非常需要医务人员。”后来，他们被请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主任对他们说：“你们到延安去工作，也是参加抗战，我们非常欢迎。”他还点名说：“金大夫，你的家属和孩子们不是一直跟着你四处奔波吗，我们可以给家属安置工作，让孩子上学，保证让你不会困难。”这正是金茂岳最大的困难，一听林主任这么善解人意，金茂岳当时就激动地说：“好！我去。”队员们也说：“好嘛，老金拉家带口的都能去，我们也决定到延安去，不好就跑嘛。”林主任又关照地说：延安比西安要冷一些，准备一些御寒的衣服。队长王禹昌离开了医疗队，侯道之当了队长，带着愿意去延安的队员做好简单的准备工作。1938年1月10日，八路军办事处的两辆卡车把33、23两个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和家属径直送往延安，还派了两个卫兵和一个参谋护送，安全通过路途上国民党的关卡，顺利到达延安。

我在1940年2月21日出版的《新中华报》见到一篇名为《介绍中国红十字会廿三医疗队》的文章。

中国红十字会廿三医疗队1938年1月13日来到延安，队长侯道之是山东齐鲁大学的医学博士，外科主任，副队长谢景奎是内科主任，队员李汇文是外科医师，金茂岳是妇产科医师，都是齐鲁大学的毕业生。X光技师蔡子白，护士长王学理，护士朱朝成、朱朝正，勤务员李复怀。他们带来了不少的医疗器材和药品。

出诊的皮箱(唐都医院提供)

医疗队配备有妇产科和一些常用的外科手术器械。另外，几个真皮的、制作精良的出诊箱也完全不同于现在使用的背包式简易出诊箱，像一只手提箱，内部容量很大，药品、器材都可以固定在大大小小的口袋或卡套内。用这些诊箱也带了不少药品到延安。据说还有一台手提式X光机。其中有一种精美的针盒，针盒是铜质的，两边有两个活动的提手，针盒中间固定着两个弹簧架子，不知是铜的还是不锈钢材质的，弹性很好，可以把大注射器卡在中间，随身携带避免损坏。针盒里50cc、100cc的大注射器是玻璃制品，针栓的推拉杆是金属的，制作精巧，推拉针芯十分顺畅。把注射器放在中间的架子上，装上水，盖上盖子，就可以煮沸消毒注射器了。针盒还配有两个酒精灯，随时点燃后用来煮沸针盒。这套针盒我小时候玩过，所以记忆特别清楚。

23医疗队在甘谷驿二兵站医院(甘谷驿教堂)(金德崇提供)

我又在1940年4月26日《新中华报》的《边区新闻》专栏上看到《中国红十字会第廿三医疗队离延军医处特设宴欢送》的报道，这在当时报道当地新闻不多的《新中华报》上连续介绍23医疗队的消息实属罕见。

在延安地区工作两年时间，他们曾在边区医院、拐峁疗养所、二兵站医院等多处服务，成绩卓著，尤其在甘谷驿二兵站医院工作期间，他们在甘谷驿教堂建立了手术室和重症病房，医治病人40 295人，检查1 590人，实施手术635人，救治了不少伤病员，博得信誉和荣耀，在这里挂着负伤病员赠送的纪念品和八路军总司令员朱德赠送的一面绿色的锦旗。

金茂岳在甘谷驿教堂(金德崇提供)

1940年4月11日下午，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欢送廿三医疗队离延的晚会上，周恩来副主席致欢送辞，表彰医疗队：

以其医术优良，设备齐全，使边区医疗工作获得不少帮助。该队同仁工作努力，不辞辛劳，实为感激。该队在边区工作较久，对边区一切情形洞悉，希望此次离延后，能将边区真实情形报给国人，揭露奸人之造谣污蔑等语。

该队的名医金茂岳和三名队友一直留在延安，参加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

《新中华报》

在金茂岳保存的老照片中，就有一张是护士朱秦离开延安时赠送他的纪念照，背景就是朱德总司令赠送23医疗队的锦旗，他在照片的背面留言：“金大夫惠存，这上面有我们大家的辛苦和血汗换来的光荣”。

我2007年到甘谷驿去，在教堂周边的农村路边坐着晒阳阳的老人们，都是参加过支前的“离休干部”，他们都知道，当年重伤员在教堂里做手术，大部分伤员就在村子里老乡的家里养伤，医生要走十多里路去给伤员换药，伤员伤愈再上前线杀敌。

朱德赠23队锦旗及朱秦在照片后面的留言(金德崇提供)

如今的甘谷驿教堂(2007年)

当年设在教堂的手术室

工作人员在教堂后面的住地

公谊服务会医疗队

1946年12月2日，经宋庆龄周旋，公谊服务会医疗队一行六人自郑州飞抵延安。公谊服务会1890年成立于英国，总部设在伦敦(现在迁至美国芝加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扩大组织，吸收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中国等国家的教友参加，是一个国际性基督教慈善团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会曾组织救护队参加协约国战场服务。二战时期又组织救护队赴北美、印度、阿比西尼亚、中国等战场服务。1940年曾运送物资来延安，至三原被国民党扣留。1941年成立在华救护队，在缅甸及中国的甘肃、湖南、广西救护伤病员。1946年2月13日，利用毛泽东重庆谈判后的有利时机，救护队向延安运送了三卡车共计7吨药品器材。10月28日，英国援华委员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援华总会秘书密勒夫人、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陈纪彝女士一行飞抵延安，受到朱德总司令、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延安总部秘书长杨尚昆、保育委员会康克清、总卫生部苏井观部长的热烈欢迎。在延安期间，他们曾到中央医院参观，留下良好印象。这趟行程促成公谊服务会医疗队12月2日从郑州飞抵延安，携带由宋庆龄福利基金会等国内外友人筹措的两架飞机的药品器材3.5吨。12月10日，医疗队被正式安排在中央医院参加工作，受到医院全体人员的热烈欢迎，并于11日晚举行欢迎晚会。李兴培就是这时接受总卫生部苏井观部长的派遣来到中央医院担任公谊服务会的翻译。当时，中央医院已经改编成第一后方医院，疏散到子长县的湫峪沟，为了能让他们顺利地开展工作，李炳之院长从医院调回十余名技术骨干，有吕雪梅、王郓、江洪等人，还让水平较高的外科医生李冰与他们配合工作，收治内、外科伤病员。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拨发2亿元边币和一些毛毯、布匹等物资改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