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8世纪以来，德国产生了众多世界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德意志民族是个以擅长思辨著称于世的民族，德国是个理论王国。浪漫主义在德国兴起之前，那里的文艺理论已经得到蓬勃发展，哲学、文艺学论著曾经不断涌现。在康德的影响下，诗人席勒在1792—1796年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艺理论著作，诸如《论悲剧艺术》《论秀美与庄严》《论激情》《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和《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等。与此同时，即便是重实践轻理论的歌德，也写了不少艺术理论文章，诸如《论拉奥孔》（1798）、《关于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与可能性》（1798）和《演员准则》（1803）等，并且还在他人协助下主编了《前廊》（Propyläen，1798—1800）杂志，作为发表艺术理论和政策文章的园地。世纪更迭之际，谢林先后推出了美化艺术的《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和《艺术哲学》（1802—1803）。接踵而来的是黑格尔的鸿篇巨制《美学》。面对如此众多的文艺理论著作，经验主义者歌德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少一点哲学，多一点活力（Tatkraft），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的感叹和祈望。显然，诗人担心的是，实践将成为理论的“奴婢”，失去自由。其实，歌德的忧虑是多余的，实际情况往往是：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前者总是力图支配后者，而后者也总是力图摆脱前者的制约。即使手握理论武器的作家，也常常不是以理论为实践的指南，而是跟着感觉走。这样，理论有时不免陷入“光杆司令”的境地。尽管如此，理论热并不因此而降温，因为社会崇尚理论，理论的地位优先于创作实践，理论热成了时代的显著特征。

这种“理论热”也“感染”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在他们这个圈子里，畅所欲言地探讨理论问题蔚然成风。1798年，施莱格尔兄弟、卡罗利妮、诺瓦利斯、费希特和谢林聚首德累斯顿，经常共同探讨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艺术史、自然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们相约第二年在耶拿继续聚会，奥·威·施莱格尔和卡罗利妮在耶拿的家成了他们欢聚与落脚的地点。哲学家谢林由于坚持无神论观点而被起诉，不得不放弃教职离开耶拿。除他而外，早期浪漫派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来到了耶拿，在这里，他们实现了被弗·施莱格尔称之为“协作哲学”（Symphilosophie）或“协作文学”（Sympoesie）的愿望，他们在无拘无束，但同时又是紧张的共同生活中，探讨哲学、艺术、自然哲学和宗教问题。弗·施莱格尔认为，探讨哲学问题“就是共同寻找万事万物的真谛”。在他看来，“一旦协作哲学和协作文学普及开来，深入人心，许多相互取长补短的人联袂创作共同作品的事，就会屡见不鲜，那么科学和艺术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开始了”。正是这种协作精神，推动了浪漫派文艺理论的蓬勃发展。

德国早期浪漫派颇为重视文艺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他们的代表人物奥·威·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特别是弗·施莱格尔，都是很擅长思辨的理论家，著述甚丰，各自都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理论遗产。这些遗产构成了一个可称之为“贵金属含量颇高的富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德国浪漫派长期蒙受误解和曲解，致使这个“富矿”的开采被延误下来。随着浪漫派的“东山再起”，巨大的“开采”工程已经开始，在著名学者，弗·施莱格尔专家恩斯特·贝勒教授的主持下，一部16开本、多达35卷本的评注本《弗·施莱格尔全集》的编纂工程已经开始，并已出版多卷。奥·威·施莱格尔的《论文学与艺术》（1801—1804），特别是《论戏剧艺术与文学》（1808），曾名噪一时，对当时欧洲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诺瓦利斯留下的大量理论著作遗稿尚待整理出版。

18世纪末年，浪漫派作家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并未能解放人类。他们原想在思想领域创造一个诗的天地、一个美与和谐自由的世界，化成了泡影。严酷的现实表明，他们提出的理论并非济世良方。对革命的失望、理想的破灭，促使他们从政治思想到文艺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从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转向中世纪和中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

德国浪漫派从一开始就十分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化，青年弗·施莱格尔把古希腊文学看作是“自然诗的巅峰和典范”。但是到了世纪末年，浪漫派的兴趣开始转向中世纪，转向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转向塞万提斯和卡尔德隆所代表的西班牙文学、以卡蒙斯为代表的葡萄牙文学，转向以但丁、彼特拉克和阿里奥斯托为代表的意大利文学，因为许多人都认为，中世纪应该包括15和16世纪，因而上述名流也应该属于中世纪的人物之列。

启蒙运动时期，中世纪曾被称为黑暗和野蛮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哥特式艺术名声也不佳。在英国，直到17世纪后期，在法国和德国，直到18世纪，所谓“哥特式”甚至被视为“野蛮”、“不文明”和“索然无味”的代名词。但是时移势迁，随着学术界对中世纪问题探索的深入，人们逐渐改变了对中世纪哥特式艺术的看法和评价，哥特式成为“伟大的、崇高的艺术，与希腊艺术平起平坐”的同义语。与此同时，莎士比亚的复兴、惊险小说和中世纪英雄史诗、诗歌的盛行，也激发了人们对哥特式艺术的审美情趣。特别是莪相英雄诗歌1762年经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的“发现”，在全欧兴起了“莪相热”。歌德的主人公维特在1771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就这样写道：“莪相已从我心中把荷马排挤出去。这位杰出的诗人领我走进一个何等样的世界呵！”随后，歌德又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浪漫主义基督教传统的重要人物托夸多·塔索在封建宫廷中的遭遇为题材，作了名剧《塔索》（1790），从而为唤起世人对中世纪欧洲现代文学的情趣作出了贡献。在歌德之前，赫尔德曾经以其《1765年游记》等著述致力于恢复哥特式艺术的名誉。

前人对中世纪及其艺术的探索，为浪漫派转向中世纪铺平了道路。诺瓦利斯的《基督教，还是欧罗巴》表明，早期浪漫派已经完全改变了前人对中世纪的看法。该文把欧洲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富有诗意的和平王国，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美好的光辉时代”。浪漫派对中世纪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一致的，认为它是一个“幻想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弗·施莱格尔语），是一个童话世界。

在浪漫派看来，现代文艺是指古希腊罗马之后，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以来，内容上带有基督教色彩，形式上不同于古典的文艺，在弗·施莱格尔那里，有时现代文艺与浪漫主义文艺是同义语。

德国浪漫派对中世纪以来欧洲现代文艺的重视，直接反映在他们的翻译工作方面，其最突出的成绩，表现为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奥·威·施莱格尔以其特殊的翻译才能，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对莎剧艺术的深刻理解，致力于莎剧翻译长达13年（1797—1810）之久，他以无韵诗体裁翻译了莎翁的17个剧作。他原计划把莎翁的全部剧作翻译成德文，后因与出版商翁格尔不和以及其他原因而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后来，蒂克在女儿多罗苔娅和鲍狄辛伯爵的协助下，继续翻译了莎翁的19个剧作，终于完成了奥·威·施莱格尔的未竟之业。

两个多世纪以来，奥·威·施莱格尔和蒂克的名译，一向为世人所称道。此外，奥·威·施莱格尔还翻译了卡尔德隆的剧作以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文学作品，蒂克还翻译了《堂吉诃德》（1790—1801），施莱尔马赫翻译了柏拉图的著作，同属耶拿浪漫派圈内之人的约翰·迪德里希·格里斯翻译了卡尔德隆、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