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先生给胡风和梅志写信，说：“上海天天刮风，气候不正，我每天蹲在屋子里吃烟，因此很怀念你们。”

《贾植芳致胡风书札》（华宝斋书社，二〇〇一年）是我特别珍爱的书，收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四年现存的全部信件，因为特殊的原因，这些信件得以保存下来。一个青年——一九三八年先生才二十二岁——在抗战、内战期间的流浪，战斗，写作，“走向生活的底渊去”的历程，单从粗拙、倔强、用力深重的影印笔迹，就能强烈地感受到。然而，忽然停止了。上面抄的“吃烟”的话，是这本书中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段话。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天，习惯晚上工作、睡得很迟的先生还没有起床，师母推醒了他，说外面有车，接他去高教局开会。上了车，先生掏出大前门，党委书记杨西光马上抢着递给他一包中华。中华牌香烟那时候市场没有供应，杨西光不抽烟，先生事后回想起来才明白，杨西光知道要抓他，特地给他带上一包烟。当晚，先生被宣布逮捕，押入建国西路第三看守所。

先生晚年写回忆录《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二〇〇一年），能生敢死凛然之气贯穿始终，笔致却是落在具体生动的人事上，微物如香烟，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对严酷生活的叙述中。譬如入狱之后，“一夜无眠。监房里没有香烟，口袋里杨西光送的那包中华牌也早已抽完了。我翻身起来，心底里涌上了一种意欲惹事的恶作剧感。于是梆梆地敲打着靠走道墙一边的那一扇门上的小窗口。一会儿，值班的解放军看守跑过来，开了窗口上面的小门。我大声吆喝道：‘拿香烟来！’他没作声，关了小门，等了一会儿，回来，递进来三支烟，三根火柴。一会儿抽完了，我再次敲窗，又向他要了三支。当我第三次敲门吆喝‘拿香烟来’时，他开始显得不耐烦了。可是我也嫌麻烦。我说：‘你给我一包吧，省得你跑来跑去的，你放心，我绝不会去自杀！’他这时已摆出一副冷酷的专政面孔，把声音也提高了，训斥说：‘一〇四二（这是我的代号，从此贾植芳的名字消失在我的生活史上长达十二年），我是来看管你的，不是你家的佣人！你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示弱，大声说：‘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说：‘哼，那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更火了，把一肚子怨气怒气全朝那个看守身上泼。我对他说：‘又不是我自己要进来的，是你们把我抓进来的，你怎么倒问我？’”

监狱里关押十一年之后，才判刑；又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的印刷厂“监督劳动”，近十三年。重体力劳动，间以批斗，是日常生活。先生在《上海是个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中这么写道：“那时候我为自己定了些规矩：平时我抽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每次挨批斗以后，我就花一角二分钱买一包‘勇士牌’香烟；我一般只吃几分钱一顿的菜，每次挨批斗之后，我就买一块一毛四分钱的大排或者一毛三分钱的大块肉吃，自己犒劳自己。”

我第一次见贾先生，是读本科时候，已经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来，在第四教学楼有个讲座，贾先生是主人，陪坐在讲台上。这两位山西老乡坐在一起，很有意思。王先生抽烟斗，贾先生抽纸烟。我对贾先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吸烟的频率极快，一口接着一口，而且抽完一支，接着就点上另一支。大教室里人多，我坐得不够靠前，却特意看了一下，贾先生抽的烟，是黄盒子的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