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论证（增订本） - 第一章名称与作者

第一章名称与作者

别称《春秋》

元人杂剧通常每个剧本都有题目正名，或两句或四句，用以概括剧情，确定剧本名称。就位置而言，有的放在剧作开头，有的则放在剧本的末尾。《西厢记》是由五本二十一折组成的连本戏，除每本有四句题目正名外，有些刊本还在全剧之前或全剧之后有“总目”四句：

张君瑞巧做东床婿

法本师住持南禅地

老夫人开宴北堂春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元杂剧的惯例是以题目正名的末句作为全剧的剧名。《西厢记》的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则是摘取总目末句而成，《西厢记》乃是其简称。

《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写莺莺让红娘传书与张生，书简乃是四句五言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四句诗源自元稹的《莺莺传》，题名为《明月三五夜》。《西厢记》的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就是由此而来。所谓“西厢者，普救寺之西偏屋也”，为崔莺莺路经河中府借居普救寺之临时寓所，也是崔张爱情故事的发生地，故以其命名。“记”本来是记录、记载的意思，也指记载、描写事物的书籍或文章，并常用做书名或篇名，如《史记》、《桃花源记》、《岳阳楼记》等。《西厢记》亦属此例。值得注意的是，与《西厢记》同时的剧作，只有极少数是以“记”作为剧名的，如白朴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郑廷玉的《布袋和尚忍字记》、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等。但是到了元末明初，许多剧本尤其是篇幅较长的杂剧和南戏，如杨景贤的《西游记》、高明的《琵琶记》以及历来被称为元末明初“四大传奇”的《荆钗记》、《杀狗记》、《白兔记》、《幽闺记》等，剧名中都嵌入“记”字。此后，以“记”字命名几乎成了明传奇的一种固定模式，剧名中不称“××记”的反而少见。由此可见《西厢记》剧名对后来的影响，《西厢记》可以说是长篇戏曲以“记”标目的先河。

《西厢记》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对于《西厢记》又别称“春秋”或“崔氏春秋”，却是许多读者和观众所不熟悉的。实际上这种称谓早自元代《西厢记》问世不久，就已经出现了。

元剧作家宫天挺（钟嗣成《录鬼簿》列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之首）《范张鸡黍》杂剧第一折里，有如下一段曲白：

国子监里助教的尚书是他故人，秘书监里著作的参政是他丈人，翰林院应举的是左丞相舍人。（带云）且莫说什么好文章，（唱）则《春秋》不知怎的发。（王仲略云）春秋这的是庄稼种田之事，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咱秀才每管他做什么？（正末云）不是这等说，是读书的《春秋》。（王仲略云）小生不曾读《春秋》，敢是《西厢记》？

上述文字据《元曲选》本，《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雍熙乐府》有曲词无说白，脉望馆校息机子《古今杂剧选》本、《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本曲白与此大同小异。可见，元时人们已称《西厢记》为《春秋》了。

明代成化七年（1471）北京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收有《西厢记十咏》，其中第二支曲子咏作者，曾言及《西厢》“号《春秋》”。

明代嘉靖年间刊刻的《雍熙乐府》（卷十九）辑录了〔小桃红〕百首歌咏《西厢》故事的散曲《摘翠百咏小春秋》，又名《西厢百咏》。“百咏小春秋”与“西厢百咏”是同义语，“摘翠意谓摘取全部之精粹，‘小春秋’谓‘小西厢’耳”。

明代号称“嘉靖八才子”之一、传奇《宝剑记》的作者李开先，在他所撰的《词谑》一书有如下一段记载：

尹太学士直舆中望见书铺帖有《崔氏春秋》，笑曰：“吾止知《吕氏春秋》，乃崔氏亦有《春秋》乎？”亟买一册，至家读之，始知为崔氏莺莺事。……又一事亦甚可笑。一贡士过关，把关指挥止之曰：“据汝举止，不似读书人。”因问治何经，答以《春秋》；复问《春秋》首句，答以“春王正月”。指挥骂曰：“《春秋》首句乃‘游艺中原’，尚然不知，果是诈伪要冒渡关津者。”责十下而遣之。

“游艺中原”是《西厢记》第一折第一句曲词。把关将士对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一无所知，却熟知《春秋》即《西厢记》，而且对其曲词居然能成诵，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文中所言尹直，字正言，号謇斋，生于明宣德二年（1427），景泰五年（1454）进士，成化二十二年（1486）为翰林学士兵部尚书，正德六年（1511）卒。由此可见，早在正德以前，《西厢记》不仅被称为《春秋》，而且被称作《崔氏春秋》。以后，万历八年（1580）程巨源为徐士范刊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作序时，便题之为《崔氏春秋·序》。屠峻所作《西厢记》续书亦称之为《崔氏春秋补传》。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明正德嘉靖前后有人以为关汉卿作。如果说《西厢记》别称《崔氏春秋》是以作品主人公命名的话，那么也有人依据杂剧的作者将《西厢记》称之为《关氏春秋》的。张雄飞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所撰《董解元西厢记·序》即称《西厢记》为《关氏春秋》：

《西厢记》者，金董解元所著也，辞最古雅，为后世北曲之祖。迨元关汉卿、王实甫诸名家作者，莫不宗焉。盖金元立国，并在幽燕之区，去河洛不遥，而音韵近之，故当此之时，北曲大行于世，犹唐之有诗、宋之有词、各擅一时之圣，其势使然也。……《关氏春秋》，世所故有，余既校而刻之矣。而“董记”号为最古，尤不可少者……

正如称《西厢记》为“王西厢”是为了同“董西厢”相区别一样，称《西厢记》为“关氏春秋”也是为了同其他人所作或所解的“春秋”相区别。

此外，也有据文学作品的性质称《西厢记》为《游戏春秋》的。任讷《曲海扬波》卷三引刘豁安云：

有斥《西厢》为“淫书”、“情书”者，其然与否，余如游、夏于鲁史焉。惟美为之章，则余敢赞辞无他。即红娘之拒张生折，夫人于包含辩护之中，有义中词严之慨。平心论之，允称《游戏春秋》。

刘氏沿袭旧说，把文学艺术称之为“游戏”显然是不妥的。但他却是把《西厢记》与作为鲁史的《春秋》相比并，称之为文学中的“春秋”的。

明万历间金陵文秀堂刊《新刊考正全像评释北西厢记》第一出前有《开场统略》，实际上就是《副末开场》。末角在念诵一首七言律诗后，有如下一段说白：

今日敷演《锦绣春秋》，看者洗耳，以闻词气，便见戏文始终，略言大意。

这里的《锦绣春秋》也是指称《西厢记》，且为誉美之词。

由于“春秋”一词有多种涵义，对于《西厢记》为什么称为《春秋》，前人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以为是把《西厢记》比作孔子整理修订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也有的因《春秋》寓褒贬之意而认为《西厢记》含“春秋笔法”，有的则以季节解说。明单宇《菊坡丛话》说：

《西厢记》人称为《春秋》，或云：“曲止有春秋，而无冬夏，故名。”

李开先的见解与此相似，他在《词谑》一书中写道：

《西厢记》谓之《春秋》，以会合以春，别离以秋耳；或者以为如《春秋经》笔法之严，妄也。

李开先驳斥了《西厢记》的笔法如孔子修《春秋》一说，而以作品所描写的崔张爱情离合的季节加以诠释。对于前人称《西厢记》为《春秋》，究竟应作何种解说为确，尚可作进一步研究。但认为《西厢记》采用“春秋笔法”，有什么“微言大义”，以至认为作者“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显然是臆测，是难以成立的。今天有些学者认为前人称《西厢记》为《春秋》，是出于对《西厢记》的推崇，故而把它与儒家经典并举，“看成像《春秋》一样经典著作”，或者认为“也是用的所谓《春秋》笔法”，这恐怕都是难以与原意相契合的。

关于作者的几种说法

1960年前后，国内学术界曾就《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1958年杨晦在《再论关汉卿——关汉卿与〈西厢记〉问题》一文中提出《西厢记》的作者应为关汉卿。陈中凡不同意杨晦的意见，1960和1961年先后发表《关于〈西厢记〉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等文章，认为王实甫虽然也作过《西厢记》，但王氏原本和今存本实非同物，王氏原本《西厢记》只不过是一部平庸粗率的作品，故不为《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和《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所注意；今传《西厢记》则系元剧创作南移杭州，受到南戏影响，由元代后期作家们在王本的基础上，不断加工、改编而成，实为元人后期的集体创作。王季思与陈氏看法不同，他先后写了《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和《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等论文，根据文献记载，经过详尽分析，肯定今本《西厢记》乃出自王实甫之手。通过反复论辩，陈氏也承认“王氏原著《西厢记》与今传本大体一致”，从而确认《西厢记》的作者为王实甫，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是事情并未完结。

1980年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又重新提起这个问题。该书在谈及《西厢记》的作者问题时写道：“迄今所掌握的最早《西厢记》刊本，是明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岳家书坊重刊印行的。这个本子，没有标明作者姓字；但在书中所附的杂录里，却用了两支〔满庭芳〕曲子，分别嘲咏了戏的作者王实甫和关汉卿。明崇祯十二年（1639）的张深之校本，则径称此剧为王实甫编，关汉卿续。据此，一般认为，此剧系王实甫所作；也有人认为，其第五本，乃是关汉卿所续。”蒋星煜对这段文字颇为重视，认为“这对《西厢记》作者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他在1982年所写的《从明刊本〈西厢记〉考证其原作者》一文中，在列举了许多明刊本《西厢记》的题署和序跋后，做出结语说：“结论只能是王作关续。”与此同时，也有人重又提出《西厢记》的作者应为关汉卿的问题。可见，《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彻底解决。实际上，对《西厢记》作者问题的争论不是从现代才开始的，而是古已有之。对这一论争的发展演变轨迹做一历史考察，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西厢记》这一古典名剧作者的确认。

《西厢记》究系何人所作，明清以来，众说纷纭，归结起来，大体有四说：王实甫作，关汉卿作，关作王续，王作关续。

四种说法就其时间顺序来说，以王作说为最早。现存著录元人杂剧作家作品的最早文献即元钟嗣成于至顺元年（1330）所撰的《录鬼簿》著录王实甫所作杂剧十四种，《西厢记》是其中之一。由于版本的不同，著录的文字也不尽一致。《说集》本、孟称舜本仅作简名《西厢记》；天一阁本著录简名《西厢记》，题目“郑太后（君）开宴北堂春”，正名“张君瑞待月西厢记”；曹楝亭本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录鬼簿》对于诸人合作的杂剧，皆在剧目后注明作者，如《黄粱梦》下注云：“第一折马致远，第二折李时中，第三折花李郎学士，第四折红字李二。”在《西厢记》之下，并未注明王实甫作前四本，关汉卿作第五本，而《录鬼簿》著录关汉卿杂剧六十余种并未有《西厢记》，亦未有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圝》。由此可见，其时并无关作或王作关续之说。

明初宁献王朱权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所撰的《太和正音谱》，在《群英所编杂剧》中也把《西厢记》首列在王实甫名下。他在《乐府》部分分宫别调辑录各家曲词时，还转录了《西厢记》“第三折”（即第一本第三折）〔拙鲁速〕和“第十七折”（即第四本第四折）〔小络丝娘〕二曲，皆属王实甫作。在《古今群英乐府格势》里，称赞“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也同《西厢记》的艺术风格相切合。朱氏之后，永乐二十年（1422）贾仲明为《录鬼簿》补撰各家悼词时，称赞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贾氏也是把《西厢记》归之于王实甫。宣德十年（1435）刊刻的刘东生《娇红记》所载丘汝乘序文写道：“元清江宋梅洞尝著《娇红记》，事俚而文深，非人若能读。余每恨不得如《崔张传》获王实甫易之以词，使途人皆能知也。”丘氏也认为描写崔张故事的《西厢记》是出之王实甫之手。

由上可见，从《西厢记》问世到明初宣德年间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西厢记》毫无疑义地被肯定为王实甫作。此后，许多有识之士，在众说不一的情况下，仍力主《西厢记》为王实甫作，且把《西厢记》五本都归之王实甫名下。嘉靖十九年（1540）刊高儒《百川书志》将“《西厢记》五卷”著录为“元王实甫著”；嘉隆间何良俊（1506—1573）认为“《西厢记》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皆为王实甫作；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1615、1616）臧晋叔刻《元曲选》，卷首所载《元曲论》也将《西厢记》系之于王实甫名下，且标明为“五本”，在《元曲选·序》中也提及“《西厢》五剧”、“《西厢》二十一折”。很明显，他们是把《西厢记》作为一个整体而属于王实甫的。正如姚燮在《今乐考证》中所说：“五本之说，则《西厢》本有二十折，但未指后四折为关氏续耳。”清初，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也认为“《西厢》果属王作”。

其次是关汉卿作与关作王续说。前文曾提及成化七年（1471）北京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曾收有《西厢记十咏》，其中开头两支曲子曾咏及作者：

〔驻云飞〕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灯下搜才性，静坐添余幸。嗏，广览圣群经，议皆明。徵羽宫商，腔谱新清令，翰墨词章来诉成。

〔驻云飞〕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后把词章辏，意味都参透。嗏，风月至今留，号《春秋》。咏月嘲风，湖海传扬后，锦绣心胸世未休。

此套曲子的作者不详，其书既云“新编”，其曲写作年代当在书成（成化七年）之前不久。曲中言《西厢》为汉卿所编，“王家增修补足”，虽未明指“王家”为谁人，但从后来一些同类散曲中“王家”皆指王实甫而言，此处亦当系指王实甫无疑。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则有关《西厢记》为关作王续说的记载。可见，王作关续是在成化初年前后才出现的。与上述〔驻云飞〕二曲称誉关王二氏编补《西厢记》相反，明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金台岳家《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卷首引录了几首〔满庭芳〕曲，对《西厢记》作者极力加以贬斥，其中有“汉卿不高，不明性理，专弄风骚。平白地褒贬出村和俏，卖弄才学”和“王家好忙，沽名吊（钓）誉，续短添长。别人肉贴在你腮颊上，卖狗悬羊”的句子。两者虽然对《西厢记》的作者褒贬不同，但认为《西厢记》为关作王续则是一致的。此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的《雍熙乐府》载有无名氏“〔满庭芳〕西厢十咏”也说《西厢记》为关汉卿作王实甫续，并赞美“多才汉卿，广知故事，洞晓新声。移宫换羽真堪听，义理兼明。一句句包藏着媚景，一篇篇酝酿出深情”，“聪明实甫，胸藏锦绣，口吐玑珠。清新乐府真无数，压尽其余。翻腾就尤云殢雨，显豁出寄柬传书”。《雍熙乐府》所收《西厢十咏》刊行虽较成化间〔驻云飞〕与弘治间〔满庭芳〕为晚，但就其创作时间而言，当为一时之作。

大约在关作王续说产生的同时，也出现了关汉卿作的传说。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写道：

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以为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予阅《点鬼簿》，乃王实甫作，非汉卿也。实甫，元大都人，所编传奇，有《芙蓉亭》、《双蕖怨》等，与《西厢记》凡十种，然惟《西厢》盛行于时。

从都穆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西厢记》“作于关汉卿”和“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的两种说法，当时是同时并存的。都穆还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两种说法不过是“俗传”和“以为”而已，实际上并没有确凿的根据。他正是感到传说无据而查阅了《录鬼簿》，并根据《录鬼簿》的记载重新提出《西厢记》“乃王实甫作，非汉卿也”，否定了关作或关作王续说。

尽管早在正德年间，当关作或关作王续说出现仅仅四五十年时间，都穆就作了如此明确的阐述，但仍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此后仍有人以《西厢记》为关作或关作王续。嘉靖二十年（1541）金陵富乐院妓女刘丽华《口传古本西厢记·题辞》云：“董解元、关汉卿辈，尽反其事，为《西厢》传奇，大抵写万古不平之愤，亦发明崔氏本情，非果忘张生者耳。”将《西厢记》属于关。张羽嘉靖三十六年所写的《董解元西厢记·序》即称《西厢记》为“关氏春秋”。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世贞所撰《艺苑卮言》亦载“《西厢》久传为关汉卿作”。嘉隆后海陵黄嘉惠刻董解元《西厢记》仍认为《西厢记》为关汉卿所作。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序》也说《西厢记》的作者“皆以为关汉卿，而不知有实甫”。万历十七年（1589）汪道昆《水浒传叙》也提到“关汉卿崔张杂剧”。可见万历初年有人仍以为《西厢记》为关氏所作。清乾隆间叶堂所编《纳书楹曲谱补遗》卷四《时剧》及《太古传宗》所附《时剧新谱》卷上，都收有《崔莺莺》〔山坡羊〕、〔挂枝儿〕二曲，也以为关汉卿“编成”了《西厢记》。姚华《菉猗室曲话》曾推断此二曲与《雍熙乐府》所载“〔满庭芳〕、〔小桃红〕殆为一时之作”。如果此说可信，可以说明《西厢记》为关作或关作王续说，比较集中地盛行于成化至万历初年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

此外，弘治本及熊龙峰本、刘龙田本《西厢记》都载有〔八声甘州〕“天生眷姻”套曲，其〔煞尾〕云：

董解元古词章，关汉卿新腔韵，参订《西厢》的本。晚进王生多议论，把《围棋》增。

有人以此为据，也认为《西厢记》为关汉卿作王实甫续。然而，这里所谓“王生”并未指明为实甫。《围棋》乃是以莺红对弈为内容的一折杂剧，故事大意是写月下联吟之后，莺莺与红娘在后花园下围棋遣闷，张生闻棋声逾墙偷看，将棋局惊散。这一关目为《西厢记》原本所未有，乃是增补《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之作。这一折杂剧的作者“晚进王生”并不姓王，而是詹时雨的别署。詹时雨，元末明初人，无名氏（一说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詹时雨名下，有如下一段文字：

随父宦游福建，因而家焉。为人沉静寡言，才思敏捷，乐府极多，有《补西厢弈棋》，并“银杏花凋残鸭脚黄”诸〔南吕〕，行于世。

这里的《补西厢弈棋》就是〔八声甘州〕“天生眷姻”套曲〔煞尾〕所说的《围棋》，作者显然即是詹时雨。詹时雨托名“晚进王生”是出于对先辈王实甫的崇敬，从中也可以窥见王实甫及其所著《西厢记》在当时的影响。因此，根据〔八声甘州〕“天生眷姻”〔煞尾〕一曲，断定《西厢记》为关作王续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在关作说出现之后，也曾有过关汉卿作董珪续之说。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的《祁州志》卷八《纪事》“关汉卿故里”条载：

汉卿，元时祁之伍仁村人也。高才博学而艰于遇，因取《会真记》作《西厢》以寄愤。脱稿未完而死，棺中每作哭涕之声。状元董君章（珪）往吊，异之，乃检遗稿，得《西厢记》十六出。曰：“所以哭者，为此耳。吾为子续之。”携出，而哭声遂息，续后四出以行于世。

此则材料的出现，已距作者生时近五百年，州志的编者亦自言“无稽”，且为神话式的传说，实不足据。在有关《西厢记》作者的诸多说法中，以此说出现最晚、影响最小，见于记载的也仅此一例。

最后是王作关续说。与关作王续说相反，在嘉靖末年又出现了王实甫作关汉卿续说。此说最早见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和顾玄纬的《增编会真记杂录·序》。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氏所撰《艺苑卮言》云：

《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初以为好事者传之妄，及阅《太和正音谱》，王实夫十三本，以《西厢》为首，汉卿六十一首，不载《西厢》，则亦可据。第汉卿所补〔商调〕、〔集贤宾〕及〔挂金索〕：“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杨柳眉颦，人比黄花瘦。”俊语亦不减前。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王作关续说是在关作说“久传”之后王氏写作《艺苑卮言》前不久才出现的，而且说法本身又很不一致，一说王作至《草桥惊梦》而止，一说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王氏起初曾对此说有所怀疑，以为好事者妄传，不肯置信。及至查阅《太和正音谱》，本应依据王实甫名下载有《西厢》而关汉卿名下不载《西厢》的著录，确认《西厢》为王实甫作，而否定王作关续的虚妄传说，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却相信了这种传说，并且进而称赞关汉卿所补〔商调〕、〔集贤宾〕及〔挂金索〕二曲“俊语亦不减前”。王世贞是当时文坛领袖人物，由于王世贞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声望，《艺苑卮言》所载王作关补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许多人不加详察误信了这种传说，于是王作关续说便大为兴盛，直至清末民初，成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

与王世贞大约同时，顾玄纬嘉靖四十一年（1562）所作《增编会真记杂录序》说：

余独怪夫金元晚代，肇填曲子，故校士题崔张事。时董学士、关院尹辈，矉美元《记》而记之，悉署其曰《西厢》，其嘲风弄月之思、钉壁投梭之态，咸自《会真》始。乐府者流，知《西厢》作于关、董，而不知《录鬼簿》疏云王实甫作。岂实甫、汉卿俱家大都而遂误邪？抑关本有别行者邪？今董《记》已刻之吴门，惟王四大出（按即本）外，或称关补……

顾玄纬与都穆相似，根据《录鬼簿》的记载，而反驳当时流传的关作说。从他“惟王四大出外，或称关补”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嘉靖末年关作说流行的同时，已出现了王作关补之说。这与王世贞的记载是一致的。万历以后，王作关续说渐趋主宰地位。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重刻西厢记·序》写道：

元王实甫始以绣肠创为艳词，而《西厢记》始脍炙人口。然皆以为关汉卿而不知有实甫。……盖《西厢记》自《草桥惊梦》以前作于实甫，而其后则汉卿续成之者。

徐士范刊本《西厢记》卷首所载程巨源《崔氏春秋·序》的说法亦同：

余阅《太和正音谱》载《西厢记》撰自王实甫，然至邮亭梦而止，其后则关汉卿为之补成者也。

徐士范和程巨源虽然摒弃了关作说而认为王实甫撰，但却采用了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载王实甫撰“至邮亭梦而止……其后乃汉卿所补”的说法，使王作关续说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后，王骥德对王作关续说曾有所怀疑。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考》里写道：

二人生同时，居同里，或后先踵成不可考。特其词较然两手……《卮言》又谓：“或言邮亭梦止，或言至‘碧云天’止。”则不知元剧体必四折，记中明列五大折（按即本），折必四套，“碧云天”断属第四折（本）四套之一无疑。又实甫之记，本始董解元，董词终郑恒触阶，而实甫顾阙之以待之补？所不可解耳。

王骥德从元剧特有的体例着眼，认为元剧每本必四折，“碧云天”属第四本第三折，王实甫作《西厢》绝不可能到此为止。他又依据《西厢记》是改编《董西厢》而来，《董西厢》既然以“郑恒触阶”终结，而王实甫又何必“阙之以待汉卿之补”？他的批驳和质问是有理有力的，实际上是对王作关续说的否定。因此，他在论及《西厢记》时皆归之于王实甫。他校注的《古本西厢记》仍署名为“元大都王实甫编”，并于第五本卷首注明：“此卷徐士范本直署元关汉卿撰，今无确证，姑仍旧。”王氏治理曲学谨严，对第五本虽有疑惑，仍依“古本”作王实甫编，不肯轻易信从他人。但是，他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即艺术风格的不同而有所怀疑。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中说：

旧传是记为关汉卿氏所作，迩始有归之实甫者，则涵虚子之《正音谱》故胪列在也。独世谓汉卿续成其后，未见确证，然淄渑泾渭之辨，殊自不废。两君子他作，实甫以描写，而汉卿以雕镂。描写者远摄风神，而雕镂者深次骨貌。

王骥德以为《西厢记》前四本与第五本的艺术风格有所不同，虽未明言，实际上是认为并不排除有王作关续的可能性。

与王骥德这种看法相似，以不同的风格为依据推断第五本为续书的还有胡应麟、徐复祚、槃薖硕人、凌濛初等。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中写道：

今王实甫《西厢记》为传奇冠，……关汉卿自有《城南柳》、《绯衣梦》、《窦娥冤》诸杂剧，声调绝与郑恒问答语类，邮亭梦后，或当是其所补。虽字字本色，藻丽神俊大不及王。

胡应麟认为前四本“藻丽神俊”，第五本“字字本色”，第五本“郑恒问答语”与关汉卿诸剧“声调”相类，从而推断第五本为关氏所补。徐复祚也以笔力的不同而确认后四出为关氏所补。他在《三家村老委谈》中说：

《西厢》后四出，定为关汉卿所补，其笔力迥出二手，且雅语、俗语、措大语、白撰语层见叠出，至于“马户尸巾”云云，则真马户尸巾矣！……丹丘评汉卿曰：“观其词语，乃在可上可下之间；盖所以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

则王、关之声价，在当时已自有低昂矣。徐复祚认为第五本笔力不及前四本，并以涵虚子评关汉卿为据，推断后四出“定为关汉卿所补”。槃薖硕人与徐复祚的说法相近，称“兄实甫而弟汉卿”，认为“王之曲无可改”，“关所续后四折其曲多鄙陋芜秽，不整不韵”。即凌濛初也认为前四本与第五本风格不同，“自是二手”，但却对贬斥后四折者持异议。他在《西厢记·凡例十则》中写道：

但细味实甫别本，如《丽春堂》、《芙蓉亭》颇与前四本气韵相似，大约都冶纤丽；至汉卿诸本则老笔纷披，时见本色。此第五本亦然，与前自是二手。俗眸见其稍质便谓续本不及前，此不知观曲者也。

凌濛初认为前四本与王实甫别本“气韵相似”，后一本与关汉卿诸本风格相近，因而依据《点鬼簿》和周宪王本“以前四本属王，后一本属关”。此外，如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陈邦泰的《重校北西厢记》、屠隆校正的《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李楩的《西厢记考据》、“青藤道人”序的《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张深之的《正北西厢秘本》、闵齐伋的《会真六幻》本《西厢记》、李廷谟的《北西厢》、祁彪佳的《远山堂剧品》、封岳的《详校元本西厢记》、卓珂月的《新西厢·序》、李调元的《雨村曲话》、焦循的《剧说》、梁廷楠的《曲话》及《曲海总目提要》等，直至近人王国维、吴梅、王季烈、刘世珩、鲁迅等皆相沿袭以《西厢记》为王作关续。直到解放后，经过深入地讨论和翔实的考证，王实甫作说才又渐居主宰地位。

实际上，称《西厢记》为关作或关作王续、王作关续，前人已指出，多无确证，只不过是传说和臆测而已。《录鬼簿》、《太和正音谱》是今天所见著录杂剧作家与作品的最早文献，距离元剧作家及其作品产生的时代较近，因而其可靠性较大。前人论证《西厢记》为王实甫作多据此。今天最早记载《西厢记》为关作或关作王续说的《南濠诗话》，作者就是根据《点鬼簿》论定为王实甫作而否定了关汉卿作的说法。其后，自王世贞始，许多人也引述了《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的著录肯定为王实甫作，但又保留了关汉卿作的说法，于是形成了王作关续说。主张王作关续的人，他们的说法口气多游移不定，根据又各不相同，而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如对第五本，如前所述大约就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俊语亦不减前”（王世贞）；另一种认为“其曲多鄙陋秽芜，不整不韵”（槃薖硕人），“雅语、俗语、措大语、白撰语层见叠出”（徐复祚）；再一种认为“老笔纷披”（凌濛初），“不用词藻，事事白描”（吴梅、王季烈），“字字本色”（胡应麟）。就作品风格而言，关汉卿与王实甫的区别，正如王骥德和凌濛初所说，“实甫以描写，汉卿以雕镂”；“实甫……都冶纤丽”，“汉卿诸本……时见本色”。关汉卿所作，工于刻画人世而短于写景言情，而《西厢记》所长正在于描摹眼前景物状写儿女情肠，不仅前四本如此，后一本亦然。第五本虽然写景言情较少，但从第一折〔集贤宾〕、〔逍遥乐〕、〔挂金索〕、〔金菊花〕、〔醋葫芦〕诸曲，写儿女相思情态，仍独擅胜场，曲辞也绮丽多彩。其风格与前四本及王实甫他作《贩茶船》、《芙蓉亭》等均相同，可知乃出一人之手。胡应麟、王骥德、徐复祚、凌濛初等以王、关剧作风格不同而外加于《西厢记》，谓第五本“与前自是二手”、“其笔力迥出二手”、“淄渑泾渭之辨，殊自不废”的推断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有人以涵虚子评关汉卿语作为根据，认为关汉卿“乃可上可下之才”，“声价”不如王实甫，而《西厢记》第五本又不如前四本，所以定为关汉卿所补，这种推论更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关于王作止于“碧云天”或“草桥惊梦”的说法，王骥德早已指出其非是。《西厢记》本于《董西厢》，“草桥惊梦”以后，尚有“寄赠”、“争婚”以至“团圆”等情节，《西厢记》不可能到此为止。况且，《西厢记》五本，每本均有〔络丝娘煞尾〕一曲，“缴前启后，以为关锁”作为承上启下的纽带。第四本〔络丝娘煞尾〕“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以及最后一句唱词“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都表明剧情未完，乃是开启下本《泥金捷报》、《尺素缄愁》及《衣锦还乡》的先声，断不能不止而止。

综上所述，几百年来虽然关于《西厢记》作者有过种种争论，但归根结底应归之于王实甫。这应是确定无疑的。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与生平事迹不详，他的创作活动大约是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正是元杂剧鼎盛时期。明初戏曲家贾仲明在增补《录鬼簿》时，写了一首〔凌波仙〕词追悼他：“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这里所说的“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是指元代官妓聚居的场所，也就是演出杂剧的勾栏。可见王实甫是个沉沦下层与民间艺人为伍的落拓文人，是个放浪形骸、不为封建礼法拘束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个有才华孚众望的作家；《西厢记》则是出类拔萃、首屈一指的作品。他创作的杂剧据《录鬼簿》著录有十四种，今天完整保留下来的全本，除《西厢记》外，只有《破窑记》和《丽春堂》两种。残存的有《贩茶船》和《芙蓉亭》各一折曲文。其他如《于公高门》、《明达卖子》、《七步成章》、《多月亭》、《进梅谏》、《丽春园》、《陆绩怀橘》、《双渠怨》、《娇红记》都已失传。此外，还有散曲一支小令、两个套数和一个残套，今存。

元曲“四大家”与王实甫

元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所撰《中原音韵·序》里有如下一段话：

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搢绅及闾阎歌咏者众。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其难，则有六字三韵，“忽听、一声、猛惊”是也。

这就是后来所称元曲“四大家”的缘起。元代是我国戏曲发展、繁荣、昌盛的时代，作家辈出，灿若群星，仅《录鬼簿》所载就有作家152人。在众多的作家中仅举四人为代表，这无疑是极大的推崇。此后，元曲“四大家”的提法，始终没有变化，一直沿袭至今。但是，对于“四大家”究竟应包括哪些人，以及对他们该作如何评价，明清以来却有着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四大家”中是否含《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更是引起许多人的不平。

明周宪王朱有燉，宣德九年（1434）在其所撰《继母大贤》杂剧序言中曾写道：

予观近代文人才士，若乔梦符、马致远、宫大用、王实甫之辈，皆其天才俊逸，文学富赡，故作传奇清新可喜，又其关目详细，用韵稳当，音律和畅，对偶整齐，韵少重复，为识者□。……故为传奇，当若此数人，始可与之言乐府矣。

朱有燉这里所说元代著名作家虽然也是四位，但与周德清所述却显然不同。尽管朱氏将王实甫名列其中，但却把关汉卿和白朴摒弃在外，乔梦符和宫大用反而被纳入。乔、宫的杂剧创作虽有一定成就，却不能与关、白相提并论，更不能超越其上。由于这一提法不够全面公允，所以未引起后来戏曲评论家的重视。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不仅承继了周德清关、郑、白、马之说，而且第一次明确地采用元曲“四大家”的提法，并竭力推崇郑光祖，王实甫不仅不被包括在“四大家”之内，反而极力加以贬斥。他说：

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励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

何良俊论曲以“蕴藉”、“简淡”为上，力诋语词的浓艳，有“浓盐赤酱”之喻。他认为“郑词淡而净，王词浓而芜”。他肯定郑光祖曲词“蕴藉有趣”、“语不着色相，情意独至”，“清丽流便，语入本色，然殊不秾郁”。对于王实甫虽然也称赞其“才情富丽，真词家之雄”，认为《西厢》其妙处亦不可掩，但从总体上，却认为“《西厢》全带脂粉”，“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终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芜颣耶”！有些质朴浅显晓畅易懂的语句也被指责为“语意皆露，殊无蕴藉”，“全不成语”。

何良俊的看法，得到沈德符的赞同。他在《顾曲杂言》中写道：

《西厢》到底不过描写情感，余观此剧，尽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观，逐队吠声，咤为绝唱，真井蛙之见耳。

何良俊曾认为，《西厢记》同所唱的时曲一样，不过是“情词”，“元人之词，往往有出于其上者”。沈德符的这一段话，不过是何说的转述和翻版而已。他在“四大家”的排列顺序上，也将郑光祖列为首位，并且进一步作了发挥，认为“元人以郑、马、关、白为四大家而不及王实甫，有以也”。

何良俊的主张尽管得到沈德符的赞同，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首先表示异议的是王世贞。他在《艺苑卮言》中说：

何元朗极称郑德辉《梅香》、《倩女离魂》、《王粲登楼》，以为出《西厢》之上。《梅香》虽有佳处，而中多陈腐措大语，且套数、出没、宾白，全剽《西厢》。《王粲登楼》事实可笑。毋亦厌常喜新之欤？

王世贞对《西厢记》极为赞赏，认为“北曲故当以《西厢》为压卷”。他指出何良俊褒郑抑王的倾向，乃是犯了“厌常喜新之病”，郑光祖诸作不仅不在《西厢》之上，相反《梅香》却是剽窃《西厢》而来。梁廷楠在《曲话》中对王氏此说作了进一步发挥，他指出：“《梅香》如一本小西厢，前后关目、插科、打诨，皆一一照本模拟。”并举出情节关目相同者二十例，认为这是对《西厢记》的有意模仿，而“不得谓无心之偶合”。此外，他还列举《梅香》引经据典的曲词及以“四书语入曲”的句例，指出：“如此等类，直是一幅策论，岂复成声律耶！又况其出自闺阁儿女之口也？”这是对何元朗所谓“郑词淡而净”的有力驳斥。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虽然也引述了周德清关于元曲四大家的论述，但是他在论及元曲的发展时并未局限于“四大家”。他指出：

曲者，词之变。……而诸君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才情，兼喜音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

王世贞论述元曲代表作家，并未把王实甫排除在外，而是将他与关、马、白、郑并提，认为他们“咸富才情，兼喜音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经过他们的共同创造，才使元曲得以同宋词相媲美。王世贞的看法是公允的，因而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和呼应。

程巨源在《崔氏春秋·序》中，本王世贞说，将王实甫与关汉卿并称，对其所作《西厢记》作了充分的肯定，而对何元朗贬低《西厢记》的言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说：

二公皆胜国名手，咸富才情，兼喜音律。今观其所记，艳词丽句先后互出，离情幽思哀乐相仍，遂擅一代之长，为杂剧绝唱良不虚也，而谈者以此奇繁歌叠奏，语意重复，始终不出一“情”；又以露圭着迹调脂弄粉病之。夫事关闺闱，自应秾艳；情重怨旷，宁废三思；大雅之罪人，新声之吉士也。遂使终场歌演，魂绝色飞，奏诸弦索，疗饥忘倦，可谓词曲之《关雎》，梨园之虞夏矣。以微瑕而颣全璧，宁不冤也。……然语有之：“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今元之词人无虑数百十而二公为最；二公之填词无虑数十种而此记为最。奏演既多，世皆快睹，岂非以其情哉！《西厢》之美则爱，爱则传也。

程巨源将王实甫与关汉卿同称“胜国名手”，以之为元代“词人”之“最”；称赞《西厢记》“擅一代之长，为杂剧绝唱”，比之为“词曲之《关雎》，梨园之虞夏”，认为《西厢记》“美”而博得观众的“爱”，由于爱则得到广泛的流传。程巨源于《西厢记》的赞扬及其对何元朗的驳斥，表明他对贬低王实甫的强烈不满。

与程巨源相同，王骥德也对何元朗贬斥《西厢记》为“调脂弄粉”的说法表示异议。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考》中说：

《西厢》……其质本香奁金荃之遗，语自不得不丽。何元朗《四友斋丛说》至訾为“全带脂粉”，然则必铜将军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而始可耶！

在《曲律》一书中，他又写道：

《西厢》组艳，《琵琶》修质，其体固然。何元朗并訾之，以为“《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胜二氏者哉？过矣。

王骥德认为《西厢记》词语艳丽与本色兼备，而曲辞的艳丽乃是由作品的内容所决定的。何元朗非难《西厢》“全带脂粉”，“其本色语少”，未免过于苛刻，失之偏颇。王骥德曾经校注过《西厢记》，对《西厢记》有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对王实甫在元代曲坛的地位和贡献有较公正的评价。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对元曲“四大家”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说：

世称曲手，必曰关、郑、白、马，顾不及王，要非定论。

王骥德的看法与沈德符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他认为王实甫应与关、郑、白、马一样，同被列为元曲大家，“世称曲手”“顾不及王”是不公平的。但是，王骥德也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他曾经说过：“四人汉卿稍杀一等。第之，当曰王、马、郑、白。”王骥德论曲“以婉丽俏俊为上”。他过分地推崇王实甫和马致远，将王实甫比作李白，马致远比作杜甫，而对语主本色当行的元剧奠基人关汉卿却加以贬低，将其由元曲“四大家”之首而排除在“四大家”之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极不公正的。

与王骥德略有不同，胡应麟所持态度则比较审慎客观。他认为关汉卿虽然“字字本色”但“藻丽神俊大不及王”，元时“所推关下即郑”，“王实甫……声价本出关、郑、白、马下”，可能是因“元世习尚颇殊”，“元人以此当行”。对于元曲“四大家”和王实甫究竟如何评定，他主张“公论百年后定”，需要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此后，许多人在论及元曲大家时，都将王实甫与关、马、白、郑并提。吴兴祚在为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作序时写道：

元……所传遗剧，如东篱、汉卿、德辉、仁甫彬彬称盛，然欲如《西厢》之经文纬质，出风入雅，粹然一归于美善，仍亦罕有。

吴兴祚给予《西厢记》以高度评价，将它与元曲“四大家”的作品并誉，既称颂了王实甫的功绩，又肯定了关、马、白、郑的地位，评定是确当的。杨恩寿《词余丛话》引张度西语，也是将实甫、东篱、汉卿并称。近人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也将王实甫与“四大家”并列。他说：

士大夫之作杂剧者，唯白兰谷（朴）耳。此外杂剧大家，如关、王、马、郑等皆名位不著，在士人与倡优之间，故其文字诚有独绝千古者……

尽管关、王、马、郑与白朴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不同，王国维仍赞其为“杂剧大家”，并肯定其文字“独绝千古”。

《西厢记》是元剧的瑰宝，是元杂剧的代表作，王实甫以其规模宏制的巨著，为元剧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与关、马、白、郑等人一起，奠定了元剧发展的基础，他们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元代剧坛万紫千红的局面，标志着元剧发展的高峰。因此论及元剧代表作家，应将关、王、马、白、郑并列，只举关、马、白、郑为“四大家”而将王实甫排除在元剧大家之外，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元剧发展的历史实际的。

此据张深之本。详见本书《体例·题目正名与总目》。
隔，《莺莺传》与《董西厢》作“拂”。
天一阁本《录鬼簿》著录《西厢记》，题目“郑太后（君）开宴北堂春”，正名“张君瑞待月西厢记”，杨朝英《太平乐府》卷六所收孙季昌作《集杂剧名咏情》〔滚绣球〕曲有“西厢待月张君瑞”句，与众不同。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一。
另见傅惜华编《西厢说唱集》。
任讷《曲谐》。又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和《传奇汇考标目》著录有无名氏《小春秋》（南五折）一本，不知是否与《西厢》有关？待考。
此书今无传本，万历三十年（1602）徐编《徐氏红雨楼书目》曾著录。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列入“雅品”，注为“北四折”，其品语曰：“传情者，须在想象间，故别离之境，每多于合欢。实甫之以《惊梦》终《西厢》，不欲境之尽也；至汉卿补五曲，已虞其尽矣；田叔再补《出阁》、《催妆》、《迎奁》、《归宁》四曲，俱是合欢之境，故曲虽逼元人之神，而情致终逊于谱离别者。”
参见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单宇，字时泰，号菊坡，正统四年（1439）进士，《明史》有传。
又明刊《西厢记考》引戏曲家梅鼎祚语：“《西厢记》人称为《春秋》，盖曲止有春秋而无冬夏，故名。”语气则更加肯定。
李贽《焚书·杂说》。
《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3期。
《江海学刊》1960年2期，《光明日报》1961年1月29日、4月30日、10月22日。
《文汇报》1961年3月29日，《光明日报》1961年7月9日。
见《明刊本西厢记研究》。
另见蓝凡《〈西厢记〉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复旦学报》1983年4期）、蔡运长《〈西厢记〉第五本不是王实甫之作》（《戏曲艺术》1988年4期）。
吴金夫《〈西厢记〉应为关汉卿所作》（《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4期）。
见《四友斋丛说》。
弘治本《西厢记》附录原无标题，《雍熙乐府》题作《西厢十咏》，刘龙田本《西厢记》题作《打破西厢八嘲》，咏“王家”一首题为“王实甫”。
都穆（1458—1525），字玄敬，吴县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
“点鬼簿”刘世珩《西厢记考据》引作“录鬼簿”。《点鬼簿》即为《录鬼簿》。参见本书《附论·〈点鬼簿〉与〈录鬼簿〉》。
见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六。
刘龙田本题为《西厢别调》。
详见本书《续书与改作·增补本》。
王世贞《艺苑卮言》初成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隆庆六年（1572）最后定稿。
陈泰《重校西厢记·总评》、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李调元《雨村曲话》、梁廷楠《曲话》等皆转录了王氏此语。《雨村曲话》、《曲话》所述与《艺苑卮言》原文有出入。
王世贞《艺苑卮言》又云：“贺方回〔浣溪纱〕有云：‘淡黄杨柳带栖鸦。’关汉卿演作四句云：‘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青出于蓝，无妨并美。”所引《西厢记》曲词为第三本第三折〔驻马听〕曲。据此，王氏似又将前四本属关，与其王作及“汉卿所补”说相矛盾。这可能是王氏无意中沿袭“《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旧说之误。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照录王氏原文，李调元《雨村曲话》转述此语则将关汉卿改作王实甫。
胡应麟还将王实甫误作王和卿，“以先关卒，故《西厢记》未成而关续之耶”。起凤馆主人曹以杜在《元本出相北西厢》卷首所载《新校北西厢记·考》中也沿袭此误。这又一次表明王作关续说并无根据，不过是推测而已。
徐氏所引语与《太和正音谱》原文略有不同。
见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序》及《凡例》。
周宪王本《西厢记》今未见传本，此书是否存在过，学术界有争论。
梁廷楠曾对王作关续说有所怀疑，认为“汉卿所撰曲多至六十余本，其目不载《西厢》，且续本多鄙陋不伦之句，尤可疑也”。但他仍称“王实甫作《西厢记》，关汉卿续之”。并将其作为“一曲而数人合作者”的例证。
见《顾曲麈谈》、《螾庐曲谈》。
毛奇龄《论定西厢记》。
天一阁本《录鬼簿》原作“德名信”，学术界一般认为系“名德信”的倒置，亦有认为是“名信德”之颠倒者。
《全元散曲》王德信名下载有《〔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从曲词中可知作者曾做过官，后来退隐还家（“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乐桑榆酬诗共酒”），而且生活颇为富足闲适（“有微资堪赡赒，有园林堪纵游”），至少活到六十岁（“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此套曲《雍熙乐府》不署撰人，《北宫词纪》署王实甫作。但从曲中所述作者身世处境来看，与贾仲明悼词所言出入很大，也与大多数元剧名家不同。此曲究竟是否为王实甫作，尚需进一步查考。
李调元《雨村曲话》转述王世贞此语时，曾认为“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只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但是他仍是将王实甫与马、关、郑、白并重的。刘熙载的《艺概》也据王世贞说将上述九人作为“北曲名家”之“尤者”。但刘氏似将王实甫与王和卿误为一人。
《曲律·杂论上》。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考》。
《曲律·杂论下》。
明万历以后，有些人由于以为《西厢记》第五本为关汉卿所续，就认为关不及王，这也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