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分本(卷)与分折(出)

《西厢记》论证(增订本) 作者:张人和 著


第四章 体例

“《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早在六十多年前,郑振铎先生就提出过这一问题,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比较理想的答案。由于《西厢记》原本早已佚失,后来刊本又很多,各种刊本体例上也不尽相同,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南戏和传奇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对《西厢记》原貌的了解增加了许多困难。因此,对于不同版本《西厢记》的体例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这部古典名剧本来面目的认识,同时也将有助于对现存各种《西厢记》刊本的辨识。

分本(卷)与分折(出)

《西厢记》是连本戏,它不像一般元人杂剧作品那样,只是以一本四折演一事,而是以五本二十一折(或作二十折)敷演一个长篇故事。由于版本的不同,分本(卷)分折(出)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一、分本(卷)不分折

1978年北京中国书店新发现的《新编校正西厢记》残页(下简称残页本),研究者以为是今天所能见到的《西厢记》的最早刻本。几片残页中,有一页恰好是“卷之一”的末尾,而另一页又正好是“卷之二”的开头。在第一卷的卷末载有“题目·正名”四句,第二卷的开始没有标明第一折或第一出的字样,而是直接由“净扮孙飞虎上开”开场。由此可见,残页本是只分卷而不分折的,与现存《元刊杂剧三十种》不分折的情况相同。每卷也没标目。

王骥德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例》中曾写道:“元剧体必四折,此记作五大折,以事实浩繁,故创体为之。……又古本每折漫书,更不割截另作起止。”王骥德这里所称的“古本”不是泛称,而是专指他校注《西厢记》作为主要依据的嘉靖二十二年(1543)所刻的碧筠斋本和万历十六年(1588)所刻的朱石津本,他所说的“五大折”,即是指五本或五卷,所言“每折漫书,更不割截另作起止”,就是指每本(卷)连写,在形式上并不分折。碧筠斋本和朱石津本虽然今天已经不传,但是从上述记载可以推断,它们也是分本(卷)而不分折的。

二、分本(卷)分折(出)

此类刊本较多,多数是将全书分为五本或五卷,每本或每卷又分为四折或四出(有的第二本为五折,下文将专门讨论),但是不同的版本称谓又有所不同。

一种是将全书分为五卷。有的每卷又分为四折,如现存最古的《西厢记》全本,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刊刻的《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下简称弘治本)、崇祯四年(1631)延阁主人李廷谟本订正的《北西厢》(下称李廷谟本)、崇祯十二年(1639)刊刻的《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下简称张深之本),全书都分为五卷,每卷又分为四折。不同的是弘治本第二卷为五折,每卷有标题,每折无标目;李廷谟本则每卷无标题,每折有标目;张深之本卷首目录每折有标目,正文则不标出。有的每卷又分为四章,如清顺治间刊刻金圣叹评点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下简称金圣叹本),全书分五卷,每卷分为四章,共二十章,正十六章,续四章,每章皆有标目。

另一种是将全书分为五本。有的每本又为四折,如明天启间刊刻的凌濛初校注的《西厢记》(下称凌濛初本),全书分为五本,每本分为四折,每本有标题(文字与弘治本不同),每折则无标目。有的每本既不称折,也不称出,如天启间闵遇五辑刻的《会真六幻》(又称《六幻西厢》)本《西厢记》(下称闵遇五本),全书五本,剧幻《王实甫西厢记》四本,赓幻《关汉卿续西厢记》一本,每本下面作“一之一”、“一之二”……“续之一”、“续之二”……,然后标目。这种形式很奇特,在今传《西厢记》各种刊本中是独一无二的。

再一种是将全书分为五“折”(这里的“折”相当于本或卷,与每一套曲为一折的“折”不同),如碧筠斋本和朱石津本。有的每“折”又分为四套,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香雪居刊王骥德校注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崇祯间汇锦堂刊刻的《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下简称三先生合评本)、崇祯间刊刻的《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下简称《批点画意北西厢》),它们都是将全书分为五卷,每卷即为一“折”,每“折”下分为四套,每套又有标目。有的每“折”(本)下不作“套”,也不作出,而是直接标目,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梓的《北西厢记》(下称何璧本),卷首目录分为“第一折”、“第二折”……即第一本(卷)、第二本(卷)、……而正文则不分“折”(本),也不标明套或出及其顺序,而是直接标出每出(折)的出(折)目。

上述几种情况尽管说法不尽相同,实际上这些刊本都是将《西厢记》分为五本,而每本又分为四折的。有的每本(卷)有标题或出目,有的则没有。

此外,也有少数刊本,虽然也是分本(卷)又分折(出),全书分五本(卷),每本(卷)分四折(出),但是折(出)不是按本(卷)起讫,而是全书依次从第一折(出)至第二十折(出)连续排列的。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陈邦泰继志斋刊《重校北西厢记》(下简称继志斋本)和天启间刊刻的《西厢会真传》,全书都分为五卷,每卷又分四出,但出的顺序却是从第一出按次序连续至第二十出,每卷不另起止。清康熙间刊刻的《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下简称毛西河本),全书也分为五卷,但目录又标明“卷一”为“第一本”,“卷二”为“第二本”,……一卷即一本,五卷即五本,全书分为五本,但折数不是以本而是全书从首至尾按顺序排列的。

三、不分本(卷)只分出(折)

这一类刊本不分本或卷(有不少刊本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这只是从书籍装订的册数来区分的,与体例上划为“卷”的含义有所不同),只分出或折,各出(折)从头至尾依次排列。

首先,比较常见的是分为二十出,大多数都有出目,如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序刻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下简称徐士范本)、万历二十年(1592)熊龙峰忠正堂据徐士范本翻刻的同名刊本(下简称熊龙峰本)、万历年间刘龙田乔山堂据熊龙峰本翻刻的同名刊本(下简称刘龙田本)、万历三十年(1602)李楩校正的《北西厢记》(下称李楩校本)、万历三十八年(1610)起凤馆曹以杜刊王凤洲李卓吾评的《元本出相北西厢》(下简称王李合评本)、1610年虎林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下称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万历间游敬泉刊《李卓吾批评合象北西厢记》(下称游敬泉刊李卓吾评本)、崇祯十三年(1640)西陵天章阁刊《李卓吾先生批点北西厢真本》(下称天章阁李卓吾评本)、万历间萧腾鸿师俭堂刊《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下简称陈眉公评本)、罗懋登注释的《重校北西厢记》(下称罗懋登本)、新安汪氏环翠堂刊汪廷讷校的《元本出相西厢记》(下称汪廷讷本)、金陵文秀堂刊刻的《新刊考正全像评释北西厢记》(又称《校正全象注释北西厢评林》,下简称文秀堂本)、万历天启间刊徐奋鹏评的《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下简称徐奋鹏评本)、天启崇祯间刊孙鑛评的《朱订西厢记》(下称孙鑛评本)、崇祯间师俭堂刊的《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下称师俭堂刊汤显祖评本)、陈长卿存诚堂刊《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下简称魏仲雪评本)、毛晋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西厢记》(下称《六十种曲》本)、清顺治间含章馆刊封岳校的《评校元本西厢记》(下称封岳本)等,都是不分本(卷)而直接依次分为二十出的,而且除李楩校本外,各本每出均有出目(罗懋登本出目在目录中标出,正文未标)。

其次,也有的称“折”不称“出”,又无标目,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周居易校刊屠隆校正的《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下简称屠隆校本)则直接分成二十一折,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所收“〔小络丝娘〕都只为一官半职,阻隔着千山万水”一曲,标明为“王实甫《西厢记》第十七折”。此曲在分本分折的刊本里,属第四本第四折。可见,《太和正音谱》所依据的版本同屠隆校本一样也是不分本而直接分为二十一折的,每折都没有标目。

此外,有的刊本,如明末刊刻的《西厢记传奇》,正文既不分本、卷,也不标明出、折及其次第,而是直接标目。这种体例有点类似何璧校本,出目也完全相同,何壁校本正文虽然不分本直接标目,但是目录却是分折(本)的。我所见北京图书馆藏《西厢记传奇》卷首残缺,目录是否划分本或卷不得而知,待考。

以上三种,实际上是两类,即一类分本(卷),一类不分本(卷)。元杂剧在体例上是分本的,学术界已有定论。现存元人杂剧大型剧本,除《西厢记》分为五本外,还有杨景贤的《西游记》分为六本。“本”与“卷”两个概念用于指剧本,“本”当比“卷”早。远的且不说,金代即称行院演剧所用的脚本为“院本”。《录鬼簿》称元杂剧一剧为一本,一剧有两本为“二本”或“次本”,称正旦主唱的为“旦本”,正末主唱的为“末本”,《元刊杂剧三十种》称真本为“的本”,全本为“足本”,当是直接承继金代院本的称谓而来。元杂剧的剧本,不仅是给人们阅读欣赏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用“卷”来指称杂剧连本戏中的“本”,当是明以后的事情,而且是从一般书籍之分卷的“卷”字借用而来,似专指人们案头阅览,而非供舞台演出。因此尽管今天所见《西厢记》最早的刊本每本皆称作“卷”,但原本每本似应称作“本”,而不应称作“卷”,卷乃是后人所改,并且反映了北曲《西厢记》逐渐脱离舞台的倾向。至于王骥德本及其所依据的碧筠斋本和朱石津本,称每本为“折”,纯系标新立异、凭空杜撰,不仅与传统的习惯说法不合,而且又易与每本下面的“折”相混淆。王骥德这种称谓为后来的何璧校本、三先生合评本、《批点画意北西厢》所采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西厢记》的原本是否分折,比较难于推断,情况要复杂一些。现在元杂剧的唯一当代刊本《元刊杂剧三十种》,明初朱有燉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刊行的北杂剧集《诚斋乐府》,宣德十年(1435)刊刻的刘东生《娇红记》,以及嘉靖三十七年(1588)刊印的《杂剧十段锦》,每本杂剧都没有分折,都是从头连写到末尾的,这种情况与残页本《西厢记》相同。但是,钟嗣成于元至顺元年(1330)撰写的《录鬼簿》,却于《黄粱梦》下注明“第一折马致远,第二折李时中,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红字李二”,于张时起《赛花月秋千记》下注明“六折”,李文蔚《金水题红怨》有的版本也注为“六折”。朱权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撰写的《太和正音谱》,马致远《黄粱梦》下也注明“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红字李二”,范冰壶《鹔鹴裘》下注明“第二折施君美,第三折黄德润,第四折沈珙之”,所选“乐府”凡出自杂剧者,几乎无例外地注明折数,如“郑德辉《倩女离魂》第四折”,“费唐臣”《贬黄州》第二折”,“尚仲贤《归去来兮》第四折”等。这都表明元末明初杂剧又是分折的。因此,原本《西厢记》有两种可能,或分本不分折,或分本又分折。元杂剧在体制上有着共同的规律和特点,每折在情节上都是自成一个段落,使用一个套曲,一韵到底,由一人主唱,无论是形式上分折还是不分折,折是客观存在的,不分折,不等于说没有折。《西厢记》也是如此。明中叶尤其是万历以后的杂剧选本,如陈与郊《古名家杂剧》、息机子《杂剧选》、《顾曲斋元人杂剧选》、赵琦美《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臧晋叔《元曲选》等都是分折的。既然杂剧实际上存在着折,在剧本结构上的划分上把折明确标出,使结构更加清晰醒目,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现象。对于《西厢记》这样规模宏大的连本戏来说,就更不言而喻了。

有的刊本又将折称为“出”。出犹如折之于杂剧一样,是传奇戏剧结构的基本单位。现存早期南戏《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和元刊本《琵琶记》(即陆贻典抄本)、成化本《白兔记》都是不分出的,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苏州书坊所刻巾箱本《琵琶记》才分成出,但无出目。南戏和传奇作品的分出大概始于明中叶。由于南曲传奇的出和北曲杂剧的折都是用来称指戏剧的一个段落,大都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幕”或“场”,所以有时通用,有的明刊本元人杂剧称作出(如杨景贤的《西游记》),有的明刊传奇作品又标作折(如世德堂本《拜月亭记》、富春堂本《东窗记》等),也有一本之中两字并用的(如富春堂本《七义记》目录用出,本文用折)。明刊本《西厢记》也是这样,有的称折,有的称出。折本是用以称指杂剧的,出原是用来称指传奇的。显然,称出不是《西厢记》的原貌,而是明中叶以后根据传奇的体制而改称的。至于有些刊本把《西厢记》从头至尾直接依次分成二十出并标有出目,不分本(卷),更是在明传奇兴盛的情况下,按照传奇的面貌改造《西厢记》的结果。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例》指出:“元剧体必四折,此记作五大折,以事实浩繁,故创体为之,……然古本止列五大折,今本离为二十,非复古意。”凌濛初在校注《西厢记》的凡例中也说:“北曲每本止四折,其情事长而非四折所能竟者,则又另为一本,如吴昌龄(按应为杨景贤)《西游记》则有六本,……故周(宪)王本分为五本,本各四折,折各有题目正名四句,始为得体。时本从一折直递至二十折,又复不敢去题目正名,遂使南北之淆杂不辨矣。”姚华《菉猗室曲话》也认为:“《西厢》五本,亦称五剧,每剧四折,各为一本,犹是杂剧体裁,与其他元人之作全无乖戾。后人合为二十出,上下两卷,混称一本,置之传奇体裁中,如毛(按指毛晋)刻《北西厢记》本,而《西厢》始为不类。”有的刊本在每四出后还存有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或二者只存其一,仍保留着《西厢记》分本的痕迹。有的刊本将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全部删去,企图表明《西厢记》的原刻本就是从首至尾直接按二十出排列的。清初封岳在《详校西厢记元本·序》中写道:“有谓北曲每本止四折,其情事长而非四折所能竟,则另分为一本,故周本(按指周宪王本,实即凌濛初本)作五本,本首各有题目正名四句,末以〔络丝娘煞尾〕结之,为承上接下之词。察每本四折,杂剧体耳,全本或未然,得睹元刻,盖悉偏执之隘,故拈出之。”他声称“崇祯辛巳(十四年,1641)乃于朱成国邸见古本二册,时维至正丙戌(六年,1346)三月,其精工可侔宋版”。他曾将此“元刻”、“古本”“借校五日始毕”,并以之为据,将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拈出之”,以“期垂久远”,“不为时本所乱”。封岳本不分本,无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径作二十出,每出有四字标目,在现存《西厢记》刊本中它是最彻底传奇化了的。尽管他声称所见《西厢记》是元代至正年间刊本,比其他任何版本都更“古”,但是那时不仅杂剧不称出,就是南戏和传奇也不分出,且无出目,这就更加暴露了他所采取依旧不过是前人惯用的一种托古改制的手段,不过是时间和地点更具体,年代更久远罢了。

有的分本分卷而又连列二十出或二十折的刊本,既不同于分本(卷)分折(出)的刊本,也不同于直接分为二十出或二十一折的刊本。它介于二者之间,对两种体例采取折中的态度。一方面企图保存杂剧分本(卷)的体制,另一方面又汲取了传奇出序连排的格局,是杂剧和传奇两种体式兼收并蓄的产物。这种刊本使《西厢记》在体例上既不像杂剧,又并非传奇。不仅《西厢记》有的刊本如此,《元曲选外编》和《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明刊杨东来批评本杨景贤《西游记》的体制也是这样。全剧分为六本(卷),每本又分四出,每本后有“正名”,每出又有出目,每本出序不另起讫,依次排列为二十四出。虽云杂剧,却又似传奇。

王骥德诸本称本为“折”,为了避免雷同又称折为“套”。就剧曲联套来说,每折用一个套曲,称一套似无不可。但是杂剧与散曲不同,不仅有曲词,还有说白和动作,折不仅是在曲调上表明每折用一个套曲,而且也是情节结构上划分段落和演出上划分场次的标志。毛西河《论定西厢记》指出:“碧筠斋诸本以一本为一折,无据;以一折为一套……尤非也。”他的话是对的。

第二本的分折

《西厢记》分本分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需要专门加以讨论,这就是对第二本惠明下书一段戏即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应如何处理。这是《西厢记》分为二十折还是二十一折的区别点。对于这段戏的处理方式,约有如下三种:

一、单独作为一折。凡是全书分为二十一折的《西厢记》刊本都是这样处理的。弘治本全书五卷二十一折,第二卷为五折,惠明下书一段戏为第二卷第二折。屠隆校本全书径为二十一折,惠明下书一段为第六折。朱素臣校订的《西厢记演剧》也将惠明下书单为一折,标目作《解围》。有的曲选和曲谱,如明嘉靖年间郭勋选辑的《雍熙乐府》、崇祯年间沈宠绥著的《弦索辨讹》、清乾隆年间叶堂编的《纳书楹曲谱》都将〔正宫端正好〕“不念法华经”单独作为一套。《弦索辨讹》将莺莺所唱〔仙吕八声甘州〕题作《求援》,此套题作《解围》。《纳书楹曲谱》将前套题作《寺警》,此套题作《传书》。有的曲谱和曲论,如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将《西厢记》“〔小络丝娘〕都只为一官半职,阻隔着千山万水”一曲注为“第十七折”,万历四十三年(1615)臧晋叔写的《元曲选·序》也称“《西厢记》二十一折”。它们虽然没有直接标明惠明下书及所唱〔正宫端正好〕一套为一折,但从全剧分作五本二十一折或将第四本第四折作为第十七折的情况来看,很明显是把它单独作为一折的。

二、作楔子。在现存《西厢记》刊本中,只有凌濛初本和闵遇五本将惠明下书一段戏及所唱〔正宫端正好〕套曲作为“楔子”。

三、既不单独作为一折,也不作楔子,而是将孙飞虎围寺和惠明下书两段戏即莺莺所唱〔仙吕八声甘州〕“恹恹瘦损”一套和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共为一折,作为第二本(卷)第一折(出)或第五出。这类刊本较多,徐士范本等直接分为二十出的刊本、王骥德本等分为“五大折”每折(本)又分四套的刊本,以及李廷谟本、张深之本、金圣叹本等分本(卷)又分折(章)的刊本和《西厢会真传》、毛西河本等分卷(本)又依次分为二十折(出)的刊本,都是这样处理的。要言之,凡是分为二十折(出)的刊本,除凌濛初本和闵遇五本将惠明下书及所唱〔正宫端正好〕套曲作“楔子”外,其他刊本都是把上述两段戏即两个套曲作为一折的。

三种类型,从现存《西厢记》版本来看,第一种出现的时间较早,第三种次之,第二种较晚。元杂剧的通例是每折使用一个套曲,一韵到底。莺莺所唱〔仙吕八声甘州〕和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不仅不是同一套曲,而且用韵也不同,前者用真文韵,后者用监咸韵。据此,惠明下书一段戏很显然应该作为一折。弘治本、《雍熙乐府》本以及《太和正音谱》所据本等的处理是得当的。后世也把它作为折子戏在舞台上演出,叫做《惠明下书》。至于像徐士范本、王骥德本和金圣叹本那样把莺莺所唱〔仙吕八声甘州〕和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两套并为一折,一折用两个套曲,由两人主唱,押两个韵脚,这在元杂剧中是不曾有的,是违反元杂剧分折的惯例的,“这大约总是因了要求折数的齐整而始如此的无端的并合了的”。尤其是王骥德本、三先生合评本、《批点画意北西厢》等称一个套曲组成的一折为“一套”,却又把两个套曲连缀在一起作为“一套”,显然是不合适的。至于像凌濛初本和闵遇五本那样作为“楔子”,也是不妥当的。元剧楔子只用一、二支小令,而不用套曲。况且各种刊本第二本题目正名里皆有“莽和尚生杀心”一句,足见其是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决非楔子。凌濛初在《五本解证》中写道:“历考诸剧,楔子止用〔仙吕赏花时〕或一或二及〔仙吕端正好〕一曲耳。此独以〔正宫〕诸曲演而成套,若另为一折然者,此因欲写惠明之壮勇难以一调尽而为此变体耳。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则此剧多一折;若并前〔八声甘州〕为一,则一折二调尤非体矣。”这段话,正反映了凌濛初的矛盾心理:并入前一折,一折二调不合杂剧体例;单独成为一折,则此剧又多一折;作“楔子”,又没有用套曲的。这诚如郑振铎所说:“凌氏为要维持着元剧体必四折的常例,便把《西厢记》第六段〔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作为‘楔子’,不入折数。其实元剧又何尝没有五折的呢(像《元曲选》中《赵氏孤儿》一剧便是五折的)。”元剧虽然一般由四折组成,但也有五折组成的,除《赵氏孤儿》外,还有《五侯宴》、《降桑椹》、《东墙记》,有的甚至由六折组成,如《赛花月秋千记》、《金水题红怨》(今均佚)等。可见,《西厢记》第二本为五折虽属变例,也是符合元剧实际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刊本在惠明下书这段戏中有惠明在投书白马将军后临别时唱的两支〔赏花时〕曲子。曲文是这样的:

〔赏花时〕那厮掳掠黎民德行短,将军镇压边廷机变宽。

他弥天罪有百千般。若将军不管,纵贼寇骋无端。

〔幺篇〕便是你坐视朝廷将帝主瞒。若是扫荡妖氛着百姓欢,干戈息,大功完,歌谣遍满,传名誉到金銮。

也有少数刊本,如王骥德本、张深之本、金圣叹本将这两支曲子删掉。对于这两支曲子的真伪、优劣和去取,各家意见不一。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云:“俗本此后有伪增〔赏花时〕二曲,鄙恶甚,从古本削去。”他认为此二曲碧筠斋本和朱石津本没有,是后人伪增,主张删去。王骥德的老师与同乡徐渭,虽然也认为“此二套古本无”,但因为“前后白多,恐去之觉冷淡了”,所以主张“姑存之”。万历年间金陵文秀堂刊本也认为应该保留,其理由是:“若不重嘱此二词,则张生成不得言而有信,而杜确焉成得威而不猛之人乎?”毛西河的态度则更为坚决,他在《论定西厢记》中写道:“俗不识例,并不识楔子,妄删此二曲,遂致如许科白而不得一楔子,殊为可怪。……且二曲虽俚,其词连调绝、语排气转处,真元人作法三昧,即末句将已寄书意急作一照顾,亦殊俊妙。”他认为有此二曲,“曲白互见,意不复出”,决不应删。凌濛初《五本解证》注云:“此亦楔子也。楔子无重见,且一人之口,必无再唱楔子之体。……徐以‘前后白多,去之觉冷淡而姑存之。’不知剧体正套前后原不妨白多者,王伯良去之为是。”所以他校刻的《西厢记》本文中未收此二曲。但是他在《五本解证》中还是保留了,未像王骥德那样断然删掉,这表明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闵遇五《五剧笺疑》也说:“〔赏花时〕二曲古本无,云是后人增入。”但是他在《会真六幻》本《西厢记》中还是保留了这两支曲子。凌濛初本和闵遇五本都以惠明下书一段戏作为“楔子”,如果再保留这两支曲子,就是楔子中又有楔子,与元剧体例相乖戾,所以才主张去掉。如果像弘治本那样,以惠明下书一段戏为一折,而以此二曲为楔子,与元剧体制正合。这样,《西厢记》五本,每本也仍然各有一楔子。况且,此二曲言词激昂慷慨,爱憎分明,软硬兼施,正表现了惠明粗犷勇敢、不畏权势的性格。如果没有此二曲,惠明送书于白马将军时,只说了一句“将军是必疾来者”表示恳求期望的话,也与前面突围时所描写的壮勇不协调。《西厢记》的用韵,有人统计,元剧十九韵,《西厢记》只用十八韵,少桓欢一韵,那是将此二曲遗漏,如将此二曲计算在内,《中原音韵》所列北曲十九韵,《西厢记》全都使用,由此可以看出《西厢记》用韵的丰富和王实甫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在曲调的使用上,这两支曲子所用的〔仙吕〕赏花时曲牌,也是元剧楔子中最常见的。

这些都可以说明,这两支曲子是王实甫原本所应有的。解放以来的各种通行本都依据王骥德本或凌濛初本不载此二曲,是个缺憾。王季思老师和我重新校订的《集评校注西厢记》,据弘治本重新收入此二曲,恢复惠明下书的第二本第二折地位和惠明所唱〔赏花时〕二曲的楔子地位,使第二本为五折,全剧为五本二十一折。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符合至少是接近《西厢记》的原貌的。

此外,还有一个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公案,就是这两支曲子是否是周宪王(朱有燉)增入。陆采《南西厢记·序》说:“逮金董解元演为《西厢记》,元初盛行,顾当时专尚小令,率一、二阕即改别宫。至都事王实甫易为套数,本朝周宪王又加〔赏花时〕于首,可谓尽善尽美,真能道人意中事者。”陆采这里所说“加〔赏花时〕于首”,应是指全书开篇的楔子。此后,凌濛初在他校刻的《西厢记》第二本“楔子”的眉批中写道:“此处俗本有惠明唱〔赏花时〕二段,金白屿谓‘周宪王增《西厢》〔赏花时〕,其意似谓不止此’,臧晋叔谓‘止此,是其笔’。然宪王所撰尽可逼元,不学究庸俗乃尔,其本原无,故不载,聊附之《解证》中。”根据凌濛初的记载,明散曲家金銮(字在衡,号白屿,撰有《西厢正讹》)和《元曲选》编者臧晋叔认为惠明下书一段〔赏花时〕二曲是周宪王所加,而凌濛初则认为“周宪王故是当家手,必不出此,定系俗笔”。陆采所说周宪王所加〔赏花时〕于卷首,而金銮、臧晋叔所说却在卷中,二者又不同。元剧的体例本来就有楔子,用以补四折的不足,置剧首相当于序幕,置剧中相当于过场。《西厢记》各本楔子皆是全剧的有机组成部分,陆采、金銮、臧晋叔以及王骥德、凌濛初等人认为是周宪王或他人所增,大概是没有根据的。有的研究者根据陆采和凌濛初两段相互抵牾而又语焉不详的文字,证明确实存在过周宪王本,也是难以成立的。

题目正名与总目

元杂剧每本大都有题目正名两句或四句,用以概括剧情,确定剧本名称,供宣示广告之用。《西厢记》也不例外,每本也有或应有四句正名。这是《西厢记》分本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由于版本的不同,《西厢记》的题目正名也呈现出复杂的状况。

就名称来说,有的称作“题目·正名”,即前两句为题目,后两句为正名,如残页本、弘治本、徐士范本、凌濛初本等;有的四句不分,统称“题目正名”,如金圣叹本;有的称“正名”,如继志斋本、罗懋登本、王骥德本、李廷谟本、张深之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三先生合评本,毛西河本等;有的则既不称“题目”、“正名”,也不称“题目正名”,而是直接标写正文,如闵遇五本、《西厢会真传》等。

就位置来讲,分本分卷的刊本,有的放在每本(卷)的前面,如继志斋本、张深之本、三先生合评本、《批点画意北西厢》、《西厢会真传》、金圣叹本等;有的则在每本(卷)的末尾,如残页本、弘治本、王骥德本、李廷谟本、凌濛初本、闵遇五本、毛西河本等。其中弘治本第一、二卷将题目正名放在每卷第一折之后,第三、四、五卷则放在每卷卷末,体例显得混乱不一。闵遇五本第三本题目正名佚阙。直接分折分出不分本分卷的刊本,有的题目正名在第一、五、九、十三、十七各出之前,实际上是在每本的前面,如徐士范本和刘龙田本。这种刊本虽未分本分卷,但仍保留着分本分卷的遗迹。这再一次表明《西厢记》原来是分本的,徐士范本或者是它所依据的“元本”只不过是按照传奇的体例,改变了杂剧连本戏的格局,不再分本,而将出序依次统一排列加上出目而已。罗懋登本则分别将题目正名放在第一出前,第五、十二、十四、十七各出的末尾,没有任何规则,相当错乱。特别令人感到奇怪费解的是游敬泉刊李卓吾评本,全书分上、下两卷,竟将全书二十句“正名”分为两部分,各为十句,分别放在每卷的卷首,活生生地把第三本“正名”割为前后两半,显得不伦不类。这说明刊刻者根本不懂题目正名为何物。这也是此批本伪托为“李卓吾亲手笔”的佐证。有些直接分为二十出的刊本,为了使《西厢记》更符合传奇的式样,干脆将题目正名删掉,如王李合评本、陈眉公评本、天章阁刊李卓吾评本、徐奋鹏评本、孙鑛评本、魏仲雪评本、《六十种曲》本、《西厢记传奇》、封岳本等。何璧本虽然目录分折(本),但也没有保留题目正名。这是明清以来按传奇体裁改变《西厢记》面貌的又一事例。

就文字而言,各种版本的题目正名大同小异。现将几种字句有差异的刊本选其刊刻年代较早者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本四句诗句式的题目正名极为简明概括,有节奏,有韵脚,既是每本内容的提要,每句又各点一人一事。各本文字大体上与弘治本相同。相对说来,前四本差异较小。比较明显的是第一本首句“老夫人闭春院”的“闭”字,有的作“闲”字,有的作“开”字。“闭”、“闲”、“开”三字字形相近,含义不同,有的截然相反,孰是孰非,孰优孰劣,未有定论。所谓“闭”当指“门掩重关萧寺中”,也就是第一本第二折红娘所说老夫人治家严肃不许莺莺“潜出闺门”一事。所谓“闲”,当是指老夫人嘱咐红娘“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一事。莺莺的唱词也有“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所谓“开”,当是指老夫人打开闭锁的春院,让莺莺去佛殿上散心。“闭”、“闲”、“开”三字皆可通。这三个字,由于字形相近,可能是刊刻者根据己意改写或选定的,也可能是在翻刻过程中讹误的。原本为何字,难以断定。从版本的流变来看,“闭”字出现较早,“闲”字次之,“开”字较晚。但从曲意来看,当以“开”字为是。老夫人让莺莺去佛殿玩耍是全剧的发端,由于老夫人“开春院”才有崔张的佛殿相逢;如果是“闭春院”就没有可能发生崔张的爱情故事了。金圣叹说:“一部书十六章,而其第一章大笔特书曰:‘老夫人开春院’,罪老夫人也。”所以我推测原本可能是“闭”字,后来有的刊行者认为“院开而莺见,遂易‘闭’为‘开’”

其他如第一本的“俏红娘”,有的作“小红娘”,“怀好事”有的作“传好事”,或作“问好事”;第三本的“寄情诗”,有的作“寄情词”,“问汤药”有的作“传书简”;第四本“问由情”,有的作“问情由”,或作“问原因”,“短长亭斟别酒”有的作“长亭上送君瑞”,“草桥店梦莺莺”有的作“草店里梦莺莺”。其中金圣叹本改动较大,他将第二本题目正名中“莽和尚生杀心”一句去掉,改换为“老夫人赖婚事”,惠明下书虽然是正文的一部分,但不是第二本的主要内容,而老夫人赖婚才是关键性的关目,应该说金圣叹的改动比原来的要好,但不协韵。第三本金圣叹虽然依次概述全本剧情,并点出“赖简”这一关键性的情节,但是“崔莺莺乔坐衙”以及“小红娘递密约”,语意显露,与《西厢记》含蓄蕴藉的风格和莺莺贵族小姐的身份颇不相符。

文字歧异较大的是第五本。弘治本第五本末尾的四句,虽然标着“题目”二字,实际上却不是题目正名,而是传奇体的下场诗。这四句诗陈眉公评本、文秀堂刊本、罗懋登本、徐奋鹏评本、孙鑛评本、魏仲雪评本、三先生合评本、天章阁刊李卓吾评本、《六十种曲》本的末尾都有,李日华《南西厢》的卷末也有,文字大同小异,有的刊本还有“诗曰”二字。可见这四句诗并非《西厢记》所原有,而是后人所加,但来源很早,沿习已久,弘治本把它误作第五卷的题目正名,又妄加“生”、“旦”、“夫”、“外”角色名,原来的题目正名反而佚失了。

这里顺便说明一点,就是许多《西厢记》刊本的末尾,除上述“感谢将军成始终”一诗外,还附有另一首诗。弘治本卷末是:

诗曰:蒲东萧寺景荒凉,至此行人已断肠;

杨柳尚牵当日恨,芙蓉犹带昔年妆。

问红夜月人何处?共约东风事已忘;

惟有多情千古月,夜深依旧下西厢。

碧筠斋本、徐士范本、刘龙田本、罗懋登本、张深之本、田水月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剧末也有。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指出:“诸本曲后有‘感谢将军成始终’一诗,此盲瞽说场诗也。筠本总目后有‘蒲东萧寺景荒凉’一诗,亦后人咏《西厢》之作。”他认为“本记五折(本),每折(本)后有正名四语,末简以总目四语终之,此外,不容更加一字矣”,因而将两首诗尽皆删去。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也认为这两首诗“俱系后人咏《西厢》而误入之者”,因而他校释的《西厢记》也弃之不取。

话归本题。今天所见各种刊本《西厢记》第五本的题目正名大都与徐士范本相同,只不过是“团圝”有的作“团圆”。由此可以推想,弘治本第五本的题目正名也应与此相去不远。与众不同的是王骥德本。王本的四句正名,虽然每句各指一人,但却非指一事,“郑衙内施巧计”与“老夫人悔姻缘”是一事,“杜将军大断案”与“张君瑞两团圆”是一事,题目正名不能完全概括第五本剧情,而且语意率直,与前四本风格也不一致。从前四本题目正名与弘治本完全相同的情况看来,第五本可能是王骥德的补作。与此相同的还有李廷谟本,毛西河本与此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毛氏可能是看出王本的缺陷,遂据徐士范本等将第一句改作“小琴童报喜信”,以补王本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批点画意北西厢》,它把王骥德本这四句题目正名列在“总目”之后,与“蒲东萧寺景荒凉”一诗一并列于卷末,而第五本的题目正名则同于徐士范本。刊行者为何做此处理,甚不可解。

元杂剧每本的题目正名的末句往往又总括全本,点出剧情的核心,作为全剧的剧名,这是元剧的固定格式。《西厢记》也理应如此。现存《西厢记》的各种版本,切合元剧这一体制的只有凌濛初本。凌本每本的标题是:

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

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

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

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

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圝

凌濛初本的题目正名,第一、五两本同于徐士范本,第二、三、四各本同于弘治本,这五本的标题恰是每本题正名的末句。凌濛初在他校刻的《西厢记》卷首所附《西厢记旧目》中并说这是“《点鬼簿》目录”。《点鬼簿》即《录鬼簿》。现存各种版本《录鬼簿》没有一个是这样著录的,显然这是凌氏托古自重的手段。但是,凌刻本的这种格局却是符合元剧标名规律的。

除凌刻本外,弘治本每卷也有标题:

卷之一 焚香拜月

卷之二 冰弦写恨

卷之三 诗句传情

卷之四 雨云幽会

卷之五 天赐团圆

凌濛初《西厢记旧目》所载日新堂本各本标目与此完全相同。弘治本每卷的标目与元剧每本以题目正名的末句作为剧名的规律不合。这四字标题与传奇每出的四字标目相类似,很明显,它不是《西厢记》原本所有,而是后人仿传奇体裁而增补的。

此外,许多刊本还有“总目”。王骥德本的四句总目是:

张君瑞要做东床婿 法本师住持南赡地

老夫人开宴北堂春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张深之本、槃薖硕人本、三先生合评本、田水月本、《批点画意北西厢》、金圣叹本、毛西河本等文字与此有微异,“要做”作“巧做”,“南赡”作“南禅”。槃薖硕人本“崔莺莺”作“崔小姐”,其眉批云:“此四语乃从徐文长碧筠斋本所著。”王骥德也注云:“……‘南赡地’旧作‘南禅’,今佛家南赡部州之‘赡’,皆读平声,盖‘赡’、‘禅’声相近之,俱误,今改正。”由此可知,碧筠斋本等作“南禅”,是王骥德改为“南赡”的。就位置而言,有的置于卷首,有的则放在卷末。张深之本、田水月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三先生合评本都置于卷首而且格式很特殊。张深之本的格局是:

楔子

张君瑞巧做东床婿 法本师住持南禅地

老夫人开宴北堂春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卷一

……

其他几种刻本亦同,先标“楔子”二字,接下是四句总目,但无“总目”二字,然后才是卷一或第一折(本)。这几种刊本正文均不分楔子,楔子实际包括在每折之中,并不标明“楔子”二字。这种格局很容易使人误解这四句总目即为“楔子”。金圣叹本则不同,明确标为“题目总名”。李廷谟本的体例更为奇特,不仅卷首有标作“楔子”的总目四句,与前引张深之本的格式、文字相同,而且卷尾又有“总目”四字,文字则与王骥德本同。

在一个刊本中,总目先后出现两次,而且称谓不同,造成了体例上的混乱。两个总目,两种不同的文字,反映了两个来源。有的刊本不仅把总目置于卷首,而且直接把它放在有如传奇“家门大意”一类开场里。槃薖硕人本放在开头的《西厢总题》里,朱素臣校订本《西厢记演剧》放在“首折”《家门》中。题目正名不仅杂剧有,戏文也有,后来戏文的“题目”却被改成传奇家门的下场诗了。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和《西厢记演剧》都是传奇化了的演出本,它们依据传奇的样式,也把《西厢记》四句总目改成家门的下场诗。毛西河指出:“特目列卷末,今误列卷首,如南曲开演例,非是。”他认为,“西厢记三字标目也。元曲末必有正名题目四句,而标取末句。此名《西厢记》因题目末句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或无总目四句,俱非原本”。碧筠斋本、王骥德本及毛西河本的总目都在卷末。

根据元剧以题目正名末句作为全剧剧名的惯例,可以反证《西厢记》原本确是应有这四句总目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作《西厢记》)已见于《录鬼簿》,这一剧名就是撷取总目末句而来的。没有这四句总目,《西厢记》的剧名也就没有来历,而且与元剧的体制不符。基于此,在《集评校注西厢记》的剧末,我们恢复了四句总目,使之更切合《西厢记》的本来面目。

络丝娘煞尾

《西厢记》在结构上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每本末尾都有一曲〔络丝娘煞尾〕。这在元杂剧中是独一无二的。各种刊本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万历八年(1580)刊行的徐士范本有四支〔络丝娘煞尾〕:

第四出:

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第八出:

不争惹恨牵情斗引,少不得废寝忘餐病症。

第十二出:

因今宵传言送语,看明日携云握雨。

第十六出:

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

徐士范本是今天所见全部保留四首〔络丝娘煞尾〕的最早《西厢记》刊本。除徐士范本外,刘龙田本和凌濛初本也一无残阙。凌濛初本是分本分折的,与徐士范本直接分为二十出不同,所以〔络丝娘煞尾〕在每本第四折末。其他载有〔络丝娘煞尾〕的本子,从新发现的残页本、弘治本、《雍熙乐府》本,直至毛西河本,第一本〔络丝娘煞尾〕曲都残阙,毛西河本甚而注明“曲亡”。罗懋登本不仅第一支〔络丝娘煞尾〕残阙,第二支也佚失。徐士范本在保留〔络丝娘煞尾〕曲词这一点上是有贡献的。有的刊本,如槃薖硕人本、闵遇五本,由于误认为第五本是续书,所以将第四本〔络丝娘煞尾〕一曲删去。闵遇五《五剧笺疑》四之四注云:“前三本俱有〔络丝娘煞尾〕二句,为结上启下之辞也。至此,实父之文情已完,故云‘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是明属后人妄增,不复录。”槃薖硕人本《野宿惊梦》折末眉批也说:“元本于此折煞尾有〔络丝娘〕云:‘只为一官半职,阻隔了万水千山。’予谓:‘除纸笔代喉舌,千古相思对谁说’,已煞尽了《西厢》一部之义,而〔络丝娘〕二语,则此部犹然未煞也,宜乎汉卿之续之也。今有本亦删之,然删者亦未必知其义。”凌濛初本和第四本第四折眉批也认为:“盖此乃王实甫之笔已完,故以‘除纸笔’二句结之,‘千种风流’统言《西厢》一记而寓自誉也。要知下本为续笔无疑矣”,“此〔煞尾〕必是欲续者所增,应非实甫笔”。但是他的态度比较谨慎,仍予以保留,而没有像闵遇五那样简单地删掉。凌濛初、闵遇五等人,受王作关续说的影响,认为第四本第四折〔鸳鸯煞〕曲最后一句“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是“实父之文情已完”,实为误解。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指出:“言今夜相思,非纸笔以纪,则此恨无从说与他人,盖为下折寄书地也。”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也认为:“第四本〔煞尾〕云:‘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此正起末剧得官报喜之意,而谓梦觉即止,作者阁笔耶?”王骥德、毛西河的论断是对的。朱权《太和正音谱》早已将此曲收入,这不仅不能证明此曲是后人所增,而且愈加证明第五本并非他人所续。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