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体例
“《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早在六十多年前，郑振铎先生就提出过这一问题，
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比较理想的答案。由于《西厢记》原本早已佚失，后来刊本又很多，各种刊本体例上也不尽相同，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南戏和传奇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对《西厢记》原貌的了解增加了许多困难。因此，对于不同版本《西厢记》的体例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这部古典名剧本来面目的认识，同时也将有助于对现存各种《西厢记》刊本的辨识。
分本（卷）与分折（出）
《西厢记》是连本戏，它不像一般元人杂剧作品那样，只是以一本四折演一事，而是以五本二十一折（或作二十折）敷演一个长篇故事。由于版本的不同，分本（卷）分折（出）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一、分本（卷）不分折
1978年北京中国书店新发现的《新编校正西厢记》残页（下简称残页本），研究者以为是今天所能见到的《西厢记》的最早刻本。几片残页中，有一页恰好是“卷之一”的末尾，而另一页又正好是“卷之二”的开头。在第一卷的卷末载有“题目·正名”四句，第二卷的开始没有标明第一折或第一出的字样，而是直接由“净扮孙飞虎上开”开场。由此可见，残页本是只分卷而不分折的，与现存《元刊杂剧三十种》不分折的情况相同。每卷也没标目。
王骥德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例》中曾写道：“元剧体必四折，此记作五大折，以事实浩繁，故创体为之。……又古本每折漫书，更不割截另作起止。”王骥德这里所称的“古本”不是泛称，而是专指他校注《西厢记》作为主要依据的嘉靖二十二年（1543）所刻的碧筠斋本和万历十六年（1588）所刻的朱石津本，他所说的“五大折”，即是指五本或五卷，所言“每折漫书，更不割截另作起止”，就是指每本（卷）连写，在形式上并不分折。碧筠斋本和朱石津本虽然今天已经不传，但是从上述记载可以推断，它们也是分本（卷）而不分折的。
二、分本（卷）分折（出）
此类刊本较多，多数是将全书分为五本或五卷，每本或每卷又分为四折或四出（有的第二本为五折，下文将专门讨论），但是不同的版本称谓又有所不同。
一种是将全书分为五卷。有的每卷又分为四折，如现存最古的《西厢记》全本，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刊刻的《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下简称弘治本）、崇祯四年（1631）延阁主人李廷谟本订正的《北西厢》（下称李廷谟本）、崇祯十二年（1639）刊刻的《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下简称张深之本），全书都分为五卷，每卷又分为四折。不同的是弘治本第二卷为五折，每卷有标题，每折无标目；李廷谟本则每卷无标题，每折有标目；张深之本卷首目录每折有标目，正文则不标出。有的每卷又分为四章，如清顺治间刊刻金圣叹评点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下简称金圣叹本），全书分五卷，每卷分为四章，共二十章，正十六章，续四章，每章皆有标目。
另一种是将全书分为五本。有的每本又为四折，如明天启间刊刻的凌濛初校注的《西厢记》（下称凌濛初本），全书分为五本，每本分为四折，每本有标题（文字与弘治本不同），每折则无标目。有的每本既不称折，也不称出，如天启间闵遇五辑刻的《会真六幻》（又称《六幻西厢》）本《西厢记》（下称闵遇五本），全书五本，剧幻《王实甫西厢记》四本，赓幻《关汉卿续西厢记》一本，每本下面作“一之一”、“一之二”……“续之一”、“续之二”……，然后标目。这种形式很奇特，在今传《西厢记》各种刊本中是独一无二的。
再一种是将全书分为五“折”（这里的“折”相当于本或卷，与每一套曲为一折的“折”不同），如碧筠斋本和朱石津本。有的每“折”又分为四套，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香雪居刊王骥德校注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崇祯间汇锦堂刊刻的《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下简称三先生合评本）、崇祯间刊刻的《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下简称《批点画意北西厢》），它们都是将全书分为五卷，每卷即为一“折”，每“折”下分为四套，每套又有标目。有的每“折”（本）下不作“套”，也不作出，而是直接标目，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梓的《北西厢记》（下称何璧本），卷首目录分为“第一折”、“第二折”……即第一本（卷）、第二本（卷）、……而正文则不分“折”（本），也不标明套或出及其顺序，而是直接标出每出（折）的出（折）目。
上述几种情况尽管说法不尽相同，实际上这些刊本都是将《西厢记》分为五本，而每本又分为四折的。有的每本（卷）有标题或出目，有的则没有。
此外，也有少数刊本，虽然也是分本（卷）又分折（出），全书分五本（卷），每本（卷）分四折（出），但是折（出）不是按本（卷）起讫，而是全书依次从第一折（出）至第二十折（出）连续排列的。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陈邦泰继志斋刊《重校北西厢记》（下简称继志斋本）和天启间刊刻的《西厢会真传》，全书都分为五卷，每卷又分四出，但出的顺序却是从第一出按次序连续至第二十出，每卷不另起止。清康熙间刊刻的《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下简称毛西河本），全书也分为五卷，但目录又标明“卷一”为“第一本”，“卷二”为“第二本”，……一卷即一本，五卷即五本，全书分为五本，但折数不是以本而是全书从首至尾按顺序排列的。
三、不分本（卷）只分出（折）
这一类刊本不分本或卷（有不少刊本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这只是从书籍装订的册数来区分的，与体例上划为“卷”的含义有所不同），只分出或折，各出（折）从头至尾依次排列。
首先，比较常见的是分为二十出，大多数都有出目，如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序刻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下简称徐士范本）、万历二十年（1592）熊龙峰忠正堂据徐士范本翻刻的同名刊本（下简称熊龙峰本）、万历年间刘龙田乔山堂据熊龙峰本翻刻的同名刊本（下简称刘龙田本）、万历三十年（1602）李楩校正的《北西厢记》（下称李楩校本）、万历三十八年（1610）起凤馆曹以杜刊王凤洲李卓吾评的《元本出相北西厢》（下简称王李合评本）、1610年虎林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下称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万历间游敬泉刊《李卓吾批评合象北西厢记》（下称游敬泉刊李卓吾评本）、崇祯十三年（1640）西陵天章阁刊《李卓吾先生批点北西厢真本》（下称天章阁李卓吾评本）、万历间萧腾鸿师俭堂刊《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下简称陈眉公评本）、罗懋登注释的《重校北西厢记》（下称罗懋登本）、新安汪氏环翠堂刊汪廷讷校的《元本出相西厢记》（下称汪廷讷本）、金陵文秀堂刊刻的《新刊考正全像评释北西厢记》（又称《校正全象注释北西厢评林》，下简称文秀堂本）、万历天启间刊徐奋鹏评的《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下简称徐奋鹏评本）、天启崇祯间刊孙鑛评的《朱订西厢记》（下称孙鑛评本）、崇祯间师俭堂刊的《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下称师俭堂刊汤显祖评本）、陈长卿存诚堂刊《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下简称魏仲雪评本）、毛晋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西厢记》（下称《六十种曲》本）、清顺治间含章馆刊封岳校的《评校元本西厢记》（下称封岳本）等，都是不分本（卷）而直接依次分为二十出的，而且除李楩校本外，各本每出均有出目（罗懋登本出目在目录中标出，正文未标）。
其次，也有的称“折”不称“出”，又无标目，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周居易校刊屠隆校正的《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下简称屠隆校本）则直接分成二十一折，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所收“〔小络丝娘〕都只为一官半职，阻隔着千山万水”一曲，标明为“王实甫《西厢记》第十七折”。此曲在分本分折的刊本里，属第四本第四折。可见，《太和正音谱》所依据的版本同屠隆校本一样也是不分本而直接分为二十一折的，每折都没有标目。
此外，有的刊本，如明末刊刻的《西厢记传奇》，正文既不分本、卷，也不标明出、折及其次第，而是直接标目。这种体例有点类似何璧校本，出目也完全相同，何壁校本正文虽然不分本直接标目，但是目录却是分折（本）的。我所见北京图书馆藏《西厢记传奇》卷首残缺，目录是否划分本或卷不得而知，待考。
以上三种，实际上是两类，即一类分本（卷），一类不分本（卷）。元杂剧在体例上是分本的，学术界已有定论。现存元人杂剧大型剧本，除《西厢记》分为五本外，还有杨景贤的《西游记》分为六本。“本”与“卷”两个概念用于指剧本，“本”当比“卷”早。远的且不说，金代即称行院演剧所用的脚本为“院本”。《录鬼簿》称元杂剧一剧为一本，一剧有两本为“二本”或“次本”，称正旦主唱的为“旦本”，正末主唱的为“末本”，《元刊杂剧三十种》称真本为“的本”，全本为“足本”，当是直接承继金代院本的称谓而来。元杂剧的剧本，不仅是给人们阅读欣赏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用“卷”来指称杂剧连本戏中的“本”，当是明以后的事情，而且是从一般书籍之分卷的“卷”字借用而来，似专指人们案头阅览，而非供舞台演出。因此尽管今天所见《西厢记》最早的刊本每本皆称作“卷”，但原本每本似应称作“本”，而不应称作“卷”，卷乃是后人所改，并且反映了北曲《西厢记》逐渐脱离舞台的倾向。至于王骥德本及其所依据的碧筠斋本和朱石津本，称每本为“折”，纯系标新立异、凭空杜撰，不仅与传统的习惯说法不合，而且又易与每本下面的“折”相混淆。王骥德这种称谓为后来的何璧校本、三先生合评本、《批点画意北西厢》所采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西厢记》的原本是否分折，比较难于推断，情况要复杂一些。现在元杂剧的唯一当代刊本《元刊杂剧三十种》，明初朱有燉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刊行的北杂剧集《诚斋乐府》，宣德十年（1435）刊刻的刘东生《娇红记》，以及嘉靖三十七年（1588）刊印的《杂剧十段锦》，每本杂剧都没有分折，都是从头连写到末尾的，这种情况与残页本《西厢记》相同。但是，钟嗣成于元至顺元年（1330）撰写的《录鬼簿》，却于《黄粱梦》下注明“第一折马致远，第二折李时中，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红字李二”，于张时起《赛花月秋千记》下注明“六折”，李文蔚《金水题红怨》有的版本也注为“六折”。朱权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撰写的《太和正音谱》，马致远《黄粱梦》下也注明“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红字李二”，范冰壶《鹔鹴裘》下注明“第二折施君美，第三折黄德润，第四折沈珙之”，所选“乐府”凡出自杂剧者，几乎无例外地注明折数，如“郑德辉《倩女离魂》第四折”，“费唐臣”《贬黄州》第二折”，“尚仲贤《归去来兮》第四折”等。这都表明元末明初杂剧又是分折的。因此，原本《西厢记》有两种可能，或分本不分折，或分本又分折。元杂剧在体制上有着共同的规律和特点，每折在情节上都是自成一个段落，使用一个套曲，一韵到底，由一人主唱，无论是形式上分折还是不分折，折是客观存在的，不分折，不等于说没有折。《西厢记》也是如此。明中叶尤其是万历以后的杂剧选本，如陈与郊《古名家杂剧》、息机子《杂剧选》、《顾曲斋元人杂剧选》、赵琦美《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臧晋叔《元曲选》等都是分折的。既然杂剧实际上存在着折，在剧本结构上的划分上把折明确标出，使结构更加清晰醒目，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现象。对于《西厢记》这样规模宏大的连本戏来说，就更不言而喻了。
有的刊本又将折称为“出”。出犹如折之于杂剧一样，是传奇戏剧结构的基本单位。现存早期南戏《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和元刊本《琵琶记》（即陆贻典抄本）、成化本《白兔记》都是不分出的，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苏州书坊所刻巾箱本《琵琶记》才分成出，但无出目。南戏和传奇作品的分出大概始于明中叶。由于南曲传奇的出和北曲杂剧的折都是用来称指戏剧的一个段落，大都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幕”或“场”，所以有时通用，有的明刊本元人杂剧称作出（如杨景贤的《西游记》），有的明刊传奇作品又标作折（如世德堂本《拜月亭记》、富春堂本《东窗记》等），也有一本之中两字并用的（如富春堂本《七义记》目录用出，本文用折）。明刊本《西厢记》也是这样，有的称折，有的称出。折本是用以称指杂剧的，出原是用来称指传奇的。显然，称出不是《西厢记》的原貌，而是明中叶以后根据传奇的体制而改称的。至于有些刊本把《西厢记》从头至尾直接依次分成二十出并标有出目，不分本（卷），更是在明传奇兴盛的情况下，按照传奇的面貌改造《西厢记》的结果。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例》指出：“元剧体必四折，此记作五大折，以事实浩繁，故创体为之，……然古本止列五大折，今本离为二十，非复古意。”凌濛初在校注《西厢记》的凡例中也说：“北曲每本止四折，其情事长而非四折所能竟者，则又另为一本，如吴昌龄（按应为杨景贤）《西游记》则有六本，……故周（宪）王本分为五本，本各四折，折各有题目正名四句，始为得体。时本从一折直递至二十折，又复不敢去题目正名，遂使南北之淆杂不辨矣。”姚华《菉猗室曲话》也认为：“《西厢》五本，亦称五剧，每剧四折，各为一本，犹是杂剧体裁，与其他元人之作全无乖戾。后人合为二十出，上下两卷，混称一本，置之传奇体裁中，如毛（按指毛晋）刻《北西厢记》本，而《西厢》始为不类。”有的刊本在每四出后还存有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或二者只存其一，仍保留着《西厢记》分本的痕迹。有的刊本将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全部删去，企图表明《西厢记》的原刻本就是从首至尾直接按二十出排列的。清初封岳在《详校西厢记元本·序》中写道：“有谓北曲每本止四折，其情事长而非四折所能竟，则另分为一本，故周本（按指周宪王本，实即凌濛初本）作五本，本首各有题目正名四句，末以〔络丝娘煞尾〕结之，为承上接下之词。察每本四折，杂剧体耳，全本或未然，得睹元刻，盖悉偏执之隘，故拈出之。”他声称“崇祯辛巳（十四年，1641）乃于朱成国邸见古本二册，时维至正丙戌（六年，1346）三月，其精工可侔宋版”。他曾将此“元刻”、“古本”“借校五日始毕”，并以之为据，将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拈出之”，以“期垂久远”，“不为时本所乱”。封岳本不分本，无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径作二十出，每出有四字标目，在现存《西厢记》刊本中它是最彻底传奇化了的。尽管他声称所见《西厢记》是元代至正年间刊本，比其他任何版本都更“古”，但是那时不仅杂剧不称出，就是南戏和传奇也不分出，且无出目，这就更加暴露了他所采取依旧不过是前人惯用的一种托古改制的手段，不过是时间和地点更具体，年代更久远罢了。
有的分本分卷而又连列二十出或二十折的刊本，既不同于分本（卷）分折（出）的刊本，也不同于直接分为二十出或二十一折的刊本。它介于二者之间，对两种体例采取折中的态度。一方面企图保存杂剧分本（卷）的体制，另一方面又汲取了传奇出序连排的格局，是杂剧和传奇两种体式兼收并蓄的产物。这种刊本使《西厢记》在体例上既不像杂剧，又并非传奇。不仅《西厢记》有的刊本如此，《元曲选外编》和《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明刊杨东来批评本杨景贤《西游记》的体制也是这样。全剧分为六本（卷），每本又分四出，每本后有“正名”，每出又有出目，每本出序不另起讫，依次排列为二十四出。虽云杂剧，却又似传奇。
王骥德诸本称本为“折”，为了避免雷同又称折为“套”。就剧曲联套来说，每折用一个套曲，称一套似无不可。但是杂剧与散曲不同，不仅有曲词，还有说白和动作，折不仅是在曲调上表明每折用一个套曲，而且也是情节结构上划分段落和演出上划分场次的标志。毛西河《论定西厢记》指出：“碧筠斋诸本以一本为一折，无据；以一折为一套……尤非也。”他的话是对的。
第二本的分折
《西厢记》分本分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需要专门加以讨论，这就是对第二本惠明下书一段戏即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应如何处理。这是《西厢记》分为二十折还是二十一折的区别点。对于这段戏的处理方式，约有如下三种：
一、单独作为一折。凡是全书分为二十一折的《西厢记》刊本都是这样处理的。弘治本全书五卷二十一折，第二卷为五折，惠明下书一段戏为第二卷第二折。屠隆校本全书径为二十一折，惠明下书一段为第六折。朱素臣校订的《西厢记演剧》也将惠明下书单为一折，标目作《解围》。有的曲选和曲谱，如明嘉靖年间郭勋选辑的《雍熙乐府》、崇祯年间沈宠绥著的《弦索辨讹》、清乾隆年间叶堂编的《纳书楹曲谱》都将〔正宫端正好〕“不念法华经”单独作为一套。《弦索辨讹》将莺莺所唱〔仙吕八声甘州〕题作《求援》，此套题作《解围》。《纳书楹曲谱》将前套题作《寺警》，此套题作《传书》。有的曲谱和曲论，如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将《西厢记》“〔小络丝娘〕都只为一官半职，阻隔着千山万水”一曲注为“第十七折”，万历四十三年（1615）臧晋叔写的《元曲选·序》也称“《西厢记》二十一折”。它们虽然没有直接标明惠明下书及所唱〔正宫端正好〕一套为一折，但从全剧分作五本二十一折或将第四本第四折作为第十七折的情况来看，很明显是把它单独作为一折的。
二、作楔子。在现存《西厢记》刊本中，只有凌濛初本和闵遇五本将惠明下书一段戏及所唱〔正宫端正好〕套曲作为“楔子”。
三、既不单独作为一折，也不作楔子，而是将孙飞虎围寺和惠明下书两段戏即莺莺所唱〔仙吕八声甘州〕“恹恹瘦损”一套和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共为一折，作为第二本（卷）第一折（出）或第五出。这类刊本较多，徐士范本等直接分为二十出的刊本、王骥德本等分为“五大折”每折（本）又分四套的刊本，以及李廷谟本、张深之本、金圣叹本等分本（卷）又分折（章）的刊本和《西厢会真传》、毛西河本等分卷（本）又依次分为二十折（出）的刊本，都是这样处理的。要言之，凡是分为二十折（出）的刊本，除凌濛初本和闵遇五本将惠明下书及所唱〔正宫端正好〕套曲作“楔子”外，其他刊本都是把上述两段戏即两个套曲作为一折的。
三种类型，从现存《西厢记》版本来看，第一种出现的时间较早，第三种次之，第二种较晚。元杂剧的通例是每折使用一个套曲，一韵到底。莺莺所唱〔仙吕八声甘州〕和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不仅不是同一套曲，而且用韵也不同，前者用真文韵，后者用监咸韵。据此，惠明下书一段戏很显然应该作为一折。弘治本、《雍熙乐府》本以及《太和正音谱》所据本等的处理是得当的。后世也把它作为折子戏在舞台上演出，叫做《惠明下书》。至于像徐士范本、王骥德本和金圣叹本那样把莺莺所唱〔仙吕八声甘州〕和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两套并为一折，一折用两个套曲，由两人主唱，押两个韵脚，这在元杂剧中是不曾有的，是违反元杂剧分折的惯例的，“这大约总是因了要求折数的齐整而始如此的无端的并合了的”。尤其是王骥德本、三先生合评本、《批点画意北西厢》等称一个套曲组成的一折为“一套”，却又把两个套曲连缀在一起作为“一套”，显然是不合适的。至于像凌濛初本和闵遇五本那样作为“楔子”，也是不妥当的。元剧楔子只用一、二支小令，而不用套曲。况且各种刊本第二本题目正名里皆有“莽和尚生杀心”一句，足见其是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决非楔子。凌濛初在《五本解证》中写道：“历考诸剧，楔子止用〔仙吕赏花时〕或一或二及〔仙吕端正好〕一曲耳。此独以〔正宫〕诸曲演而成套，若另为一折然者，此因欲写惠明之壮勇难以一调尽而为此变体耳。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则此剧多一折；若并前〔八声甘州〕为一，则一折二调尤非体矣。”这段话，正反映了凌濛初的矛盾心理：并入前一折，一折二调不合杂剧体例；单独成为一折，则此剧又多一折；作“楔子”，又没有用套曲的。这诚如郑振铎所说：“凌氏为要维持着元剧体必四折的常例，便把《西厢记》第六段〔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作为‘楔子’，不入折数。其实元剧又何尝没有五折的呢（像《元曲选》中《赵氏孤儿》一剧便是五折的）。”元剧虽然一般由四折组成，但也有五折组成的，除《赵氏孤儿》外，还有《五侯宴》、《降桑椹》、《东墙记》，有的甚至由六折组成，如《赛花月秋千记》、《金水题红怨》（今均佚）等。可见，《西厢记》第二本为五折虽属变例，也是符合元剧实际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刊本在惠明下书这段戏中有惠明在投书白马将军后临别时唱的两支〔赏花时〕曲子。曲文是这样的：
〔赏花时〕那厮掳掠黎民德行短，将军镇压边廷机变宽。
他弥天罪有百千般。若将军不管，纵贼寇骋无端。
〔幺篇〕便是你坐视朝廷将帝主瞒。若是扫荡妖氛着百姓欢，干戈息，大功完，歌谣遍满，传名誉到金銮。
也有少数刊本，如王骥德本、张深之本、金圣叹本将这两支曲子删掉。对于这两支曲子的真伪、优劣和去取，各家意见不一。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云：“俗本此后有伪增〔赏花时〕二曲，鄙恶甚，从古本削去。”他认为此二曲碧筠斋本和朱石津本没有，是后人伪增，主张删去。王骥德的老师与同乡徐渭，虽然也认为“此二套古本无”，但因为“前后白多，恐去之觉冷淡了”，所以主张“姑存之”。万历年间金陵文秀堂刊本也认为应该保留，其理由是：“若不重嘱此二词，则张生成不得言而有信，而杜确焉成得威而不猛之人乎？”毛西河的态度则更为坚决，他在《论定西厢记》中写道：“俗不识例，并不识楔子，妄删此二曲，遂致如许科白而不得一楔子，殊为可怪。……且二曲虽俚，其词连调绝、语排气转处，真元人作法三昧，即末句将已寄书意急作一照顾，亦殊俊妙。”他认为有此二曲，“曲白互见，意不复出”，决不应删。凌濛初《五本解证》注云：“此亦楔子也。楔子无重见，且一人之口，必无再唱楔子之体。……徐以‘前后白多，去之觉冷淡而姑存之。’不知剧体正套前后原不妨白多者，王伯良去之为是。”所以他校刻的《西厢记》本文中未收此二曲。但是他在《五本解证》中还是保留了，未像王骥德那样断然删掉，这表明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闵遇五《五剧笺疑》也说：“〔赏花时〕二曲古本无，云是后人增入。”但是他在《会真六幻》本《西厢记》中还是保留了这两支曲子。凌濛初本和闵遇五本都以惠明下书一段戏作为“楔子”，如果再保留这两支曲子，就是楔子中又有楔子，与元剧体例相乖戾，所以才主张去掉。如果像弘治本那样，以惠明下书一段戏为一折，而以此二曲为楔子，与元剧体制正合。这样，《西厢记》五本，每本也仍然各有一楔子。况且，此二曲言词激昂慷慨，爱憎分明，软硬兼施，正表现了惠明粗犷勇敢、不畏权势的性格。如果没有此二曲，惠明送书于白马将军时，只说了一句“将军是必疾来者”表示恳求期望的话，也与前面突围时所描写的壮勇不协调。《西厢记》的用韵，有人统计，元剧十九韵，《西厢记》只用十八韵，少桓欢一韵，那是将此二曲遗漏，如将此二曲计算在内，《中原音韵》所列北曲十九韵，《西厢记》全都使用，由此可以看出《西厢记》用韵的丰富和王实甫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在曲调的使用上，这两支曲子所用的〔仙吕〕赏花时曲牌，也是元剧楔子中最常见的。
这些都可以说明，这两支曲子是王实甫原本所应有的。解放以来的各种通行本都依据王骥德本或凌濛初本不载此二曲，是个缺憾。王季思老师和我重新校订的《集评校注西厢记》，据弘治本重新收入此二曲，恢复惠明下书的第二本第二折地位和惠明所唱〔赏花时〕二曲的楔子地位，使第二本为五折，全剧为五本二十一折。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符合至少是接近《西厢记》的原貌的。
此外，还有一个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公案，就是这两支曲子是否是周宪王（朱有燉）增入。陆采《南西厢记·序》说：“逮金董解元演为《西厢记》，元初盛行，顾当时专尚小令，率一、二阕即改别宫。至都事王实甫易为套数，本朝周宪王又加〔赏花时〕于首，可谓尽善尽美，真能道人意中事者。”陆采这里所说“加〔赏花时〕于首”，应是指全书开篇的楔子。此后，凌濛初在他校刻的《西厢记》第二本“楔子”的眉批中写道：“此处俗本有惠明唱〔赏花时〕二段，金白屿谓‘周宪王增《西厢》〔赏花时〕，其意似谓不止此’，臧晋叔谓‘止此，是其笔’。然宪王所撰尽可逼元，不学究庸俗乃尔，其本原无，故不载，聊附之《解证》中。”根据凌濛初的记载，明散曲家金銮（字在衡，号白屿，撰有《西厢正讹》）和《元曲选》编者臧晋叔认为惠明下书一段〔赏花时〕二曲是周宪王所加，而凌濛初则认为“周宪王故是当家手，必不出此，定系俗笔”。陆采所说周宪王所加〔赏花时〕于卷首，而金銮、臧晋叔所说却在卷中，二者又不同。元剧的体例本来就有楔子，用以补四折的不足，置剧首相当于序幕，置剧中相当于过场。《西厢记》各本楔子皆是全剧的有机组成部分，陆采、金銮、臧晋叔以及王骥德、凌濛初等人认为是周宪王或他人所增，大概是没有根据的。有的研究者根据陆采和凌濛初两段相互抵牾而又语焉不详的文字，证明确实存在过周宪王本，也是难以成立的。
题目正名与总目
元杂剧每本大都有题目正名两句或四句，用以概括剧情，确定剧本名称，供宣示广告之用。《西厢记》也不例外，每本也有或应有四句正名。这是《西厢记》分本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由于版本的不同，《西厢记》的题目正名也呈现出复杂的状况。
就名称来说，有的称作“题目·正名”，即前两句为题目，后两句为正名，如残页本、弘治本、徐士范本、凌濛初本等；有的四句不分，统称“题目正名”，如金圣叹本；有的称“正名”，如继志斋本、罗懋登本、王骥德本、李廷谟本、张深之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三先生合评本，毛西河本等；有的则既不称“题目”、“正名”，也不称“题目正名”，而是直接标写正文，如闵遇五本、《西厢会真传》等。
就位置来讲，分本分卷的刊本，有的放在每本（卷）的前面，如继志斋本、张深之本、三先生合评本、《批点画意北西厢》、《西厢会真传》、金圣叹本等；有的则在每本（卷）的末尾，如残页本、弘治本、王骥德本、李廷谟本、凌濛初本、闵遇五本、毛西河本等。其中弘治本第一、二卷将题目正名放在每卷第一折之后，第三、四、五卷则放在每卷卷末，体例显得混乱不一。闵遇五本第三本题目正名佚阙。直接分折分出不分本分卷的刊本，有的题目正名在第一、五、九、十三、十七各出之前，实际上是在每本的前面，如徐士范本和刘龙田本。这种刊本虽未分本分卷，但仍保留着分本分卷的遗迹。这再一次表明《西厢记》原来是分本的，徐士范本或者是它所依据的“元本”只不过是按照传奇的体例，改变了杂剧连本戏的格局，不再分本，而将出序依次统一排列加上出目而已。罗懋登本则分别将题目正名放在第一出前，第五、十二、十四、十七各出的末尾，没有任何规则，相当错乱。特别令人感到奇怪费解的是游敬泉刊李卓吾评本，全书分上、下两卷，竟将全书二十句“正名”分为两部分，各为十句，分别放在每卷的卷首，活生生地把第三本“正名”割为前后两半，显得不伦不类。这说明刊刻者根本不懂题目正名为何物。这也是此批本伪托为“李卓吾亲手笔”的佐证。有些直接分为二十出的刊本，为了使《西厢记》更符合传奇的式样，干脆将题目正名删掉，如王李合评本、陈眉公评本、天章阁刊李卓吾评本、徐奋鹏评本、孙鑛评本、魏仲雪评本、《六十种曲》本、《西厢记传奇》、封岳本等。何璧本虽然目录分折（本），但也没有保留题目正名。这是明清以来按传奇体裁改变《西厢记》面貌的又一事例。
就文字而言，各种版本的题目正名大同小异。现将几种字句有差异的刊本选其刊刻年代较早者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本四句诗句式的题目正名极为简明概括，有节奏，有韵脚，既是每本内容的提要，每句又各点一人一事。各本文字大体上与弘治本相同。相对说来，前四本差异较小。比较明显的是第一本首句“老夫人闭春院”的“闭”字，有的作“闲”字，有的作“开”字。“闭”、“闲”、“开”三字字形相近，含义不同，有的截然相反，孰是孰非，孰优孰劣，未有定论。所谓“闭”当指“门掩重关萧寺中”，也就是第一本第二折红娘所说老夫人治家严肃不许莺莺“潜出闺门”一事。所谓“闲”，当是指老夫人嘱咐红娘“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一事。莺莺的唱词也有“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所谓“开”，当是指老夫人打开闭锁的春院，让莺莺去佛殿上散心。“闭”、“闲”、“开”三字皆可通。这三个字，由于字形相近，可能是刊刻者根据己意改写或选定的，也可能是在翻刻过程中讹误的。原本为何字，难以断定。从版本的流变来看，“闭”字出现较早，“闲”字次之，“开”字较晚。但从曲意来看，当以“开”字为是。老夫人让莺莺去佛殿玩耍是全剧的发端，由于老夫人“开春院”才有崔张的佛殿相逢；如果是“闭春院”就没有可能发生崔张的爱情故事了。金圣叹说：“一部书十六章，而其第一章大笔特书曰：‘老夫人开春院’，罪老夫人也。”所以我推测原本可能是“闭”字，后来有的刊行者认为“院开而莺见，遂易‘闭’为‘开’”。
其他如第一本的“俏红娘”，有的作“小红娘”，“怀好事”有的作“传好事”，或作“问好事”；第三本的“寄情诗”，有的作“寄情词”，“问汤药”有的作“传书简”；第四本“问由情”，有的作“问情由”，或作“问原因”，“短长亭斟别酒”有的作“长亭上送君瑞”，“草桥店梦莺莺”有的作“草店里梦莺莺”。其中金圣叹本改动较大，他将第二本题目正名中“莽和尚生杀心”一句去掉，改换为“老夫人赖婚事”，惠明下书虽然是正文的一部分，但不是第二本的主要内容，而老夫人赖婚才是关键性的关目，应该说金圣叹的改动比原来的要好，但不协韵。第三本金圣叹虽然依次概述全本剧情，并点出“赖简”这一关键性的情节，但是“崔莺莺乔坐衙”以及“小红娘递密约”，语意显露，与《西厢记》含蓄蕴藉的风格和莺莺贵族小姐的身份颇不相符。
文字歧异较大的是第五本。弘治本第五本末尾的四句，虽然标着“题目”二字，实际上却不是题目正名，而是传奇体的下场诗。这四句诗陈眉公评本、文秀堂刊本、罗懋登本、徐奋鹏评本、孙鑛评本、魏仲雪评本、三先生合评本、天章阁刊李卓吾评本、《六十种曲》本的末尾都有，李日华《南西厢》的卷末也有，文字大同小异，有的刊本还有“诗曰”二字。可见这四句诗并非《西厢记》所原有，而是后人所加，但来源很早，沿习已久，弘治本把它误作第五卷的题目正名，又妄加“生”、“旦”、“夫”、“外”角色名，原来的题目正名反而佚失了。
这里顺便说明一点，就是许多《西厢记》刊本的末尾，除上述“感谢将军成始终”一诗外，还附有另一首诗。弘治本卷末是：
诗曰：蒲东萧寺景荒凉，至此行人已断肠；
杨柳尚牵当日恨，芙蓉犹带昔年妆。
问红夜月人何处？共约东风事已忘；
惟有多情千古月，夜深依旧下西厢。
碧筠斋本、徐士范本、刘龙田本、罗懋登本、张深之本、田水月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剧末也有。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指出：“诸本曲后有‘感谢将军成始终’一诗，此盲瞽说场诗也。筠本总目后有‘蒲东萧寺景荒凉’一诗，亦后人咏《西厢》之作。”他认为“本记五折（本），每折（本）后有正名四语，末简以总目四语终之，此外，不容更加一字矣”，因而将两首诗尽皆删去。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也认为这两首诗“俱系后人咏《西厢》而误入之者”，因而他校释的《西厢记》也弃之不取。
话归本题。今天所见各种刊本《西厢记》第五本的题目正名大都与徐士范本相同，只不过是“团圝”有的作“团圆”。由此可以推想，弘治本第五本的题目正名也应与此相去不远。与众不同的是王骥德本。王本的四句正名，虽然每句各指一人，但却非指一事，“郑衙内施巧计”与“老夫人悔姻缘”是一事，“杜将军大断案”与“张君瑞两团圆”是一事，题目正名不能完全概括第五本剧情，而且语意率直，与前四本风格也不一致。从前四本题目正名与弘治本完全相同的情况看来，第五本可能是王骥德的补作。与此相同的还有李廷谟本，毛西河本与此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毛氏可能是看出王本的缺陷，遂据徐士范本等将第一句改作“小琴童报喜信”，以补王本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批点画意北西厢》，它把王骥德本这四句题目正名列在“总目”之后，与“蒲东萧寺景荒凉”一诗一并列于卷末，而第五本的题目正名则同于徐士范本。刊行者为何做此处理，甚不可解。
元杂剧每本的题目正名的末句往往又总括全本，点出剧情的核心，作为全剧的剧名，这是元剧的固定格式。《西厢记》也理应如此。现存《西厢记》的各种版本，切合元剧这一体制的只有凌濛初本。凌本每本的标题是：
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
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
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
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
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圝
凌濛初本的题目正名，第一、五两本同于徐士范本，第二、三、四各本同于弘治本，这五本的标题恰是每本题正名的末句。凌濛初在他校刻的《西厢记》卷首所附《西厢记旧目》中并说这是“《点鬼簿》目录”。《点鬼簿》即《录鬼簿》。现存各种版本《录鬼簿》没有一个是这样著录的，显然这是凌氏托古自重的手段。但是，凌刻本的这种格局却是符合元剧标名规律的。
除凌刻本外，弘治本每卷也有标题：
卷之一 焚香拜月
卷之二 冰弦写恨
卷之三 诗句传情
卷之四 雨云幽会
卷之五 天赐团圆
凌濛初《西厢记旧目》所载日新堂本各本标目与此完全相同。弘治本每卷的标目与元剧每本以题目正名的末句作为剧名的规律不合。这四字标题与传奇每出的四字标目相类似，很明显，它不是《西厢记》原本所有，而是后人仿传奇体裁而增补的。
此外，许多刊本还有“总目”。王骥德本的四句总目是：
张君瑞要做东床婿 法本师住持南赡地
老夫人开宴北堂春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张深之本、槃薖硕人本、三先生合评本、田水月本、《批点画意北西厢》、金圣叹本、毛西河本等文字与此有微异，“要做”作“巧做”，“南赡”作“南禅”。槃薖硕人本“崔莺莺”作“崔小姐”，其眉批云：“此四语乃从徐文长碧筠斋本所著。”王骥德也注云：“……‘南赡地’旧作‘南禅’，今佛家南赡部州之‘赡’，皆读平声，盖‘赡’、‘禅’声相近之，俱误，今改正。”由此可知，碧筠斋本等作“南禅”，是王骥德改为“南赡”的。就位置而言，有的置于卷首，有的则放在卷末。张深之本、田水月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三先生合评本都置于卷首而且格式很特殊。张深之本的格局是：
楔子
张君瑞巧做东床婿 法本师住持南禅地
老夫人开宴北堂春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卷一
……
其他几种刻本亦同，先标“楔子”二字，接下是四句总目，但无“总目”二字，然后才是卷一或第一折（本）。这几种刊本正文均不分楔子，楔子实际包括在每折之中，并不标明“楔子”二字。这种格局很容易使人误解这四句总目即为“楔子”。金圣叹本则不同，明确标为“题目总名”。李廷谟本的体例更为奇特，不仅卷首有标作“楔子”的总目四句，与前引张深之本的格式、文字相同，而且卷尾又有“总目”四字，文字则与王骥德本同。
在一个刊本中，总目先后出现两次，而且称谓不同，造成了体例上的混乱。两个总目，两种不同的文字，反映了两个来源。有的刊本不仅把总目置于卷首，而且直接把它放在有如传奇“家门大意”一类开场里。槃薖硕人本放在开头的《西厢总题》里，朱素臣校订本《西厢记演剧》放在“首折”《家门》中。题目正名不仅杂剧有，戏文也有，后来戏文的“题目”却被改成传奇家门的下场诗了。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和《西厢记演剧》都是传奇化了的演出本，它们依据传奇的样式，也把《西厢记》四句总目改成家门的下场诗。毛西河指出：“特目列卷末，今误列卷首，如南曲开演例，非是。”他认为，“西厢记三字标目也。元曲末必有正名题目四句，而标取末句。此名《西厢记》因题目末句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或无总目四句，俱非原本”。碧筠斋本、王骥德本及毛西河本的总目都在卷末。
根据元剧以题目正名末句作为全剧剧名的惯例，可以反证《西厢记》原本确是应有这四句总目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作《西厢记》）已见于《录鬼簿》，这一剧名就是撷取总目末句而来的。没有这四句总目，《西厢记》的剧名也就没有来历，而且与元剧的体制不符。基于此，在《集评校注西厢记》的剧末，我们恢复了四句总目，使之更切合《西厢记》的本来面目。
络丝娘煞尾
《西厢记》在结构上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每本末尾都有一曲〔络丝娘煞尾〕。这在元杂剧中是独一无二的。各种刊本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万历八年（1580）刊行的徐士范本有四支〔络丝娘煞尾〕：
第四出：
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第八出：
不争惹恨牵情斗引，少不得废寝忘餐病症。
第十二出：
因今宵传言送语，看明日携云握雨。
第十六出：
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
徐士范本是今天所见全部保留四首〔络丝娘煞尾〕的最早《西厢记》刊本。除徐士范本外，刘龙田本和凌濛初本也一无残阙。凌濛初本是分本分折的，与徐士范本直接分为二十出不同，所以〔络丝娘煞尾〕在每本第四折末。其他载有〔络丝娘煞尾〕的本子，从新发现的残页本、弘治本、《雍熙乐府》本，直至毛西河本，第一本〔络丝娘煞尾〕曲都残阙，毛西河本甚而注明“曲亡”。罗懋登本不仅第一支〔络丝娘煞尾〕残阙，第二支也佚失。徐士范本在保留〔络丝娘煞尾〕曲词这一点上是有贡献的。有的刊本，如槃薖硕人本、闵遇五本，由于误认为第五本是续书，所以将第四本〔络丝娘煞尾〕一曲删去。闵遇五《五剧笺疑》四之四注云：“前三本俱有〔络丝娘煞尾〕二句，为结上启下之辞也。至此，实父之文情已完，故云‘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是明属后人妄增，不复录。”槃薖硕人本《野宿惊梦》折末眉批也说：“元本于此折煞尾有〔络丝娘〕云：‘只为一官半职，阻隔了万水千山。’予谓：‘除纸笔代喉舌，千古相思对谁说’，已煞尽了《西厢》一部之义，而〔络丝娘〕二语，则此部犹然未煞也，宜乎汉卿之续之也。今有本亦删之，然删者亦未必知其义。”凌濛初本和第四本第四折眉批也认为：“盖此乃王实甫之笔已完，故以‘除纸笔’二句结之，‘千种风流’统言《西厢》一记而寓自誉也。要知下本为续笔无疑矣”，“此〔煞尾〕必是欲续者所增，应非实甫笔”。但是他的态度比较谨慎，仍予以保留，而没有像闵遇五那样简单地删掉。凌濛初、闵遇五等人，受王作关续说的影响，认为第四本第四折〔鸳鸯煞〕曲最后一句“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是“实父之文情已完”，实为误解。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指出：“言今夜相思，非纸笔以纪，则此恨无从说与他人，盖为下折寄书地也。”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也认为：“第四本〔煞尾〕云：‘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此正起末剧得官报喜之意，而谓梦觉即止，作者阁笔耶？”王骥德、毛西河的论断是对的。朱权《太和正音谱》早已将此曲收入，这不仅不能证明此曲是后人所增，而且愈加证明第五本并非他人所续。
有些刊本与此不同，把〔络丝娘煞尾〕全部删去。王骥德本就如此。此书《凡例》写道：“至诸本益以〔络丝娘〕一尾，语既鄙俚，复入他韵，又窃后折意提醒为之，似
弹说词家，所谓‘且听下回分解’等语，又止第二、三、四折有之，首折复阙，明系后人增入。但古本并存，又《太和正音谱》亦收入谱中，或篡入已久，相沿莫为之正耳。今从秣陵本删去。”王骥德所依据的“古本”即碧筠斋本、朱石津本是有〔络丝娘煞尾〕的（第一本亦阙），他认为是“伪增”的“俗工
弹引带之词”，依照秣陵本（即继志斋本）全部削去。此后，李廷谟本、《西厢会真传》皆仿王骥德本将〔络丝娘煞尾〕删去。金圣叹本也未收。封岳本将〔络丝娘煞尾〕与题目正名一起“拈出”。
王骥德这种简单轻率的做法曾遭到许多人的劝告和批评。明戏曲家沈璟在看过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书稿后，曾特地写信给他，建议他将〔络丝娘煞尾〕收入：“犹有〔越调·小络丝娘煞尾〕二句体，先生皆已删之矣。然查《正音谱》亦已收于〔越调〕中。且此等语非实甫不能作，乞仍为录入于四套后，使成全璧何如？”但是王骥德没有采纳沈璟的意见，刊行时照旧删去。后来，凌濛初在《西厢记》第一本的题评中写道：“此有〔络丝娘煞尾〕者，因四折之体已完，故复为引下之词结之，见尚有第二本也。此非复扮色人语，乃自为众伶人打散语，犹说词家‘有分交’以下之类，是其打院本家数。王谓是弹引带之词而削去，太无识矣。”闵遇五与凌濛初的见解相同，他在《五剧笺疑》中说：“此因四折已完，故为引起下文之词以结之，尽而不尽，见有第二本在也。非复扮色人口中语，乃自为众伶打散语，犹演义小说每回说尽，有‘有分教’云云之类，是宋元院本家数，或删去者非矣。”
闵遇五不仅看法与凌濛初相同，甚而语言都极其相似。闵遇五与凌濛初为同时人，同为乌程两大刻书家，都有《西厢记》刊本问世。从闵刻《会真六幻》曾引凌濛初评《西厢记》语以及本段文字来看，凌刻本很可能刊行在闵本前，此段文字很可能源自凌濛初语。毛西河也认为：“院本（按此指杂剧连本戏）亦以四折为一本，中用〔络丝娘煞尾〕联之，此作法也。且《正音谱》已收《西厢》〔煞尾〕入谱中，第一本偶亡耳。王伯良将后本三曲俱删去，妄矣。”三者的意见都是针对王骥德而发的。凌濛初针对当时的坊刻本又写道：“尾声终则又别取一韵以〔络丝娘煞尾〕结之，多为承上接下之词，以引起下本，如‘只因闭月羞花容貌，致得剪草除根大小’为下飞虎张本是也。……新坊刻以题目正名及〔络丝娘煞尾〕为赘而删之，则尤可笑。又不识何物，而有存有去则更可笑。”
凌濛初、闵遇五、毛西河的论断是正确的。《西厢记》每本末尾的〔络丝娘煞尾〕一曲是联结上下两本的纽带，每曲两句，上句总括上本曲意，下句又暗示下本剧情，语句简明对称，含蓄委婉，十分精彩，与整个作品的情调极为和谐。这是作者根据作品以多本连演的特点而独创的一种特殊结构，将其删去恐怕是不符合作者的原意，有损于作品的原貌的。
〔络丝娘煞尾〕是在人物下场前，还是人物下场后？究竟是谁唱？今天所见各种《西厢记》刊本，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极其混乱。
有的标在人物下场前，如徐士范本、刘龙田本、文秀堂本、闵遇五本；有的则标在人物下场后，如凌濛初本、毛西河本；有的则不标明，如弘治本、陈眉公本、徐奋鹏评本、魏仲雪评本、《六十种曲》本；有的或标或不标，如罗懋登本、何璧本、三先生合评本、孙鑛评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天章阁李卓吾评本。
唱者，大多数刊本均不标出，由于是紧接上曲而又不标明此前人物已下场，这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是本折主唱人所唱。有的偶尔又标明，如弘治本第四本〔络丝娘煞尾〕就标为“生唱”，后来的王李合评本、陈眉公评本、何璧本都仿照其例；有的所标则恰恰相反，如第二本〔络丝娘煞尾〕徐士范本标为“生唱”，文秀堂本、魏仲雪评本、徐奋鹏评本亦作“生唱”，而陈眉公评本却标为“莺唱”。对此处理得比较妥善的是凌濛初本和毛西河本。他们认为〔络丝娘煞尾〕不是由剧中人物所唱，而是由其他“伶人”在人物下场后唱的“打散”曲。毛西河《西河词话》进一步阐明：“少时观《西厢记》，见一剧末必有〔络丝娘煞尾〕一曲，于演扮人下场后复唱，且复念正名四句，此是谁唱谁念？至末剧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齐下场后，复有〔随煞〕一曲，正名四句，总目四句，但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及得《连厢词例》，则司唱者在坐间，不在场上，故虽变杂剧，犹存坐间代唱之意。”他认为在演员下场后，由“司唱者在坐间，不在场上”所唱的幕与幕或场与场间的过渡曲。
元杂剧在正曲之外，偶尔有另外增加的曲子。〔络丝娘煞尾〕就是在《西厢记》正戏套数之外的增曲。就曲调来说，元杂剧每折一个套曲，每一套曲都由同一宫调所属曲调组成，最后要有尾声。〔络丝娘〕据《太和正音谱》应属于〔越调〕，而它所在的第一、四本的第四折则为〔双调〕，第二、三本的第四折虽然是〔越调〕，而〔络丝娘煞尾〕一曲却都在〔尾〕或〔煞尾〕之后，可见其是在套数之外的。就曲韵来说，元杂剧每折一韵到底。《西厢记》第二本第四折用“东锺”韵，而〔络丝娘煞尾〕用“庚青”韵；第三本第四折用“侵寻”韵，而〔络丝娘煞尾〕用“鱼模”韵；第四本第四折用“车遮”韵，而〔络丝娘煞尾〕用“齐微”韵。只有第一本第四折用韵相同，都是“萧豪”韵，但〔络丝娘煞尾〕已不在套数之内。就曲意来讲，既总括上文，又暗示下折剧情，当场人物是不可能了解以后情节是如何发展的，如若当场演员所唱则是违反常理的。上述几点都说明〔络丝娘煞尾〕是在正曲套数之外的增曲，是正戏暂告一段后增加的承上启下连接前后剧情的过渡性曲词，因而它不应是当场演员所唱，而应是在剧中人下场后由其他人在场外所唱的“打散”曲。
由于〔络丝娘煞尾〕是《西厢记》每本末尾的增曲，起着“缴前启后，以为关锁”的作用，所以它又是《西厢记》分本的一个标志。有些不分本不分卷而直接分为二十出的刊本，大都保留有〔络丝娘煞尾〕，这亦可证明《西厢记》原来是分本的。
出目
今传《西厢记》许多刊本都有出（折）目。请看下表：
徐士范本是今天所见最早有出目的《西厢记》刊本。熊龙峰本和刘龙田本是据徐士范本翻刻的，所以出目也相同，其他四字标目的刻本也大多受到它的影响，有的又根据己意做了个别的改动。例如文秀堂本的《背义停婚》就改得好，倾向很鲜明。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与徐士范刊本的出目只有五处不同，即第七出《母氏停婚》作《夫人停婚》，第八出《琴心写怀》作《莺莺听琴》，第十出《玉台窥简》作《妆台窥简》，第十五出《秋暮离怀》作《长亭送别》，第十九出《诡谋求配》作《郑恒求配》。这不同的五出出目，较之徐士范本要更通俗一些。起凤馆曹以杜刊王李合评本与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出目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第五出《白马解围》王李合评本作《惠明寄书》，两书同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所刻，似乎不存在相互抄借的问题，当有共同来源。他们与徐士范本《释义大全》出目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处是第十七出《释义大全》作《捷报及第》。
据此可以推断，在徐士范本之前，尚有标有出目的刊本，《释义大全》和容与堂刊李评本、起凤馆曹以杜刊王李合评本的出目俱源于此。此后陈眉公评本、罗懋登本、徐奋鹏评本、孙鑛评本（第五出漏刻）、魏仲雪评本、师俭堂刊汤显祖评本、游敬泉刊李卓吾评本、西陵天章阁刊李卓吾评本、《六十种曲》本、封岳本的出目都与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相同，足见其影响之大。闵遇五本出目也大都与此相同，不同的是第二出《僧房假寓》作《僧寮假馆》，第三出《墙角联吟》作《花阴倡和》，第四出《斋坛闹会》作《清醮目成》，第六出《红娘请宴》作《东阁邀宾》，第七出《夫人停婚》作《杯酒违盟》，第八出《莺莺听琴》作《琴心挑引》，比之容与堂李卓吾评本等更加典雅了。《西厢会真传》的出目与闵遇五《会真六幻》本同，只是《堂前巧辩》作《堂前强辩》，这在所见《西厢记》刊本中是独一无二的。《批点画意北西厢》出目的编排很奇特，卷首的目录与正文标目不一致，正文《僧房假寓》目录作《僧房假馆》，《墙角联吟》目录作《花阴倡和》，《斋坛闹会》目录作《清醮目成》，《乘夜逾墙》目录作《乘夜逾垣》，《草桥惊梦》目录作《草桥惊夜》（这在今存《西厢记》中是绝无仅有的），《郑恒求配》目录作《诡谋求配》，正文多据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和徐士范本，目录则大多与闵遇五本相同。一本书的目录和正文本应是一致的，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除了表明来源的不同外，也说明校刻的粗疏。这种现象其他个别的《西厢记》刊本也有，不过不这样严重罢了。
《西厢记》四字标目改为二字标目始于王骥德。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例》中写道：“今本每折有标目四字，如《佛殿奇逢》之类，殊非大雅，今削二字，稍为更易，疏折下，以便省检。第取近情，不求新异。”王本标目不够醒目具体，文人气味较浓，除李廷谟本全部沿用外，其他二字标目本，很少有采录的。他们另辟蹊径，截取四字标目后二字为出目，反而更加简明现成。何璧本的标目就是采取比较通行的容与堂李卓吾评本标目的后二字而成。《西厢记传奇》的标目和何璧本完全一样。《弦索辨讹》也与何璧本标目基本相同，只不过是将《解围》分作《求援》、《解围》二目而无《求配》一套。《西厢记演剧》也与何璧本标目相近，只是《闹会》作《闹斋》，《解围》分作《寺警》、《解围》二目，《窥简》分作《窥简》和《诗约》，《问病》作《问疾》。张深之本的出目多数也与何璧本相同，所不同者《假馆》、《倡和》、《目成》、《琴挑》等目，似来自闵遇五本或《批点画意北西厢》目录，《初筵》也似乎是来自后者，而《传书》、《逾垣》又可能来自王骥德本。三先生合评本的出目与张深之本尽同，但不知二者孰先孰后。金圣叹本的标目，少数是直接借用前人成果，如《请宴》、《琴心》、《惊梦》、《荣归》等，多数则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改制和创新，如《惊艳》、《闹斋》、《赖婚》、《闹简》、《赖简》、《哭宴》等，自清初至解放前随着金本的流行，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有些标目的字句有欠斟酌的地方，如《惊艳》、《拷艳》、《争艳》，不仅语词重复且所指不是同一对象，难怪后人改《拷艳》为《拷红》、《争艳》为《争婚》了。
《西厢记》的标目以四字或二字的简洁词语概括每出的内容，对读者和观众理解剧情无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从戏剧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不仅是元杂剧所未有，就是宋元南戏和明初传奇也没有的，而是明中叶以后校刊者根据传奇的体例而后加的。凌濛初在《西厢记凡例》中指出：“北体每本止有题目正名四句，而以末句作本剧之总名，别无每折之名。不知始自何人，妄以南戏律之，概加名目（如‘佛殿奇逢’、‘僧房假寓’之类），王伯良复易以二字名目（如‘遇艳’、‘投禅’之类），皆系紫之乱朱，不思北曲非止一《西厢》，可能一一为之立名乎？”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也写道：“俗本每折标四字，如《佛殿奇逢》类，此南曲科例也。王本又改四字为二字，如以《佛殿奇逢》为《遇艳》，则更可笑。每本末已有正名四句，如“老夫人闲春院，崔莺莺烧夜香”类，是四折已标过矣，而又蛇足耶。”由于这些刊本“于分折及分出之外，更于每折或每出之前加以二字或四字的标目，这使《西厢记》的体式更近于当时流行的传奇的样子”，“有如明人传奇的格局”。
末上首引
徐士范、熊龙峰、刘龙田诸本的卷首皆有《末上首引》：
〔西江月〕放意谈天论地，怡情博古通今。残编披览谩沉吟，试与传奇观听。编成孝义廉节，表出武烈忠贞。莫嫌闺怨与春情，犹可卫风比并。（问内科）且问后堂子弟，今日敷演谁家故事？那本传奇？（内应科）《崔张旅寓西厢风月姻缘记》。（末）原来是这本传奇。待小子略道几句家门，便见戏文大意：从头事，细端详，僧房那可寄孤孀？纵免得僧敲月下，终须个祸起萧墙。若非张、杜作商量，一齐僧俗遭磨障。虽然是恩泽义重，终难泯夫妇纲常。重酬金帛亦相当，郑家的妇岂堪作赏？翻云覆雨，忒煞无常。种成祸孽不关防，空使得峰喧蝶攘。全不怪妖红快赸，憎嫌是士女轻狂。不思祖父尚书望，暮雨朝云只恁忙。没疤鼻的郑恒，他是枉死；无志气的张珙，你也何强？看官若是无惩创，重教话欛笑崔张。
诗曰：张君瑞蒲东假寓 崔莺莺月底佳期
老夫人忘恩负约 小红娘寄简传书
这个《末上首引》位于第一出《佛殿奇逢》之前，不在正戏之内。它主要是由一首〔西江月〕词和一段有韵的说白及四句诗组成，采取通常问答的形式介绍创作意图和剧情梗概。
很显然，这里采取的是明传奇“副末开场”、“家门大意”的开场方式，并且直接沿用了“传奇”、“家门”、“戏文大意”等明传奇习用的名词术语。这种格局不仅是元杂剧和今见最早的《西厢记》刊本弘治本所没有，就是早期的宋元南戏也没有“家门”一类的名目，称之为“家门大意”、“末上首引”也是明代以后的事情。《末上首引》所表露的思想倾向，有浓厚的封建说教色彩，宣扬“孝义廉节”、“武烈忠贞”、“夫妇纲常”，对剧中的人物几乎全部加以否定，这不仅与《西厢记》原作的主题相悖谬，而且所持的立场及所用的语言也与原作者不同。它所用的《崔张旅寓西厢风月姻缘记》的名称，也未见《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戏曲文献有所著录，元杂剧中也未有类似剧名。末尾四句诗所用的词语，也与《僧房假寓》、《月下佳期》等出目所使用的语言相近似。因此，这个《末上首引》绝不会是王实甫的原文，而是后人按照传奇的格式添加的。诚如刘世珩所说：“徐士范本前有《首引》〔西江月〕词说白开场诗，一如传奇家积习，全失杂剧本来。”
《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卷前《西厢总题》共用了两首词，开头一首〔西江月〕词，基本上是采用徐士范、熊龙峰、刘龙田诸本《末上首引》中的词句，只是将下阕开首的“编成孝义廉节，表出武烈忠贞”两句改成“编成一腔风月，染就万古烟云”。他在眉批中并写道：“今姑从闽中旧本，略更改数字，似俗而亦雅。”第二首〔沁园春〕词则从李日华《南西厢记》、《家门始末》转录，文字悉同，其眉批云：“闵本旧所传语，皆是骂倒一台之人，焉有演此传奇而先说坏者乎，故从李本，更为明爽。”槃薖硕人所说的“闵本”乃是指福建建阳书坊熊龙峰刊本或刘龙田刊本，他所说的“闽本旧所传语”乃是指上文已经涉及的熊龙峰本或刘龙田本的大段韵白。槃薖硕人对熊龙峰本的批评和改动是合理的。他删改和批评的正是充满封建说教的那一部分。槃薖硕人本不是校订整理的王实甫原作，而是参照当时盛行的传奇体制增改的改编本。此本的《西厢总题》实际上就是《家门大意》，从他的取舍和评定也可以证明徐士范、熊龙峰诸本的《末上首引》也不是原本所有，而是后人补入的。
《新刊考正全像评释北西厢记》第一出前亦有《开场统略》：
（七言律）（末云）三春行乐兴无涯，诗酒相将度岁华；世事看来成幻化，登台且唱〔后庭花〕。今日敷演《锦绣春秋》，看者洗耳，以闻词气，便见戏文始终，略言大意。
张君瑞闲游佛殿 崔莺莺玩景奇逢
孙飞虎恣情掳掠 杜将军威镇蒲东
《西厢记》别称《春秋》，《锦绣春秋》即指《西厢记》。这也是采用传奇体“副末开场”的形式概述全剧大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不是像一般传奇开场那样叙述作者的创作意图，而是表白登台演唱的动机。律诗中所表露的人生乐趣和思想情调，也不应是杂剧作者王实甫所具有，而是评校者的自我表述。
此外，清康熙中叶刊行朱素臣校订的《西厢记演剧》，也增有“首折”《家门》。至于弘治本卷首的《崔张引首》，从名目上看很像“副末开场”的格局，实际上却不是。它不像徐士范本《末上首引》那样作为全剧的开场，在编排上也和正戏互不相连。它用〔哨遍〕、〔耍孩儿〕等五支曲子组成一个套曲，与《闺怨蟾宫》、《钱塘梦》、《秋波一轮论》等同是卷前的附录，不过把它列在前面称为“引首”罢了。
结语
郑振铎先生在《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的文章中，认为《西厢记》的本来面目应该是：“第一，原本《西厢记》当有分为五卷的可能，或竟不分卷，全部连写到底；第二，假如分为五卷，每卷也当连写到底，并不分为若干折；第三，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题目正名；第四，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络丝娘煞尾〕。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当是脱落去的；第五，第二卷之〔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当是很重要的正文的一部分，决非‘楔子’。”那时弘治本尚未发现，能做出这样卓有见地的推断是难能可贵的。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对郑振铎先生的推测做如下补充：
一、原本《西厢记》当分为五本；
二、每本也当分折，也有可能连写到底，并不分折；
三、前四本每本之末皆有题目正名，并以题目正名的末句作为该本的标题；
四、前四本每本之末皆有〔络丝娘煞尾〕；
五、第二本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自成一折，并非“楔子”，惠明所唱〔赏花时〕二曲乃是楔子的格局；
六、全剧的末尾有总目四句，末句为全剧的总题目。
今天所传的《西厢记》各种刊本都不是原本，但是有些刊本，如残页本、弘治本、凌濛初本、毛西河本，在体例上与原本甚为接近，很少有南戏和传奇的痕迹。这些刊本都是分本（卷）分折（或不分折）的，每本皆有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每折无标目。弘治本是今存最早的完整的《西厢记》刻本，无论是在校勘上还是在文献上都有很高的价值，它的缺欠是校刻不够精细，体例也不够规整，每卷的标目也受到传奇的影响。凌濛初本由于校刻精审切合杂剧体例而为人们所称道。今天通行的排印本都是以它作为底本的，有些通俗性的注本虽然声称以弘治本为底本，实际上所依据的仍是凌濛初本。凌濛初的不足是它没有像弘治本那样把第二本惠明下书及所唱〔正宫端正好〕套曲作为一折，而是作为“楔子”，真正的楔子即惠明所唱〔赏花时〕二曲反而被删去。此外，它和弘治本一样，全书没有总目。毛西河本也力求恢复《西厢记》的原貌，惟惜每卷无标目，每卷各折又从首至尾依次排列而不另起讫，且未将惠明下书一折戏单独标出。
其次，有些刊本，如继志斋本、王骥德本、何璧本、李廷谟本、张深之本、三先生合评本、《批点画意北西厢》、《西厢会真传》、闵遇五本以及金圣叹本，虽然分本（卷或折）分折（出或套或章），多数保留有题目正名（何璧本无），但每折皆有标目，不免打上传奇的烙印。
再次，相当多的刊本，如徐士范本、熊龙峰本、刘龙田本、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王李合评本、陈眉公评本、游敬泉刊李卓语评本、罗懋登本、汪廷讷本、文秀堂本、徐奋鹏评本、孙鑛评本、师俭堂刊汤显祖评本、天章阁刊李卓吾评本、魏仲雪评本、《六十种曲》本、《西厢记传奇》皆不分本（卷）只分出（折），每出皆有标目，虽然各本皆有〔络丝娘煞尾〕但大多数本子却没有题目正名。这种格局很显然是按传奇体式编排的。有的刊本，如李楩本和屠隆校本虽然没有出（折）目，但不分本（卷），只分出（折），并依次排列，也是受传奇影响的结果。至于封岳刻本，既不分本（卷），又无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径直分为二十出，且有标目，是南曲化的典型。
在《西厢记》整理、校正、传刻的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如凌濛初以及毛西河等人，根据自己对元杂剧体制的认识和理解，力图恢复《西厢记》的本来面目；而另一种倾向，如封岳等则竭力使《西厢记》传奇化。
由于《西厢记》在流传翻刻过程中受南曲的影响，遂使“《西厢记》的体式更近于当时流行的传奇，也常因此使后人误会《西厢记》并不是一部杂剧”。胡应麟认为：“杂剧自唐、宋、元迄明皆有之，独戏文《西厢》作祖。今王实甫《西厢记》为传奇冠。”王骥德也写道：“元剧体必四折，此记作五大折，以事实浩繁，故创体为之，实南戏之祖。”沈德符也说：“自北有《西厢》，南有《拜月》，杂剧变为戏文。”王季烈也认为“王实甫《西厢》（即《北西厢》），才华富赡，北曲巨制，其叠四本以成一部，已开传奇之先声”。把《西厢记》看作南戏之祖，传奇之冠，认为《西厢记》开传奇之先声，有了它杂剧才变为戏文，这是一种误解。《西厢记》虽然篇幅较长，但是杂剧并非传奇，南戏也不是以杂剧为渊源，传奇更不是从《西厢记》演变而来。
今天有的研究者也认为《西厢记》受南戏和传奇的影响，但是没有分清《西厢记》所受的影响，是王实甫的原作，还是后来的某些翻刻本。两者是有区别的。今天所见的《西厢记》全本，最早的也不过是明刻本，而且各种版本在体例上也不尽相同。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把后来某些或个别的翻刻本所受南戏和传奇的影响，当成《西厢记》原作即王实甫当时所受的影响。这里需要仔细地加以辨识，予以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另外，也有的研究者认为王氏原本《西厢记》和今存本实非同物，今传本《西厢记》为元剧创作阵地南移杭州受到南戏的影响，由元代后期作家们不断地加工改编而成，实为元人后期的集体创作。因为《西厢记》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南戏和传奇的影响，就认为今传本和原本不是同一作品，否定其作者为同一人，这就未免失之偏颇，走向另一极端了。这个问题，季思老师在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考辨中已有论证，此不赘述。
明刊本《西厢记》体制的演变轨迹
一、《西厢记》的原貌
《西厢记》的原本已经佚失，后来的各种刊本在体例上又不尽相同，给人们对《西厢记》原貌的了解增加了许多困难。《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六十多年前，郑振铎先生就提出这一问题。我们经过对国内现存四十余种明刊本的比较研究，对郑先生的推测做出补正（见前文“结语”六点），这一格局，不仅体现在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集评校注西厢记》和1991年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重订增注本）所收本中，而且也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厢记》校注本所采用。今天所见百余种《西厢记》明清刊本中，完全切合元杂剧体例而没有留下南戏和传奇痕迹的只有凌濛初本和它所依据的周宪王本。其他刊本由于受南戏和传奇的影响，体制逐渐发生变化，由点滴到局部，再由局部到整体，一步步打上南戏或传奇的烙印，以至最后使《西厢记》的体式完全传奇化，离《西厢记》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远。因此，通过明刊本《西厢记》体例演变轨迹的追寻，将有助于我们对《西厢记》刊本逐渐传奇化过程的认识，进而加深对《西厢记》原貌及各种明刊本自身价值的辨识。
二、《太和正音谱》所据本的折序连排结构
王实甫的生卒年和《西厢记》确切的创作及原刊年代已不可考。今天所见最早引用《西厢记》曲文的是元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所著的《中原音韵》。书中引用了两支〔麻郎儿〕幺篇的六字三韵语“忽听、一声、猛惊”和“本宫、始终、不同”及〔四边静〕一曲，并在自序中写道：“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自关、马、郑、白一新制作，……其难，则有六字三韵‘忽听、一声、猛惊’是也。诸公已矣，后学莫及！”由此可知，在泰定元年之前，王实甫及关、马、郑、白等人已经离世。至顺元年（1330）钟嗣成所撰的《录鬼簿》也将王实甫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的作家里面。近代研究者一般认为王实甫的创作活动应在元杂剧鼎盛时期的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西厢记》也应当作于此时。据此，《中原音韵》所引曲文距作者在世不过十几或二十几年，它所依据的当是《西厢记》原本。但由于《中原音韵》并未说明所引曲文的归属，因此我们无法窥知其征引本的体制和面貌。
周德清写作《中原音韵》以后七十四年，即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权所著的《太和正音谱》却给我们透露了一丝《西厢记》体式的信息。该书在分宫别调辑录各家散曲杂剧曲词时，转录了《西厢记》〔拙鲁速〕和“〔小络丝娘〕都只为一官半职，阻隔着千山万水”二曲，并分别注明为“第三折”和“第十七折”。这两支曲子，在分本分折的刊本里，前者属第一本第三折，后者属第四本第四折。从此可知，《太和正音谱》引用《西厢记》所依据的版本是分折的，每折没有标目，折的顺序是全剧由首至尾依次连续排列的，且有〔络丝娘煞尾〕。
《西厢记》原本是否在形式上分折，比较难以判断。现存元杂剧的唯一当代刊本《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不分折的，而钟嗣成的《录鬼簿》却于《黄粱梦》下注明“第一折马致远，第二折李时中，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红字李二”，于张时起《赛花月秋千记》下注明“六折”，李文蔚《金水题红怨》有的版本也注为“六折”，这表明元杂剧又是分折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元杂剧在当时就可能有分折和不分折两种形式并存。折是元杂剧剧本结构的一个基本单位，故事情节自成一个段落，使用一个套曲，一韵到底。无论形式上是否分折，折是客观存在的，即使不分折，并不等于说没有折。早期的明刊本《西厢记》有的就是不分折的。但从《太和正音谱》的记载来看，它所依据的《西厢记》刊本却是分折的。不仅分折，而且折序是全剧从头到尾连排的。
元杂剧的通例是每本四折并有题目正名，且以题目正名的末句作为剧名。《西厢记》作为多本连演的大型剧本也应是分本的，每本四折或五折，折序也应是每本自行起讫自成格局的。《太和正音谱》突破分本的格局将折序统一排列，这表明在作者逝世近百年后，《西厢记》的体式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后来有些刊本就是折序从头至尾依次排列的。例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序刻的屠隆校本和万历三十年（1602）刊刻的李楩校本都是不分本而折序连排且每折没有标目的。再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刊行的继志斋本和天启间刊刻的《西厢记会真传》以及康熙十五年（1676）刊毛西河本，虽然折（出）序连排但又是分本（卷）的，有的还有出目。至于不分本（卷）而直接分成二十出出序连排且有出目的刊本，在万历以后则更为常见了。突破分本的格局折序连排，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西厢记》体制变化的最初迹象。
《太和正音谱》将第四本第四折，标明为“第十七折”而未标作“第十六折”，这表明它所依据的《西厢记》刊本全剧是分为二十一折的。《西厢记》全剧分为二十折还是二十一折的区别点是对第二本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如何处理。如将其单独作为一折则全剧有二十一折，否则就有二十折。《太和正音谱》所依据的版本和后来的弘治本、《雍熙乐府》及屠隆校本等一样，是将惠明下书一段单独作为一折的。这样的安排是得当的。后来的有些刊本，如凌濛初本和闵遇五本，则将其作为“楔子”，是不妥当的。元剧楔子只用一、二小令，而不用套曲。而大多数刊本则将莺莺所唱〔仙吕八声甘州〕和惠明所唱〔正宫端正好〕两支套曲并为一折。一折用两个套曲，由两人主唱，押两个韵脚，这是违反元剧惯例的。《太和正音谱》是迄今所见最早关于《西厢记》全剧折数记载的文献，对后世判定《西厢记》的整体格局是有价值的。
至于《太和正音谱》所转录的〔络丝娘煞尾〕其意义则更大。〔络丝娘煞尾〕是《西厢记》作为连本戏特有的一种形式，它是承上启下连接各本之间的纽带，也是《西厢记》分本的标志之一。《太和正音谱》是现传最早有〔络丝娘煞尾〕记载的文献。它说明《西厢记》原本是有〔络丝娘煞尾〕并且是分本的。第四本末“〔小络丝娘尾〕都只为一官半职，阻隔着千山万水”一曲，不仅总括了第四本夫人逼试、长亭送别、草桥惊梦等情节，而且也暗示了第五本尺素缄愁、泥金报捷、衣锦还乡等剧情。它的存在益发证明第五本并非像后世许多人喧嚣的那样是“续书”。后来有的刊本，如槃薖硕人增改本和闵遇五本，误认第五本是续书，将第四本〔络丝娘煞尾〕即《太和正音谱》引用的一曲删去，是没有根据的。
三、残页本的分“卷”及尾诗
1978年中国书店新发现的《新编校正西厢记》残页，研究者认为可能刊于明初或元末，是今传《西厢记》最早的刊本。四片残页中，有一页是“卷之一”的末尾，而另一页又恰好是“卷之二”的开头。在第一卷的末尾载有“题目·正名”四句，却没有〔络丝娘煞尾〕，第二卷的开始，既没有本卷的剧名，也没有标明第一折或第一出的字样，而是直接由“净扮孙飞虎上开”开场。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残页本体制的概貌。
首先，它是分本的。但在文字上称“卷”却不称“本”。元杂剧在体例上分本的，学术界已有公论。现存元人杂剧的多本连演剧本，除《西厢记》分为五本外，还有杨景贤的《西游记》分为六本。“本”和“卷”两个概念用于指称剧本，“本”当比“卷”早。金代即称行院演剧所用的脚本为“院本”。《录鬼簿》称元杂剧一剧为一本，一剧有两本为“二本”或“次本”，正旦主唱的为“旦本”，正末主唱的为“末本”，应是直接承继金代院本的称谓而来。元杂剧的剧本，不仅是给人们阅读欣赏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用“卷”来指称杂剧连本戏中的“本”，当是明以后的事情，而且是从一般书籍分卷的“卷”字借用而来，似专指人们的案头阅览，而非供舞台演出，并且反映了北曲《西厢记》逐渐脱离舞台的倾向。因此，《西厢记》原本似应称作“本”，而不应称作“卷”，“卷”乃是后人所改。残页本是今传《西厢记》刊本中最早出现的将“本”称作“卷”的，以后多数刊本都将“本”称作“卷”，当是由此发端的。
其次，每卷（本）虽有题目正名，但却没有以题目正名的末句作为剧名。元杂剧的惯例，每本不仅有题目正名，而且还应以其末句作为剧名。残页本每卷（本）的剧名，都付之阙如。
第三，第一本的〔络丝娘煞尾〕是残缺的。残页本既然是分卷（本）且有题目正名，毫无疑问，每卷（本）的末尾（第五卷除外）也应有〔络丝娘煞尾〕一曲。残页本第一卷（本）的〔络丝娘煞尾〕应是同弘治本一样佚失了。以后的《雍熙乐府》本、碧筠斋本、朱石津本、王李合评本、何璧本、文秀堂本、陈眉公评本、罗懋登本、田水月本、批点画意本、徐奋鹏评本、孙鑛评本、魏仲雪评本、三先生合评本、天章阁刊李卓吾评本、《六十种曲》本、《西厢记传奇》、毛西河本等都残缺，毛西河甚至宣称“曲亡”。由此可见，第一本〔络丝娘煞尾〕残缺由来已久，难怪郑振铎先生误以为“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当是脱落去的”。
第四，与《太和正音谱》所据本相反，它是不分折的。这种情形同《元刊杂剧三十种》和明初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朱有燉刊刻的北杂剧及宣德十年（1435）刊刻的刘东生《娇红记》一样，形式上都是连写到底的，并不分折。
最后，第一卷（本）末尾题目正名之前有诗和对句两组：
佳人才子正青春，月下相逢欲就亲；
不忆兵来围普救，伤心谁是解危人。
多情佳俪无缘难会洞房春；
有意书生无计支吾飞虎将。
这两组诗和对子承上启下，很可能是编校者有感于第一卷（本）〔络丝娘煞尾〕的脱落而作为替代品补写的。这两组诗和对句，弘治本第一卷的末尾也有，而且文字全同，从中不难看出两者的传承关系。后来的许多刊本都有尾诗，文字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补写的方式，残页本应是始作俑者。
四、弘治本的传奇式剧名与下场诗
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刊刻的《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是今传最早的《西厢记》全本。全书分为五卷，第二卷五折，其余每卷四折，共二十一折，每卷折序各卷自行起讫，无折目，每卷有题目正名（第一、二卷放在每卷第一折之后，其余在每卷末尾）和〔络丝娘煞尾〕（第一本缺），基本上保持了元杂剧的格局。只是每卷的标题有所不同：
卷之一 焚香拜月
卷之二 冰弦写恨
卷之三 诗句传情
卷之四 雨云幽会
卷之五 天赐团圆
凌濛初《西厢记旧目》记载的日新堂本各本标目与此完全相同，但《西厢记旧目》所载日新堂本作“第一本”、“第二本”……，而不作“卷之一”、“卷之二”……。元杂剧的通例是每本以题目正名的末句作为剧名，而弘治本的标题却与元剧命名规律不合。这四字标题不是《西厢记》原本所应有，而是后人增补的。
其次，弘治本第五卷的题目正名也与其他明刊本不同：
感谢将军成始终（生）
多承老母主家翁（旦）
夫荣妻贵今朝足（夫）
愿得鸳帏百岁同（外）
这四句虽然标明为“题目”，实际上却不是题目正名。题目正名是用来概括剧情，作为广告宣示之用，并不是用以表达剧中人物的态度愿望，由角色当场念诵的。所标的“生”、“旦”、“夫”、“外”的角色名，更加证明它不过是传奇体的下场诗。这四句诗陈眉公评本、文秀堂本、罗懋登本、徐奋鹏评本、孙鑛评本、魏仲雪评本、三先生评本、天章阁李卓吾评本、徐文长参订本、《六十种曲》本的末尾都有，李日华《南西厢》的卷末也有，文字大同小异，有的刊本还加“诗曰”二字。可见这四句诗并非《西厢记》原本所有，而是后人所加，但来源很早，沿袭已久，弘治本把它误作第五本（卷）的题目正名，原来的题目正名反而佚失了。此外，弘治本的卷末还附有一首诗：
蒲东萧寺景荒凉，至此行人已断肠；
杨柳尚牵当日恨，芙蓉犹带昔年妆。
问红夜月人何处？共约东风事已忘；
惟有多情千古月，夜深依旧下西厢。
碧筠斋本、徐士范本、刘龙田本、罗懋登本、田水月本、批点画意本、张深之本、徐文长批点音释本剧末也有。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指出：“诸本曲后有‘感谢将军成始终’一诗，亦后人咏《西厢》之作。”他认为《西厢记》五本，每本“后有正名四语，末简以总目四语终之，此外，不容更加一字矣”。因而将两首诗尽皆删去。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也认为这两首诗“俱系后人咏《西厢》而误入之者”，因而他校释的《西厢记》也弃之不取。弘治本是今天所见最早存有这两组诗的刊本，对后世的刻本起了误导的作用。
五、碧筠斋本的称“本”为“折”及总目
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骥德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和凡例中，说明他校注的《西厢记》是以碧斋筠本和朱石津本两“古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刊本而校订的。两“古本”“大较相同”，“间有一二字异同”。碧筠斋刻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朱石津本刻于万历十六年（1588）。在凡例中王骥德又说：“元剧体必四折，此记作五大折，以事实浩繁，故创体为之。……然古本止列五大折，今本离为二十，非复古意。又古本每折漫书，更不割截另作起止。或以为稍刺俗眼，今每折从今本，仍析作四套。”这里所说的“古本”乃是专指碧筠斋本和朱石津本。由此可见，碧筠斋本和朱石津本将全剧分为“五大折（本）”，而“每折（本）漫书，更不割截另作起止”，并不分折，是王骥德“每折（本）从今本，仍析作四套”。碧筠斋本和朱石津本将本称作“折”，王骥德本又将每折称作“套”。王骥德清楚地知道“元人从折”而不作“出”，亦不作“套”，“今或作出，又或作齣，出既非古，齣复杜撰”，但他还是将折称作“套”。他的用意无非是为了避免雷同，既然碧筠斋等“古本”已经将本称作“折”，就不能再将折称作“折”了。就曲牌联套来说，每折用一个套曲，称一套似无不可。但杂剧与散曲不同，不仅有曲调曲词，还有说白和动作，折不仅是曲调上表明每折用一套曲，而且也是情节结构上划分段落和演出上划分场次的标志，称折为“套”是不确切的。这种称谓极易造成“折”（本）与折之间的混乱。称本为“折”，不仅元人杂剧所未有，此前的《西厢记》刊本也未有，显然是碧筠斋本标新立异的独撰。后来的金圣叹本又将折称作“章”，脱离戏剧舞台演出的艺术特征，单纯从案头文章角度来命名，也是不妥当的。碧筠斋本这种分“折”（本）和王骥德本分“折”又分“套”（折）的格局和称谓，后来被田水月本、批点画意本和三先生合评本所采用，造成不良的影响。
此外，王骥德本的末尾还有“总目”四句：
张君瑞要做东床婿 法本师住持南赡地
老夫人开宴北堂春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以后的田水月本、批点画意本、槃薖硕人本、张深之本、三先生合评本、金圣叹本、毛西河本都有，不过文字稍有不同。“要做”有的刊本作“巧做”，“南赡”作“南禅”。王骥德并注云：“‘南赡地’旧作‘南禅’，今佛家南赡部州之‘赡’，皆读平声，盖‘赡’、‘禅’声相近之，俱误，今改正。”由此可知，碧筠斋本等就有总目四句，王骥德本的四句总目来源于碧筠斋本，并在移录时将“南禅”改作“南赡”的。槃薖硕人本也批注云：“此四语乃从徐文长碧筠斋本所著”。有的刊本，如田水月本、批点画意本、张深之本、三先生本等还把这四句总目误称作“楔子”，置于卷首；也有的刊本，如槃薖硕人本和朱素臣本，把它直接放在有如传奇体裁的“家门大意”一类开场里，作为家门的下场诗。毛西河指出：“‘西厢记’三字标目也。元曲末必有正名题目四句，而标取末句。此名《西厢记》因题目末句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或无总目四句，俱非原本”。根据元杂剧以题目正名末句作为全剧剧名的惯例，可以反证《西厢记》原本确是应有这四句总目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作《西厢记》）已见于《录鬼簿》，这一剧名就是撷取总目末名而来的。如果没有这四句总目，《西厢记》的剧名也就没有来历，而且与元杂剧的体例不符。
六、文征明写本的标目
文征明写本即是指由明书画家仇英绘图、文征明书写的《西厢记》。此书画合卷，今传有两种：一种是上海文明书局珂罗版影印本，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初版，名为《仇十洲画文征明写西厢记合册》，收书画各十九幅；民国四年（1915）七月改订再版，名为《仇文合璧西厢会真记》，图文各二十幅，以后尚有民国九年（1920）和民国十三年（1924）重印本。另一种名为《仇文合制西厢记图册》，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珂罗版影印发行，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月初版，七月再版。这两种本子，经笔者考证，后者乃是前者的摹改本，两者都是赝品，并非是文征明手迹，因之不能以之作为文征明写本。真正的文征明写本，今已不传。但据清光绪元年（1875）方浚颐等所编的《梦园书画录》卷十《明仇实父文衡山西厢记传奇书画合册》的介绍，可以窥知其一二。此书画合册，“画，绢本；字，纸本。今尺每页高一尺，阔九寸，计二十四页。每页仇画后，文以蝇头小楷按《西厢记》传奇标目并录曲文”，“每页均有‘十洲’二字瓢印及‘仇英之印’。首尾钤‘子京所藏物外元赏’、‘墨林山人子京父’印”。书画合册之前载有沈德潜雍正十二年（1734）楷书的《会真记》，之后附有文征明“嘉靖甲辰七月廿又二日”写的跋文。由此可知，此册乃文征明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所写，明后期为项子京（元汴）所藏，清中叶又为沈德潜所见，清末又归于方浚颐。
全册“计二十四页”，仇英绘图和文征明书法各二十四幅，文征明在“录曲文”的同时并“按《西厢记》传奇标目”。这二十四页标目是：第一页《佛殿奇逢》、第二页《僧房假寓》、第三页《红责张生》、第四页《墙角联吟》、第五页《□□□□》（原缺）、第六页《斋坛闹会》、第七页《惠明寄简》、第八页《白马解围》、第九页《红娘请宴》、第十页《夫人停婚》、第十一页《莺莺听琴》、第十二页《锦字传情》、第十三页《妆台窥简》、第十四页《乘夜逾墙》、第十五页《倩红问病》、第十六页《月下佳期》、第十七页《堂前巧辩》、第十八页《长亭送别》、第十九页《鞍马秋风》、第二十页《草桥惊梦》、第二十一页《泥金报捷》、第二十二页《尺素缄愁》、第二十三页《郑恒求配》、第二十四页《衣锦还乡》。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标目并不是文征明所依据的《西厢记》底本原有的出目（《西厢记》从未有分作二十四出的），而是他为二十四页曲文所立的标题。这二十四页标目本身虽然还不是《西厢记》的出目，但它却为后来各种刊本出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成为《西厢记》出目的嚆矢。
今天所见最早有出目的《西厢记》刊本是万历八年（1580）序刻的徐士范本。徐士范本有两种出目，一种是其正文和目录，一种是其所附《北西厢记释义大全》，两者不同之处有六出。从时间上看，《北西厢记释义大全》刊行在徐士范本之前，并非徐士范本所原有，而是从其他刊本移植过来的。这说明在徐士范本之前，有出目的《西厢记》刊本已经存在。而《北西厢记释义大全》的出目，除第十七出作《捷报及第》而不作《泥金报捷》外，其余皆与文征明的标目相同。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北西厢记释义大全》及其他明刊本《西厢记》的出目均源自文征明写本的标目。
文征明写本的标目影响巨大而深远，不仅徐士范本所附《北西厢记释义大全》的出目由此而来，以后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王李合评本、陈眉公评本、罗懋登本、徐奋鹏评本、孙鑛评本（第五出漏刻）、魏仲雪评本、汤显祖评本、游敬泉刊李卓吾评本、天章阁刊李卓吾评本、徐文长参订本、徐文长批点音释本、《六十种曲》本、封岳本的出目，都与此相同。其他的一些刊本，如田水月本、批点画意本、《西厢会真传》等，也多是由此演变而来。文征明写本是四字标目，由四字标目改为二字标目则始于王骥德。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例》中写道：“今本每折有标目四字，如《佛殿奇逢》之类，殊非大雅，今削二字，稍为更写，疏折下，以便省检。”王骥德本的二字标目，除李廷谟本全部沿用外，其他的二字标目本，如何璧本、《西厢记传奇》、《弦索辨讹》、《西厢记演剧》以及张深之本、三先生合评本等则多是截取文征明写本、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等四字标目的后二字而成。
有无出目，这是杂剧与传奇的重要区别之一。从戏剧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出目不仅元剧没有，就是宋元南戏和明初传奇也没有，它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将《西厢记》称出并有出目的是明中叶以后校刊者根据传奇体例而后加的，它标志着《西厢记》的体制向传奇转化迈出一大步。
七、徐士范本的《末上引首》和不分本只分出的传奇式格局
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序刻的《新刊题评音释西厢记》，与以往分本（卷）而又分折（出）的格局完全不同。它不分本（卷）而直接将全书分为二十出，出序从首至尾依次排列，每出都有四字标目，从而使杂剧《西厢记》在体制上全面走向传奇化。在此前一年，万历七年（1579）金陵胡少山曾刻有《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释义北西厢》，现藏日本，不知其体貌如何。徐士范本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不分本（卷）只分出的刊本。《西厢记》的各种刊本，就其体制来说，可以分为分本（卷）与不分本（卷）两个系统，徐士范本可谓不分本（卷）只分出这一系统的代表。
与此同时，徐士范本还在卷首增加了《末上引首》（前文已述，此处略），此后，万历间文秀堂刊本、天启元年（1621）槃薖硕人增改本、康熙中叶朱素臣本，卷首也有名为《开场统略》、《西厢总题》和《家门》的类似结构，都是以传奇体“副本开场”的形式概述全剧大意，表露改编者或演唱者的动机。至于弘治本卷首的《崔张引首》则与此不同。虽然从名目上看好像是“副末开场”的格局，实际却不是。它不像徐士范本《末上引首》那样作为全剧的开场，在编排上也与正戏互不相连。它以五支曲子组成的套曲，与《闺怨蟾宫》、《钱塘梦》等同是卷前的附录，不过把它列在前面称为“引首”罢了。
徐士范尽管在是否分本（卷）分折（出）的整体框架上，按照传奇的格局对《西厢记》的体制做了全面的改动，但是它的传奇化程度并不彻底。它虽然不分本（卷），但却依然保留着每本的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徐士范本的题目正名放在第一、五、九、十三、十七各出之前，实际上是每本的前面，而四支〔络丝娘煞尾〕则置于第四、八、十二、十六各出即前四本每本的末尾。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及以后的许多刊本里，第一支〔络丝娘煞尾〕都是残缺的，唯有徐士范本及其翻刻本熊龙峰本、刘龙田本和凌濛初本是完整的。徐士范本是迄今所见全部存有〔络丝娘煞尾〕的最早刊本，它在保存〔络丝娘煞尾〕曲词的完整上是有贡献的。凌濛初本是分本分折的，它有题目正名和全部〔络丝娘煞尾〕是理所当然的。徐士范本则是不分本（卷）直接分为二十出，却载有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这表明它仍遗留着《西厢记》分本的痕迹，说明《西厢记》原本是分本的。
八、继志斋本删除〔络丝娘煞尾〕与王李合评本去掉题目正名
万历二十六年（1598）秣陵陈邦泰继志斋刊《重校北西厢》在分卷分出保留题目正名的同时，却将〔络丝娘煞尾〕删去。此书《凡例》之八写道：“〔络丝娘煞尾〕，随〔尾〕用之，〔双调〕、〔越调〕不唱，悉从元本删之。”《西厢记》四支〔络丝娘煞尾〕，两支在〔双调〕套曲之后，两支在〔越调〕套曲末尾。校订者以为〔络丝娘煞尾〕用在套曲之外，〔双调〕、〔越调〕皆不唱，所以将其删去。继志斋本的校订者不懂得〔络丝娘煞尾〕是正曲套数以外的增曲，它不在套曲之内，也不是由当场人物所唱，而是在剧中人物下场后由其他人在场外所唱的联结前后本之间的过渡曲。继志斋本是今传各种《西厢记》刊本最早将〔络丝娘煞尾〕删去的本子。但是删〔络丝娘煞尾〕却不是从它开始的，它乃是“悉从元本删之”。至于它所依照的“元本”是何种刊本，现在尚不得而知，但不是真正的“元本”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从《太和正音谱》所据本和弘治本都有〔络丝娘煞尾〕来看，原本《西厢记》肯定是有〔络丝娘煞尾〕的。此后，王骥德本也仿效继志斋本把〔络丝娘煞尾〕删去。
与继志斋刊本相反，万历三十八年（1610）起凤馆曹以杜刊王世贞李卓吾评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则保存有〔络丝娘煞尾〕，但却将题目正名去掉。此书在《凡例》中写道：“诸本〔络丝娘煞尾〕固互见媸妍，旧本亦或有或略，恨无的本可据，姑仍今刻。”它对〔络丝娘煞尾〕的态度还比较审慎，而对题目正名却截然相反，这可能与它不分本（卷）而直接分为二十出的格局有关，为了使《西厢记》更符合传奇的体制，干脆将题目正名去掉。以后的陈眉公评本、天章阁刊李卓吾评本、徐奋鹏评本、孙鑛评本、魏浣初评本、《六十种曲》本、《西厢记传奇》、封岳本等均相仿效而将题目正名删去。何璧本虽然目录是分“折”（本）的，但也没有保留题目正名。这是明中叶以来按传奇面貌改变《西厢记》体制的又一事例。
九、封岳本的彻底传奇化
崇祯末年含章馆刊封岳《详校元本西厢记》是典型传奇化的《西厢记》刊本。在此之前，从徐士范本开始，尽管许多刊本都是不分本（卷）而径直分为二十折（出）且有折（出）目的，但是有的却保留有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或两者只保存其一，依然遗留有元杂剧分本体制的痕迹。而封岳本除不分本（卷）直接分为二十出每出有出目外，既无题目正名也无〔络丝娘煞尾〕。在迄今所知的《西厢记》刊本中，它是最彻底传奇化了的。封岳在此书序言中说他于“崇祯辛巳（十四年，1641）乃于朱成国邸见古本二册，时维至正丙戌三月，其精工可侔宋板，盖不啻获琛宝焉”。于是他“借校五日始毕”，并且“寿诸枣椠，期垂久远，俾具真鉴者不为时本所乱”。他认为“每本四折，杂剧体耳”，每本可以有题目正名以及〔络丝娘煞尾〕，而“全本（按即《西厢记》全剧）或未然，得睹元刻，益悉偏执之隘，故拈出之”。他根据他所目睹之“元刻”本，将每本的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拈出”。这里所说的“至正丙戌”，乃是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距《西厢记》作者在世时间不过三四十年，如果此种刊本果真存在，当是迄今所知《西厢记》最早的刊本。可是，封岳本却与元杂剧体例极不相合，既不分本，也无题目正名和〔络丝娘煞尾〕，径作二十出，每出皆有四字标目。尽管他说所见的《西厢记》是元代至正年间刊的“古本”，但那时不仅杂剧不称出，就是南戏和传奇也不分出，更没有出目。这就更加说明，“他大概便没有什么古本，……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
十、凌濛初为恢复《西厢记》的杂剧体制所做的贡献
《西厢记》在流传翻刻过程中，体制逐渐传奇化，失去元剧的本来面目，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不满，并进而为恢复《西厢记》的原貌做出贡献。明末小说家兼戏曲家凌濛初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西厢记凡例》中写道：“自赝本盛行，览之每为发指，恨不能起九原而问之。”他校刻的《西厢记》就是“欲为是曲洗冤”。他认为：“北曲每本止四折，其情长而非四折所能竟者则又另为一本，……故周王本分为五本，本各四折，折各有题目正名四句，始为得体。时本从一折递至二十折，又复不敢去题目正名，遂使南北之体，淆杂不辨矣。”他又说：“北体每本止有题目正名四句，而以末句作本剧之总名，别无每折之名。不知始自何人，妄以南戏律之，概加名目（如‘佛殿奇逢’、‘僧房假寓’之类），王伯良复易以二字名目（如‘遇艳’、‘投禅’之类），皆系紫之乱朱。不思北曲非止一《西厢》，可能一一为之立名乎？”基于这种认识，他所校刻的《西厢记》全剧分为五本，每本分为四折，每本末皆有题目正名，并以其末句作为该本的剧名，前四本每本皆有〔络丝娘煞尾〕。
在现存诸多《西厢记》刊本中，它是唯一切合元杂剧体例而没有任何南戏和传奇影响的刊本。这在传奇盛行以及各种《西厢记》刊本相互追逐靡然成风日渐传奇化的情势下，能如此卓然而立不同凡响是难能可贵的，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使人们得以拨开迷雾回归历史，重见《西厢记》作为北曲杂剧的本来面目。
当然，凌濛初本也有未尽善尽美的地方，这就是它没有像《太和正音谱》所据本和弘治本那样把全剧分为二十一折，即没有把第二本惠明下书及所唱〔正宫端正好〕一套作为一折，而是作为“楔子”，而真正的楔子即惠明所唱〔赏花时〕二曲反而被削去。此外，全书也没有总目。但这并不损害它在《西厢记》刊本中作为标准元杂剧型代表的地位。
凌濛初曾说他的校本“悉遵周宪王，一字不易置增损”。周宪王本《西厢记》是否真的存在过，学术界的看法有分歧。如果周宪王本不是凌濛初用来托古自重而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无疑它也是切合元杂剧体式，接近《西厢记》原貌的。
- 郑振铎《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原载1932年5月7日《清华周刊》，后收入《中国文学研究》。
- 这里只沿用旧称，一般不涉及评本的真伪。
- 此据《新刊合并西厢记·序》，此序后署“万历庚子仲秋十月六日吴郡冷然居士张凤翼伯起撰”。据此可知此书的刊刻年代。
-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第604页。
- 此据弘治本。有的本子“边廷”作“边庭”，“帝主”作“帝王”，有的无“传”字，断句亦有从上者。毛西河本“歌谣遍满，传名誉到金銮”作“捷书未远，重于寄金銮”。
- 见田水月本、《批点画意北西厢》、《西厢会真传》、三先生合评本眉批。
- 吴梅在论及《西厢记》第二本时曾说道：“……惠明下场以后方为楔子，故有〔赏花时〕二支，今削去〔赏花时〕，而自〔端正好〕起注为‘楔子’。试问楔子之用〔端正好〕者安有如是之长套乎？妄行去取，则体裁舛矣。”（《吴梅戏曲论文集·王实甫〈西厢记〉》）此说甚是。
- 见段启明《西厢论稿》第52页。
- 现存各种刊本《西厢记》多将楔子合在折中，不另标出。标出者只有凌濛初、闵遇五、毛西河诸本。
- 刘世珩《西厢记题识》谓罗懋登本“少正名四句”，不确。
- 残页本卷一末尾有题目正名四句，文字亦与弘治本同。
- 第一本楔子莺莺唱词。
- 毛西河语。
- 傅惜华《元人杂剧全目》、郑振铎《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谓万历刻本，今佚。
- 槃薖硕人误将碧筠斋本归于徐文长。
- 天一阁本《录鬼簿》著录《西厢记》，简名“西厢记”下题目正名为“郑太后（君）开宴北堂春，张君瑞待月西厢记”，与今存各种版本《西厢记》不同。吴梅《曲海目疏证·元人传奇部》谓“开首‘老夫人寄迹蒲东舍，法本师住持南禅地；孙飞虎乔起北番兵，张君瑞待月西厢记’。四句，为全本之总名目”。不知所据何本？
- 参见蒋星煜《论朱素臣本〈西厢记演剧〉》，《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
- 《论定西厢记》卷一、卷五。
- 王本第一折（本）四套〔鸳鸯煞〕注。
- 《西厢会真传》在眉批中对所删曲文有注明。
- 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六附《词隐先生手札》。
- 载闵遇五《会真六幻》卷首《会真说》。
- 此表为了排印的简便，出（折）序连续排列，未分本（卷）分折。
- 此出目据北京图书馆藏徐士范本正文。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剧·西厢记题识》和徐士范本《西厢记释义字音》、张友鸾《西厢记研究》、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段启明《西厢论稿》所载出目与此不同。他们所依据的不是徐士范本的正文或目录，而是《北西厢记释义大全》。徐士范本所载《释义大全》的出目与正文和目录不尽相同。
- 天启间闵遇五刻《会真六幻》本陆天池《南西厢记》标目有十四出与王骥德本同，而万历周居易所刻《新刊合并陆天池西厢记》则无出目，闵刻本出目很可能是据王骥德本《西厢记》及他本补入的。
- 其他如《惊艳》与《惊梦》，《酬韵》与《酬简》，《闹斋》与《闹简》，《赖婚》与《赖简》，《前候》与《后候》，《闹简》、《赖简》与《酬简》，《请宴》与《哭宴》，标目仅四十字，重复之处竟如此之多，这是他本所未有的，不能不说是弊病。
- 郑振铎《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
- 《西厢记题识》。
- 郑振铎《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
- 《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
-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例》。
- 《顾曲杂言》。
- 《螾庐曲谈》。
- 此诗每行后四字残缺，据弘治本补。
- 天一阁本《录鬼簿》著录《西厢记》，简名“西厢记”下为“郑太后（君）开宴北堂春，张君瑞待月西厢记”，与今存各种刊本不同。吴梅《曲海目疏证·元人传奇部》谓“开首‘老夫人寄迹蒲东舍，法本师住持南禅地；孙飞虎乔起业番兵，张君瑞待月西厢记。’四句，为全本之总名目”，不知所据何本。
- 槃薖硕人误将碧筠斋本归之于徐文长。
- 《论定西厢记》之卷一、卷五。
- 参见拙作《徐士范本〈西厢记〉的出目》，《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
-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