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我与她，

像一前一后走在迷雾山中，

我即将知道：她什么也没看到，

只是为了后面的人，

才跌跌撞撞地走。

选择

夏至前后，我易于想起逝者，不知道这真和气候有什么关系没有。由节气说，这一天是阳气转阴，花事早尽了，后面属于果实和下一番寒暑。大表哥病笃时，对我母亲说：“三舅妈，我现在的心愿，只想能在池塘边坐上一下午，看看水。”他是大夫，知道不可能，就咧嘴笑了笑。及至易箦，不再显露刺激别人的声色，见到报纸，仍认真地举起来看看。他年长我二十七岁，和我父母才算是一代。我家的那一代，多呈严肃拘谨，沉默地容忍人世艰难，也都早早放下自己的向往，依本分和名分，去结果实。这心力交瘁的一辈，常以自己的信条，强子女所难，年轻人一愤怒，就故意朝相反的方向去了。他们的寄托，还有刻薄自己为后代积蓄，并没有什么“三年不改”或“五十年不变”的德业，只是觉得“不易”，襄助儿女在没有自己的将来能解脱一点儿。固然说不上高尚，儿女也总想不起来这两类事情是同样的。两代人之间不习惯表白，“把我的那一份活出来”是日本小说里才有的话。如果代代皆如此，自己的那一份又在哪里了？“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和来的都不得已，居于其间，也是不得已。“以疏”之后，我于他们的生命里，感到平淡遍及的哀伤和贵重。引人驻足的故事，大多要超乎体验之外，或有特立独行，而他们只是专注地过活，和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人和事一样不传，也无从传，心意虽不深奥仍不为人知，终归隐入世俗仪式，逐渐随纸灰烛泪飘散。这一点感慨，总是回到我这里来，深入不得，也化解不得。情绪要想获得深沉安宁，须从怀疑出发，最后投入信仰怀抱，绝大多数世人无法孤独抵达，结伴，呼之为教，立目标，视之为神祇。我在公墓看到“安息主怀”的字样，就感慨和羡慕他们的有“怀”，但我愿意放下傲慢，也无机缘，这勉强不得。应该是我喜爱盛夏的长日和茂盛，才暗暗想到他们并不真能通过谁的眼睛来看到这些。

嫁到县另一端的姑姑，究竟有多漂亮，能从大表哥那里见到痕迹：五官不是挺拔，是秀媚，睫毛密而长，个儿高而瘦弱，形容姿态，只好说窈窕。他妹妹我大表姐正相反，虽然眉眼肖似，但具英气，像她的娘舅们——我父亲兄弟们都偏爱女孩，何况这外甥女不仅长得像，脾气也像，沾火就着，刺啦一声。大表哥的脾气柔韧绵密，大爷家的大哥说，大表哥把所有人都装在心里，但有点儿像老姑父的，不大气。大哥比大表哥小几个月，说自幼事事不如他，相貌平平，没他伶俐，又不听话，爷爷喜欢外孙，不喜欢长孙，他服气惯了。表兄弟间最要好，作为各自家里的长子，两家的烦心事总一处商量，表哥善于谋划，少有遗策，他敢决断，见事做事。四叔身后，儿子失了管束，不上学也不做工，终日与人结伴在街头游逛，为几句好话就替人出头打架，自以为任侠。大表哥回乡，要给他介绍工作，他说有工作了，在某某厂，大表哥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信，只说那你领我去，我和你们厂长谈谈，冷笑着任他领着自己在县城里乱转到傍晚，终究体力不济，见他一股黄烟跑了时，也追不动，坐在路边拨电话给大哥：“一会儿去他家。我揍不动他，我帮你按着，你揍。”揍罢，主意也大体拿定，托在北京空军的族叔，送到部队去。他在世时，大哥到他那里总要住宿，两人在小屋里作竟夜之谈，我旁听过一次，不过家长里短，话越说越快，逐渐听不懂了。所以大哥的哀痛，除了失去自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弟兄，另有一层：没有了真正说话的人。他在墓前端着听啤酒说你这辈子没嗜好，就喜欢喝青岛啤酒，还不敢多喝，现在喝一杯吧。仰脖向喉中倒了一口，剩下的浇进土里。

大表哥的心思沉重，一半是天性，一半是经验，从乡村出去求学，在城市里安身，举步维艰下，选择了对形势亦步亦趋，瞻前顾后。各种无巨细的事情，都胡乱堆在他心上，于是慢条斯理地一件件做，总皱着眉头。他刚上班时，见推广种植苹果，自己照着书学捉虫洒农药，雇车拉了五十棵树苗给姑父种。姑父的心思在续弦上，刚埋进地里，半夜就丢了一半，他闻讯回来，去附近的园子转，一棵一棵，全都找了回来，连偷的人都费解：这也能认得出来么？大姐家儿子考学，想学医，问他，他查了几天，指定了所黑龙江的学校，“你这是专科的成绩，学检验，将来能进县医院。学医，倒找不到工作了”。后事正如他所言。他心里比较沉重的事儿在体内。他的肝病是从我奶奶那里来的，姑姑去世后，他懂得了来历和厉害。我见过他年轻时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详细讨论二人该怎样预防和保养，从肝炎的类型和原理讲起，画了图，又介绍国内外的治疗方法和药，字很工整，信有七八页长。随信还有和大表嫂新拍的结婚照。大表嫂是本市人家的女儿，在中学教英语，清秀沉静，肯嫁给个家在农村的小大夫，按当年的市民价值观，虽不算不般配，也说不上多理想。

论专业水平，他不如二大爷家的三哥，后者九几年回国讲学，他去省会观摩，回来很激动，说：“可惜可惜，他在外国不能做手术，真是厉害啊，有思想，手也真快！”手术里如何呈现思想，外行是不懂的。他觉得自己手笨，投考就学的儿科，业务上只是较真和耐烦。老家来人找他看病，他领到各科，详细托付，但嘱咐一定得交诊查和检验费，如果是长辈或者家贫的，便自己先垫上。

那时从东北回乡，路线是先坐一夜火车到大连，再坐凌晨的渡轮，他在码头接，引到家里去住一两日，再换长途去县里。回去一次，总在他那里盘桓两遍，临走，他又送到码头，拿些花生油和粉丝，说给哈尔滨的姥姥、姥爷尝尝。我记得，隔几年，他就搬一次家，大概是医院在按级别调换宿舍。起初是极小的一间平房，地面是用于起居活动，功能复杂，睡觉在吊铺上，接出来个厨房，上大院的茅房；他生儿子时，换进了合厨筒子楼；然后搬进单元楼，有两个房间，终于可以在墙上找到个地方，把那张放大的结婚照挂出来。这时他已经是全市最大医院的科主任，因为几乎不出疏漏，积累了高超之外的名誉，结识了很多本地名流。

他到哈尔滨来，我只记得一次，是为了动员我父亲去上海手术。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在悲哀的泥沼里将愤怒作为漂浮物，有一段和他少有往来，不讲理地认为若没有那弟兄几个，自己可以在世上少孤独一年半载。其实是父亲决意速战速决，大意是尽力积极治，治不好赶紧死，不要拖累人，不要过低质量的生活。她心绪平稳后，九九年带着痴肥的我过海探望爷爷，大表哥推着自行车去码头上接，说了几句家常，终于讪讪地说：“怨我。”

“你是为你三舅好。再说，根本就不怨你们，我知道。”

回来时，他代买了船票，我母亲推辞，他说：“舅妈，我现在条件好了。”她有耳闻，问他究竟这几年赚了多少钱。他眨巴着眼睛，一样样地算，二级市场上的股票市值约千万，另外有些原始股，价值还不好说。那些年，他的那些在国企或私企的老总朋友，逢到改制或酝酿上市，都要他拿钱来换原始股。大表嫂奇怪于这么谨慎小心的人，也不和她商量，就把家里的存款都押了上去，还大胆地动员老家的弟弟妹妹和自己的娘家人。那几年，他像个沾染恶习的人，把每一小笔进项都存进了交易所的柜上。夜里不睡，捧着本书和打印的材料，在边上记密密麻麻的小字。到中午，就骑着自行车去大厅，仰着脖子怜爱地看他那几支已经翻了数十倍的股票。那个市场上，暴富的人往往无善终，他却是难得的守财性格。山东有本地企业股权交易平台，他在账户上锁住底仓，就去那里挑选新兴企业，撒胡椒盐一样广种，隔几年，就有支上市的。他给大表姐买的股票，市值到了一百万时，大表姐忙不迭地兑了出来，五十万买所县城最大的楼房，五十万借给亲戚朋友，敝之而无憾。

再见，他搬进市中心的高层公寓，单位集资建的，室内也没什么值钱陈设，只是小康之家的模样。因为生活和观念早入了轨道，仍极其俭省，自奉菲薄，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协调。只是言谈间增添了自信，“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养好身体了，别的也就这样了”。他发明了个饮食守则，是午餐只吃一个苹果两片面包，因为该有的营养都具备，不含其他为脏器增添负担的物质。再就是查阅国际期刊，找昂贵的进口药，自行制定了一套综合护肝方案。大哥喝白酒，吃猪头肉，笑他没病找病。几年后的肝损伤，也实在不知是预防无效，还是真自寻来的。他对待治疗的精神一以贯之，方案是换肝。费用早已不成问题，联系了供体，去天津换上，回来时红光满面，几十年来第一次发胖了。他说很可能原来的供体爱吃肉，他现在也想吃肉了。

不到半年，就出了问题，需要每天药物维持，他不去医院，用不着。自己在家处理自己，和我说话时，眼睛盯着身体上几出几入的管子，自己从引流袋抽出管体液，举起来看看成色，又向哪里注射进一管药，看它慢慢并入输液管线，笑着说：“我这个病，一天一个金戒指。”他早已瘦了回去，浑身都是黄绿。神气却很自如，坚信这是痊愈前的一个过程。到不得不换第二个肝时，我亲见了些器官移植的事情，除了恐怖，知道这个世界的不见光处与文明的广袤距离，也体会出其间的矛盾。天津那家医院，有从阿联酋来做移植的富豪，恐怕不是为省钱，而是看中了这里的方便，停车场里奥迪奔驰一类的车据说是主刀大夫们的。他死在一个低级事故上，医院免去了所有费用。无论大表哥多么理性警醒，也不曾从金钱的力量中获得过愉悦。以反人性的冷眼看，这近乎嘲讽。

母亲临终时劝大表嫂，说你可别学我啊，我把自己弄成这样，多没意思。大表嫂惨然一笑，她们是相同的人，看上去温顺，在感情上则取逆，相信不独自苦熬下去就对不起自己。大表嫂房里有架古琴，她说从小就会，现在捡起来，晚上练练。我想起来大哥说过，大表哥的笛子吹得极好，全县比赛得第一。他们或许就是那样相识的。我以前没见过，是他们没心情。

在长故事《野棕榈》里，福克纳展现了棕熊般优雅凌厉的一击：威尔伯恩在夏洛蒂流产失败死后面临没有尽头的刑期，活着对他毫无意义，他打消自杀念头的理由是“记忆要是存在于肉体之外就不再是记忆，因为它不知道自己记住的是什么；因此，当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也就丧失，而要是我也不在了，整个记忆都得终止。是的，他想，在悲痛的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我选择悲痛的存在”。他们那些逆旅中的赶路人啊，一再选择悲痛的存在。

（2014）

难老

我姑姑放到哪里，都是头等的雍容漂亮。母亲居然在乡下见到这等人物，觉得探亲假像是做梦。姑姑的三弟，我父亲，念过大学、做了工程师和车间主任，在姐姐跟前，还是土头土脑、磕磕绊绊；她大哥惯于发号施令，也要耐着性子把她的话听完。她在娘家存着只粗瓷白碗，能盛四两地瓜酒，喝一口，说一件事，曲起的几只指头都伸平了，酒碗正好见底，神色如常，只面上添些粉红，眼里含着两汪山东风景所没有的水汽。事情经她剖析，件件大刀切白菜，弟兄们随后再叽叽喳喳一番，没有更高明的见解。

“爹，你说呢？”

爷爷在炕里，只是吧嗒着烟袋微笑，最后说了句：“他妈的！”不知道是对事情本不该如此却非如此不可的自嘲，还是觉得某个细节有趣。他对事情的表态方式大多这样，既含糊又清晰地影响着家庭。遇到沟坎，默默地寻一个辛苦而妥帖的法子。

父亲一直羞于提及，家族的小小发迹，始自爷爷上辈从地里挖出来两筐铜钱。花掉这些钱的过程像是等待情人般甜蜜漫长，家中的男人在集上和骡马贩子们争得面红耳赤，牵回好年纪的牲口，如一匹匹行走的绸缎。他们人多锅大，连连生出儿子。爷爷直到老去，仍能一点不落地忆起几十年前村中的土地交易，那些耕地如榫卯一样咬合成起落地势。他把它们凑起收拢，又在土改中失去，对大哥说：“俺留下的这十几亩，零零散散，可都是好地。那些人懒，分给他们也守不住。”家中财物也被悉数搬走了，眼看要冷，他领着女人孩子日日上山割草，挑到集上换钱，似乎是要给人看，他可以让儿孙们重新穿起棉衣。待他用一卷卷零票子再次拼凑起几十亩良田时，时兴的是万元户了，不太有人能领略他的荣耀。他向我讲这些，我听不大懂，只记得最后叹息：“俺那些地，真好啊。”大姐儿子大江载我去看他最后开的菜地，现在是个苹果园，里面有半个土丘被挖平，像个考古遗迹，“这都是俺太姥爷一个人儿干的”。如果他能见到东北的大片黑土，会如善知识见到智慧一般欢喜歆羡，觉得把这地犁开、播种，是天赐福分。

他七十岁上，第一次离开村庄，走到哈尔滨住过半年。见我父母房只一间，第二天弄了把小锯和几块板子，挨着门口，给自己隔出个能容身的间壁。“你爷爷可是个好老头儿，走了怪招人惦记的。”我姥姥说，她和姥爷比爷爷年轻二十岁，看他是个老头，“没有他那么明白的人。”他帮着送完我哥上托儿所，扫过院子，就不慌不忙地背着手去街上溜达，看商店里出入的人和银行里出入的钱，饭桌上呵呵一笑，说，现在才知道钱是怎么变成东西又变回钱的了，原来会越转越多的。他不怕城市，对照着日头，没走丢过，从谁都没听过的街里找到个大杂院，全是招远、掖县、黄县人（掖县为今莱州，黄县为今龙口，同属烟台市），寻获了小块的老家。

大哥三杯酒下咽喉，就犯地域歧视，左手一指埋汰我的生养地塞北粗野而不讲信义，右手一指数落他的生意伙伴江南奸狡而不讲信义。“咱们这里是礼仪之邦，规矩大”，他坐主陪的十二点方向，和他儿子一边儿大的生意搭档坐副陪，端起杯来，天地君亲师个个敬到。我看过地图，我们村实则在齐国，要一变才能至鲁，至了鲁，也就快要被人灭掉了。

《大雅·既醉》记“昭明有融，高朗令终，令终有俶，公尸嘉告”，追求长生，相信永锡难老的是我们齐人。周得太公望于渭滨，得八百年江山。山东先是鸟夷，封太公于齐，后得征伐为大国，定都营丘。周之后是羌人，太公与姬姓同体，是从西面来的周人，人民多归，太公的子孙们，自得于脚下是礼乐的渊薮，又鼓吹伦常礼法、自傲骄矜。求田问舍，有了积攒，财富和权力一道向宗族的老人手里集中，对孝道的要求就具体而微；游牧民族的老者，不能再骑马放牧，就让出权力，寻帐篷的一个角落，对逐水草过活的人而言，是理当如此。《格列佛游记》写成时要闹工业革命，里面对永生者的描述是：永生者不能死却一直变老，所以国家定出到一定年龄就剥夺他们财产的对策。早一百年，斯威夫特未必想到这细节，晚二百年，会发现永生者当上了独夫，把自己的塑像和照片立得到处都是。

依照爷爷他爹的盘算，已给家谱列下八字，自他而始，沿着脐带，向下四散，直至遍布各个镇县，远达东部海湾。他决意把所有子孙都打上烙印，在为整个家族的记忆建立一个起点的同时，也抹平了之前的过去。他知道后辈要在石碑前、供桌上、灶台旁的墙龛里、烙刻着前世今生的面相掌纹之中世世辈辈供奉他，屏息凝神地平胸举起三炷香，献上瞪着两只红眼睛的面鱼，绘着花纹的饽饽，久煮不烂的绿豆粉，即墨出产的黄酒，一个接一个头磕进尘土。在烧化的黄表纸里，在雪地上炸开的通红的二踢脚碎屑里，他知道他永远位于那个散发着酒香肉香烟烛火气叫作“年”的日子的开端。他知道他的子孙，那些相貌相近的弟兄和他们各自的女人，要被拴在同一块土地里劳作，默默地积攒家道，聪明优异的去读书进学，扬显祖宗；他们还在一片相连的屋檐底下吃和睡，若有哪个外姓人冒犯了其中的一个，都要引起他们全体的仇恨，若是哪个做下见不得人的丑事，使全族蒙羞，就摒弃于祖坟之外；他们谁都无法撕裂、断绝这纠结的血脉和荣辱，福祚磨难与共，生来就要领受名字中间的那个字。谁料，那一行范字，到我父亲那儿就随意弃置了，再没有重新拾起。

爷爷只是家计的具体执行者，还要偶尔和儿媳直接吵嘴，互相赌些伤感情的咒，四儿一女，翅膀硬起来了一个，就走出去一个。他没机会享受他父亲的定制，去做个“尊翁”甚至封翁，只能以耐劳温顺的老者面目，一日甚于一日地接连老下去，留给他拾取的，总是等待和疼痛。

母亲那次回家，在毕郭下车，见爷爷已袖手蹲在车站墙根下，身边排列着全家的孩子和媳妇，互相拖拽，每人抱着半个烧饼在啃，这是他能调动的全部人马。站外的人都拍手，说你们可算到了，这老爷子天天领孩儿们来，一等就一天。在家时，父亲出门拜客，爷爷总要跟着，起初是上炕落座后捻山羊胡子微笑，到快要走的几天，偷偷抹眼角。母亲说，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咱们不在跟前，装几天相，并没尽过什么孝，老人反倒说好。父亲想得开，说从古至今，哪家不是这样。

父亲爱讲《鞭打芦花》，他看的是草台班子演的吕剧，以为说的是邻县的事。奶奶过世时，父亲十二岁，四叔八岁。爷爷正盛年，却回绝了所有的续弦提议，意思是家里如今穷了，少娶张嘴，留着让这俩小的穿棉花吧。他带不了孩子，两个孩子各随嫂嫂度日，只专心种地，媳妇们送什么就吃什么，夹眼前的一点点儿菜吃，舀锅底存的水喝，刷完锅碗，就和衣倒在炕上。

他首先失去的是次子。二大爷那年二十七八，任教员，吹拉弹唱俱精，二大娘也是巧人，两人都生得标致，又有对白胖儿女，过的是眼前花的光景。一九六一年的医学也罩在跃进余晖里，县医院外科发明出摘除脾脏更有益健康的理论和操作，有人蛊惑他也去摘，都无端地轻信没有问题。爷爷没正面回忆过这事儿，只说，那天出门打草，一路都有个小旋风像条狗似的跟着他。天是晴的，但他听那风声极清楚，左一搂，刚拢起的草堆就被风卷走了，右一搂，又被卷走了，这报的是个凶信儿。事后，他主张二大娘尽快再走一步，找个能干的好人，自己会极力地看顾那对儿女。

姑姑和大爷都活到了五六十上下，不算夭寿。我对他们没留下印象，母亲第一次见大爷，是来哈尔滨接爷爷回去。她说，只见个大一号的你爸站在小屋里大声喊，他从家穿来件你大姐的绿毛背心，说屋里的东西摆得都不是地方，正指挥你爸挪呢，然后就倒头连睡了一个昼夜，叫也叫不醒，你爷爷和你爸都说他就是这样——那大概就是大爷的病征。

四叔是家里出过的最聪明的人。他年轻时被称为“偢四”，因为别人看他读书读呆了。同学间打闹，扔石子擦着了他口袋里的火柴，他就直愣愣地盯着胸前那团火焰，琢磨燃烧的原理。老师都说，数理化卷子上有多少分，他就能拿多少分，肯定是全县头一个考上清华北大的。到了他那年，高考取消了，他不说话，连着一个月去水库边上来回地转，琢磨这背后的原理。爷爷的主意是火速说房媳妇，比他大几岁才好，没有文化也不怕，丑妻近地家中宝。四叔去世时四十几岁，从觉出胸口疼到心脏停跳，只有片刻。爷爷削了个外圆内方的木头戳子，安上把，快到清明和七月十五时，在一沓沓的黄纸上叮叮叮地敲出印，烧给自己的小儿子。母亲与大哥对坐时叹道：你们四叔不光是聪明，还很浪漫。大哥也叹气：俺爷爷这辈子，就做了那一件糊涂事。四叔过世，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去接爷爷，回程时铁青着脸，船到大连，才开口说话。四婶坚决不肯，以之为夺志，这需要尊重，爷爷不置可否，暗示不愿再动，或许有更深的疑虑，视自己为不祥。

没人敢告诉他我父亲的消息，拖了几年，直等到他自己问：“老三早没了吧？什么时候没的，你说给我，好叫我安心。”他养育了五个子女，所欲求的，是如应节当令的亲亲顺序，既苦作过，该有权求分内的收获。他的收获，是儿孙围坐炕桌前，媳妇们在灶间忙碌，笑声中夹杂着几句闲话拌嘴，而不敢高声，怕惊动了他，窗外院中有成群的孩童嬉闹，大门上新贴了春联福字。须臾间，竟化作不可追的碎影。几十年里，他不断求其次，还是落得如地里的枯茎，这一生服侍后土，仅得到苦涩的长寿而已。尼俄柏丧子之际，剧烈悲哀，祈求，化身为石像，是因与神的激烈对峙。他面对的只有虚空，所做的向来是顺从，事情既然不照心目中的那个次序来，要他额外悲恸几场，也只得默默吞咽，无从哀告不平。父亲离家求学时，爷爷问他，记不记得自己曾打过他，父亲说只有一次，和四叔互相推搡到他跟前，被他一人一脚踢散了。这样的事情，他都记得且许久不安，要活下去，只能把心中的一盏盏灯尽数熄灭，壮烈的不活，是希腊人才能做的事情。那之后，他的脸上很少有表情，每天揣着电匣子，到路边看人下棋打扑克。我们回家看他，他问车船票要多少钱，飞机票得多少钱，估算得挺准，说话只说眼前的事。

我读过首诗，大意是：一个赶车的老者说，我少年时候第一次赶车，觉得要一辈子这么活真是怕人，现在，我真的干了这活一辈子。我当时正在少年，看到以后悲恐交加。炫耀年轻，是生猛世界的时尚，因为只能顾眼下，好的坏的，都要跑着去躲去抢，老人和弱者落在最后。秦国生猛，男人们自己背着粮食，以头颅为爵位，敢赌敢干，咬牙切齿地把六王毕了，两眼通红地把四海一了，办成了很多以后一千年里都觉得奇怪的事。那种年头里，礼仪和经验最不值钱，齐国人看不上也看不懂始皇帝做的事，觉得他就差活埋老人了，于是在民间传闻里给他补上。这谣造得挺好，始皇帝重明确的秩序，却对隐性而坚韧的秩序估算不足。爷爷从来没炫耀过经验，一来儿女们虽奉敬他，但并不对他唯命是从，二来，隔些年，他就赶上次生猛年代，旧的那套一再沦为笑柄。他从地上知道的，就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人再轻狂，也没法子欺哄天地。

父亲和家里通话，尽力用山东口音，可他没什么语言天赋，说的只是招远普通话，只在梦里还有乡音。爷爷耿耿于怀没给他置房子，就把他寄的钱攒下，在全家都快搬出村里时买了邻居的三间房，默默盼我们能回去住上一夜。四叔的浪漫，也许是源自于此——应该说并非浪漫，是执行他的职守，要为子孙留下基业，即便是几块瓦片的象征。这信念，任何革命大局均不可动摇，他的一生一世，全在这小小的村庄里，完成之后可以向上告慰祖宗，向下对得住儿孙，黄泉之下坦然面对为他养儿育女的妻子。不如此，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此了，即便无济于事，或在眼前失去，他仍有空虚的心安，足以把四婶家里那间小屋里的火炕烧热，沉沉睡去。

我没有学前教育，儿时见闻也都是从电匣子里来，里头说社会主义优越，美国是“儿童的天堂，老年人的地狱”，一边玩泥巴一边想，此天堂现在肯定去不了，等能去了，也老了，赶上了地狱的一部分，届时还是留在这边好，这边语言是通的，想吃炸油饼买得到。那时，没几个人见过美国，写这宣教的材料员也是学舌，说养老院吸干了美国老人的血，孤独寂寞，只有温饱而已。这自信也有道理，爷爷所珍重的，均被砸得彻底，也建了新体制，宗旨是人人从生到死要依附公家。他从村中领过一段时间的钱，都交给了二大娘家，二大爷留给他的第三个孙子是读书种子。他讲一件事，土改前村里最大的财主，是个善心人，家里常备两个草垛，门外拴着一头好骡子，两个草垛给家里没烧的人取用，骡子白借出去。县里经研究，觉得从大局出发，还是枪毙为好，有人念这财主为人不错，放他跑了。他在外做了多年泥瓦匠，回村后，见谁家房子该修，就端着盆去抹墙批灰，分文不敢取，除此外就成天醉酒，不事生产。那人像疯子一样把全村砌得平平展展，只有自己还住着间破房。爷爷的意思，是不大羡慕五保户，不很在意那些月钱。

大哥善观机会，辞掉公职自己办厂时，连城里都还没有“私营”的概念，在长辈的指责还不绝于耳之际就发了财，买了好几块咯噔咯噔响的金表，挨个送，父亲边嘀咕他这样以后能行么边把表仔细地戴上。大爷有两个儿子，他的二弟六七岁时感染了大脑炎，半边身子永久癫痫，智力也留在那时。那是次纵横关中的瘟疫，乡村中有无数孩子感染，陆续死掉了。大哥说，也是我命犯孤星“上蹬下踹”才连累了他，他没得那病，会比我出息得多。九几年，他听说市福利院急着买桑塔纳，缺两三万，去提议说：这钱我赞助，换院里把我弟弟收下，符合政府收养条件，反正是国家拨款嘛。照当时物价，那笔钱似乎够在农村养个人，都笑他多此一举。十年后，他每次去看弟弟，院长都拉着他喝茶，笑说还是你老板精，可把我们亏死了，两万现在够干甚的。我二哥觉得自己在福利院是上班，住二人间，吃穿不尽，终日背手闲逛，国家还发零花钱。爷爷对大哥说，你这事比我看得远，那你再做一件事儿，你弟弟是后天的病，生孩子没事儿，你们每支上都要有后。大哥也应承下，慢慢地寻访，母亲听了大惊，责怪说怎么这么荒唐。大哥说三婶你不明白，这是要做的，成了就是又一家人家。母亲看到了孩子，是个很好的孩子。

爷爷的五七，墓前只剩下孙辈，也不齐全。四邻的婶子大嫂来帮叠纸钱，个个鼓鼓溜溜，秀气得像她们包的饺子，不像我叠的又大又丑。山东的葬仪比我们东北多了许多烟火气，献祭用的是自家锅里做的饭食，车上还装了两只活公鸡，不宰杀，要它俩在烧纸时叫几声。从村里赶来两位叔辈，严肃地彼此作证，把一张按了许多红手印的收据和七百元钱给我，告诉我韩家村的房子早就比人多了，求着都没人去住，光你们家就空着三十三间，倒了的还不算，好不容易才卖出了当年的价钱。

（2012，2016改）

吃枣的老虎

对我姥姥来说，活着是无始无终的溪流，过去既不值得记忆，也不值得自豪或羞耻。她的童年在盛产暴民和香油的河北乡下，惨烈苍凉，孤注一掷，旱时黄土板结，涝时颗粒无收，春季没种的，冬季没烧的，只有枣子还中吃。她照看家中几代的孩子，给他们在睡前翻来覆去地讲同一个故事：一头虎如何慢条斯理地从脚趾开始吃掉一个妇人，还用妇人的嗓音与那家女儿说话。中风以后，她认不出我们了，可眼睛还是亮的，整天盯着窗台上的君子兰。我六七岁时，她用出奇的严肃对我说：“你记着，你姥姥的小名叫小梅。”作为特殊的宠爱和信赖，她把通向少女时代的唯一咒语传给了我。隔壁那间屋子里，枯坐着那个跟她过了七十六年的男人，他俩都忘了彼此还活着。

一

我姥爷民国十五年生在哈尔滨，坐穿城而过的有轨摩电，看道外园子里的电影，吃俄罗斯列巴和乌克兰红肠，肠里掺了一半牛肉一半猪肉，经过熏煮，大蒜味儿刺鼻，上瘾以后，一辈子都想，又和日本邻居学会了喝味噌汤。在他跨在车沿子上，被沙尘拍打着一路向献县西城乡张花村走时，只见越走越穷困稀落，“满洲国”有三江汇聚的黑土原，这里更平，望过去黄漠漫漫，连树都没几棵。他爹在中东铁路上做技工，会好几种老毛子的土话，挣出来在“关里家”（他们这么叫故乡）看很大的一笔钱。日本子打退了老毛子，溥仪“登基”，新死了媳妇，几件事凑在一起，他爹决定归根了。这个高人一头的汉子，鞋赛两条旱船，性子却软，从来不生孤愤的怨气，不理睬他的气恼，正满意地看着前程。

姥爷眼里，他爷爷是条汉子，他回乡那年爷爷正当花甲，话在胸膛里回音，嗡嗡地响，张飞似的斑白胡子。他爷爷和他爹是同一张脸，一个用刀刻，一个使面捏。在哈尔滨时，他爹竟没说过，他爷爷是义和拳的师兄，起过神坛，带四乡拳民攻占过教堂，拆过铁路，拔过电线杆。二毛子跑得快，女人和孩子跑得慢，他爷爷分不清教堂的尖顶圆顶和上头的鬼子架，直憋屈：一路上没见洋人，没剁到几个人，一把推开手软的徒弟，把女人和孩子搡进坑去。坑下，小孩儿哭叫说娘啊俺的眼迷了，他娘闭眼答道，儿你忍忍，忍忍就上天国了。再向前，他们和败下来的队伍汇合，说已被杀惨了，血流成河，家去吧。他回到家，把还没锛口的环刀挂进祠堂，等着再一次去活埋那妈了个巴子的天国。我姥爷听完这些直打寒战，带着落草入伙的快意。那刀把末端的红绸子飘荡于他的少年。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日很可骄傲，二月初二，丙寅年属虎。他弟弟生在中原大战里，像个孤儿一样亡其生辰八字。他念过两年私塾，这两年够他日后跳过诗词看《红楼梦》的大意，坐在办公室里起草通知告示，画铁路货运表，写秀气的毛笔字。他以为失学是弟妹的过错，倒提着妹妹往墙上摔，连自己的死活也不在乎。他妹妹、我的姑姥姥，一辈子提起他都不由得发抖，除了年节和他的生日，很少上门。他乐于规划自己的生日，六十和七十那两次，都活活过了三天。他活到九十二岁那年的二月二十二，忌日和清明挨得近，可以少上一次坟，像他的做事：万事不求人。白事“先生”说，我查了，你们家连开车的，三桌半吧，三桌也能坐下。

姥姥的爷爷是县内名士，在镇上的生意只剩了家点心铺，只能在年根儿底下发给姑娘们一包石子儿似的炉果核桃酥，后来，连管账的都懒得敷衍这空壳一样的东家。她家的男人，连她妹妹，就剩下当游击队这条路，因为同村的仇家已投靠了另一头。那几间破瓦寒窑的屋子，耗子在房梁上热闹地打架，偶尔有条吃得肥胖的蛇吧嗒一声掉下来，迷迷糊糊地趴在地上半天不动。蛇是神物，只能等它自己爬开，得罪了它，它会翻过来逼你数它肚子上的脚。她亲眼看过蛇是有脚的，比蜈蚣还多。她还要防备阴险的蝎子，它们悄悄顺着背阴处钻到炕上来，蜇得人哭爹喊娘，有的能毒死一条壮汉。入了冬，天还没黑，她们被饿着肚子赶到炕上硬睡，炕洞里冰凉，身上搭着薄薄一层夹棉，朦胧中数着在房顶上跑来跑去的八路和远处稀稀落落的枪声。她见过日本兵，八路走了，他们准来，由汉奸引着进村，翻不到粮食，汉奸就教他们到磨盘压着的干井下去找，他们蹲在灶台上往锅里拉屎，用压箱底的新裤子擦屁股。日本人走了，八路又回来。有柴烧的冬夜和没柴烧的冬夜交替，直到她长过十七，被两只唢呐和几颗眼泪送着，翻过岗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