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我与她，

像一前一后走在迷雾山中，

我即将知道：她什么也没看到，

只是为了后面的人，

才跌跌撞撞地走。

选择

夏至前后，我易于想起逝者，不知道这真和气候有什么关系没有。由节气说，这一天是阳气转阴，花事早尽了，后面属于果实和下一番寒暑。大表哥病笃时，对我母亲说：“三舅妈，我现在的心愿，只想能在池塘边坐上一下午，看看水。”他是大夫，知道不可能，就咧嘴笑了笑。及至易箦，不再显露刺激别人的声色，见到报纸，仍认真地举起来看看。他年长我二十七岁，和我父母才算是一代。我家的那一代，多呈严肃拘谨，沉默地容忍人世艰难，也都早早放下自己的向往，依本分和名分，去结果实。这心力交瘁的一辈，常以自己的信条，强子女所难，年轻人一愤怒，就故意朝相反的方向去了。他们的寄托，还有刻薄自己为后代积蓄，并没有什么“三年不改”或“五十年不变”的德业，只是觉得“不易”，襄助儿女在没有自己的将来能解脱一点儿。固然说不上高尚，儿女也总想不起来这两类事情是同样的。两代人之间不习惯表白，“把我的那一份活出来”是日本小说里才有的话。如果代代皆如此，自己的那一份又在哪里了？“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和来的都不得已，居于其间，也是不得已。“以疏”之后，我于他们的生命里，感到平淡遍及的哀伤和贵重。引人驻足的故事，大多要超乎体验之外，或有特立独行，而他们只是专注地过活，和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人和事一样不传，也无从传，心意虽不深奥仍不为人知，终归隐入世俗仪式，逐渐随纸灰烛泪飘散。这一点感慨，总是回到我这里来，深入不得，也化解不得。情绪要想获得深沉安宁，须从怀疑出发，最后投入信仰怀抱，绝大多数世人无法孤独抵达，结伴，呼之为教，立目标，视之为神祇。我在公墓看到“安息主怀”的字样，就感慨和羡慕他们的有“怀”，但我愿意放下傲慢，也无机缘，这勉强不得。应该是我喜爱盛夏的长日和茂盛，才暗暗想到他们并不真能通过谁的眼睛来看到这些。

嫁到县另一端的姑姑，究竟有多漂亮，能从大表哥那里见到痕迹：五官不是挺拔，是秀媚，睫毛密而长，个儿高而瘦弱，形容姿态，只好说窈窕。他妹妹我大表姐正相反，虽然眉眼肖似，但具英气，像她的娘舅们——我父亲兄弟们都偏爱女孩，何况这外甥女不仅长得像，脾气也像，沾火就着，刺啦一声。大表哥的脾气柔韧绵密，大爷家的大哥说，大表哥把所有人都装在心里，但有点儿像老姑父的，不大气。大哥比大表哥小几个月，说自幼事事不如他，相貌平平，没他伶俐，又不听话，爷爷喜欢外孙，不喜欢长孙，他服气惯了。表兄弟间最要好，作为各自家里的长子，两家的烦心事总一处商量，表哥善于谋划，少有遗策，他敢决断，见事做事。四叔身后，儿子失了管束，不上学也不做工，终日与人结伴在街头游逛，为几句好话就替人出头打架，自以为任侠。大表哥回乡，要给他介绍工作，他说有工作了，在某某厂，大表哥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信，只说那你领我去，我和你们厂长谈谈，冷笑着任他领着自己在县城里乱转到傍晚，终究体力不济，见他一股黄烟跑了时，也追不动，坐在路边拨电话给大哥：“一会儿去他家。我揍不动他，我帮你按着，你揍。”揍罢，主意也大体拿定，托在北京空军的族叔，送到部队去。他在世时，大哥到他那里总要住宿，两人在小屋里作竟夜之谈，我旁听过一次，不过家长里短，话越说越快，逐渐听不懂了。所以大哥的哀痛，除了失去自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弟兄，另有一层：没有了真正说话的人。他在墓前端着听啤酒说你这辈子没嗜好，就喜欢喝青岛啤酒，还不敢多喝，现在喝一杯吧。仰脖向喉中倒了一口，剩下的浇进土里。

大表哥的心思沉重，一半是天性，一半是经验，从乡村出去求学，在城市里安身，举步维艰下，选择了对形势亦步亦趋，瞻前顾后。各种无巨细的事情，都胡乱堆在他心上，于是慢条斯理地一件件做，总皱着眉头。他刚上班时，见推广种植苹果，自己照着书学捉虫洒农药，雇车拉了五十棵树苗给姑父种。姑父的心思在续弦上，刚埋进地里，半夜就丢了一半，他闻讯回来，去附近的园子转，一棵一棵，全都找了回来，连偷的人都费解：这也能认得出来么？大姐家儿子考学，想学医，问他，他查了几天，指定了所黑龙江的学校，“你这是专科的成绩，学检验，将来能进县医院。学医，倒找不到工作了”。后事正如他所言。他心里比较沉重的事儿在体内。他的肝病是从我奶奶那里来的，姑姑去世后，他懂得了来历和厉害。我见过他年轻时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详细讨论二人该怎样预防和保养，从肝炎的类型和原理讲起，画了图，又介绍国内外的治疗方法和药，字很工整，信有七八页长。随信还有和大表嫂新拍的结婚照。大表嫂是本市人家的女儿，在中学教英语，清秀沉静，肯嫁给个家在农村的小大夫，按当年的市民价值观，虽不算不般配，也说不上多理想。

论专业水平，他不如二大爷家的三哥，后者九几年回国讲学，他去省会观摩，回来很激动，说：“可惜可惜，他在外国不能做手术，真是厉害啊，有思想，手也真快！”手术里如何呈现思想，外行是不懂的。他觉得自己手笨，投考就学的儿科，业务上只是较真和耐烦。老家来人找他看病，他领到各科，详细托付，但嘱咐一定得交诊查和检验费，如果是长辈或者家贫的，便自己先垫上。

那时从东北回乡，路线是先坐一夜火车到大连，再坐凌晨的渡轮，他在码头接，引到家里去住一两日，再换长途去县里。回去一次，总在他那里盘桓两遍，临走，他又送到码头，拿些花生油和粉丝，说给哈尔滨的姥姥、姥爷尝尝。我记得，隔几年，他就搬一次家，大概是医院在按级别调换宿舍。起初是极小的一间平房，地面是用于起居活动，功能复杂，睡觉在吊铺上，接出来个厨房，上大院的茅房；他生儿子时，换进了合厨筒子楼；然后搬进单元楼，有两个房间，终于可以在墙上找到个地方，把那张放大的结婚照挂出来。这时他已经是全市最大医院的科主任，因为几乎不出疏漏，积累了高超之外的名誉，结识了很多本地名流。

他到哈尔滨来，我只记得一次，是为了动员我父亲去上海手术。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在悲哀的泥沼里将愤怒作为漂浮物，有一段和他少有往来，不讲理地认为若没有那弟兄几个，自己可以在世上少孤独一年半载。其实是父亲决意速战速决，大意是尽力积极治，治不好赶紧死，不要拖累人，不要过低质量的生活。她心绪平稳后，九九年带着痴肥的我过海探望爷爷，大表哥推着自行车去码头上接，说了几句家常，终于讪讪地说：“怨我。”

“你是为你三舅好。再说，根本就不怨你们，我知道。”

回来时，他代买了船票，我母亲推辞，他说：“舅妈，我现在条件好了。”她有耳闻，问他究竟这几年赚了多少钱。他眨巴着眼睛，一样样地算，二级市场上的股票市值约千万，另外有些原始股，价值还不好说。那些年，他的那些在国企或私企的老总朋友，逢到改制或酝酿上市，都要他拿钱来换原始股。大表嫂奇怪于这么谨慎小心的人，也不和她商量，就把家里的存款都押了上去，还大胆地动员老家的弟弟妹妹和自己的娘家人。那几年，他像个沾染恶习的人，把每一小笔进项都存进了交易所的柜上。夜里不睡，捧着本书和打印的材料，在边上记密密麻麻的小字。到中午，就骑着自行车去大厅，仰着脖子怜爱地看他那几支已经翻了数十倍的股票。那个市场上，暴富的人往往无善终，他却是难得的守财性格。山东有本地企业股权交易平台，他在账户上锁住底仓，就去那里挑选新兴企业，撒胡椒盐一样广种，隔几年，就有支上市的。他给大表姐买的股票，市值到了一百万时，大表姐忙不迭地兑了出来，五十万买所县城最大的楼房，五十万借给亲戚朋友，敝之而无憾。

再见，他搬进市中心的高层公寓，单位集资建的，室内也没什么值钱陈设，只是小康之家的模样。因为生活和观念早入了轨道，仍极其俭省，自奉菲薄，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协调。只是言谈间增添了自信，“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养好身体了，别的也就这样了”。他发明了个饮食守则，是午餐只吃一个苹果两片面包，因为该有的营养都具备，不含其他为脏器增添负担的物质。再就是查阅国际期刊，找昂贵的进口药，自行制定了一套综合护肝方案。大哥喝白酒，吃猪头肉，笑他没病找病。几年后的肝损伤，也实在不知是预防无效，还是真自寻来的。他对待治疗的精神一以贯之，方案是换肝。费用早已不成问题，联系了供体，去天津换上，回来时红光满面，几十年来第一次发胖了。他说很可能原来的供体爱吃肉，他现在也想吃肉了。

不到半年，就出了问题，需要每天药物维持，他不去医院，用不着。自己在家处理自己，和我说话时，眼睛盯着身体上几出几入的管子，自己从引流袋抽出管体液，举起来看看成色，又向哪里注射进一管药，看它慢慢并入输液管线，笑着说：“我这个病，一天一个金戒指。”他早已瘦了回去，浑身都是黄绿。神气却很自如，坚信这是痊愈前的一个过程。到不得不换第二个肝时，我亲见了些器官移植的事情，除了恐怖，知道这个世界的不见光处与文明的广袤距离，也体会出其间的矛盾。天津那家医院，有从阿联酋来做移植的富豪，恐怕不是为省钱，而是看中了这里的方便，停车场里奥迪奔驰一类的车据说是主刀大夫们的。他死在一个低级事故上，医院免去了所有费用。无论大表哥多么理性警醒，也不曾从金钱的力量中获得过愉悦。以反人性的冷眼看，这近乎嘲讽。

母亲临终时劝大表嫂，说你可别学我啊，我把自己弄成这样，多没意思。大表嫂惨然一笑，她们是相同的人，看上去温顺，在感情上则取逆，相信不独自苦熬下去就对不起自己。大表嫂房里有架古琴，她说从小就会，现在捡起来，晚上练练。我想起来大哥说过，大表哥的笛子吹得极好，全县比赛得第一。他们或许就是那样相识的。我以前没见过，是他们没心情。

在长故事《野棕榈》里，福克纳展现了棕熊般优雅凌厉的一击：威尔伯恩在夏洛蒂流产失败死后面临没有尽头的刑期，活着对他毫无意义，他打消自杀念头的理由是“记忆要是存在于肉体之外就不再是记忆，因为它不知道自己记住的是什么；因此，当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也就丧失，而要是我也不在了，整个记忆都得终止。是的，他想，在悲痛的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我选择悲痛的存在”。他们那些逆旅中的赶路人啊，一再选择悲痛的存在。

（2014）

难老

我姑姑放到哪里，都是头等的雍容漂亮。母亲居然在乡下见到这等人物，觉得探亲假像是做梦。姑姑的三弟，我父亲，念过大学、做了工程师和车间主任，在姐姐跟前，还是土头土脑、磕磕绊绊；她大哥惯于发号施令，也要耐着性子把她的话听完。她在娘家存着只粗瓷白碗，能盛四两地瓜酒，喝一口，说一件事，曲起的几只指头都伸平了，酒碗正好见底，神色如常，只面上添些粉红，眼里含着两汪山东风景所没有的水汽。事情经她剖析，件件大刀切白菜，弟兄们随后再叽叽喳喳一番，没有更高明的见解。

“爹，你说呢？”

爷爷在炕里，只是吧嗒着烟袋微笑，最后说了句：“他妈的！”不知道是对事情本不该如此却非如此不可的自嘲，还是觉得某个细节有趣。他对事情的表态方式大多这样，既含糊又清晰地影响着家庭。遇到沟坎，默默地寻一个辛苦而妥帖的法子。

父亲一直羞于提及，家族的小小发迹，始自爷爷上辈从地里挖出来两筐铜钱。花掉这些钱的过程像是等待情人般甜蜜漫长，家中的男人在集上和骡马贩子们争得面红耳赤，牵回好年纪的牲口，如一匹匹行走的绸缎。他们人多锅大，连连生出儿子。爷爷直到老去，仍能一点不落地忆起几十年前村中的土地交易，那些耕地如榫卯一样咬合成起落地势。他把它们凑起收拢，又在土改中失去，对大哥说：“俺留下的这十几亩，零零散散，可都是好地。那些人懒，分给他们也守不住。”家中财物也被悉数搬走了，眼看要冷，他领着女人孩子日日上山割草，挑到集上换钱，似乎是要给人看，他可以让儿孙们重新穿起棉衣。待他用一卷卷零票子再次拼凑起几十亩良田时，时兴的是万元户了，不太有人能领略他的荣耀。他向我讲这些，我听不大懂，只记得最后叹息：“俺那些地，真好啊。”大姐儿子大江载我去看他最后开的菜地，现在是个苹果园，里面有半个土丘被挖平，像个考古遗迹，“这都是俺太姥爷一个人儿干的”。如果他能见到东北的大片黑土，会如善知识见到智慧一般欢喜歆羡，觉得把这地犁开、播种，是天赐福分。

他七十岁上，第一次离开村庄，走到哈尔滨住过半年。见我父母房只一间，第二天弄了把小锯和几块板子，挨着门口，给自己隔出个能容身的间壁。“你爷爷可是个好老头儿，走了怪招人惦记的。”我姥姥说，她和姥爷比爷爷年轻二十岁，看他是个老头，“没有他那么明白的人。”他帮着送完我哥上托儿所，扫过院子，就不慌不忙地背着手去街上溜达，看商店里出入的人和银行里出入的钱，饭桌上呵呵一笑，说，现在才知道钱是怎么变成东西又变回钱的了，原来会越转越多的。他不怕城市，对照着日头，没走丢过，从谁都没听过的街里找到个大杂院，全是招远、掖县、黄县人（掖县为今莱州，黄县为今龙口，同属烟台市），寻获了小块的老家。

大哥三杯酒下咽喉，就犯地域歧视，左手一指埋汰我的生养地塞北粗野而不讲信义，右手一指数落他的生意伙伴江南奸狡而不讲信义。“咱们这里是礼仪之邦，规矩大”，他坐主陪的十二点方向，和他儿子一边儿大的生意搭档坐副陪，端起杯来，天地君亲师个个敬到。我看过地图，我们村实则在齐国，要一变才能至鲁，至了鲁，也就快要被人灭掉了。

《大雅·既醉》记“昭明有融，高朗令终，令终有俶，公尸嘉告”，追求长生，相信永锡难老的是我们齐人。周得太公望于渭滨，得八百年江山。山东先是鸟夷，封太公于齐，后得征伐为大国，定都营丘。周之后是羌人，太公与姬姓同体，是从西面来的周人，人民多归，太公的子孙们，自得于脚下是礼乐的渊薮，又鼓吹伦常礼法、自傲骄矜。求田问舍，有了积攒，财富和权力一道向宗族的老人手里集中，对孝道的要求就具体而微；游牧民族的老者，不能再骑马放牧，就让出权力，寻帐篷的一个角落，对逐水草过活的人而言，是理当如此。《格列佛游记》写成时要闹工业革命，里面对永生者的描述是：永生者不能死却一直变老，所以国家定出到一定年龄就剥夺他们财产的对策。早一百年，斯威夫特未必想到这细节，晚二百年，会发现永生者当上了独夫，把自己的塑像和照片立得到处都是。

依照爷爷他爹的盘算，已给家谱列下八字，自他而始，沿着脐带，向下四散，直至遍布各个镇县，远达东部海湾。他决意把所有子孙都打上烙印，在为整个家族的记忆建立一个起点的同时，也抹平了之前的过去。他知道后辈要在石碑前、供桌上、灶台旁的墙龛里、烙刻着前世今生的面相掌纹之中世世辈辈供奉他，屏息凝神地平胸举起三炷香，献上瞪着两只红眼睛的面鱼，绘着花纹的饽饽，久煮不烂的绿豆粉，即墨出产的黄酒，一个接一个头磕进尘土。在烧化的黄表纸里，在雪地上炸开的通红的二踢脚碎屑里，他知道他永远位于那个散发着酒香肉香烟烛火气叫作“年”的日子的开端。他知道他的子孙，那些相貌相近的弟兄和他们各自的女人，要被拴在同一块土地里劳作，默默地积攒家道，聪明优异的去读书进学，扬显祖宗；他们还在一片相连的屋檐底下吃和睡，若有哪个外姓人冒犯了其中的一个，都要引起他们全体的仇恨，若是哪个做下见不得人的丑事，使全族蒙羞，就摒弃于祖坟之外；他们谁都无法撕裂、断绝这纠结的血脉和荣辱，福祚磨难与共，生来就要领受名字中间的那个字。谁料，那一行范字，到我父亲那儿就随意弃置了，再没有重新拾起。

爷爷只是家计的具体执行者，还要偶尔和儿媳直接吵嘴，互相赌些伤感情的咒，四儿一女，翅膀硬起来了一个，就走出去一个。他没机会享受他父亲的定制，去做个“尊翁”甚至封翁，只能以耐劳温顺的老者面目，一日甚于一日地接连老下去，留给他拾取的，总是等待和疼痛。

母亲那次回家，在毕郭下车，见爷爷已袖手蹲在车站墙根下，身边排列着全家的孩子和媳妇，互相拖拽，每人抱着半个烧饼在啃，这是他能调动的全部人马。站外的人都拍手，说你们可算到了，这老爷子天天领孩儿们来，一等就一天。在家时，父亲出门拜客，爷爷总要跟着，起初是上炕落座后捻山羊胡子微笑，到快要走的几天，偷偷抹眼角。母亲说，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咱们不在跟前，装几天相，并没尽过什么孝，老人反倒说好。父亲想得开，说从古至今，哪家不是这样。

父亲爱讲《鞭打芦花》，他看的是草台班子演的吕剧，以为说的是邻县的事。奶奶过世时，父亲十二岁，四叔八岁。爷爷正盛年，却回绝了所有的续弦提议，意思是家里如今穷了，少娶张嘴，留着让这俩小的穿棉花吧。他带不了孩子，两个孩子各随嫂嫂度日，只专心种地，媳妇们送什么就吃什么，夹眼前的一点点儿菜吃，舀锅底存的水喝，刷完锅碗，就和衣倒在炕上。

他首先失去的是次子。二大爷那年二十七八，任教员，吹拉弹唱俱精，二大娘也是巧人，两人都生得标致，又有对白胖儿女，过的是眼前花的光景。一九六一年的医学也罩在跃进余晖里，县医院外科发明出摘除脾脏更有益健康的理论和操作，有人蛊惑他也去摘，都无端地轻信没有问题。爷爷没正面回忆过这事儿，只说，那天出门打草，一路都有个小旋风像条狗似的跟着他。天是晴的，但他听那风声极清楚，左一搂，刚拢起的草堆就被风卷走了，右一搂，又被卷走了，这报的是个凶信儿。事后，他主张二大娘尽快再走一步，找个能干的好人，自己会极力地看顾那对儿女。

姑姑和大爷都活到了五六十上下，不算夭寿。我对他们没留下印象，母亲第一次见大爷，是来哈尔滨接爷爷回去。她说，只见个大一号的你爸站在小屋里大声喊，他从家穿来件你大姐的绿毛背心，说屋里的东西摆得都不是地方，正指挥你爸挪呢，然后就倒头连睡了一个昼夜，叫也叫不醒，你爷爷和你爸都说他就是这样——那大概就是大爷的病征。

四叔是家里出过的最聪明的人。他年轻时被称为“偢四”，因为别人看他读书读呆了。同学间打闹，扔石子擦着了他口袋里的火柴，他就直愣愣地盯着胸前那团火焰，琢磨燃烧的原理。老师都说，数理化卷子上有多少分，他就能拿多少分，肯定是全县头一个考上清华北大的。到了他那年，高考取消了，他不说话，连着一个月去水库边上来回地转，琢磨这背后的原理。爷爷的主意是火速说房媳妇，比他大几岁才好，没有文化也不怕，丑妻近地家中宝。四叔去世时四十几岁，从觉出胸口疼到心脏停跳，只有片刻。爷爷削了个外圆内方的木头戳子，安上把，快到清明和七月十五时，在一沓沓的黄纸上叮叮叮地敲出印，烧给自己的小儿子。母亲与大哥对坐时叹道：你们四叔不光是聪明，还很浪漫。大哥也叹气：俺爷爷这辈子，就做了那一件糊涂事。四叔过世，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去接爷爷，回程时铁青着脸，船到大连，才开口说话。四婶坚决不肯，以之为夺志，这需要尊重，爷爷不置可否，暗示不愿再动，或许有更深的疑虑，视自己为不祥。

没人敢告诉他我父亲的消息，拖了几年，直等到他自己问：“老三早没了吧？什么时候没的，你说给我，好叫我安心。”他养育了五个子女，所欲求的，是如应节当令的亲亲顺序，既苦作过，该有权求分内的收获。他的收获，是儿孙围坐炕桌前，媳妇们在灶间忙碌，笑声中夹杂着几句闲话拌嘴，而不敢高声，怕惊动了他，窗外院中有成群的孩童嬉闹，大门上新贴了春联福字。须臾间，竟化作不可追的碎影。几十年里，他不断求其次，还是落得如地里的枯茎，这一生服侍后土，仅得到苦涩的长寿而已。尼俄柏丧子之际，剧烈悲哀，祈求，化身为石像，是因与神的激烈对峙。他面对的只有虚空，所做的向来是顺从，事情既然不照心目中的那个次序来，要他额外悲恸几场，也只得默默吞咽，无从哀告不平。父亲离家求学时，爷爷问他，记不记得自己曾打过他，父亲说只有一次，和四叔互相推搡到他跟前，被他一人一脚踢散了。这样的事情，他都记得且许久不安，要活下去，只能把心中的一盏盏灯尽数熄灭，壮烈的不活，是希腊人才能做的事情。那之后，他的脸上很少有表情，每天揣着电匣子，到路边看人下棋打扑克。我们回家看他，他问车船票要多少钱，飞机票得多少钱，估算得挺准，说话只说眼前的事。

我读过首诗，大意是：一个赶车的老者说，我少年时候第一次赶车，觉得要一辈子这么活真是怕人，现在，我真的干了这活一辈子。我当时正在少年，看到以后悲恐交加。炫耀年轻，是生猛世界的时尚，因为只能顾眼下，好的坏的，都要跑着去躲去抢，老人和弱者落在最后。秦国生猛，男人们自己背着粮食，以头颅为爵位，敢赌敢干，咬牙切齿地把六王毕了，两眼通红地把四海一了，办成了很多以后一千年里都觉得奇怪的事。那种年头里，礼仪和经验最不值钱，齐国人看不上也看不懂始皇帝做的事，觉得他就差活埋老人了，于是在民间传闻里给他补上。这谣造得挺好，始皇帝重明确的秩序，却对隐性而坚韧的秩序估算不足。爷爷从来没炫耀过经验，一来儿女们虽奉敬他，但并不对他唯命是从，二来，隔些年，他就赶上次生猛年代，旧的那套一再沦为笑柄。他从地上知道的，就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人再轻狂，也没法子欺哄天地。

父亲和家里通话，尽力用山东口音，可他没什么语言天赋，说的只是招远普通话，只在梦里还有乡音。爷爷耿耿于怀没给他置房子，就把他寄的钱攒下，在全家都快搬出村里时买了邻居的三间房，默默盼我们能回去住上一夜。四叔的浪漫，也许是源自于此——应该说并非浪漫，是执行他的职守，要为子孙留下基业，即便是几块瓦片的象征。这信念，任何革命大局均不可动摇，他的一生一世，全在这小小的村庄里，完成之后可以向上告慰祖宗，向下对得住儿孙，黄泉之下坦然面对为他养儿育女的妻子。不如此，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此了，即便无济于事，或在眼前失去，他仍有空虚的心安，足以把四婶家里那间小屋里的火炕烧热，沉沉睡去。

我没有学前教育，儿时见闻也都是从电匣子里来，里头说社会主义优越，美国是“儿童的天堂，老年人的地狱”，一边玩泥巴一边想，此天堂现在肯定去不了，等能去了，也老了，赶上了地狱的一部分，届时还是留在这边好，这边语言是通的，想吃炸油饼买得到。那时，没几个人见过美国，写这宣教的材料员也是学舌，说养老院吸干了美国老人的血，孤独寂寞，只有温饱而已。这自信也有道理，爷爷所珍重的，均被砸得彻底，也建了新体制，宗旨是人人从生到死要依附公家。他从村中领过一段时间的钱，都交给了二大娘家，二大爷留给他的第三个孙子是读书种子。他讲一件事，土改前村里最大的财主，是个善心人，家里常备两个草垛，门外拴着一头好骡子，两个草垛给家里没烧的人取用，骡子白借出去。县里经研究，觉得从大局出发，还是枪毙为好，有人念这财主为人不错，放他跑了。他在外做了多年泥瓦匠，回村后，见谁家房子该修，就端着盆去抹墙批灰，分文不敢取，除此外就成天醉酒，不事生产。那人像疯子一样把全村砌得平平展展，只有自己还住着间破房。爷爷的意思，是不大羡慕五保户，不很在意那些月钱。

大哥善观机会，辞掉公职自己办厂时，连城里都还没有“私营”的概念，在长辈的指责还不绝于耳之际就发了财，买了好几块咯噔咯噔响的金表，挨个送，父亲边嘀咕他这样以后能行么边把表仔细地戴上。大爷有两个儿子，他的二弟六七岁时感染了大脑炎，半边身子永久癫痫，智力也留在那时。那是次纵横关中的瘟疫，乡村中有无数孩子感染，陆续死掉了。大哥说，也是我命犯孤星“上蹬下踹”才连累了他，他没得那病，会比我出息得多。九几年，他听说市福利院急着买桑塔纳，缺两三万，去提议说：这钱我赞助，换院里把我弟弟收下，符合政府收养条件，反正是国家拨款嘛。照当时物价，那笔钱似乎够在农村养个人，都笑他多此一举。十年后，他每次去看弟弟，院长都拉着他喝茶，笑说还是你老板精，可把我们亏死了，两万现在够干甚的。我二哥觉得自己在福利院是上班，住二人间，吃穿不尽，终日背手闲逛，国家还发零花钱。爷爷对大哥说，你这事比我看得远，那你再做一件事儿，你弟弟是后天的病，生孩子没事儿，你们每支上都要有后。大哥也应承下，慢慢地寻访，母亲听了大惊，责怪说怎么这么荒唐。大哥说三婶你不明白，这是要做的，成了就是又一家人家。母亲看到了孩子，是个很好的孩子。

爷爷的五七，墓前只剩下孙辈，也不齐全。四邻的婶子大嫂来帮叠纸钱，个个鼓鼓溜溜，秀气得像她们包的饺子，不像我叠的又大又丑。山东的葬仪比我们东北多了许多烟火气，献祭用的是自家锅里做的饭食，车上还装了两只活公鸡，不宰杀，要它俩在烧纸时叫几声。从村里赶来两位叔辈，严肃地彼此作证，把一张按了许多红手印的收据和七百元钱给我，告诉我韩家村的房子早就比人多了，求着都没人去住，光你们家就空着三十三间，倒了的还不算，好不容易才卖出了当年的价钱。

（2012，2016改）

吃枣的老虎

对我姥姥来说，活着是无始无终的溪流，过去既不值得记忆，也不值得自豪或羞耻。她的童年在盛产暴民和香油的河北乡下，惨烈苍凉，孤注一掷，旱时黄土板结，涝时颗粒无收，春季没种的，冬季没烧的，只有枣子还中吃。她照看家中几代的孩子，给他们在睡前翻来覆去地讲同一个故事：一头虎如何慢条斯理地从脚趾开始吃掉一个妇人，还用妇人的嗓音与那家女儿说话。中风以后，她认不出我们了，可眼睛还是亮的，整天盯着窗台上的君子兰。我六七岁时，她用出奇的严肃对我说：“你记着，你姥姥的小名叫小梅。”作为特殊的宠爱和信赖，她把通向少女时代的唯一咒语传给了我。隔壁那间屋子里，枯坐着那个跟她过了七十六年的男人，他俩都忘了彼此还活着。

一

我姥爷民国十五年生在哈尔滨，坐穿城而过的有轨摩电，看道外园子里的电影，吃俄罗斯列巴和乌克兰红肠，肠里掺了一半牛肉一半猪肉，经过熏煮，大蒜味儿刺鼻，上瘾以后，一辈子都想，又和日本邻居学会了喝味噌汤。在他跨在车沿子上，被沙尘拍打着一路向献县西城乡张花村走时，只见越走越穷困稀落，“满洲国”有三江汇聚的黑土原，这里更平，望过去黄漠漫漫，连树都没几棵。他爹在中东铁路上做技工，会好几种老毛子的土话，挣出来在“关里家”（他们这么叫故乡）看很大的一笔钱。日本子打退了老毛子，溥仪“登基”，新死了媳妇，几件事凑在一起，他爹决定归根了。这个高人一头的汉子，鞋赛两条旱船，性子却软，从来不生孤愤的怨气，不理睬他的气恼，正满意地看着前程。

姥爷眼里，他爷爷是条汉子，他回乡那年爷爷正当花甲，话在胸膛里回音，嗡嗡地响，张飞似的斑白胡子。他爷爷和他爹是同一张脸，一个用刀刻，一个使面捏。在哈尔滨时，他爹竟没说过，他爷爷是义和拳的师兄，起过神坛，带四乡拳民攻占过教堂，拆过铁路，拔过电线杆。二毛子跑得快，女人和孩子跑得慢，他爷爷分不清教堂的尖顶圆顶和上头的鬼子架，直憋屈：一路上没见洋人，没剁到几个人，一把推开手软的徒弟，把女人和孩子搡进坑去。坑下，小孩儿哭叫说娘啊俺的眼迷了，他娘闭眼答道，儿你忍忍，忍忍就上天国了。再向前，他们和败下来的队伍汇合，说已被杀惨了，血流成河，家去吧。他回到家，把还没锛口的环刀挂进祠堂，等着再一次去活埋那妈了个巴子的天国。我姥爷听完这些直打寒战，带着落草入伙的快意。那刀把末端的红绸子飘荡于他的少年。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日很可骄傲，二月初二，丙寅年属虎。他弟弟生在中原大战里，像个孤儿一样亡其生辰八字。他念过两年私塾，这两年够他日后跳过诗词看《红楼梦》的大意，坐在办公室里起草通知告示，画铁路货运表，写秀气的毛笔字。他以为失学是弟妹的过错，倒提着妹妹往墙上摔，连自己的死活也不在乎。他妹妹、我的姑姥姥，一辈子提起他都不由得发抖，除了年节和他的生日，很少上门。他乐于规划自己的生日，六十和七十那两次，都活活过了三天。他活到九十二岁那年的二月二十二，忌日和清明挨得近，可以少上一次坟，像他的做事：万事不求人。白事“先生”说，我查了，你们家连开车的，三桌半吧，三桌也能坐下。

姥姥的爷爷是县内名士，在镇上的生意只剩了家点心铺，只能在年根儿底下发给姑娘们一包石子儿似的炉果核桃酥，后来，连管账的都懒得敷衍这空壳一样的东家。她家的男人，连她妹妹，就剩下当游击队这条路，因为同村的仇家已投靠了另一头。那几间破瓦寒窑的屋子，耗子在房梁上热闹地打架，偶尔有条吃得肥胖的蛇吧嗒一声掉下来，迷迷糊糊地趴在地上半天不动。蛇是神物，只能等它自己爬开，得罪了它，它会翻过来逼你数它肚子上的脚。她亲眼看过蛇是有脚的，比蜈蚣还多。她还要防备阴险的蝎子，它们悄悄顺着背阴处钻到炕上来，蜇得人哭爹喊娘，有的能毒死一条壮汉。入了冬，天还没黑，她们被饿着肚子赶到炕上硬睡，炕洞里冰凉，身上搭着薄薄一层夹棉，朦胧中数着在房顶上跑来跑去的八路和远处稀稀落落的枪声。她见过日本兵，八路走了，他们准来，由汉奸引着进村，翻不到粮食，汉奸就教他们到磨盘压着的干井下去找，他们蹲在灶台上往锅里拉屎，用压箱底的新裤子擦屁股。日本人走了，八路又回来。有柴烧的冬夜和没柴烧的冬夜交替，直到她长过十七，被两只唢呐和几颗眼泪送着，翻过岗子去。

二

在姥姥听来，她丈夫所向往的均是噩梦：那地方的道是石头铺的，道上跑着不用牛马拉的车，女人穿露大腿的裙子或大开衩的旗袍，和洋人一起满街走，有几十个喇嘛台，还有“皇上”。最怕人的是，日本兵都在那头。可不由分说，她就被这个十五岁的男人带了去。

哈尔滨沿江势而建，不顺南北，没有中轴，被铁路切作三段，成个“品”字。火车进城最先到“三棵树”，沿途泥草房和坟地不绝，其间有热闹的市集和妓院烟馆，五方杂处，因为操贱业的多，悲剧惨祸多，最为生动，这铁道以外之地即是“地狱”。姥爷六岁那年，松花江水决口，半个城市为泽国，洼处的房顶冒几个泡就陷进旋涡，房顶的呼喊声便消失在白烟里，上街要划船，只有南面高岗一带安然无恙，避难岗遂有了“天堂”之称。南岗是日光城，在夏天的白夜里光怪陆离，流亡白俄最后的高贵，犹太人的聪慧，均倾注其间。岗上有驰名远东的商场、教堂和戏院，岗上街巷蜿蜒，便道上排着石头花坛、木头长椅、带彩色玻璃罩的路灯，每个拐弯上都有八面玲珑的洋楼，木栅栏障子抵着马路内侧，栅栏后是盛怒的花，均被日本人占据。“品”字上头的那个“口”是道里的埠头北至江沿儿，姥爷五岁那年，省主席马占山在此处的铁路桥头与日本人绝望血战，毙敌二百，伤敌一千，为自己赢下美名。此地因为既辖有中国大街和江堤柳岸，又有叫作“地包”的贫民区，成为苦笑着的人间——他们投奔的就是这里。地包沿火车道一铺十几里，住的都是穷人，最阔的是拉车的、扛大包的，吃得起烙饼卷猪头肉。住户大多是山东和直隶人，也有穷俄国人。房子，矮的是他俩住的窝棚，一半修在地下，叫地窨子，地面上半人多高，到了冬天省柴火；高的是关里家式样的带脊瓦房，最阔的是房东那种红砖灰瓦的三合院，房东正是西城乡人，他们认作叔。姥姥到这里，看着鸡笼一样的棚户心里既发满，听到全是乡音又踏实，虽然担心着火，也不想再踏出去一步了。

姥爷体格没长成，也不肯卖苦力。他当年本可不回老家，他爹在盟兄弟的矿上给他找了个记账的活儿，他一直指责他爹为回关里娶娘们，欲把前房儿子送下煤井以绝后患。他去电车上摇铃卖票，电车从南岗秋林商场下来，绕过制高点大转盘上的木头教堂，穿过首饰匣子般秀气的火车站，从地段街进到道里的富人区里——他过去就在那儿住，看见不由得伤感——隔一站是花丛密密匝匝的公园，隔一站是褐色石头的银行大楼，一路叮叮当当地走到江畔停下，调换个方向，用推着的车头来拉，向回开，一路的景观和乘客皆很体面。他早起换上制服和帽子，斜挎着皮兜子和票夹，跨过地包的阳沟、垃圾山，听到车轮子碾着铁轨，利索地在脚蹬板上跳上跳下，来来回回于这些景致之间，已经心满意足了。他是这条线上最漂亮干练的小伙子，报站的声音像是唱歌。

他带回家的钱没准数，姥姥要忧郁地盘算开销，在家时她没管过家，一到哈尔滨，马上学会了经营穷日子。他俩的衣服干干净净，补丁都藏在暗处。对她而言，最好的局势是月月剩下五毛，有这五毛，就像窗户上糊的那一层高丽纸，挡不了寒气，但落个宽慰。姥爷贴补家用的办法是偷。邻居大多是乡亲投奔乡亲，重血脉和名声，看不上偷鸡摸狗的闲人，可拿日本军列上的东西，不算道德有亏。他本来就贼大胆，和另外几个接应着，爬上靠站的火车偷大米和煤，撅树杈做弹弓，打日本人的军鸽吃。她看着胆战心惊，他只觉得是游戏。在怀我大舅时，姥爷终于让日本人抓去了。

起初以为他心浮爱俏，跟个女人跑了。地包这地方，年轻男人成年累月熬着见不到头的穷日子，易于扔下几张嘴，跟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去图一时快活。有的几年后闷声闷气地回来，对着已经挺大的儿女和老了许多的女人，哭闹一场，接着过下去，旁人还说是好事，好比薛平贵王宝钏。有的漂泊到自己都不知身在何处，突然染一场暴病，在荒村野店里躺几天，连饿带冻，像荷叶上的蛤蟆扑腾一下翻进水里，就在世上永久消失了。得到他是被抓进宪兵队的信儿，姥姥不再瞎猜，又想来那年的火车跑得是何其快，那么快的火车从老家跑到这里也要三天两宿。送信人又说，并不是为了什么正经事儿，有几个人在电车上照相，他跟着凑热闹，没承想里头有一个共产党。到她下地有点儿吃力的时候，他自己回来了，又白又瘦，原来根根直立的浓密头发成了斑秃，她上下仔细看了几遍，冒出一句：“你在里头吃得咋样啊？”我大舅生下来只有四斤，被随便取个小名叫“小崽儿”。

“八一五”降服，满街都是日本人摆的地摊。这些日本人当初打算移民，对四邻的中国人谦逊有礼，像沉默的蛇一样难以捉摸。他们落力地生孩子，如今丢得到处都是。此时我母亲刚刚出生，姥姥也想去捡一个，姥爷那几天和他那伙偷大米的朋友满街横行，像摔跤的一样敞胸露怀，“养日本人？你去捡，我把他摔死！”他们看准哪个日本人的摊上的瓶罐多，过去围住，几脚捣个稀巴烂。

三

生我母亲那年，姥爷不到二十岁，日子虽不轻松，但不耽误学会各种各样的嗜好。先是学抽烟，铁路福利不错，货运段给会抽的每月发两条，不抽白不抽，他也憋着咳嗽叼着棵烟人前人后地晃，很快就落实了两条烟的待遇，但烟瘾很快突破了定额。还爱跳舞，下班回家，先卸下姥姥给续的厚棉裤，挖一指头雪花膏细细地抹脸，买不起毛裤，数九寒天套两条单裤，蹬上供在桌子底下的单皮鞋，往江上俱乐部去赶第一支曲子，姥姥只能小声嘟囔“冻死你个兔羔子”。高兴时，领着全家坐出租马车去看戏、照相。他有过一宿输光一个月工资的光荣，之后讪不搭个三五天，姥姥就昼夜缝活儿、编麻绳、铰鞋垫儿，好歹撑到手里重新结余五毛钱。输过了那次，他不再打扑克了——改玩麻将，关里家带东南西北风数番的玩法，他鄙视东北的“穷和”，牌风很顺，打得也小，他正积极入党，认为党员不该玩得太大。我姥姥就感谢党，若没有党，他不定作出什么祸来。

姥爷在铁路上浸透了浪漫，铁轨通向任何一个方向，呼啸过田野、小城镇、许多困守无望的生活，可以肆意地看，略不停留。他去哪儿都不用查时刻表，坐在家里等到别人在检票口排起长队时，才不紧不慢地放下杯子出门，从火车站黄色的围墙上找到个小门，打个招呼进去，在车轮快要动起来时才上车，好像早到片刻，就会亵渎与铁道的默契。

他在段上年年看到因下月台被碾成几截的尸体，虽然告诫家里人不许在车站上乱钻，但他们这些男人总爱卖弄危险，在汽笛响时横跨铁轨，站在编组的车头前面卖单儿。他也说不清那次怎么一个没把住，就从车头前的挡板上出溜下去的，怎么就居然没轧死他。一瞬间，四十节车厢的阴影压在他的头顶和背后。幸好他整个身子都完整地落在两道铁轨之间，他总算熟悉车底构造，本能地偏着头使劲贴紧地面，手臂夹紧体侧，脑子里过着白茫茫的念头。他一辈子没服过谁，贴着后脑勺的轰隆声终于给了他教训。火车过去，他缓慢地逐个活动手脚尖，都没事儿，爬起来看看四周，臊眉耷眼地出了站。他去肉铺割了一斤前槽，回家包饺子，祭奠一下在车底下吓丢了的半条小命儿。这件事，事隔多年，他才好意思讲。

后来他迷上了钓鱼，钓鱼是好事儿。那时的松花江鱼极多，江轮上常见一人高的狗鱼棒子在水面倒立。他周六下班背上皮兜子就走，礼拜天半夜，带着一身腥味开门进来，把皮兜子蹾到地上，抹完手脸，钻进已铺好的被褥睡觉，留姥姥和我母亲收拾。她们逐渐盼望那皮兜子能轻一点儿，回回少说十来斤，多的时候上百条，鲇鱼、草根、鲫鱼、鲢子，最讨厌的是二三寸来长的嘎牙子和板黄，扎手，困劲儿上来了，不知道是还在收拾鱼还是梦见收拾鱼。再捅开炉子，把成案板的鱼推进铁锅，一直咕嘟到连汤带天都发白。这一大锅，上顿下顿，连左邻右舍，一起吃到礼拜三。

春夏钓鱼，秋冬射猎。他那杆双筒猎枪是东欧进口的，枣红木托沉重油亮，两侧镶着漂亮的白铜雕花，像童话里的。平日枪托套着皮套锁在大衣柜里，枪管和罐头瓶里的铁砂子、炒过的火药放在床下。这枪当年比一辆永久贵，是全家几年的积蓄，姥姥那么软和的性子也暴怒了，磨叨了一年，此时，姥爷像聋了一样，温柔地擦枪。他随意跳上列北去或西去的慢车，去打大兴安岭的野兔、狍子，三江平原的野鸭子，还猎过小野猪——长出獠牙的家猪。“你姥爷一辈子糟蹋了那么多性命，怎么没遭什么报应。”我姥姥说，她晾晒过成百上千张兔子皮、狍子皮，并没派过什么用场。斩获多时，我妈领着成群的朋友回家吃熏兔子。他打猎打到六十几岁，眼睛被雪晃得落下毛病。年三十晚上，装上空弹，背上子弹带，向着星空放几枪。九〇年，某人物到哈尔滨视察，派出所把他的枪“暂时保管”了，留下张收条，他从此就老了一截。

此外，各种正经活计，他也一看就会，没拜师学过木匠，借来锛凿斧锯，就打了一屋子的家具。他在外是个严肃本分、信誉很好的人，毛病是不卑而亢，对弱者慷慨无度，总被聪明人的几句奉承话支使。他自信凭着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地挣得和守住这辈子所需的一切，他从地包搬到岗上的砖房用了六年，驴车上拉着四口人和一冬天的煤，那是俄国人造的有壁炉和水龙头的房子，有两层篱笆墙的院子。他从平房搬到楼房又用了六年，那是全哈尔滨最早的宿舍楼，在二十年里都招人妒忌。造反派要他腾出一间时，他提着菜刀站在门槛上，指点当先一个：“来来，你进来一步来说话。”他不买权势的账，也看不起生意人，只崇敬读书有学问的，一心一意地奉行自己理解中的文明：讲理，不说脏话，不干事，自豪于他这样的脾气一辈子没打过老婆。姥姥只是撇嘴“他也就是没打呗”。他八十几岁时，我问他是否那天觉悟到真要杀人，他的脸色再度发白，点了一下头。

他青壮时最看不上老年人，嘲笑他爹尿频、邋遢和老朽的气味儿。姥姥给他洗成盆的衬裤，“如今你一样没落下，还不如他”，他就把目光、听力和注意一切都朝向电视，“老虎没牙了”。这样的衰老之后，又经过十年的更加衰老，在无法维系自理时，终于连自尊也卸下，忘净了一切人事，别人听到他的年纪，都用赞美的语气说“这个岁数，可是什么都经历过了”。

如果向七十年前的那个小伙儿描述他日后如何整天垂着头坐在沙发里打瞌睡，靠着运气和一根塑料管子尿尿，他一定会愤慨地赌咒决不活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至此闭嘴，把他送回他的好日子里去。

（2016）

桃园，地瓜

废名小说选本近年逐渐面市，他真如一注地下的溪水流回到地面上来了。选本中都有《桃园》，且多放在开篇，甚至作书名，因为情节脉络还可以懂，能感受到世间的凄凉，不像后面的故事羚羊挂角，临去秋波，连感慨也不易发。我要以自己重浊乏味的话概述几句梗概，因为直接引废名的文字合在我的这一篇里，实在是亵渎。

《桃园》四千个字，是说：县衙杀场近邻一个桃园，桃园里只父女二人，爱喝酒的王老大和十三岁的阿毛。阿毛生了病（总给人不久于人世的预感），王老大出来进去，暗暗忧心这个女儿。阿毛看天上的月亮，心里空空的，有时掠过山外母亲的坟、来年种几株橘树、曾路过桃园的尼姑。临睡前，王老大预备过两天去问一问菩萨，振作了一些似的问阿毛想什么吃，她随口说：“桃子好吃。”这时，故事的语句一转，“阿毛并不是说话说给爸爸听，但这是一声霹雳，爸爸的眼睛简直呆住了，突然一张，——上是屋顶”。次日的事情虽然奇绝，但是语言使用的是下坡路上的惯性：现在不是结桃子的季节，王老大在街上失魂落魄地用酒瓶子换了三个玻璃做的桃子，预备捧回去给阿毛看看，结果被路遇围观的孩子撞碎了。

读这故事能有所触动，多半在那句“桃子好吃”上，阿毛为什么说“桃子好吃”，王老大为什么觉得是一声霹雳——于文中也是一响有闪光的霹雳——各有各的解法，从阿毛这边，从王老大那边。或者无所谓：这是两个存在过也没什么痕迹的人，“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那是个关注强者和大势的年代，也只有废名这类悖时、莫须有的人才会念念不忘。

我放下这件桃子的事，从头另说件我家里地瓜的事。

东北是路途末梢，我小时候没什么商业，也没人干从山东贩地瓜的事。东北地瓜难吃，个头傻大，白瓤、无油，只带点儿很淡的甜味儿，土腥味儿重，嚼一嚼，很委屈。埋进炉灰里烤的都是浅黄薄皮的小麻子土豆或苞米。烤地瓜是小姐身子丫头命，闻起来倒香。入冬以后，三轮车上推着大圆炉子，下面烘着煤炭，里头像馕坑一样煨着地瓜，我们兄弟见到就吵着要买。父亲说有什么好吃的，连看了几家，远远指着一块，“就那块是黄瓤的，买那块去吧”。掰开，深黄，几乎像西瓜一样起沙，蜜似的糖汁沾了满手。卖地瓜的搭讪说：“这块打算做幌子的，让你挑去了。”我打那就记得，他会认地瓜，但是不吃。

几年以后领我们回老家，他自己承认了。在大娘家吃饭，他和陪坐在门口的大娘说话——山东老家里，女人是不上桌和男人吃饭的，没人觉得有什么尴尬，女人上桌才是尴尬。“大嫂，这咸菜我天天想，地瓜我可一辈子也不想。”我们一块接一块地往嘴里填地瓜，皮煮得一碰就掉，瓤是通红的。桌上的大哥也随声附和，他比他三叔小八岁，此时接班顶替大爷，到县里工厂上班了。大娘见我们爱吃，说俩孩儿爱吃，这有的是，留点肚子待会儿吃花生么。确实有的是，仓房里堆了十几口袋结白霜的地瓜干，也好吃（如今超市里十几块钱一小袋），过了十几天吃腻了，就学四叔儿子的样子，拿地瓜干打猪圈里的猪玩，猪闻闻，摇摇头走开了。

父亲从记事起，吃了一十七年地瓜，实在醋心时，捡块盐水泡的萝卜咸菜嚼嚼，吃得哀哀欲绝，背地里发过无数毒誓，除了在噩梦里，再也不见地瓜了。到考上高中，每月领到了十五斤棒子面。他高考前合计：工不可能，不是城市户口；兵不可能，成分不好。旁路还剩两条，农的一条，回家跟爷爷种地，打粮食换地瓜，他心高，认不下；商的一条，就是背着袋子去烟台街上卖烤地瓜。后来自己说，如果考不上大学，留在县里，能做到高中校长。他对自己的估量向来像算数学题，有甚说甚，也不谦虚。县高中校长很是个人物了，我大爷是个小学校长便冲州撞府受人敬仰，昂着头，背着手，口袋里插一根钢笔，总随时预备下一套教训人的话等着别人到跟前来领取，对大娘倒法外施仁：“老娘们家，懂什么？”父亲的小学是跟着他大哥在四乡里游走念完的，有年过年，家长请大爷去席上坐主客，喝加梅子的黄酒，使勺子挖整鸡熬的冻子吃。父亲和那家孩子一人领到一个大馒头、一碗肉丝炒白菜，他平生第一次吃到花生油炒的菜，诧异于世上有如此神异的东西，一辈子念念不忘。

大娘年轻时白净高挑，家境不错，陪嫁也颇丰，分田地定成分时都是罪过。老了随大哥住在青岛，教我妻子说：妮儿啊你买地瓜拣大的，大的甜。八十几岁上脑出血了一次，后又奇迹似的能重新下地干活。在医院时，有半边身子不肯这么干躺着，想这想那，说我阳台上还晾着盆地瓜呢，你们谁再来时给我带几块啊。大哥打个唉声，娘你吃那东西干嘛。大娘以赞美祝福的声音含糊地说：“地瓜好吃。”

她们于世上的活着，从做小姑娘到垂垂老矣，怀抱着秘诀般的忍耐。男人们尚有希望走出去，或自己把梦踩碎做几件癫狂的事情来消遣，带着莫不饮恨而吞声的神情，盼着有人来问问自己，女人们只是安静地从旁看着，别人从不问她们，问也不说。日本影视剧里的旧时代，多是这种男女，像很值得审美的独特气质。在近似的严苛中，人的沉静似乎都差不多，否则能怎么样？当然也有异禀，犹太人好像就总不放弃绝望中的希望，二战时他们中间的一个笑话：刑场上的枪决改为绞刑，捆在柱子上的说，“看，他们没子弹了”。我们编不出。佛教进入中国而盛行，浅显的现象，是提供了好解释，穷苦人信了之后更加安静和分散。至于“中国人是压不垮的”还是早已贴在地表无从再压，我分辨不出来，也实在不知道该不该为之自豪，起码，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或一个民族身上时，是不同的。何况，刚获得一点儿哀伤之际，就优哉游哉地玩味起来了。

（2013）

渡河入林

“过河入林”是美国内战时一位南军将领的遗言，刚知道时欢喜赞叹，觉得是很好的濒死体验，后来一想或许错了，那是对部队的命令。跳出语境，这四个字浑然天成，能联想到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太简慢了，应该是人在自然中的处境。

我父亲曾希望老了以后和我母亲回老家去，收拾几间屋子，种点儿花生苹果，养两条黄狗。有诸多不可行：我母亲生长在城市，对农村的恐惧大于他对城市的抵触；他自幼负笈游学，没务过农；他们俩，也都没能等到那一天。但他是当真，他的思维并不简单，是我见过的胸怀气象最大的人之一。他青年时立志对身上的一些东西不做改变，表现为一些痴气：工厂里分房子，为我们上学近便，我们家离厂区很远，他就把房子退了，“用不上”；下雨，找不到手电筒，就点了盏过年时的纸灯笼，领着我去给我母亲送伞，他工科出身，完全是从逻辑出发，我在路上觉得丢人，现在回想，那是很感人的画面。于公的一面，我母亲多年后讲，我们幼年时，他在家中拒过一次贿，而且极度气愤，我母亲说你不要就算了，何必追着个女人在街上吵，他深恨这帮新冒出来的人太看不起他及共产党。那笔钱的数目，因为我觉得大到不可思议而不便写出，当时万元户就不好想象了。我反复问你记错了没有，然后念叨说要我我肯定要啊，让我杀人都可以考虑啊——我也奇怪杨震那么低调，“四知”这样的隐秘对话是怎么传出来的。除了有一年顶替为车间安全生产先进个人，他没当过模范，所获得的最接近于“政治坚定”的考评是“年轻而老古板”。厂里给配的车，他只下班太晚才坐，平时都赶通勤，市区到平房区要一两个小时，通勤车的规矩是先上车的有坐，不论级别。分给他的那半栋小二楼，既然他不要，也就不硬给。他很喜欢工厂里的这种清爽，不喜欢“地方上”（他们这么称呼当地政府）甜腻的无耻。他以那数万人的大厂为荣，造飞机，大型的是他们的梦，中型的质量还可以，不经常往下掉，小的更成熟，能洒农药，非洲小国还采购了当轰炸机。最广为外界所知的是简易面包车，原装发动机。还有煤气罐，在煤气站，懂行的会要求给挑个他们厂的煤气罐，夸奖说不愧是军工大厂。我家最沾他光之处，是比别人家多了一只煤气罐。他没看到，后来工厂先是分裂为两家，造飞机的那一边，正常情况下连年亏损，最好的时候毛利百分之五，造汽车的这一边，闹到库管员可以整车偷出去私卖，终于被人吞并了。说回到他的那个愿望，如果在今天，不知道会不会也换成到三亚过冬，我想，他至少要回他的村庄上试试。

今日夏至，我觉得哈尔滨夏季比别处的天长出许多，晚上七八时以后才开始昏暗，凌晨三点多，就重新放亮起来，对睡眠浅的人很仁慈。因为几乎没有春季，夏天又短，我觉得这里的夏天极美好，所得的越少，越容易充满感激。

我总苦恼于如何安放虚无的东西。今年这最短的这一夜，我用来看一束信，是父亲三十几年前从初识到婚前写给母亲的。出人意料，七十年代邮政系统曾发行过很精致的信封和邮票。出于对时间的不同态度，她写的信并没被保存下来，这就是通信的荒谬之处：珍惜记忆的人，反倒先被遗忘。

父亲对感情问题，像设计机组一样求简明——从目标出发，设定否决条件，否决不了就继续推导，得出的结论是：应该自即日起将一切交付我母亲。他们通信时比我现在年轻，却成熟得多，至于人格更是悬殊，我差不多就是父亲在信中用不屑的口吻谈论的那种人。他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方向，欲严肃、忠实地走完这条长短未知的道路。我大哥也不信他能种地，说三叔手最笨，连独轮车都推不好。母亲讲，刚有我哥那年，他们回乡，从镇里借了辆独轮车，没走几步就翻到路边。父亲挪了行李，让母亲抱着我哥坐另一头，以取得物理平衡，推起来时说：“现在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至今，我也没有走近过他的形象，十八年里，我没有机会与他对视。和他相处的最后几年，他透过简洁的洞察力，对我的将来忧愤交加，我也只好依逆子的本分，抱以冷漠的自闭。他知道得清楚，打背起行李离开夜里闪着黄豆粒灯光的村子起，就与他爹视作性命的土地隔断了。他存下了祖辈的一些守则，然后干净利落地抹去了家族理想中的精明谵妄，过滤掉与所受教育相悖的传说，照着他们这一代技术官僚的体系，在新的年代里建成了新的谵妄，并不觉得自己是无根的人，即便陷入绝望，仍不接受模棱两可的经验。我很少讲述他，因为我在讲述一个陌生人。

我们那个村的男子多半是叔侄弟兄，他另一个走出去的族兄弟，我也叫叔的，因为母亲高寿不肯移居，总要回村里。他的家在北京，日常驻扎香港，前一日在世界中心，后一天就掉回了饥饿童年。他说，你爸是孩子头，大孩子都听他的，家里一听是跟他走的，就算去打群架也乐意。拍着大腿叹气：“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可把咱老家给落下了。”

读过一篇报道：根据对急救的统计，在山野里长大的人更易于苏醒过来，大概是他们在幻觉里会回到那些景物中去，激起生命力云云。我对这个说法有点儿相信。城市给予人的是便利，并非安全感。进山的人要准备食水，计算路上的水源、在哪里歇脚。城市生活里，商店里刷卡、彼此提供各路服务，是各得其所的方便，但只要拉掉电闸或一场暴雨，身为小动物的无助就回来了。我是很怕自然界的，山上的植物不认识，哪种蘑菇能吃不知道，身后冒出个怪物叫我的名字不知道是回答好还是不回答好。

自然界里长大的人易唤起，还因为保持着拔腿就跑的原始敏感。艺术点儿说，因为生与美好都不易获得。乱翻《红楼梦》，贾母在中秋夜宴上叫人来吹笛子，吩咐怎样吹才对得起这月亮，园的另一处，两个在作诗的姑娘也悄悄听见这笛子，同时觉得若有所失。这是无透视的水墨画中的场景。那时可以经常看月亮，但笛声不容易遇到，遇到了，蓄积的情绪就得以细细密密地翻涌上来，披衣起来开窗牖或站在树下静听，想邻家的女儿或自己就是那个女儿。现在简单，打开手机，稀里哗啦地响一气，“怎样爱你都不嫌多”，把流动情绪火速吸收一下就睡了。遇上危难，他脑海里弥留着童年箫管，你脑海里是臭大街的筷子兄弟，这就是分别。

前段时间，去个著名景区随喜，不知道是几A级名胜，大概统共有几个A就是几A，太著名了，以至于全国人民都到这里来体会世外桃源。桃源里的纯净水五块钱一瓶，电瓶车和厕所前排数圈长队，大家全都在导游的领导下在游客中心一带晃，不随便往深处去，走丢了怎么办？每个人都恶狠狠地打算尽快忘记假期那头的世俗生活。有个店主裤裆里夹着个手鼓卖旅游纪念品，用一张打印纸介绍自己说“来这里敲了三年鼓、发了三年呆”，生意很不错，毛利高，客流量大。这真是个办法。

“隐士”是奇怪的词，受过特殊教育、有规则地侍奉主上为士，隐去的话就是出了问题、和天职相悖的士，和“叛徒”正好对仗。这词儿也极准确，我们没有浪人的说法和观念，即便隐去，也始终以士自命。武士转为文士之后，所侍奉的东西日益抽象，汉族明君多是在士阶层的选择下形成的，如刘邦曹操——曹操自己也是士中一员，也许真不想称帝。中学课本上，范仲淹与滕年兄借着修楼堂馆所发牢骚辩诬分说兼互勉时都有公职，忠公体国是两人的本分（后世多数时候引用错了），真沿着被踩得滑不溜丢的终南捷径归隐的，起码也变本分为乐趣，改不了看《新闻联播》，还要彼此竞争一下谁才是本时代最著名的隐士、鲁豫采访你没有呢。江湖之远上，谁轻声地骂他一句，必定听得很清楚，于山中托人传话出来：“我早已不问世事……”

可能是因为崇洋媚外，我总觉得古代外国人的幽居简单一点儿，没有学点儿知识就觉得谁都欠自己的或自己欠谁的，能在闭门写回忆录之外干点正经事儿，发明蒸汽机或者永动机。明朝时的法国人蒙田，在上流社会出入时进退得体，厌倦了就把官位卖掉，去乡下盖间大屋子住进去，向内寻找最大的诚实态度，默想人类和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国王找他，他就去一趟巴黎，草草表示完敬意就数着日子赶紧回来，像看望丈母娘。

好莱坞电影里，主角主要是和变异了的前同类进行战斗。讥笑隐士的也几乎都是在职的士。皇上能容纳不召之臣，很多臣下则觉得他们思想活跃、心怀鬼胎，不杀不足以平士愤。科举的一大功德就是替他们找回了面子：“有几分歪才便只会说嘴，无非只就考不中而已，啦啦啦……”

我的意思是：隐是无所谓真假的。一日为士，且生在中国认得三五个字，且这字是从背四书五经得来的，走进它还是反对它，“士”都是扯不掉的概念，农工商及贱民都没有“隐”的概念，本身就没人去看。人人都爱陶渊明，感谢他把诗传了下来，像保住了个5A级景点，容自己需要吸收情绪的时候进去作践一番。把他和一千年后的诗人狄金森比较，就觉得他还是负担沉重，后者遗愿把自己写着玩的诗都烧掉，只是淘气而已。隐士走在山里像和尚把自己封进洞中，是强制性追求精进。要忘掉的事情，除了身份，以知识为首要。立“顺帝之则”的誓相对容易，“不知不识”就“改也难”了，那岂不是要混同于一般村氓？“性本爱丘山”的“性”自然不是天命之谓性，这个概念体系也是他们计划忘掉的，但他们要建立什么呢？旁人对“悠然见南山”这个姿态觉得有所会心，认为悠然之间，那一定是因为想起山外来了。我也觉得，或许是想到山外了。

我从山里走出到山外的父亲，没听过这些胡言乱语。我那时是见到他就溜，他在病榻上叹息：“以后不那么管他了。”如果现在听到，照样会怒不可遏，他连见到我哥在襁褓里蜷着只拳头，都高兴地联想向党旗起誓，总是己所欲就大力推广，见到别人身上有他所不欲，就想尽办法帮人拔除。看到要饭的，让人等着，走很远的路回家找衣服鞋袜和包子送去，弄得乞丐大失所望。他中年时，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党校里学习，住一桌一椅一柜一床榻的单人宿舍，每天晚上看部武打片，带回来一尺多高的笔记和论文，觉得还是做学生舒坦。他不愿见到世上还有我这等口是心非之辈，而且不巧竟是他的儿子，要反对什么就该真的去反对，无所用心，饱食终日，浪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没有意思。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他英俊的眉眼不快地逼视我，于是才又扯了上面的很多淡出来，情非得已，并非曲意地藏着什么观点，请不要上当。

（2013）

愤怒闲谈

我有两次陷于愤怒不肯自拔，从身外看都是乏味琐碎的，现在回忆起来——到我终于能回忆时，觉得无可名状，又觉得只好如此。

一件是作家余地的死。我那时年轻，肯等待不合情理的事情，正犹豫着是否要认真地去学着做小说，像做木工一样地做。我明白我没有持续充盈的激动才能，万一有，则是过头的，会过上《荒原狼》里的哈勒尔或者《大师和玛格丽特》里大师的狼狈生活，却没有配得上的才能。我那时年轻，轻信自己能耐受折磨——对这类痴心妄想，余地从来不嘲笑，肯认真地听，认真地建议，一副有把握的样子。他的死带给我的狂怒，是所谓最后通牒中的“放弃幻想，认清现实”之类的绝望：那个破破烂烂的梦早就不堪再做下去了。我不想弄清楚这愤怒中有多少羞愧的成分，毕竟愤怒要体面一些。好在没人在乎，那是个十一假期，人人都忙着去旅游。

另一件是我母亲的死。她病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垂危持续了四五十日，这让她有时间对身后的每件事作出安排，直到她的同事送了份感人的悼词来，请她看是否满意，她望着那昔日的小伙子苦笑：“你觉得我坚强，也不该给我看这个啊。”都安排妥了，就问我“是不是你们猜的时间都过去了”，我说早都过了，她就竭尽全力地盯着我的脸，想要记住它，但是想起来并没地方记住我，就去看别处，她的朋友、同学和同事常送花来。这样的事情，再加上恐惧，让我终日怒气冲冲。我和她像一前一后走在迷雾山中，过去，我能踏实地望着她的背影，没想过她看到了什么，那时我即将知道她其实什么都看不到，只是为了后面的人，才跌跌撞撞地走。还比如我们根本无力讨论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只能每天谈些家里的旧事，她尽力把记忆控制在她喜欢的年头里，这些谈话，加上疼痛，使她筋疲力尽。她又问我，你以前整天瞎写，你在写什么？我突然难过起来，因为没写出值得拿给她看的东西，也只好打印了一摞给她，她翻了两天之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大概是庆幸我没当真动过要当作家的念头。

那时的一些人一些事，并不是我愤怒的原因。以长者之言，各人有各人的难处。或者说，人对感情做出的回应，各有估量，即是对自己的估量，最好不预期，也不设标准，更不能揣测动机。

说两个无关紧要的。一个是最后那家医院。当我仍不肯松开幻想时，为了位善造瘘的专家，挤在大医院的旧病区。母亲极坚韧，可有天晚上，突然委屈地哭了起来，说她从没怕死过，只是不能是在这么个地方，在条挤满了尿骚、剩饭和药水味儿的走廊里，任何人都不该死在这么个地方。第二天，那位专家找我去，说早就进了终末期，能手术的位置也不利，起不到缓解痛苦作用，还是不要做了。他说话结巴，就在黑板上兴致勃勃地画了半小时，使我至今记得整个消化系统的工作原理。我们托人转去了干部病房，那病房是给局级以上官员保健用的。干部病房在新楼，都是单间，装潢同宾馆差不多，气氛是悠闲的。回想我们来的地方，登时明白了诸多因为所以。到了这里，实际便是放弃，而母亲的情绪却好起来，她只在乎自己的尊严，要我趁人少时，扶着她在贴着壁纸的走廊里走了一圈，趴在我耳边上说：“我能在这儿走，挺好的。他们愿意来看我的，就叫他们来吧。”

我们住进去时也是个十一假日，相貌堂堂的科主任节后来上班，便要我立即搬出去。理由很体统：这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我最怕看这种脸色，此时却只能苦苦求他网开一面，按照社会上的礼仪向他供奉谀态，只记得他说：“你们家不要占着医疗资源，别耽误我的时间，我还要去给首长看病。”我问一位医生朋友，他究竟是嫌没什么药可用，还是怕我将来闹事，该送多少钱才合适。朋友说你就硬住，他也没办法的，又不指着他，一个看老年病的。我封了个几千块的信封给他，他让护士退了回来。第三天在电梯口碰到，并排站着，并不看我，说你这人对老人根本不尽孝心，现在要是去北京的话，可能会有救。同情心向来不是义务，也不算医德的一部分，所以直到这回他说出有违医学事实的话来骗我，我才有点儿恨他。

现在能心平气静，就要承认他看管着等级门槛，是依照职守行事，我们确实是给他添了麻烦。在那种等级里待久了，即便是好人，也难免促狭猥琐，不太留意平常人如何度日。我那时已窘迫到无力讲道理，所谓愤怒，不过是填补丧失的自尊心而已。他对我的损害，是如今回忆起那一段，只记得要羞愤交加地躲避白眼和质询，而想不起母亲对我说的许多话。

另一个是我母亲的旧同事，几年前说她弟弟患病，来借过几万块钱，并没有利息，母亲病重以后，这位同事不仅没来过，而且找不到了。到夜深人静，她常想这个人，觉得人世间还留了件耿耿于怀的闹心事，就叹气：“她怎么不来和我说一声呢？还不上，也应该来说一声的啊。”我后来经过辗转，找到那人，还钱的事，由三个月而半年，由一年而二年，每次给她打电话，她家总有个人正病得要死，我若硬讨，就等于是谋害那人。妻子忍不住，给她打电话，说了个到法院听传的日期，她才凑齐了，笑着说要是你阿姨我有钱的话，还该给你们点儿利息的……后面的话没听清，我已经知道她用钱是投入个叫“无限极”的传销，只想着尽快从她眼前消失而已。

那两次历时较长的愤怒，表面看，只能算阅世肤浅，因不理解而生褊狭：势利等级和欠钱不还，都是……起码现在是人之常情。这确实很像小孩子见到下雨阻挡了出门玩耍时的气愤，成人不气愤，不是因为拿雨有办法，而是接受了没办法。有本领或心胸的人，就算高举振六翮，但天是没有边际的，恐怕总逃不脱落入愤怒，因为我们的世道上，有那么多的人之常情：比如那个令科主任自豪的首长，几年后，仅仅因为件韵事就在京丢了官，而且还连人带床笫被抬到网上示众和奚落，他本是学人出身（研究的是马列主义），恐怕也要不解和恼怒。漫画电影《复仇者联盟》里，危急时需要班纳博士立即变身绿巨人，条件是触发愤怒。班纳博士说这容易，你们不知道，我其实一直很愤怒。让世路上的健儿说，则是对自己无能的不满。世路健儿处理愤怒，要赶上前去，或者说翻身过去，锱铢必较，加倍奉还，不仅精神顽强，头脑与手段强健，记性也很好。而我连记仇的本领都没有，刚讲过那两个人，一个只记得姓，一个忘了长相。

那以后至今，我被诈骗过、被勒索过，因为生活在哈尔滨，遇到的以野蛮无耻为社交战妆的男女尤其的多，时常要面临势利的漠视鄙视或势利的讨好奉承，还长期被不认得的人代表，但愤怒越来越短小。大概伪饰久了，分不清他们诈骗勒索漠视辱骂的那人还算不算是我。何况，他们只是需要去诈骗勒索，对象凑巧是我，如果我只为自己愤怒，而对“一个相当长的……阶段”里的其他都情绪稳定，还不如情绪一律稳定的好，也公平些。那两次历时较长的愤怒，或许是我由一个人变成一个典型中国人的过程吧。

此外想来，还有些后怕。在那两次愤怒里，我似乎有过不顾一切将怒气传染出去的欲望，说不好是打算毁坏公物还是伤害不甚相干的人，起码不太在乎，真做出来，也会有自以为充足的理由，那些理由，是标准的歹徒似的理由。文明人待在野蛮的世界里痛苦愤怒，然而，野蛮人待在文明的时代里也很愤怒。

（2014）

无罪无罚

我们家这五六代人里，没出过英特迈往的英雄，也没有叛逆、天才或疯子，搜检上百年里各支上的记忆，无凶杀、无孽情、无横祸，都是些可勾销的琐碎恩怨，子弟们出外考学，到乡派出所政审，只发现某位姑老爷涉嫌破坏军婚，还是抗美援朝时的事，叫爱听故事的人看，实在一筹莫展。我的先人在乱世里不甘沉沦，苦熬中仍有坚持和盼望，才守住看似风平浪静的福祚。如今流行的话题，是饱暖之后思罢淫欲而谈论信仰，人人都情绪激昂，像自己被谁耽误了似的。按说，他们不约而同地取严肃拘谨地过活，也应有所信奉，但据我所知，好像并没有。

我老爷爷（爷爷的父亲）是唯一从事过相关行业的，他已无科场可赴，就在村里做起了风水先生，也算回复儒的本业。这行业，妙在模棱两可，自孔子起就没有说破，治礼作乐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的体面天命，而堪舆之类法术，是“可说呢”或“你说呢”，正好朦胧地掩护礼乐所不及，撑起来莫名畏惧和低微希望，也留下了阳儒阴道的含混里子。“为阴地者，五黄相乘，五气凝结，负载江海山林屋宇”，不知道他充任沟通神秘职责的口碑如何，乡下人营造阴阳宅，并不真挑拣，也没多少选择，他的工作或许是以象征性为主。他六十岁上得了重孙子，长房大哥还记得幼年跟老爷爷去相地，据他说，仪式很繁复，毕竟是山东人，老爷爷的神态相当郑重，虽然此时已建国，我花开过百花杀，均不可成精。他亲手选定了自他而始的祖坟，还请同道来交换意见，均勘察出这地穴虽有几般不是，但最出息念书人了。又牵着我大哥的手说你别往心里去，你的命虽重，不是念书的料。

我爷爷讲，他二大爷活着进过鬼门关。已经没气了，停了半宿又缓醒过来，说到了那头堂上，判官一见，和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弄混了，着小鬼押了回来。邻村确有个同名同姓的，是出五服的本家，确在那晚暴亡了。《聊斋》的许多回目，就出在我们老家，爷爷只讲过这件亲眼所见的。讲过这事儿，他问我大哥：“文君儿，你信不信人死了要到阴间去？”他此时胃里有东西越长越大，市医院的医生是大表哥的同事，说别给咱姥爷动手术了吧，下不来台的，张罗了一箱子杜冷丁，说这岁数扩散很慢，到疼时再打。大哥把他接到青岛家里，每日抱上抱下，越来越轻，爷爷不好意思地微笑，“还是咱爷俩好啊”。他一辈子只看住地上的事情，他爹识文断字，他不认字，他的子孙又都出外念书上班，便整整做了七十年四辈子人的庄稼活，比别人多活了这几十年，也只是多耐了几十年的辛劳。此时此际，知其不可奈何，又无事可做，天上面地下头，更分外与他无关联。大哥每日摆两桌子饭，抱着肩膀看爷爷努力地吃，摇头说我心情不好时做饭就难吃。现在回想，我到长辈家串门，都是只见祖宗牌位神码，连个供灶王爷的都没有。大哥说，咱家没有拜神仙菩萨的，只拜祖先。

我听人讲一位大人物，进了庙双手合十，冲金像朗声道“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你信仰佛教，咱们相互尊重”。好倒是好，但好不过压根不进去，有如下象棋，大人物和大人物，既代理不同的道，又没有多么融洽的关系，也没有必须谈判的纠纷，是不朝面的。

我进庙拜过佛。五六年前，母亲的一位老同事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打算到庙里为我父母做法事。她曾帮母亲联系过一次，行话大概叫“超拔”，为众生举念，拔出苦海，含义是很动人的。母亲讲，那次同做的还有个极哀痛的女人，同事说她那个难，不像你家，她丈夫是车祸横死的，很不好超脱，要在下面受好久的罪。母亲就默念父亲的名字，说你在那头那么多年，要是有能力，就帮帮这女人的丈夫，这么年轻，太可怜了。我记得，她讲这事儿时，因为找到个可以当人和父亲说话的地方，很是兴奋。于是，我就回答我去。

母亲的这位同事，应该算居士，个子很矮，斜挎着旧书包，里面鼓鼓囊囊不知是什么，说话走路都快，领我从角门进了尼姑庵。这庵名字也叫寺，在座寺旁。那寺是名刹，在南岗东端上风头，都说此地是龙脉，当年，为抵制洋人在龙脉上建教堂破坏哈尔滨的风水，修了这寺来抬杠。这传说很爱国，虽然爱国爱出龙脉来了，但是爱国是很容易爱出龙脉来的。几年前，市政府在两百米外又建了条十几米高的钢铁黑龙，该龙破土而出，狞厉森然，一脸拒贿的正义，这也是模棱两可的巧妙，究竟何意，是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还是别的什么，怎么偏偏修在此处，“你说呢？”网上关于这座寺，还有不大好的传闻，附有“文革”时批斗老方丈的图，老和尚项戴“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牌子。据称，旁边穿干部服的和尚是个造反派，便是他引红卫兵抄了寺毁了像烧了经，改革以后，又是他来出任新方丈。女居士说：“寺里的和尚不行，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做法不灵。”虽然我认得位开同性恋酒吧的和尚，但不好说人家嫖赌，吃喝是准的，寺在市中心，和尚们的夜生活，附近居民楼上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还贵”，这也是准的。寺里有座金佛，信士弟子捐了千八百万，质量极糙，法相有点儿像相声演员刘流，洗这佛那天，香火和花露水味弥空，维持治安的警察指着最前排的观礼席位说：“五万一个，得造多少孽的来买这个？”那时寺外的楼房还只卖一千二一平。她领我到庵后一间屋里登记缴费，尼姑面有菜色，将（大概是）一百八十块钱上册，检查过我带的供果，嘱咐了几句。居士抻脖子看簿子，说今天真好，只有你家一份，又说，有多少份都是一样的，佛光普照，阿弥陀佛。

我们被一位小尼姑引着，从木楼梯上了佛堂二楼，开间近两百平米，三面龛里供了大小佛像，烧着许多香烛，地上有数排蒲团。小尼姑把我报过父母名讳的牌位立在正面三座佛像前，码上供，留一块掰开预备施食，焚了香进炉里，又给我三支长的举着，命我一直跟着她，她拜便拜，她起便起，她行便行，叫上香时再上香。我悄悄问居士其他尼姑吃饭去了么，居士说不吃晚饭的，一会儿就都上来。一会儿上来时，吓我一跳，陆续有三十多人，皆盛装袈裟。于是唱诵之声不绝于耳，给我一册，要我也跟着念，我看，是曾当诗读过的：“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一部接一部，在她们的女声唱咏里，香烛烟雾，一起一伏的背影，远处就显现出黄金墁地的园，七重行树，大放绿真珠光和珊瑚琥珀光，被琉璃折射出亿万日光的城，有个词叫陶醉，就是眼前光景。这一场下来，约有八九十分钟，对尼姑们所持的端正庄严，只得答以唯命是从。前面的尼姑，二十许年纪，圆圆的后脑泛着一层浅青，耳鬓和细颈仍是女儿家。除了领头的几个中年尼姑，大多是在她的年纪，都是清瘦而面色蜡黄，还有几个背不下来，要悄悄看袖子里的经——黑龙江农村大多不缺吃的，这种脸色，很久没见了。我欲感慨，但连忙想这感慨太冒昧愚蠢，我既能理解隔壁油光满面行世间法的和尚，也该敬重过午不食的旧时女儿家，虽然仍是不能去信。又一声响，铜的回音未散尽，她们已列队下楼去了。此时只觉得头皮发麻，通体如被烛光洗过一遍，仿佛经历了大事，无处道谢，楼上又只剩我和居士了。她领我从来路出去，带上门，道一声珍重，就向着龙脉的反向去了。

此事我当隐私。抄经之类，带信不信，也该是隐私，可既然在朋友圈里散布鼓吹，想必已是时尚。时尚是民意所呈的强权嘴脸，还是遵从好。吕纬甫说迁虚无的坟不过是足够骗骗他母亲，我则干脆抵赖说是我母亲假借我做的，委托我骗一骗她或我自己，那楼上的灯烛，圣洁到魅惑，但我仍未觉得能促成与神异的沟通。祥林嫂捐过一条门槛后就欣然了，使人觉得，类似仪式对世人有慈悲，但宽慰人的那后一半和威胁把人锯开的那前一半，俱为一体——我这是愚蠢和傲慢，不劳有信仰者指出。

我舅妈娘家祖传信基督教，在她弥留之际，教中姊妹到病房外祷告，预备升天堂的姊妹跪在病房左面默诵，将来要下地狱的教外家属坐在病房右面叹气。教友里有位大学教师，拉住我母亲说：按说我不应该这样讲话，可你嫂子嘴上信，到现在了，却还在埋怨别人，你如果信主，会比她的境界高。给她留了个电话号，弄得她很尴尬，觉得有哪里对不起舅妈。舅妈和几年后大舅的葬礼，均由唱诗班主持，家属没有机会哀哭，孝子没有盆可摔，准备讲话的单位领导，好不容易才晕头转向地挤进去致了个悼词，犹犹豫豫地叫了声同志，旋即觉察不大得劲。基督教门里的仪式和感人处，与佛家将无同，沉浸其中，也会有被洗过的痛快。我回老家的村里，当年除夕放电影的礼堂，不等人拆，就和前朝遗址一样，只剩了二尺高的基座。没人住的房子，塌了一面山墙，把灶台水缸都扣在里面，像不再等待什么了，也才相隔了二十年而已。只有教堂是新瓦房，院门口挂着红黑字木牌，仿佛一级有关部门。有人很忧患地和我形容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谁家一死人，他们就去落忙，还帮着干农活，慢慢地，村里人都亲近他们，这很危险。我也没好意思问危险具体指的是什么，你这么忧患，怎么不也去帮着收苞米，群众自然也会和你亲近。

母亲病中，拗不过另一个同事，被拉去农村见一个阴人。那老婆子家在城郊，母亲也跟着叫她“大姐”。接过几百元，大姐置办了桌鸡鱼俱全的农家席，给装了两大布兜瓜子干菜，举着大烟袋说，今晚就做梦去那头，探看探看你要紧不要紧，下次你来，好好给你破破。在她们那行，这叫“头道杵”，后面会由几百而几千上万。她那同事，十年前因丈夫外遇结识了这老婆子，后来破镜重圆（破镜，是再圆上也是个破的），认为是老婆子作法所致，为这老婆子连房都卖掉了。王林法术拙劣，而那些聪明人都去结交，因他据有权钱运行的交点，去见他的，谁是为看抓蛇？可又不能不看，坐下直接谈事，太不尊重规矩，看完抓蛇，合过影或磕完头，权钱经居间而过手，事情悄悄办成了。王大师此番败走，有点儿悲秋，强人们感受过动荡，没准会真的唯心起来。至于那老婆子，顶多认识个副县长，于治病无益，当晚的梦没什么起色，被我母亲识破，前后只得几百元，收益还不如个农家乐。

“有不是骗人的”，母亲讪讪地说，她指我大姨的娘。我大姨是和她自少女起的朋友，那年，她们俩在奋斗路的教堂院里玩了一天，晚上在大姨家过夜，炕上排列着大姨的四五个弟妹。忽然，老太太从床上直直地弹坐起来，用并不是自己的声音数落说，这俩小丫头白天去了老毛子的喇嘛台，带回来不干净的东西啦。母亲吓得真魂出窍，大姨疲倦地示意她别作声，一会儿就闹腾完。我不知道她家的大仙是黄是白，也问不得，已知大仙传了两代，不知如今在谁身上。我见他们老姐弟几位家中都有供神主的暗舱，初一十五，都各自焚香烧纸。大仙的优点是起效快，易于理解，像憨厚的贪官，“给钱就办事”。那时黑龙江都是流民，没有寺庙，关里来的苦人只得求诸野外生灵，大姨的母亲要养许多幼小的嘴，只有“顶”个仙换来大饼子，子女烧香敬奉的，也有一份是母亲。

这类事，没人敢跟我姥爷提，即便只是“宁可信其有”，他也要破口大骂。姥爷上了八十岁，威风略减，舅妈才敢去教堂做礼拜。少有像他那么单纯的无神论，并没有论证求索，也无任何组织撑腰和利益矛盾，就是恶狠狠地不信，也没听说他上过坟，姥姥每年到十字路口上烧纸，要靠他睁一眼闭一眼。到给他办白事时，议论该按什么程序，原则是从众兼从简，从他的意志来说，也不会太在乎，会嘱咐那顿饭菜要好，不许愧对亲友。对这些事，说来说去，缘起个“怕”字，一辈子的功夫都下在活着的这边，对彼岸关注太少，像个小学生玩了一学期之后怕期末的考试。而他天生不知害怕，起码没有流露过，谁拿他都没办法。

亲身经历和感官所得，经常是判断标准，但又最不可靠，抓蛇这种下流的且不说，“五饼二鱼”之类，日后的宗教改革家努力重建可以思议的场面，说是那奉献精神感染了队伍，都拿了私藏的食物出来，于是就都饱了。话虽如此，可信神不是长征，求的是个确定预期，怎么还要自己带饼呢？

超级体验，现在最易得，吸入点儿化学制剂，戴个VR头盔，由内至外的感觉、思想和行为，连带价值体系跟着全变了。再说回我们老家，前年还是去年，几个过路的疯子，在麦当劳理直气壮地当众打死了人。老家人，常鼓吹山东人是汉人德行的标杆，从GDP到文明礼貌逐项地笑话我们东北，如今出了这件不光彩事，我不免立即打电话回去骚扰。“真是，真是……你说现在这人呢……唉，他们是哪里过来的来着？你那儿挺冷了吧？下雪了么……”他们在电话里期期艾艾。

几个疯子信的，所谓邪教，意思是有相对不邪的正教。正教者何，世间经验不能论证根本，寻找些从属性的特征，一是教义高明，二是少作孽兼不杀人，三是，嗯，势力已经很大，既灭不掉，只好承认，世界这么大，谁都独吞不下。要说杀人，正教也有乱杀人的历史（我说乱杀是我不信，信的要说杀得有理），还有正在乱杀的，也有人抖手说那不是母（我）们教的，真正的母（我）们教热爱和平，如何如何，视杀人狂为临时工，和中医爱好者的腔调相仿。要说教义，更是杳渺，能流布不是因为玄妙，还要靠足够直接易懂，搔到了时代和民众的痒处。至于势力，都有个可以燎原的过程，只要近在麦当劳邻座上，就惹不起。

我们这儿相对邪教没那么多，真的不算多，按咱们的精神状态和天地不仁的程度而言，教徒本该像糖尿病人一样多，这也算是我花开过百花杀的好处吧。靠变戏法给人新体验，靠仪式的光怪陆离，靠提成分销手段，大吹大擂地把捷径塞到人胸前，总之，凡借助人的软弱和盲目起家的，都有点邪。至简的道理，比如说，就我老爷爷的行业来说，自己家选坟地也只能挑个差强人意的，哪有那么多种上死人就能长出皇上娘娘来的？“这地这么好，你给别人相干嘛，回家把你爸爸掐死埋里头不完了么？”（王玥波语）

所谓终极问题，我家里人或许都没有严肃思索过，似乎也无能力。我所见到的，是他们大多敬惜德行，不因力微而放弃，面对无常，各自镇定坦然，我以他们并不完整的精神生活为荣，便是为此。

（2016）

死者仪仗

我母亲六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了她姑。她站在她大哥（我姥爷）家昏黄的灯泡底下，费力地打量着屋里的一切，犹豫再三，终于把手伸进棉裤裤裆，掏了个蝈蝈笼子出来。那只绿油油的蝈蝈经过一昼夜火车的颠簸，初次见到光亮，没头没脑地叫了起来。母亲对这个魔术场面念念不忘，五十六年之后，她错过了与姑见最后一面，姑姥心脏病发时是独自在家。

我的曾外祖父是俄国铁路上的工人，经常到境外修路，能说一口海参崴话。日本人霸了东北之后，他举家迁回了献县老家。姥姥的村子和姥爷的村子相去不远，过门后，对曾外祖父家中描述为“死人，结婚。结婚，死人”，那兄弟俩屡屡断弦，总共讨了五房媳妇。姑姥和姥爷、二姥爷都是最初的原配所生。姑姥的乳名叫“小仙儿”，打小有一只眼害了病，蒙着块翳，看东西常歪着头，神情迷茫。她跟爹、后娘和带着娃娃的二嫂过活，其时二哥已到哈尔滨去投奔大哥，二嫂是后娘的亲外甥女。于是，十八岁时，她就嫌剩下的日子总没有头。

姥姥那次的任务原本是接二姥爷的家眷，姥爷也在铁路上班，所以她倒不怵坐火车。虽然是媳妇，但远来是客，她在婆家，妯娌间不用说是有点儿感激的，公婆也各有各的心思，都是一团和气。只有小姑子默不作声地跟着打点行装，二嫂抱孩子一走，只剩她一个姑娘家守着俩老人过活。姥姥把姑姥拉到一旁，小声说，你也收拾你的东西，俺来的时候，你大哥说了，叫把你也接上哈尔滨去。其实是她自作主张。小仙儿的脸上，才流过一丝喜色。

她随着两个嫂嫂，第一次出门就坐了火车。到哈尔滨以后，二哥慢腾腾地把家小搬走了，剩下她在大哥家住着。我母亲印象里，姑那时候大概找了份保姆之类的活儿，早上出门去，傍晚才回来，她家离省委很近，大干部家里常要用小阿姨。姑姥后来寻的婆家是转业军人，比她大十几岁，在亚麻厂工作，挣得不低。姑姥爷个子高大，憨厚和气，姑姥一辈子虽没享过福分，婚姻不算憋屈。姑姥嫁人后住在近郊，先头生的是一对儿双胞胎女孩，没养活，后面又连生三个小子。她还在工厂车队干过一阵“大集体”，车队不是汽车队，是排子车队。母亲在展览馆的陡坡上见过她拉车，瘦小的身子裹在棉袄和棉帽子里，在结冰的路面小跑着抻着车把，把辆堆满了货的推车往坡下面送。展览馆离工厂还有十几里路。亏了那些年拉车，她才有了后来每个月几百块的劳保。姑姥识字，一生从不示弱，不哀叹家境拮据，手里有什么就过什么的日子。自顶门立户起，她的家计始终没什么结余。大儿子和三儿子还在那厂子上班，厂子说倒闭不倒闭，每年总要放几个月长假，剩下的时节只开得出几百元来。家里最大的收入来自姑姥爷，因为是离休，每月有一千多块。姑姥爷双目失明以后，多少年都没有出过家门。

我姥姥总同情姑姥有那么个老二。她家老二在东北话里叫“酒魔子”，酒魔子是放弃生活或者被生活放弃的一种人，他喝大酒起先喝跑了媳妇，然后把爹妈攒的房子也卖掉了，索性搬到吉林一带的农村去了。亲戚们只有在他回城借钱时见过他，老二怕他大舅我姥爷的脾气，只敢去找大舅妈，姥姥塞给他一点儿钱，嘱咐他既然回来了怎么也该去看看他爹妈。姥姥扒着窗户看着这个家伙刚出楼门就晃晃荡荡地钻进了出租车，替苦命的小姑子叹了一口气。姑姥临终前一段惦记的心事是该给这个老二办上低保，给他置上一个归处，但是至今没有人见到他。跟在她身边过的是老三，老三性子好，在工厂那次载入史册的大爆炸里落下了精神刺激。这些年，他所受的刺激越来越深，发病的时候把家里砸得更加破烂，不发病的时候就加倍地愧疚和沉默，所幸的是媳妇少有的贤惠。

姑姥心脏病去年曾发作过一次，“三根血管堵了两根半”，医院要她支架，家里连住监护室的钱都拿不出，正踌躇间，姑姥说我刚七十二，怎么着也还能再对付活一年，回家。今年过完春节，姑姥爷先她死了，姑姥坐在简陋干净的屋子里，歪着头看着老头子的遗像，像他脸色有什么。送殡的在路上人们都说，这“重丧”怕是免不了了。果然到初冬姑姥死的时候，相距不过九个月。

老三面色平静地说，我每天回家，我妈都要在屋里喊一声：“三儿，你回来了”。昨天晚上回家，黑着灯，没人应声，我知道坏了，进屋看我妈躺在炕上，叫她她不应，用手一摸，凉了。要不是三舅突然凄厉地笑了一下，我还真以为他的病好利索了。

亲属见到姑姥是在殡仪馆的外头，准备装车送去火化。城市的葬礼通脱，一般从简，但怎么也该告别一下，可这事儿大家都没有挑剔，告别厅租一次要千八百块，亲友却不过二三十人。二姥姥家的儿女是她在河北带着长大的，感情要更深一些，她的兄嫂都是八十往上的年纪了，没人敢通知。姑姥脸上扑了一层厚粉，像她也不像她，花四百块钱雇来的阴阳先生大声喝道，孝子孝妇留神，眼泪不能洒落亡人身上。开光，铰开系在两脚间的线，纸棺材盖子便合上了，从此，就要在另一条艰涩如青果的路上了。

姑姥和姑姥爷寄存骨灰的地方在城郊一个乡的村民公墓，一年租费只要一百来块。这个公墓是一座砖瓦窑似的楼房，里面是成排没有柜门的架子，楼前有一大块开阔地。送殡队伍到达时，两三个掖着唢呐和笙的吹鼓手正守着一摊灰烬取暖，看到阴阳先生给童男童女开光，吹鼓手凑过来，把手拢在棉套袖里吹了一个悲调，这调门熟练极了，和着纸人纸牛蹿起来的火苗子，把众人的心吹得一开一阖。在城里，人情份往已经简化到了最极端：婚礼和葬礼。婚礼，什么时间，到哪个饭店，随礼，吃饭；葬礼稍有不同，什么时间，到哪个殡仪馆，随礼，告别，一般关系并不参加吃饭。说是“盖棺论定”，其实一把灰抓到匣子里去，大家就已经开始淡忘了，“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死亡的公平和冷漠真让人无话可说。

姑姥第一次发病刚缓过来的时候，给我母亲讲道：她在昏迷之际，真真儿地瞅见自己的爹穿着干净的青布棉袄，脸上红扑扑的，笑着唤她：“仙儿，别在这儿遭罪了，跟爹走吧”。她听那称呼亲切，仿佛回到了献县家里，真想要便跟着去了。可是她马上又听到娘（她的继母）的声音：“仙儿，别听你爹胡说，这是什么地方？你还不到时候，赶紧回去。”她才醒悟过来，又还了阳世。她想起儿时放风筝的那个下午，线突然被风刮断了，那白纸扎的鸟儿“呼”的一下蹿到更高的地方，然后便侧歪着膀子向西飘，也不知是自己愿意，还是硬被风裹了去。

（2007）

欣欣姐

住大杂院时，我的记忆还连不成线。我上了半年学才会写名字，在那以前，我和后院野地上的婆婆丁、黑星星一起，按季节发育，与院落中的一切同时开放和委顿，常常觉得世上只有我一个人。后来，识字为我建立了记忆，也改变了保存记忆的形式。

我家所在的那片房子，原来是所小学，我家和姜姨家是同一间教室，居中砌一面墙，我家在这面的墙底下放了一张桌子，在钉子上挂了一幅画，姜姨家在那头的墙底下放了铸铁床。我们这边刷成淡绿色，姜姨家刷成淡粉色，在离屋顶一尺的地方用滚子溜了一圈花纹。姜姨家比我家要好看。到了冬天，家家封窗户，在两扇玻璃窗之间填层锯末子，到了开春时候，锯末子上落一层灰。她家的锯末子上铺了彩色皱纹纸，纸上均匀地摆着几只塑料鸭子，当外层窗玻璃结了一层冰凌时，看着像万花筒。初冬的中午，我午睡前要转到她家窗外，用指头不停地对着几只塑料鸭子敲，一直到欣欣姐听见，从窗户里冲我摆着手笑。

欣欣姐比我大八九岁，那时上中学了，在我眼里接近成人，连我哥都敬畏地称她为“欣欣姐”。我只记得她温和、安静，常常把她的长相和画上的张海迪搞混。

大院的居民都没有电视，套在皮套里的电匣子每天除了“小喇叭”和重复两遍的评书《三国演义》，没有我能听懂的东西。父母们的消遣是串门和串门之后关起门互相议论，我隐约能听懂他们的话时，时常听到他们说起欣欣姐，“就欣欣不知道”。

“能不知道么，全家都知道，连小胖都知道，能瞒住她一个人儿？”

她家是在全院拆迁之前搬走的，姜姨家的姨夫是空军，转业安置在青岛。于是她家的事情就可以公开说了。欣欣是姜姨姐姐的孩子，姜姨两口子不生养，她姐姐家连着生了四个女儿，就把最小的欣欣抱来。姜姨的姐姐也是我们的邻居，我们都跟着欣欣姐叫大姨。除了对欣欣姐而言，两家离得只有十几步远。

“糊涂。”我母亲说。

几年以后，我母亲到青岛姜姨家做客。讲起姜姨家的姨夫脾气不好，经常在饭桌上呵斥欣欣姐，她就一边掉泪一边吃饭。姜姨说你哭完了再吃，这么不把胃吃坏了么。欣欣姐说我不吃他以为我和他赌气呢。这时候，关于她的事儿已经不瞒她了。

又过了几年，听说她上了师范学院，在一所重点中学教英语。

又过了几年，她和同校的一名男老师结婚了。姜姨也是暴烈的脾气，微笑的时候像一座安静的石头狮子，提起这个姑爷，扁着嘴摇摇头：“我说她，她不听啊。”

又过了几年，听说欣欣姐死了，得的是妇科癌症。她生过个男孩儿，病是在孩子三四岁大时查出来的，丈夫和她离婚离得很直爽，因为她的病，也领走了孩子。她前夫和再婚的妻子早就认识，或许和这病互为因果。那癌像一颗靠着阴郁蔓延的种子，从小就埋在她静悄悄的身体里，跟着她一起发育，青年女人的体格健壮，恶化也就更快。她临走前很想看看孩子，但是谁都联系不上前夫。

还是只剩下了姜姨夫妇两个，他们原本希望抚养一个孩子来抵御衰老，却在衰老到来之前就把空虚和失去的滋味都尝过了。他们想将外孙子当作念想，据说那个孩子已经不大认识他们了，到过年时登一次门，拿到厚厚的压岁钱就站起来走了。在人前，他们尽量保持体面，在小小的阳台上种满花。他们和哈尔滨的大姨一家走动得勤了一些，谁都不提起欣欣，像是坐在一个阴天里。

我不敢再明白过去以为自己明白的事儿。人无论是付之一炬还是化为泥土，不过是相同的重量，在变换着方式，该脱掉的脱掉，有些东西散进空气，被不同的人呼吸，他们诉说的方式变了，期待有人为他们再落一次泪也好。哪里又是已经被一切人淡忘的欣欣姐？

我时常觉得无地自容。

（2011）

隔壁

邻居是比较韧的关系，热络也方便，陌路也自然。我刚才想起来妻子娘家隔壁住过个老汉，她从小叫爷爷的，前些年死了，问她怎么死的，她就告诉我是怎么死的。

起初隔壁住着老两口，老汉姓韦。那单元楼是回迁房，层层户数不同，户型（当时叫格式）千奇百怪，有迎面是影壁一样的厕所，需侧身绕进走廊才是厅堂的，有三间斗室葫芦一样串起来的，简而言之，用住户的评价，“这他妈就不是人设计的”。老两口家还算规整，进门一个没窗户的小屋，一左一右厨房厕所，里面连着卧室，术语叫“一室半”，两口人好住，再多一口不方便。老两口有一儿一女，早结婚了，不住一起。没怎么来过，老韦头的老伴死了之后，更不来了。

妻子那时是个小姑娘，总不记得带钥匙，放学就敲韦爷爷家的门，他永远在家。她发现他顿顿吃煎饼卷大葱，就一碗已经乌黑了的酱，吃到碗边儿上结了一层柳絮。她也讨半张煎饼咬着玩儿，脆的。听见走廊钥匙响，就把作业收起来，喊一声“爷爷再见”，迈门回家。邻居们说老光棍儿也不像个过的，锅里炖点儿什么时，就端一碗送过去。老韦头也到她家里来过，借电话使。那时安电话先交两千四，然后去电话局，给师傅送烟，商量吉日，师傅才斜挎着皮兜子到家里来，前后十分钟的活儿，嘴里哼哼着“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我们当玩具瞎拨着玩，根本不知道一分钟是一根雪糕。老韦头当然不安，没人给他打电话，他连条鱼都不养，能和他说两句话的，除了邻居就是个老工友，差不多年纪，又瘦又小，每半个月来看看他。

他是给个老太太打电话。老韦头挂上电话回家，从门缝里张望到第十几次，老太太蹑手蹑脚地上楼来了。是个挺齐整的老太太，哪里和死了的老韦太太连相似的。大人说小孩儿少看，写作业去。有几次，老太太晚上没走。妻子的房间和老韦头家大屋隔道墙，她耳朵灵，几乎要听到牵牛织女星，但那头也没有动静。

老韦头再打电话，老太太来，接着，他那个姑娘就来了。四十几岁，胖，先踩着门槛气急败坏地喘，用眼睛瞪完这个瞪那个，然后骂，楼下的大院里都听得到。凉亭里的人摇着扇子，仰头觑看。妻子放学回家时，在市场里迎面看见老太太半走半跑，老韦头的姑娘在后头追，追几步，大概又不愿意就追上，弯腰在地上捡起个石头，朝老太太的方向扔。她嘴里骂的话，妻子听了觉得丢人——有些女人骂街是这样，她觉得很风光，旁人倒害臊。骂走了老太太，关起门来细细地骂老韦头。

老太太再也不来了。老韦头的姑娘时常来，空着手，前后远近地巡逻一圈。儿子仍然见不到，十年了，没见过儿子。准是不缺房。

老韦头成宿成宿地咳嗽，嘶嘶响。他姑娘放心了，不用来了。那个又瘦又小的老头来得很勤，看不过眼了，就住下。妻子隔墙听见他俩晚上唠嗑。

“去医院吧，开点儿睡觉的药也行。”

“没用。疼啊。满腔子都疼。你摸摸！你摸摸！”

“我不用摸。”

……

“那我明天陪你下楼溜达溜达去，明天暖和。”

“不下楼了。过几天就死了，还有什么可看的？就这么着吧。”

她那年正高考，听了之后，想到人的一辈子原来是这样，就抽抽搭搭地哭了。

过了几天，隔壁有人出出入入，老韦头总算是死了。他姑娘两口子搬进来得很快，几乎有“哧溜”的一声，她也有一儿一女，儿子等他俩身子底下的房子亦等得很急。和这家半新不旧的邻居彼此不打招呼，并没什么不自然。

再唠叨几句：人不如意，容易看谁都欠自己的，至少会习惯原谅自己，满眼怨毒，觉得谁都该让自己几分。这与得意时喜欢刺激和赏玩他人的嫉妒为乐的人很般配。而两种人，经常是一种人的遇时和未遇时。现在的许多事，不外乎是这原本是一种人的两种人撞在了一起。

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让许多好像有意义的道理施展不开。事非经过，一定有许多事儿别人不知道，但从隔壁的片面观察来总结，两个子女，就体验而言，一个是零，一个是负数，加起来是负数。当然也有相反的故事，父慈子孝夫义妻贤，守着个病人，耗尽家财，都过得不人不鬼，电视上看见，眼圈泛红，偏过头看看刚吵完架的蓬头老婆都顺眼了几分。智识过人乃至超逸绝尘的人闹家务，常遭人嗤笑，好像什么都是假的。实际上，哪有人敢说“吾有何患”呢。

（2014）

升平街

老城里的贫民聚处，是尘世气息最炽烈顽强的地方。“老道外”没多大，入夜看，是灯火里黑掉了的一小块。之前二十年造城造得太蠢，只有这里没被开发商相中过，如今被日益神话，成为城市精神。这里物价实在，小饭铺均历史悠扬，经济衰败久了，人人都不着急。

终于还是要拆迁，做生意的不愿意挪窝，怕破了风水，这一次由不得谁。按照征收办的说法，还“负隅顽抗”的老铺面，门掉了半扇、窗户上少块玻璃，也不修补了，能撑一天算一天，说不定哪天晚上，就被伙人扒掉了。也好扒，推土机已经在隔壁响了数月，墙早酥了，一推就倒。

我视北三菜市场为道外的精神旗帜。市场几百步，每个摊子都有点儿来头，从南头进来，左面卖瓜子干果，右面卖煎饼，向前是几家塑钢窗围成的流动车，卖海产和蚕蛹。有家温州人开的菜店，叶菜都叫不出名字，也不懂得吃法，主顾本来也都是温州人，他们在这些本地人赚不出钱的街区里赚走了许多钱。还有专做天津果仁的，现杀活鸡鸭的，做槽子糕的，卖牛羊肉和下水的，炸鱼烀狗的，切面铺，熏酱店，澡堂子……挤得中间只容两三人并排，冬季下水井口结了很高的冰，走起来更慢。近来，每到北三一次，都发现摊子少了几个，记忆也跟着就被抖落了一些。前几年在一个业余画展上看到幅油画，画的就是冬季里的北三市场，很想买下来，但找不到画家。（以上2016年补记）

我的朋友李晚黎一辈子足不出户，待在他市场尽头上的家里，他生于一九七四年，死时二十五岁。我是世间少数几个记得他的人。升平街垂直于北三，他家在街上一座灰平板居民楼的三楼，打开房门，是条狭窄的走廊，不对称地分布着四个小房间和厨房，走廊尽头是厕所，厕所右手是他的房间。这在当年是套很大然而并不让人羡慕的单元住宅。

我们——我和鼓手，爱去他家的原因是：李晚黎永远在家。

如果是夏天，他就有力气亲自来开门，如果是冬天，他姥姥会来开门。他姥姥同他面貌近似，他的父母彼此也惊人地像。这家人和那个街区的许多家庭不同，出奇的安静，从不争吵，甚至很少交谈。我认识他那么多年，却几乎没见过他哥，他哥的名字也好听，叫晚旭，那时正忙着准备结婚，他的嫂子将要搬进来住。在他死后，我进到他的房间，出于惯性，还能清楚地看到他坐在双层铁床下铺上喘气，微笑的眼神像两块玻璃，同时，他在这个房间里也消失得比从没来过还要干净。

李晚黎两岁时被一口热汤毁掉了整个呼吸道，当时，一个垂死的婴儿，仍不足以从医院获得一支青霉素。挺过来以后，他的肺只有五分之一还活着，呼吸的强烈震颤慢慢顶开了胸前和背后的骨头，形成两个鼓包，总觉得像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他的胸前有个不愈合的创口，到了秋天，要插一根管子进去，他终生只能朝一个方向侧着身子睡觉。他曾自嘲地撩起背心展示他三十公斤的体重，浓密的头发贡献了大部分。

他是我哥的小学同班同学，按照规矩，我要到十六七岁才有资格和大我五六岁的人来往，虽然他长得比实际年龄幼稚许多。当时，他已度过了生命力仅存的年纪，体能正每况愈下。即使在我上了城市另一头一所糟糕大学以后，我们还是每个礼拜都在他那里聚会，因为我格外喜欢道外，还常常单独去。他姥姥总说起我一顿就吃光了他们全家预备吃一个礼拜的炸丸子。有一回，我在花鸟鱼市场花二十块钱买了一只幼猫，装在车筐里骑到他家，打了盆水把猫身上的屎洗干净，猫温顺地站在盆里，说明已经是病猫，于是第二天就死了，被装进盒子里，扔到楼下的垃圾堆上。

我想要说明一下，我们几个都明白他病得越来越重，但并没有同情之类的情绪，也并没因此珍惜过自己的健全，否则，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是不可能没有察觉的，彼此间也就不会那么自在。他用一个比方来概括自己的一生：“像连续喝了四大杯白开水。”

我哥讲，李晚黎是他们班上最淘的几个男生之一，因为不能跑跳，淘气的方式是制作铁丝枪、水枪和摔炮玩儿。到了三四年级，不能再走路上学了，他所讲的外界，也截止到那时候。

我第一次去，应该是为看一支电吉他，上海产的“美声牌”。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代工厂，都是照着广告图片按自己的理解做电吉他，有像凳子的，有像琵琶长牙的，但上海人总有上海的腔调，更细腻些。那支吉他一千块钱，他也是借的。他在自己的木吉他上装了个拾音器，做了个音箱，照着杂志上的图焊了个失真装置，装在木头盒子里，至于延迟一类周边效果，对他来说有点儿复杂。他爸是个电气工程师，对求他修电器的，因为懒，总叫来人把他家的拉走用，那时家家的电器都相同，拉走的就不再送回来了，他家到处是电子元件和坏掉的家电。他修我的吉他时，翻过来看看，说下面的那个线圈断了，绕起来太麻烦，干脆掐掉，只连剩下的那个，就算修好了。

还有就是他有一台电脑，现在回忆，这说明家里人对他挺好，我们在上面轮流玩《大富翁2》和《DOOM》。他不大看电视，不能久坐，喜欢捧着收音机听中央台国际广播和音乐台。我带《音像世界》给他看，上面报道R.E.M.和涅槃，他说早就在广播里听过。他也弹吉他和写歌，和我写的交换了看，谁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我从个乐器店只用了电子节拍器的价钱买了台插五寸软盘的机器，给他看，他说这叫音序器，和电脑连上能做MIDI，就送了给他，他说这玩意能玩一段时间，可以晚些再死。我没留意他的话。

我见过一次他被抢救时的样子，他的脸呈现出一种死人的灰色，他爸木然而麻利地把氧气插到他的鼻子里，在他身上动了一些我看不懂的手脚。半个小时以后，他又重新坐起来和我闲聊。那年，“十一”期间就下了雪，雪又厚又黏，半个小时之内化成黑色的积水。我正在家里镶一块玻璃，鼓手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愤怒地喊叫：“他妈的，李晚黎死了。”我回想起来他曾经一再谈论死亡，当然早就开始积攒安眠药片了，我知道有些决定要死的人和你谈论自杀是希望你劝阻他，有些人则不是。在路上，鼓手不停地咒骂，说他就那么在家躺了两天，我做了手势，表示一切我都明白。

下雪前是他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他的遗书分好几天才完成，他的字写得不错，练过，他感谢我们让他去死，并且客气地要我们尽可能地在遗物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拿了他所有的手稿和日记，犹豫再三，那把吉他太破了，其余的一切会被丢掉。

那之后的几年，我和鼓手，跟一些不固定的搭档，组成了许多失败而不知名的乐队，扛着乐器箱子追赶无轨公共汽车，在大学校园和工厂文化宫寻找演出的机会，给别人的夜生活做背景声音。在我看来，他写的歌词实在没法谱成曲子，我把那些本子塞到床底下，和与某个女孩的通信捆成一卷。

第二年冬天，我骑车回学校，突然明白在我虚胖的青年时代里，从来没有体会过爱情，甚至无从想象，这是我们之间的又一共同点。突然间，便难过得无法抑制，立刻跑回宿舍写了这首简陋的歌：

他一直嘲笑

我拙劣的诗篇

爱就是胸前

缀满鲜花；

死亡（可）真奇怪啊

像完美的琴弦

无数披散游牧

相继而来；

红柠檬冬天

最后看一眼秋千

爱正从胸前

开出鲜花

……

（2007）

岗下景物

哈尔滨的地势，南高北低。每隔几十年，松花江江水丰沛，嫩江、“二松”（“第二松花江”，即松花江吉林段）也一起往上涨，平时的瘦水苍苍泱泱，终于成灾，大城就有化作半个孤岛的危险。

老市民所说的道外区，大多是指承德广场以北、景阳街以南的靖宇大街商业中心。民国、伪满洲国时候，是闻名关外的乐园，是名伶们最后一个码头，是名妓暗娼的葬身之地，热闹得使人惆怅。有一家挨一家的鲁菜和清真饭馆、澡堂和电影院子，布棚子里日夜响着什样杂耍，还有一架旋转木马。关里出来，还要往北去做梦的汉子，在这海市蜃楼里勾留一番，山盟海誓，胡说八道，次日清晨，踩着一地纸屑跌跌撞撞地上路了。山上、矿下、野地里回来的，也来此混个醉饱，不知东南西北，通体舒泰，染一身脏病，甚至丢了险中求来的富贵和性命。卖苦力的、小商贩、外地逃荒来的流民混居在电气灯光以外，称呼道外为“地狱”，也有此一说。哈尔滨为人传颂的，是洋人的文化和建筑，既无法传递，又无力保护，只有道外才是这座城市的真正发源和归宿。新中国之后，“天堂”“地狱”俱为一体。人心里还是隔阂，在鄙视的链条里寻找安慰，道外区和太平区合并，依旧例统称为道外区，居民还是喜欢分开说道外和太平，并不遵从行政区划。

靖宇大街为脊，两旁小街巷，分南北从头道街排到二十道街开外，以二三层的旧楼居多，没有整饬和规划，一楼的商铺时而开张、时而倒闭。这里的很多地名，圈里、桃花巷、荟芳里，声张着暗示；楼院的格局，伸到院子当中的是一对楼梯，接着二楼上的一圈长廊，叫“圈楼”，平房肚大巷口窄，核心是公厕和自来水管，居民自己就管它叫“王八大院”，现在都拆得差不多了，以至于开始仿建。大院里的居民依据各自的想象力，建小厨房，搭吊铺，只留一条够自行车出入的狭长过道通院外，遇上火灾，消防车在街上干瞪眼，围观的行人能看到一股股黑烟，“云深不知处”。相隔十年，陆续着了两场闻名全国的大火，不是意外，是迟早要来的。过去的几家大商店，曾经叱咤风云的同济、向阳和百货大楼，一个接一个关闭了，剩下的临街门市批发劳保用品、医疗耗材、机电设备，日落而息，行人就少，连路灯都没了。在这个没有交通路网的城市，一条昔日干道竟连车都不堵了。老街坊站在胡同口透气儿，相顾着说：“你看，靖宇街上的人，和逛中央大街的就是不一样，走路姿势都不一样，眼神都不一样。”

老道外还有拉脚的三轮，车厢是铁皮和塑料布围起来的，小的单排座，大的对排座，也有带个发动机的，驾车人可以把脚跷到车把上，还有带煤炉子和烟道的。十字街口，花鸟鱼市场两头儿，几辆车凑成一个个“个”字。

“十二道街。”

“远呢，五块。”

“三块吧，都是三块。”

“也行。”

除非下雨，讲价是象征性的，允许这种车跑的地方，都在三块钱的半径里。说好价格，蹬起来，无视任何信号、限行和交通路况，取点对点的直线，斜跨过马路杀将而去。

道外最有名的，是各种各样的小饭铺。从靖宇头道街起，每道街都有几家名店，远远看，东倒西歪的脏乱门面，里面则站的地方都满了。这些店都很小，历经十几、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也有，和城市历史一般长，依旧守着自己的手艺和“老卧子”。想要单纯地、不带任何引申意义地吃一场口滑心顺，就得去这样的店。小饭铺都有一两样拿手招牌，或者自创发明，或者是用料精细、调理独到。小吃是相对选料和技术苛刻、不计成本的大菜而言，有诚心，有个琢磨劲儿，兼不松懈，都能做得不错，但也因此，真想与众不同，脱颖而出，也不大容易。按照俊义的说法，道外不住大干部和大款，下馆子掏的是干干净净的血汗钱，嘴刁，不好糊弄。就说排骨包子吧，头道街头横着条几十步长、两庹来宽的小巷，叫“张包铺巷”，就得名自包子铺。价格比狗不理的还贵，只卖半天，凭票供应。这包子，说难，难么？也不难。选带脆骨的排骨，切小块儿，下酱、葱和馅，比正常多找点儿油和咸口，样子上不求多少个褶，里面有排骨谁还管你外面多少个褶儿？但是这简单的拌馅、火候上，就有窍门和讲究，哈尔滨多少家排骨包子、灌汤包、小笼包，都没站住。在烟厂大上坡拉一上午煤，才横下心来吃这几个包子。当然那是他十年前的话，后来包子铺迅速扩张，开了几家气派的分店，一是不需要再排队候座，二是包子里的排骨竟有了臭气，一位厨师说，普通饭店都承受不了鲜排骨，能弄得你吃不出来就是本领，看来这包子铺懒得坚守这本领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饭店不能做大的理由之一。另一个道理，就是东北人常说的：多少是多啊？再如景阳街、靖宇街的红光馄饨，我认得好多发自内心拥护的人，可东北物产有限，没有机会理解鲜虾、虾子这类材料的用法，说馄饨不错，也只能说是相对不错。他家可以副盛名的是棋子火烧和酒味干肠。我最后一次去时，已经是准备拆迁了，后灶比前脸大，几排架子和灶眼，极幽深，里头杀个人外面都听不出来。以北三市场命名的“北山酒楼”觉事很早，对面刚修建了巴洛克步行街，就搬了进去，饭口上很省心，卖得全是熏烧冷荤，摆在玻璃橱窗里，手指、过秤、切，拎一箱子啤酒回座位上等着。变成大饭店以后，除了一次制松仁小肚忘记放香油，没发现大的失误。

俊义开着家没有名号也不挂幌的饺子馆，从江沿走到长春街，打听“不挂幌的三鲜饺子”，都知道是他家。哈尔滨人爱吃饺子，也可以说是很会吃，南方提到哈尔滨，就说“哈尔滨饺子”，好像成了一个流派。也许，当初山东、河北人把各自家乡的窍门带到这里，山东的猪肉大葱虾仁三鲜、沈阳的猪肉酸菜、河北的茴香韭菜、回民的牛肉大葱和羊肉胡萝卜，又发展出若干本地做法。他家的饺子不便宜，比以价廉为号召的饺子馆贵一半，一个简陋的小饭铺，卖饺子更贵，俊义有点儿自豪。

他的三鲜馅儿秘方不是自创，来自“解放前”的名店“范记永”，和“独一处”原本一脉。俊义媳妇当年在公私合营的饭店面案上，在官是共青团员，在私算勤行子弟。那个年月，多少家业都一个屁崩没了，谁还宝贵这点儿纸上的猪肉虾仁韭菜，献给国家算了，她学会了这原本传男不传女、传儿媳不传姑奶奶的方子。国家改革，饭店“黄”了，俊义媳妇带着两手手艺和脑子里的半页方子回家。六七年间，俊义在老娘留下的临街旧房子里支几张桌子，居然一直到盘下相邻的几间铺面。道外的几十样名吃里，有他一家。

他家的饺子只卖三鲜这一种馅儿，配几个凉菜和冷荤。还擅做干肠，一拃来长，一根切一小盘，比秋林的干肠粗，因为现灌现吃，水分也大一些，有嚼头且不费腮帮子。灌肉是和剁馅一起进的，新鲜，卖肉的鼓吹排酸法，他去看，原来就是稍微冻了一下而已。肉好，用不着猛料重盐，不需要加承德调料市场里的增香剂，勾出香气压住腥味即可。切一盘肠，拍黄瓜，蒜，两瓶不凉的啤酒，人多再加个干豆腐和手掰肝，一人一盘半斤三十个饺子，没醉没饱。

冬天，接受提前预订的速冻饺子。在窗户夹层里贴一张纸：“三鲜馅冻饺子”，全家包得哈欠连天。他回绝了分店和增加花色的建议。分店，开到别的地方，特别是离了道外，纵然是这个味儿也不对；其他的馅儿，没有多少年下来的方子，两码事儿，何况人家就是奔着你家这一口来的，不一定图新鲜。一次不对，反倒拐带着三鲜人家也不吃。范家无传人，这方子和来历也非他独有，所以他的饺子馆就没名字，只有一种味道。有家资本大的饭店将“范记永”挂了出来，别人和他说，他笑笑，他家好吃么？好吃你咋又来了？

道外的街巷，头道街到二十道街，长春街至太古街，仿佛俊义掌心里的纹路。

他上面的五个姐姐都是六十往上的人了，老娘只在晚年生了他这一个男孩儿。他那会儿，“惯”孩子的人家少，从小什么活儿都干过，早晨打发出去，饿了就自己回来。一天的大子粥都在锅里，一盆土豆丝在桌上，谁吃就去缸里扯张煎饼，挖一勺子酱就着吃。要是贴大饼子炖江鱼，全家都早早回来等着。俊义守着锅台，埋着头，肩膀一耸一耸地，把锅吃进去寸许深，碗一丢，“娘，我走了啊”。晚上回来，从大炕上搬下满床的衣服，里间屋是娘和姐姐们，他和爹睡外面。有时候出来进去，家里几天只看炕下有鞋，没见他的人。

他十四岁上长成了猛人一头的汉子，我姥爷家的菜窖就是他帮着挖的，我大舅结婚的家具，也是他给打的。他手脚极大，嘴也大，笑起来是真正的长啸，于寂静中也悦耳，让人觉着像是道士的修炼。没事儿的时候他爱白话，“我小时候嗓子可好了，音也准，文工团的老师让我去考专业学校”。这事儿确实有，他四姐当年就在团里唱小生，很红。后来呢？没有后来。后来他进了工厂，后来工厂黄了。

俊义媳妇家也在道外，就在靖宇街上住，娘家人口碑不错，院里有户治跌打的街坊，姓陈，从流放地偷偷跑回城里，用的是她家的购粮本。现在陈郎中是有名的骨科老专家，常送秘制的膏药过来，“这个和我医院产的不一样，里边儿真是虎骨”。俊义娘看姑娘手脚结实，相貌朴实，和自己儿子连相，行。

生丫头那年，“计划生育”最紧。他是单传，顶着挺大的压力。孩子是在家生的，收生婆也是街坊，认识，比医院放心。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二块钱，和一大盆鸡蛋，俊义咧开大嘴笑了一气。姑娘也好，眼睛大，手长脚长，将来是大个儿，也高兴。只是还得接着生儿子，他超生儿子时不知道受的是什么处理。家家的日子过得都差不多，谁也不跟谁显摆富和哭穷，能吃上饭已经比以前强多了。俊义有使不尽的力气，一双巧手从修理自行车到缝袜子，都可以。他看门外坝下的江水流得不紧不慢，前几年偶尔看看，近些年一坐半晌，他想这江水如果看自己，又是在什么时候流过去的，是在哪一段儿上呢？一晃，再一晃，竟然二十几年出去了。

工厂既然黄了，他去找工商局上班的邻居打听过，他这算再上岗，能减免费用，再不挂牌子，简直什么钱都不交。只是开饭馆，得有间房吧？姐姐们知道他要供儿子上学、娶媳妇，不和他攀，然而这么一个里外两间的小房，已经住了四口，还能开饭馆？

俊义家住的这楼，起码有五六十年，优点是墙厚，举架也高，有三米八九。他出来进去地看了几天，在纸上划拉来划拉去。他的办法不新鲜：搭吊铺。道外的住户，甚至小饭馆，几乎都搭吊铺。房子不大，孩子越来越多，没有旁的办法。吊铺一般沿承重墙架一块板子，板子下面用三角铁支住，有点儿像火车上的硬卧，再准备一架梯子，白天在底下起居，晚上爬上去睡觉。

俊义的吊铺有点儿复杂，他要把一层房子变成两层。这老楼没有地下室，他把地向下挖了一尺，修了台阶。朋友给他送来几根板材市场上踅摸不到的粗方子，用方子做柱，顶起一层人能站直的卧室。老房子窗高，上头还有小半截的窗户通风透光。原来的厕所、手盆、马桶，也都被他“举”到了上面。改上下水路、电路，木工、瓦匠，都是他一个人，除了背沙子、倒残土，俊义一个工也没雇过。逢人来参观，他总让人猜猜楼上的楼梯在哪儿。然后大笑着拉开大衣柜的一扇门，里面露出一截窄而陡的楼梯。他这吊铺是闻名远近的名著，谁家破土动工，都来向他取经，他顾问了好几个类似的项目。

房子虽然尽量扩大，来吃饭的还是要排号。姑娘出嫁了，饭馆里手忙脚乱，忙得觉不够睡，添了几个人手，地方又不够。这时候的门市房价格已经一天一个样，办法还是得在家门口想。邻居见是他买房，要了个公道价格。这一次搭吊铺，俊义又下了很多心思，根据经验做了不少改进。

小店上了“轨道”之后，肉菜面、干鲜虾仁乃至调料，都有固定的供应，儿子可以独当一面。也学他，先生了女儿，后生了儿子，压根没有单位，帝力于我何有，罚几个钱就是了。两个孩子满地跑，买了很大的学区房。俊义突然闲下来了，站在饭馆的当间儿，他那魁伟的身子碍事了。他出门向西，去花鸟鱼市场，每个地摊都认识他。他看看地摊上的表几点了，再看看有没有民族唱法的歌碟——这年月，道外市场里还有人卖VCD和磁带。没有，都是卖黄片儿的，一堆已经过了岁数的老头子围着看封面。他不用走近，从他们的头顶扫了一眼，有点儿不屑，于是去看星期六来买鱼食花土的人。拐来拐去，又上了江堤，江水瘦了。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