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人犹待江山助

中国多姿多彩、变幻无穷的山水名胜与人们丰富的精神生活相适应，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山水既是审美的对象，又是文思的源泉。风景名胜与文人，自古就有一种不解之缘。文人们对自然山水总是“一往情深”，“驾言出游，日夕忘返”。亲近自然、爱好山水成为封建士大夫文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滥觞于先秦，发展于两汉，风行于魏晋、盛唐。从此以后即作为一种生命体验、文化模式而深深积淀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内心之中。

唐诗独特的风貌正有赖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唐代诗人们来说，与名胜自然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亲近，最终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来到成都，人们不可能不想起杜甫和他的草堂；西子湖畔，白居易的身影似乎总在流连忘返；采石矶如果没有了李白的到来，也不会如此引人入胜。

唐代文人隐逸，多在名山胜境中，更是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的亲近。贺知章隐镜湖，王维隐终南山，孟浩然隐鹿门山，这都是广为人知的。浙江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唐代文人无不以不游吴越为憾。晚唐的方干，一生未做官，“遁于会稽，渔于鉴湖”(唐·孙郃《玄英先生传》)。方干隐于浙东，既非宦游、壮游，亦非神游，而是扎根落户于浙东。僧虚中《悼方干处士》诗云：“先生在世日，只向镜湖居。”方干虽也到外地游历过，但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居住在镜湖的。他在镜湖，已与当地人的生活打成一片：“寒山压镜心，此处是家林。”(《镜湖别业》)他在镜湖不是游客，而是以此为家，白头于此。方干在晚唐诗人中占有较显著的一席，与此是分不开的。

唐代诗人，往往有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由此而向往山水自然，求仙访道于山水胜境。李白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就说过：“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在另一首诗《下途归石门旧居》也写道：“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何尝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最杰出的游仙诗，其诗“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若中间梦境迷离，不过词意伟怪耳”(《唐宋诗醇》卷六)。白诗以《风》、《骚》为祖，而此篇乃“屈子《远游》之旨，……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陈沆《诗兴比笺》)。施肩吾进士及第后，即东归入道，与陈陶、顾况、吴筠等，颉颃于玄化之中，自得其乐。天台山既是佛教天台宗发祥地，又是道教传说刘阮遇仙处，天姥山亦为道教洞天福地。唐代不少诗人都来此寻仙访道。大历年间的许浑曾有《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诗，曰：“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星河半落岩前寺，云雾初开岭上关。丹壑树多风浩浩，碧溪苔浅水潺潺。可知刘阮逢人处，行尽深山又是山。”诗人明确表示，来到天台、天姥，就是为了求道教真诀保长生不老。

天下名山僧占多。唐代不少道士、僧人，为求仙访道，隐居名山胜境中。江南名僧尤多。如灵一、皎然、贯休、寒山、拾得，皆为名著一时之诗僧，他们长期活动于东南名山胜境中，融融泄泄，以回归自然、吟诗作赋为乐，写下了不少歌咏古迹名胜的佳作。

自然山水还可以排忧解难。唐代诗人，往往在纵目奇丽的山川风物中散释了胸中的忧烦。在安史之乱中，李白因误从永王李璘而被流放夜郎，当他面对大江的风物“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时，便“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在《江夏赠韦南陵冰》中亦云：“有似山开万里云，四望青天解人闷。”从这一比喻中不难看出，诗人的心目中，令人释忧畅怀的，莫过于万里雾消，青山毕现的情境了。

名胜自然还可以成为一种特定的生命意识、社会理想、人格价值、审美情趣的隐喻。在对山水名胜的审视中，诗人们往往进入一种纯审美的境界，视功名如浮云，彻底摆脱各种功利欲求对人的束缚，自由地往来于一个纯净的精神世界之中。从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山水中才得以完全地获得身心的舒展，在山水中无拘无束，山水理解他，他也理解山水，敬亭山可以与他相看两不厌，且可以随他起舞。李白在自然中看到了自我，看到了自我的舒展的无限空间，看到自我的价值与意义。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与失意，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失落感都在自然中得到补偿。自然山水在诗人极感孤独的时候，又以其永恒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宗白华《山水情绪与审美人生》)。唐代诗人与山水之间有一种密合无间的精神交流。李白《望终南山紫阁峰隐者》：“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可以看出，在李白身上，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与自然的亲和力，仿佛身心与自然原自相通。

特殊的情境下，唐代诗人们还经常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杜甫的《蜀相》是一首凭吊武侯祠的游览咏史诗，同时也是一首融进现实内容并充满了诗人思想感情血肉的抒情诗。悼古是为伤今，发思古之幽情，杜甫借历史上著名贤相诸葛亮，抒发了政治理想和志不获展的郁闷心情。刘长卿被贬南巴(今广东电白东)尉，经长沙过贾谊宅，作《长沙过贾谊宅》，借凭吊贾谊，婉转抒发了自己的迁谪之感。刘禹锡有一首怀古名作《西塞山怀古》，咏的是王濬伐吴事，而诗人的良苦用心则是在诫今。在叙述往事、描绘古迹中，寄寓了诗人忧怀国事、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

山川风物，往往会直接成就诗人的创作。刘禹锡《竹枝词》，就是巴蜀奇特的山水风貌与风俗人情影响下产生的杰作。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刘禹锡被任命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夔州一带乃《竹枝词》的故乡。杜甫在大历元年(766)所写的《夔州歌十绝句》便是学习《竹枝词》的产物。刘禹锡至夔州后，为含蓄婉转、优美动人的《竹枝词》所吸引。受其影响，还专门写了十一首《竹枝词》，其内容和形式都与当时民间流传的相一致。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巴东人民的生活风俗和自然人文景观、名胜古迹。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另如：“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诗无论是描写爱情，还是慨叹世情，无不清新自然，含蓄而有韵味，民歌风味浓郁。

诗歌本身与自然也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特定的山川景物、创作环境对诗风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杜甫在夔州时，生活相对安定，得以大力写诗，“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写了四百三十多首诗，几乎占今存全集的百分之三十。期间除写了一部分带有自传性质的传记体回忆诗外，更多的是描绘了当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诗风变化很大。杜甫称夔州“形胜有余风土恶”(《峡中览物》)，这是他对夔州自然环境与风俗的感受。夔州险奇雄壮的景象，不仅都摄入诗人笔下，而且对诗人的诗风也有直接的影响。杜甫早期山水诗大都气象辽阔，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登兖州城楼》)；在秦州和入蜀途中的山水诗多冷峻峭拔，如“云门转绝岸，积阴霾天寒”(《寒峡》)；成都的山水诗多明媚轻快，如“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春水》)。而夔州山水名胜诗常常将雄奇的景象与悲凉的感慨融为一体，有一种萧森之气，给人以雄奇沉郁悲凉之感，如《登高》、《白帝》等诗。可见自然环境与人文风俗对诗歌的影响还是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