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寄情山水有曲衷

唐代山水登临诗发达的基础，首先有赖于社会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人们能够过着较为安定、富裕的生活，是大批知识分子能够从容地领略自然界的美，并且用精确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基本物质条件。同时，唐代山水名胜诗既多且好的重要原因，还缘于如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其一，隐逸之风颇盛。隐逸是中国的老传统。唐尧时的许由、巢父，周武王时的伯夷、叔齐，等等，都是十分知名的隐逸之士。唐代的隐逸之风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唐代士子隐逸者众多，其目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终南捷径。在唐代，受奋发向上的时代之风影响，文士大都有一颗壮志报国的雄心。下层知识分子为了实现理想，走上入仕道路，除了科举，当时还有一条比较普及的道路——隐逸。这种被称为“终南捷径”的入仕方式，与科举和从军不同，既不须皓首穷经，卑屈求荣；亦不必衔枚披甲，赌命沙场。它以自然山水为依托，通过表面上与统治者所保持的疏远距离，博得清流高士的美名，继而凭借高士的名声换取入仕的条件，赢得帝王的垂顾，一旦征召，便直登龙门。《新唐书·隐逸传》说这些士人“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这其中不乏投机钻营之士，但大多数还是借此为仕进手段，实现其政治理想。由于隐士是股对抗朝廷的潜在力量，统治者多以“举逸民而天下归心”来征召隐士入朝，一则表示礼贤下士，二则隐士一旦被征召，便成为天子的顺民了。唐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文宗等，均对隐逸之士有过征召、临幸或嘉奖。“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帝王的推崇使唐朝隐逸之风愈来愈盛。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自然名胜诗歌的繁荣。

与科举和从军相比，隐逸重在以超常的姿态表现非凡的才能，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这种入仕方式与像李白这样的诗人以追求不同凡响为目的的政治文化心理相契合。李白自年轻时就选择了这条“捷径”。“终南捷径”让李白品味了成功的快乐，也尝尽了失败的苦恼。自然山水伴着诗人走过一条不寻常的人生道路：由隐逸而漫游，由漫游而入仕，由入仕而退隐，又由退隐而回归自我。李白亲近自然，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终南捷径”。“白性喜名山，飘然有物外志”(《方舆胜览》卷十七)。他一生漫游天下，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西起峨眉，东至天台，北至幽州，南过衡山，无不留下他的行踪和篇章。所到之处，寻访名胜，历览幽境，佳作频频。一首《蜀道难》，写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两首《望庐山瀑布》，让苏东坡为之唏嘘，发出“帝遣银河一脉垂，古来唯有谪仙词”的感叹；李白从他那崇高的宇宙精神和博大的自然视野出发，寻找适合于自我心灵的自然载体，将自然山水与自我精神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种种绮丽壮美、摄人心魄的崇高意境。从中可看到多幻多姿、瑰丽无比的自然美景，又可以看到诗人那颗纵横宇宙、总揽天地的伟大心灵。

隐逸避祸。老子云：“功成身退，天之道。”历来的封建帝王，多喜怒无常，恩威多变，对功臣猜忌成性。唐代也不例外。有些贪恋禄位的，常常不得善终，如长孙无忌、张柬之、萧至忠、王忠嗣等。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唐代的不少有识之士，往往见好就收，功成身退，如孟诜、贺知章等，便是如此。贺知章官至秘书监和太子宾客，天宝初，他见玄宗日益昏聩，不纳忠言，宠信奸佞，便主动辞官归乡做道士。尽管回到故乡越中时间不长，但也创作了部分描绘当地山水胜迹的佳作。

以隐逸逃世。唐代不少隐士，往往抱着一种独善其身的人生信念而终老山林。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年轻时一直隐居襄阳，四十岁始游京师，求仕，终不果。不能兼济天下，只好独善其身，漫游天下，终老山林。他在《自洛至越》一诗中就明确流露了这一心迹：“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常建于开元十五年(727)与王昌龄同中进士，长期沉沦下僚。因仕途失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唐才子传》卷二)。还有一种自始至终都无意于仕途的，如诗人刘方平，“隐居颖阳大谷，尚高不仕”(《唐才子传》卷三)。诗人陆羽，隐于东南山水间，工于古调歌诗，善品茶，著书自娱，终生不仕。张志和、方干、陈陶、陆龟蒙等，无不退隐山林间，为诗作赋，独善其身。

其二，唐代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使士子们个个意气风发，精神昂扬，无不以建功立业、兼济天下为己任。为达此目的，士子们不但刻苦攻读，饱览诗书，同时还要行万里路，遍游天下，增长知识阅历，寻求晋身门路。唐代诗人，在出仕前或出仕后，大多有出外漫游经历。漫游目的，或为广交师友，拜谒达官贵人，寻求入仕门路；或为扩大眼界，增长见识，饱览神州大好河山。

在唐代，青年士子在参加科试之前，到各地漫游，寻访祖国大好河山和名都胜邑，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在漫游中饱览祖国名山大川，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同时又可以跟各种人物交往，借以扩大自己的名声，增进进士及第的希望。杜甫在二十岁时，游览了江南的许多秀丽山川名胜古迹，后来又漫游齐赵间。他在《壮游》一诗中对此次活动是这样概括的：“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再后来的一次漫游是与李白、高适一起，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三人性情相投，一同登高怀古，访道寻幽，饮酒赋诗，十分惬意。

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咸通四年(863)初，离家出游，从襄阳出发，循汉水南下，达湖北东部，又至湖南沅湘、江西北部。再从九江渡江到安徽，再达河南，由南阳入蓝田关，至京都长安。此次漫游，不仅是为开阔视野，遨游山水，更为了“以文事造情”，即以自己的诗文进谒当时的名流权贵，以造成舆论影响，便于考取进士。

当然，唐代漫游之风绝不仅仅限于青年举子。我们可以发现，在唐代，诗人没有漫游经历的极少极少。在竞相漫游的诗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诗仙李白。李白性喜山水，一生好入名山游。他自称“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足迹遍及襄阳、汉阳、洞庭、庐山、金陵、扬州、苏州、越中、梁宋、齐鲁、邯郸、蓟门、幽州、太原、宣城、黄山、当涂等地，正如他自己所云：“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的许多杰出作品如“夜发清溪向三峡”的《峨眉山月歌》，“自爱名山入剡中”的《初下荆门》，“两岸青山相对出”的《望天门山》，“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望庐山瀑布》等等，皆为漫游途中所作，其间无数自然奇观与天外奇思奔涌笔端，既体现为其四方漫游经历的纪行与实录，又显然是其理想化精神风貌的凝聚与缩影。孟浩然一生大部分时间是隐居在故乡，但他也有丰富的漫游经历。他在《经七里滩》一诗中就写道：“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五岳追向子，三湘吊屈平。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唐代文人的大规模漫游，本身就是那一特定时代所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而由此造成的行旅诗、写景诗的繁荣，也就成为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片奇特风景。

另外，不少官场失意之士和遭迁谪者，行旅途中，都作了不少纪行之作。武后时代，遭贬谪的官员增多，贬谪诗自然而然地兴盛起来。如卢照邻、王勃的西蜀之贬，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的岭南之逐，皆为其作品增添了闪光点。盛唐及其后来的中晚唐贬谪诗以此为源头，将诗歌史上的这一独特领域推向了极致。王昌龄、韩愈贬岭南，李白赐金放还和遭贬夜郎，白居易贬九江，柳宗元贬柳州，刘禹锡贬巴东，等等，无不成就了他们的杰出诗篇。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就谈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

其三，投身边塞。繁荣昌盛的国力对士子功业热情的鼓舞与激发，大事边功的国策对士人建功途径的开辟与导引，促使广大士人形成“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孟浩然《送陈七赴西军》)的从戎报国的普遍心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尚武风气于此可见一斑。同时，“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之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又从制度上使从军外幕成为蹑级进身的捷径。“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这样，一代知识分子在功业欲望的驱使下，毫不犹豫地将自身投向战场。一些科场失意或干谒无成的文人也纷纷转向“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岑参《送祁乐归河东》)的新途径。众多知识分子远赴边塞，直接促成了边塞诗歌的繁荣。

诗人们在反映战争的严酷激烈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对粗犷豪放的边塞情调和壮丽新奇的异域风光的描绘上来。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王翰的“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凉州词二首》)，李益的“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夜上受降城闻笛》)等。在这方面最为显目的代表诗人是岑参。他以长期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刻画出一幅幅边塞生活的生动图景，几乎涉及军中生活、塞外风光以及西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的所有方面，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等，写边地风光雄奇壮丽，异域情调浓郁。岑参的边塞诗在当时影响即很大，“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土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习之”(杜确《岑嘉州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