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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诗经与楚辞 作者:陶型传


导读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诗性礼仪大邦,诗经与楚辞则是这个诗性礼仪的两大源头。瞻仰这两支上古诗韵的人文光彩,应当是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品位的一个良好开端。

阅读和欣赏诗经与楚辞,首先要在整体上把握它们所体现的基本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时称为“诗”、“诗三百”,至汉代始尊之为“经”。其中所收诗歌305篇,大致产生于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是在周代成熟的农业文明沃土上绽开的艺术花朵,闪耀着上古中华黄河文明的熠熠光辉。它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广泛反映了周代社会农牧渔猎、婚恋风俗、徭役战争、劳动娱乐等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状况,展现了人们充满热爱、憎恶、忧伤、欢愉等多姿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宇宙人生、伦理道德、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种种哲思观念,成为后世人们观照周代社会生活、透视先秦人文精神的一面鲜活的镜子。

楚辞诞生于战国时代的南楚,是在有别于黄河文化的江汉文化——楚文化的沃土上孕育出来的。在诗经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无名氏创作群体,而在楚辞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形象鲜明的伟大诗人屈原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知名作家宋玉、景差等。屈原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诗史上的第一个巨人,主要得力于他的丰厚文化修养和悲惨人生遭遇。他有理想,有高格,高瞻远瞩,忠心为国,所以当在政治上惨遭迫害而被长期流放荒漠时,能够将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患难融为一体,化作一种不可遏止的创造能量,迸发为一系列震古烁今的优异诗章。

诗三百和楚辞在艺术上的成就,为后世中国诗歌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诗三百在艺术上开启了中国诗歌创造的现实主义传统。《诗经》中的大部分篇章是短小精悍的抒情诗,这就使中国诗歌从一开始就以其“言志”、“缘情”的基本特征在世界诗歌之林中独树一帜。由它所开创的赋、比、兴表现手法,经后世一再发扬光大,已成为创造情景交融、意在言外审美意境的有效途径,从而也就使中国诗歌在抒情写意、象征寄托、展现人的心灵世界方面,显示出更为丰瞻而强劲的艺术魅力。诗三百中所开发的大量物我融熔谐和、情意深切动人的意象,铸成了中国古代诗歌中一系列长存不衰、日变月新的传统情感符号,从而也就成为后世诗人不断仿构和再创造的典范思维模式。

屈赋的艺术成就,在与诗三百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如果说诗三百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先河,那么屈赋则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座雄奇瑰丽的浪漫主义丰碑。如果说诗三百中的“言志”、“缘情”多限于一时一地的即兴性抒写,那么屈赋则是在更大的时空跨度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伟大人格惨遭毁灭的心路历程。如果说诗三百中的比兴还多属局部的修辞手段,那么屈赋中的引譬连类,兴寄寓托,则已成为一个结构庞大而严整的象征系统。

本书是诗经和楚辞的选读。选篇,除着重考虑思想性和艺术性外,还顾及题材的多样、风格的独特和篇幅的短小、文字的通俗等因素。

《诗经》共305篇,古人按题材和乐调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王畿与各诸侯国的民间土风歌谣,有15国风,计160篇;雅是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曲辞,分为用于贵族宴享的小雅和用于诸侯朝会的大雅两类,计105篇;颂是贵族阶层用于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词,有周颂、鲁颂、商颂三种,计40篇。本书共选诗经109篇,其中最多的是充满民间风情的“国风”和浸润怨刺意味的“小雅”,而张扬文德武功的“大雅”和渲染宗教氛围的“颂诗”则选得很少。这样取舍,是希望既能保持诗经中那些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又能缩短一些远古诗韵与现代人的生活和心理差距。

楚辞主要指的是屈原的赋作,另有宋玉、景差的赋作和其他人的仿作若干篇。一般认为,现存屈赋有《九歌》11篇、《九章》9篇和《离骚》、《天问》、《卜居》、《渔父》、《招魂》,共25篇。由于篇幅限制,本书选取的19篇都是屈赋。其中,《九歌》9篇,是根据楚地祭神乐歌改编的,想象丰富,色调浪漫,鲜明体现出诗人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神;《离骚》(节选)和《九章》7篇,是政治抒情诗,情感充沛,气势磅礴,充分展现出屈原的崇高人格和坚贞意志。可以说,这些辞赋都体现出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进行阅读和理解,本书在注释、说明和集评几个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诗骚产生年代久远,文字古奥艰深,虽经历代学者注疏,仍有大量纷争意见。本书为普及读本,所以凡今天一般读者可能不理解的字词,都尽可能予以注释;但不作训诂方面的索究,只直接注明在本诗中的意义。遇诸家分歧较大者,则从整体意脉考虑,选一较为切合者用之,亦不作是非得失的辨析。偶有新解,也不过是聊备一己之见,或更便于今人阅读。

“说明”部分主要是概要诗的基本内容和艺术特色,力求简明切要,富于启发。关于诗三百的内容,历来纠缠不清的原因之一,是混淆本意与用意。以“国风”而言,本来只是在民间传唱的流行歌词,表达的是一时一地的乡风民情,此乃诗之本意;但经官府采集、献诵、修改、合乐后,却被用来同构比兴、婉转讽喻某些宫廷、社会政体实事,这就形成了诗的政治教化用意。大致说来,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毛诗序》所言,多为宫廷教化用意,在当时虽有其存在的必然和意义,但并非原诗本意。本书“说明”析意态度明朗:不论古人是非,不论用意得失,只立足本文,兼取诸家之长,以整体圆通为上,努力标揭诗的本意。当然,诗歌均有可以异质连类生发的用意,但那只能有待于读者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地神而明之了。至于对艺术特点的点拨,则因古人多致力于训诂、辨义,故而本“说明”也就多说了几句,虽总体上难以完全超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环囿,却也希望对诗意的理解和品味能有所启迪。

古今研究诗骚者浩如烟海,见解纷纭复杂,这里选取几条作为“集评”,主要意图有二:一是将历来对诗篇内容理解的主要几种分歧意见呈示给读者,望能不被一家之说所拘执,而放开眼界,打开思路,在比较中形成并延伸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解和体悟;二是文学艺术应当用艺术的和美的眼光去欣赏它,这里从历代诸家的点评中择取一二颇具艺术眼光的见解,不仅会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或许还能有助于提高读者的审美创造能力和审美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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