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朝廷的“天学国师”

利类思、安文思与《圣教入川记》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鱼龙混杂，所谓靠谱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其余多为道听途说，呈现良莠不齐、难以廓清面目的状态。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耳提面命，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以伦比的价值。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

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像

早年，作家李劼人在“菱窠”书斋就藏有一部当时非常罕见的《圣教入川记》，李劼人读过此书后，曾向朋友提起，等有时间了要为张献忠写一个小说。李劼人认为，因为张献忠其实并不如我们看到的历史记载那样“十恶不赦”。吊诡的是，自清代到民国，四川作家竟然没有一人完成这一夙愿，反而是历史学家任乃强拿出了一部皇皇史说巨著。但是，李劼人先生对张献忠有这样一段准确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他难以动笔的原因：（他）“到底没有政治头脑，虽然打了十几年的仗，却始终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以为能够随便杀人，便可使人生畏，便可镇压反抗，便可稳固既得地位。”“总而言之，自有成都市以来，虽曾几经兴亡，几经兵火，即如元兵之残毒，也从未能像张献忠这样破坏得一干二净。”（李劼人《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待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金贵，峭拔于一切转述史料之上。惊心动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利类思（1606—1682），原名Ludovico Buglio，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起程赴澳门，1636年抵澳门，取名利类思，字再可。崇祯十年（1637年）来到内地，在江南传教两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传教，创建成都教堂。这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也撰写有大量的传讲天主教的著作。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达20余种。利类思于1682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安文思（1609—1677），字景明，原名Gabriel de Magalhaens，葡萄牙人。原名加布里埃尔·德·麦哲伦，意思是“平静的海洋”，在葡萄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姓，代表着一个显赫的家族，安文思是16世纪著名航海探险家斐迪南·麦哲伦后裔。

安文思崇祯十三年（1640年）来华，先住杭州。他来四川是因受利类思的邀请。他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二十八日由杭州抵达成都。崇祯十七年（1644年）再度入川，张献忠起义军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并从事传教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被一箭穿胸毙命，利、安二人又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后随军到西安，顺治五年（1648年）到达北京，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优遇，允许他们传教。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先后曾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天文仪器与自鸣钟，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除了制造机械，他还于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后以《中国新志》为名于1688年刊行于巴黎，这是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何高济的汉译本作《中国新史》。

安文思在北京传教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廷当中的经历和见闻。古洛东所说他在上海见到的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当即与《张献忠记》有关。他对此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写成《圣教入川记》，从而保存了《张献忠记》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圣教入川记》的亲历价值。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去世，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北街（马尾沟）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四月六日树立的“安文思墓碑”。

两位罹难多厄的传教士，算是在九泉下相聚了。

四川省绵竹县天主教堂，其前身为四川地区最早建立的天主教堂之一，毁于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之助，入川来到刘宇亮在绵竹县的老家传教。刘宇亮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后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1637年）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刘宇亮矮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时，常与家僮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等事情，皆不得与。但刘宇亮结交广泛，性情直爽，造就了他极大的社会声望，加之他热心天主教，在他的影响下，利类思在他老家住了8个月。他的家院里，“为利君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设祭台，上置黄蜡烛台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铎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成都人士从未见经堂，闻风来观者殊不乏人）。听者皆乐而忘倦。于是进教者实繁有徒。”（古洛东著《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4页）

“1640年，耶稣教会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在成都、保宁、重庆等地施洗了教徒，这也是天主教最早进入西南的记录。”［谭卫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载《湖北师范学院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一个被中土内陆省份视为“异物”的宗教，在尚未成为“异端”之前，人们总是报以稀奇、观望的态度。利类思随即在绵竹天官府讲经布道，受洗者达30余人，这应该是四川第一批正式受洗者。随后，利类思再到繁华的成都播撒上帝之爱。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在成都的达官显贵中挑选的30位天主教徒，成为四川一地的第二批教徒，其中就有蜀献王后裔、张献忠的岳父伯多禄（音译天主教名）等人，率领家眷受洗礼。1642年安文思从杭州来成都协助传教，保宁、顺庆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传教经堂，四川逐渐成为重要的传教区。随着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造型特异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让居住于山区、觊觎红尘动向的道观中人，大为不快。

《圣教入川记》屡屡提及为难天主教的“道党”，乃是道教教徒。当时成都道教盛行，从教者广泛，官绅较多。一见洋教吸引听众，他们立即采取了很多攻击措施。四川武官阎督系明蜀王府禁卫军统领，皈依天主教之后，奋力保护教众，还在自己家中设立圣母堂，可见当时天主教对于绝望世人的大光普照。

本书里，显示出作者拘于教派之争的狭隘立场，远没有宽厚仁爱的立场：“道党种种暴行，攻击圣教。后刑司暨官府查实，分别首从，将为首滋事三八严办；余皆薄责，充留省外多，其余附和之辈，亦受应得之罚。因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是其显报也。”（《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3页）最后一句，不应该是真正得道者说得出口的话。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一日，成都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夹杂冰雹而下，蜀王府的寝殿为雷击中起火……天示种种异象，城内兵民惊恐万状。第二天，大西军顺利翻越龙泉山到达距成都约70华里的大面铺。五日，黄虎集中20营的兵力围定成都。他事前利用沿途缴获明军的旗帜，选派侦察部队化装混入城内，又趁新任四川巡抚龙文光率队入城之际，鱼目混珠，守城士兵真假不辨。

八月九日一早，成都暴雨如注，这是成都城失守之日。

龙文光的最后一招，就是“水漫金山”。他派人到灌县将都江堰挖开，让江水注入锦江，溢满城壕，以此保住成都。但他未能料定，黄虎早已经派出部队直插灌县，捕杀了执行这一任务的县尉赵嘉炜。当时已挖掘了一半的堤堰，水量减弱，推迟了预定的放水时间。在岷江水还没有到达成都之前，大西军就里应外合夺取了成都。

清代张廷玉所著《明史》记载：“黄虎……遂进陷成都。蜀王朱至澍率妃、夫人以下投于井。巡抚龙文光被杀。”

崇祯十七年八月九日，张献忠率军用数万斤炸药炸开西北城墙，打破成都城池（《圣教入川记》记录的张献忠进入成都城的时间为九月五日）。沈荀蔚《蜀难叙略》使用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来形容爆炸的情景：“木石如飞，鸟蔽天者久之。守陴者皆走，贼遂入城。”城池与人心，简直就像涣散的煤渣。末代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带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另外的记载是，蜀王朱至澍于当日中午与周贵妃在端礼殿自缢。我估计是太监再将其尸体填埋于井），此井就是“菊井秋香”所在地，被誉为成都八大景之一；朱至澍的四弟“太平王”朱至渌也前赴后继投了井；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大西军处死。张献忠分军四掠，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

这一天，恰好也是一个很有深意的忌日，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八月九日，皇太极猝然病逝。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政权，即是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年号非同小可，更不可儿戏。大西朝把年号定为“大顺”，并无渊源可查。这显然是张献忠故意以李自成的大顺国号作为自己的年号，他再次展示了“拿来主义”的勇气。对于张献忠这样的意图，姚雪垠在《李自成》第5卷第26章中，借王兆龄之口解释说：“别看李自成占了西安，破了北京，可是他兴时不会多久，真正奉天承运的皇帝是我家万岁。万岁要举国臣民都明白这个道理，不要把李自成看得有多了不起，所以把他的国号用作我们大西国的年号。这是何等胸怀，何等睿智！”以张献忠之性情度之，这一解释不无道理。

此时，躲避在绵竹县刘宇亮老家的利类思与安文思，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铸造术、天象与《天书》

《圣教入川记》没有交代清楚的是，两位传教士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们之所以要返回成都，主要是风闻张献忠雄才大略，“有勇有为，能任国事”；其次，在于曾经担任成都县令的吴继善，已摇身一变，升任大西国的礼部尚书了。这个吴继善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推荐两位司铎？出身江苏太仓的吴继善，乃是写《圆圆曲》和《绥寇纪略》的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梅村）的族兄。崇祯十一年（1638年）进士，后在翰林院任庶吉士，认识被崇祯重用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吴继善奉命到成都做县令，离京前他与汤若望告别，汤请吴给利类思带了一封书信，吴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类思，“畅谈间，殊为相得”，遂成为朋友。

吴继善向皇帝大力推举两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张献忠早已知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的交往，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贡品，加上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顺势而导之，奇技淫巧，令人脑洞大开。对此，张献忠也渴望一睹为快。他下令，派遣礼部尚书立即请两位洋人出山觐见。

见到大西国礼部来人，不敢敬酒不吃吃罚酒，他们星夜从天全县赶往成都。当日黄昏，入住成都内城的原光禄寺署，受到国宴款待。次日一早，他们忐忑不安来到修葺一新的蜀王府，见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当时，这两个人都还算年轻，毕恭毕敬，他们看上去精神很好，身材高大。两人穿着传教士的黑袍，胸挂十字架，一手捧西文版《圣经》，一手不断比画，上帝保佑！

张皇帝静静端详，并不发声，沉默就可以酝酿铺排巨大的威仪。份儿必须拿捏到妙处。

一名传教士自我介绍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文名叫利类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传教士也自我介绍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

两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为了传教，他们下过很大的语言功夫。利类思道：“我们在澳门学了两年的汉语，风闻皇帝雄才大略，所以我们就来拜见……”

大西威仪已经让洋人拜服于脚下！那天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给洋人留下深刻印象。再一想，这两人胆子够大，能够进入正在战乱的四川积极传教，可以说是明末时期最有冒险精神的两名传教士。他们对传教的那份执着，为了传教所能做到的牺牲精神，让久经沙场的黄虎暗暗称奇。

胸怀大西国的人，总是渴望放眼全世界。黄虎放低身段：“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古洛东著《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0页）

看起来黄虎并不反感天主教，至少口头上是如此，他的外交辞令毫无瑕疵。他抛出的乌托邦计划，要在“国家太平之后”才能付诸实施。他同时又是最求立竿见影效果的人，不喜欢口惠而实不至。两位洋人前脚一回光禄寺署，他已经派人送来了各色点心、数匹绸缎、60两白银、大西朝袍各两件。两人受宠若惊，翌日上朝拜谢。一见洋人没有穿戴大西朝衣、朝冠觐见，黄虎有些不悦，洋人不要狗坐箢篼不识抬举啊。单刀直入发问：为什么？为什么？

洋人解释说，我们早已绝世俗荣华。黄虎锦心绣口，对此发表了一通宏论：“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国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人员之所为也。尔等勿得推却。”

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思维严密，滴水不漏，藏匿着绵绵不绝的威胁，这也成为后来的学者们引之为张献忠“智识非凡”的铁证。

两位洋人理屈词穷，只得领受了大西国的重礼——朝服。张献忠一见，一箭双雕，目的已经达到，不禁龙心大悦，才宣布封洋人为“天学国师”。每人每月获得10两银子的俸禄。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大西国的御用国师了。

自此，黄虎经常在金銮殿求学问道，天文地理，金属铸造，表达出了好学上进的君子势头。洋人老实，岂能探之水深。

转眼就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一直到请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费著《岁华纪丽谱》载，南宋的成都冬至，毫无例外的成为一个宴乐的由头，当时成都地方长官，在冬至日均要在大慈寺里设宴。

陕西有冬至吃饺子和羊羹的民俗，甚至更为隆重。张献忠决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与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明蜀王府宫殿虽然经过政权易手，依是蔚为大观，宏丽雄伟。

在成都崇州市，有一座1∶30比例还原蜀王府原貌的模型，宫殿模型不仅外形考究气势宏伟，还可以拆卸、重组，结构精妙完善。宫殿模型所使用的原材料是废报纸。这座模型的制作者是68岁的季国忠先生，耗时15年复原蜀王府原貌，被称为国内用废纸做古建筑模型的第一人。据《成都商报》图片

蜀王府明远楼复原模型据《成都商报》图片

张皇帝开了金口，请两位洋人国师升座。

皇帝首席，阁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黄虎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大西国的冬至日宴会，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思想盛宴。

酒席开始，张献忠嘘长问短，首先问及天主教以及传教事情。他关心的是“西学”，问及算学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张献忠每每听完洋人的答复，转身就与左右辩论。除了“天学国师”，大西国已经罗致了一批堪舆高人充作幕僚。皇帝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学，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看起来他已经颇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他们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皇帝“天姿英敏，足智多谋，其才足以治国”。这一评语，已是一代明主陡然崛起之兆。奇妙的是，恰在于紧接此句之后的一句话：“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看起来，反而让我疑心，国师写作此书时饱受刺激太巨了，头脑已不大正常。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和日晷。能够将虚无的天象、地球予以具象的科学，这满足了他极大的好奇心。

西汉时，蜀地奇才落下闳就提出了“浑天说”，是极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论，他认为整个天体浑圆如一个巨大的蛋，天如同蛋壳，而地就像蛋黄。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绕着南北两极不停地旋转。其可贵之处在于承认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发明制作了浑天仪，用来证明“浑天说”。那是一架巨大的天文仪器，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天体观测仪，肉眼能看到的星座，都被精确地标刻在他的仪器上，仪器的转动，能演示出它们在天空运行的轨迹。在落下闳提出“浑天说”之后一千六百年间，世界上一直没有其他理论比他的想象说更为正统，地是中心，宇宙围绕地球转动。

对此，以斗争为职业的张献忠并非一窍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何况，他已有前车之鉴。因为劲敌李自成之所以称帝，就是获得了天象启示。

1669年—1674年，南怀仁为北京观象台主持设计制造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各1架。此为天体仪。仪重3850千克，仪高2.735米。此仪用一个直径为6尺的铜球代表天球，球面上布列着大小不等的镀金铜星1876颗，并把它们分为282个星官。球面上刻有赤道圈，与钢轴垂直。铜球外边南北直立的是子午圈，其上最高点代表天顶的铜制火球。球面外与地平平行的是地平圈，四根立柱托着地平圈立于底座上。该仪用途有60多项，但它主要用于黄道、赤道和地平三个坐标系统的相互换算以及演示日、月、星辰在天球上的位置等。该仪曾于1900年被德国侵略者掠至柏林，1921年才重新安放在北京古观象台上，至今球面上还留有侵略者打下的弹痕。

宋献策为河南永城人，学识渊博，尤精“术数”，云游为人占卜吉凶。由于身材矮小，简直是武大郎，因而被呼为“宋矮子”或“宋孩儿”。他初见李自成时，李攻汴梁刚被射伤眼睛在宁陵逻岗李庄疗养，正处于伤感颓废时刻。宋献策见到李自成，纵论天下大势，指出明王朝政治腐败，“国运将终”（《明季北略》卷二十三），并神秘地对李自成说：“夜观天象，通过对古代典籍中各种预言的考证，接下来便是‘十八子，主神器’的时代了。”十八子即李，神器即社稷，即李自成当成帝王而主宰天下意。《明史·李自成传》指出：“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

南怀仁像

李自成能够在宋献策那里得到天机，张献忠为什么不能在洋人国师的智慧中获得玄机？

1645年新春，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下令：制造天象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加班加点，仪器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洪雅县瓦屋山历来产铜，那是邓通铸钱留下的遗址，但大西国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钱币近似。

南怀仁制品，陈列于比利时鲁汶大学欧中研究院的天体仪复制品

经历8个多月的连夜奋战，两个机器怪兽一般的铜质仪器终于完工。

“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官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具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官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完成后，“见者莫不称奇，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球仪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又令厚赏司铎”。“献忠深赞二司铎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独厚爱司铎，即司铎之用人亦均赏赐。”（《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3—24页）

在黄虎的大欢喜里，罕见地出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境遇。

这一段叙述里，出现了“日晷”一词。汉代的日晷，学名叫“地平日晷”，即以太阳投射在地平面的石盘上来显示刻度，其石盘上的刻度并不均匀。取而代之的是“赤道日晷”。清代学者梅文鼎记载，最早的“赤道日晷”，应该出现在唐朝，并历经唐宋元明几个朝代的演变，故宫太和殿汉白玉基座上，那斜立着的圆形石盘，就是古代中国最精确的“赤道日晷”。

蜀王府主殿为承运殿，这是一座工坚料实的大殿，气象雄伟。堂前楼后的空地，皆铺以青砖，其间嵌以红彩天花，可谓富丽堂皇。皇帝一心向“天”，早改承运门为“承天门”，改承运殿为“承天殿”。张皇帝独坐承天殿上，与这些仪器对视，相看两不厌，犹如李白之于敬亭山。张献忠由此成为中国帝王里，率先实现中土堪舆学与西方天文学予以空中对接之人。

西蜀之地，毕竟见识西洋的“奇技淫巧”太少了。这让我注意到，在重庆作家潘传学、潘传孝合著的历史长篇《张献忠》里，提到：“张献忠在东园，先是李绶将李丽华、许若琼献上，紧接吴继善又献上一架西洋自鸣钟，都很讨张献忠欢喜，也因此对降官的乖巧留下了深刻印象。”（潘传学、潘传孝著《张献忠》，中国三峡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656页）

这一段叙述不可能成立之处主要在于，明末时节，成都知县吴继善不可能在成都找得到极其稀罕的西洋自鸣钟。当时蜀王以及利类思、安文思为大西政权制作的应该是“赤道日晷”。如果张献忠拥有西洋自鸣钟的话，《圣教入川记》里绝不可能不提及这一舶来品。何况，安文思本就是机械制造专家，后来他专门为康熙皇帝制造过好几架自鸣钟。

古人认为天上星辰代表神灵。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是中国最早最为完整记录星象的著作，一共记录了783颗星。其中记载：“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一共78颗星。二十八宿分属于东西南北四宫。北极星附近的星辰为中宫、紫宫。北极星恒定不动，其他星辰都是围绕它而转动，北极星就是天帝星、太乙星。在北极星旁边，还有很多星星代表了天帝的后妃、内宫、三公、警卫官以及藩臣。东宫为苍龙，有94颗星；南宫为朱雀，有134颗星；西宫为咸池，有117颗星；北宫为玄武，共134颗星。西汉刘向《淮南子·天文训》也指出：“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咸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衡之囿也。天河者，群神之阙也。”

南怀仁编著的《坤舆图说》

面对这一璀璨的、可与天地同辉的权力谱系，张献忠知道终南山就是太一山，那是太一神的居所。

他自认，自己就是恒定的北极星。

现在，张献忠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他终于发现“老天”的权力构造了。那是可以触及的绝密“指掌图”。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了。

既然自己拥有了地球与宇宙，已经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论，就是“天言”，汇而成书，就是“天书”。他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语录编为《天书》一册，“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惟天子独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独能解释故也。此书多隐语，乃献忠伪作”。《天书》的本质是预言之书，预示大西国未来诸事。任乃强先生指出张献忠“初通文墨”，举他的几首顺口溜为证，其实，他有意回避了《天书》的公开写作，“张献忠语录”才是其本体论到方法论的集成。张献忠死后，《天书》下落成谜。为此，一个学者侃侃而谈：“可惜这本书的详细内容没有流传下来，但可断言是一部别开生面、富于哲理性的著作。”（黎邦正著《浅析张献忠思想的两重性》西南师范大学，1987年版）

真是“张道不孤”也。你凭什么能“断言”呢？这些学者啊，都是《天书》的超级粉丝，简称“张迷”。

张献忠迷信甚深。在我看来，他热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星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他经常围绕铜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忧思。他反复摩搓，红铜越来越红，突然间，发出冲天血光。

自从拥有了天象仪与地球仪，张献忠经常站在大西府中心空旷的坝子里（现在的天府广场以北）独立向天，这分明是屈原“天问”的函授弟子。这对于习惯以声音政治来统摄三军的黄虎而言，是十分难得的静默时刻。

某一天，他似有所悟，发出一道圣旨：自己亲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自己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晴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由此可见，张献忠这番话并非向天虚构，他极可能与晚期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了对“天”的极度痴迷与虔信。

天象仪、地球仪存列于皇宫大厅，宛如天外来客，凡人不可靠近。矛与盾一直围绕着它们旋转，跳起了急促的狐步舞。某天，引起了一场“何以天圆地方”的形而上讨论。忧思多日的张献忠向两位国师提出了这个终极问题。

洋人详细阐释地方天圆之理，并引多方证据：“地球非方形也。”

久走山路的张献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江湖的草灰蛇线与山林的羊肠小道所组构的世界。他显然不能在洋人的学理面前露怯，非常诡诈地回答：“地球浑圆之说，吾亦信之。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故名中国，其坚稳可知。当有八百年之久长。”这段话，表明张献忠并非一无所知，他承认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又要维护国粹，问题在于，中国的稳固如何是八百年呢？所以有学者说，大西皇帝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东方文化为世界中心的大力提倡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实践者。

呵呵，各位看官同意吗？

张献忠心雄万丈，决定举行一场辩论大会。他命令宫廷太监与洋人进行学理驳难。他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嘛。

他耳听八方。突然插话：“外国有无菩萨？”

太监们揣测旨意，大肆诋毁天主教。但张献忠显然更为宏阔，他不以亵渎天主之言为本意，反而颂扬起天主真神，他站起身，放声高祷：“天主命我到川剪除道党，以救二位司铎，因司铎所传之教律大而且圣。不幸中华人民固执于恶，未能守之。”张献忠怅然，向司铎云：“我今亦在教，谨守圣律，若将尔等之长须让生我之颔下，必能成一善教友，与尔等无异。”这个话，让洋人大惊。其实是他们没听懂。头发长，见识短；老龙王，胡子长。张献忠的意思是洋人见识多，学问渊博，如果他获得了洋人的智慧，那么就彼此彼此，都是教友。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其次在于铸造大炮。如果说天象仪、地球仪满足了张献忠的玄学向往，那么铸造大炮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实用性。毕竟，他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铸造大炮的原始材料，记载并不见于《圣教入川记》，也不见于《中国新史》，我估计实有其事，是在于传教士根本不敢与人阐述这伤天害理之举。铸造大炮出自佚名之作二卷本《大西通纪》，任乃强认为这是“作者自记亲身经历，实见实闻的原始资料”，他认为“是献忠战友逃死遁世后所写的私史。原叫《劫余传信》”。

张献忠从两个铜球的制作工艺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二位司铎造一尊红夷大铜炮。所谓红夷大炮，乃是荷兰人发明，原名叫“荷兰雷”，因中国人称荷兰为红毛国，故称为红夷大炮。

利类思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炮管长、管壁厚，而且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形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发炮弹可伤人无数。西洋人的海军横行海上全靠此炮，我虽多次见过，但未学过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习算术物理，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制造。”

安文思承认：“本人没有学过制造军火之术。但军火也是根据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要认真研究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其方法。承蒙皇帝准许我们传教，为了大西国的国运昌盛，我愿助一臂之力。”

当时成都尚有遗存的明军火炮，两位洋人依葫芦画瓢，摸索出红夷大炮的原理，绘出了图纸。原来那帮协助铸造天象仪、地球仪的工人已经熟门熟路，按图施工，先铸炮管，再造炮弹，最后将炮身装载在炮车上。两个月内，红夷大炮铸造成功。

事有巧合。彭县（今彭州）传来急报：彭县民众造反，叛民与南明残军聚结于关口（丹景山）、海窝子一带的山寨，抗税抗粮，抵抗大西军。张献忠决定牛刀小试，让红夷大炮大展神威。炮车轮子大，加上车轴宽，一般道路根本无法通行。张献忠命令沿途的乡镇修运车道，与成都街面同宽，直达彭县。但两位洋人毕竟不是军人，由于没有造好炮架子，发射时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操作费时费力。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主山寨之前，那是对抗大西政权的一处山坡上的坚固堡垒。因需要仰射，操作更为困难。最终是连炮带骡子滚落下山沟，这是一次颇为丢脸的科学实验。但张献忠没有重责洋人，他自有他的金算盘。

大西国的元宵节

安文思于1648年到达京城后，一住29年，中国成为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他以葡萄牙文写成了《中国新史》，原名《中国的十二特点》，为西方早期汉学的奠基作之一。本书写完，没有刊印。时值中国教团总监柏应理神父要去罗马教廷复命，晋见红衣主教德斯特列。主教询问有关中国特别是北京的情况，柏应理神父遂将携带的手抄本《中国的十二特点》交给主教阅读，主教交伯农译为法文，予以刊布。全书共分21章，记述了中国的历史与明末清初时的社会状况，特别对中国社会的礼仪风俗、城镇特点、官僚贵族体制和皇城建筑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安文思以独特的视角、思维方式、价值观去认识、去感知与他的祖国完全不同的东方国度，在生活、传统、习俗、信仰等方面无从避免的冲突与默契、真知与谬误、失望与敬仰……《中国新史》里充满细节呈现，文笔与《圣教入川记》的简略干涩相比，真是云泥立判。

顺治二年（1645年）元旦前后，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正在艰难地向河南湖广转移，黄虎与大西军政官员在成都欢度新春佳节。元月三日，他在成都举行迎新春佳节宴请百官，发表一番重要讲话：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而今我定都于川，不取汉中，能免他人得陇望蜀乎？听说闯王已退出西安，遣马科守汉中，马科是个庸才，若不及早夺取汉中，日后换作能人来守，那就难办了。我再三考虑，因四川新定，士民尚需治理，故迟迟未做决断。现在春和日丽，可遣平东、虎威二将军北行，平定汉南。至于川南杨展、王祥何足介意？唯川东曾英宜从速消灭，重庆为楚、蜀要冲，不可为人所控制。都督张广才遐迩咸服，可早剿灭曾英，以便东下，可无忧虑。众官应诺。

这一“元旦讲话”高屋建瓴，清楚地表明了张献忠及其大西政权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可以看出防范李自成大顺军入川与控制内部叛乱一直是他着力思考的两大问题，所以两手都要抓，他立即进行了相应部署。

《中国新史》里，安文思描述了在成都大西国宫廷，与张献忠等一同度过元宵节的盛况：

在中国人的节日中，他们感到最欢乐且隆重庆祝的是新年头一个月的第十五日。这一天，他们点上许多烛火，燃亮许多灯笼，如果当时从高山之顶去看全国，你会认为它在一片烟火的光辉之中。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无论海岸还是河畔，到处都装点着各种形状的彩灯，或者鸣放烟花爆竹，在天空发出亮光，似舟、似塔、似鱼、似龙、似虎、似象，一般有上千种令人惊奇的烟火。这使我有机会谈谈我在1644年的亲眼所见。我和利类思在四川省被暴君张献忠拘留时，他邀请我们观看他命令在正月十五日那天晚上燃放的烟火，确实有无数奇异新颖和美妙的表演，但最令我惊奇的是下述的装置：这是一株覆盖着红葡萄藤的树，它的各个连接部分一直在放光，而在另一边，葡萄藤的干、枝、叶及葡萄的光亮逐渐熄灭。然而仅如此，你还可以辨别葡萄串的红色、树叶的青葱、藤干的褐色，栩栩如生，以致你会坚信那是天然的东西而非仿造。但更令我惊异的是，作为一种元素的火，非常活跃，可以吞噬一切，此时却如此徐徐行动，看来它拋弃了自身本性，服从艺术的指挥和安排，只表现树的生命力而不烧毁它。（安文思著、何高济译，《中国新史》，大象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72页）

这是一段《圣教入川记》完全不载的都市生活记录。需要指出的是，安文思在成都参与的元宵节盛况，时间应该是1645年的正月，而不是1644年。也可以看出，张献忠进入成都的第一年，也渴望萧规曹随，只要当地百姓拥护新政权，俯首称臣，照章纳税，日子也就过下去了。从安文思的描述里，我们可以发现，成都的工匠以及灯作艺人仍然在新政权下继续展示着自己的手艺，因为这些巧夺天工的花灯、走马灯，绝不可能是出自大西士兵之手。

元宵节在成都也称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赏灯活动更加兴盛，王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的灯轮、灯楼和灯树。于是满城皆灯，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就必须要有赏灯的人。所以观众不可能只有张献忠一个。

成都少城。美国地质学家张柏林1909年摄

明朝的成都过年，彩灯挂满街头，狮子龙灯竹马全。尤其是元宵节这天晚上，成都城内华灯万盏，热闹非凡，有诗云：“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灯照人。灯如火树披银花，星群灿烂到仙家。”这是对成都元宵灯会最贴切的赞美。以前，成都的公馆门口都要在过年期间高悬红灯笼，初九开始就要上灯了。灯笼是方形的，用白油纸糊，外面套上红绸纸，里面点上蜡烛。

明朝杨慎的《鹧鸪天·元宵后独酌》：“千点寒梅晓角中，一番春信画楼东。收灯庭院迟迟月，落索秋千翦翦风。鱼雁杳，水云重，异乡节序恨匆匆。当歌幸有金陵子，翠斝清尊莫放空。”还有清朝李调元的《元宵》：“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圆。”《锦城年景竹枝词》：“花灯大放闹喧天，狮子龙灯竹马全。看过锦城春不夜，爱人唯有采莲船。”

有一首竹枝词《春节游竹枝词》描写成都元宵猜灯谜的情况：“春灯迷子递相猜，惹得过迂学子来。露下二更人影散，可怜灯下尚徘徊。”游人都走完了，这些迂夫子还在猜，哎呀，这个灯谜出得是太精巧了，就是猜不出来……引人联想的是，置身五光十色花灯下的张献忠，是否也被摇曳的灯盏，勾起了一番值得铭记的回忆呢？！

元宵节这一时间节点，对于张献忠难以忘怀。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元宵节之前，已进入西安的“闯王”李自成志得意满、建国称尊。此时，偏处湖南一隅的“大西王”张献忠，则在长沙城内召开了一次名为“长沙决策”的重要会议。会议议题是，“八大王”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

军师汪兆麟毕竟是靠智慧吃饭的，建议非同凡响：明军重兵沿长江两岸防守，且武昌被明军将领左良玉攻占，南京黄得功、刘良佐之部皆为劲敌。当下李自成正在北方与明军将领孙传庭激战，我军不如趁此时机，效法武侯诸葛亮之策，夺取天府之国，至少也可像刘备一样，三足鼎立，雄视天下。汪兆麟的提议，深得张献忠首肯。但张献忠迷信甚深，处于理智无法说服感情的心境，他决定占卜问鬼神。众人屏声静气，由神的二传手汪兆麟进行占卜。他首先以下江南事进行占卜，不吉；继以上西蜀事占卜，大吉。

汪军师说：“人心固合天意也。请大王不要再怀疑了。”

鬼神冥冥，明崇祯十七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即正月十六，张献忠率三十万水陆大军、木船万余只，离开长沙，经荆州，对四川实施饿虎扑食。

……

大西国的安稳日子并不是走马灯，也不可能只是火树银花而不烧到自己的奇妙花灯。皇帝突然发现，映照在宽刃大刀上的灯火，一旦有血的加盟，似乎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川北重镇南充的元宵节，情况就与成都完全相反。

南充至今有元宵节举行蛴蟆（四川方言，指青蛙）节习俗，就起源于张献忠。相传张献忠据守川北，遭官兵围剿，死伤无数，血流成河，无数将卒死于五洞桥后山，常年战乱，导致瘟疫横流……百姓纷纷烧香拜佛，祈求赶走瘟疫，但无济于事。后经云游道士点化，说是战乱浊血，污染河水，触犯河神，降下“蛴蟆瘟”祸害人间。于是百姓们纷纷组织起来，在农历正月十四的晚上，吃罢团圆饭，扎蛴蟆灯就成了最重要的活动，家里有多少人就要做多少个，必须人手一个。有的从一大早开始，就动手自制蛴蟆灯。晚上他们高举自制的蛴蟆灯，挥舞火把、抬着彩龙，敲锣打鼓举行隆重的仪式，祈求河神赶走蛴蟆瘟神。年复一年，这祈求幸福健康，拜祭河神的习俗一代代传承下来。当地方圆数十里的乡亲举着蛴蟆灯，唱着“十四夜，送蛴蟆，蛴蟆公，蛴蟆婆，把你蛴蟆送下河；十四夜，摇嫩竹，嫩竹高，我也高，我和嫩竹一样高……”的民谣，一起将蛴蟆送到河边，祭奠酒神，送走瘟神，祈福平安。

这一习俗，应该是张献忠下令而得到贯彻执行的。

滔滔血海浮起了天地

在铸造之外，张献忠得陇望蜀，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时讲述的“箴言”翻译为西文，寄往在西方传播，以扬其聪慧。洋人认为这是“谚语”，而且狂悖荒诞。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自古有“语录”传统，圣者之言，方为“语录”。

张献忠的这一番比热烈拥抱地球仪还要狂悖的念头，是依靠如下言论支撑的——

张献忠说：“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

张献忠又说：“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

张献忠还随口吟诵：“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黄花不如松。”

……

张献忠口述完毕，“请洋人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注意，张献忠使用了“请”字。这就是说，笛卡尔死于1650年，弥尔顿尚在奋力写作史诗，如果真的把张献忠的作品翻译为西文，他们就是第一批西方读者。再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诺贝尔文学奖，说不定张献忠依靠“语录”与《天书》两本著作，就将首开华人问鼎之先河。

热衷于天文研究与发表作品的大西皇帝，毕竟不是意气书生。突然之间，张献忠虎目圆睁。

“脸，突然就黄了。”

他怒不可遏，七窍生烟，人神皆不能当。簇新的宫殿开始摇晃。受到战事不利消息影响，皇帝愤怒指出：两个洋人均为奸细。

他们是谁的奸细？李自成的？还是清军的？或是明军的呢？

张皇帝目光如炬：“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

这就是说，张献忠提出了“国际间谍”的严重问题。这的确体现出张献忠的国际视野，非同寻常。两个洋人双股战战，叩头作揖，毫无效果。最后沉默了，只得听天由命。突然间，皇帝又和颜悦色，一派风和日丽，伸出巨手扶他们起身。

张献忠的岳父，根据传教士转述，原是南京的一个老儒生，他从洋人处得到一本利玛窦所著的《畸人十篇》后，一读狂喜，再三索书，他们又把《天学实义》给了他，也是利玛窦所著。张献忠岳父一读再读，竟然产生了皈依之心。但张献忠耳听八面，知道洋人竟然还藏匿了自己不知道的“天书”，疑心大起，“锄奸”的神经立刻绷紧了。他以为司铎尚有天文、算学诸书匿而未献出，遂命令将各书悉数交出，以便检阅。张献忠检阅各书，其中见有巨书一册，书之第一篇有二赤身儿童像，童背有二羽翼，如天神模样。就问：这是为何？

1885年山东青州英浸会重刊利玛窦撰《畸人十篇》

洋人回答：“此乃西国风气使然，凡学问之书多用图画，以醒眉目。献忠见之，即询其故。司铎答以此书所言各事均以图画详明，使人易为理会云云。”

张献忠闻之，狂吼云：“真正野蛮！”言完，又索要天文书。

“野蛮”一词出自黄虎之口，足见他良知未泯。历史就是如此妙不可言。

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屠杀四川人？张献忠对洋人讲述了一番至理名言，也可以收入《天书》：“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因天前生孔圣宣传圣道，早知川人弗从，故生孔圣于东省。而东省人民爱圣人、遵圣道，而川人反是。故天厌之，并屡降灾殃以罚之。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又遣尔等司铎航海东来，到此四川传扬圣道，力挽人心，而人民亦弗之听。若辈之罪，擢发难数，故天震怒，遣我天子以罚之。”（古洛东著《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34页）

这是一番绝对虚构不了的话，恰在于其滔滔雄辩的杀人逻辑。替天行道，吊罪伐恶。反过来看，张献忠坚持认为，自己与孔圣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某一天，张献忠正在对科考学子大开杀戒之际，成都一共有3座文庙，其中一文庙突然起火。张献忠感到疑虑，就问左丞相汪兆麟：“孔圣人是不是不愿意咱们杀这些读书人哪？”

汪兆麟是一踩九头翘之辈：“不！这是孔圣人告诉我们，四川的文运走到尽头了。”

张献忠哦哦几声，抚掌大笑，看来真理在大西一边的。

张献忠曾经缴获有一面宝镜，名曰“千里镜”。他仰视天象，俯察四方，常用千里镜予以照射。大西国官员对此宝镜的威力深信不疑：“能闻此异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闻者乃无福人也。”我估计，张献忠应该也使用千里镜“独照”过两个洋人，显然，他的“X光”设备透射出了“赤胆忠心”，否则，洋人早早就被拉去喂皇宫里的獒犬了。

张献忠对各类天文书具有一种病态的痴迷，尤其是汤若望的著作，大西皇帝起早贪黑诵读不已。

大顺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南下的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大西军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义子将军，各率兵十余万人马向川北进发。”八月六日，张献忠率部离开了化作焦土的成都。由于沉重物件无法带走，他下令把皇宫里存立的开明时期雕刻的石犀等掀翻下埋。我估计，那两个红铜天文仪器也一并埋入了地下。

大西军经广汉、金堂、什邡、绵竹抵达顺庆，人马辎重，绵延数十里。农历九月七日在南充军营驻扎下来之后，这一带尚有明朝残余部队，张献忠指挥大军横扫荡涤明将雄应瑞、冯友庆和知府史觐震的部队，九日正式占领顺庆。大西军60万兵马在此停留24天，于十月三日开始移居西充县之南的金山堡。金山堡又名金山铺，即现在西充县金山乡，当时此地为顺庆通往西充县的一个驿站。

金山铺的凤凰山一线旌旗遮空，营垒随山势而绵延，木城、战壕逐一安排妥当，战船也开始伐木制造，海拔不高的凤凰山成为大西军的大本营。稍事安稳，张献忠似乎并没有如史家们所鼓吹的那样，全力准备“抗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宫廷中的天象仪等，思念就是最大的心魔。他实在忍不住了，鉴于地球仪、日晷等一并制造费时费力，他必须具备鉴别主次的辩证法。他下令：“劳役二位司铎，令造天球仪一具，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赶急造作，不分昼夜，不得有误。”铜材、制造设备、人工，一时间就调度妥当。在我看来，天象仪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是张献忠急于从中窥视自己的劫数与宿命，一旦窥破天机，就可以找到破解之道。毕竟，狡黠的黄虎，已经多次成功执行顿开枷锁走蛟龙。

但这一次“出川抗清”，他似乎有了非常诡异的预感。

插图选自德国耶稣会学者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中国图说》是推动欧洲“中国热”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天主堂，即东堂，又名圣若瑟堂

两位传教士采取的办法是，一人在帐篷里读经，一人去作坊铸造赶工，轮流工作。好不容易赶制出来，张献忠叫来了一位中土的堪舆先生，他以老江湖的眼光，严厉审视这一作品。堪舆先生必须显示自己的门道与精湛法力，他指出，这个天象仪制作完全不对路，甚至没有显示太阳赤道，这是故意淆乱国家大运所为。天象仪预示着大西朗朗国运，而大西国眼下出现这么多乱子，显然是这两个洋人预以加害昌盛国运呐……张献忠一听，怒不可遏，吼声如雷，但显然已经不能声震屋瓦，至多是声撼帐篷。他终于认定，洋人故意胡乱制作，闹乱国运，犯此滔天大罪，不唯害国，且害己身。判决：将两个洋司铎处以极刑。回到杀人上，他的思维是严密的，考虑的是如下几道身体工艺：时而欲活剐司铎；时而欲鞭死司铎；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尽骨销……洋人呆在巨大的恐惧里，双股战战，闪电雷霆加身，气都不敢出了。

但张献忠大喊：“且慢。姑且留下尔等狗命。”

我估计，张献忠还是看在天象仪、地球仪的分上，也许他真希望大西军占领西半球，重振河山之际，再让两个洋人国师来制造他心仪的宝贝。

这些事情，一直到二位司铎随军到达西充县大营也未消散。皇帝令二人就住在献忠凤凰山的老营（司令部）附近，说是以便“顾问”，实是监督。这是因为二司铎从成都开始就在上层人物中发展信徒，张献忠的老岳丈及其夫人，劝化了全家老幼32人悉奉圣教，还有些宫女和军官等数十人领洗入教。人在困境里，很容易回忆起鲜衣怒马时候忽略的细节，现在一旦回想起来，张献忠陡生疑心。他的老营附近天天杀人，二司铎“饱受惊惶，坐卧不安”，决定上书陈情，请求让他们离开部队，返回澳门。“献忠阅书，疑为讽己”，他决定找一个出气筒。他认定这些上书之举，出自仆人之计和老岳丈支持，下令将其岳丈还有川籍仆人6名一起逮捕处死，只留下澳门人安当未杀，但须受鞭刑一百……由此足见张献忠的心智蜕变。极度焦虑，转为出离的滔滔愤怒，愤怒的趾爪撕扯自己，到了不堪承受之痛的程度，他必然要把这剧痛，转移到他人身上。一句话，皇帝要泻火，众人必须为之排忧解难。性命，就成为最为直接的靶子。

北斗七星

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

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张献忠举行大朝仪式，他对双股战战的军士们朗声宣布：“自十七日起，朕一人也不杀了。尔等要团结一直向前看，赤心报国，勿怀二心，相互猜忌。”

到底是谁在猜忌？他真的金盆洗手了吗？

凤凰山的铸造工坊里炉火熊熊，换人不熄火。很显然，两位洋人国师的主要职责是在此铸造天象仪与地球仪。但张献忠还有一些金属嗜好，另外的工匠们也铸造了一批精美铜器。现在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两面铜镜，铜镜的钮上清楚地铸有“大顺三年孟秋月造”八字楷书铭文，据此，这两面铜镜的铸造时间完全可以确定。大顺三年为1646年，孟秋月即夏历七月（公历9月）。同年冬月末张献忠即猝然被杀身亡，这两面铜镜是据张献忠死亡之前3个月所铸。而类似的铜镜，在国内其他地方也有发现。

这一铜镜也暗示我们，张献忠显然在天象里得到了一些对他紧迫性的缓解暗示，他并不以为大西气数已尽，不然，铸造这些铜镜来干什么？

《老子》有箴言：“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这个道理，曾读中外典籍的张献忠，应该懂吧。

时间过得特别慢，就像被粘接弓胎的牛胶黏着了。

1647年1月2日清晨。

这一切，距离满族人的弯弓弹射而出的利箭，像归巢的雨燕那样飞扑皇帝胸口，仅有几个时辰了。他是活到死、学到死的榜样。

好了，列位看官，我们就让那一支利箭，多飞一会儿吧。

关于老虎的喻体与本体

《圣教入川记》绝非是关于张献忠言行的“伪经”。其一言一行，铸就了一根屹立中土语境的“谤木”；一本书注定不会把大西皇帝钉上十字架，只能是耻辱柱。

本书里有三处涉及老虎。

“黄虎”是屡屡出现的词语，大西王张献忠也。黄虎是他的本体，抑或喻体？或者我们承认，他可能才是合二为一的典范。

而率军南下征伐大西国的肃武亲王豪格，全名爱新觉罗·豪格，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作为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骁勇善战，可谓虎父无犬子。豪格在满语里有“耳垂”的意思，朝鲜人又尊称他为“虎口”或“虎口王”，这一尊称伴随豪格的征途一路播撒。豪格率清军进入四川后，“黄虎”终于落入了“虎口”，成为一种绝大的历史巧合。

“皇城”是明蜀王朱椿的王府，中轴线上，自南向北的建筑是：正门端礼门、龙门、明远楼、石牌坊、致公堂、清白堂、文昌宫和后子门。美国人那爱德摄

《圣教入川记》里斜插一笔，黄虎被一箭贯胸、大西军四散而逃之后，在两位传教士随豪格部队抵达西安府之后的记载里，提到了著名的西安司铎方德望，某次畏艰难翻越大岭去传播福音，但有老虎纵横山岭。没有武松的哨棒与胆略，方德望决定以滔滔雄辩征服老虎。

走到顶上，一群老虎来了。司铎向老虎说：“你们害人性命，实在不好，如今我靠全能天主的名字，命你们以后不再害人了。”老虎听得这话，立刻走了。从此以后，那个山上再没有老虎为患。（古洛东著《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60页）

与虎谋皮，与虎促膝对谈，这样的话语水准，臻于全能之神感天动地，完全达到了“活死人、肉白骨”之境。如果方德望是对“黄虎”说出这一番宏论，结果会如何呢？！这一推论，引我浮想……

1648年，安文思、利类思二神父历经劫难回到京城以后，一场反对汤若望的风暴就在耶稣会内刮起，这场风暴直到汤若望逝世后才趋于平息。一波暂平一波又起，汤若望的追随者南怀仁又遭到了猛烈攻击。这场风暴的主要制造者就是安文思神父。

安文思与汤若望的矛盾起源于两点：一是汤若望曾经指责安、利二神父不应该在张献忠属下当官；二是安文思认为汤若望在北京对于营救他们二人没有尽力。关于第一点，根据邓恩（George H.Dunne）公布的资料：“（汤若望）第一次得知，利类思和安文思因为曾经在张献忠政权里做过官，而被视为是强盗和反叛者，这类人通常是要被处死的……汤若望将这些事实报告给傅凡际（当时中国传教区北方传教会长），他以他坦率的个性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即利类思、安文思的行为是愚蠢的，一旦落到暴君手中，他们应该宁死也不接受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