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医学与古典文学的相互影响

中医学和古典文学都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虽然前者属于自然科学，后者属于人文科学，体系不同，社会作用各异，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但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统一背景下，两者之间长期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对中医学还是对古典文学，都提供了一些有利各自发展的因素。

中医学对古典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古典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找到中医学渗透的痕迹。

中医学影响古典文学的最重要表现，是它为古典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开拓了古典文学题材的领域。在古代，中医学是一门比较发达的学问，又是一门很实用的技术，社会影响很大。它不仅在人们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中华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还广泛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心理、行为和习俗。人们即使不生病，不求医问药，平时的衣食住行也免不了要同中医药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饮食为例，由于药食同源，许多食物同时也有药用功效，因此人们在品尝食物的美味时，往往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它们的药用价值，区分它们的寒热温凉之性；有时则刻意在饮食中再添加适当的药物，用以滋体强身或祛邪治病。一个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中国人，大都懂得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性味合适的食物，以免以热益热、以寒增寒。

中医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高度融合，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又反映生活，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描写的对象。中医药既然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然会进入文学家的视野，在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医学的内容很丰富，医家的医学活动、疾病卫生的状况、医方药物的奇功神效、养生保健的方法，都是中医学为古典文学提供的常见素材。在这些创作素材中，有些带有明显的民族和时代特征。例如古典文学中有大量的咏药诗赋，以中药为吟咏的对象。在这类作品中，诗人们用生动优美的笔触，描绘各种药物的形态、色泽、性味、功用，礼赞它们为人类健康长寿所做的贡献，有时还把它们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或思想感情的寄托。而在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就很少见到类似的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少有这类作品，这是由于体裁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而不是题材的限制)，这与中药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中药绝大多数为天然药物，来自大自然。这些药物特别是其中的植物类药物，有的生性奇特，有的形态可人，有的色泽艳丽，有的气味芬香，除了有祛病强身之功外，多数还有观赏的价值，可以作为人们审美的对象，因此古诗中常有“花药”之称，例如唐代孟浩然《同张顺府碧溪赠答》的“曲岛寻花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创造了品类繁多的药物，既丰富了中药宝库，也充实了诗人的吟咏物象。又如中医有一套较为完善而富有民族特色的养生观和养生术，创造了独特的养生文化，在古典文学中，也有大量的诗歌散文表现养生，形成一类独特的养生诗文作品，这也是外国文学和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罕见的。总之，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大大丰富了古典文学的表现内容。

中医学影响古典文学，还表现在它充实了古典文学的表现手段和语言。“比兴”是古代诗歌的重要创作手法，在早期的《诗经》中就已大量采用，后人总结“《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对“比兴”人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宋代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通俗地说，“比”就是比喻，用具体的物象来打比方；“兴”就是先写其他事物，由此及彼，从而引发出诗人所要抒写的对象。可以用来“比兴”的事物十分广泛，唐代皎然的《诗式》说：“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有同类，尽入比兴。”其中最常见的“比”物之一是草木，而它们大多也是药物。以《诗经》为例，其用作比兴的药用植物就多达上百种。后代诗歌承袭《诗经》，也常以药用植物来作为比兴的形象。诸如以兰茞椒桂象征君子贤人，用菟丝附女萝隐喻夫妻相依相伴，把青春年华比作娇艳的豆蔻等，几乎成了古典文学中固定的形象。中医有关人体生理和疾病医疗的知识，也被用来作为诗歌的比喻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自蜀江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写洪水带给人民的危害及治理方法时写道：“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把江河比成人体血脉，用“疽疣”比喻滞留不泄的洪水，以“针石”比喻疏导大水之策，十分形象。唐代另一位诗人聂夷中的《咏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把农民为了度过饥荒，被迫牺牲长远利益比作剜肉补疮。古代的文学理论著作有时也用医药知识来作比，例如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谓：“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宋代吴沆《环溪诗话》说：“故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通，无骨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四者备，然后成诗。”他们两人都是运用中医有关人体结构的知识来描述诗文结构，从而使抽象的文学理论变得形象易懂。

中医学对古典文学创作语言的影响，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与医药有关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演变为成语典故或一般词汇进入文学作品。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左传·成公十年》记载秦医缓为晋景公诊病，在医缓未到晋国之前，晋景公做梦，梦见疾病变成了“二竖子”(两个童子)躲进他体内的膏肓之中。这个故事中的“二竖”后来成为疾病的代名词，并演变出“二竖为疟”的成语，比喻病魔作祟或恶人当道；“病入膏肓”也源于这个医学历史故事。晋代葛洪《神仙传》记载董奉为人治病，栽杏成林的故事，已为大家所熟知。该书还有这样一则医药传说：“苏仙公白母曰：某受命当仙，明年天下疫疾，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可疗一人。来年果有疫，求其母疗之，无不愈者。”后来这两则故事演变为“杏苑”“杏林”“橘井”“橘泉”等典故，常入诗文，如明代王世贞《题萱寿太医邢生母》诗云：“橘井汲后绿，杏林栽时红。此萱复何忧？年年领春风。”就用了这两个典故入诗。其他诸如讳疾忌医、吮痈舐痔、杯弓蛇影、采薪之忧、良药忠言等，都是与医药有关的典故成语，成为文学作品的常用语汇。

另一种情况是中医药的专业名词术语直接进入文学作品，成为创作语汇，这就是用药名、穴位名来创作诗词散文。

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知识为文学创作提供材料，这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像古代中医学这样不仅影响文学的内容，同时还渗透到其形式中，影响到它的创作手法和语言，则是很罕见的。这反映了古代中医学对古典文学的影响之深。

中医学影响古典文学的第三种表现，是影响文学家的思想和生活，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创作。中医学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广泛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心理、行为之中。在“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和“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观念熏陶下，古代文人学医知医形成风气，有时甚至是一种时尚。文人的文化基础好，学医入门快，对中医的天人合一观、阴阳五行理论等玄奥的医理较易理解和接受。古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如唐代的王勃、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宋代的苏轼、陆游，元代的关汉卿，明代的宋濂，清代的蒲松龄、曹雪芹等人，同时也都精通医理，有的还亲身参加过医药实践。文学家兼通医药，一方面有利于自身的医疗保健养生，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知识面，丰富了生活体验，使文学创作的视野更开阔，上面提到的这些文学家都是古代文学成就很高的人，同时也是创作涉医文学作品最多的人。从事医药实践还可以激发文学创作灵感。晋代高僧帛道猷有“触兴为诗，陵峰采药”之说(他的一首诗歌篇名就叫《陵峰采药，触兴为诗》)，正说明了医药活动对文学创作灵感的启示。文学家们在种植、采集和制作、应用药物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药物的神奇功效和植物的蓬勃生机，领略到了大自然造化的奇妙，于是引起感兴，发为吟咏，这就是古代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种药、采药和咏药诗乃至其他一些景物诗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益都县志》记载，蒲松龄曾于康熙九年(1670)应友人之邀前往江苏宝应县府任幕客，据说归家途中不幸身染毒疮，溃烂不已。回到家后，病情仍未见好转。一日他自检方书，从《肘后备急方》中查到一个方子：用槲皮煮水清洗患处，试用后果然见效。后来又自制膏药敷抹，终于将毒疮治愈了。蒲松龄的家乡有许多槲树。一个秋日，他出门散步，看到周围的槲树林枝桠低垂，落叶缤纷，不禁触景生情，随口吟道：“三秋槲叶半离披，低曲千枝与万枝。草木有情花自放，春秋无历鸟先知。”诗歌点染时序，描绘了大自然的美景与生机，也表露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这是由用药治病而引发诗兴的例子。种药、采药、用药的实践能激发创作灵感，其他医药保健养生实践活动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医的理论和诊治疾病的原则、方法等，对文学家的思想及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从中受到启迪，进而悟出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哲理，并用文学的形式把这些哲理表现出来。用医药之道作取喻设论对象的说理散文和寓言故事，就是这方面的成果。

古典文学对中医学同样有多方面的影响。

古典文学作品是我国古代著述中所占比重最大的部分，虽然目前尚未确切地统计其数量，但据一般估计，文学作品至少占全部古籍的半数以上。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蕴藏着丰富的医药知识和医学史料，包括医理、各科疾病诊法治则、医方、中药、针灸、养生、气功、医史人物事件和医林趣闻轶事等，几乎涉及中医学的各个领域，它们是研究中医学和医学史的一份宝贵资料。举中药为例，中华民族对中药的认识和应用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古籍中关于“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远古人类探索药物的努力。但是直到汉代，中医才有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出现。在此之前，医书中有关中药的记载极为稀少。可是比《神农本草经》早几百年问世的《诗经》，却已经记载了相当多的药用植物。尽管这些药用植物在诗中只是作为比兴的形象，没有明确提到它们的医疗作用，其中也确有一部分当时可能只被看作是一般的植物，药用价值尚未被认识，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诗经》中提到的药用植物有一部分当时肯定已被认识和应用。《周南·芣苢》这首诗是古代劳动者采摘车前时所唱的歌曲，诗中写道：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桔之，

采采芣苢，薄言撷之。

诗歌描写的是采摘车前的劳动场景。车前是一味常用中药，全草、种子均可入药。这样大量地采摘车前，当然绝不是一种游戏，车前没有什么观赏或食用价值，因此可以肯定古人采摘它是用来入药的。尽管《诗经》对药物的记载比较简单，但它仍是是研究药物学和药学史的宝贵资料，可以弥补《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前关于中药记载的空缺。

自司马迁的《史记》为扁鹊和仓公(淳于意)两位医家作传，后世史书中大多列有医家传。但是二十五史中有传的医家不过百位，只占古代医家的极少部分，绝大多数医家史书没有记载。况且正史历来严格以封建思想观念来衡量评价人物，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因此书中有关医家的记载有些也不够真实准确。而在古代各种文集、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却保存着许多医家传记或与医家生平有关的轶闻。这些传记轶闻大多出自与医家交往密切的文学家之手，真实可信，史料价值很高，而且文笔生动，读来引人入胜。

以上所举，仅仅是中药和医史两方面的例子。古典文学中保存的医学资料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可以说，古典文学作品是一座十分丰富的医学资料宝库，加以深入发掘和整理，将可以发现许多对中医学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古代一些学识渊博、富有眼光的医家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时，“书考八百余家”，对其中有关药物的内容“靡不收掇”，这里头就包括参考征引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他把文学作品中的有关资料融合到《本草纲目》中，既充实了这部书的内容，也使它平添了几分文采。明代医家江瓘编著《名医类案》时，曾披阅“诸子百家之文”，广为搜罗，集以成编，该书中的不少医案也录自于文学作品。

古典文学对中医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它扩大了中医药的社会影响，推动了中医药的普及和进步。文学作品具有认识和教育作用，又有欣赏价值，它以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生活，让人们在艺术欣赏的同时获得知识，接受教育和熏陶。在古代中国社会，文学是创作最繁荣、流传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形式，古典文学中描写的医药知识，通过文学的形象和语言广泛传播开来，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些知识。它的作用有时是一般文笔单调枯燥、论述玄奥难懂的医学书籍所不及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年终岁末喝屠苏酒是古人的习俗，除了有贺岁之意外，还与医疗保健有关。相传古代某地一座草庵中住着一位老汉，除夕之夜，他不辞辛苦挨家挨户给邻人们送来一包药，嘱咐人们将药投入井中，汲取井水和酒调服，来年可以免除疫病。草庵名叫“屠苏”，人们因此称这种药酒为屠苏酒(一说屠苏酒系华佗所创，见陈延之《小品方》)。这个习俗千百年流传了下来。王安石的《元日》诗，不过是反映了这个习俗。但是不可否认，他的这首著名诗篇，无疑提高了屠苏酒的知名度，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有益健康的习俗的传播。时至今日，一般人了解这个古代卫生习俗，大都还是从读王安石的《元日》诗开始的。

古人对菊花的药用价值认识很早，《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收载了这味药。但菊花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青睐，却是由于屈原和陶渊明这两位著名诗人的作品。屈原《离骚》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饮酒》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人提到菊花，就会想起这两位著名的诗人和他们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虽然屈原、陶渊明的诗歌中没有直接写到菊花的药用价值，但他们对菊花的偏爱和赞赏，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国人对菊花的看法和感情，由此促进人们去研究、开发和利用它。人们用它来制作佳肴，酿制美酒，以养身滋体；用它来泡茶、入药，以防治疾病；甚至还把它装入袋中佩在身上，填进枕中枕在头上，作为保健的用具。菊花的药用价值被如此充分地开发利用，显然是与屈原、陶渊明诗歌的影响分不开的。

古典文学影响中医学的第三个表现，是中医著述形式的文学化。古代中医学的著述除了一般的医学理论著作外，还有一些用文学形式写成的作品，如《药性赋》《汤头歌括》《经脉穴名歌》等，统称为中医药诗词歌赋。这类中医著述采用古代诗词曲赋的形式来写作，句式工整，合辙押韵，朗朗上口，便于诵读和记忆，提高了初学者的学习兴趣和效率，有力地促进了医药知识的普及。它们是医药内容与文学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除中医药诗词歌赋外，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中医著述在写作形式和方法上也受到古典文学的启示。古典文学理论著作中有一类叫“诗话”，中医也有“医话”类著作，后者从名称到写作方法显然都受到“诗话”的影响。中医的医案一般是叙事性的，有比较完整的情节描写，它源于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诊籍”，同时又受到后代笔记小说创作手法的影响。宋代医家许叔微作《本事方》一书，“取平生已试之方，并记其事实”，将方药与诊疗事例联系起来，不仅体例上与唐代孟起的《本事诗》相近，连书名也是模仿《本事诗》而来。

在一般的医学理论著作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文学创作手法影响的痕迹。比如在论述抽象的医理时，古代医书常大量采用比喻、比拟手法，使抽象的理论变得较为通俗形象，使一些本来难以言喻甚至有些神秘的诊治体验变成众人容易掌握操作的技术。这种例子在《黄帝内经》(简称《内经》)里就有很多，《素问·脉要精微论》描述四季脉象的诊断时这样说：“是故持脉有道，虚静为保。春日浮，如鱼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把春天脉浮比作鱼儿浮泛在水波之上，夏天脉盛比成自然万物繁茂，秋天脉伏喻作虫子将要蛰伏，冬天脉沉喻作虫子冬眠地下、人们深居密室，将抽象的难以辨别把握的脉象描写得如此具体又形象。医书中大量采用文学化语言来写作，也与形象思维方式有关，这将在下面详细论述。

古典文学对于疾病的防治也有作用，它可以称得上是中医治病的一个好帮手。《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如乐。”音乐可以调节人的情志，从而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对于这一点，人们比较熟悉。至于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也有类似的作用，人们则可能会感到新鲜。相传东汉末年，袁绍起兵讨伐曹操，遣文士陈琳作了一篇讨曹檄文。檄文送到曹营中时，曹操正在犯头痛毛病，痛苦难当。不料读了陈琳的檄文后.曹操大笑一阵，头痛症居然好了。这事后代广为流传，成了读文治病的先例。陈琳这篇檄文充满愤激之词，曹操读了它头痛症好转，可谓事出有因。一般人患病时，肉体痛苦，情绪不安，是不宜读这种文字的，可是读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就不同了。宋人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载：“(魏)了翁冠苦羸疾，因过汴河上，遇道人……又谓公曰：曾读《左氏》否？《左氏》诸大战，反复熟读，有快意处，便是得药。公如其言诵之，旬日间气体顿壮。”读文学作品竟有这样的奇效，难怪大诗人陆游要劝病人不用求医问药，只读诗歌来治病，他在《山村径行因施药》诗中写道：“儿扶一老候溪边，来告头风久未痊。不用更求芎芷药，吾诗读罢自醒然。”另据《唐诗纪事》等古书记载，有人患了疟疾，“子美(杜甫字)曰：吾诗可以疗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人诵之，疟犹是也。杜曰：更诵吾诗云‘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其人诵之，果愈。”可见杜甫也相信读诗可以治病。

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吟诵诗词可以治病，是有科学道理的，并且已经为现代医学实践所证实。据报道，在俄罗斯等一些国家，医生已在临床上采用让病人吟诗的办法作为治疗某些疾病的辅助手段。据说在意大利的一些药店里，甚至还有一种专以诗歌治病的药盒出售。盒内有详细的说明书，指导病人患了什么病该用什么样的诗篇来治疗，诵读多少遍为一疗程等等，疗效颇佳。

吟诵诗歌可以治病，其机理何在呢？诗歌特别是古典诗词，句式工整，平仄相间，富有音乐的节奏和韵律。当人们吟诵诗歌时，随着诗中节奏的起伏，声调抑扬顿挫地变化，声息有规则地出入，这时心绪就会变得平和宁静、呼吸均匀和缓，身心得以放松。清人沈德潜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辑录《清诗话》)研究表明，在吟诗的过程中，人的大脑皮层兴奋和抑制趋于平衡；血液循环畅通，心跳有规则，新陈代谢也处于良好状态，这无疑有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苏轼《答李邦直》诗说：“诗词如醇酒，盎然熏四肢。”写的是吟诗时的感受就像饮用了醇厚的佳酿一样，浑身通泰舒畅。

吟诵诗歌时，人们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这时整个身心都沉醉在诗歌所描绘的景物和意境之中，陶然自得，精神内守，排除杂念，这样就可以使人摆脱病魔的纠缠，暂时忘却疾病带来的痛苦和烦恼，这与中医养生学上的静心养气道理是相通的。优美的诗篇，文笔雅致，清词丽句，犹如潺潺溪流，荡涤肺腑，洗去尘俗，净化人的心灵；又如幽谷兰蕙，暗香浮动，沁人心脾，使人怡性悦情，获得美的享受，从而达到减轻和消除病痛的效果。清代青城子《志异续编》载：“白岩朱公患气痛，每当疾发时，取杜诗朗诵数首即止，习以为常，服药无是神效。或曰朱公平日酷爱杜诗，取所爱读之，则心恬神适，疾不觉自忘，非真能止痛也。”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吟诗治病的机理。

吟诗治病的机理相当于中医学的精神心理疗法。中医学讲究“形神相应”，强调精神在人的健康中的重要性。《黄帝内经》很重视情志因素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在《素问·汤液醪醴论》中指出：“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认为在实施针刺疗法时，必须得到病人精神与志意的配合才能起效。否则徒然刺之，病必不愈。华佗在《青囊秘录》中也提到了心理治疗的重要性：“夫形者神之舍也，而精气之宅也，舍坏则神荡，宅动则气散，神荡则昏，气散则疲，昏疲之身心，即疾病之媒介，是以善医者先医其心，后医其身，其次医其未病，若夫树木之枝皮，花草之根蘖，医人疾病，斯为下矣。”三国魏时的养生家嵇康就对精神之于躯体的影响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元代著名医家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一书中也指出：“因七情而起之病，宜以人事制之，非药石所能疗也。”

诗歌不仅形式和语言上给人以愉悦，它还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多彩的画面，能给人以多方面的熏陶和启迪。特别是那些富有哲理和情趣、格调高雅、风格清新的优秀诗篇，更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们能够陶冶人的思想情操，激发热情，振奋精神，使人们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鼓起勇气与病魔做斗争。“或曰气痛原属气不舒畅所致。杜诗气象万千，半山老人所谓力能排天斡地、壮颜毅色者也。故读之令人气旺，气旺则不痛矣”(青城子《亦复如是》)，这段话虽是从“气”的角度来立论，实际上说的就是杜甫诗歌沉雄的气势格调对病人的鼓舞激励作用。现代医学也证明，病人如果有健康积极的心理，就有利于激活体内的免疫机制，调动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来帮助缓解和治疗许多疾病。生活中我们也常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些身患重症乃至绝症的患者，靠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制服了病魔。而阅读优秀的诗歌和其他优秀的文学作品，正可以帮助培养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近年来，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读书可以防止和延缓老年痴呆这一可怕疾病的发生。美国医学家指出，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与读书时间的长短有密切联系。一个人读书受教育的时间越长，迈入老年期后得痴呆症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发生痴呆症的可能性就较大。他们对600多名已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的病人的读书情况做了分析后发现，患者中99%的人没上完中学；相反，受过高教育，读书多的患者只占全部患者的0.5%。这是因为老年痴呆属慢性大脑退行性病变。经常读书的人，大脑中可能产生了一种或几种尚未为人所知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起到阻遏大脑退行性病变的作用；而读书较少的人，则大脑组织中的这些物质也较少，无法阻止病变的发生。我们每个人读书，除了专业书以外，接触最多的大概要数文学作品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阅读一些文学作品，确是防止大脑早衰、防止老年痴呆症发生的有效方法。“我吟杜诗清入骨，灌顶何必须醍醐。”(唐·崔珏《道林寺》诗)读古典诗歌等文学作品，就像醍醐灌顶，可使人大脑聪敏灵活，从而有益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