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仕进与精思著文

——论汉代官僚士大夫与文人文学之关系

赵敏俐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传世的作品数量最多，艺术水平最高，而且还因为文人文学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传统与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文人文学虽然极为发达，但是基本上并不存在专以写作为职业的文人作家群体。中国封建社会文人的基本身份是官僚士大夫或者是没有进入官僚阶层的儒家知识分子。读书仕进、辅政安民是他们的人生追求，他们从来都不以文学创作为终极目的。从这一点来讲，文学创作只是他们的余事或者说是副业。但是，他们又是那样热情地投入写作，以致形成一个优良的传统，成为中国文学中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发展中这种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的这些“文人”？他们的读书仕进之路与精思著文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又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文人文学的本质？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一、汉初儒生的不遇与选士制度的变迁

通过读书—仕进而成为官僚士大夫，这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而作为读书人主体的儒生群体的产生，其远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社会的“士”。“士”在周代社会的基本身份是各级贵族，他们从小就受到很好的贵族教育，文武兼修，长大后通过世袭的方式参与政治。39到了春秋后期，秉承上古诗书礼乐文化传统的“文士”崛起，成为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他们以“体道”为己任，以“三不朽”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实践为要务。战国时代的大变革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实现人生理想的社会舞台，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张扬了他们的思想与个性。但是，接下来的中国历史却发生了重大转折，秦始皇统一中国，焚书坑儒，废儒家之“王道”而尚法家之“霸道”，奖励军功，以吏为师，建立了一套新的选官制度。以读书为主的儒生群体，在秦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受到了严重的排斥。

汉承秦制，汉初的儒生们步入仕途的这一道路也充满了坎坷。《汉书·百官公卿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汉书·高帝纪下》：“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可见，在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当务之急是稳定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延用秦制，“明简易，随时宜”。而汉高祖本身不好“文学”，瞧不起儒生，在用人政策上更强调实用。丞相萧何本是秦代文吏出身，有很强的管理能力。选拔文吏从事各级政府的管理，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汉惠帝以后到文、景之世，虽然社会已经安定，但是几任皇帝仍然不喜欢儒术。《史记·儒林列传》：“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可见，纯粹的儒生在汉初是得不到重用的。

儒生在汉初得不到重用，与他们本身管理能力缺乏也有很大的关系。“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40，儒者以学习六经为主，以传承文化知识为己任，因而，他们很难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对于儒生的这一弱点，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有生动的描述：“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学文相副也。且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典型例子是汉武帝时期的博士狄山，《史记·酷吏列传》中曾记载了他的故事：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41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于是上遣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后，群臣震慴。

博士狄山在汉武帝面前议论横生，引述历史，陈述和亲之利，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显得过于迂腐，既不能揣摩人主之意，还要说汉武帝宠臣张汤的坏话。于是惹怒了汉武帝，发配他去守卫一个城堡。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何以能做这样的事情？不到一个月，狄山的脑袋就被匈奴砍掉了。此正所谓“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 。这个例子虽然有点极端，但是汉初儒生缺乏社会实践能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促进汉代社会重视儒生的客观条件，首先是整个社会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汉初统治者推行黄老之术，以吏为师，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潜藏着巨大的矛盾。汉武帝即位之时，这些矛盾进一步增强，诸侯王的图谋不轨、豪党之徒的武断乡曲、公卿大夫的奢侈豪华与广大农民的破产，构成了社会的极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汉王朝内部却缺少一种统一人心的治国理论，从上到下都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危机。以无为而治为精髓的黄老思想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唯功利是求的法家政治本身更是对人文道德的破坏。在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同时，必须要整治人心，以维护帝国事业的向前发展。汉武帝对此有深刻认识，就在他即位当年，首先就听从丞相卫绾的建议，在朝廷举荐人才中摒弃了法家与纵横家。“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五年后窦太后崩，第六年（元光元年）汉武帝就下《策贤良制》，征询“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的大计。向封建帝国社会重新提供思想库的这一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儒家学者的身上，于是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出。董仲舒认为，这就要“承天意而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不行，就必须更化，才能治理。那么，如何才能更化呢？董仲舒根据儒家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要“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二是要对百姓进行教化，让他们“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三是举贤授能，“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要做到以上几点，当务之急就是要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42。他希望在现有的封建制度基础上加强社会道德秩序的建设，包括兴学教民，改变官吏选拔的办法。这从理论上解决了大汉治国必须要用儒学来整治人心，必须要用儒家贤人来管理社会的问题。它适应了汉帝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汉武帝实行一系列改革的理论指导，那么，汉武帝从即位以来就重用儒生的策略则推动了这一新的官僚选拔制度的实现。《汉书·儒林传》：“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这其中，尤以公孙弘的作用为重要。

公孙弘是自汉兴以来第一位以儒家学者的身份登上丞相高位的人，他少年时曾为狱吏，年过四十余才开始学习《春秋》，六十岁以贤良征为博士。当时对策者百余人，汉武帝对他最为赏识，“擢弘对为第一”。以后为内史多年，再迁为御史大夫，“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在公孙弘为博士期间，曾上书汉武帝，提出兴办儒学，培养人才，并建议多用儒生中的高第者承担国家中的重要职位，由此在汉代选拔人才的方向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书·儒林传》对此有详细记载，其要点如下： 第一，建议汉武帝在京师立太学，招收博士弟子，郡国县官也有推荐之责。第二，一年之后经过考核，成绩优秀，能通一艺者可以重用，成绩差者淘汰。第三，在低层官吏向上升迁的过程中，将是否通达儒学看成一个重要的条件。公孙弘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同意。自汉武帝开始，汉代官吏的选拔政策有了重大改革，儒生们从此有了一条名正言顺的可以通过读书而仕进的道路。汉武帝以后，博士弟子逐渐增多，“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尽管这一读书仕进之路与后世的科举考试还有很大区别，但是它的确改变了以往多从郎中、中郎、和吏二千石子弟中选官的办法，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书·儒林传》）。从这个意义上讲，延续了近二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的“读书仕进”之路，也是从汉武帝时代才真正开始的。

二、儒生的自我改造及其与文吏的融合

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与汉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上讲，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学习六经、传授知识为主，在秦汉官僚政治社会里是缺少从政的技能与本领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改造过程，实际上从汉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几位著名儒生，如陆贾，虽然以儒者自居，但他不是纯粹的儒者，他的思想中带有明显的法家意识和道家倾向。叔孙通本为秦博士，楚汉战争时投奔项羽，以后又投靠刘邦，为刘邦制定礼仪制度，因而得到刘邦的重用。但是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一个儒者的范畴。司马迁对他评价颇高，认为他“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43。汉文帝时儒家出身的贾谊，关心国政、议论纵横，其很多政治主张，也早就超出了儒家学派的界域。晁错也算一位曾修习过儒家经典的人，但是他更喜好的还是申商刑名之学。公孙弘的经历也很能说明这一点。他少时习吏，四十岁以后才学习儒学。史称其“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悦）之，一岁中至左内史”。汉武帝为儒生们开启了一条通向仕途之路，这在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为儒生们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们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其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而统治者则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因此，一个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是对他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汉书·循吏传》说：“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倪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天子器之。”可见，汉武帝在当时虽号称重儒，所重视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孙弘、倪宽那样“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儒生有时候可以被称为“文学”，而文吏之俗称则为“刀笔吏”。如《史记·张丞相列传》载高祖时，赵尧年少，为符玺御史。周昌笑曰：“尧年少，刀笔吏耳。”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语：“刀笔以治文书，筐箧以贮财币，言俗吏所务在科条征敛也。”文吏虽然也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并不以宣传文化为己任，也不把自己视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执行自己的官僚职能而已。

文吏们接受的教育，也与儒生有别。他们从小所学的不是经书，而是文字记录法律条文以及做吏的职责等，“欲进入吏途，则都是必先有一个学吏的过程的，不论通过官学或私学，或向正式吏员去做学徒，总是先取得做吏的业务能力与资格，然后再结合长吏的辟置而进入吏途，故汉有‘文吏之学’产生”。44这些文吏在政治上的升迁，主要看他们的业务能力和任职年限。汉代的许多大臣，就是从地方官吏步步升迁上来的。如赵禹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尹齐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尹赏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龚胜为郡吏，病去官，征为谏大夫，王以郡县吏积功，稍迁为被阳令，丙吉为鲁狱史，积功劳，稍迁廷尉右监，于定国为狱史，郡决曹，补廷尉史。45

因为文吏是汉初官吏的主体，儒生步入仕途就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那时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很大的。由于他们出身不同，教养不同，在政治上的看法也不同，互相间又有比较大的利益冲突，发生争论是必然的。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东汉还没有结束。王充在《论衡·程材》中对此曾有较好的辨析。他说：

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误用之深长，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

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习也。谓文吏更事，儒生不习，可也；谓文吏深长，儒生浅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则，并好学仕宦，用吏为绳表也。儒生有阙，俗共短之；文吏有过，俗不敢訾。非归于儒生，付是于文吏也。

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

然则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

由王充所论我们可知，即便是在东汉，世俗仍有轻儒生而高文吏的习气。王充为此而为儒生抱不平，他认为儒生所治为本，文吏所事为末。王充虽有偏袒儒生之意，但在客观上也说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确有不如文吏之处，他们在走入仕途的过程中必须要改造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时，一定要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读书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优秀官僚，必须是二者的结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并不是纯粹的儒家制度，而是儒法的融合，内儒外法，是“霸王道杂之”。据《宋书·百官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这四科当中，前两项是对文化修养与道德操守的要求，后两项是对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实也是如此，自汉以后的儒生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过程也是与文吏融合的过程。拒绝接受这种改造和融合的儒生，不是迂腐之辈，就是狂放之人，他们在仕途上是不可能得意的。

在汉代政治舞台的较量中，经过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终打败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之外，文吏们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文吏们以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治国，排斥礼义仁爱孝悌等人文道德关怀，严刑峻法，刻薄少恩。汉代以文吏出名者莫过于张汤，少儿时即显出不凡的吏治才能，官至御史大夫。治法严明，为官清廉，断狱无数，甚得汉武帝信任。但即便是张汤这样的人，同样缺少高尚的儒家人文关怀和坚持正义的精神，断狱往往按主上意旨，“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至于像王温舒那样的酷吏，没有任何道德操守可言。史称：“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司马迁有感于此而做《酷吏列传》，他虽然肯定了张汤等人的可取之处，所谓“其廉者足以为仪表”，但是更重要的是对这些酷吏的严厉的批评，所谓“其污者足以为戒”。而对于那些极为残暴者：“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46由此而反观儒生之从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经过自我改造后也具备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们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一个真正优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仅要使其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还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47

文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乐业、移风易俗，为汉代树立了一个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还在于他的事迹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优于法家文吏政治之处。它使得这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功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这个士大夫官僚体系具有了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按阎步克所说：“这种政治文化模式认定，每一个居身上位者相对于其下属，都同时地拥有官长、兄长、师长这三重身份，都同时地具有施治、施爱、施教这三层义务。尊尊、亲亲、贤贤之相维相济，吏道、父道、师道之互渗互补，君、亲、师之三位一体关系，再一次地成为王朝赖以自我调节与整合社会基本维系，并由此造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专制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君子治国’之政治理想，‘士、农、工、商’之分层概念，也就一直维持到了中华帝国的末期。”48其意义之大，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汉代文人群体的产生与价值期许

明确了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和儒生与文吏之别，我们再来探讨中国古代“文人”的产生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也就有了明晰的历史认识基础。

从历史文献来看，“文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文侯之命》里有“追孝于前文人”之语，孔安国传将其解释为“文德之人”。《诗经·大雅·江汉》：“告于文人”。《毛传》：“文人，文德之人也。”郑玄更进一步将之解释为“有德美见记者” 。可见，先秦时期所说的“文人”，指的乃是有德之人，与后世所称的“文人”并不一样。而且，“文人”这一名称，在我们所查找的现存先秦文献中仅此两见49，可见其使用面很窄。即使是到了现存的西汉诸子与《史记》《汉书》中，也不见“文人”一词的踪影。事实上，较多地使用“文人”这一词汇，并对其身份进行界定的是东汉早期的王充。他在《论衡·超奇篇》中说：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50

王充在这段话里把“儒生”“通人”“文人”“鸿儒”按照其学问大小与写作能力的水平进行排列，具有很深的意味。它说明，在王充的观念或者说在汉人的观念里，文人并不是一般的读书人，也不是专指有知识的人，而是指那些能够“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他们与“儒生”“通人”“鸿儒”同属于一个读书人系列，是这个系列中达到较高水平的一个阶段。其最高境界则为鸿儒。那么，何谓鸿儒呢？就是能知“大道体要”、能为国家建功立业之人。他接着说：

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战》之书。虞卿为赵，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议。《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计也。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与《新论》共一思。观谷永之陈说，唐林之宜言，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於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

可见，在王充的眼里，“文人”和“鸿儒”虽然同属于一类，但是境界之高下却大有不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文人”最多不过是能写那些辞藻华丽而无实用之文章的“文学家”，真正的“鸿儒”则是通过自己的文章才学最终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是商鞅、陆贾、桓谭、刘向、鲁连、邹阳之类的人，他们以文章成就了事功。至于在王充的家乡，则“前世有严夫子，后有吴君商高，末有周长生”，他们也“非徒文人，所谓鸿儒者也”51。可见，“鸿儒”才是王充心目中的人生理想。

王充的这段论述，既表达了他个人的理想，也代表了汉代儒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向。这既是汉代儒生自我改造的结果，也是儒家士大夫政治系统形成以后读书人的必然选择。读书是为了从政，只有从政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抱负和人生理想。但是，在汉代还没有形成一个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而直接进入官场的条件，援引、举荐还是汉代儒生们进入官僚队伍的主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儒家读书人要让别人了解自己便只有“兴论立说、结连篇章”了。这成为汉代儒家读书人向外展示自己的最佳方式，也是他们自我形象的塑造。寄望以文章来表现自己的才学、表达自己的思想，有补于事功，从而被人推荐、援引，进而建立不朽的功名。于是“文人”之名生焉。

由此可见，在这种政治转化的过程中，不管汉代“文人”之文章写作的到底有多好，“为文”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社会职业，也不是“文人”的终极理想，而只是他们个体能力的一种表现而已。哪怕他一生真的靠“文”而成名（如司马相如、司马迁、杨雄、张衡等），他的社会职业也肯定不是“文人”，“文人”只不过是他们在自己的社会职业之外而获得的另外一个特殊称呼罢了。由此我们便回到王充的论述上来，发现他之所以把“鸿儒”当作人生的最高的追求，之所以瞧不起唐勒、宋玉之流的人物52，自然也就很好理解了。

王充对于“文人”的上述议论，表达了他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代表了东汉时代读书人群体的人生理想。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汉代的读书人当中却并没有几个人达到了自己的人生最高目标，真正成为“鸿儒”，包括王充本人。这在客观上也说明了像王充这样的“文人”在汉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他们虽然有着满腹的才学，但是却得不到施展的空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们处于政治生活的下层，没有条件参与官僚政治管理，大多疏阔于事情，所做之“文”自然也不会切合时用，因而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一群只会舞文弄墨之徒而已。被人讥讽为“浅意於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也就不足为奇，其结果必然是“不见大道体要，故立功者希”。所以，“文人”这个称呼，从他们可以“兴论立说、结连篇章”的角度看固然了不起，但是若把它放在汉代政治社会里当作对一个人的称呼，多少是带有一些贬义的。这一点，当我们把它与“士大夫”这一称谓比较时会看得更为明显。

但是“文人”这个称谓，在儒家读书人那里的确具有一定的神圣意义，这不仅仅是由于结体撰文可以展现他们的才能，而且还寄托了儒家读书人一份崇高的社会责任。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与先秦时代有志于道的“士”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汉代社会官僚政治的变迁中，儒生最后之所以取代文吏，也正在于儒生把社会道德价值观引入行政管理中来，从而使“尊尊、亲亲、贤贤之相维相济，吏道、父道、师道之互渗互补，君、亲、师之三位一体”，建立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官僚体制。正因为如此，在未入仕之前儒家读书人通过“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来显示自己的才能固然是应有之义，在入仕之后继续“精思著文连结篇章”仍然是他们的重要责任。这就是汉代文人们对自己的期许，也是他们进行文章写作的动力，更是他们的自觉意识。

以“读书仕进”为目的的汉代儒生，“精思著文”既是他们展示才能的手段，也是他们人生价值追求的重要方面。二者相较，读书仕进显然更为重要，通过读书仕进实现崇高的政治理想，是汉代儒家读书人的最高追求。但是，由于受时代、环境、际遇、个体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汉代这些儒家读书人很难实现自己的这一理想。退而求其次，“精思著文”就成为很多儒家读书人的人生选择。早在先秦时期，贵族士大夫就有人生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也。”三者当中，“立德”本是圣人之事，对普通人而言遥不可及。“立功”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也难以做到。只有“立言”才更为实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汉代以来的儒家读书人、“知识分子”，不管是终身不遇还是身在官位，会有那么多的人热衷于“精思著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汉代出现的“文人”这一称谓有一个立体化的认识。从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看，它在汉代社会首先指那些可以“兴论立说、结连篇章”的儒家读书人，并因为其文章写作的不切实用而使这一称呼带有一定的贬义。从自我的期许的角度来看，它又代表了官僚士大夫及其预备队成员对人生理想及立言不朽的伟大抱负的追求，从而使这一称呼具有崇高的意义。“文人”不是汉代社会的一个阶级或阶层，而是对以儒家读书人为主体的汉代官僚士大夫以及其预备队的另一种特殊称谓。因而，论及“文人”，我们切不可只重视他们“精思著文”的写作能力，更要重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生价值追求，重视在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优秀的士大夫文化传统。

四、承载着文人社会关怀的大汉“文章”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文人”的出现有着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从汉代开始，“文人”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主体。他们是士大夫这一阶层在文学领域里的代表，他们把先秦以来养成的士大夫传统的文化精神灌注于文学当中，在其中寄托着他们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表现着他们高超的为文技巧。由于他们介入文学领域，逐渐成为后世文学的主要创造者，进而产生出一批著名文学家，成为后世文学的主流并主导了其发展的方向。

在汉代文人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当属以奏策书论等为代表的政论文章。之所以如此，显然与汉代文人读书仕进的人生目标及崇高的文化自我期许有关。因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仕进，关心时政就成为汉代文人的重要品质。因为有崇高的文化期许，坐而论道就成为其重要的生活内容。而这两者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大量的奏策书论之类文章的产生。上引王充之言：“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这四者层层递进的关系，恰恰是以其书写能力为重要判断标准的。其书写的主要形式，自然是那些奏策书论类的文章。这其中，贾谊的政论文章，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贾谊的论说文中，自以《过秦论》与《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最为有名。其《过秦论》分为上中下三篇，总论秦所以得天下与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议论纵横、气势磅礴、雄辩滔滔。行文波澜起伏，文笔酣畅淋漓。《陈政事疏》一篇，感情充沛，说理绵密。“援古证今，左譬右喻，举前代之已然，明当代之必然，断断乎欲措汉室上跻唐、虞之治，不翅烛照数计，蓍筮龟卜。直言激切，冀以感悟人主之听。”53将贾谊的文章与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诸子之文重在纯粹的理论阐述，为未来的社会或人生构建一个理想的政治模式或者思想模式。而贾谊之文则重在分析历史与现实，为当下的国家政治出谋划策。这说明，社会政治的变革最终改变了学术发展的方向，也影响了文体的发展和文学的风格。

汉代文章以政论类散文创作最多，与汉代文人积极参加社会制度和文化建设紧密相关。在上者广开言路之门，下诏命制，在下者则结体撰文积极应对，奏疏对策，竭诚尽智以抒其忠。这其中，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可谓对策之文的代表。

与贾谊长于对秦汉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分析不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为了解答汉武帝所提出的问题，是为其进行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思想武器。第一篇对策专论教化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第二篇提出兴教化、选官吏、举贤人的具体主张，第三篇讲天之祥瑞本是人事之应，国家治乱之基在于君王是否有正确的思想，最终提出用儒术统一人心的观点：“《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54三篇文章，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言语诚恳，态度雍容，体现了儒家大师的风范。刘熙载曰：“董仲舒学本《公羊》，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则其于礼也深矣。至观其论大道，深奥宏博，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这的确是董仲舒文章的特点。

以奏策书论为代表的汉文，其内容大多针对时政，内容充实，切合实用。刘勰说：“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术，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如主父之驳挟弓，安国之辩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辩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55

汉文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与汉代文人积极用世的态度息息相关。虽然汉初的文吏政治对儒家读书人的仕进不利，他们本身也缺少管理的才能。但是经过自身的改造，儒生们在传承文明道统方面的巨大优势便显现出来。他们以高昂的热情投身到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思考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这是那些文吏和武夫们所不能做到的。秦人二世而亡，尽人皆知，但原因何在？唯有贾谊的分析最为透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汉文主政，节俭躬行，民生安稳，初现太平之气象。但是“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僣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潜在的新的社会危机已经显露端倪，很少有人察觉，唯贾谊能看到其严重性。“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56因为思考国家大政之安危而痛哭、流涕、太息，这样强烈的参政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少有的。

汉代文人积极用世的态度，与汉代帝王的开明政治也有直接关系。汉高祖刘邦虽然不喜欢儒生，但是仍然对叔孙通信任有加，也能接受陆贾的批评建议。自汉文帝始，帝王们广开言路之门，下诏求贤，求治国之良策，文人们因而敢畅所欲言。即使是文吏与儒生之间在治国理念发生冲突之时，也敢于当庭辩论，折冲是非。汉武帝末年，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盐铁官营，与民争利。“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57贤良文学的主张虽然没有全被采纳，但是通过他们这种敢于面对权势据理力争的态度，却可以鲜明地看出那时儒生的精神风采。此次辩论的内容其后被桓宽辑录下来，据他所记：“当此之时，豪俊并进，四方辐凑。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伦，六十馀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訚訚焉，侃侃焉，虽未能详备，斯可略观矣。”58

汉代政治的稳定，国家的繁荣和对文人的逐渐重视，带来了整个汉代文人参政心态的高涨，著书立说的热情。这不仅仅表现在奏策书论方面，还表现在汉人的其他各类著述方面。汉人著述甚丰，《汉书》《后汉书》中都有丰富的记载。班固《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在这些书中，除了先秦古籍占有一部分比例外，大部分都是西汉人的著作。

汉代文章著述之丰，与汉代的强盛国势与汉代文人高昂的政治热情紧密结合，对此，汉人自己也有清楚的认识。如王充在《论衡》中说：“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泻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焕炳；阴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并出见者，乃夫汉朝明明之验也。”

如此丰富的汉代文章著述，与汉代文人自觉的创作意识更是密不可分。当然，在汉代文人的著述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史记》。关于此书与司马迁的研究，成果已足够丰富。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一点，即司马迁极为自觉和强烈的著作意识。《史记》中对此做了明确的交代。首先是他的父亲司马谈的史家意识。他认为自己适逢百年盛世，有责任将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记述下来，认为这既是作为太史家族最大的“孝”，也是像孔子作《春秋》一样的伟大的圣人的事业。司马迁接受父亲的教诲，以更加自觉的态度开始了《史记》的写作。不仅写就了从五帝到炎汉三千年这样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国通史，构建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纪家、七十列传这样一个互相发明和照应的严密的通史体例，而且还表达了自己深刻的历史观念和史家思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宏大的气魄和伟大的著述，后世史家无可比拟，后世“文学家”也难有其匹。

刘煕载《艺概·文概》云：“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当于其原委穷之。”59刘熙载这里所说的原委，既应该包括汉代盛世的浸润，更源自于汉代文人们热情的社会人文关怀和强烈自觉的创造意识。

五、先秦诗歌传统与汉代文人的诗赋创作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广义的“文人”其实很早就已经介入了诗歌史的写作。他们的远源是先秦时代的“士”，他们早在《诗经》中就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士”是《诗经》作品中所歌唱的重要人物，是抒情诗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们的形象不仅大量出现在《国风》中，也出现在《雅》《颂》里。这说明，“士”是《诗经》时代抒情诗中最活跃的社会群体。其次是“士”作为《诗经》的作者。由于历史的原因，《诗经》中的诗篇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这为我们考察其作者问题增加了巨大的困难，但即便如此，通过诗篇本身，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诗经》中的很多诗篇，特别是《大雅》和《小雅》当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诗篇的作者，应该属于周代社会的士，亦即各级贵族。这说明，在当时“士”阶层已经广泛地参与了诗歌的创作，抒发自己的情感，而且将其作为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重要方式。这也正是后世从《诗经》中阐发其诗教观的文本依据。其三是先秦儒家之“士”对《诗经》文化精神的阐释。“士”阶层在《诗经》作品以及创作中不仅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是《诗经》文化精神的阐释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诗论，不仅开启了中国古代《诗经》阐释学的不二法门，而且奠定了中国古代的诗教传统，对后世文人的诗学观以及其诗歌创作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汉代文人无论从创作主体还是创作精神两个方面，都在继承和发扬先秦贵族士大夫的诗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开启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代。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人”从汉代开始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走上历史的舞台，他们是以与先秦时代的“士大夫”不同的身份来参与汉代诗歌创作的。虽然早在先秦时代，士大夫不但积极地参与了《诗经》的创作，并且奠定了中国儒家的诗学传统，但是周代社会的士大夫与汉代的文人在社会身份上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周代的士大夫在从政以前，其身份基本上都是贵族，包括屈原也是这样。他们生活于世卿世禄制的社会制度之中，从小所受的是贵族教育，长大后从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而，在春秋以前，在“士大夫”这个名称里，“士”的贵族身份与“大夫”社会官职这两者基本上是统一的。可是自战国以后，“士”的主体已经基本上是下层平民，他们虽然是“大夫”这一阶层的主要人选储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来一定就会走向仕途。而到了汉代，随着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士大夫”这一名称已经变成了各级官僚的代名词，而“文人”则指的是那些在“读书仕进”的道路上善于结体撰文的人，这两者之间虽然有着很大的关联，却不再是统一体。读书的目的和出路在于仕进，但是能实现其目的和理想的人数并不多，大部分的学子皓首穷经，其最终结果仍然是一介平民。因而，汉代的“文人”与先秦时代的“士”是以不同的社会身份来参与社会生活、进行诗歌创作的。

其次，即便是从汉代社会那些由读书而仕进的幸运者来说，他们在封建社会官僚政治体制下所承担的“士大夫”官职，与先秦贵族社会里的“士大夫”官职也有相当大的不同。在周代社会里，从天子的卿士到诸侯的士大夫，他们不仅仅是一级官员，而且还是世袭地占有一方或者一邑的领主，保有一个固定的贵族身份，世代享有各种特权，甚至与天子和诸侯还有扯不断的血缘关系。而汉代的官吏则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入仕之前不过是一介平民，入仕之后成为朝廷的官吏，但是他们只能享受一份官吏的俸禄，他们既没有一片世袭的土地，也没有一个世袭的贵族地位60，官场上的沉浮不定预示着他们随时都可以从“士大夫”的身份回归为一介平民。因而，相对于他们随时都会有变化的“士大夫”官职来讲，这些人的“文人”的身份却是比较固定的，这使他们不可能产生先秦社会“士大夫”的贵族情结。

最后，因为有上述两点的不同，所以汉代的“文人”们对先秦《诗经》传统与儒家诗教的继承，也与周代社会的贵族诗人，包括与楚臣屈原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结合自身的社会实践，以及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重新诠释并理解《诗》《骚》精神，开启着汉代诗歌发展的新方向。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他们继承并发扬了《雅》《颂》中的颂美讽刺传统，对汉代社会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对国家政治的颂美与讽谏，本来是《诗经》雅颂中的两大主题，这其中，对周代社会盛世的歌颂在《诗经》特别是在雅颂中又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司马相如等人为首的汉代文人，对于汉帝国的热情讴歌，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在他们看来，汉代社会的繁荣强盛，足可以媲美于三代之盛世。由此而产生的一代之文学——汉代的散体大赋，正是汉代文人自觉地继承《诗经》传统，试图以诗歌为工具，来参与时政，表达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抒写自己社会理想的艺术实践。

（二）他们继承并发扬了《楚辞》的哀怨精神，抒写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哀怨不平之情。《毛诗序》曰“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产生于西周社会末世的变风变雅本来就不乏哀怨之音，到楚臣屈原那里这一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汉代的文人虽然大都生于承平盛世，没有体会过乱世的苦难与亡国的哀痛，但是封建集权的官僚政治制度却给他们的个体生命造成了沉重的压抑，因而，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就成了汉代文人最重要的抒情主题。他们或者代屈原立言，或者自抒其慨，或指刺时政，或情寄老庄，这一特点，在汉代骚体抒情赋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也对汉代以后的文人抒情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他们继承了《诗经》的风诗传统并受汉乐府影响，充分表现了自己的世俗之情。《诗经·国风》本是世俗的歌唱，男女相恋之情的抒发与各种世俗生活的描写是它的基本主题。汉代文人在继承先秦诗学传统的过程中，《诗经·国风》也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关心政治、抒写自己政治情怀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他们除了积极参与汉乐府的创作之外，还创作了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而且，无论是汉代文人乐府诗还是文人五言诗，男女相思、及时行乐、人生短促等都是其共同的抒情主题。它们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汉代文人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态度，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同时奠定了后世文人五言诗的基础，成为后世文人五言诗的典范。

汉代文人在继承先秦诗骚传统上所进行的诗歌创作，不仅表达了新的文化内容与抒情模式，还表现为新的文体形式。汉代文人诗从广义上讲包括以下几大类型：第一是四言诗；第二是赋体诗；第三是五言诗；第四是七言诗；第五是乐府诗。以上五类中，除了乐府诗属于歌诗之外，其他都属于诵诗。这说明，在汉代诗歌在由歌到诵的发展转换中，文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除了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之外，更是诵诗的主要创作者。他们把从《诗经》以来的四言歌诗演变为诵诗；他们在屈宋的基础上不仅把散体赋由“古诗之流”变而为汉代主要的代表性文学文体，而且把骚体赋变成了抒写个人情志的最主要的文学体裁。他们不仅积极地参与了五言诗与七言诗的创作，而且奠定了这两种文学的抒情范式，为魏晋以后这两种诗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余论

以上从五个方面讨论了汉代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之所以有如上讨论，源自于本人对于中国文学本质问题的一些思考。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上是以文人士大夫的写作为主的，特别是在戏曲小说等文学形式没有形成的宋代以前，文人士大夫的诗文更是其主要形态。当我们把这些作品纳入当代的“文学”研究体系中来的时候，对它的阐释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现代的色彩。但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古代本来就没有一个与我们当代完全相对的“文学”观念。如我们上引的汉代文献：“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汉武帝元朔元年下诏：“选豪俊，讲文学。”汉昭帝始元五年下诏：“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六年下诏：“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这里所说的“文学”，都是指修习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诗文写作正是与这些儒家读书人，特别是与以这些儒家读书人为基础的官僚士大夫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就不能不研究它们与中国古代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关系，舍此便无法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本质。而汉代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士大夫政治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人”这一群体真正产生的时期，二者基本重合。因此，研究汉代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儒家读书人的文化心态、他们通过读书走向仕途的过程、他们对于著书立说的理解及写作目的等等，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学的本质及其发展历史也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文学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主体——以官僚士大夫身份而参与创作的“文人”群体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对文学的基本态度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因而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说，汉代文人群体的产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们以积极、主动、自觉的亲身创作实践，对中国文学的文化本质和艺术特征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并由此而开启了魏晋六朝以后的中国文人文学之路。

（本文已刊发于《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8期全文复印，《新华文摘》2013年第19期转载）（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