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两越西南夷开发之争及文章创作中的文化地理观

王德华

汉武帝甫一继位，便着手外定四边、内兴文教。两汉在对待四边的政策上，尤其是对匈奴的态度，大致而言，高祖至景帝时以和亲为主，武帝时则以征伐为主。而无论何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和亲与征伐的争论。这一点，班固《汉书·匈奴传赞》就给予了总结，言“《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61 班固此言虽是针对西汉与匈奴的关系而发，用之于西汉与两越、西南夷的关系上也大致不差。本文拟就汉武帝时代在出兵两越、开发西南夷问题上的争论及文章创作，探讨争论双方的文化地理观及对后世的影响。

一、汉武帝时代出兵两越之争及刘安《上疏谏伐闽越》文化地理观

《史记》有《东越列传》《南越列传》及《西南夷列传》，班固《汉书》将其合并再加上朝鲜，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越”与“粤”通。《史记》中的《东越列传》，包括东越、闽越，《汉书》的“两越”重点指南越及闽越，由于东越、闽越同属越王勾践后代，在地理与文化上多有关联，《汉书》叙及闽越时往往牵涉东越，正如《史记》以东越为主而兼及闽越。所以本文所说的两越，沿用了班固的“两粤”的地理概念，实际上包含南越、闽越及东越。

南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浙江东南部，自古以来分布着众多部落，史称“百越”。经过部落之间的兼并，至秦汉时，形成几个较强的王国，即东越、闽越、南越、西瓯以及雒越等，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与秦汉发生较多联系的也就是《史记》《汉书》着重记载的东越、闽越及南越。秦汉时的东越主要活动于浙东瓯江流域一带，所以又称东瓯。闽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而南越疆域最广，主要包括今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以及福建、湖南、贵州及云南的部分地区，还有今越南的北部地区。

在汉与南越、闽越的关系上，从汉高祖刘邦至景帝，两越已经成为汉王朝的外臣，除吕后时期南越王赵佗与汉王朝有冲突外，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相处的状态。这为汉武帝进一步推进对两越的控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汉武帝继位之初，对四边的开发与平定，首先也是从两越开始的。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因闽越举兵围东越，东越告急于汉，汉武帝决定出兵闽越。这是刚即位三年的汉武帝第一次对闽越发兵，时武帝年未二十。发兵前，汉武帝询问太尉田蚡，田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复，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不足烦中国”，在两汉反战派的言论中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句话，对四方边夷，采取的是可有可无的态度，所以田蚡又说“自秦时弃不属”。时为中大夫的严助诘难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严助以为当今汉朝有能力与仁德救助小国，如果任由事态发展，弃之不顾，就没有资格使外臣臣服。而在这件事上，汉武帝是主张发兵的，对严助说：“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于是派严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拒不为发兵，严助乃斩一司马，晓喻天子之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 这是第一次在对待越人内斗而出兵问题上的争论。从中我们感受到，“新即位”的汉武帝，虽贵为天子，但可能因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尚健在，而大臣田蚡等崇尚儒学等原因，使汉武帝预感到发兵郡国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障碍，所以派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东越。而会稽守想拒而不发，又说明了汉武帝即位之初的威望尚未树立。但汉武帝与他的支持者在定边问题上迈出的第一步无疑对以后出击匈奴、平定四边的举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年后，即建元六年，“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曰：……”62这是第二次在对待越人内斗上引起发兵与否的争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粤使人上书曰：‘两粤俱为藩臣，毋擅兴兵相攻击。今东粤擅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南粤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粤。兵未逾领，闽粤王弟余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这又是一次有征无伐的举动，汉武帝颇为高兴，让严助晓谕淮南王刘安，其目的说明对待越人态度上发兵决策的正确与重要。淮南王也幡然觉悟，甚赞武帝英明。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武帝再次发兵南越，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越，“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63，使南越的版图正式纳入大汉的统治之下。

由上可见，在对待两越问题上，汉武帝与严助是主兴兵的代表，而田蚡与刘安则是反兴兵的代表。淮南王刘安写了一篇很长的谏书，劝谏汉武帝用兵闽越。刘安劝谏的理由与田蚡类似，只不过铺写成文。刘安这篇《上疏谏伐闽越》64，典型地体现了两汉意识形态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地理观，对它的分析与把握对我们认识两汉乃至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化地理观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安之所以劝谏武帝出兵闽越，从地理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越地自然地理状况极其恶劣，不宜发兵闽越。如文中言：“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

二是越地气候与中原不同，士卒不服水土，疾疫易生，不利作战。如文中言：“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

三是自然形成的山川屏障，完全没有必要担心闽越危害边城。如文中言：“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

四是越地民俗愚戆轻薄，背信弃义，反复无常，不宜以中国礼义治理。如文中言：“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以上是刘安对闽越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有着悠久的文化地理观作为思想支撑。文中言：“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这里刘安以三代对边远蛮夷采取的政策为例，又以古代五服制所采取的对待边远夷狄政策，说明处理汉越关系的理想原则，即是“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意同田蚡所说的弃之不顾。刘安所提到的五服制，据《史记·夏本纪》，源于三代的夏朝。《国语·周语上》记载周穆王将出兵征犬戎，祭公谋父根据五服制，劝谏穆王修德以来远。祭公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皵，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65五服与王朝的关系不仅是地理远近层属关系的反映，也是文化差异的一种反映。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祭公强调对最边远的荒服之地的戎狄，即使有不按规定朝贡的，也强调君王修德怀远，而不要随意发兵，“勤民以远”。刘安引用五服制，正是希望汉武帝对待荒服的闽越采取以德怀远的政策，不要轻易发兵。所以，他在文中建议武帝“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即希望武帝实行以德怀远的对待夷狄的政治策略，无疑反映了刘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

建元三年与建元六年，汉武帝两次因越人互扰而出兵，其结果都是有征无伐，达到出兵震慑的效果。这正如严助奉武帝之命晓喻刘安时所说，“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66。很显然，汉武帝以及严助等人支持用兵者，与田蚡、刘安的思考角度不同。田、刘对四边的看法还停留在中国为中心的五服制的文化地理层面，而以汉武帝为首的主张开边派，更多的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67，即禁暴止乱必须用兵的军事策略，并以此应对以德怀远的文化政策。其结果拓展了中国版图，推动了民族融合，使留存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文化地理观，在汉武帝时代逐渐成为一种可以操控的现实。

二、西南夷开发之争及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的文化地理观

西南夷，以汉时蜀郡作为参照，蜀南为南夷，蜀西为西夷。《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

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68

据此，汉时西南夷，其所在地相当于今天的四川西部、南部以及云南、贵州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早在秦朝就开始通西南夷并设吏管辖了。秦亡后，汉初几十年间中央政府将精力集中于内部的巩固和北方边境的安宁，无暇顾及西南夷。西汉对西南夷的开发，主要是在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主要有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元六年（前135）至元朔三年（前126）前后约九年时间；第二阶段是元狩元年（前122）至元封二年（前109）前后约十三年时间。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原出于制服南越的一种设想。《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粤，东粤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69

正如刘安《上疏谏伐闽越》所说的，汉与闽越、南越有着天然的山川屏障，唐蒙对南越的视察，看到南越“名为外臣，实一州主”，若从长沙、豫章出兵南越，水道多绝，难行。而开发南夷道，是制越的一个便利途径。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并于元光五年（前130）“夏，发巴蜀治南夷道”70。

除唐蒙外，司马相如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他两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夷。第一次是在元光五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71 相如《喻巴蜀檄》中云“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72，所言正是唐蒙擅自“用军兴法”之事。由此可见，司马相如元光五年第一次出使西南夷，是奉汉武帝之命责备唐蒙等治南夷道过程中不当之举并晓喻巴蜀官民的。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南，是继唐蒙开发南夷道之后，奉命开发西夷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一次出使西南夷，“相如还报”天子后，言：

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73

以上材料说明，虽然唐蒙开南夷道，“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但是“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西夷君长出于利益考虑，主动要求与南夷一样成为汉朝的内臣，在此情况下汉武帝咨询司马相如，相如认为开发西夷“愈于南夷”，汉武帝即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夷，相如也出色地完成了开发西夷的任务。

在唐蒙、司马相如相继奉命出使西南夷的同时，就遭到朝中大臣及蜀父老的反对。元光五年，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往西南督责唐蒙同时，还派了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视察后，言巴蜀民多苦于开发南夷道，反对开发西南夷，汉武帝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史记·平津侯列传》又载：“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74《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75 时隔五年，公孙弘又提出罢西南夷，汉武帝同意了他的提议，独罢西夷，见出汉武帝因专力事匈奴的关系，不得已在西夷开发上做出了罢西夷的决策转变。史书明确记载公孙弘谏罢西南夷有两次，可以看出，从元光五年至元朔三年这五年间，“弘数言西南夷害”，公孙弘始终未放弃他的罢西南夷的主张。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第二阶段，是元狩元年（前122）至元封二年（前109）前后约十三年的时间。这次开发是由张骞提议，得到汉武帝的支持。《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张骞于元狩元年提议开发西南夷，是为了避免匈奴的阻碍，通过打通西南道路，通往东南的身毒国（即今印度），并由身毒通往大夏（今阿富汗东北部地区），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在这次长达十三年的开发过程中，汉武帝恩威并施，终于在元封二年平定了西南夷。而这次开发西南，并无第一次那样的争论。

就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朔三年开发西南夷而论，唐蒙、司马相如属于主张开发的一派，公孙弘则是不主张开发的代表。公孙弘虽没有留下阐述他的观点的文章，但是我们从史书记载他的言论及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蜀父老的言论，可知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反开发者的主要观点有二：一是西南夷乃荒蛮之地，没有开发价值，且劳民伤财，天下苦之；二是自古以来对待四夷的最好的办法是施行羁縻的文化政策，强调以德怀远。这与刘安的观点基本相同。

唐蒙与张骞或出于军事需要，或出于商贸需求，主张开发西南的。他们对西南地理的认知与注重，都出于实际需要。作为主开发代表之一的司马相如，较之唐蒙、张骞，更多的是从文化角度立论。司马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夷，留下了《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篇文章，《史记》《汉书》及《文选》皆有收录。《汉书·司马相如传》载：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76

由此可知，《喻巴蜀檄》77作于元光五年，因唐蒙开南夷道，惊扰巴蜀民，引起民愤，武帝派相如前往，责备唐蒙，安抚当地民众。文章开头即说明汉武帝即位后，对侵犯边境的蛮夷，兴师征伐，如北讨匈奴，移师闽越，都收到屈膝请和、太子入朝的震慑效果。西南夷君长，向风慕义，欲为内臣，但苦于“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所以天子派使者，接受他们的归附，并征用巴蜀士民各五百人，持礼奉币，卫护使者，并不是想兴起战事。这是天子之意。作者一方面责备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批评二郡“又擅为转粟运输”；另一方面又批评“当行者”即被征调的巴蜀民，“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檄文接下来，专就“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展开议论。以边郡之士冒死作战、奋不顾身作对比，说明边郡之士并非乐死恶生，而是他们计深虑远，能急国家之难，乐尽人臣之道，以国事为己任。他们生前“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死后“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以此再看巴蜀民众，“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与冒死疆场的边郡之士相比，真是目光短浅。这也与巴蜀教化缺失，俗不长厚有关。相如的对比，无疑是晓喻巴蜀官民，应该像边郡之士一样，能够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乐尽人臣之道。最后直接点出天子派使者晓谕百姓的前因与希望：“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由此可以看到，责备唐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其最终目的是让巴蜀官民知晓开发南夷的意义，能够为国尽忠效力，懂得礼义廉耻。

相如《难蜀父老》78作于元朔二年，是相如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南，略定西夷后返回蜀都时所作79。与《喻巴蜀檄》相较，《难蜀父老》驳难的意味更浓。文章的主体部分是驳斥蜀父老眼光的狭隘，阐述“通西南夷”的重要意义。文章借“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口，说出了反开发者的理由：

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反开发者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从文化政策上讲，自古以来天子对夷狄都是采取怀柔羁縻政策。《史记》司马贞索隐云：“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汉官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80很显然，“羁縻”是一形象化的比喻，按司马贞的说法，“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明显地含有夷夏之别，视四夷为异族别种，不可以教化，只是用“羁縻”的方法加以控制而已。况且西夷自古以来与“中国”并立，既不可德化，也难以征伐。蜀父老所言“羁縻勿绝”政策，与刘安的五服制有相同之处，反映了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蜀父老的第二个原因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即“通西南夷”不切合实际，前者唐蒙开南夷道业已耗时三年，功业不竟，士卒困顿，万民不安，若再通西夷，民力已尽，难成此业，只会劳民伤财，于国无益。

针对“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的诘难，相如首先以巴蜀变服化俗为例，言“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恶闻若说”，意谓若只是一味采取羁縻政策，如今的巴蜀也不能变服化俗。正是巴蜀的变化，今日才能推进到对西南夷的开发。相如针对蜀父老诘难依据的羁縻文化政策，强调圣上征讨开发四夷，是在羁縻政策失效下，即文中所言“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则邪行横作”，化服变俗，泽被蛮夷，功在千秋的举措。而针对蜀父老开边病民的观点，相如认为自来帝王都是“始于忧勤，终于佚乐”，说明了劳民与化民的统一。总之，羁縻与征伐，劳民与化民，相如从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角度，解决了主开发与反开发的对立。也使诸大夫慨叹：“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相如的驳论，使蜀父老理解了汉天子开发西南夷的意义，并决定不辞劳苦，以身作则，垂范百姓。

由上分析我们也可知，此篇与《喻巴蜀檄》有相通之处：一是汉武出师四夷，其目的是化洽天下，将开发与仁德联系起来，对汉武帝的开边之举都做了颂扬；二是开发西南夷，百姓虽劳，但功在千秋，蜀老将士，应急国家之难，乐尽人臣之道。

司马相如对开发西南夷意义的论述，反映了不同于公孙弘等反对派的文化地理观念。汉从高祖至景帝，对边远四夷大都采取羁縻的文化政策，但其效果甚微，尤其是匈奴屡屡侵边，说明羁縻文化政策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就如同一块遮羞布，是自欺欺人。相如把汉武帝开边行动，看作是化洽天下的仁义之举。他认为“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职此之故，他认为汉武帝“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关沫、若，徼牂牁，镂灵山，梁孙原”开边征讨，是“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的表现，其效果必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昒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此乃“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相如所论完全超越了五服制与羁縻政策下的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念，是“遐迩一体”大一统文化地理观的反映。他对汉武帝禁暴止乱必须用兵的军事策略，又增加了一层“化洽天下”的文化色彩。

可以这么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的以“羁縻”文化政策处理四边关系的汉代，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对征伐开边的论述，其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无疑给汉武帝开疆拓土的军事决策以文化意义上的支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初司马相如因各种原因不敢直谏，著书以风的《难蜀父老》，在汉武帝时代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三、争论双方文化地理观对后世的影响

虽然，相如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在汉武帝时代极具价值，但是武帝之后，五服制及羁縻政策的文化地理观，却得到后世的强有力的支持。班固《汉书·匈奴传赞》《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赞》中对两种文化地理观的评价最具代表。《匈奴传赞》曰：“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81 班固的论述虽然针对匈奴而言，但与刘安、公孙弘等反开发的文化地理观是一致的。班固糅合了五服制、羁縻政策以及“《春秋》内诸侯而外夷狄”华夷之别的观念，对“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的“羁縻不绝”的文化政策，阐述得更加明确详细。班固在《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赞》称“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观太宗填抚尉佗，岂古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82，正是以“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羁縻文化政策，批评司马相如等赞成开边之人为“好事之臣”。司马相如大一统文化地理观体现的以开边征讨的方式化洽天下的一面，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与认同。而这一点使得司马相如在后世不断地遭到非议。

开边与征伐，无疑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在对匈奴的作战上。武帝晚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去世前一年，颁发了《轮台诏》，对以往开边劳民多有检讨。因而，武帝之后，汉代统治者对待四夷叛乱的策略也多有调整，即开始向羁靡政策靠近。如汉元帝元初元年，珠厓（在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又反，贾谊之曾孙贾捐之建议放弃珠厓。其所作的《弃珠厓议》83一文，首先否定了以实际疆域大小作为判断国家强盛的依据，提出仁者无疆的文化地理观。他以古圣王为例，指出圣王治天下，德柔四方，并不在于疆域的大小。相反，君若无德，虽广袤万里，也会土崩瓦解。接着对比分析了汉文帝与汉武帝不同的治国方略，文帝偃武行文，武帝穷兵黩武。一文一武，一是为百姓着想，一是开边病民。然后指出汉元帝之时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如果再发兵珠厓，无异于“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思古想今，“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

其次，贾捐之对朱厓的自然地理与民俗的评价与刘安相同，如言：“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视珠厓之民犹鱼鳖，其俗与禽兽无异，其地在天涯海角，“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因而，贾捐之很自然地提出自己弃珠厓的观点：“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仍是以《禹贡》的地理概念及《春秋》的华夷内外之别的文化地理观作为弃珠厓之议的理论基础。朝议后，汉元帝似乎无奈地接受了贾捐之弃珠厓的建议，下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孤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厓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珠厓由是罢。汉元帝下诏罢珠厓，虽迫于“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但其中言“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仍然体现了羁靡的文化政策。

武帝后对西南边郡的政策，也有变化。如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与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在“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而采用遣使和解无效的情况下，杜钦建议出兵征讨，其《谏王凤处置夜郎等国》云：

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蛮夷王侯，王侯受诏，已复相攻，轻易汉使，不惮国威，其效可见。恐议者选耎，复守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如此，则复旷一时，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远臧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练士马，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亦宜因其萌牙，早断绝之，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84

杜钦建议出兵，出其不意，斩杀不轨之王侯，之后可凭“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为由，罢郡弃民，不与往来。这与反开发者刘安、公孙弘等人的观点一致。如果要继续守护前代帝王开发的功业，也应该急早出兵，以免其势力壮大后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可以看出，无论是和解还是征伐，他们对西南夷的看法是一致的，既没有眼前实际需求的考虑，也无长远利益的思考，反映了他们还是本着中原自大的文化地理意识以及对蛮夷的排斥心态，解决汉与边郡的关系。

尽管武帝之后，汉统治者对岭南、西南的态度转向羁縻政策，但司马相如大一统文化地理观中体现的合理因素，即将四边纳入中国版图的同时，向四边施行中国的礼义教化，这一点在后世也还存在着影响。如东汉和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皆主张发兵征讨，唯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力排众议，提出不能出兵的七条理由之后，并未像贾捐之那样建议罢弃，而是提出的了权宜之计：“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静之后，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士之赏。”“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85其实，李固的观点体现了他恩威并用对待蛮夷的策略，平衡了德柔与控制二者之间的矛盾。从其达到的“岭外复平”的效果来看，李固的建议应该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办法。而李固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即“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所谓“勇略仁惠”，强调的是既有军事上“勇略”，又有文教上的“仁惠”，与相如的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有着相近之处。

就《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来看，西南诸夷称臣献贡的越来越多，儒家提倡的羁縻文化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对开边劳民之举，已出现讥刺时政的民歌。民歌是针对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开发哀牢，置永昌郡一事的。开头歌“汉德广，开不宾”，似是称赞汉德，但最后言“度兰仓，为它人”，其讽谏意味很浓，也是反开发者所说的“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的观点一致，也包含着夷夏之别的观念。也是在汉明帝永平年间：

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种为臣仆。朱辅上疏曰：

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

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

《远夷乐德歌诗》 曰：

大汉是治［堤官隗构］，与天合意［魏冒逾糟］。吏译平端［罔驿刘脾］，不从我来［旁莫支留］。闻风向化［征衣随旅］，所见奇异［知唐桑艾］。多赐缯布［邪毗］，甘美酒食［推潭仆远］。昌乐肉飞［拓拒苏便］，屈申悉备［局后仍离］。蛮夷贫薄［偻让龙洞］，无所报嗣［莫支度由］。愿主长寿［阳雒僧鳞］，子孙昌炽［莫稚角存］。

《远夷慕德歌诗》曰：

蛮夷所处［偻让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归日出主［路旦拣雒］。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综邪流籓］，夏多和雨［莋邪寻螺］。寒温时适［藐浔泸漓］，部人多有［菌补邪推］。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去俗归德［术叠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

《远夷怀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墝埆［犁籍怜怜］。食肉衣皮［阻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砀粗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踪优路仁］，触冒险陕［雷折险龙］。高山岐峻［伦狼藏幢］，缘崖磻石［扶路侧禄］。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历髭雒］。父子同赐［捕茝菌毗］，怀抱匹帛［怀稿匹漏］。传告种人［传室呼敕］，长愿臣仆［陵阳臣仆］。86

以上三首夷语颂歌，是对汉德的歌颂，可以说是对儒家以德怀远文化政策的反映。但是白狼王、唐菆的慕化归义，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司马相如“遐迩一体，中外禔福”大一统文化地理观的再现呢？后世对相如的批评，过多地看到了其赞成开边的一面，却忽视了他在开边问题上所体现出的化洽天下的大一统文化地理观的意义。

综上，汉武帝时代在开发两越、西南夷问题上的争论，从文化地理角度来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地理观。田蚡、刘安、公孙弘等人的文化地理观是建立在华夷之别之上的，司马相如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则是建立在“遐迩一体，中外禔福”大一统理想之上的。刘安等人的观点反映了反开发派自大、自足、闭锁的文化心理，而相如的观点反映了开发派地理扩张与文明传播并进的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其历史的进步意义无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本文已刊发于《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