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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的坚守与实践——评徐子芳报告文学特色

学理与诗意的探寻 作者:赵凯 著


文学性的坚守与实践——评徐子芳报告文学特色

不久前刚读完三卷本的《徐子芳文选》,还停留在品味与思索之际,子芳先生新近发表的中篇报告文学《大江东去》(《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与杜卫东合作;《新华文摘》2005年第24期转载)又摆在案头。阅毕掩卷,文思起伏。一个孜孜以求、终生不悔的文学信仰者与实践者的形象在思维中定格。在《徐子芳文选》的后记中,作者有这样的一段话:

现在真正能够给你的,唯有头顶稀疏的白发和聊以慰藉的刻有你名字的十来本发黄的书页,让你不禁唏嘘不已。你应该去写得更多更好些,可是你正把精力、才华和时间廉价托付给你视为崇高的“奉献”,当生命将要走向黄昏时,你蓦然发现被称为“奉献”的历史已是十分虚无而不知所终。

这是一个文学家真实的心灵写照。一个人的生命符号如果是用文学语言来标记的,那么这在文人的语境中应该是属于崇高的范畴。子芳先生文学实践四十余年,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的创作于一身,可谓皇皇其然,多产而又多才。当然这其中作为报告文学家的徐子芳,更是为读者所熟悉的。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陶铸生命最后四十三天》《凤鸣中都》《第一枚金牌》《大地之子》《银河不是梦》等作品,曾经感染和激奋过多少读者!子芳先生也由此奠定了其优秀报告文学家的地位。仔细研读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子芳先生的报告文学创作理念是自觉而执着的,那就是对文学的坚守与实践。

报告文学首先是“报告”,这就确定了这一文学体裁写作的逻辑前提是真实性。现实存在与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报告文学家开篇铺陈的基础,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句话是无可厚非的。但报告文学毕竟是文学,它要遵循与体现语言文学自身的规律,文学性当然是报告文学的文本属性。新时期以来,众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无不是文学性与审美价值追求的结果,这是报告文学创作走向艺术规律的一种值得肯定的回归。

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追求首先表现在,它是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情感交流与心灵对话。优秀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是经过其情感与心灵折射的,都凝聚着作家特定的审美尺度、审美趣味和审美选择。以真人真事为创作素材的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因为只有经过审美提炼而达到的真实,才是本质的真实,也即艺术的真实。

《大江东去》的副标题是“一位智者与一座港口的心灵对白”,这部作品的所有篇章,都是用这种饱含哲理的文学性对白形式来引领与串联的:

智者:一个人若能看穿这世界的矫饰,这个世界就是他的。

芜湖港:你用宁静的力量与缄默的意志与这世界对话,立于危墙下的你不是莽夫。

智者:常规是束缚人的一道精神枷锁,打破它,也许你就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

芜湖港:是的,世界会向有目标和远见的人让路。

……

这部作品所要报告的主人公是一座港口的管理者,而一座港口的管理者,往往是一座港口的象征,他的品行与操守、智慧与个性、理想与意志,也往往影响着港口的风格与特色,影响着港口的命运与走向。因此,“智者”与“港口”的心灵独白,也正是报告文学家与自己所描写的主人公的心灵接触与情感碰撞。港口的变化也许是喜人的,港口的管理者的事迹也许是感人的,但仅仅是直白的记录或者是数字的罗列,是很难深深触动读者的视觉神经与实现艺术共鸣的。唯有融入文学性的构思与设置,才能形成报告文学的文学间性与审美张力,使读者在一种文学“阅读”的美感中去感受作者所要报告的人物和事件。

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追求还在于它可以集中各种文学体裁的文本优势于一身——小说的叙述空间、散文的丰富手笔以及诗歌的抒情品性。在《大江东去》中,作者是这样来描写主人公和他的生活环境的:

美丽的芜湖港仿佛读懂了孙新华的难言与不舍,也心有灵犀地默默不语。江水轻拍岸石,呢呢喃喃,像是在诉说着它们见证过的岁月;依依杨柳轻抚他的脸颊,青青的碧草扯动着他的裤脚,竟也似流露出万般留恋……一个声音在心底问:真的要走了吗?无语。只有一行泪水顺着这条硬汉的脸颊流下……

散文乎?这里的确弥漫着散文的潇洒风味。诗歌乎?这里又的确包孕着诗歌的抒情基调。文学描写的情景交融,也使得真实存在的人物增加了文学的维度,报告文学的实在空间与意象空间交相映照,这就是文学写成的报告。

在报告文学的人物描写中,子芳先生不仅注重一般人物通讯所注重的场面氛围以及人物精神世界的片刻展示,而且注重人物性格变化和事件演变的“全景式”描写。这无疑增加了报告文学的叙述空间与文学品位。我们来看《陶铸生命最后四十三天》,作者的爱与恨,既表现在对那桩万众瞩目的事件的冷静而有序的叙述中,又集中在文章的结尾处喷泻:

这是江淮大地最寒冷的冬夜!树木萧瑟,愁云四合……苍天有情,莫非也因这人间的悲剧而愤愤不平!身在大西北的女儿啊,你是否知道你爸爸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你是在痛苦?在呼唤?还是在荒祭?

这篇作品的实在空间虽然狭小,但它却艺术地概括了“陶铸死亡事件”的深厚的历史根源以及主人公的凛然正义与高风亮节。结尾处作者的深情呼唤,更增加了作品的审美维度和艺术穿透力。这篇作品轰动一时,固然与材料本身的“新闻效应”有关,但也的确离不开作者的文学手笔以及个性化与情绪化的文学渲染。在《第一枚金牌》中,许海峰的心路历程,显然更是作者着意叙述的重点:

呵,第一枚金牌,请允许我的笔暂时在这里定格,把镜头缓缓移向他走过的那段令人深思的不平静的路程……

此外,《大地之子》《市长的女儿》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也都有着坎坷不平的人生变故与波澜起伏的情感经历,而这些又都折射出深厚的历史背景与变幻的时代风云,凝聚着作家对人物命运沉浮的热情关怀和对现实历史的深刻追问。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场景,未必都是生活真相的全部写照,但又的确是作家对人物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的个性化体验。因而作品所展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世界,在那里面闪烁着生活的全部色彩。这样的作品,既可成为读者的生活参照,又可进入读者的审美视野。

以语言为媒介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正在面临以高科技为背景的“图像文学”的严峻挑战。“视屏观赏”真的可以取代“语言阅读”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轻松的。笔者在这里通过评析子芳先生的报告文学,来肯定对文学性的坚守与实践,也只是表明一下自己的理性态度。

《文艺百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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