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目录释名

目录之名，起于刘向、刘歆校书之时。《汉书·叙传》云：“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叙《艺文志》。)《文选》注引《别录·列子》目录，(王康琚《反招隐诗》注。)《七略》言“《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文选》任彦升《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引。)是其事也。

考《汉志·兵书略》序云：“武帝时，军政杨仆招摭遗逸，纪奏兵录”，则校雠著录，其来久矣，特不知其时有目录之名与否耳。其后郑玄注《礼》，遂用《别录》之体，作为《三礼目录》。(《隋志·礼类·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梁有，陶宏景注，亡。)玄又作《孔子弟子目录》一卷，(见《隋志·论语类》。)以人名为目，与书之目录不同。然其命名，亦是沿于刘向也。《四库提要》乃谓目录之名昉于郑玄，(卷八十五目录类小序云：“郑玄有《三礼目录》，此名所昉也。”)失考甚矣。目录之书，《隋志》谓之簿录，《旧唐志》乃名目录，自是以来，相沿不改。

案：《隋志》自《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以下，命为目录者凡十六部，则目录之名，为晋以后之所通用。但用作部类之名，则始于《旧唐志》耳。

何谓目录？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汉志》言“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旨意即谓叙中所言一书之大意，故必有目有叙乃得谓之录。录既兼包叙目，则举录可以该目。故向所奏上之篇目旨意，载在本书者谓之录，编集别行者谓之《别录》也。其所以又有目录之名者，因向之著录起于奉诏校书。当时古书多篇卷单行，各本多寡不一。向乃合中外之书，除其重复，定著为若干篇，遂著其篇目以防散佚，且以见定本之与旧不同。篇目之后，又作叙一篇，发明其意，随书奏上。因编校之始，本以篇目为主，故举目言之，谓之目录也。诸书所载向、歆之奏，亦或谓之叙录。(《晏子》《说苑》《山海经》。)盖二名皆举偏以该全(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有此例)。相互以见意耳。实则录当兼包叙目，班固言之甚明。其后相袭用，以录之名专属于目，于是有篇目而无叙者亦谓之目录。又久之而但记书名不载篇目者，并冒目录之名矣。

案：向、歆奏上之叙，今散见各书者，或题目录，或题叙录，或不题名目，其例不一。然考《战国策》叙云“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举此一句明例，以后衔名均略去。)所校中《战国策》书”，末云“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荀卿新书》叙云“所校雠中《孙卿》书”，末云“所校雠中《孙卿》书录”；《列子》叙云“所校中书《列子》五篇”，(中书《列子》犹云中《列子》书。)末云“臣向所校《列子》书录”。以前后文义推之，则所校某书录句，书字当属上读，犹言某书之录也。知向但自名为录，实兼包篇目指意二者言之。杨仆所奏之兵录，其体亦当如此。及各从其所重言之，有目录、叙录之名。

于是或认录为目，或认录为叙。认录为目者，如《论衡·案书篇》云“六略之录万三千篇”，此以篇目为录也。(据《七录》序六略之书实只六百三家，则刘向之录亦当只六百三篇。今云万三千篇者，以其书卷有一万三千耳，卷即篇也。)《文选》任彦升《王文宪集序》云“集录如左”，亦谓序后之篇目也。《隋志》集部之书多有录一卷，或云并录，并目录，此其间必有无序而只载篇目者矣。(集部又有注并序录并例录者，盖亦以录为篇目也。)认录为叙者，如《世说·言语篇》注引邱深之文章录，而《文学篇》又引作邱深之文章叙，是以叙与录为一事也。《新唐志》有《殷淳四部书目序录》，别序录于书目之外，其以录之名专属于序，尤为明白。毋煚《古今书录序》云“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用意亦与淳同。自录之一字有此两种解释，于是目录书又有序录、录目二名。序录者，刘向书目，目在叙前，后来体制变更，序在目前，既认录为目，故名序录。(此与刘向叙录用意不同。)经则有沈文阿《经典玄儒大义序录》、(见《隋志·论语类》。)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书今存。)史则有《三国志叙录》，(见《隋志》。)《南齐书序录》，(见《史通·序例篇》。今《南齐书》无《序录》。)皆即序目之意。录目者，亦因目在序后，既认录为序，则以目录之名为未安，故易为录目。隋费长房《开皇三宝录总目》序云“齐、周、陈并皆翻译，弗刊录目”。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有“录目始终序”一篇。释智升《开元释教录》有“历代所出众经录目”一篇，亦即序目之意也。一目录之名，以字义互为予夺，遂致纷纭纠错如此。非细考之，不易得其端绪也。

何以谓目即篇目也？目录之体，起于《诗》《书》之序，所以条其篇目。(说本《隋志·簿录类》小序，已见前篇。)

〔赵岐《孟子题辞》〕　其篇目各自有名。焦循《正义》曰：“如《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

案《尚书》百篇、《诗》三百一十一篇、《逸周书》七十篇皆有序。古者序为一篇，后人始引之各冠篇首。《诗·关雎》序自“风风也”以下总论《诗》之纲领，旧说谓之大序。而《尚书·周书》序皆只分释各篇，并无大序。是古之书序，皆所以条其篇目也。

其后司马迁、扬雄皆有自序，具载著述篇目甚详。

案：司马迁、扬雄自序，班固录入《汉书》以为列传。迁自序于所作《太史公书》七十篇，皆有小序。雄自序于平生著作甚详，亦载《法言》小序，是皆仿《诗》《书》之例。小序言作某篇第几，撰某篇第几，即篇目也。司马迁在刘向之前，扬雄与刘向同时，故向撰叙录亦用其例。其后班固作《汉书·叙传》，体制一仿史公。许慎作《说文解字叙》，至“于所不知盖阙如也”之后，具录十四篇之目，自“一”部一至“亥”部五百四十，而无小序，所谓条其篇目也。

及刘向奉诏校书，为之著录。考其《战国策》录自称“叙曰”，《隋志》亦云“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叙而奏之”，知录即诸书之叙。又《说苑》录曰“今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知书录当载篇目也。诸书所引《七略》《别录》逸文，往往有篇目可考。《仪礼》《礼记》《乐记》三书全书篇目具存，皆言某篇第几，与《史记》《法言》自序同。至于诗赋，亦载篇目。今举例于后，以证明之：

〔《仪礼·士冠礼疏》〕　郑玄云“大、小《戴》及《别录》，此皆第一”者，大戴、戴圣与刘向为《别录》十七篇，次第皆《冠礼》为第一，《昏礼》第二，《士相见》为第三，自兹以下篇次则异，故郑云，“大、小《戴》《别录》此皆第一”也。其刘向《别录》即此十七篇之次也。

〔《经典释文》序录〕　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

案《仪礼》《礼记》疏引《郑目录》，载《别录》篇目次第甚详。《礼记》各篇，又分属制度、通论、明堂阴阳、丧服、世子法、祭祀、子法、乐记、吉礼、吉事十类，文繁不录。

〔《礼记·乐记疏》〕　案《郑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中略)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三十四卷，记无所录也。其十二篇之名，案《别录》十一篇，余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是也。案《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也在刘向前矣。至刘向为《别录》时，更载所入《乐记》十一篇，又载余十二篇，总为二十三篇也。

〔《史记·封禅书》〕　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索隐》引刘向《七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

案：诸书如《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类所引《别录》可以考见篇目者甚多。至于淮南王、刘向、冯商等赋皆有篇目尚存，文繁不备引。

诸书所引《别录》多零章断句，不足考见全篇体例。今《荀子》书卷末正文之后，有书录一篇，首题《荀卿新书》三十二篇，次即详著篇目，自《劝学篇》第一至《赋篇》三十二，每条自为一行，继以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雠中《孙卿》书云云。前列篇目，后论旨意，合于班固之说，此真当时奏上之旧式也。(案今所传刘向校定之书，如《管子》《韩非子》等，其书录多为后人所乱，或妄分卷数，或削去篇目。然《战国策》《晏子春秋》亦尚存旧式。此独举《荀子》者，以杨倞序言改《孙卿新书》为《荀卿子》，其篇第亦颇有移易。今录中尚题《荀卿新书》，(“荀”字是后人妄改，叙仍作“孙”字。)篇第亦与杨氏移易者不同，可信其为刘向之旧，故举以为例。)《别录》全书，皆当似此。《三礼目录》所言某篇《别录》第几，诸类书所言《别录》有某篇，盖皆就篇目中引用之耳。刘歆《与扬雄从取方言书》云“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又云“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人录”。(书附《方言》后。)入录者，欲入之《七略》也。是不必见其全书，但得其篇目，即可入录也。由斯以谈，目录之为篇目而非书名，信有征矣。

〔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叙〕　《晏子》《孙卿子》《列子》三书，叙奏之前，具载篇目，《艺文志》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其原书体制盖如此。(姚氏所辑，在《师石山房丛书》内。)

自班固取《七略》作《艺文志》，删去其录，于是佚书之篇目遂不可复考。

〔《汉书·艺文志》〕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注：“师古曰，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案诸书所引《七略》多论作者旨意，《文选》扬雄诸赋且有奏赋年月，是《七略》亦兼有目录也。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

〔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　《七略》原书二十卷，班氏《艺文》仅一卷者，固但存其目耳。(案《隋志》《七略》刘歆撰，其二十卷者，刘向之《七略》《别录》耳。“但存其目”当作但存书名。)

《七志》《七录》《古今书录》之属，今皆亡佚。其录中有篇目与否无以知之。若两晋、南北朝书目只记书名，失目录命名之旨矣。自宋以后，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之流，每书之下皆为之说，即录中之叙也。然未有一书能具篇目者。《经义考》《小学考》专录一门，宜可详悉，乃宁录无谓之序跋，不知出此。其诸书篇目，但载本书之中。本书亡则篇目与之俱亡，所存者但书名耳。而犹猥曰目录之书可以考亡佚，此不察之说也。(篇目之重要别具后目录书之体制一，此不复详。)

何以谓录兼篇目及旨意也？武帝时，杨仆始奏《兵录》。向、歆校书，将以进御，故用仆旧例，一书校竟，辄撰一录，随书奏上，谓之书录。今存者九篇，即《别录》也。

〔《七略别录佚文·晏子叙录》〕　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

案：《汉书·刘向传》言“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故向所作叙录，多因事纳忠。如《战国策》录云“亦可喜，皆可观”，《孙卿新书》录云“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说苑》录亦云“皆可观”。其意皆欲成帝观之以为法戒，即其作《列女传》以戒天子之意。

〔《经籍会通》卷二〕　向、歆每校一书，则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近世所传《列御寇》《战国策》，皆有刘向题辞，余可概见。因以论奏之言，附载各书之下，若马氏《通考》之类。以故篇帙颇繁。

〔洪颐煊《经典集林总目》〕　今《战国策》《山海经》《说苑》《管子》《晏子》《列子》《邓析子》《荀卿子》，俱有刘向奏，疑亦在《别录》。以附专书，不复录入卷中。

〔王国维《观堂别集后篇·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　今世所传《战国策》《晏子》《荀子》《列子》《管子》，皆有刘向所撰录一篇，即《别录》也。自注：世所传《关尹子》《子华子》《於陵子》，皆有刘向所撰录，《邓析子》有刘歆所撰录，均伪。

案：今《邓析子》书首有录一篇，题为刘向，《四库提要》卷一百谓据《书录解题》改正为刘歆，然《书录解题》实无此语。考《荀子·不苟篇》杨倞注云：“刘向曰：邓析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数难子产为政，子产执而戮之。”《意林》卷一引刘向曰：“非子产杀邓析，推《春秋》验之。”皆与今本合。故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五《邓析子叙》仍定为刘向，考证甚确。此录既见引于杨倞、马总，是唐人所见，皆题刘向，必不至误。然则非伪作也。惟《关尹子》《子华子》《於陵子》出宋明人伪撰，诚如王氏所说耳。洪氏所举八篇内，《山海经》一篇为刘歆作。又宋本《韩非子》有序一篇，严可均疑为刘向作，收入《全汉文》卷三十七《刘向集》中。考《意林》卷一引刘向云：“秦始皇重韩非书，曰：寡人得与此人游，死不恨矣。李斯、姚贾害之，与药令自杀，始皇悔，遣救之，已不及。”与今《韩非子》序大同小异，严氏之说是也。故向、歆叙录实存九篇。或题目录，或题叙录，其实一也。叙录即《别录》，明见于《七录序》。(见后。)因此序在《广弘明集》中，宋明讲考证学者多忽不观，惟胡氏尝读二氏书，故能知之。马国翰及洪氏辑《别录》佚文不收叙录。严氏取洪本附《向集》后，又别辑叙录入集中，既不载其篇目，而佚文内所采诸书引《别录》论《管子》《列子》《邓析子》语皆在今录中，全录具存，亦不取以对照，皆为失考。近人章炳麟别有《七略》辑本，作《征七略》一篇，载入《检论》卷二，亦谓“诸书叙录具在者，虽佗书征引，皆不收录”，未详其意。实则凡辑佚书，只字片言，苟有存者，皆当收入。况完篇乎？惟姚振宗所辑《别录》，将此诸篇并已收入，其识高出前人远矣。

《别录》者，取众书之录集为一篇，于本书之外别行，如《四库全书》先有提要，后乃编为总目也。

〔阮孝绪《七录序》〕　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

〔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　《七录序》言“辄为一录”者，谓向所校书，悉撰有序录也。以其载在本书，已行奏上，而学者不复得见，思欲别存一本，故将众本序录，别而集之。因称之为《别录》。

案刘向每一书校竟，即撰叙录奏进，故云“随竟奏上”，后乃编集成书别行，以便学者。考《四库全书》卷首上谕，初只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括总叙崖略，粘开卷副页右，用便观览。又云：“其书足以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即将书名摘出，撮取著书大旨，叙列目录进呈。”于是《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俱撰有提要。后乃令将全书总目及各书提要编刊颁行，其办法正暗与古合。以此例彼，情事了如矣。

书录本兼篇目指意二事，篇目已具详如上，篇目之后，即校上之奏，其前略言校雠之事，至“已杀青书可缮写”，余皆论书中旨意语也。《七录序》云：“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指归即旨意，谓如《战国策叙》“周室自文武始兴”以下，论本书得失之语也。讹谬者，校雠之事，谓“本书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也。其于向之书叙体例，列举尤详。然易《汉志》“条其篇目”句为“辨其讹谬”，是只详于叙而略于目。盖阮孝绪已不知录中当有篇目，故其意侧重于叙矣。

目录本只称为录。班固谓刘向著目录，而向书只名《别录》，不名目录者，以录中本兼有目，犹之司马迁、扬雄叙，只名自叙，不名叙目也。盖全举之则名录，兼包篇目旨意，偏举之则为目录，以叙在目后，校书编次本重在目也。意有轻重，词有繁简耳。

《文选》注引《列子目录》曰“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其语今在《列子》叙中。故知目录当兼叙言之，不得独呼篇目为目录也。然如晋以后只记书名之目录，不仅以篇目之目为书名，并录亦移作书名矣。阮孝绪之《七录》、元行冲之《群书四录》、毋煚之《古今书录》，是皆师向之意，举录以该目。至于宋之《崇文总目》，每书皆有论说，此录也，而只谓之总目。陈振孙之《直斋书录》命名颇与古合，而以为未足，又益之曰解题。《四库全书》之总目名之曰目录可矣，又别呼其叙为提要。此皆误以目与录为一事，于其书之叙录，无以名之，而为此纷纷也。

自来治目录学者，代不数人，而著书者或亦未能深考。《隋志》于晋以后官撰书目皆致不满，故不独体裁不能尽合，即名称亦愈变而离其宗。记书名而谓之目录，亦已久矣。后人相沿袭用，既有所本，未足深怪。固知积重难返，自不必是古非今。特既相与讲此，不能不考其名之所由起与其命名之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