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目录书之体制二　叙录

叙录之体，源于书叙，刘向所作书录，体制略如列传，与司马迁、扬雄自叙大抵相同。其先淮南王安作《离骚传叙》，已用此体矣。

〔《校雠通义·汉志六艺篇》〕(十三之二读)　《六艺略》者，必参观于《儒林列传》，犹之读《诸子略》，必参观于《孟荀》《管晏》《申韩列传》也。《诗赋略》之《邹阳》《枚乘》《相如》《扬雄》等传，《兵书略》之《孙吴》《穰苴》等传，《术数略》之《龟策》《日者》等传，《方技略》之《扁鹊》《仓公》等传，无不皆然。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艺文》虽始于班固，而司马迁之列传，实讨论之。观其叙述战国、秦、汉之间著书诸人之列传，未尝不于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反复而论次焉。刘向、刘歆盖知其意矣。故其校书诸叙论，既审定其篇次，又推论其生平，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史家存其部目于艺文，载其行事于列传，所以为详略互见之例也。是以《诸子》《诗赋》《兵书》诸略，凡遇史有列传者，必注“有列传”三字于其下，所以使人参互而观也。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　班氏既取《七略》以为《艺文志》，又取《别录》以为《儒林传》。考《汉纪》又言“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易》始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云云，与《儒林传》之文悉合。知《儒林传》亦本刘氏父子之《辑略》，而接其后事，终于孝平。故《史通·采撰篇》云：“班固《汉书》，全同太史，太初已后，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今考《新序》《说苑》载汉事无多，知所取于《七略》《别录》者不少也。

案：《汉书·王褒传》，所言九江被公诵《楚辞》，及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赵定、龚德事，均与《七略》《别录》同。知《汉书》诸著述家列传多本之《别录》，所谓“太初已后，杂引刘氏”，不独《儒林传》也。

〔《汉书·淮南王传》〕　初，安入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注：“师古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

〔《楚辞》卷一班孟坚《离骚序》〕　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贰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

〔王逸《楚辞章句叙》〕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

〔《隋书·经籍志》〕　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

〔章炳麟《检论》卷二《征七略》〕　《御览》引刘氏书，或云刘向别传，或云《七略》别传。今观诸子叙录，皆撮举爵里事状，其体与《老韩》《孟荀》《儒林》诸传相类，盖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太史公尝举其文以传屈原，于古有征，而晚近为学案者往往效之，兼得传称，有以也。自注：班孟坚《离骚序》引淮南《离骚传》文，与《屈原列传》正同，知此传非太史自纂也。

案：刘安奉诏所作之《离骚传》，据班固言有解五子、羿、浇、少康、贰姚、有娀佚女之语，颜师古谓解说之如《毛诗》传，其说确不可易。以其创通大义，章解句释，故王逸及《隋志》均谓之章句，非列传之传也。其“《国风》好色而不淫”云云，为太史公所采者，当是《离骚传》之叙。班固明云淮南王安叙《离骚传》，此叙字即书叙之叙，不得作叙次解。观《史记·屈原列传》多发明《离骚》之意，疑皆出自刘安叙中，不止班固所引数语。章氏谓此传非太史自纂，诚然，然不得便指安所作之《离骚传》为列传也。王逸所作《离骚经叙》用《屈原》本传，略有改易，即是依仿安叙为之。取两者对勘，点窜之迹甚明。安作《离骚传》，既定章句，又为之叙，而乃旦甫受诏，日食时便上，所以为敏捷。而王念孙作《读书杂志》深以其太速为疑，因谓《淮南王传》“使为离骚传”句，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引《汉纪·武帝纪》，高诱《淮南鸿烈解序》及《御览》皇亲部十六引《汉书》，均作“离骚赋”为证。(见《杂志·汉书》卷九。)其说虽亦似有依据，然何以解于班固所引之语乎？又何以王逸及《隋志》均谓之章句乎？是王氏作《杂志》时，于《楚辞》本书未尝一考也。以王氏读书之精博，犹有此失，信乎考证之难!

汉、魏、六朝人所作书叙，多叙其人平生之事迹及其学问得力之所在。汉无名氏《徐干中论序》《文选》中《王文宪集序》即是此体。下至唐人，犹有效法之者。盖叙录之体，即是书叙，而作叙之法略如列传。故知目录即学术之史也。

案：古人书叙，此类甚多，不胜枚举。考之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文苑英华》卷六百九十九以下所录文集诗集序可得其概。此偶举二篇为例耳。

王俭作《七志》，《隋志》言其“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是已变叙之名，从传之实，亦以叙录之体，本与列传相近也。其为《隋志》不满，盖嫌其偏重事迹，于学术少所发明耳。阮孝绪《七录》，大略相同。及释僧祐、道宣、智升之徒为佛书作目录，皆为译著之人作为传记。盖其体制摹拟儒家，故与王、阮不谋而合矣。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八〕　《文选》注“木华字玄虚，为杨骏主簿”；(《海赋》注。)“应璩以百言为一篇，谓之《百一诗》”；(《百一诗》注。)“枣据字道彦，弱冠辟大将军府”；(枣道彦《杂诗》注。)“张翰字季鹰，文藻新丽”；(张季鹰《杂诗》注。)“高祖游张良庙，令僚佐赋诗，谢赡所造冠于一时”：(谢宣远《张子房诗》注。)并引《今书七志》。

〔又〕　《孝经序》正义“谷梁名俶，字元始”；(本《经典序录》。)《论语序》正义“周生烈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本《经典序录》。)《史记正义》“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天官书》。)“《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师，封齐侯也；(《留侯世家》。)《经典序录》“蜀才，不详何人”：并引阮孝绪《七录》。

案：据章氏所引考之，知此两书并详于撰人事迹矣。僧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现存佛藏，其第六卷至第十二卷皆系诸经论原序，(《经义考》之录序跋，其体例即出于此。)其第十三至十五卷，皆译家传记。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及道宣、智升二录，每以一人之所译著汇其目于前，而后叙其人之始末，略如列传，即于传中兼及其著作之意，疑其义例窃取《王志》也。

吾人读书，未有不欲知其为何人所著，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处之时代若何，所学之善否若何者。此即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也。古之为目录学者，于《七略》四部之书，皆尝遍读。当其读书之时，其心之所欲知，正与吾辈相同。于是旁搜博考，不厌求详。既已左右采获，则自惜其为之之勤，又知后之人亦甚须乎此也。于是本其研究之所得，笔之于书，以公诸世。故目录书者，所以告学者以读书之方，省其探讨之劳也。若畏其繁难，置之不考，则无为贵目录书矣。然古今目录书，能与此义完全相合者盖寡。今于诸家所作叙录，择其所长，去其所短，就考作者之行事、作者之时代、作者之学术分而论之。

(一)论考作者之行事

凡考作者之行事，盖有附录、补传、辩误三例焉。《别录》于史有列传事迹已详者，即翦裁原文入录，是曰附录，其例一也。但此在古人则可，今若从而效之，近于窜乱古史。似可变其成法，附录本传或家传表志于叙录之前，即《班志》注“有列传”，《四库提要》言“事迹具某史本传”之意也。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诸子略》晏子条)　班注有列传者，师古谓《太史公书》，然班氏或注或不注，如老、庄、申、韩有传不注，盖从略也。

案：《管子书录》云：“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其下即用《史记》原文，略有删节，只增入“管仲于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让高、国，是时诸侯归之，为管仲城谷以为乘邑，《春秋》书之，褒贤也”，及“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数语。后即引太史公论管子语，而终之曰：“《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此因太史公言“余读管氏《牧民》《山高》《九府》详哉言之也!”故著此二语，以见所校之《管子》，与太史公所见之本不同也。)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计此一篇，多出于本传，向所自为者无几。又《韩非子书录》，全用本传，无所增删，惟削去所录《说难》一篇耳。此即后人纂集或校刻古人书，附录本传及碑志之法也。王先慎不能晓此，其作《韩非子集解》，于序下注云“此全钞《史记》列传，不得为序”。不知古人之序，正是如此，不如后人好发空论也。或谓史传人人所习见，何庸复录？不知当刘向时《太史公书》不如今之家弦户诵，故不得不采入录中。且即令人人习见，而载入本书可省两读，亦甚便也。至用《史记》之文，而不明引《史记》，此则古人著作之例固然，章学诚《言公》之篇论之详矣。后世著书，体例日密，固不必效之也。《班志》于书名之下每曰“有列传”，盖既删去书录，则其人之始末不详，注明有传，令学者自检寻之耳。如嫌复录史传为繁文，则此例固可为法。乃后来史志及目录，皆不知采用，惟《四库提要》于撰人之名氏爵里外，凡诸史有本传或附见他传者，必为著明，真能得班固之意者也。

《别录》《七略》，于史有列传而事迹不详，或无传者，则旁采他书，或据所闻见以补之。《七志》《七录》亦多补史所阙遗，是曰补传，其例二也。后来如司马光之于王通，(见《闻见后录》卷四。)沈作喆之于韦应物，(见赵与旹《宾退录》卷九。)胡震亨之于刘敬叔，(见《异苑》卷首。)皆为作补传。近人所作则更精，如孙诒让之《墨子传》，(《墨子闲诂后语》卷上。)其最著者也。然目录家乃多不解此。惟陆心源《仪顾堂题跋》，搜采作者事迹最为精博。陆氏之学亦偏于赏鉴，惟此一节则轶今人而追古人矣。后之治目录学者，所宜取法也。

案《史记·晏子列传》，但叙赎越石父及荐御者二事，此史公自悲身世有感而发，非作传之正体。《晏子叙录》皆削之，别叙其行事甚备。《史记·荀卿传》，寥寥数语，且不载其名。《荀子书录》则云名况，且增益之至数倍。又如尸子，《史记》无传，《别录》则云：“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案《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集解引。)此皆旁采他书以补史传者也。赵定在太史公后，故《史记》无传。《别录》则云：“赵氏者，渤海人赵定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待诏。定为人尚清静，少言语，善鼓琴，时间燕为散操，多为之涕泣者。”(此条杂出诸书，洪颐煊合辑之，见《经典集林》卷十二及《全汉文》卷三十六。)冯商亦在太史公后。《七略》则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梁、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汉志》师古注引。)此以身所见闻，叙其事迹者也。《七录》所叙谷梁俶、甘石、申公事，皆《史记》所不载，盖亦旁采他书。晁、陈书目，于撰人之爵里且有著有不著，亦间纪行事，然不能甚详。《四库提要》于撰人必著名字爵里，是矣。然多止就常见之书，及本书所有者载之，不能旁搜博考，故多云始末未详，仕履无考，间有涉及事迹者，皆藉以发其议论，于其人之立身行己，固不暇致详也。意盖谓为古书作提要，非为其人作传，但当述作者之意，而不必叙其行事。不知作者之事不可考，则其意恶乎知之？此与王俭之但立一传而不述作者之意者，同为各得其一偏而已。若其他书目，则所述仕履不过据书中所题衔名，虽别见他书，亦不肯一考。惟陆心源最熟于宋、元人掌故，于《提要》所未详者，辄博采群书以补之。于其人之生平述叙甚备，凡见于杂史方志文集说部者皆所不遗，是真能得向、歆、王、阮之遗意者也。惟不能发明作者之意，是其所短耳。

班固取《七略》作《艺文志》，虽删去书录，然尚间存作者行事于注中，但意在简质，不能详备，则修史之体不得不然。《隋志》只载官爵，宋明史志但纪姓名而已。惟《新唐书》于诸撰人未立传者，则详注始末于《艺文志》。如《邱为集》下叙至百余言，胪举其平生孝行恭谨甚备，可谓知著录之法，诸史皆不及也。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儒家：《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钩盾冗从李步昌》八篇，宣帝时数言事。道家：《辛甲》二十九篇，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关尹子》九篇，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田子》二十五篇，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黔娄子》四篇，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鹖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案此但就儒道二家载行事者略举以明例，余不备引。)

〔《新唐书·艺文志·别集类》〕　《邱为集》，卷亡。苏州嘉兴人。事继母孝，尝有灵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时年八十余，而母无恙，给俸禄之半。及居忧，观察使韩滉以致仕官给禄，所以惠养老臣，不可在丧为异，惟罢春秋羊酒。初还乡，县令谒之，为候门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经县署，降马而趋。卒，年九十六。

〔全祖望《鲒埼亭外集》卷四十二《移明史馆帖子》二〕　《新唐书·艺文志》于三唐图籍必略及其大意，而官书更备。凡撰述覆审删正之人，皆详载焉。是故于《永徽礼》，则著许敬宗、李义府擅去国恤之谬，以叹大臣不学无术，为典礼无征之自。于《开元礼》，则载张说不敢轻改《礼记》之议，以嘉其存古之功。于《则天实录》，具书为刘知几、吴兢所重修，而知直笔之所由存。于《六典》，据实言李林甫所上，而知《会要》以为张九龄者盖恶小人之名而去之。是皆有系于一代之事，而不徒以该洽为博。至于别集之下，虽以明经及第，幕府微僚，旁及通人德士，皆为详其邑里，纪其行事，使后世读是书者得有所据以补列传之所不备。而丹阳十八诗人连名载于包融之末，拟之附传。其中载邱为之居丧，可以见当时牧守惠养老臣之礼，滕珦之乞休，可以见当时职官给券还乡之礼，则遗文藉此不坠。斯岂仅书目而已者？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三《上郡守伊公书》〕　《新唐书》之例，凡人之不必立传者，但书其爵里于书名之下，则列传中省无限闲文。

《别录》于撰人事迹之传讹者，则考之他书以辩正之，如《邓析子书录》是，盖已开后来考据家之先声矣。是曰辩误，其例三也。《四库提要》最长于考据，然以例不载撰人行事，故其所辩正者，仅及于名姓爵里耳。

〔《七略别录佚文·邓析子书录》〕　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之世，数难子产为政。记或云，子产执而戮之。于《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而子产卒，子太叔嗣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驷歂嗣为政，乃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竹刑，简法也，久远，世无其书。子产卒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传说或称子产诛邓析，非也。

案：此盖因《荀子·宥坐篇》《吕氏春秋·离谓篇》《说苑·指武篇》(《说苑》虽出刘向，然是用古书编次，非所自撰，读《说苑叙录》自明)。均言子产杀邓析，故引《左传》辨其为驷歂所杀，非子产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童溪易传》提要〕　宋王宗传撰。宗传字景孟，宁德人，淳熙八年进士，官韶州教授，董真卿以为临安人。朱彝尊《经义考》谓是书前有宁德林焞序，称与宗传生同方，学同学，同及辛丑第，则云临安人者误矣。案此辩里贯之误。

〔又《东谷易翼传》提要〕　宋郑汝谐撰。汝谐字舜举，号东谷，处州人。陈振孙《书录解题》云仕至吏部侍郎，《浙江通志》则云中教官科，迁知信州，召为考功郎，累阶徽猷待制。振孙去汝谐世近，疑《通志》失之。案此辩仕履之误。

〔又〕　《周易详解》十六卷，宋李杞撰。杞字子才，号谦斋，仕履未详。考宋有三李杞，其一为北宋人，官大理寺丞，与苏轼相唱和，见《乌台诗案》；—为朱子门人，字良仲，即尝录《甲寅问答》者；与作此书之李杞均非一人，或混而同之者，误也。案此辩姓名之误，余不备引。

观《别录》《七略》之所纪载，于作者之功业学术性情，并平生轶事，苟有可考，皆所不遗。使百世之下，读其书者想见其为人，高者可以闻风兴起，次亦神与古会。凡其人身世之所接触，怀抱之所寄托，学者观叙录而已得其大概，而后还考之于其书，则其意志之所在，出于语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窥见其深。斯附会之说，影响之谈，无自而生，然后可与知人论世矣。

〔《初学记》卷七引《别录》〕　公孙龙持白马之论以度关。

〔《文选·啸赋》注引《别录》〕　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远动梁尘，受学者莫能及也。

〔《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四引《七略》〕　孝宣皇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被公年衰老，每一诵辄与粥。

案前所引赵定一条，及此数条，皆是叙轶事以见其人之学术性情。

(二)论考作者之时代

凡考作者之时代，亦有四例。一曰，叙其仕履而时代自明。如《别录·管子录》叙其事齐桓公，《晏子录》叙其事齐灵公、庄公、景公，《孙卿录》叙其齐宣王、威王时始来游学，及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是也。《汉志》《新唐志》犹存此意，后来目录家亦或因叙仕履牵连及之，然不著者居多。《四库提要》以科目先后为次序，善矣，而无科目者遂多不可考。此不知时代与著述关系之重要也。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乐家：《雅琴赵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小学家：《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

〔《新唐书·艺文志·易类》〕　裴通《易书》，一百五十卷。字又玄，士淹子，文宗访以《易》义，令进所撰书。卢行超《易义》五卷，字孟起，大中六合丞。

〔《郡斋读书志·易类》〕　《周易微指》三卷。右唐陆希声撰，希声仕至右拾遗，大顺中，弃官居阳羡。

〔《书录解题·易类》〕　《易证坠简》二卷，毗陵从事建溪范谔昌撰，天禧中人。

所谓时代者，不只泛指为汉、唐、宋、明而已，当考其某帝或某年号，始能确定所生，及著书之时也。《隋志》全不注时代，如开卷第一条云“《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此所谓晋者，西晋耶，东晋耶，武帝时耶，元帝时耶。《汉》《唐志》及晁、陈书目亦多不著明者，盖或不可考，或略也。谓宜画一体例，每书必详考之，不可考者亦明言时代未详，庶免学者为此一事重费考证。

二曰，作者之始末不详，或不知作者，亦考其著书之时代。《别录》《七略》及《汉志》所谓近世、六国时、武帝时之类皆是，后之目录家多未留意。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王史氏二十一篇。注引别录云：“六国时人也。”

〔《七略别录佚文·战国策书录》〕　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文选》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注引《七略》〕　《论语》家近琅琊王卿不审名，及胶东庸生皆以教。

〔又任彦升《王文宪集序》注引《七略》〕　太公《金版》《玉匮》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礼家：《封禅议对》十九篇，武帝时也。 儒家：《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公孙固》一篇，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道家：《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孙子》十六篇，六国时；《捷子》二篇，齐人，武帝时说。《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郑长者》一篇，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三曰，叙作者之生卒，并详其著书之年月。此仅见于《七略》之纪扬雄，后来绝无沿用之者。自汉、魏以后，知名之士皆有别传家传，(诸家别传目录详见《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皇甫谧至自作《玄晏春秋》，盖皆《太史公自叙》《刘向叙录》之遗法。然或按年纪事，并录平生著作，则视书叙为更详，其例已自《七略》开之。宋人注书，始追为前人作年谱。(如吕大防等之《韩柳年谱》，鲁訔之《杜工部诗年谱》之类。)清儒踵而行之，且上及于周、秦之人(如林春溥之《孔孟年表》，汪中之《荀卿子贾谊年表》)。于辨章学术最为有益。作目录书者，虽不能于每书每人皆为详载，然于其人平生著作与时代关系最密者，苟有年月可考，固宜于叙录内述及之也。

〔《文选注》引《七略》〕　子云《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王文宪集序》注。)《甘泉赋》，永始三年正月待诏臣雄上。《羽猎》，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长杨赋》，绥和元年上。(并本赋注。)

案：《文选》任彦升《刘先生夫人墓志》注引《七略》曰：“扬雄卒，弟子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而《艺文类聚》卷四十引扬雄《家牒》同，惟扬雄卒作“子云以天凤五年卒”，盖亦自《七略》转引。是子云生卒年月并见于《七略》也。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　博士弟子杜参赋二篇。颜师古注引刘歆云：“参，杜陵人，以阳朔元年病死，死时年二十余。”

四曰，不能得作者之时，则取其书中之所引用，后人之所称叙，以著其与某人同时，或先于某人，在某人后，以此参互推定之。其法亦创于刘向，《汉志》多用之。王俭及晁、陈书目亦颇有类此者，然不能多也。

〔《七略别录佚文·列子书录》〕　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称并时例》〕　编《艺文志》于其人所生时世，必为详考之：苟无可考，则付之阙如可也。《汉志》于农家宰氏、尹都尉、赵氏、王氏四家注云“不知何世”，是其义也。其间又有虽无可考，而取一人与之同时为之论定，则并时之例生焉。《汉志》道家文子云“与孔子并时”，老莱子云“与孔子同时”，名家邓析云“与子产并时”，成公生云“与黄公等同时”，惠子云“与庄子同时”，赋家宋玉云“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张子侨云“与王褒同时也”，庄葱奇云“枚皋同时”。观其所称并时，或变文言同时，皆据世所共知者，以定著书之人。孟子曰：“诵其书，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夫时世不明，则作者所言，将无以窥其命意。班氏称并时者，实知人论世之资也。

案：《汉志》道家，称“郑长者先韩子”，(见前。)阴阳家闾邱子“在南公前”，将钜子“先南公，南公称之”，名家尹文子“先公孙龙”，墨家田俅子“先韩子”，此以其为后人所称叙，而知其先于某家也。又墨家墨子“在孔子后”及孙氏所引“宋玉在屈原后”，此以其书中所引用，而知其在某家后也，孙氏仅举并时一例，尚未能穷其变。

〔《颜氏家训·书证篇》〕　《易》有蜀才注，江南学士，遂不知是何人。王俭《四部目录》不言姓名，题云王弼后人。

〔《郡斋读书志》卷一〕　《周易启源》十卷，右蔡广成撰。李邯郸云“唐人”，田伟置于王昭素之下，今从李说。

案：田伟之子镐，有《田氏书目》。王昭素宋初人，置于王下，则亦以为宋人也。

〔《直斋书录解题》卷三〕　《春秋公羊传疏》三十卷，不著撰者名氏，《唐志》亦不载。《广川藏书志》云世传徐彦撰，不知何据。然亦不能知其定出何代，意其在贞元、长庆后也。

作者所生之时代，较之名氏爵里，尤有关系。盖名氏爵里关乎一人者也，时代则关乎当世者也。目录之体，源于《诗》《书》之序。《太史公自序》曰：“《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大序》之论《诗》也，谓之“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是以作者之姓名可不传，而其时代不可不考，如不知作《诗》之时，则安知其发愤者果何所为，谲谏者竟何所指乎。故《诗》序于作者初不求其人以实之，而时代则著之甚详。如《邶风·柏舟》序云“《柏舟》，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是也。若《周南序》所谓“《葛覃》，后妃之本也”之类，则叙事而时代自见。他皆似此，可以类推。后人著书，其动机至不一。虽不必尽由于发愤，而人不能脱离时代，斯其动于中而发于外者，无不与时事相为因缘。著作之时代明，则凡政治之情况，社会之环境，文章之风气，思想之潮流，皆可以推寻想像得之。然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有所凭借，时得以着手。若并其所生之时代不之知，则何从辨其学术之派别，考其源流之变迁耶？

(三)论考作者之学术

若夫考作者之学术，因以定其书之善否，此在目录中最居重要，较之成一家之言者为尤难，非博通古今，明于著作之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办。刘向诚为博学，然于成帝时奉诏校书，兵书则步兵校尉任宏，术数则太史令尹咸，方技则侍医李柱国，向所校者，经传诸子诗赋而已。盖向之学本于儒家，通经术，善属文，故独校此三略，其他则属之专门名家，成帝不以责向，向亦不敢自任也。刘歆虽云无所不究，总群书而奏其《七略》，然考之《汉志》《数术》《方技》二略班固独无一字之注，诸书所引向、歆书涉此两略者亦仅数条，皆不甚重要。恐尹咸、李柱国未必能胜任，而歆亦未必果能遍究也。然则发兰台中秘之藏，进退古今作者，谈何容易乎？

〔《汉书·刘向传》〕　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少子歆……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王莽举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

夫欲论古人之得失，则必穷究其治学之方，而又虚其心以察之，平其情以出之，好而知恶，恶而知美，不持己见而有以深入乎其中，庶几其所论断皆协是非之公。《荀子·正名篇》曰：“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又曰：“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又《大略篇》曰：“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盖学者之弊，患在不能平其心，故荀子于此三致意焉。刘向之学，粹然儒者，而于九流百家，皆指陈利弊，不没所长，于道法二家皆言其所以然，以为合于六经，可谓能平其心者矣。后之君子，微论才与学不足办此，才高而学博矣，而或不胜其门户之见，畛域之私，则高下在心，爱憎任意，举之欲使上天，按之欲使入地，是丹非素，出主入奴，黑白可以变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此所以刘知几论史，于才学之外尤贵史识，(见《唐书》本传。)而章学诚又益之以史德也。

〔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通学术篇》〕　向于《列子书录》云：列子者，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案此下云：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汉书·元帝纪》注引《别录》云：申子学号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案此下尚有“合于《六经》也”一句。)由此观之，列、申二家，所以次之于道法者，正通乎其学术，知其为学之要指矣。苟从而类推之，盖向之划分种类，使非深通学术，具有宏识，何能一一而剖判析之乎？且见之师古注者，于墨家我子，则曰为墨家之学，杂家尉缭子则曰缭为商君学。是明明以二子学术，一则亲传墨家之道，一则列之杂家者，以杂本兼合名法耳。夫人于一切学术，苟非知之有素，则校雠一书，欲考其家数何在，则怀疑莫能定矣。即如我子、尉缭，必自我先通于墨与杂，然后学墨子者则入于墨家，学商君者则入于杂。目睹其书，未有不应机立断者。自来学术，不能无异同，向于《孙卿书录》云：“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并不有所偏主，但言两家论性一善一恶而已。可知其通乎学术，故不加以讨论也。

私人著述成一家之言，可以谨守家法，若目录之书，则必博采众长，善观其通，犹之自作诗文，不妨摹拟一家，而操持一朝之选政，贵其兼收并蓄也。晁公武以元祐党家，排诋王氏之学颇嫌过甚，然其他立言皆极矜慎。陈振孙尤谨于持论，多案而不断，虽少发挥，犹可寡过。至《四库提要》，修于学术极盛之时，纂修极天下之选，总其事者纪、陆二人又皆博学多闻，盖向、歆以后未尝有也。然长于辨博，短于精审，往往一书读未终卷，便尔操觚。其提要修饰润色，出于纪氏一人之手。纪氏不喜宋儒，动辄微文讥刺，曲肆诋。他姑不论，如屡言朱子因刘安世尝上疏论程伊川，故于《名臣言行录》有心抑之，不登一字。不知朱子尝受学于其外舅刘勉之，勉之之学出于安世，故朱于安世备极推崇，《言行录》中载其事迹多至三十七条，(后集卷十二。)纪氏竟熟视无睹，岂非挟持成见，先人为主，故好恶夺于中，而是非乱于外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八《靖康缃素杂记》提要〕宋黄朝英撰。晁公武讥其为王安石之学，又讥其解《诗》芍药握椒为鄙亵。今观其书，自芍药握椒一条外，大抵多引据详明，皆有资考证。公武又自以元祐党家世与新学相攻击，故特摭其最谬一条以相排抑耳。

案：《提要》谓《言行录》不登刘安世说见卷五十五《尽言集》、五十七《名臣言行录》、一百二十一《元城语录》条下。

〔朱熹《晦庵集》卷八十一《跋刘元城言行录》〕　刘公安世受学于司马文正公，得不妄语之一言，拳拳服膺，终身不失，故其进而议于朝也无隐情，退而语于家者无愧词。今其存而见于文字若此数书者，凛然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刘聘君少尝见公睢阳间，为熹言其所见闻，与是数书略同，而时有少异。惜当时不能尽记其说。且其俯仰抑扬之际，公之声容犹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复得矣。

夫考证之学贵在征实，议论之言易于蹈空。征实则虽或谬误，而有书可质，不难加以纠正。蹈空则虚骄恃气，惟逞词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互相攻击，终无已时。刘安谓屈原与日月争光，而班固谓其露才扬己。刘向谓董仲舒伊、吕无以加，而刘歆谓其未及乎游、夏，父子既分门户，前贤亦异后生。然则尚论古人，欲求真是，盖其难矣。故自揣学识未足衡量百家，不如多考证而少议论，于事实疑误者，博引群书，详加订正。至于书中要旨，则提要钩玄，引而不发，以待读者之自得之。若于学术源流确有所见，欲指陈利弊，以端学者趋向，则词气须远鄙倍，心术尤贵和平。读刘向诸叙录，莫不深厚尔雅，未尝使气矜才也。

〔班固《离骚序》〕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汉书·董仲舒传》赞〕　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余，惟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又《别录》于诸书皆考作者之行事，论书中之指意，未尝以空言臧否人物，即其论贾谊、东方朔，亦皆就事实立言，故为班固所称引。为《战国策叙》，通篇以议论行之，则因其书杂成众手，本无主名，无作者行事可考。又以其为战国时政治之史，故因陈仁义诈伪成败之道，以戒人君，此乃因事纳忠，故与他篇之体不同。至宋曾巩奉诏校书，每书作序，模仿此篇，皆空言无事实，此但可以入文集耳，不足以言目录也。后人不明体制，为古书作叙者又从而效之，此犹因贾谊《过秦》而争为史论，游谈不根，滋取厌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