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在中国小说史上，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拥有六个第一：①它问世已经六百多年，是学界公认的我国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②它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约一千余人，这在所有古典小说中位居第一；③根据它改编的文艺作品门类之广，数量之多，在所有小说中肯定第一；④与它有关的名胜古迹分布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总数多达数百处，其他作品简直无法望其项背，这又是第一；⑤与它有关的传说故事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在古典文学名著中同样是第一；⑥论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影响之广泛与深远，它无疑也是第一。它不仅在我国家喻户晓，而且在亚洲各国和其他地区广泛传播，在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三国演义》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其传世版本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其他古代小说。不过，自清代康熙初期以来的三百多年间，流传最广，最为人熟知的版本，乃是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通称“毛本《三国》”）。其实，在现存的大约三十种明代版本中，有几种非常值得重视，其中，历来最受关注的便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嘉靖壬午（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一

长期以来，学术界习惯于把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为“嘉靖本”。然而，今存的嘉靖年间刻本还有一种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简称“叶逢春本”），也可称为“嘉靖本”。为了更加严谨准确，便于区分，前者宜简称为“嘉靖壬午本”或“嘉靖元年本”。

嘉靖壬午本正文卷首题署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这里的“晋平阳侯”并非陈寿的封爵，而是漏了一个字，当作“晋平阳侯相”，即平阳侯国的相（相当于县令）。这一题署，反映了《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或传抄刊刻者对史书《三国志》作者陈寿的敬重和在“崇史”心理下抬高小说地位的愿望，并非说罗贯中真的就是直接依据史书《三国志》来“编次”小说《三国演义》。我曾经撰文指出：

对《三国演义》成书有直接影响的史书，主要有《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在这些史书中，《三国志》（包括裴注）乃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尽管《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以人物传记为主，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业绩，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于多篇纪传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够明晰，有时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三国演义》固然以史书《三国志》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承袭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就褒贬倾向、主线设置、叙事时空处理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综观整部小说，是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通过作家天才的创造，才成就了这部煌煌巨著。

可以说，《三国演义》站在特定的历史高度，博采传统文化的多种养分，融会宋元以来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演”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之“义”，而不仅仅是史书《三国志》之“义”。

1929年，著名的前辈学者郑振铎先生发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认为：“这一部嘉靖壬午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也许竟是罗氏此书的第一个刻本吧”“这许多（明代）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其与嘉靖本大不同的地方，大都仅在表面上及不关紧要处，而不在正文。”此说影响很大，成为此后数十年的主流观点，以致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认识：①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②《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壬午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③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壬午本（一些人径直称之为“罗本”）和毛本《三国》两种。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澳大利亚著名华裔学者柳存仁教授等先后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1987年1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在昆明举行首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和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外一些学者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对《三国演义》版本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对于嘉靖壬午本，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它是反映了《三国演义》原本面貌，或更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嘉靖壬午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却是一个经过较多润饰和加工的整理本，它并非其他明代版本的来源，它与主要面向下层读者的《三国志传》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这两种观点，目前仍在深入探讨之中。

尽管认识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明代《三国》版本。

二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每卷十段，共计二百四十段。这里所说的“段”，以往学术界习称为“则”；本书则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例，称为“回”。全书二百四十回，每两回相当于毛本《三国演义》的一回。

与人们熟悉的毛本相比，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具有非常突出的特色。

1．为研究《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长期以来，人们习称《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元末明初”毕竟是一个笼统的时限，是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给出的一个模糊的时间定位。“元末”至少可以包含二三十年，“明初”也长达数十年，将二者合在一起，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而《演义》的具体成书年代，则是一个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世纪课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多位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从嘉靖壬午本中寻找“内证”。概括言之，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书中保留的若干元代语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品的时代特色。②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其中，“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③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也可作为判断《演义》成书年代的依据。尽管学者们对嘉靖壬午本是否为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书中小字注是否都出自作者本人之手，还持有不同意见，对这些内证的诠释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毕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2．较好地保存了罗贯中本人的思想倾向。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具有“尊刘贬曹”的倾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事实上，“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它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罗贯中在表现这种倾向时，并未简单化，而是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突出地表现了曹操过人的胆略和非凡的才能，又不时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格和恶劣的情欲；而在曹操与刘备、诸葛亮的对比中，则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恶德劣行。这样，就兼顾到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表现了一个杰出艺术家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物性格丰富性的追求。在这方面，嘉靖壬午本比毛本做得更好。

其一，书中第一次写曹操出场就用了浓墨重彩，写得有声有色：“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第2回。下引此书，只注回次。）紧接着又介绍了许劭给予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和他初任洛阳北部尉即敢于棒责权贵的果毅行为。这就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试比较第1回中刘备的出场：“时榜文到涿县张挂去，涿县楼桑村引出一个英雄。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可以说，两者的形象都本于历史事实，而对曹操的描绘显然更为引人注目。

其二，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塑造的几十个主要人物中，只有关羽被称为“关公”，曹操被称为“曹公”。这说明罗贯中尽管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却仍然尽量忠实于历史，把曹操看作高人一筹的人物。

其三，罗贯中为了突出曹操的政治军事才干，除了根据史实描写曹操先后破李傕和郭汜，击袁术、杀吕布、破袁绍、征乌桓、降刘琮、败马超、收张鲁，逐步统一北方等重大事功以外，还虚构了一些故事情节。例如，虚构曹操借刀刺董卓的情节（第8回），以表现他的胆识和机敏；虚构曹操矫诏起兵，召集十八路兵马共讨董卓的情节（第9回），以表现他的慷慨不群，敢作敢为。这些情节，在《三国演义》有关曹操的篇幅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其四，嘉靖壬午本在写到曹操病死以后，引了后人的诗、论、赞共七段（第156回）。其中，前面四段都是对曹操大加褒奖的。第一段（“后史官有诗曰”）热烈赞颂了曹操芟刈群雄之功，起句便是：“雄哉魏太祖，天下扫狼烟。”结句则是：“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简直把曹操的军功说成了天下第一。第二段（“史官拟《曹操行状》云”）则依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中对曹操的颂扬改写而成，全面地肯定了曹操的政治、军事、文学才能和执法严峻、生活节俭等品质。第三段即系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的评语，对曹操的评价也是很高的。第四段（“宋贤赞曹操功德诗曰”）指出曹操“虽秉权衡欺弱主，尚有礼义效周文。当时若使无公在，未必山河几处分。”对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持明确的肯定态度。第六段（“唐太宗祭魏太祖曰”）说曹操“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这虽说不上是怎样的褒，也说不上是怎样的贬。实际上，唐太宗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什么过错（李渊李世民父子在隋末天下大乱时立代王杨侑为帝，同样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惋惜他就此止步，安于当周文王，不肯痛痛快快地取汉献帝而代之，所以说他“万乘之才不足”。只有第五段（“前贤又贬曹操诗曰”）和第七段（“宋邺郡太守晁尧臣登铜雀台，有诗叹曰”）才是贬抑曹操的。很明显，罗贯中把这七段有褒有贬、褒胜于贬的诗、论、赞放在一起，表现出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说，嘉靖壬午本对于曹操的描写，总的是做到了把艺术真实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它写出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丰满生动，真实可信，某些细部比毛本正确：或更符合史实，或更合乎情理，或没有某些形误和缺漏。

毛本经过精雕细刻，总体艺术质量超过了明代版本，这是它成为三百余年来最流行的《三国》版本的根本原因。然而，毛本自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某些局部，毛本误，嘉靖壬午本却不误。例如，毛本第1回说张飞“字翼德”，是一个流传很广的错误；据《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当作“字益德”，而嘉靖壬午本第1回正作“字益德”。又如，毛本第24回说董贵妃（当作“董贵人”）“乃董承之妹”，大误；据《后汉书·后纪》，董贵人乃董承之女。这是因为毛宗岗误解了《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一语，以为“舅”即后世所谓“舅子”（妻子的兄弟）。其实，裴松之特地为此加了一句按语：“董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话说得非常明白：董承乃汉献帝的丈人（岳父）。这与《后汉书·后纪》关于董贵人系董承之女的记载完全一致。嘉靖壬午本第47回正作“乃董承亲女”。再如，毛本第60回诗赞张松，第二句是“清高体貌疏”。“体貌疏”意不通，系因“体”“礼”二字之繁体形近而误。而嘉靖壬午本第119回作“清高礼貌疏”，就文从字顺，毫无问题。另如，毛本第82回写夷陵之战前期，孙权“封孙桓为左都督，朱然为右都督”，然后叙述“孙桓引二万五千军马，屯于宜都界口”，却未叙述朱然驻扎何处，造成明显的遗漏。嘉靖壬午本第164回则写道：“朱然引二万五千水军，于大江之中结营；孙桓引二万五千马军，于宜都界口结营。”就叙述完整，针线细密。这些地方，均可根据嘉靖壬午本来校正毛本之误。

4．附录文献也具有重要价值。

嘉靖壬午本正文前附有两篇重要文献：一是庸愚子（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一是修髯子（张尚德）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均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发展史上最早的理论批评篇章。

庸愚子的《序》，第一次对历史演义小说作了比较全面而精炼的论述：肯定了它“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重要认识价值，指出了它“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的阅读优势，概括了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特色和雅俗共赏的接受效果。这些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奠定了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基础。

修髯子的《引》，不仅概括了历史演义小说“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的教化作用和艺术感染力，而且提出了“羽翼信史而不违”的观点，从而成为历史小说创作和评论中“羽翼信史”派的最初代表者之一。

在这两篇重要文献之后，还有一篇《三国志宗僚》，分别列出蜀、魏、吴的一批人物。长期以来，不少人把这篇《三国志宗僚》视为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由此得出“《三国演义》写了400多个人物”的错误认识，并将这一错误认识写进多种文学史、小说史，以讹传讹，积非成是。为此，我曾特撰《〈三国志宗僚〉考辨》一文，明确指出：《三国志宗僚》决非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它大致抄录自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的目录（包括纪、传和附传），其中所列人物共计508人。因此，所谓“《三国演义》写了400多个人物”的说法，乃是粗枝大叶的产物，完全是错误的。《三国志宗僚》不仅不是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而且在撮录史书《三国志》的时候，还产生了不少错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国志宗僚》肯定不是罗贯中原作所有。在《三国演义》不断传抄，逐步扩大影响的过程中，为了迎合尊崇史籍，“以史为鉴”的社会心理，进一步提高《三国演义》的地位，有“好事者”把史书《三国志》的纪传目录抄录下来，置于《演义》卷首，使其在形式上“亦庶几乎史”。这种做法，得到了其他传抄者的认同和仿效，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后来的刊刻者所接受。今存的多种明代《三国》版本，都有这样一份来自史书《三国志》的人物名单，就是这个道理。

三

明清两代的所有《三国》版本，都存在大量的“技术性错误”，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不例外。

所谓“技术性错误”，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知识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它们与那些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艺术观而产生的作品内容上的缺陷和艺术上的不足，完全是两码事。“技术性错误”可以分为五个大类：①人物错误，包括人名错讹、人物字号错讹、人物身份错讹、人物关系错讹、人物彼此混淆等；②地理错误，包括政区概念错误、大小地名混淆、误用后代地名、古今地名混用、方位错乱等；③职官错误，包括职官混称、随意杜撰、官爵文字错讹等；④历法错误，包括引用史书而错写日期、干支错误、杜撰历史上没有的日期等；⑤其他错误，包括历史人物年龄误差、名物描写前后矛盾等（详见笔者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校注本的《校注说明》）。它们数量惊人，在嘉靖壬午本中，便多达一千余处。

自1990年以来，我曾经多次提出以下观点。《三国》各种版本中的“技术性错误”不是作者艺术构思的产物，不是组织情节、塑造人物所必须；相反，从本质上看，它们是违背作者本意的，甚至是被传抄者、刊刻者、评点者加在作者头上的，是不应有的差错，不仅应该指出，而且应该纠正。在小说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读者文化水准已经大大提高的今天，人们阅读《三国演义》，不仅是为了获取审美的愉悦，而且是为了得到知识的滋养和智慧的启迪。这样，书中随处可见的“技术性错误”，就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作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时，还要看到，对《三国演义》的改编正日益兴旺，如果不纠正小说原著的“技术性错误”，也会给改编工作造成种种漏洞，使电影、电视、连环画等艺术品种在表现上遇到不应有的困难；在《三国演义》的外文翻译中，“技术性错误”也会造成许多不应有的障碍。因此，从弘扬民族文化的高度看问题，对《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就是要认真校正。这是有功于罗贯中、有益于广大读者的大好事。

过去，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从未经过认真的校理。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嘉靖壬午本的排印本，卷首有章培恒、马美信先生撰写的《前言》，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然而，此本正文则是民国初期汪原放的标点本，既无校记，也无注释，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整理本。1993年5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校注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出校记大约两千条，加注释将近两千条，可以说是嘉靖壬午本的第一个系统的整理本，也是迄今唯一的整理本。此本曾经两次再版，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

转眼又是十几年了，“花山本”早已售罄，而对嘉靖壬午本整理本的需求仍相当旺盛。有鉴于此，在文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在“花山本”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校注。在“校”的方面，参考了更多的明代版本，特别是与以前无法看到、刊刻时间仅次于嘉靖壬午本的叶逢春本详加对照，使得校改依据更加坚实有力；在此过程中，修订了部分校记，并新增一些校记。在“注”的方面，我对全部注释逐条检查，修订了部分注释，并新增少量注释，意在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帮助。因此，这次的校注本，整体质量又有所提高。

十八年来，我整理出版了多种《三国》版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我二十六年来研究《三国》的全部成果中，应该说耗费心血最多、学术价值最高的成果，便是对这些版本的整理。尽管我在传统的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础上，采取了尽可能稳妥的做法，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这毕竟是一项开拓性相当强的工作，不当之处难以完全避免。衷心希望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今后做得更加完善。

2007年7月于锦里诚恒斋（原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 沈伯俊：《〈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载《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 原载《小说月报》二十卷十号，先后收入郑氏论文集《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郑振铎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3. 参见拙作《〈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新进展》，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5期。
4. 参见本书前揭文《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5. 原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收入拙著《三国演义新探》。
6. 参见拙作《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再谈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原载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二号，1996年7月）。两文均收入拙著《三国演义新探》，亦收入本书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