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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考论

沈伯俊论三国(全2册) 作者:沈伯俊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考论

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史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简称“李卓吾评本《三国》”)是一种承先启后、独具特色的重要版本,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具有特别的阅读价值。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并非出自大名鼎鼎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号卓吾)之手,而是比李贽年代稍晚的明代小说评点家叶昼假托其名所为。这一判断,根据有四。

(一)在李贽本人的著述、书信及友人记载中,涉及他对小说的评点时,仅仅及于《水浒传》。如李贽的《焚书》卷三收入他的《忠义水浒传序》;《续焚书》卷一的《与焦弱侯》信明确写到:“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得甚多,惜不能尽寄去请教兄,不知兄何日可来此一披阅之。……《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与李贽关系密切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也记云:“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予病中草草视之。记万历壬辰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至于评点《三国志演义》,本是一项大工程,其价值、规模和影响均不亚于评点《水浒传》;然而,李贽本人及其友人却从未提及,这正好说明李贽并未致力于此。

(二)《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中的某些评语,并不符合李贽本人的思想观点。这里随便拈出两点来看。

其一,李贽对封建社会流行的重男轻女思想给予了抨击: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而《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却对妇女表现出相当轻视的态度。如第19回回末总评不加分别地把妇女视为坏事的根源:

从来听妇人之言者,再无不坏事者,不独一吕布也。凡听妇人之言者,请看吕布这样子,何如?

第34回回末总评又把妇女与小人相提并论:

但看蔡夫人及其弟蔡瑁,乃见妇人、小人得阴气偏多,偏与君子为难也。吁!人亦徒为妇人,徒为小人耳,何妨于君子乎哉!何妨于君子乎哉!

这类以偏概全之论,显然不合李贽的观点。

其二,李贽愤世嫉俗,卓立不群,论事评人观点鲜明,绝非玩世不恭。而《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却时有玩世之辞。如第80回回末总评云:

曹家戏文方完,刘家戏子又上场矣,真可发一大笑也。虽然,自开辟以来,哪一处不是戏场?那一人不是戏子?那一事不是戏文?并我今日批评《三国志》,亦是戏文内一出也,呵呵!

第86回回末总评又云:

未知和尚笑曰:“此等议论,正吴人所谓屁香者也。”呜呼,今日读史之人,谁一人非屁香者乎?

如此不分好歹,游戏人生之辞,显然也不会出自李贽的笔下。

(三)早在明末清初,与叶昼同时或稍晚的几位学者就明确指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实际出自叶昼之手。如明末钱希言的《戏瑕》卷三《赝籍》条云:

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往袁小选中郎尝为予称李氏《藏书》《焚书》《初潭集》,批点《北西厢》四部,即中郎所见者,亦止此而已。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命毁其集,吴中锓藏书版并废。近年始复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传》,并出叶手,何关于李。

《戏瑕》著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此时叶昼尚在人世,其记载应该说是可信的。

(四)在《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评语中,叶昼一再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如第96回回末总评中有云:

一钝士问曰……梁溪叶仲子见其腐气可掬,故谑之曰……

第105回回末总评中有云:

子房、孔明公案,纷纷已久。近日梁溪仲子二语,不识有当于二公否,附记于此。仲子曰……

第117回回末总评中又云:

梁溪叶仲子谑曰:“诸葛瞻三顾(按:指《演义》正文写诸葛瞻收到邓艾诱降书后一度狐疑未决,其子诸葛尚说他“有三顾之意”)不差也。昔日先公曾受先主三顾之恩,今日不得不答之耳。”一笑,一笑。

这与本回眉批“此所以答他昔日三顾之恩也,一笑”,意思完全相同,显然同出一手。

这些批语,为叶昼假托李卓吾之名评点《三国志演义》提供了最有力的内证。

叶昼,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无锡,别称“梁溪”)人。有关他的文献记载很少,我们只知道其别称有叶阳开、叶文通,其中“阳开”与“昼”文义相应,应当是字;又自号锦翁、叶五叶、叶不夜、梁无知(意为“梁溪无人知之”)等;可能由于他排行老二,又自称叶仲子;大约死于天启五年(1625)或稍后。钱希言《戏瑕》云:

昼,落魄不羁人也。家故贫,素嗜酒,时从人贷饮,醒即著书,辄为人持金鬻去,不责其值,即著《樗斋漫录》者也。近又辑《黑旋风集》行于世,以讽刺进贤,斯真滑稽之雄已。

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卷一也记载道:

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文通自有《中庸颂》《法海雪》《悦客编》诸集。今所传者,独《悦客编》耳。

由此可见,叶昼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末世失意文人。生当腐败动荡的晚明时期,虽然“多读书,有才情”,却功名无着,生活窘迫,使他牢骚满腹;晚明强劲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上对“假道学”的普遍不满,加之本人贫而嗜酒,更使他形成了狂放不羁的性格。酒醉时长吟大笑,豪气勃发,醒来后却只有卖文糊口,以书抵债,不得不把自己的著作寄在李贽的名下,其悲愤而又无可奈何之慨不难想见,自嘲自解、玩世不恭的作风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他对《三国志演义》的评点之中。

必须强调指出,尽管《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实际出自叶昼之手,应当称之为“伪李卓吾评本”,或者干脆叫作“叶昼评本”;但它的版本价值、学术价值并不因此而逊色。事实上,叶昼堪称中国小说批评史上重要的一家,他评点的这个本子也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下面姑且沿用“李卓吾评本”的名称。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依据的底本是什么?

多年来,学术界普遍以为“李卓吾评本”来源于嘉靖壬午(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壬午本”)。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李卓吾评本”比嘉靖壬午本多出了一些内容。第一,增补了一些情节。如嘉靖壬午本卷三《孙策大战严白虎》回写孙策攻打会稽太守王朗,一语带过;“李卓吾评本”第十五回却具体描写了交战、围城、用计的过程,增加了800字。又如嘉靖壬午本卷二十一《孔明火烧木栅寨》回写司马懿在渭南奉诏,知东吴三路攻魏,于是坚守不出,下文便接写诸葛亮命蜀兵与魏人相杂种田,以为久计;“李卓吾评本”第一百五回却在此处插写魏主曹睿分兵三路迎击吴军,增加了1400字。第二,在诸葛亮南征部分出现了虚构的关羽第三子关索。第三,插入了几十首周静轩的诗。这些内容是不是“李卓吾评本”在嘉靖壬午本的基础上增补的呢?不是。因为它们先已出现于晚于嘉靖壬午本而早于“李卓吾评本”的某些明代版本,如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周曰校本”)和夏振宇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简称“夏振宇本”)。这就说明,“李卓吾评本”不是承袭嘉靖壬午本,而是以周曰校本或夏振宇本为底本的。至于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是否来源于嘉靖壬午本,有关专家尚有不同见解,此处姑不论列。

那么,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究竟哪一种是“李卓吾评本”的真正底本呢?对此,目前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周曰校本是“李卓吾评本”的底本。如友人王长友先生在《〈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探考》一文中提出,“李卓吾评本”的正文来自周曰校本,甚至连错行之类的问题,二者也存在着递同关系。例如,周曰校本卷七《耿纪韦晃讨曹操》回有如下一段文字:

曹洪进兵,直抵下辨将近,先锋吴兰领军出哨隘口。马超至下辨,令吴兰为先锋;张飞守把巴西,令雷铜为先锋。两边皆未动兵。曹洪至下辨将近,先锋吴兰领军哨出,正与曹洪军相遇。

这里,“将近,先锋吴兰领军出哨”出现了两次,以至文意不通,实为错行造成的错误,即刻工误把下一行的文字刻入了上一行。而“李卓吾评本”在此处也有同样的错误。

又如,周曰校本共分十二卷,每十回为一卷,于每卷末都注明该卷所叙事件的起止时限。如第一卷末注云:“起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至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岁,共首尾九年事实。”“李卓吾评本”每十回末尾沿袭了这种文字。这也表明二者存在递承关系。

我自己也曾将周曰校本与“李卓吾评本”做过粗略的对勘,发现二者颇多相似之处:

第一,二者卷首目录除个别文字略有差异外,几乎完全相同。

第二,周曰校本比嘉靖壬午本多出的情节,“李卓吾评本”也都有。

第三,周曰校本插入的周静轩诗,“李卓吾评本”基本上照搬。如周曰校本《废汉君董卓弄权》回写尚书丁管怒斥董卓被杀后,引“静轩有诗叹曰”:“董贼潜怀废立图,汉家宗社委丘墟。满朝臣宰皆囊括,惟有丁君是丈夫。”“李卓吾评本”与此完全相同。又如周曰校本《曹孟德谋杀董卓》回写曹操因多疑杀死吕伯奢全家后,引“静轩有诗叹曰”:“夜深喜识故人容,匹马来还寄旧踪。一念误将良善戮,方知曹操是奸雄。”“李卓吾评本”又与此完全相同。

第四,周曰校本与“李卓吾评本”文字差异之处,往往可视为后者在前者基础上的修改。如周曰校本《曹操起兵伐董卓》回写关羽温酒斩华雄后,“史官有诗曰”:

威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冬冬。

云长停盏施英武,酒未温时斩华雄。

“李卓吾评本”此处亦有诗,前两句相同;第三句,周曰校本作“施英武”“李卓吾评本”改作“施英勇”,较为贴切;第四句,周曰校本作“酒未温时”,与上文描写不符,可能系笔误,“李卓吾评本”改作“酒尚温时”,正与上文合榫。

因此,“李卓吾评本”以周曰校本为底本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夏振宇本才是“李卓吾评本”的真正底本。日本青年学者上田望先生在《〈三国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一文中,对现存的《三国志演义》的绝大部分明代版本及几种主要清代版本做了比较全面的把握,将它们分为七“群”。他指出:“从来认为夏振宇本为周曰校本翻版的观点其实完全不对。夏振宇本实质上是……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据我看,李卓吾批评本和VI群的毛宗岗本恐怕都是由夏振宇本或与夏振宇本相同的我们尚未知的另外的版本发展而来的。”在论述中,他举了若干例子,比较各种版本的文字异同。这里引述两例,以比较周曰校本、夏振宇本、明末建阳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简称“吴观明本”)、清初吴郡绿阴堂覆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简称“绿阴堂本”)的异同。

例一,《安喜张飞鞭督邮》中刘陶谏灵帝,反被下令斩首(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周曰校本〕刘陶大叫……

〔夏振宇本〕刘陶大呼……

〔吴观明本〕刘陶大呼……

〔绿阴堂本〕刘陶大呼……

在这里,夏振宇本与吴观明本、绿阴堂本文字相同。

例二,《玄德风雪访孔明》中黄承彦所吟诗:

〔周曰校本〕……空中乱雪飘……白发银丝翁,岂惧皇天佑……

〔考证:古本作“盛感皇天佑”。〕

〔夏振宇本〕……长空雪乱飘……白发老衰翁,尽感皇天佑……

〔吴观明本〕……长空雪乱飘……白发老衰翁,盛感皇天佑……

〔绿阴堂本〕(与吴观明本同)

上田望认为,夏振宇本中“尽感皇天佑”的“尽”字,系因其与“盛”形近而误。如此,则夏振宇本与吴观明本、绿阴堂本此处文字又相同。

上述二例,对于证明“李卓吾评本”以夏振宇本为底本的观点来说,是相当有力的。不过,上田望在文中已经说明:“夏振宇本正文里的各则目不是与嘉靖本一样的七字句,各则目的字数参差不齐。”在这方面,它与“李卓吾评本”是否一致,尚须核查。情节方面,也需全面考察。因此,要确立这一观点,还需要更充分的证据。

由于夏振宇本仅藏于日本蓬左文库,我又没有复印件可供详细比勘,对这个问题一时尚难作出肯定的结论。目前,我们只能暂且两说并存,待有条件时再作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与其前或同时的其他明代《三国》版本相比,《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具有十分独特的风貌。

(一)第一次将《三国》由原来的二百四十回(通常称为“二百四十则”,不妥,嘉靖本就多次使用“且听下回分解”“下回便见”的套语)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回目由单题变为双题。尽管这种合并还比较简率,各回回目只是由原来的上下两回拼合而成,大都参差不对;但这毕竟是《三国志演义》版本形式上的一大进步。从此,一百二十回的形式便为后来大多数版本所沿袭。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简称“毛本《三国》”),就是在此基础上整顿回目,进行艺术加工的。

(二)第一次为《三国》作了比较系统的批评。“李卓吾评本”之前的明代《三国》刊本,往往有小字夹注,有的在书名上还冠以“音释”的名目;但这些夹注只是对正文起解释、说明或补充作用,而不是表述评点者观点的批评。最早打出“批评”旗号的是万历二十年(1592)余象斗双峰堂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简称“余象斗本”);不过,余象斗本的版式是上评、中图、下文,所谓“批评”只相当于眉批,文字较简单,大多针对《演义》的具体情节加以评说,较少发挥。而“李卓吾评本”不仅有较多眉批,而且各回均有回末总评,总字数多达数万。这样,“李卓吾评本”就具有了古代小说评点中最重要的两种手段,形成了比余象斗本完整得多的批评系统。这在《三国志演义》版本嬗变过程中又是一大开拓。

(三)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李卓吾评本”在批评的内容上敢于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这突出反映在对《演义》人物形象的评价上。

关于曹操。自南宋以来,由于多种社会因素的作用,曹操越来越被视为反面人物,在通俗文艺作品中更被视为欺君杀后、犯上虐民的奸臣。“李卓吾评本”的评点者叶昼对于曹操也是贬斥的,多次斥责曹操“恶极矣,罪大矣,可恨矣,可杀矣”,称之为“老瞒”,骂之为“奸雄”。然而,叶昼对于一世豪雄的曹操并不一概骂倒,一笔抹煞;对于曹操识见过人、延揽人才、多谋善断等优点,他也屡屡加以称赏。如第四回回末总评云:“‘哭死董卓’之语,非有廿分识、廿分才、廿分胆,亦何敢旁若无人,开此大口也?孟德人豪哉!孟德人豪哉!”第五回回末总评称赞曹操支持关羽出战华雄云:“若非孟德具眼,英雄遂无出头之期矣。即此一事,孟德何可及也!”第十四回回末总评又称赞曹操识才爱才云:“老瞒每见人才,即思收拾,如徐晃等无一放过,只此便是伯王之本。视彼忌才而力为排摈者,谁为豪杰也?”第十八回写郭嘉将袁绍与曹操对比,认为绍有十败,操有十胜,对曹操的称赞可谓达于极致;而叶昼在眉批中却说:“‘十胜’非谀语也,乃老瞒实录也”;在回末总评中又说;“尝欲为老瞒作一定案,不意郭生言之甚确也。”甚至曹操那句臭名远扬的、被后人严加批判的话:“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叶昼一方面指出:“读史者至今,无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另一方面又认为:“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故吾以世人之心较之,犹取孟德也。”此言虽然偏激,但也表明叶昼敢于提出异于常人的见解。

关于诸葛亮。叶昼对于诸葛亮形象的主要方面是肯定的,如诸葛亮刚刚出山,叶昼就在第三十八回回末总评中赞许道:“以天时属操,地利属权,人和属玄德,孔明之为百姓而出也,已可知矣。”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舌战群儒,叶昼在回末总评中肯定道:“孔明舌战,都是题目正大,所以压倒诸英。”对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他在第四十九回回末总评中说:“孔明不可及处,只是见得到,算得定耳。凡天下事,只要见得到,算得定,便是矣,别无他法也。”在六十七回回末总评中又说:“大略三国事体,尽在孔明掌中,或迟或速,或行或止,无不如意,真是见定者不忙也。”也作了合理的解释和肯定。然而,叶昼对诸葛亮并不盲目颂扬,顶礼膜拜,更不无限拔高,视同神明;而是有褒有贬,时予批评。对于诸葛亮某些时候的尚权用诈,他一再指责;对于诸葛亮连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他多有讥刺。特别是对诸葛亮劝杀刘封、谋诛魏延,更是严厉申斥,甚至破口大骂。在三国故事流传演变的漫长岁月里,特别是《三国志演义》成书以后,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完美,越来越受人尊崇,还没有谁像叶昼这样发出如此刺耳的不谐和音。虽然,叶昼的某些看法过分偏颇,难于被人接受,但其中确实包含若干合理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值得重视。对此,好友黄霖兄、陈翔华兄都曾作过很好的分析。

对于刘备、张飞等人物,叶昼的批评也常常独具只眼,出人意表,其中不乏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但是,叶昼的批评,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这里略举其大要。

其一,缺乏严密的计划。通观全书,卷首没有“读法”之类的指导性文字,有的回末总评则没有统率全回。如第十一回回末总评仅一段:“刘玄德不受徐州,是大奸雄手段,此所以终有蜀也。盖大贪必小廉,小廉之名既成,大贪之实亦随得也。奸雄举事,每每如此,非寻常人所能知也。”这段话对刘备第一次拒领徐州作了独特的评价,但对回目标举的两个内容——“刘玄德北海解围,吕温侯濮阳大战”——却不置一语,可见叶昼通盘考虑不够,往往是兴之所至,信笔挥洒。

其二,有时标准不一,有时自相矛盾。这与缺乏严密的计划是分不开的。

其三,其批评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道德的评价,而较少致力于文学的批评。同样是叶昼评点的容与堂本《水浒传》,对小说的真实性,对人物的典型性、生动性有许多精彩的批语,对读者的艺术鉴赏很有启迪作用。而在《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中,有关人物形象描绘和性格塑造的分析就比较少,致使此书批评的艺术价值逊色于他对《水浒传》的批评。

其四,未能将批评与对小说正文中明显纰谬不当之处的修改结合起来。如第五十六回写曹操大宴铜雀台,在武将较射之后,命文官各“进佳章,以纪一时之胜事”,随后便接写王朗、钟繇各献七言律诗一首。东汉三国时期,七言律诗尚未出现,此处描写显然与时代不合。对此,叶昼不仅未予修改,而且在王朗所献的七律上加眉批云:“诗亦华□”(疑为“美”字),在钟繇所献的七律上加眉批云:“不惟诗佳,想字亦好”;在回末总评中又写道:“武人射箭,文士赋诗,此日可称一场好杂剧也。而作者之笔,亦能一一描画之。”正文既有瑕疵,批评也就难以有什么价值了。类似情况,书中还有一些。

当然,作为早期的小说批评,存在这些缺点也不奇怪。它们在全书毕竟居于次要地位,不足以掩盖叶昼对古代小说理论所作的重要贡献。

总的说来,“李卓吾评本”从形式到内容都独具特色,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刻本甚多,而且成为后来一些重要刻本的版本基础。

——学术界早已公认,近三百年来最流行的毛本《三国》,正是以“李卓吾评本”为底本的。

——我在《〈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论》一文中,从书名、版式、回目、规格、文字五个方面进行对照比较,说明《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称“李渔评本”)也是以“李卓吾评本”为底本。

——还有学者认为,《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简称“钟惺评本”)同样是以“李卓吾评本”为底本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李卓吾评本”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史上确实起到了启先承后的作用,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传》本、毛本并为最重要的《三国》版本。

(原载周兆新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1. 万历壬辰,即万历二十年(1592)。
  2. 李贽辞官后,曾居湖北麻城龙湖,自号“龙湖叟”。
  3. 《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
  4. 李贽原籍福建泉州别称温陵,故自号“温陵居士”。
  5. 李贽又号“宏居士”。
  6. 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2年4月第1版。
  7. 原载《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
  8. 见黄霖《李、毛两本诸葛亮形象比较论》,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上编第九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9. 载《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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