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六百多年来，它以博大深厚的思想内涵、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而脍炙人口，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然而，自清初以来的三百余年中，亿万民众传阅、讲说和熟悉的，并非罗贯中的原作，而是《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简称“毛本《三国演义》”）。

奇怪的是，人们长期以来却对毛宗岗贬抑颇多。胡适称之为“平凡的陋儒”；后来的学者或夸大其封建思想较为浓重的一面而否定其积极方面，或将其贬为金圣叹的机械模仿者而忽视其独特贡献。直到最近十年，人们才开始比较全面地评价毛宗岗和毛本《三国演义》。

一

毛本《三国演义》虽然署名为“毛宗岗评改”，实际上却是毛纶、毛宗岗父子共同努力的结果。

毛纶，明末清初茂苑（即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德音，号声山。生年约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享寿在六十岁以上，卒年不详。他学识弘富，颇有文名，与同县著名剧作家尤侗甚为友好；但命途多舛，未曾出仕，中年以后，又不幸双目失明（其号“声山”即因此而来）。他不甘沉沦，乃著书自娱，在康熙五年（1666）以前评点了《三国演义》《琵琶记》两部名著，隐然与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的金圣叹抗衡。为此，尤侗在《第七才子书序》中感慨万端地写道：“毛子以斐然之才，不得志于时，又不幸以目疾废，仅乃阖门著书，寓笔削于传奇之末，斯已穷矣！”此后，他似乎再没有比较重要的作为，而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余生。

毛纶评点《三国演义》的起因和经过，在他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中说得比较清楚：

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记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共赞其成。书既成，有白门快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致刻事中阁，殊为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国》一书，容当嗣出。

这段话告诉我们：毛纶评点《三国演义》，首先是出于对“被村学究改坏”的某些版本（主要是叶昼伪托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不满；他所做的工作，一是“校正”文字，二是“条分节解”，即加上若干夹批，三是“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然而，由于某个“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毛纶的评本未能出版。对此，毛纶感到痛心疾首，只得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其子毛宗岗身上。

毛宗岗，字序始，号孓庵。友人陈翔华兄据蒋祖芬《娄关蒋氏本支录·祖范》存录之毛宗岗跋语，推算他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尚在世，时年七十八岁，卒年自当在此以后。与父亲一样，他虽有文名，仍为一介寒儒，与《隋唐演义》的编撰者褚人获（1635—？）友情深笃，交往甚密。在毛纶评改《三国演义》之时，他全力协助，不仅认真为之笔录，而且积极“参附末论，共赞其成”；以后，他又倾注大量心血，继续为之校订、加工并最后定稿。因此，尽管毛本《三国演义》出自毛氏父子之手，而后人多归功于毛宗岗。

今知毛本《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为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精刻本，这很可能即是毛本的第一个刻本。其时毛宗岗四十余岁，接近“知天命”之年，正是思想和学问都很成熟的时候。可是，在此后漫长的三十年里，他却没有做出什么可观的业绩，我们仅从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五的《焚书自遣》中得知，康熙庚辰（1700）夏日，六十九岁的他因邻人失火而遭池鱼之殃，房屋烧毁，藏书俱成灰烬。寒士遭灾，犹如雪上加霜，此后的岁月更加难熬。曾经高唱“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他，竟在贫困中终老，令人为之叹息！

尽管毛纶、毛宗岗父子困顿终生，但是，他们评改的《三国演义》却战胜了以往的一切旧本，成为三百多年来惟一流行的版本，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声誉。

二

在长期的广泛流传过程中，毛本《三国演义》多次刊刻，书名也屡有变化，主要有《四大奇书第一种》《第一才子书》《贯华堂第一才子书》《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三国演义》等。

《四大奇书第一种》（或作《古本三国志四大奇书第一种》）乃是毛本《三国演义》的本名。康熙十八年的醉耕堂精刊毛本，书名即为《四大奇书第一种》。早在明末，《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四部长篇小说名著就被称为“四大奇书”，毛氏如此命名自己的评改本，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第一才子书》本来是指李渔（笠翁）评阅的《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李渔评本略晚于毛本，内容、版式都与毛本有所不同。但因毛本卷首的《读三国志法》已明确宣称：“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而李渔的评语又往往袭用毛本夹评，创见不多，人们便将《第一才子书》之名“借”给了毛本。由于这个名称特别响亮，而且符合毛氏本意，而原来使用它的李渔评本反而不为一般读者所知，因此，《第一才子书》便成为毛本《三国演义》最常用的书名。

所谓《贯华堂第一才子书》《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其中的“贯华堂”借指金圣叹（金圣叹自称其评改之《水浒》为“贯华堂所藏古本”），“金批”指所谓“金圣叹批评”，都来源于通行的毛本《三国》卷首那篇署名“金人瑞圣叹氏”的《序》。由于金圣叹在小说界的赫赫名声，加之这篇《序》确实抓住了《三国演义》的某些特点，因而长期以来颇有影响，瞒过了许多读者，从而给毛本《三国》增添了“圣叹外书”“贯华堂第一才子书”等名目。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指出此《序》绝非金圣叹所作，友人黄霖兄的考辨尤为有力，提出了如下四点证据。第一，金圣叹以《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为“六才子书”，而从未称《三国演义》为“第一才子书”；相反，他对《三国》评价不高。而此《序》却说：“而今而后，知‘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三国》也。”显系伪托圣叹之名。第二，毛纶父子评点《三国》是从康熙三年（1664）开始的；在此两年之前，金圣叹已经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刀下之鬼，他怎么可能起死回生，“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三国志》之稿”？第三，此《序》落款称“时顺治岁次甲申”，也露出了伪托的马脚。顺治甲申即顺治元年（1644），亦即明崇祯十七年，此时，清兵刚刚入关，金圣叹所居的苏州尚未属清，他绝不会不署“崇祯十七年”，而用清人年号。第四，康熙十八年刊刻的《四大奇书第一种》前并无此《序》，而有李渔的序，序中写道：“《水浒》之奇，圣叹尝批之矣，而《三国》之评独未之及。”由此可见，金圣叹确实未曾评点《三国》，毛本《三国》原本也没有金圣叹的序。至于这篇《序》的伪托者，有学者疑为毛宗岗本人。从上述第四点来看，作伪者决非毛宗岗，而系稍后的书商。

至于《三国志演义》《三国演义》两个书名，前者早见于明代周弘祖的《古今书刻》，相沿已久；后者则见于毛宗岗本人的《读三国志法》，亦已深入人心。有学者曾辨析二者之不同，主张不用《三国演义》之名。诚然，《三国志演义》与《三国演义》的含义不完全相等，而且前者的使用时间要早得多；但是，两个书名都所来有自，都从一定角度反映了《三国》的特点，因此，作为毛本的书名，它们都是“合法”的。

三

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指导思想包含多种思想成分。《读三国志法》一开始就提出：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

这表明，毛氏父子确是从正统思想出发来评改《三国演义》的。这种正统思想，既包括南宋朱熹以来的以“论理”为特征的封建正统观，也包括民间传统的以善恶仁暴为取舍标准的蜀汉正统观，还可能包含某种程度的反清悼明情绪。凡此，都增强了《演义》“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同时，在判断是非、褒贬人物时，毛氏父子又常常以儒家民本思想为依据。

与以往的版本相比较，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一）修订文辞

这是毛氏父子致力最多的一个方面。他们对《演义》的文字进行了精琢细磨的加工和润饰，删去了若干繁冗复沓乃至龃龉不通之处，使全书语言更加规范、简练、流畅。试以第一回写到的灵帝诏问群臣为例，将明嘉靖壬午（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壬午本”）与毛本的有关文字加以对照。

毛本删去杨赐的“书对”，仅转述蔡邕“书对”中关键的一句，一下子减省四百余字，叙语干净利落，“颇觉直捷痛快”（毛本《凡例》之一）。不过，在某些地方，毛本也有修改不当之处，有损于原书语言的时代特色和人物语言的个性特征。

（二）修改情节

毛氏父子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观点，对《演义》的情节作了某些修改。鲁迅先生将此概括为：“一曰改，如旧本第百五十九回《废献帝曹丕篡汉》本言曹后助兄斥献帝，毛本则云助汉而斥丕。二曰增，如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孙夫人，毛本则云‘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车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三曰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烧木栅寨》本有孔明烧司马懿于上方谷时，欲并烧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诸葛瞻大战邓艾》有艾贻书劝降，瞻览毕狐疑，其子尚诘责之，乃决死战，而毛本皆无有。”

这些修改，有的使作品情节更加合理；有的使人物性格更加统一；还有的则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作品情节的趣味性，“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凡例》之三），等等。不过，也有少数修改有损于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或造成个别情节不合历史真实。

（三）整顿回目

《演义》原为二百四十回（通称“二百四十则”，不妥），伪“李卓吾评本”将其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各回回目则由原来的上下两回拼合而成，大都“参差不对”。在此基础上，毛氏父子对全书回目作了加工，每回均以七字或八字的对偶句为题，文字比较考究，确实起到了“快阅者之目”（《凡例》之五）的作用。

（四）削除论赞

旧本《三国演义》夹有较多论、赞、评，显得累赘繁琐，毛氏父子往往加以削除。如嘉靖壬午本卷二十《孔明秋风五丈原》回写到诸葛亮逝世时，接连引用陈寿评、杨戏赞、朱黻论、张南轩赞、李兴碑文、尹直赞，连篇累牍，拖沓臃肿，反而冲淡了这一情节悲壮苍凉的艺术氛围。毛氏父子均予删除，正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

（五）改换诗文

旧本《三国演义》写人记事，每每引录诗文，有的重三叠四，有的风格卑弱，有的体例与时代不合。对此，毛氏父子大刀阔斧地改换和删削。如嘉靖壬午本卷十六《玉泉山关公显圣》回写到关羽父子之死时，原有五首诗赞；毛氏全予删除，另换五律、七律各一首。同回写到乡民在玉泉山建庙祭祀关羽时，原有《记》《传》《赞》各一首，共一千余字；毛氏一概不要，另引对联一副：“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寥寥三十四字，警策凝炼，堪称以少胜多。

（六）重作批评

这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中致力最多的另一个方面。他们殚精竭虑，探幽发微，对全书作了详细的批评，字数多达二十几万。如此详尽的批评，反映了毛氏父子的历史观、伦理观和文学观，在《三国演义》的研究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毛氏父子的评改，使《三国演义》的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总体艺术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毛本《三国》实际上成了《三国演义》的最终“定本”。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氏父子也参加了《三国演义》的创作。

四

从小说理论批评的角度来看，毛氏父子（主要是毛宗岗）受到了金圣叹的深刻影响，而在金圣叹所忽视的历史小说领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

（一）充分肯定了历史小说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

毛宗岗认为，《三国演义》“作者之意，自宦官、妖术而外，尤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故书中多录讨贼之忠，纪弑君之恶。……虽曰演义，直可继麟经而无愧耳”他再三强调：“《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读《三国》一书，诚胜读稗官万万耳。”“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读《三国》胜读《水浒传》”“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读三国志法》）他把《三国演义》与封建社会中被奉为“经书”的《春秋》相提并论，对《演义》的社会价值的概括并不确切；把《演义》的艺术价值置于《水浒传》《西游记》之上，亦不无偏颇之处。但这些看法，却有助于提高历史小说的地位。

（二）阐述了历史小说与历史事实的关系

一方面，毛宗岗强调了历史小说对于历史事实的依赖性，指出《三国演义》之所以是“文章之最妙者”，首先是因为“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阔，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读三国志法》）“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第六十三回回评）说明历史小说必须受基本史实的制约。另一方面，他并不反对合理的艺术虚构，对成功的虚构还大加赞许。如第三十九回所写的火烧博望一节，历史上本为刘备之事，《演义》却虚构成诸葛亮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对此，毛宗岗不仅不以为病，而且极力称赞作品描写之曲折多端，认为：“若只一味直写，则竟依《纲目》例大书曰‘诸葛亮破曹兵于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劳作演义者撰此一篇哉！”同样，对于“温酒斩华雄”“三战吕布”“连环计”“过五关斩六将”“群英会”“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华容放曹”“三气周瑜”“空城计”等脍炙人口的虚构情节，毛氏也都啧啧称赞，而不管它们是否符合具体的史实。由此可见，毛宗岗虽然未就艺术虚构的价值和规律作出深入的理论概括，但他对历史题材与艺术虚构的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

（三）深入分析了《三国演义》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辩证法

毛宗岗认为“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就在于《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其中，既有诸葛亮、关羽、曹操这样的“三奇”“三绝”，即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典型形象，也有刘备、张飞、赵云、徐庶、庞统、周瑜、鲁肃、陆逊、郭嘉、许褚、司马懿等具有鲜明性格特色的人物。他通过细致的分析，总结了《演义》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主要方法。一是“用衬”，即在性格对比中刻画人物。他说：“文有正衬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譬如写国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读此可悟文章相衬之法。”（第四十五回回评）二是在性格冲突中刻画人物。如在分析曹操与关羽的关系时，毛宗岗写道：“曹操一生奸伪，如鬼如蜮，忽然遇着堂堂正正、凛凛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觉吾形秽’之愧，遂不觉爱之敬之，不忍杀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纳关公，乃关公之义有以折服曹操耳。虽然，吾奇关公，亦奇曹操。以豪杰折服豪杰不奇，以豪杰折服奸雄则奇；以豪杰敬爱豪杰不奇，以奸雄敬爱豪杰则奇。夫豪杰而至折服奸雄，则是豪杰中有数之豪杰；奸雄而能敬爱豪杰，则是奸雄中有数之奸雄也。”（第二十六回回评）三是化静为动，层层渲染，使读者逐步加深对人物的印象。如针对《演义》第三回通过董卓、李儒的眼光来描写吕布形象，毛宗岗在夹评中逐层批道：“先从李儒眼中虚画一吕布。此处先写戟”“又从董卓眼中虚画一吕布。前只写戟，此处添写马”“又双从董卓、李儒眼中实写一吕布。”然后小结云：“看他先写状貌，次写姓名，次写妆束，先写戟，次写马，次写冠带袍甲：都作数层出落，妙。”如此分析，确实揭示了作者刻画人物的妙处。四是隐而愈现，即通过对周围环境及相关人物的描写，来突出主要人物。如在评析刘备前两次造访茅庐而不遇诸葛亮的情节时，毛宗岗写道：“此回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人始远；写其人如威凤祥麟之不可睹，而其人始尊。且孔明虽未得一遇，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秀，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第三十七回回评）

（四）精辟剖析了《三国演义》的艺术结构

毛宗岗这样概括《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构思和结构特色：“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三国必有所自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三国》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其叙献帝，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以曹丕篡夺为一结；其叙西蜀，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其叙刘、关、张三人，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其叙诸葛亮，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其叙魏国，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其叙东吴，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读三国志法》）这正抓住了《三国演义》的情节主线，突出了《演义》结构宏大而又精密的优势。

（五）总结了《三国演义》所运用的种种艺术手法

在《读三国志法》中，毛宗岗指出《三国演义》“有追本穷源之妙”“有巧收幻结之妙”“有以宾衬主之妙”“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有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妙”“有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这十几种“妙处”，主要是关于叙事方法的。毛宗岗总结这些艺术手法，有的显然受到金圣叹有关《水浒》艺术特色的论述的启示，有的则出自他本人的创见。正是继承前人与独抒己见的结合，使毛宗岗关于《三国演义》艺术手法的论述呈现出比较详尽而有条理的形态。

总的说来，毛宗岗在小说理论上的独创性和系统性虽然不及金圣叹，但是，他评改《三国演义》的影响之大，却几乎可与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改相提并论；他对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古代历史小说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他不愧为继金圣叹之后的又一个古代小说理论大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原载《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12期转载；《中国文学年鉴》1991—1992卷介绍了本文观点）

1. 见陈翔华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第300页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2. 毛本《三国演义》卷首之《临江仙》词。
3. 见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4.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