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出土儒道古佚文献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与贡献

对中国思想文献的研究者而言，一九七三、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继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大量古兵书，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辛追夫人不腐遗体及殉葬物的先后出土，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前所未有的大量帛书古佚文献与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的竹简《文子》相继出土。这不但是中国考古学上的盛事，更是中国学术，尤其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盛事。因为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不但有前所未见的古兵书、医书、房中保健书、历书的出土，更重要的，也有不同于传世本编排顺序与书写工具的帛书《老子》，以及亡佚已久、内藏丰富黄老思想理论的黄老帛书，乃至定州出土的足以证明先秦真有《文子》一书的2790字残简《文子》，都在一九七三年相继出土。这些文献的出土，揭开了先秦儒、道、兵学与医学、哲学研究的新页。

紧接着是一九七五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大量秦简的出土，与一九九〇—一九九二年间敦煌悬泉两万多枚汉简的相继发现，更开启了中国秦汉历史、政治、法律、社会，乃至汉代边关事务研究的新页。

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号楚墓曾被推断为战国中晚期楚太子老师（所谓“东宫之师”）的墓葬中，804枚战国楚简又出土了，计共13000多字的三种竹简本《老子》、十多种儒家文献，以及被归为道家文献的《太一生水》，再一次震惊了全世界的汉学界。《太一生水》的“水生”观，有别于中国哲学传统的气化生成论，固然令人惊艳，而三种竹简《老子》的出土，更将《老子》的写定年代推向更早。

正当大家陶醉于郭店丰富文献的研究之际，紧接着，如有神助似的，一九九四年，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文物市场的战国楚简面世了。1200多支、计共35000多字、涉及80多种典籍的战国古文献的面世，更将近代汉学研究，尤其是中国文字学、哲学研究的热潮推向了空前的高峰。其中儒、道、兵、杂各家文献都有，量大，内容丰富。

本文将就上述出土文献中有关于儒、道两家哲学思想者加以论述。

一、道家古佚文献

从马王堆帛本《老子》、黄老帛书、郭店简本《老子》、《太一生水》、八角廊竹简《文子》，乃至上博简《亘先》几种文献中，我们对于先秦道家学说，尤其是黄老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也有了突破性的了解，开启了《老子》、黄老乃至宇宙生成论研究的新页。

（一）《老子》文本的重新检视——帛书《老子》与竹简《老子》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老子》与郭店三种竹简《老子》的出土，揭开了近代老学研究的新课题与新热潮。就帛书《老子》而言，有别于各种传世本《老子》，它不但抄写在绢帛上，而且有两种本子，一以隶体抄写，一以篆体抄写。两种抄本《老子》不仅字体不同，且从内容来看，是各自根据不同抄本抄写，而非隶篆相抄，且两种抄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又不分章。有学者认为，它极可能是《老子》书的原样，或认为是法家传本的《老子》，因为在它们的前后，各自都有四篇古佚书相伴随。隶体《老子》文前的四篇古佚文献，甚至被以唐兰为代表的学者认定为亡佚已久、《汉志》却有载录的黄老道家之作——《黄帝四经》。由于三号汉墓的墓葬年代是在黄老治术盛行的汉文帝年间，这隶体《老子》及其卷前古佚书或被推称为黄老合卷。黄老之学是《老子》学说的外王统御之用，两种德经在前的帛本《老子》或被推定为法家传本的《老子》，因为《韩非子·解老》也是以“上德不德……”[1]的诠解为始。它与严君平《老子指归》所呈现的状况也一致，所引《老子》次第也相合，其内容相较于传世本，不但多用假借字，章次、文字也不同。其多用假借字的现象，是近代出土战国楚文献的普遍现象；其相异于传本的章次、文字，可以校订传本之谬误。

至于一九九三年的郭店简本《老子》，不但章序和传世本、通行本完全不同，既不分章，也无“道经”、“德经”的区分，而且该简本分别抄写在三种形制不同的竹简上，其内容除第一种与第三种有相当于传本《老子》第十章的几十字雷同外，俱不相重[2]，学者称之为甲本、乙本、丙本。甲本共1090字，乙本389字，丙本270字，都是残而不完的本子。它们与帛本《老子》不同，与传世本关系更远。学者据帛本补其残缺，仍可补甲本16字，乙本46字，丙本20字。甲本抄写属于帛本“德经”的有十一章，属于“道经”的有九章；乙本共抄写《老子》九章；丙本仅抄写《老子》五章。丁原植认为，竹简《老子》严格说来，只能视为传本《老子》编辑的原始资料，尚非完善的文本，其中误字、脱文仍然不少。竹简《老子》的出现，说明了：1、《老子》的原始资料至少在战国初期已经以不定型的方式在流传，从而有了不同的抄本。2、竹简《老子》和帛本《老子》尽管编定形态不一，但可能抄自同一来源的资料[3]，因此内容较相同。

（二）黄老理论的重现——马王堆黄老帛书与古医书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与隶体帛书《老子》合置在一起的，有被唐兰指称为《黄帝四经》的四卷黄老帛书，依它们各自原本的篇题，称为《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经法》全篇充满了道、法、刑名理论；《十大经》依托黄帝与其臣力黑（牧）、太山稽等人之答问，论述阴阳刑德政论；《称》是充满道法色彩的格言集锦；《道原》460多字，论述“道”的体貌、性征与功能，与《淮南子·原道》的表述有相当多的类似处。四篇文献由于和隶体《老子》合抄，该墓又下葬于汉文帝时代，因此被认定为黄老合卷，亦即西汉“黄老治术”背后的理论内容。

这些文献的面世，不但揭开了西汉黄老治术的神秘面纱，让人了解到真正在背后支撑、运作“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治术的，原来是一种以刑名为核心，道、法结合的政术，而且从此掀起黄老学研究的热潮。辐射所及，带动了记载黄老理论的传世典籍，如《管子》四篇、《吕氏春秋》、《淮南子》中道家理论研究的热潮。除了关于治国的政论部分外，在治身方面，马王堆三号汉墓也出土了许多古医书与房中养生书。在出土的600多枚竹木简中，至少就有三分之一、约220枚为古医书，它们包括《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多种经脉书等共十五种古医书。拿它们和《黄帝内经》以及《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太平经》中的养生理论相参研，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先秦两汉方技之学与贵族养生术的大致内容，以及其由黄老养生术转化为道教养生术的理论过程。

（三）古宇宙论的多元呈现——《太一生水》与《亘先》

与郭店竹简《老子》同时出土的《太一生水》，有别于中国哲学传统气化生成论的水生观，震惊了全世界的汉学界，也带动了研究的热潮。对短短的14支简，300多字，研究讨论的资料，至少在七十种以上。风潮所及，不但中国古籍中所有提及“太一”一词者被一一重新检视，其空前绝后的反辅、相辅，既“生”又“藏”的水生观，尤其是讨论焦点。由是而中国传统古籍中唯一以“水”为生命重要质素的《管子·水地》再度受到关注，也同时开启了再研究的热潮。而由于开宗明义“太一”一词的标示，道家的生成论之外，阴阳数术家的理论也被纳入讨论范畴。

《太一生水》之外，在一九九四年面世的上博简《亘先》，亦被多数学者推定为道家之作。它和《太一生水》一样，也是由创生讲到人事名言的建构问题。它首尾完具，共13简，前六简讲“亘先”，类似于“道”的质性与自然界的生成，充满了浓厚的“气”化味，7—13简讲人事名言世界的建构与特质。在其所开列的自然与名言两世界的构成中，都以“或”为先决条件。而且，不论自然还是名言世界，《亘先》的生成，不但有先后顺序，也有子母关系。

《亘先》与《太一生水》的出现，说明了：1、在先秦的宇宙形成论中，不仅有“气”化一系，亦有“水”生的说法；即使是同样的“气”化，也未必一定就是系列的子母相生，亦有重视先后顺序而不强调子母关系的。2、战国时期的某阶段[4]，有一群学者（比如黄老道家学者）可能正流行着以创生与名论为主题，并将名论与政事相结合，作为其思想议题的讨论，从而才会出现《管子》四篇、《太一生水》和《亘先》之类相当一致的理论观点与表现形态。

（四）古伪书的厘清与再确认——定州竹简《文子》

一九七三年，与马王堆三号汉墓文献出土几乎同时，在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中，西汉宣帝时中山怀王刘修的墓葬被发现了。该墓葬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内中277片、约共2790字的经过火烧的残简《文子》引起世界汉学界的高度重视。它的发现至少可以证明，先秦时代真有《文子》一书，《文子》非伪书。但这并不能说明今本《文子》的内容没有问题。因为被火烧过，故文字内容散乱，残损严重，无以确知其原有篇目、篇数与篇幅。拿它和今本《文子》对照，可以对应得上的，只有87片，约1000多字，分别见于今本中的5—6篇。《道德》篇对应较为完整，因此各家研究多集中在这一篇。然而，因为文字内容残损太甚，仍然没有办法解决今本《文子》的真伪及其与《淮南子》间四分之三文字内容重复的问题。因为，凡传世本《文子》与《淮南子》重复的部分，全不见于竹简《文子》，凡残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相应的那一千多字，皆与《淮南子》无关。换言之，1、残简《文子》与《淮南子》根本不相干。2、今本《文子》的状况正介于残简《文子》和《淮南子》之间。它很像是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与《淮南子》对应部分的综合体。今本《文子》去除与《淮南子》重复部分，应较接近古本《文子》原貌。3、今本《文子》与残简本《文子》应做不同处理。残简《文子》之“真”，仍不足以否定今本《文子》大部分内容“伪”或“抄”的可能。唯究竟谁抄谁，抑或有共同的抄录来源，大家态度审慎，仍不敢遽然论断。

另外，就残存一千多字内容所呈现的天道与治道相关问题，即无为、守静、仁义、教化及兵道等议题看来，可以确定《文子》属黄老典籍。而且，班固《汉志》原说《文子》有九篇，今传《文子》却有十二篇，约3—4万字，除去和《淮南子》内容重复的部分，不相重者剩下约7000多字，分别散存于九篇之中，依次是《道原》、《精诚》、《十守》、《符言》、《道德》、《上德》、《自然》、《征明》、《上仁》，其与竹简《文子》能相对应的五六篇竟然全在这九篇之中。这种吻合，引起人们高度期待：班志所载九篇古本《文子》的篇目与部分内容会不会就是这竹简《文子》所呈现者？

二、儒家古佚文献

除了道家古佚文献之外，不论就郭店还是上博简而言，篇目、数量较大的，其实还是儒家古佚文献。在郭店简16种文献中，儒家文献至少占了10—14种（《语丛》一—四可视为一种，也可视为四种），而就已整理成册的37种上博简而言，与儒家相关的至少占了一半。其内容除令人对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至汉代儒学独尊之前后儒学说在南方传衍的某些状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外，将其理论与《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相对照，尤常有补充、印证之效。

（一）经、说有异与仁内义外说的再商榷——思孟《五行》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与隶体《老子》和黄老帛书同时出土的，另有篆体《老子》及其卷后附抄四种古佚书。这四种古佚书都无篇题，依其内容，分别被冠以《五行》、《伊尹·九主》、《明君》、《德圣》等篇名，其中属于儒家文献者，只有《五行》与《德圣》。《德圣》约共400字，残缺太甚，论述五行与德、圣、智的关联，贡献不大。《五行》共5400多字，论述仁、义、礼、智、圣五德由衷发“思”以培成的进程，亦即士君子如何透过“思”与“慎独”的工夫，启德臻“圣”，并以“气”论“德”。从思想内容看，虽是思孟学派的作品，却与孟子的仁内义外主张不尽相同。其后，它又重见于郭店楚墓简群中。所不同的，郭店简本《五行》1285字，有“经”无“说”，马王堆帛书《五行》5400多字，有“经”有“说”，“说”文作者的思想更贴近孟子，对“义”的强调更重，“经”文则无如此偏倚[5]。

《五行》的出土，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一段久疑未决的公案，那就是，在《荀子·非十二子》里，原本批评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6]，历来学者为此在“荀子误批”与“阴阳家和儒家渊源深厚”两种揣测中摆荡讨论，久久无解。因为遍索有关孟子思想的一切载述，从未见其有关于阴阳或五行（木、火、土、金、水）的论述。而《史记·孟荀列传》则不但将阴阳家的邹衍纳入记载，根据其记载，邹衍且是先合儒，后转入阴阳。先倡仁义，不见成效，才转而衍论大九州岛与五德终始的王权递邅说，符合了当代人君的心理需求，开拓出广大市场而走红。如此的史载，更加深了学者对阴阳家与儒家渊源深厚的揣测。至帛书《五行》与竹简《五行》出土后，始知此“五行”乃是仁、义、礼、智、圣“五德之行”，非木、火、土、金、水“五行”。此“五行”与彼“五行”其后虽有如汉儒董仲舒等人的比附搭配，可以合为一体，然在这两篇文献中，不论竹简《五行》还是帛书《五行》，从头到尾都论儒家成德臻圣之事，一点也不涉及木、火、土、金、水，或显示出任何与阴阳家相关之思想观点，因此应可解千古之悬案。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这两种简帛《五行》文献中，仁、义、礼、智、圣“五德”的“五行”虽然和邹衍“五德终始”的“五行”不同，但和道家文献《文子》中的“五行”却是相合的，都指仁、义、礼、智、圣之道德，一无涉及其他。可见儒家仁、义、礼、智、圣五德之目，在先秦某阶段或战国时期，已成定称。

不仅如此，在“经”的部分，“五行”并重而特别推崇“圣”，“说”文则偏重仁义。“经”文以“思”说仁、智、圣之成德，不含义与礼，似有仁内义外之意。“说”文则以“气”释义、礼，圣、智不在其中。一般推《五行》为思孟学派之作，就“说”文之多阐仁义而言，应该合理；就“经”文而言，恐不尽然。

（二）后儒理论的呈现与传世儒典内容之印证、补充

1、郭店儒简

在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中，与竹简《老子》、《太一生水》及竹简《五行》一起出土的，另有十几种儒简，其中除了《缁衣》重见于传世本《小戴礼记》外，其余的，都是未曾面世的古佚文献。而竹简《缁衣》，相较于传世本《小戴礼记》中的《缁衣》，少了403字。《小戴礼记·缁衣》中多出的，应是汉代人的增添。这十多种儒简相当程度地显现了战国时代儒家的外王观点：

（1）《成之闻之》：971字，主论反己正身，以顺天常，兼及六位三亲（父子、夫妇、君臣）的人伦关系。

（2）《六德》：924字，讨论封建宗法下的人伦三纲，所谓六位（父、子、夫、妇、君、臣）及其所属的职（教、孝、率、从、使、事）与德（圣、仁、智、信、义、忠）。

（3）《尊德义》：897字，阐述为君治政之道，研论教（礼、乐）、道（人道）为先，率民以德之理。

（4）《唐虞之道》：726字，推崇尧舜之禅让与爱亲尊贤之理，兼及时、命。

（5）《语丛四》：405字，讨论慎言、知贤与用贤之理，指涉对象当然是有位之君，仍是外王之论。

（6）《穷达以时》：306字，讨论天（时、命、遇）与人（才、性、德）之间未必相应的现象，而归结于天胜人。

（7）《忠信之道》：259字，畅论忠信临民之理。

（8）《语丛一》697字，《语丛二》351字，《语丛三》472字，多语意独立之短句，类似格言集锦。《语丛二》讨论性与欲及其孳生问题。《语丛一》与《语丛三》句意多重复而琐碎，以人为贵，而涉及仁、义、礼、乐、天命与性。最短的《鲁穆公问子思》151字，谈忠臣贵能谏之理。

这十余篇儒简，除《性自命出》专论心、性、情，《五行》专论臻圣成德，《六德》专论人伦，《语丛》一─三多为重复或补充各篇之内容外，其余九篇，从最短的《鲁穆公问子思》，到较长的《缁衣》，谈的都是外王之道。如果真从选教储君的相关教材这一角度来看待这十四篇儒简的内容，则从对内在心、性、情、志的深入了解，臻圣成德的功夫过程，到亲亲尊尊，内外人伦的层次规范，时命际遇的体悟，终至以身立教、尊贤尚德、爱民正民的基本原则，一应俱全，立教治政的外王内容是主体。《性自命出》后又重见于上博简群中，篇名却有注记，称《性情论》。

这批儒简的出土，除了又一次带动战国楚文字研究的热潮之外，在中国思想史上，被视作孔子之后迄公元前300年以前的后儒之作，对于荀子、孟子之外，先秦，尤其是战国早中期以前的儒学发展是很好的资料呈现。其中的《性自命出》对性情的详细论述，尤其是对情如何变化、转换的细腻描绘，对真情的重视与强调，以“哀”为“情”之极致与归趋，乃至对乐教功能的敷写，无不令人惊艳，不但对儒家于五礼中特重丧礼有了较清楚的根源依据与印证，亦令人见识到儒家礼乐教化的另一面，因此，所引起的讨论特别多。其重“人道”、重“心术”之立场；重礼、乐、义，而不重仁；以“义”为“性”“情”陶教之“终”，以“义”为群善之“蕝”（聚），尤清楚显示其所谓的“道”、“人道”是指以“义”为裁断依据之“礼”，它是一篇敷论性、情与礼教，重视礼教须由性、由情的重要文献。昔人于先秦儒学之研究，皆称孔曰仁，孟取义，荀重礼，《性情论》对“义”之推崇，将“义”与“礼”紧密结合，令人对战国时期分殊的儒门后学理论有了更多样的理解。

而《六德》对于三亲、五伦之间的关系，以血缘为主，严内外之分的观点，“亲”与“义”冲突之际以“亲”为重的抉择与裁断，以及重视血缘的深入剖析，令人对儒家先亲亲而后尊尊的伦理道德准则与依据有了更深的掌握。《鲁穆公问子思》以犯颜直谏为忠臣，以为君杀身为“交爵禄”，与《孟子》的“盗贼”、“寇雠”、“说大人则藐之”等章有强烈的呼应性，使人对儒家君臣关系中的坚持有了更多的了解。郭店十四篇儒简所呈现的，就是儒家礼乐、人伦之教的重点展现。在《论》、《孟》、《荀》、《礼记》之外，它对儒家道德论说的价值依据，有更直接而明白的诠释与补充。

2、上博儒简

一九九四年面世的上博简已陆续刊行了八册，共发表了约51篇，其中除《缁衣》重出于今本《小戴礼记》、《性情论》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相重外，余皆为前此未见之古佚文献。各篇的内容，除《亘先》被归为道家文献外，至少有二分之一的理论与儒家学说有相当的关系。

第一册的《性情论》与《缁衣》已如上述，第二册的《民之父母》，藉子贡与孔子之提问与应答，提出为民父母之道在“达礼乐之源”，以“至五至”、“行三亡”。其所谓“五至”、“三亡”，是指透过超越形式的心、志去推阐礼、乐之教于全天下。所谓“达礼乐之源”的为民父母之道指的是：（1）能深切明了心志于推行政治之重要性，并妥善发挥施用。（2）礼乐是“为民父母”推行政教的主要内容。（3）礼乐非仅形式，其根源在超越形式的心志。其较之《论语》的礼乐非仅玉帛、钟鼓之说，有更深入而精致的诠释与发挥。

《子羔》记述孔子答子羔问尧、舜、禹、契、后稷之事。由于抄写形迹与《孔子诗论》及《鲁邦大旱》一致，因此被李零认为是三合一之作。《子羔》两字出现在第五简背面，应是篇题，载述尧舜的盛德及其禅让的事迹，以及禹、契、后稷的感生神话。其将尧、舜与禹、契、后稷排列成远古帝系的情况，在传世之东周文献中所不曾见，和《墨子》、《孟子》中的帝系、道统并观比较，可以看出古帝系说在战国时期儒家各系中的不同流传。

《鲁邦大旱》记载孔子对哀公答御旱之策，反对用圭币祷祭求雨，主张加强刑德之治，表现了孔子应对天灾时强烈的人文观。

《从政》有甲、乙两篇，内容残断颇甚，多言“从政”应有之道德与行为标准，提出“敦五德，固三折（誓），除十怨”。“五德”指“宽、恭、惠、仁、敬”，与《论语》（《学而》）“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阳货》）都不尽相同，可以相参照，以见后儒传承之际的参差载述。其内容文句与《论语》、《礼记》部分篇章多相近或相重，取以与《论语》、《礼记》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相比观，可以为先秦政治思想研究增添可贵的新资料[7]。

《昔者君老》记述国君自衰老以迄亡故，太子朝见过程中之行为规范。对于太子从朝候到受顾命之过程，有相当简要而细腻的描述，为今传典籍文献中这类事件描述之仅见者，因此弥足珍贵。

《仲弓》残断颇甚，完简只三支，“仲弓”为篇名。其记载曾为季氏家宰，又为之重赋敛，而受责于孔子的“仲弓”，和孔子师徒间讨论“为政”之事，背景正是仲弓任季桓子家宰时。孔子告以为政当（宽和）“服之缓”，不可以“独狷”，并详举步骤：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这些步骤，后半和《论语·子路》所载多一致，却更详细，多了“老老、慈幼”两项；此下仲弓说“老老、慈幼”已“闻命”，可能这两项平常老师教得多，早已耳熟能详，故只问其下三项。然则《论语·子路》所记，或在此篇之后，故刻意删去。其下孔子的回答有和《子路》相同者，有《子路》所无者，正可补充《论语·子路》所载相关内容。

上博简第四册另有《昭王毁室》，为传世文献所不载，叙述昭王因服丧者诉说亲人葬在新宫下而毁宫，明白彰显了儒家重丧与仁民的观点。

《内礼》所记内容多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相关，论为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道，凡事尽其在己者，不论在人者，并以“君子曰”敷论孝子事父母之道，或与《礼记·内则》有关[8]。

《相邦之道》残存四简，原无篇题，以内容涉及相邦之道名篇。内容藉孔子答君之问，先述“相邦”，再论“民事”。“相邦”要“先其欲”，确定旨意与目标，再“备其强”，厚储实力，并“静以待时”。次论“民事”，要人“实官仓”，劝百工之事，“以实府库”。张光裕以为，其“君”或是鲁哀公。

《曹沫之陈》前论政，后论兵，不见于传世载籍，学者多认为应是佚失已久的古兵书[9]，归为兵家之说。个人却认为，其论兵，内容并不涉及任何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兵学专门知识，而多言人君亲率与复战之道，又重赏避罚，与兵家思维甚不相同，与儒家躬身立教及重德的思想较为接近，所论其实倾向于为君领兵原则与要领之掌握。其论政，合儒家仁德本调，曰“攸（修）政而善于民”、“共（恭）（俭）（得）之，乔（骄）大（泰）（失）之”[10]，当以“贤”称，而不当以“无道”解。庄公终听曹沫之谏，毁钟型而听邦政，饮食起居清俭自励，也符合儒学思维。

上博第五册共9篇，残断者多，内容因简文之断缺，文意多处难以为继而显得零琐，无法拼合出完整论题。其中《竞建内之》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一再以鲍叔牙、隰朋与齐桓公之对答发论。《竞建内之》载隰朋谏桓公“行先王之灋（法），（废）古（虘），行古（作）”、“从善而迲（去）（祸）”[11]。《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劝桓公勿用竖刁、易牙。又从殷代夏、周代殷的三代政权递嬗中，体悟出“观其容”、“听其言”为治政要则。

《弟子问》以孔子与弟子如子贡、颜回、子游之问答，三论“君子”，而以“（慎）（始）与冬（终），言行相（近）”、“亡所不足，无所又（有）（余）”[12]为君子。这样的“君子”形象，和儒家所标榜的笃厚诚信、自慊不求的典范人物是相合的。

《君子为礼》多记孔门弟子如颜回等与孔子之互动与问答，论述礼则与礼容，曰：“君子为豊（礼），以依于（仁）。”[13]与《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孔子告以“克己复礼为仁”一致。《君子为礼》又藉孔子之口告颜渊：

言之而不义，口勿言也；视之而不义，目勿视也；圣（听）之而不义，耳勿圣（听）也；（动）而不义，身毋（动）焉。[14]

这令人想起《论语·颜渊》篇，颜渊请问礼目，孔子告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5]。除“非礼”改为“不义”外，意思完全相同。“礼”与“义”在孟、荀学说中，各为其推阐重点，然在孔子学说中，礼与义互为表里，《论语·卫灵公》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16]“义”内“礼”外，“义”质“礼”表。上博二《性情论》与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中亦以“义”为“礼”之裁断。“义”地位之提升，“义”与“礼”关系之紧密化，一再呈现于出土竹简中。

《君子为礼》又藉孔子之口言礼容曰：

凡色毋（忧）、毋佻、毋（怍）、毋（谣）、毋……。

正见毋（侧）（视）。凡目毋游，定见是求。

毋钦毋去，圣（听）之，（称）其众（寡）。

而秀，毋（废），毋（痌）。身毋（偃）、毋倩（静），行毋（貾）、毋（摇），足毋豕（坠）、毋高。[17]

这几简，从标准仪容与行止的规范，到不同场合的容态，都有严格要求。所述与《礼记·曲礼》、《玉藻》的礼容与仪则有相合处。《玉藻》说：

疾趋则欲发，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举足，……凡行，容惕惕，庙中齐齐，朝廷济济翔翔……，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18]

《曲礼》则要求：

坐如尸，立如斋。

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敛发毋髢，冠毋免，劳毋袒。[19]

较之《曲礼》全面论述礼的意义与要则、礼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要作用、人生各阶段、各种身份角色在各种不同场合中所应遵守的礼仪、所应展现的礼容……面面俱到，巨细靡遗。与《玉藻》之综摄衣服、饮食、居处、礼仪、容貌、称谓之法而论述之，《君子为礼》的呈现，显然简略支零许多。如果说《曲礼》是较为成熟完备阶段的表现，则《君子为礼》或许是略早阶段的雏形显示。

《三德》以充满禁戒、否定的表述与负面性的强烈警告，论述其素朴的天人君道观。全文在天、地、人合德相参的思想基础上，充满了对禁忌的循从，对君德、君政的制约，对灾异的警告，与对执政者立身处世的叮嘱，内容相当庞杂，表述相当拙朴，充满了敬天畏神的思维，很可能为较早的作品。虽然很难判断属何家，但儒家所重视的基本观点，《三德》也同样强调。

《季庚子问于孔子》则以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鲁战后，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归鲁，请问兴鲁之事为背景。季康子问“民务”与“君务”，孔子答以“君务”，提出“仁以为德”的基本原则，要求季康子“玉亓（其）言而（慎）亓（其）行，敬城（成）亓（其）悳（德）（以）临民”，使“民（望）亓（其）道而备（服）安（焉）”[20]，这是儒家“为政以德”的基本教义。孔子并一引管仲、再引孟者吴（赵衰）、三引臧文仲之言以告之曰：

（君子）（恭）则（遂），乔（骄）则（侮），（备）言多难……夫箸（书者），（以）箸（著）君子之悳（德）也；夫（诗）也者，（以）（志）（君子）（之志）；夫义者，（以）斤（谨）（君子）之行也。（君子）涉之，（小人）雚（观）之；（君子）敬城（成）亓（其）德，（小人）毋（寐）。

（君子）（强）则（遗），（威）则民不道（导），俞（逾）则（失）众，（礧）则亡（无）新（亲），好型（刑）则不羊（祥），好杀则（作）（乱）。是古（故）臤（贤）人之居邦（家）也，（夙）（兴）夜（寐），……[21]

“君子”为儒家所标榜之成德典型，《上博（五）》各篇论“君子”尤多，《弟子问》25简中三述君子，《君子为礼》亦言“君子”。《季庚子问于孔子》言之尤多，并以与小人相对。孔子所引三贤之论，皆以“君子”为说，不论“恭”或“不骄”，敬德或行义，乃至慎威强、慎过逾、慎好刑、慎好杀，基本上都不违儒教之德化与敬谨。

要之，郭店与上博各儒简，除《五行》与《性情论》对于儒家有较深入细腻、不同于传世文献的推阐外，其余各篇所述论题容或不同，内容思维大抵谨守先秦孔学的基本教义作反复陈述与叮嘱，其详略情况与传世文献，如《论》、《孟》、《荀》、《礼记》等中之记载参差互见，正可以收参对互补之功能。

（三）《诗》与《易》的流传与别出

此外，对于儒门奉为研治教本的《诗》与《易》，在出土文献中也得到了传世文献所未见或相异于传世文献所载的面貌展现，让我们对孔门《诗》学《易》学，或孔门以外战国《诗》、《易》两类古文献资料的掌握，获得了更丰富的资源。

1、孔子删诗与孔门诗教

上博简第一册的《孔子诗论》为即今所能见中国最早有关诗学理论的著作，共29简，论《诗》的顺序，有别于传世本《诗经》风、雅、颂之序，而为颂、雅［大夏（雅）、小夏（雅）］、邦风。其结构，有对《诗》的整体论说，有依次对颂、大夏（雅）、小夏（雅）、邦风各篇思想内容、特点的概说，与对某些篇章的特殊评论，最后又有类似于“综论”性质的述说。其出土，使我们对于孔子的文学思想有更多的了解，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文学理论，乃至于儒家思想中的诗教思想，都有重要的贡献。它的内容应该有子夏对孔子诗学理论的解说与阐发，其写成应以“儒分为八”为其思想文化背景[22]。

在第四册的上博简文献中有被命名为《采风曲目》者，仅6支简，残损严重，内容所载尽是歌曲之曲目，没有词句，却以宫、商、峉（徵）、羽等四声分类标目，于五声（音）中独缺角声（音），可能早已散佚。马承源以为，它极可能是楚国历史上某一时期经乐官整理过的采风歌曲目录残本[23]，因此，分别以穆、巷、讦等九字和宫、商、峉、羽相缀合，而有宫穆、宫巷、宫讦……；讦商……；讦峉、峉和……；讦羽等各曲调。每个曲调下，各列若干曲目。曲目少者两字，如《牧人》，多者五六字，如“讦征”之《良人亡不宜也》，三四字的也不少。

第四册另有两首无篇名的逸诗，依诗意命名为《交交鸣》、《多薪》。《交交鸣》歌咏君子之品行与威仪，暨其与人之交好。《多薪》则歌咏兄弟二人之间亲密无比之关系。马承源以为，这两篇逸诗和前述的《采风曲目》应该都是孔子删《诗》时三百篇的“编外诗音”，因此弥足珍贵[24]。以上两项，虽非义理之作，应与孔门诗教有关，因亦述焉。

2、《易》的别本与别解——楚竹书《周易》、阜阳简《周易》、帛书《周易》及其文后附抄古佚文献

在上述各批出土的文献中，除《五行》、《缁衣》外，另一较为特殊的是《周易》，它虽非佚籍，也和《五行》、《缁衣》一样，一再地出现在近年出土战国楚墓中。首先是马王堆三号汉墓中的帛书《周易》及其后附抄之多种古佚书，其次是阜阳汉简《周易》与上博的楚竹书《周易》。这几种《周易》都不是古佚文献，而和今本《周易》有相当多的对应关系，但其卦序之排列多和今本不同，保存了《周易》较为原始的形态，楚竹书《周易》还很可能是先秦时期《周易》文本的基本面貌。楚竹书《周易》总共58简，涉及34卦的内容，共1806字。较之马王堆帛书《周易》大不相同的是，它只有相当于“经”的部分，亦即卦号、卦名、卦辞、爻辞，而没有“传”，比起帛书有《系辞》，共5200多字，自然是少得多，却更古简。它的出土与特殊形态，证明了《易》学研究史上的“九六”之称先秦早有。它特殊的“ㄈ”符号，与“ㄈ上”、“ㄈ下”的记录，证明了古《易》本有上、下之分，却无“上经”、“下经”或“上篇”、“下篇”之称，但以“ㄈ”符号区隔，在中国《易》学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25]。

马王堆帛书《周易》卷后附抄古佚文献，多发挥或讨论《易》之义理、吉凶，排除《系辞》传，共五种，依次是原无篇题而被命名为《二三子问》、《易之义》，与原题为《要》、《缪和》、《昭力》三种，共五种文献。《二三子问》托二三子与孔子之问答，阐述《易》之理，多谈德义与君臣关系，充满法治与民本色彩，合于儒门以道德教化说《易》之传统，所列卦序则与今本同，所据经文却与今本、帛本《周易》都不同。《易之义》颇多称引或改动《系辞》内容，敷衍成文，亦强调阴阳和济之理与动静相迭之道。《要》则托学生与孔子之问答，论述学《易》不在占筮求福，而在“观其要”。而所谓“要”，不在筮数，而在“德义”，即蓍卦之德与六爻之义，非即儒门道德之“德义”。《缪和》托传《易》之人缪和与“先生”之问答，解说《易》理，和《要》同样不以“数”释《易》，而直述卦爻之“德义”，并大量使用历史故事以解《易》，开启以史证《易》之先河[26]。《昭力》亦托昭力与“先生”之问答解说《易》理，却非逐卦讨论，而是糅合数卦、数爻之辞，综合阐述其义，有战国末期之学术特质[27]。

要之，多种古本《周易》及其附抄卷的出土，让我们对先秦《周易》的本貌、《易》学的传承与推广、《易》义的推衍与应用情况，有了更多重而深入的了解。不论《易》被归为道家学说，还是儒门要籍，这些附抄古佚文献的出土，对于作为中国思想源头要籍之一的《周易》在战国时期的推阐和演绎情况，提供了更多元而丰富的资料。

（四）传统史载的补充、歧异与还原——《容成氏》

上博简第二册的《容成氏》，专论古帝王传说，由于残缺太甚，只能从《庄子·胠箧》与《太平御览》、《路史》等所见《六韬》佚文中去辑补。53支简所呈现的，自尧以下，包括了舜、禹等的出身、经历、贤德、才干与政绩等等的描述，尤其是对舜时代的大禹治水、平定九州岛的详细经过，乃至尧禅舜、舜禅禹、禹世传启的经过，以及夏桀、商纣的荒淫、残暴，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等等的历史事迹，铺叙得极其丰富、精彩、详尽、细腻而生动。可惜周武王伐商纣部分，因在牧野开战处残断而中止。值得重视的是，简文所述禹平水土、定九州岛，九州岛州名和《尚书·禹贡》的记载不相同；简文又述文王平九邦，九邦之名，向所未见。《礼记·文王世子》虽记其事，却不能详其名，《容成氏》所载是首见[28]。

此外，对于禹、启的相世，《容成氏》的说法也大别于儒家传统，如《孟子》和《史记·夏本纪》所载的类似于政治神话的民意自然公决结果，而为赤裸裸的、血腥的权位争夺战。禹先欲传皋陶，皋陶称疾不出而死。再欲传益，启攻益自取。对于皋陶和益之死，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大别于传世文献的记载，而与古本《竹书纪年》一致。其铺写商汤伐夏桀与周武王伐商纣，商汤是先权谋，后一路赶尽杀绝；周武王势在必得，与儒家典籍中所美化的吊民伐罪的仁君形象并不符合，倒颇能反映上古时代权位争夺的凶残真相与血腥嘴脸，应该更接近历史与人性的真实状况，足以印证儒家在推阐教化与民本的大前提下，对于三代政权递嬗的表述是大幅度修饰与美化过的。

三、结论

近三十年来，随着大量战国楚墓儒、道古佚文献的出土，让我们对战国时期南方楚地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流行状况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了解。一次又一次儒、道文献合卷并抄，或同匣共置，说明了至少在南方楚地，儒道两家学说的传播是齐头并进，而非壁垒分明、势同水火。尤其不同抄本的《老子》与《五行》、《缁衣》、《周易》一再出现在不同的墓葬中，更可以确定，在战国的某段时期，儒、道两家的某些文献，在南方楚地是流行要典；《老子》的写定年代，比一般推定的战国中、晚期要更早，因此在下葬的公元前300年左右已成国际要籍，而有多种版本在流传。

就道家思想言，简本《老子》未出土前，中国思想研究者咸认为儒家推崇仁义，道家反对仁义，因为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去智”、“绝仁弃义”[29]；但郭店简本《老子》却作“绝智去辩”、“绝伪弃诈”，并不见任何反对仁义的文字，它反对的是智、辩、伪、诈[30]。这和整部《道德经》崇尚自然真朴，反对智巧，主无言，观点是一致的，和第八章“与善仁”的说法也无抵触。这对儒、道思想之是否对立，有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定州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了先秦确有《文子》一书，它和传世本《文子》不大相同，和《淮南子》（就目前情况来看）也没什么关系。《太一生水》与《亘先》的出土，证明了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存在着多元说法。

其次，就儒家思想言，如郭店与上博之类大量儒家古佚文献的出土，使得儒家由孔子之后，以迄战国中晚期儒分为八之后，孟、荀以外的后儒思想学说，比如七十子及其弟子的思想理论，得以展现或有了寻索的依据。从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流传在南方楚地的这些后儒之作，和传世的《小戴礼记》，甚至《孟子》、《荀子》，内容虽多相呼应，却不尽吻合，印证并局部展现了《韩非子·显学》“儒分为八”的理论状况。今后学界对于孔、孟所最推崇的仁、义两德，在后儒德目中的列序与地位，及子思学派是否强调“自觉性”的问题，都可以重新再作思考。

（本篇原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