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青春岁月

活过,爱过,写过 作者:李银河 著


青春岁月

内蒙古兵团·西西弗斯

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体会艰苦生活的第一课。1969年至1971年,从十七岁到十九岁,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三年。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离开至爱亲朋,独自一人走向未知的未来。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次经验。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我因为出身不好,最初被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我的申请最终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的程度。

因为去兵团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去内蒙古跟其他人心情不同。离京那天,记得是爸爸和堂姐翠珍到北京火车站去送我。几乎整列车都是去内蒙古的知青,送站的人群非常拥挤,简直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因为我们这些兵团战士岁数都太小(我们连队最小的一个女孩才十五岁),而且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火车启动的一刻,随着咯噔一下晃动,全车爆发出一片哭声。现在想来真是再自然不过,可是我当时的感觉却很意外,因为我没有一点儿想哭的情绪,反倒有一种跃跃欲试,走向火热生活的期待。我只是向父亲和堂姐挥了挥手,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飘向我期待已久的生活。

记得刚上中学时,流行一本书,叫作《兵团的女儿》,写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战士的生活,她患了瘫痪,但还是努力奉献,把个人的病痛放诸脑后。看上去很像身体瘫痪的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也像忍受病痛的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主人公)。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电影《年青的一代》,也是歌颂在边疆奉献的青年。我记得主人公由杨在葆出演,他是我第一个青春偶像。他的形象粗犷、英俊,我对他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性感,但在当时的语汇当中,性感一词完全缺位。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年,电脑已经十分普及了,出现了不少中文输入软件和字库,可是当你用拼音打出“xinggan”字样时,并不会跳出“性感”这个词,因为使用率过低,这个词尚未进入字库,这件有趣的小事隐隐泄露了反性、禁欲时代的气息。比起我在美国留学时周边环境中出现频率颇高的sexy(性感)一词,这种反差更加耐人寻味。可惜啊,现在的青年根本没有听说过杨在葆这个名字,他们倒可能影影绰绰地知道跟他演对手戏的那个男演员的名字,他叫达式常。在剧中,杨在葆是正面角色,是一位扎根边疆的勘探队员;而达式常则是反面角色,假装有病逃回上海,贪图享乐,千方百计逃避边疆艰苦生活。我对这个角色的厌恶不仅仅因为他是被批判的反角,还因为我隐隐觉得这样类型的男人不够性感。从那么年轻时我就不喜欢奶油小生型的男人,而偏爱粗犷性感的男人。

我们当时都很狂热地希望过一种献身的火热生活,而不愿意当逃避艰苦生活的自私自利、享乐主义的落后青年。记得在初一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是做一个勘探队员,因为《年青的一代》中杨在葆饰演的英雄人物就是勘探队员。我当时最爱唱的歌是那首《勘探队员之歌》,那支歌曲调动人,歌词浪漫,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火车开了很长时间,进入内蒙古境内,周围景色越来越荒凉,是典型的戈壁滩、大草原景致。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粗犷感觉。后来,去云南插队的知青有很多都爱写小说(王小波也是其中之一),去内蒙古的却很少有人写小说(只见过《狼图腾》和老鬼的《血色黄昏》),我想其隐蔽的原因恐怕跟两地殊异的气候地貌及风土人情不无关系。云南的绿草茵茵和边寨风情使人能够寄托浪漫的情怀,而内蒙古的戈壁沙漠和粗砾寒冷的景致使人的精神变得粗糙和干硬。

下了火车,又坐卡车,卡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把我们连人带行李卸在了沙漠中间一块荒凉的洼地上。好在我们是自己从卡车上跳下来的,不是像自卸卡车那样由一根自动升起的钢柱把车厢前部顶起来,哗啦一下子卸下来的。后来看到许多知识青年的回忆录,有句套话:“一见到那荒凉的大沙漠,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可是那不是我当时的感觉,我心中的准备太过充分,周围景致荒凉则荒凉矣,但还是不如我期待的那么荒凉,我的心也一点儿没凉,而是充满了火一样的狂热。

我们的连队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三连,那是沙漠中的一小片绿洲,一片平坦的空地上有几排土坯房,是用沙子下面的黏土直接和水脱坯盖起来的小房子。这土房还有另一种盖法,就是把前后各放一块木板,相距一墙之宽,然后用黏土掺水直接灌进去,打成一面墙,俗称“干打垒”。

兵团组建前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叫作太阳庙林场,顾名思义,是以种树为主的,负责在沙漠上种沙枣树,另外还有飞机播种能在沙漠中存活的红柳和白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学生一到此地,林场就被改为农场了。可能是因为这么多人要吃粮食,所以不得不把种树改成种粮食了。可惜,这个决策大错特错了,因为此地属于黄河河套地区,农地有灌无排,土地长期被水浸泡,很快就盐碱化了,远远看去,土地不是黄色的,而是白花花的一片,那都是水流走之后剩下来的盐碱。听说盐碱的成分是硝,是做炸药的材料,对于庄稼有极大杀伤力。多少年了,我们挥汗如雨辛苦种下的麦子,亩产才70斤,而光撒下去的种子每亩就有30斤。实际每亩只能收获40斤麦子。我们去收割麦子的时候,劳累倒在其次,主要的感觉是辛酸——那麦子长得稀稀拉拉,麦秆都很少有超过一尺长的。多年之后,我旧地重游,发现农场又改回了林场,充分证明当初的决定是个错误。

同样是兵团,东北兵团跟内蒙古兵团的人心情就不一样。后来看,主要是亩产700斤和亩产70斤的区别导致的。去东北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得到了应得的报偿,心情就比较愉悦;去内蒙古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什么也没收获到,而且还被周围的牧民骂,说开荒破坏了他们的草场,造成了沙进草退,心情就更加沮丧。大家拼命流血流汗,不但没有建设成果,反而是搞了破坏。这就从根儿上破坏了大伙儿的好心情,所以当其他地方的知青大讲“青春无悔”的时候,我们就不爱听,因为我们的青春是完全地虚掷了。正因如此,我们连总共才有一二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个人。那个癔病发起来就像一般的神经病一样,程度轻些,更精确的说法也许该叫“精神崩溃”。连里专门辟出几间土房,把这些得癔病的人单独关起来,倒也不是私刑的意思,而是保护他们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周围的人。因为癔病发作起来,有很强的攻击性,摔盆打碗是轻的,如果打了人就会酿成灾祸。发作人多的时候,一人一间屋子不够用,可是也不敢把两个病人放一起,他们要是互相伤害起来,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1970年,在内蒙古兵团宿舍前

1970年,在内蒙古戈壁滩上

相对于内蒙古很多的牧区,我们在这个农区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盖因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宜种庄稼。挖出来的水渠,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不但没有种出多少粮食,反倒造成了我们当中许多人终身疾病(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冈,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在一个被用作流放地的小岛上,犯人们每天被迫从岛的这边挑起一担水经过汗流浃背的跋涉,把水倒到岛的另一边,或者是把一堆木头从岛的这边搬到那边,再费尽千辛万苦搬回来,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心理学家认为,毫无意义的劳作对人心理的折磨远胜过有意义、有结果的劳作,它能把人彻底逼疯。而我们最美好的年华就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上。回想起来,这种日常的平庸而无意义的劳作,对于我们正值青春的花样年华的虚耗,对于人的心灵的戕害,比起酷刑和赤裸裸的残暴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北京,我没见过内蒙古那么雄壮的蚊子,得有两公分长,看去像架小直升飞机似的。蚊子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一种叫作“小咬”的飞虫,也就一毫米长,可是咬起人来,狠劲儿比蚊子一点儿不差,一咬就是一个红疙瘩,更恐怖的是,“小咬”体积小,人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它们会钻进人的耳朵眼儿,搞得人生不如死。这都是我们刚去第一年的事情,后来时间一长,就再也没人在乎蚊子“小咬”了,它们不但从记忆中消失,而且好像也从现实中消失不见了。看来人是世界上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再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要有口饭吃,有口水喝,人就能活下来。我们去的地方毕竟不是夹边沟,在那里,人才会像没水的秧苗一样,大批地枯萎死去。

在兵团最值得记忆的是沙漠之旅。在离我们驻地不远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的乌兰布和大沙漠。在兵团的三年间,我们到沙漠中去过几次,好像是为了军事训练去的。内蒙古兵团的定位是“屯垦戍边”,这是古代留下的一种做法,我们的编制方式全都是准军事编制,分师团连排,连长和指导员以上的干部都是现役军人。给我们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发津贴(而不是像农场那样发工资,男兵每月6元,女兵每月6.75元,多出来的是卫生费)。刚去的时候还搞夜间紧急集合、拉练,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第一次见到绵延无际的沙漠是令人震惊的。大沙丘有好几层楼高,一面陡,一面坡,我们从缓的一面爬上去,然后在沙丘顶部坐下来,再从陡的一面滑下去。后来在一些沙漠旅游地也玩过滑沙,那是专门开辟的滑道,用专门的滑板来滑沙的,而我们当年的滑法才是最原始的滑沙。

在沙丘之上行走,常常能看到小动物一串串细小的脚印,据说是狐狸留下来的。有一次,我们去沙漠拉练,真的在几米的近距离见到一只狐狸,它恐怕一年也不会遇到一个人,所以一见到我们就飞快地连蹿带跳地逃走了,但是我们见到它却全都是惊喜。在大沙漠中跋涉了一阵,抬头一看,连长在远处的一座高高的沙丘上骑马伫立,像青铜骑士的雕塑,使人心中莫名感动。他那威风凛凛的风姿让人想起战争中真正的军事指挥员,可惜他领导的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士兵,只是一些干农活的农工,也没有真正的战事,只有以苏联为假想敌的煞有介事的拉练。

在沙丘和沙丘之间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空地,全是龟裂的坚硬如石的黏土,植物大致只有两种,一种是红柳,一种枝条呈紫红色的灌木;另一种叫白刺,也是灌木,但枝干是白色的。最让人惊喜的是白刺上会结一种黄豆大小的果实,非常甜美多汁,俗称“酸溜溜”,是非常好吃的野果。最不可思议的是,每棵白刺上的酸溜溜味道不同,有的偏酸些,有的偏甜些,所以每次吃酸溜溜都是一种冒险,有意外惊喜,不像你吃香蕉苹果之前早就知道它们会是什么味道。在北方那缺水也缺水果的地方,这种野果简直就像天赐美味,可惜数量有限,只能偶尔吃到。沙漠中还有一种水果,那就是沙枣了。沙枣树就像北方的枣树,只是树叶仿佛在绿色中掺了一些沙的颜色,成了带白色斑点的浅绿,沙枣比起大枣也多了一种沙沙的味道,个头不大,像酸枣。总之,口感不清爽,让人缺少吃它的欲望。后来看到一位右派写的夹边沟纪事,其中有一篇写到沙枣,大致情节是他那时饿得要死,有次出工碰到了一棵沙枣树,他为了摘沙枣偷偷离队,冒着被严厉处罚的危险饱餐一顿,把沙枣当成了救命的宝贝,天下少有的美味。在我知道了沙枣有多么难吃之后,对当年右派那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惨状就有了更切近的了解。

说起吃,那可真是乏善可陈。饿倒是没有饿着,我们因为是准军事编制,粮食定量是很高的,每月45斤粮食,女生觉得多一点儿,男生觉得还差点儿,所以,男生常常找我们女生要吃不了的馒头。因为干的是重体力劳动,所以就连女生也能每顿饭吃两三个馒头。米饭是没有的,因为北方不种稻子。蔬菜也很单调,有一个女生排专门种菜,她们种出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什么熟了就吃什么,有了萝卜吃萝卜,结了茄子吃茄子,没有太多的种类可以调换,所以有时能连着一个月吃一种菜。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甜菜,像萝卜一样的圆球形,看上去很好吃,可惜这东西并不适合直接食用,而是用于榨糖的。也有肉,但是不多,多数是猪牛羊肉,偶尔也有骆驼肉、狗肉。有次过节,男生吃猪肉,女生吃骆驼肉,我们很纳闷,不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后来听说是因为骆驼肉太“热”,男生是阳性的,本来就属热,再吃热的怕上火;而女生是阴性的,体质属冷,吃点热性的食物就不会太上火。这些中医道理听上去永远似是而非,用某位科普达人的话来说:所有拿不出实验室证据的说法都不科学。

有一次,连里出了食物中毒事故。忘了是过个什么节,改善伙食吃炸油条,可能是因为用的油不对,是胡麻油,吃了之后许多人开始呕吐,神志恍惚。据说有的人已经口授遗言,准备告别人世了。我那次反应不是太厉害,可能跟吃的多少和体质有关,很多人用牙刷把儿捅嗓子眼,让自己把吃下去的油条吐出来,逃过了一劫。最终,经过抢救,症状缓解,一个人也没死。那些留遗言的被人们传为笑柄,被大伙儿嘲笑了很长时间。

那时,医疗条件是很差的。虽然按照部队编制,每个连有一位军医,现役军人。叫军医,可也就是个军队卫生员的水平。有一次,我咳嗽,发高烧,军医给我开了病假,打青链霉素,折腾了很长时间才让我复工。当我问他我得的是什么病时,他却始终缄口不言,不知道是因为以他的水平无法确诊,还是因为怕吓着我,反正这位大夫任我怎么问,就是铁嘴钢牙,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口风——病给你治好了就行了,其他就别多问了。所以那次我得的到底是普通肺炎还是肺结核之类的病,我始终也不知道,只是在几十年后的年度体检中,总是会有肺部陈旧钙化点的报告。公理公道讲,我去的兵团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去的小山村的医疗水平还是要好很多,很多知青就因为痢疾一类的常见病死去了,再也没有能够从乡下回来。

物质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的苦闷才是致命的。在那个地方,我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为反派人物批判,并且因为父母的问题和这些事入不了共青团。我早在师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时候就写过入团申请书,当时被老师当作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表现,把我的申请书(上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话语,当然提到了刘胡兰——她十五岁就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已经十三岁了,等等)当作范文给班上的同学传看。我那时在全班四十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委员),我从小一直是拔尖人物,现在居然在周围人都入了团的时候屡试不中,这种遭遇对于人年幼时的理想主义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为在这个遭受痛苦折磨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这同我过去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的丑恶大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丑恶,伴有种种难以想象的丑恶细节,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时的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如前所述,我们连总共有一二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边景色的荒凉,也有生活方式的压抑。跟他们比,我的状况算不错的),每次写家信,都有对自己的长篇批判。记忆中信里有过这样的字句:“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多年之后(我早已离开兵团之后)才听说,当年我的每次来信都会在妈妈的同事中引起一阵骚动。妈妈会告诉他们:女儿来信了。可见当时家里人已经担忧焦虑到何种程度。他们一定是怕我熬不过去,得精神病。

所以,当我三年后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再见到过去的家园,就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记得我回到北京后,与中学时的旧友相聚。聊了一阵,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还没写完小组总结呢!”我马上开始发愣,觉得听到的好像是上辈子的事,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辈子中的一个人,一个记忆。它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有一种重回娘胎的感觉。那时的我,感觉上已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年人,虽然当时我才刚满二十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已经离我远去,我受不了它,无论见到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天真烂漫,都会使我感到不知所措,甚至会引起一种轻微的反感。直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还会反复做一个噩梦,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团,可见这段经历对我是多么不堪回首。

我记得在我刚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都喜欢阿·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有赎罪情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准备受这样痛苦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经过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悲壮,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尴尬。虽然我们当时根本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连知识青年的称号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点儿学历来说都相当勉强,但是,我们的这段生活经历并非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痛苦的现实生活的煎熬使我们在二十岁时就成熟起来,而现在的孩子们在这个岁数还在大学过着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习生活呢。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从我们的肌肤血肉上得到的经验啊!从此以后,我们偏爱从自己血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信任何人。

这是我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课,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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