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喜欢用笔名，司空见惯。笔名随意性大，可随便更换，也可以随用随弃，完全是作家个人的自由和兴趣，别人无权干涉。说笔名“多”，是指用笔名的人多，还是一个人的笔名多？应当说两个意思都有。作家发表作品署用笔名的相当普遍。有的人频繁变换笔名，发表的作品多，笔名就特别多。

何为作家？《辞海》称：“古指文学上有卓越成就的人。”现在指什么，没有说。如果说现代作家指作家协会的会员，那么，难道全国各级作家协会的会员都是作家？作家协会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如果说加入作家协会组织的才算作家，那么退出作家协会组织(虽然很少，但有这种现象)的就不是作家了？未加入作家协会组织，但其作品数量、质量超过某些作协会员是完全有可能的，难道他们不算作家？如果这样，那么作家不就成了只看形式而不看作品的摆设？不就本末倒置了吗？

再就是，“作者”和“作家”的界限如何划分？《辞海》称“作者”为“通过自己的直接创作活动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自然人”。

看来“作者”和“作家”没有严格的界限和十分科学的定义。当然在人们心目中也有约定俗成的看法，一般认为发表过文学艺术作品，并且有一定影响的作者可以称作“作家”，而有作品发表，就称“作者”。“作家”当然也是“作者”。

既然没有严格的区分标准，我们就不必去抠字眼。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发表过作品的都称“作家”吧！发表过文学艺术作品的称为作家，那么发表过其他社会科学以及科技文章的作者，从广义上来说，也可以作为作家看待。

如果要问，有多少作家用过笔名？这很不好说。只能从印象上说，相当多的作家都用过笔名。如果进一步问：有哪些作家用的笔名多？谁用的笔名最多？谁都说不准。这是为什么呢？一般说来有以下五点原因：

其一，有的作家，尤其是用的笔名多的作家，笔名也是陆续发现的，很难一下子说清楚。譬如，鲁迅是学术界用力最勤、考证最详的一位作家，至今已考证一百七八十个笔名，但谁也不敢说一个都不少了，只能说基本上都挖掘出来了。这也是逐渐搞清楚的。鲁迅逝世时，1936年北京《实报》半月刊登出的鲁迅笔名是84个；1980年出版的高信《鲁迅笔名探索》收的鲁迅笔名是127个；2006年出版的李允经《鲁迅笔名索解》收的鲁迅笔名有170多个；现在大体离200个不远了。

其二，统计方法不一，结果不一样。有的作者署名“记者”“编者”“编纂者”“××××(按：单位名称)同人”“译者”等，以及借署别人的名字，有的人不计算在内，有的却包括在内，这样统计的结果就出入很大。

其三，有的笔名连使用者本人都说不清楚，别人就更难搞清楚了。有的笔名只是偶尔一用，过后再没有用过，时间长了，连本人也记不大清楚。如夏衍就说过：“有人问我：‘你用过多少笔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好在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敝帚自珍’的习性，那些‘即兴杂文’，也都是在乱哄哄的编辑室或者会客室里写的，有的甚至在从九龙到香港的渡轮上写的，一个笔名可以几个人合用，更谈不上版权和稿费的问题。”(《懒寻旧梦录》)。这反映的倒是实际情况，在老一代作家中，尤其在动乱年代很有代表性。《中国作家自述》的《夏衍》一文介绍，夏衍“曾用笔名有三百多个”，但《夏衍全集》中的《夏衍笔名录》也只收笔名211个。

其四，有人虽说用的笔名很多，但自己记不清，别人也没有一一考证出来，所以笔名是一个大约数。比如有人就说：“赵树理，杰出的新闻战士，太行太岳根据地名望最大的新闻工作者。他十二年间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先后办过《黄河日报》……报刊，在北方局党校政策研究室和华北新华书店担任过编辑，他用过的笔名有200个之多，发表的诗歌、快板、评论、杂文约上百万字。”(张利等《太行太岳根据地新闻报刊之内蕴格调繁盛及原因》，见《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这200多个笔名现在只掌握一部分。

其五，有些笔名一时还不好确定。如，有的笔名疑是某人的，但又不能肯定；还有的名字被印错，而事后又没有更正，这个印错的名字实际成了作家的又一个笔名。

鲁迅用的笔名比较多，这大家比较熟悉，就不多谈。下面仅就我有限的接触，顺便举出笔名较多的几人：

李叔同(1880—1942)，戏剧家、文学家、书画家、艺术教育家。本名李文涛，号弘一，人称弘一法师。笔名有一月、大慈、智胜、静观、晨晖老人等一百多个。

苏曼殊(1884—1918)，南社诗人。发表诗作、小说、译著多种。本名苏玄瑛，笔名有玄殊、非非、苏子由、燕子山僧等五十多个。

郭沫若(1892—1978)，用过的笔名有杜顽庶、羊易之、郭鼎堂、石沱、麦克昂、谷人等五十多个。

周作人(1885—1967)用过的笔名有王遐寿、萍云女士、岂、苦雨、知堂、周启明、知翁、周遐寿等一百五十多个。

巴人(1901—1972)用过的笔名有王任叔、马前卒、赵冷、行者、八戒等一百五十多个。

夏衍(1900—1995)用过的笔名有司马牛、端先、丁叔之、黄子布、姜添、秦炳蓍等三百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