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自然会注意到作者的署名。每当看到一个新名字，读者常常会发出“这到底是谁”的疑问。不知底细的，只能乱猜一通。想当然的猜测，猜对了很不容易，猜错了倒很普遍。有的似是而非，有的张冠李戴，有的对面相逢不相识，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唐弢刚开始学习写杂文时，也投稿到鲁迅经常投稿的《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文章刊出后，还有点像鲁迅的杂文，有人就误以为鲁迅又用了“唐弢”一名写杂文。后来与唐弢见面，鲁迅还调侃地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挨骂。”解放后唐弢在《人民日报》发表“书话”文章，署名“晦庵”，引起人们注意。人们纷纷猜测“晦庵”是谁，就连王伯祥、赵家璧也跟着猜。有人猜是阿英，但到底是谁，大家却说不准。某一天，侯金镜偶然遇到《人民日报》的李希凡，就打听“晦庵”是谁，李希凡说是唐弢，大家才恍然大悟。

类似事情时有发生。徐懋庸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时，林语堂以为鲁迅用了新的笔名“徐懋庸”，在一次《自由谈》编辑宴请作者的聚餐会上就向鲁迅询问，正好徐懋庸也在场，鲁迅哈哈大笑指着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看到一个新名字，要弄清到底是谁，有时还颇费周折。1936年5月30日出版的《救亡情报》上发表一篇署名“芬君”的《鲁迅先生访问记》，文后注：“本文抄就后，经鲁迅先生亲自校阅付印。”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在这次谈话中，鲁迅对“一二·九”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对民族统一战线应该采取怎样一种正确的方针表达了十分精辟的见解，对当时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因而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快，《新东方》杂志、香港《生活日报》及《夜莺》月刊，还有登太编的《鲁迅访问记》(1939年6月文化励进社出版)等书刊都全文转载，或摘要刊登。总之，这是一篇大家都很关注的文章。作者“芬君”到底是谁？为什么香港《生活日报》转载时署名又成了“静芬”？大家都希望搞清楚。有人认为是冬芬——董秋芳，也有认为是邓洁的。严家炎在1980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鲁迅对〈救亡情报〉记者谈话考释》一文，对上述两人都作了否定，也言之有理。他提出，据推断和分析，“芬君”可能是“徐芬和杨芬君”，但又不能肯定，“有待进一步查考”。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1980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陆诒发表了《为〈救亡情报〉写〈鲁迅先生访问记〉的经过》，才说清了原委。《鲁迅先生访问记》是陆诒写的。陆诒用“静芬”的笔名在1936年5月6日创刊的《救亡情报》上发表了《何香凝先生访问》。在1936年5月30日第4期《救亡情报》上发表《鲁迅先生访问记》时原拟仍署“静芬”，但编辑希望另换一个名字，就在稿末签署了“芬君”这一笔名。而在香港编辑《生活日报》的恽逸群与陆诒是老熟人。陆诒也是《生活日报》的驻沪记者，经常用“静芬”一名写通讯，恽逸群看到《鲁迅先生访问记》时判断是陆诒的笔法，转载时就将署名又换成在《生活日报》常用的名字“静芬”。

《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发表《阿英忆左联》(吴泰昌记)，文中提到阿英还用“寒生”的笔名发表过几篇文艺随笔。阳翰笙看到后著文说：“‘寒生’是我30年代初期常用的笔名之一。将我的笔名误作阿英同志的笔名，会引起混乱，应予更正。”(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看来就连吴泰昌这样阿英身边的人也没有搞清楚阿英的这个笔名，我们局外人当然更不清楚了，多亏阳翰笙本人出来说明。由夫子自道，说清楚笔名的来龙去脉是再好不过了。不过这样的机会也不多，有时作者本人也记不清楚，或是已经去世，有些就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另外还有人在文章中说舒芜以方管的笔名“写的《王维散论》值得一读”。这正好将他的名字搞反了。舒芜原名“方管”，舒芜才是他的笔名。固然，这仍是一个人，但既然要说，还是说准确为好。否则，以讹传讹，读者也就糊涂了。

最近有人看到《书籍广告》的小册子署名“辛雨”，怀疑可能是范用的笔名。因为范用出《叶雨书衣》(封面设计自选集)时用过“叶雨”的名字，为“业余”二字的谐音。这只是一种猜想，其实“辛雨”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钱伯城的一个笔名(详见《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月1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