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川进京

1956年春，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文工团。当时将成都、自贡两个工会系统文工团的部分团员调至我团合并，整编后调往北京。我随我团整编后的队伍，从重庆出发，乘坐轮船北上。一路上，我们饱览了三峡奇特秀丽的风光，兴奋不已，在汉口又换乘火车向着离家乡更远的北方——祖国的首都北京前行。

我们先到了天津，住在交通旅馆，4月才进入北京城，先后辗转在宣武区椿树上三条、前门石头胡同、德外小关住宿，后来落脚在西单二龙路。

18岁时，离川前留影。1955年，重庆文化宫。

那时，北京的春天风沙弥漫，身穿薄呢短裙的我，外出时，满身都是沙土，还不时流鼻血。水土气候的不适应，常常让我思念起家乡绿葱葱的竹林、红澄澄的橘子树和处处飘散的桂花香……甚至，我还觉得自己是从最大的地方来的，因为桂花乡是遂宁最大的镇，遂宁是四川最大的县，而四川又是全国最大的省——这套逻辑，让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家乡最大最好，为此还常与同龄人争个高低。

来北京的第一个夏天。1956年，北京。

到了北京，首先感受到的是，首都这个文化中心浓浓的艺术氛围扑面而来，这里正在举办全国音乐周和各种汇演，艺术舞台很是繁荣。我一下子观摩了不少音乐会，真是大开眼界。各文艺团体的演出中，手风琴是主奏乐器之一，演奏水平都很高，也非常受观众喜爱。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中央歌舞团演出的女声小合唱节目，唱的是一组前苏联歌曲《小路》、《田野静悄悄》等，手风琴伴奏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谷建芬，她用一架手风琴奏出了辽阔的大草原深沉悠扬的俄罗斯风情，与歌唱者融为一体，那歌声也变得格外动听，我非常羡慕这位女琴手。还有一场是四川省歌舞团赴京演出的一个合唱组曲，从头至尾用一架手风琴伴奏，编配得很是丰富，伴奏者也是一名年轻的女手风琴手，叫喻彬，后来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她个头不算高，可手风琴在她手里却得心应手，拉得那么流畅而熟练，引来观众热烈的掌声。我很是感动，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也能拉成这样啊？由于她们都是女性，给我触动自然更大，感到自己的能力还有很大差距，急迫地想要学习，希望可以尽快得到提高。

一、我想上大学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手风琴教材还很少，身边也没有老师，我时常焦虑而困惑地看着有限的外文版乐谱，怎么练下去，怎么才能驾驭好这个沉甸甸的庞然大物呢？我常常憧憬，要是有机会去音乐学院上学该有多好啊，在那里可以得到专业、系统的训练，掌握熟练的技巧，学到必要的乐理知识……

那时正是1956年9月，文工团的全体人员都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学习。9月21日，我有幸被歌舞团团长、作曲家茅地送到当时唯一设有手风琴专业的沈阳音乐学院进修。同去的还有我团同行于峰，均师从著名手风琴教授张子敏。学校里的本科学生是李敏，在这里，先后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专业手风琴手去找张老师学习。光北京地区的就有空军的任士荣、杨光灿、傅思明，中国歌剧院的白崇先等等。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交流，相处得十分融洽而快乐。

我要求自己每天练琴6个小时，用2个小时拼命地抄写张老师处的谱子，晚上自修乐理、政治，中午还要读报，每天安排得满满的。

张老师认为我的乐感好，接受能力强，外界反映也不错，他鼓励我进他们学校转为本科，他一定会收我这个学生，我高兴极了。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啊，我那时才19岁，还算年轻，应该上学，自己目前拉琴的水平还不高，把水平提上去之后再回团里工作就更得心应手了。于是，我决心向文工团领导提出考学深造的申请。我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何况团里还有一个拉手风琴的同事呢。

张老师在给我上课时，安排先着重在音阶系列、触键方法，再加小型乐曲，为来年的考学打基础，并动员我在主科时间中抽出部分精力准备副科——乐理、视唱练耳等等。

前门像馆留影。1957年，北京。

那时我一边学，一边开始了向团里争取考学的漫长之路。正待学习深入之时，也是第一个报告寄出不久，团里来令，调我一人回京参加元旦、春节晚会的排练和演出。记得在众多曲目中，如女声小合唱“送我一支玫瑰花”等，我都精心编写了丰富的伴奏谱，流畅的演奏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说我进步很快。

由于手风琴是一件色彩和节奏变化丰富的和声乐器。它除能自己独奏、合奏之外，还具有要为歌唱或其他节目伴奏的功能。作为一个手风琴演奏员，我深知自己必须要有一定的和声、作曲等音乐基础理论知识，才能担负起编写伴奏等各种任务。

春节之后已是1957年的2月，我又急迫地回到沈阳。我太想上大学了，太渴望在这里集中时间多学习、多练琴，然后能熟练自如地演奏心爱的手风琴了！师兄李敏也热情支持鼓励我。

可是，我一连三次打报告，最终团里强调工作需要，总团回复“不必要、不同意”。当时已是5月左右，限我四天之内回京。离开沈阳时，张老师仍没放弃对我留校的坚持，希望我回去能再与领导商谈一下，他说：“如果失掉这次机会，将不会再有，因为还有人在等这个仅有的名额，学校也希望你能来，就看你这边的情况了。”

我明白，如果这次不能上学，我将永远失去进学校的希望了。我带着老师和学校都在等我尽快回复的急切心情回京，找到上级领导面谈，但最终还是没能获得批准。

我流着眼泪给张老师和李敏写了回信。在那个年代，一切都由领导安排，对与错都要服从，个人没有想去上学就可以去上的权利和自由，自己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至此，我永远失去了这次难得的上大学的机会，未能实现上大学的夙愿，这也是我终生挥之不去的憾事。

二、下乡当农民

已是1958年的春天，歌舞团将我与乐队另两个同志编入全总机关下放劳动锻炼的队伍中。3月28日，我被下放到通县次渠乡的农村，这或许是与我屡次申请上大学有关吧。因为那时，“事业心强”是与“个人主义”强画等号的。我豁出去了，既然上音乐学院变成了上“劳动大学”，当不了学生就好好当农民吧，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于是，我背着我的手风琴下了乡。

这一年，全国上下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农村大干苦干的氛围更是浓厚。我们下放干部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我们睡土炕，吃白薯和棒子面窝窝头，和农民一样劳动，还兼做扫盲、积肥等工作。

那时实行军事化管理，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天不亮就起来出早工，晚上就算开会开到午夜，第二天也要凌晨四点起床继续苦干、突击春耕，到了抢收时节，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播种麦子。而“打夜子”（夜战）更是常有的事，只要一声令下，哪怕是在漆黑的半夜也要爬起来干活。有一次，凌晨三点，我们靠着油灯的一丝光亮，拿铁铲不停地深翻麦地。雨越下越大，每个人的全身都湿透了，泥土和雨水黏在一起，实在翻不动了，这才让大家趟着大水走回驻地。

面对这种非常规、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原本就体弱多病的我，失眠症又加重了。天天吃粗粮，肠胃闹病总拉肚子。我的应对解决方法就是不吃饭或者每天只吃一顿饭，但体力消耗大，容易心慌、全身发软，干起活来力不从心，非常吃力。有一次，我已经腹泻了好几天，头昏心慌，全身软绵绵的，几乎就快晕倒在地了。我定了定神儿坐起来，不停地跟自己强调“政治影响”、“力争上游”、“别人不叫苦，我也不能退缩”、“咬紧牙关、不下火线”……终于把这一天坚持了下来。劳动结束时，我问自己：“今天可以坚持下来，明天还能吗？”

但我既然已经下乡来了，就没有退路，只能咬牙坚持。

我学会了不少农活。夏天，我穿着短袖短裤蹲在地里除草、松土、间苗，爬行着往前走，在烈日的暴晒下汗如雨下却顾不上擦。长长的田垄望不到边，我坚持不歇气，终于抢在同伴们前面完成任务。

农活中，我最拿手得意的是挑水。这活儿还真有点儿技术含量，首先看你怎么能从深井中把水打上来。我掌握了一套“技术技巧”，找根粗细软硬合适的绳子吊起水桶放入井里，熟练准确地用巧劲儿左右摇摆几下，将水桶灌满，再双手交替快速将一桶水提上来，稳当地把一担水挑走。

天旱了，我们得和农民一起拼命把苗保住。在保苗战斗中，我可以半天不停地挑水来回跑。有一次正碰上我来“例假”，仍然跟大家一起去“麦庄”坚持挑了整整一天。说起“挑水”这活儿，我还真是下了功夫。开始阶段，肩上总是被压得又红又肿，扁担一挨就刺痛，可我不能怕疼，咬牙继续练下去，后来就磨出了一块硬邦邦的茧子。变硬了就没有知觉了，以后就不怕“挑水”的活儿了，还去帮有困难的大娘家挑水。这绝对可以算做我在农村锻炼中学到的强项。

在北京通州次渠村当农民（第2排右二）。1958年8月。

那一年，我们整天与泥巴打交道，在地里摸爬滚打，过着和农民一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还往往是“日未出而作，日已落未息”。实在累极了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特别盼望老天能下一场大雨（小雨不停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歇上半天了。

在这一年里，我也生过大病，住过通州的医院，心里还想：如果我的身体好些的话，争取上游是不成问题的。我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说我劳动好，有争上游的干劲儿，顶的上一个妇女劳力。

那时，手已经变硬了，手掌、手指都经常疼痛。一想起心爱的手风琴，很怕会落个改行的下场。可下放领导说：“要做党驯服的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听从党的安排。现在在农村主要是‘红’，牺牲别的是为了能在‘红’的方面多得到收获……”我的手风琴啊，现在顾不上你了！

但是，不管农活多苦多累，只要一有机会，我还是会摸摸琴，也还是有些爱好者来欣赏我的琴声。有一次，老乡要求我拉琴。我也觉得这是联系群众的好方法，就背起琴在地里拉了几个小曲，还用我已经有些嘶哑的嗓子唱了歌。虽然业余，但是能让大家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增添些快乐，将自己的一点才能贡献出来，感觉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情。只可惜我的手已经不太听使唤了，大部分曲子已经忘了，能为大家拉的曲子不多，并为此而感到愧疚。

10月9日半夜里，我和本村大队人马一起出发，去外村“西集”、“垛子”支援种麦。我除了参加劳动以外，还有拉琴唱歌的任务。社员吃午饭的时候，我就开始唱起《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歌曲，又拉起《红头绳》、《黑龙江的波涛》、《多瑙河之波》等等。虽然拉得断断续续，但大家还是毫无保留地给我最热烈的掌声。

几天之后的凌晨两点钟，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回村了。在摇摇晃晃的大车上，穿着一条落满补丁的大棉裤的我，紧紧抱着这个万万不能摔坏了的革命武器——手风琴，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来：吃饭时，有什么好吃的，同志们都给我留着，为的是怕我闹肚子；房东大嫂每天给我的暖壶上水，为我烤白薯；食堂老乡还专门去找面粉给我做病号饭……处处都是人人为我的情谊，可我又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还有，夜行军、在微弱的灯光下“打夜子”、在寒冷的夜风中给大伙拉琴、半夜在火堆旁烤火、和小胡小赵倾心畅谈……在日复一日平凡而又艰苦的劳作中，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的人们，无论后来我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我曾经和这样一些劳动者同甘共苦过……

在这里我经历了春夏秋冬，全身上下晒得黑黑的，自己并没有觉得不好看，相反，还觉得很有劳动人民的气质。有一次进城看病顺便回团一趟，大家见我全身黝黑，短裤短袖，脚踩一双平底布鞋，走路还吧嗒吧嗒的，都投来异样的目光。而她们个个白白胖胖，穿着高跟鞋，姿态悠闲娇柔，让人心中不由得生出农村与城市的反差真是天上地下的感慨！我反倒对她们那慢悠悠、暮气沉沉的精神状态看不惯了，觉得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做停留就匆匆回乡下去了。

在下乡的这一年里，我吃了大苦，战胜了那么多困难，经受了不少磨难，我应该把这些都转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而农村生活的朴素美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知道了乡下的老百姓是什么样，他们祖祖辈辈艰辛度日，他们真诚，又特别能忍耐、能吃苦，使我真正懂得了能喝上清水，吃上白面馒头有多么不易。我养成了至今仍然不挑食、不浪费饭菜、从骨子里珍惜粮食和食物的习惯，一直过着简单的低碳生活。

我自幼家境贫寒，少年的独立加上这一年下放劳动的历练，都为我后来人生路上顶住更大的压力、迎接更大的挑战打下了基础。

三、成才之路

下放劳动结束了，11月24日，我随全总下放队伍回到北京，歌舞团另外两位同志调离文工团，我被通知留团并学件新乐器——扬琴。而我自己也要尽快突击恢复手风琴演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