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公社

三年级第一学期开学后（1958年8月），学校根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决定把学校小课堂搬到农村大课堂，参加四季青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劳动中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学校安排哲学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中共党史系的学生到北京郊区四季青乡，准备实行“三结合”，即边劳动、边学习、边参加运动，其实这很难实行。在我们8个月的“三结合”中，集中有过两次课堂（露天）讲授，但整天劳动后坐下来听课，一些同学和我都听不太进去，连打盹，提不起精神。我和很多同学都感觉到劳动虽累，但吃得多，睡得香，一些同学在学校的神经衰弱、失眠等症状一扫而光。但是，锄草要蹲着干，工具是一把小铁铲，蹲的时间长了腿非常累，有人就爬着向前锄草。在劳动中，思想上无任何负担，比学校学习轻松得多，所以很多同学不想学习，宁可劳动。从身体上说，劳力比劳心费力；从思想上说，劳心比劳力费心。这就是说，学习比劳动更艰苦，劳心比劳力更费神。学习劳心，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思想负担大，冥思苦想，几天想不通，想不出来，易神经衰弱和失眠；农业劳动比较简单，一学就会，动作机械，只要照着做就行。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四季青公社在东冉村召开了成立大会，各村敲锣打鼓，高举红旗，大呼口号，宣布成立。当时，人们把人民公社说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于是各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称之为“一大二公”，村里各家就不准做饭了，实行集体出工劳动、集体吃饭。我们青年人饭吃得多，真有点放开肚皮吃饭的意思。吃到1959年春节以后，村里粮食库存就紧张起来了。有人把这个吃饭不要钱说成过共产主义的生活。在1958年掀起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高潮中，《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大登某某地方亩产粮食超1万斤、2万斤等的报道，说这是“放卫星”，于是四季青公社也要大家鼓足干劲，连续作战，争取“放卫星”。我们班所在的西山站分给我们一块“卫星田”，我们便挑灯夜战，深挖麦田。有人说挖得越深越增产，于是要我们挖一丈五尺深，我们挖到2尺深后便是生土，到一丈五尺深完全是生土。当时，我就怀疑这是否能增产。我在泰顺干过农活，没有这样翻田的。不过我对北方不了解，也不好发表意见，但生土是没有肥力的，把生土变成熟土不是两三年的工夫能做到的。有的村就去打狗，说把狗埋在下面就会增产，我们也琢磨着去打狗，但各村狗已被打光了。在当时要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下，组织（代表党）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组织叫我们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这便叫“驯服工具”，叫相信党、听党的话。个人不需要有思想，也不需要有意志，换句话说，不需要有自己的脑袋，这样才不会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种理解显然不对，但又不能不这样理解。在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是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三大”时代，很多人脑袋都大了，似乎丧失了理智和社会良知，在情绪化的大刺激下，昏头昏脑，浑浑噩噩。

由于我在劳动中写了一些打油诗，编了一些快板之类的东西，并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共青团海淀区西山站总支委员会便表扬我在“宣传工作中成绩显著，以资鼓励”，特发奖状，时于1958年12月。所谓奖状就是一纸而已，并无物质奖励。

三年级第二学期（1959年2月—7月），哲学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中共党史系等从四季青人民公社回到学校。这三系不是回到城内原海运仓校舍，而是回到西郊人大校舍。我们党史六班住在西郊人大校舍南四楼，一个房间住8个人，双人铺的床4张，每人一个两屉桌，8张桌拼在一起放在房间的中间，为每人学习用。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中开始反右派到第三学年第二学期，已有三个多学期没有正规上课了，所以学校便抓紧安排上课，想把要学而未学的课程补回来。虽然同学们劳动回来转入学习不太适应，但要求学习的热情很高，同学们心里都明白，劳动干扰学习的时间太多了。如果上大学是劳动，又何必上大学，在哪里都可以劳动，但大家嘴上都不敢说。反右派斗争、“向党交心”后，大家都学乖了。我作为学习班长尽量把同学们的学习要求反映给系里或上课的教员。当时，人民大学规定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员才能给本科生上课，助教只能做教学辅助、辅导工作，如组织课堂讨论和个别辅导等。哲学、经济学、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国革命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中国农村问题、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革命史专题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专题研究等课，都是由教授、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员讲的。教授们教得认真，同学们学得用功，助教们每星期辅导两次，有不懂、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问他们，辅导老师可以与我们无拘束地讨论问题，直至把问题搞明白。

我本来对历史感兴趣，学了哲学、经济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大理论课后，我对哲学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它合乎我好思考问题、好追根问底、好问个为什么的思维方式。我对毕业后到高等学校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信心不高（当时人大的人才培养方向就是高等学校的理论人才和政府高级工作人员），对自己不是中共党员和出身不好很自卑。若不是党员，有些党内的历史资料是看不到的；我们学习中共党史课时，登记买党史参考资料，就分党内党外，不是党员，有的资料就不能买，就看不到，看不到资料，以后讲党史课就会受知识的局限。这样，我的学习兴趣便逐渐转到哲学和中国通史上来，只要不上课，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两方面的书看，我把1949年以后出版的有关这两方面的书阅读了一遍，觉得都是按苏联教科书模式讲的，用中国的历史来说明西方或苏联教科书中的原理，就像古代中国人为“四书五经”做注疏那样，不敢越雷池一步，以中国史实为注脚，说明苏联教科书中原理的普遍性。我掌握这个思维模式和思路以后，看书就非常容易，看得很快，到后来就觉得没有书可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