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研初涉

我对此并不满足，我很想看1949年以前的书，想了解一下前人的看法。恰好这时学校、系里号召我们大搞科学研究，学生参加教改，参加科学研究和编写新教材。我和熊怀济等同学被分到中国工人运动史教研室，这个教研室的主任是彦奇同志，他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彦奇的名字是参加革命后改的，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没有领导架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们参加科研工作很欢迎。我虚心向教研室的老师学习，不时向他们请教不懂的问题，都能得到圆满的解答。同教研室的教师有王家勋等5～6人。我们学生可以与教员一起研究问题，研究指导思想，编写教材提纲，讨论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评价等。为了研究1949年以前的工人运动，我被允许到藏有古旧图书报刊（绝大部分是印刷版的图书，不是线装古籍书）的开架阅览室去看书。这个阅览室是为教师开放的，学生不准进。这个阅览室在西郊校舍烧暖气的房子后面的平房里，房子很大，书很多很乱，只有一个女图书管理员（据说是语言文学系吴文治先生的夫人），有时问她书在什么地方，她也说不出来，需要自己找。这倒很合我的心意，我可以在这书的海洋里自由地游荡，想看什么书就拿什么书看，她不管我，因为我来的次数多，有时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一些说不准看的、锁在柜子里的书，她也拿出来给我看。在这里，我大量地阅读新中国成立前的书，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梁启超和钱穆各自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夏君虞的《宋学概要》等，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做了笔记，并参照冯友兰、张岱年等教授在1957—1958年发表在《新建设》上的《中国哲学史提纲》的先秦和宋元明清部分做了比较。读后，我觉得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深邃幽奥，价值理想高远，都是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体认出来的，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崇高的道德理想。我曾把这个秘密读书的地方告诉我一位较好的同学，并带他看过一次，他劝我不要看这种书，看了思想受毒害。之后我就不敢告诉其他同学，更不敢带同学到这里来看书了。

这一学期在紧张的学术生命中度过，四年级第一学期开始（1959年9月），系里宣布把我们五年学制改为四年毕业，原定五年课程要在四年上完，因此，学习更紧张严肃，但生活是轻松活泼的。虽然学校规定不准谈恋爱，然而男女调干生年纪为25岁～30岁，是谈婚论嫁的年纪，所以暗地里女同学都挑了恋爱对象，有的女同学来校前有对象，这时，由于种种政治运动的原因，便弃旧换新。特别在男多女很少的情况下，女同学便首选党员干部（学生干部），其次才是党员，作为自己终身的寄托和依靠。我们这些团员，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团员，便自认不如，不去参与追求的竞争。所以，我们班没有一个女同学与团员谈恋爱的。我觉得这也很好，可以安心学习，不要整天在一起谈情说爱，妨碍学习。对于这种情况，系里领导和干部是睁只眼闭只眼，没有管得很严。

这一学期后半期，有的同学被抽去到农村参加“继续实现‘大跃进’，反对右倾思想”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我由于参加《中国工人运动史讲义》的编写工作，没有被抽去，继续在校搞科研，但正常的上课又被打破了。春节前，下乡的同学回校，据他们底下偷偷地同要好的同学说，有的村的公共食堂已解散了，没有粮食吃了，与1958年我们在四季青公社西山乡大办公共食堂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公社社员劳动消极，吃不饱又不能不上工，就坐在地头晒太阳，干部来了下田干一下。其实，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到来，只是我们在北京的大学里没有太感觉到而已。我们吃饭的粮食有定量，即我们每个月的粮食定量为36斤（包括粗细粮），食堂发给我们粗细粮搭配的36斤粮食的粮票，去食堂吃饭时交多少粮票，就打多少饭给你。一般馒头、窝窝头（即玉米面做的）为2两一个，平平的一碗米饭为2两米饭。由于一个班男女同学饭量有大有小，互相调剂，还没有觉得饿肚子。这一学期就算平安地度过了。

四年级第二学期（1960年2月—7月）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所谓右倾思想以后开始的，在继续“大跃进”，继续大刮“共产风”的情况下，全国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全国农民在饿肚子，可是还坚持“公共食堂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家住农村的同学在春节回家时看到了农民饿肚子的实际生活情况，公开场合不敢说，底下偷偷同信得过的同学说，但在会上都说莺歌燕舞，形势大好，谁都不敢说农民没有饭吃、生产积极性不高、公共食堂办不下去等问题，否则就被认为是右派甚至反革命。我因为要完成《中国工人运动史讲义》的写作，没有回家。虽然都在传播小道消息，但没有出现反右派斗争中所出现的打小报告、告黑状的情况，所以没有同学受到批判。由于下农村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同学都回到学校，所以就抓紧上课，争取在毕业前把专业课上完。愈临近毕业，同学们的思想顾虑、压力愈大。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一点“问题”的同学，顾虑被分到中学去教书；有了恋爱对象的男女同学怕分不到一个地方，过牛郎织女生活；一般同学怕分配到差的地方或差的高等院校去教书。我虽然学习成绩优秀，但当时分配主要依据政治标准，我既不是党员又出身不好，对自己没有过高的期望，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所以，我抱着听由组织分配的思想，组织叫我到哪里工作，我就到哪里工作。在当时，我不能想也没有想如何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学术生命。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人志向等问题，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被批判的。我想人作为生存个体，不能不被现实、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所包围，个体存在犹如肥皂泡一样脆弱，不知什么时候就破灭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始终伴随自己的只有自己的影子，假如出卖自己的影子，那就真的一无所有了，我必须不使自己的影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