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哲学

大概是由于老天爷的保佑和惠顾，我被提前分配到我梦寐以求的和我感兴趣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为此我心底里高兴了好几天。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有意义和最值得纪念的大事，是决定我一生学术生命的好事，是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喜事；这是我自己不能支配的，无能为力的，但我却获得了这个十分难得的、良好的学术起步机遇，我在中小学寒暑假上私塾所学的古书便有了运用的机会。这唤起了我实现学术生命的希望，总觉得消失的自我回来了。我积累的知识有了用场。人的命运在很多情况下是自己不能把握的，但有时又偏偏与人的期盼相符合，给人意外的惊喜，这可能是时运、气运。命运也并不时时与人作对，有时也能应天顺人。后来，我多少次掂量自己：如果分配我去教中共党史，我绝不会取得像研究中国哲学那样的成绩，因为我的兴奋点不在中共党史，而在中国哲学史。这次毕业分配，我觉得很幸运，很感谢组织对我的了解，实现了我的愿望。因此，我一生都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遇和机会，尽管以后有很多变故，如学校领导考虑到我与爱人两地分居的情况，调我去武汉一所学校，但因该学校没有中国哲学专业，要改变我的专业，我为了不放弃中国哲学而没有到武汉去。我也很感谢党支部的干部们，系里在分配时肯定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否则我不可能被分到哲学系。不过，第一次招收本科生的哲学系、中共党史系、共产主义运动史系（又称马列主义基础系）、政治经济学系四大理论系留的首届毕业生都在25～40人，可算够多的了。中共党史系留的都是党员。我们系分配到哲学系的共两人：潘维麟和我，潘是党员我是非党员。由于我们中国通史学得比较系统，所以我们两人都被分到哲学史教研室（中外哲学史教研室未分家），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共产主义运动史系分来的龚兴、裴德义从事外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到哲学系后，我和潘维麟同住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我看他的心情与我有别，看样子并不高兴。有一次我问他对分配工作有什么想法，他说他妻子在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工作，希望他回南京，问我他能不能向组织提出来。我们两个人仔细分析了情况，认为说明实际困难，提供组织考虑，如果可能，请组织把他分到南京工作应该是可以的。这样，潘维麟就提出了要求，因为当时中共党史系的毕业班正在分配工作中，所以他的要求很快就被批准了，8月份他被分配到南京江苏省委党校工作，之后就分来党史系的王俊义替代潘维麟。

四年大学学术生命经历了从号召向科学进军，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到以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产主义道路为主要矛盾的转变。这个转变使我的学术生命再次经受磨炼，引起我对为人处世的深刻体会。1956年入学时，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机缘聚合，大家兴高采烈，一是到了心中久已向往的北京，二是入名校读书，自觉很幸福。因此，同学们亲切友好，无话不谈，无话不说。有的说自己要当大历史学家，有的说自己要当大哲学家，有的说自己要当总理、主席等，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要当小小历史学家或小小哲学家的。同学们这些理想在反右派斗争、“向党交心”运动、“红专辩论”中受到了最强烈的批判，统统要作为“白旗”被连根拔掉。不仅要彻底拔除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而且要老老实实地、心甘情愿地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党把你拧到哪里，你就在哪里起螺丝钉的作用。从此以后，同学们都寡言少语、谨小慎微，既不敢谈理想，也不敢说知心话，彼此之间都具有戒心，只怕被别人抓住话柄，成为批判对象。原先那种亲切友好、无话不谈的情境不见了，我的思想也陷入了迷惘和困惑，虽觉得这种情况不正常，但也自觉无力改变。鉴于镇反学习的教训，我变得沉默寡言，不过自己有读历史书和哲学书的爱好，所以思想并不苦闷和烦恼。

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认为我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前者为帝、封、官僚资本残余和右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后者为工人和农民。这样，只要是知识分子，即使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阶级所属也为剥削阶级，即依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于是，作为大学生的知识分子之间便无超阶级的友爱，而只有阶级的友爱、友谊和同情心，同学们之间是一种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因此，个别同学为了表现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彻底决裂，就不顾友情，偷看别人的日记，把别人在日记中所记的事和想、闻和知，他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通通揭发出来，名其曰帮助同学改造思想，实是置人于死地。基于这种威慑力，一些长年记日记的同学便不记了，我虽不是每天都记，但自己有所思、有所想时往往会记下来，但从此也不记了，免得为自己招来不必要的大麻烦。谨言慎行，是当时同学们普遍的处世方法。我当时虽没有过多地考虑这种为人处世之道的是与非，但我觉得自己绝不做这种缺德的事，葬送别的同学的政治生命。不损人、不害人、不做亏心事，这是我为人处世遵守的底线，也是我在镇反运动中坚持的原则。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全国大刮浮夸风、虚假风、“共产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发了疯似的，不是“请钢铁元帅升帐”，土法炼钢，家家户户把煮饭的铁锅砸了去炼钢，就是农业大放“卫星”，亩产小麦几万斤等。我从1950年到1956年在农村工作，土改时计算过每亩田的产量，粮食统购统销我又计算过每亩田的产量，以确定每户应统购统销的粮食数量。尽管这些计算不尽正确，但只有计算多了的，而没有计算少了的，绝对没有亩产万斤或几万斤的，当时我听了觉得是一个天文数字，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但在当时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我只有怀疑，觉得浮夸得太离谱、太无边了。后来，听说1959年八届八中庐山会议，对讲了实话、真话的彭德怀元帅大肆批判，并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我就更不敢提出怀疑了。

在知识分子是依附在资产阶级皮上的毛、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环境中，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做“驯服工具”的氛围中，人们在理论上不敢独立思考，在学习中、教学中只能照本宣科。只求生命的生存，而不求有什么学术的创造；只求学好、工作好，而不求有什么成就，因为创造和成就都可能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人的学术生命受到严重摧残、扼杀和封堵，一些有学术成就的学者只能“照着讲”，一些本来有创见的学者只能“跟着讲”，他们就连“接着讲”都不敢，只怕越过雷池一步而遭飞来横祸。自己遭殃就算了，还会株连子女，不得翻身。所以，学术创新，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就成为畏途，一些学者的学术生命和生命学术就这样被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