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为道义献身的护国军神

西洋人常常讥笑中国没有为主义而抗争的人，而护国战争终于让他们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在。蔡公死后，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新派还是旧派，年老还是年幼，大家都一齐哀痛、悼惜，这就是蔡公的精诚感人之处。

1929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这样评价蔡锷：“松坡是近世很少见的一个完人，他既有德又有才，既通武又能文。他更着重实行，与世界上一般专门好说大话的人不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对智、仁、勇三个字下的注解。西洋人常常讥笑中国没有为主义而抗争的人，而护国战争终于让他们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在。蔡公死后，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新派还是旧派，年老还是年幼，大家都一齐哀痛、悼惜，这就是蔡公的精诚感人之处。”

蔡锷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很少慷慨激昂地倡言革命，不会轻易表露心迹，他更看重的是实际效果。在广西任职时，他的沉稳曾遭头角峥嵘的同盟会员误解，他们发动驱蔡风潮，硬是把在广西新军苦心经营五年的蔡锷赶走了。受了这样的委屈，年轻的蔡锷也未有丝毫改变。离开广西后，蔡锷到云南担任新军协统。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员、见习排长黄毓英来找蔡锷大谈革命，希望他表态。蔡锷告诫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不久，在重九之夜，蔡锷以总指挥的身份带领革命官兵举行起义，一夜之间占领省城昆明，宣告云南独立。

这样一个人，在日日叫卖革命、咀嚼革命的年代里，一度被历史遗忘。在革命者的谱系中，那些暗杀封建朝臣和反动军阀未遂的刺客们都要远远排在他前面。可是，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终究是实干家。

民国成立后，蔡锷主政云南。为改变云南财政拮据的局面，蔡锷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整顿经济，开办银行，调整税率，设立审计厅，裁撤冗员，遣散军队，倡办教育，大兴实业。他还两次带头减薪，把自己的月薪从600元减到60元，只相当于一个营长，这在全国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蔡锷在都督任上只干了短短一年半时间，却使云南财政大为改观，不但不再像清朝那样需要中央拨款支援，反而还支援中央数十万元。要知道，这样的经济奇迹还是在组织滇军援川、援黔、援藏，负担了可观的军费开支的情况下取得的。蔡锷的能力由此让全国上下刮目相看。1913年，蔡锷奉调入京，离开昆明前，士绅民众欲建生祠感念其恩德，蔡锷劝止，把立祠的钱款全部赈济灾民。

1915年，袁世凯行将称帝，蔡锷义无反顾地抛下老母幼子和有孕在身的夫人，踏上反抗帝制的险途。他说不能让中国人再卑躬屈膝，他发誓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

袁世凯恢复帝制后，蔡锷在云南起义，亲率护国军第一军出征四川。蔡锷统领的第一军总数不过7000人，而军费只领得1万，子弹平均每人300发——严格来说，根本无法作战。再看看蔡锷的对手：袁世凯派出的征滇军总司令是心腹爱将、陆军第三师师长、虎威将军曹锟，后来成为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曹锟麾下进抵四川直接与蔡锷对垒的是皖系军阀巨头、陆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还有吴佩孚、冯玉祥等人。这些已成名和未成名的大将们都在战场上和蔡锷厮杀过，他们的总兵力是4.5万人。0.7万对抗4.5万，这就是护国军的战斗形势，而且，北洋军队的装备还是冠绝全国的。对蔡锷和他的部队来说，一场苦战、恶战在所难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蔡锷毕竟是一代军事家，越是艰苦的战争越能表现出他高超的军事素养。他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和灵活机动的战法，多次取得以少战多的胜利。护国军的战线不断推进，不仅极大鼓舞了护国军的士气，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尊敬和同情，而且打击了袁军初进川时的嚣张气焰，使北洋阵营内部进一步分裂。老袁愤极，他质问曹锟、张敬尧：“战报称滇黔军队加起来还不满万人，以所发子弹计，用一千粒子弹打一个敌兵都能消灭干净了，怎么会越打越多？”

气急败坏的袁世凯命令湖南地方官查抄蔡锷家产，得到的报告是“查蔡锷本籍，无一椽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现尚寄食乡人家，实无财产之可查封”。身为经界局督办、管理着全国土地的蔡锷却不曾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谋得哪怕一处地产。这是袁世凯无法想象也理解不了的。

两军鏖战数月，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护国军的伤亡比北洋军少得多。号称北洋常胜军的第七师第六旅被杀得长官中只剩一个营长，张敬尧后来在停战议和时说，再打下去，我这个师长都当不成了。

然而，累月的苦战也彻底拖垮了蔡将军的带病之躯。他研究部署作战计划，给各方发电痛陈利害争取支持，“平均每日睡觉睡不到三个钟头，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险中能够令全体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同死，他经过几回以少击众之后，敌人便不敢和他争锋，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饿死他。到后来，他的军队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哪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地死在哪里”。可以说，蔡将军是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感染和支撑着这支义军，燃烧自己的生命为全体同胞争人格。

1916年3月，迫于西南方面的军事压力和国内外一致声讨，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两个月后，忧惧交煎的袁世凯死在新华宫。袁贼既去，中央任命蔡锷为四川省长兼督军，领益武将军衔。这个职务显然是过渡性质的，目的是让蔡锷凭自己的号召力收拾西南残局。

护国讨袁，各方均有贡献，特别是滇、黔、桂三省，如何协调三方，又如何安抚战地四川，使得西南四省彼此相安，除蔡锷外似无第二人选。因为蔡锷在他的根据地云南已威名素著，护国战争爆发后，贵州和广西先后景从，而战争中蔡锷对四川军民又悉心保护，在川大得民心，他的民望甚高，足以服众。更重要的是，蔡锷没有乘机扩军张势的野心，所以在分配利益时会公平处置。

但蔡锷本人却无心问政，本已患病的身体被连续半年的艰苦征战彻底拖散了架，他请求辞职就医。中央不许，蔡锷只好强打精神进驻成都履职。

早在前线停战、护国阵营和北洋阵营为袁世凯的去留展开政治博弈时，蔡锷就在写给如夫人潘蕙英的信里说：“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引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为疗病计，以适国外为佳。”又在发给云南都督唐继尧、贵州都督刘显世和护国军右翼总司令戴戡的电报中写道：“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唯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对这段话每字加圈，又批注云：“松公所以功成身退，原因全在此。在起义前都已与同仁痛言之。惜此等语绝非号称伟人志士者所愿闻也。”蔡锷已下定决心，他的功成身退就是要给那些“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要兑现自己事前许下的“功成不在朝，失败不亡命”的诺言。

但蔡锷并非就此弃国家于不顾。在进驻成都前一天，他对刘显世说出了心里话：“弟之思退，一以偿夙愿，一以病躯难胜繁剧，亟须趁时疗治，俾免哑废。……弟常谓治蜀非十年以上不能收效。……殊盛业也，而弟意甚漠然。北军朴勇耐劳为全国冠，惜少国家思想与军人智能，得贤将领以董率改造之，确可植国军之基础。弟甚欲置身彼中，为此后改良之导线，然刻病未能也。”蔡锷说，和治蜀相比，他更愿意训练和改造北方军队，使之成为未来国家军队的基础，可惜沉疴缠身，实在是有心无力。

经过多次请求，中央终于批准蔡锷暂时挂冠休养。段祺瑞力邀蔡锷北上，并表示愿以国务总理一席相让。但蔡锷去意已决，坚持赴日就医。

蔡锷率军抵达成都时，他嗓音沙哑已不能成声。勉力视事几天，整编川军后，蔡锷便辞职准备赴日就医。他本拟由蒋方震出任总参议兼代督军，但蒋更愿以总参议身份陪蔡锷东渡。川中军民也极力挽留，甚至有人烧着香拦在路上不让蔡锷走。

1916年8月9日，在四川督军兼省长任上仅视事十天的蔡锷扶病离蓉。上万成都民众聚集到望江楼送别，祷祝将军早日痊愈，再回来治蜀，做诸葛武侯第二。面对川人的殷殷期待，蔡锷也写下了情真意切的《告别蜀中父老文》，并传诵一时，其中最后写道：

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

三个月后，蔡将军仙逝于日本福冈。弥留之际对好友蒋方震说：我早晚要和你分手了，没能死在对外作战的沙场上是我的遗憾，我死后一定要薄葬。并授遗训以告国人：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护国军抵成都后留影，前排居中执帽者即为蔡锷。

蒋方震在给总统黎元洪的电报中写道：“一年以来，恶衣菲食以伤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向使蔡公早自知为肺疾，而身不与军旅，自可厚摄其生，以终其天年。乃以亢健之身心，值国家之多难，处僻远则觅医无从，自在军旅则调摄无方，无非为今日致死之因。是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而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于边徼为遗恨，其情可哀，其志尤可念也。伏念我大总统闻颦思将，崇报懋功，而立功各省亦将追念前劳，敷陈遗绩，则饰终盛典，自足为国史之光。”

国会议决，为蔡锷举行国葬仪式，蔡公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蔡公长逝后，国内政界、军界、商界、学界，各地名士以至普通市民，纷纷敬献挽联，痛悼再造共和的国家英雄蔡松坡。其中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挽联写道：“军人模范，国民模范；自由精神，共和精神。”上联是对蔡公品行的褒赞，下联是对蔡公节操的概括。民间更把蔡将军奉为“再造共和第一人”和“护国军神”。

蔡公的精神无论对上位者还是下位者，都是一笔财富。对下位者来说，坚持理想、坚持信念、坚持原则，保持独立意志，不趋炎附势，学习这些做人的基本准则，即使不出大名、赚大钱，也足以令人敬重和感动，不愧为人亦不枉此生。对上位者而言，蔡公之淡泊名利、夙夜为公，足以镜鉴。而更可贵的是，蔡公不做既得利益者，为了信仰，不惜舍名弃利，捐生赴死，用生命完成了一种永恒。

蔡公戮力而为的不只是推翻帝制、保住共和，更是给国人一种勇气——我们可以也应该用生命去捍卫我们的信仰、理想和尊严。拥有这种勇气的民族是勇敢而高贵的，拥有这种勇气的国家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