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对蔡锷来说也未尝不是这样。天赋异禀、勤奋坚毅固然是他的本质，但若没有那些熟悉的面孔所展现的慷慨与悲壮，或许也铸就不了他“流血救民”的“锷”魂。

天赋异禀，初承师恩

大凡英雄伟人都会有一些童年逸事，以佐证他们天赋异秉、自幼不凡，蔡锷也不例外。

1897年，法国人开始制造口径75毫米的大炮；世界上第一艘现代意义上的潜艇在美国问世；踩着中国的肩膀强势崛起为亚洲第一强国并且做着“脱亚入欧”美梦的日本，正在军事、外交战场的节节胜利中欢庆明治维新30周年；而屡屡吞下战败、割地、赔款苦果的大清帝国，却在隳败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英国通过《西江通商条约》进一步侵蚀滇、桂两省，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也就是这一年，15岁的蔡锷只身徒步150公里奔赴省城长沙求学。当时谁都不会想到，这个身不高、体不壮的乡村少年，14年后会成为名动一时的革命元勋和云南都督，19年后更成为扛起护国大旗、拯救共和的国家英雄。

大凡英雄伟人都会有一些童年逸事，以佐证他们天赋异秉、自幼不凡，蔡锷也不例外。

蔡家兄弟三人，蔡锷居长，父母自然对他期望甚殷。蔡父正陵原是个裁缝，蔡锷5岁时举家迁居武冈州黄板桥(今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在武冈，正陵当过店员，开过私塾，做过小买卖。蔡母王氏则以磨豆腐和做针线活为生。

位于洞口县山门镇的蔡锷公馆。

蔡锷6岁由父亲发蒙，开始识字读书。不久，进入刘辉阁家的私塾，跟着一位叫张介寿的先生学习，10岁就把四书五经全部读完，还能写出像样的文章。儿子的记忆力和领悟力令父亲惊异。但一个普通的农家毕竟清苦，没钱买书也买不到书。蔡锷就向亲友打听，听说谁家有书，哪怕在几十里外他也要走去借阅。人家不外借，他就把书抄下来，或者做笔记写心得。

蔡锷的刻苦没有白费。1892年，10岁的蔡锷应县试，被同乡名士樊锥看中。当得知这个伢崽聪明好学而家里又供不起，樊锥就主动向蔡父提出：“我愿帮你教他，一切费用完全由我负担。你子即我子，我一定好好教育，期成大器。”樊锥是个维新派，他教学生要摒弃八股(光绪下诏改“八股取士”之制是在6年以后)，多读史籍，强调经世致用。在他的教育下，蔡锷学业大进，13岁赴院试，一举考中了秀才。

相传正陵携子上宝庆府赶考，在府城里经过一家店铺，蔡锷对着一面画着福禄寿三星的镜屏伫立观看，久久不去。老板听说这小孩是来赶考的，不觉一惊，想考考他，就说：“小相公，这镜屏你喜欢吗？我出个对子，倘能对上，便把镜屏送你。”老板出的上联是“福禄寿三星拱照”，蔡锷对了个“公侯伯一品当朝”，老板连声称赞，把镜屏送给了蔡锷。进考场时，蔡锷因为个子小骑在父亲肩上，主考的学政江标看到便说“子将父作马”，蔡锷马上对道“父望子成龙”。考完试蔡锷在院中赏花，顺手摘了一枝，不想又被江标发现，学政大人指着他笑道：“小学生暗藏春色。”蔡锷躬身谢曰：“大主考明察秋毫。”

这些故事无法确证，权当民间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蔡锷幼年早慧，在同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13岁就中了秀才，按说这样的功名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已是莫大的荣耀，然而蔡锷显然不满足于此，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受老师樊锥的影响，国家、民族、危亡、前途……这些现代观念和时代责任，激荡和撞击着少年的心。

蔡锷生长的宝庆地处湘西，这里山高木秀，土厚水深，又毗邻苗、瑶、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民风淳朴剽劲，自有一种敢想敢为的气质在。清朝中后期，从宝庆走出了好几位时代精英。较早的是地理学家魏源，一部《海国图志》提醒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又涌现出刘长佑、刘坤一等湘军骁将。他们表现出宝庆人胸怀天下的宏大气魄、倔犟不屈的刚烈秉性和勇于任事的使命意识。先辈的精神基因也被樊锥和蔡锷传承下来。

樊锥比蔡锷大10岁，曾就读于长沙著名的城南书院，用现在的标准看，属于出身名牌学府的知识精英。这位先生也确有精英气质，他学问大，不媚俗，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心中的真理敢于和所有人唱对台戏。他思想激进，崇尚西学，不仅主张言论自由、妇女放足，更力倡民权、平等和立宪，要求将“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这些“疯狂”的想法使他成了守旧派眼中离经叛道的“乱民”，他们说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把他逐出了长沙，并布告全省。用他的同窗苏舆的话说，即便活剐了他都死有余辜！樊锥不只是“乱民”，还是个“怪物”。某年他的一个学生赴乡试，考试前忽得妻子亡故的噩耗，甚是悲痛，樊锥闻讯却放声大笑说：“他从此可以专心读书啦！”

言归前叙。1897年秋，蔡锷随樊锥到长沙参加秋闱，不第，随后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时务学堂第一班。

关于蔡锷投考时务学堂的事，史家多有误传。比如谢本书先生《蔡锷传》中记载：“(1898年4月)年仅16岁的蔡锷为督学徐仁铸所推荐，由宝庆徒步数百里到长沙，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名列第三，成为时务学堂第一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人。”时务学堂筹办于1897年初，是年9月，趁省内各地学子赶赴秋试之机，倡导新学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发布了《时务学堂招考示》，一时间应试者达4000人之多。时务学堂共招考三次，第一次在1897年9月24日，从4000多应试者中录取40人，11月29日开学。所以，蔡锷如果是时务学堂第一期学员，肯定是1897年入学的，而1898年4月是第二期学生入学的时间。

曾业英先生在增订版《蔡锷集》的前言中写道：“1897年9月，经湖南新任学政徐仁铸推荐，(蔡锷)以优异成绩考入官绅合作培养新政人才的长沙时务学堂第一班。”曾先生虽纠正了蔡锷入学时间的错误，却沿袭了另一个错误。据《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记载，徐仁铸是1897年8月28日被朝廷任命为湖南学政的，但他12月才到任，而此时蔡锷已经入学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被迫停办，师生们逃的逃，散的散。蔡锷和同乡好友石陶钧没有被风浪吓退而跑回老家去，这对少年已经把求学立业、闯荡天下当做不变的志向。于是他们跟随老师樊锥去了武汉，想进两湖书院继续学习，却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是“维新余孽”。樊锥随即拜谒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念及乡情，暂时收留了他们。樊锥陈词激烈，劝刘坤一排满兴汉，割据一方，刘不敢久留这枚定时炸弹，建议樊锥等人留洋考察，并函介北京袁世凯。樊锥遂北上，蔡锷则又漂泊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

此时袁世凯比较接近维新人士，对樊锥客气得很。于是樊锥又劝袁效仿骆宾王檄讨武则天，暗指讨伐慈禧太后，还赠诗勉励袁世凯学习祖先袁绍兴汉割据。袁世凯何等机敏谨慎，马上赠给樊锥一笔巨款，送他出国，如送瘟神。樊锥把这笔钱分赠给几位学生，一人一千，这就是后来梁启超提到的袁世凯出资助蔡锷留洋的事。

此后数年，樊锥留学东瀛、办报沪上、起义长沙，可谓风风火火。1904年，在东京成城学校高等军政科就读的樊锥在操练骑术时坠马受伤。当时正在士官学校学习的蔡锷每到周日必往医院陪护，端水送药，帮老师缮写书信文稿。1907年，樊锥应时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蔡锷的邀请到广西陆军小学堂任教，冬季因病返湘，第二年春殁于宝庆。樊锥死时仅36岁，既无子女又无地产，真正是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

在很多人眼里，樊锥是个危险分子。但对蔡锷来说，樊锥对自己恩重如山，亦师亦父。如果没有樊锥的提携关照，没有樊锥分文不取地悉心培养，蔡锷恐怕也不能从聪颖伶俐的孩童成长为志向远大的少年。而对他影响更加深刻和深远的，是老师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和拯民济世的责任感。无论哪个时代，拥有这两种特质的，都必定是大写的人。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同在广西时，樊锥主张武装革命，而几乎掌握了广西新军所有军权的蔡锷则力持稳健，对樊锥的建议未予采纳，他没有因感念师恩而迁就老师。面对这个镜子般能照出自己的学生，樊锥应该很欣慰吧。

尊敬归尊敬，小节处尽可言听计从，但临大事时绝对就事论事，不为私人关系所左右。这种公私分明的耿直，若干年后蔡锷的另一位老师梁启超也领教了一回。不过，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