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

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扭转中国的败局，仅凭一腔热血难以奏功。从这时起他更名为“锷”，取刀剑锋刃之意，矢志从戎习武，用更强有力的手段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从此，中国少了一位文士，多了一名军人——一名兼具狂士、烈士、死士精神的职业军人。

应该说，身为湖南人，是蔡锷的一桩幸事。

1894年甲午海战，大清国败给日本。次年春，正在京城会试的18省举人闻听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自此将高悬太阳旗，迅即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组织下联署《上今上皇帝书》，要求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各级官员对这场由知识分子主导的革新运动并不热心。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极少数同情变法的地方大员，在他的荫庇下，湖南的维新人士得以放手大干，收获出累累果实，时务学堂便是其中之一。

时务学堂建在今天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西路三贵街口，由湖南维新派领袖谭嗣同发起创办。学堂总理(校长)为湖南凤凰人、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这位学堂总理16年后还一度出任过内阁总理，还请来维新派核心骨干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湖南维新名士唐才常和康有为的弟子韩文举、欧榘甲等人任分教习，这套班子可谓阵容强大。

时务学堂部分教员合影(右二为唐才常)。

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座新式学堂，授课内容除了旧学堂必修的经史子集，还包括外国历史、西方政治和法律以及数学和自然科学，算是维新派推行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了。在这里，幸运的蔡锷得以系统地吸收新知识，接受新思维，开拓了眼界和胸怀。而他的资才也被更高阶层的维新人士发现和重视，就是在这里，蔡锷结识了他一生的师友梁启超。不过，在时务学堂就读不足一年间，给蔡锷情感冲击最大的，当属谭嗣同。

谭嗣同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南巡抚、湖广总督。这位“高干子弟”自幼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不仅写得一手漂亮文章，还拜“大刀王五”王正谊为师，长于剑术，有侠义之心。饱学、有才、习武、出身名门，这些便是谭嗣同热心政治、藐视权威、锐意求变且舍生忘死的坚实基础。

19世纪末，大清帝国已被东西列强打得一败涂地。当此时，谭嗣同说，若此国终不能治，则不如加速其乱，以求能治者。在大乱中求大治，此种言论，虽一般改良人士亦不敢言。谭嗣同虽未在时务学堂任职，但以他这种大开大合、大鸣大放的豪迈性情，在学生们中间是不会缺少感召力的。1898年8月，谭嗣同奉旨入京议政，得到了觐见皇上、面陈变法大计的机会。可以想见，时务学堂的师生们必是额首称庆、欢欣鼓舞。岂料此去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仅仅一个月的光景，光绪被囚，百日维新走到了尽头，刚被御赐四品章京衔的谭嗣同只能以死相抗，希冀用自己的鲜血冲击万马齐喑的麻木与死寂。

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中记载，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后，光绪身边的维新派岌岌可危，谭嗣同劝梁启超去日本避难，而他自己却在家里“以待捕者”。谭嗣同说：“没有出走者，无以图将来，没有牺牲者，无以报圣主。”于是两人“一抱而别”——这四个字何等悲壮！谭嗣同被捕前一天，日本志士前来营救，先生坚拒：“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据说围观者数以万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谭嗣同被五花大绑，但神色从容。谭嗣同把刑场当成人生最后的舞台，面对万名京城观众，他的谢幕语是16个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完全有时间走脱，但他主动引颈就戮。其实，在奉命进京临行时，他就给妻子留下话：“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他还对学生说：“我不病，谁当病者！”在中国，变法是不容易的，他早已做好失败的准备，即使失败，也要留得壮名在，所以，他把流血牺牲看成是变法维新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蔡锷和同学们惊闻谭老师问斩的消息，有如五雷轰顶。紧接着时务学堂也被封，师生们不得不各奔东西，星散四方。谭嗣同的死未必能使守旧派转念、蒙昧者觉醒，却让刚刚走出山乡的蔡锷第一次对政治斗争的严酷有了切肤之感。同时也使他明白，欲成大事者必先立下必死之志，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才有勇气和胆识融入奔腾汹涌的历史洪流，才能像谭先生那样在大难时奋起，在壮烈中涅槃。

经过一年的凄风苦雨、辗转颠沛，1899年夏，暂栖上海的蔡锷终于接到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的召唤，于是在唐才常的帮助下，用袁世凯发的“遣散费”东渡扶桑。

变法夭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并不甘心失败，他们酝酿展开一场勤王运动——所谓“勤王”，便是肃清后党，即慈禧太后及其党羽，归政光绪。为此，保皇会成员全体出动，筹集资金，发展力量。梁启超在檀香山奔走联络，半年内光是信就写了几百封。唐才常则往返于中日之间，负责主持长江一带活动。他先在上海秘密成立正气会(旋即改名自立会)，又派人到汉口设立机关，组织自立军，策划武力勤王。

自立会为了壮大力量，和长江中下游的一些秘密会党打成一片，他们设山堂、发票证，康有为、唐才常当上了副龙头，梁启超也成了总堂大爷。这些名号与康、梁等人的身份极不相符，但在官方路径打不通的情况下，为了联合更多的民间力量救皇上、救中国，也只好先“匪”起来。据说会员人数很快就突破了10万。

1900年夏，慈禧太后宣布向11国宣战随即又逃之夭夭。自立会认为这是可乘之机，于是在上海召开“中国议会”，宣布不承认政府。唐才常带着一批学生来到汉口，他们计划在这里起事，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湖南独立，继而北伐幽燕。但对张之洞来说，此举显然太出格也太冒险，侦知此事后他马上布下罗网，决定先发制人。

此时蔡锷也在国内。

据唐才常之弟唐才质回忆，到日本后，蔡锷已有学习陆军的打算。但看到同学们都跟随老师唐才常回国活动，特别是他们抵沪后还来信说“吾辈这次归国，勤王讨贼，志在为六君子和南学会死难先烈复仇，倘有不测，尚希尔辈继承吾等之志以雪恨……”蔡锷看后“心不自安”，于是也悄悄返国来到汉口。

蔡锷的老师之一、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的唐才常(1867—1900)。

但唐才常对这位学生并不欢迎，也许是看他年纪尚小难当重任，也许是惜他才气过人不应轻蹈水火，总之是打发蔡锷去联络前军统领黄忠浩共同起事。其时驻军汉阳的黄忠浩并未响应起义，他把蔡锷强留在自己家里，不放他再去汉口。

唐才常原定8月22日起事，之前一天，一个化装成剃头匠的密探在泉陆巷发现有几个人形迹可疑，立即报告，抓获了四个自立会成员，方知党人将有大举动。于是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迅速包围了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和码头等处，捕获唐才常等20余人，押到营务处审讯。唐才常的供词说：“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其余被捕者皆呼速杀。当夜二更押至大朝街紫阳湖畔斩首，一同殉难者共11人。

因黄忠浩的保护，蔡锷躲过了一场血雨腥风，得以越过师友的尸身继续前行。

当一次次慷慨的生离变成悲壮的永诀，当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化作冥间的凝视，不满18岁的蔡锷没有被打击摧垮。多思善辩的他变得更沉静，更坚定。

他更清醒地认识到，要扭转中国的败局，仅凭一腔热血难以奏功。这个教训是老师和同学们用高贵的头颅换来的，何其沉重！何其宝贵！

从这时起他更名为“锷”，取刀剑锋刃之意，矢志从戎习武，用更强有力的手段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

从此，中国少了一位文士，多了一名军人——一名兼具狂士、烈士、死士精神的职业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