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受骗”？

从1911年袁世凯重新出山开始，梁启超多次给他写信，大谈统御之道。此举可谓里外不是人，袁世凯并未因此亲近梁启超，待之以诚；而时人和后人又多诟之以“甘当袁世凯策士”，语含藐视。然梁无错，错只在袁，若后者真能按前者提示的那样去做，中华民国或可多一个英明的领袖，少一个叛国的独夫，那实在是民族之幸，国家之福。

革命就是打破原有秩序，暂时的变乱是避免不了的。从武昌首义、南方各省群起响应到清帝颁诏退位的四个月，就是中国政坛重新洗牌的变乱期。这时候梁启超乘船到了大连，准备进京辅政，他此行的目的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最终促成君主立宪。但短短几天里，“形势刻刻改变，在东时之理想及沿途所策划，大半不能行”【梁启超致女儿思顺信中语，见《梁启超年谱长编》】 。梁启超本想联络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但有人告诉他，蓝欲拥梁在奉天独立，此举甚拂梁意，于是梁启超迅即返日。

这时蔡锷是何态度呢？云南独立后，蔡锷马上派军援川，促其独立。又组织4000人的部队，由唐继尧率领出师北伐。蔡锷还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醒他不要被袁世凯愚弄，敦促其“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而当南北议和结束，公推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时，蔡锷亦表赞成，立刻服膺北洋政府。这些表现让人很难判断他究属孙阵营还是袁阵营，但这也正是蔡锷的一贯作风——只认事，不对人，不作任何个人和团体的附庸。因为他是军人，军人和军队只能为国家而战。之前坚持北伐，为的是尽快结束南北对峙，恢复统一；而在统一之后，要做的当然就是维护和服从。

梁、蔡师徒同具高度的国家认同感，都强调“统一”、“集权”，反对中国实行联邦制。但他们身份有异，关注点也必然不同。作为政界人士的梁启超十分在意政体，因为它关系到政治结构、权力分配、行政运作、舆论民心等诸多方面，也直接影响个人的政治定位和政治空间。而作为军界人士的蔡锷则更关心国家的统一、国土的完整、国权的保障和社会的稳定，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后，这些是最重要的，政体次之，首脑又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从此进入北洋时代。半年后，经过包括蔡锷在内的朋党积极策划、推动和安排，梁启超在朝野上下一片欢迎声中高调返国，又一次踏上中断了13年的政治旅程。

袁世凯当选大总统的明信片。

此时活动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是三股力量：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北洋派掌握着行政主导权，又具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故有恃无恐，虽然口头上遵从约法，但在他们眼里，革命派和改良派不过是饰物和工具而已。而在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政治蓝图中，民主政治的常态就是政党执政，由军人集团接掌政权只是非常时期的过渡，待局面稳定之后必然取而代之，因此他们都为后北洋时代的权力分配积极行动起来，忙于建党、组党，说白了就是划分政治疆域。但这三股力量又不是泾渭分明的，穿梭其间的许多政治人物思想复杂、背景复杂，他们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压、排挤、笼络、感化、威逼、诱骗……五花八门的手段都能派上用场。

1913年2月，中华民国首届国会选举结果公布，以革命派之同盟会为主体组成的国民党获得了多数席位。5月，志在一搏的改良派人士整合力量，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以期在国会中形成对国民党的有力制衡，避免一党独大(当时有不少人希望效仿美国的两党制)。进步党以副总统黎元洪为理事长，9名理事中梁启超位列第一。谁都知道，黎元洪只是挂名，实际党魁就是梁启超。

进步党还设有23位名誉理事，蔡锷也名列其中。此前，于1912年4月成立的统一共和党还曾推举蔡锷担任总干事。但蔡锷对参与党事并不热心，或者说保持着高度谨慎，因为这有悖于他一贯坚持的“军人不党”原则。早在袁总统刚就任时，蔡锷就准备给他和孙中山致电，表示“集会结社自由，为文明国通例，惟军人入会，各国多有限制。……至如政治集会，似不宜以统兵大员为之，诚恐因政见不同，遂至以武力盾其后，反足以劫持公论，而破坏和平”【《蔡松坡集》第502—50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但未发出。两个月后，蔡锷又致电袁世凯和各省都督，详细陈说了军人入党的流弊：“一、加入政党后势必分心，不能专注于整军经武、巩固国防；二、若在党争中使用武力，必将导致国家混乱、政治倒退；三、如果部队中官兵分属不同党派，必然影响指挥、破坏团结。”

这是蔡锷的倡议，也是他的声明，此后不久他就退出了统一共和党(此党后并入国民党)。关于进步党一事，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前以置身军籍，故于统一共和党合并时宣告脱党。今承吾师指命为名誉理事，义又不得即辞，惟有勉从诸公之后，为默示之承认而已。”【《蔡锷集》第933页】这个头衔有名而无实，梁启超也知道蔡锷不会用手中的军权为进步党谋利，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眷顾，也是学生对老师的襄赞，有一种默契在。不过，即使只是个“名誉”，蔡锷也很快把它辞去了。

十个史家里有九个半会说蔡锷同情进步党，这没错。但蔡锷的“同情”仅限于语言和文字，而没有使用更有力的手段。这就是蔡锷的政治操守，“不滥用权力”是他始终坚持的原则。但有些史家却指责他的行为支持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的确，袁世凯后来是反动了，而且被武力推翻了，而且推翻他的正是蔡锷，但这不意味着从他刚就任大总统起就必须积蓄武力推翻他。当时，无论革命派抑或立宪派，都全心致力于政党政治，准备在遵从约法和法律的前提下采取和平手段影响舆论、争取民心，最终在国会及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其实是最文明、最理性的选择。后来护国运动颠覆了袁世凯，北伐战争扫荡了北洋军阀，这无疑都是进步的，但不能因此就蔑视民初政治人物们的民主实践。历史发展总有一个过程，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程也注定是艰难和曲折的。所谓尊重历史，就是以更宽宏的态度尊重先人们做出的选择。

30岁出头的梁启超在与革命派激辩时，已经表现出史家特有的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和敬畏。他说革命必致大乱，而收拾乱局者必是强人，所以革命的直接结果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民主只能通过这种专制的过渡方能慢慢养成，与其在变乱中求专制，不如在稳定中求专制。对病入膏肓的中国，到底是下西医猛药好还是用中医调理好，这一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抛开谁对谁错不论，显而易见的是，梁启超比一般的革命派更“老于世故”。十年后的梁启超当然更老成，他不迷信武力，但也不忽视军事实力和军界人士在这个过渡时期的重要性。蔡锷是他学生中唯一的“有名军人”，当然也是他政治伙伴中独特而关键的一员。

1913年8月，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辞去了滇督一职，奉调进京。关于此事，梁启超的记述是：“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

虽说是蔡锷主动要求来京，但亦深合梁意，如若蔡锷跻身中枢掌握实权，不仅个人得以实现抱负，对梁氏施展拳脚也将大有裨益。梁启超为此积极活动，据说袁世凯表示，可以让蔡松坡来中央组阁，也可以调去湖南。6月中旬梁启超即致电蔡锷，言道：“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曾业英：《蔡锷集》第933页】这年10月，蔡锷抵达北京，袁世凯没有给他总理一职，但优礼有加。蔡锷和梁启超在京畿度过了他们相携共处的最后两年。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立即对德宣战，以便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蔡锷和梁启超数度觐见袁世凯，主张对德宣战，收回被德国强租的胶州湾，避免日军入侵。但袁世凯力持中立，只是劝告交战国限制战区，勿及远东。这哪里挡得住强盗的利爪？日军强行登陆山东半岛，向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的德军发起进攻。袁世凯则株守中立，一让再让。忍无可忍的梁启超在参政院会议上向总统提出政治质问案，经由参政蔡锷等人附议，要求袁世凯就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上长驱直入“究竟有无凭据”、政府有没有责任保护人民等问题做出答复。参政院全票通过了该案，并向日本和英国政府提出抗议。

眼见袁世凯软弱可欺，日方得寸进尺，进一步向袁氏递交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大肆索取在华利益。在获悉“二十一条”的内容后，梁启超显露了“言论界骄子”的风范，他在京城报章上连发数文，痛快淋漓地揭露了日本人的阴谋和无耻嘴脸。

日本人说出兵山东是帮助中国“保全”领土，反指中国没有诚意。梁启超说，连五尺小童都知道，德国正在欧洲打得不可开交，日本果欲帮助中国，为什么不在赶走德军后立即撤兵，这不是侵略又是什么？对梁启超的反击，日本报纸骂他“忘恩负义”。梁启超说：当年日本政府保护我，不是因为我是一名爱国者吗？难道日本人希望我用“引外人以扰乱祖国”来报恩吗？接着，又有日本大报登载“特大新闻”称“德国散二十余万打拉贿买中国各报”，“北京报馆二十余家，尽为德使所教唆”。梁启超愤极，将之视为对中国人人格的侮辱。他说，20万元不算巨款，如果日本人认定中国舆论可以被金钱操纵，那就拿出数倍于20万的钞票试试吧。他警告日本，不要“以第二之朝鲜视我中国”，“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当“二十一条”内容公布后，梁启超表示，日本如欲“吞灭中国”，即使当局屈服，人民也不会屈服，中国人宁可同归于尽，也不会任人欺侮宰割！如此铮铮豪言，今天仍令人热血沸腾。

作为军事将领的蔡锷，抵京后不久即与蒋方震、张绍曾、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经常聚会研讨各种军事问题，制订军事计划，还请来外国军事专家做演讲，以期加强军事教育，提高中国的军事学术水平，为建设国防及未来与敌国交战提供理论准备。在日方逼迫日紧时，蔡锷曾在参政院慷慨陈词一个多小时，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他又迅速拟订了一份秘密的对日作战计划，面呈袁世凯，促其痛下必战之志。

但梁启超的激昂言论和蔡锷的具体策划对袁世凯来说都没用，他是铁了心要对日媾和的。于是，他只在幕僚面前半真半假地抹了一把眼泪，就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

很多史家众口一辞，都说梁启超和蔡锷曾经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拥袁，他们一条有力的证据就是梁氏《护国之役回顾谈》里的一段话，说他和蔡锷“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此话不足采信。

《护国之役回顾谈》是1922年梁启超在南京学界的一篇讲话，浅白、生动，因其语言逻辑是通俗的。而事实上，以梁、蔡二人的政治素养和政治经验，对袁世凯的背景、性格、心态、特点等等不可能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把握。他们并非投靠谁、依附谁；相反，他们是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主体的，谁更有利于实现这种主张就同谁合作。政治家从来都深谙合纵连横之道，为了更大的目标，暂且搁置分歧，同心协力，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近者，国共两党以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为重而三度握手便是最好的佐证。

梁启超和蔡锷都强调“强有力之政府”的重要性，只有政府有力，才能统一国家、稳定秩序、凝聚民心、伸张国权，使中国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彻底独立和解放，而这也是国家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前提条件。如果深陷在党派斗争的固定思维里，仅用“拥袁”二字理解梁、蔡的行为，未免过于狭隘了。从1911年袁世凯重新出山开始，梁启超多次给他写信，大谈统御之道。此举可谓里外不是人，袁世凯并未因此亲近梁启超，待之以诚；而时人和后人又多诟之以“甘当袁世凯策士”，语含藐视。然梁无错，错只在袁，若后者真能按前者提示的那样去做，中华民国或可多一个英明的领袖，少一个叛国的独夫，那实在是民族之幸，国家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