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双簧戏

梁启超和蔡锷“定策于恶网四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他们立誓豁出命去也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他们相约功成不在朝，兵败不亡命。一个33岁的将军，一个42岁的文士，他们决定把性命交给国家。

1915年的袁世凯在独裁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外无意保国，对内无力安民，致使国权沦丧、民气消沉，他已经不能担负梁启超和蔡锷期望他肩起的重任了。

这时的梁启超避居天津，离已经散发腐臭的袁党远远的。而蔡锷呢，表面上很平静，作为全国经界局督办，他组织人力编写完成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但在给友人曾广轼的信中他还是吐露了心声：“兄(蔡锷自称)之地位，以普通眼光看之，似达矣，究于国家何尝有丝毫之裨补？……主峰(指袁世凯)曾语兄：交涉完(指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斯时厂中司事(该信主要商谈在湖南开办企业之事)，能容兄一席否？”【曾业英：《蔡锷集》第1135—1136页】

一个誓以血诚报国的将军，被逼得打算回老家去办实业，着实无奈。但历史不会冷落他。一个人只要有英雄壮志，只要甘于燃烧自己，就注定会发光，会闪耀。

很快，袁世凯就下了一个大决心，但不是决心发奋图强、一雪国耻，而是决心去做孤家寡人。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应该恢复君主制。8月14日，“学术团体”筹安会在北京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挂牌成立，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幌子策划变更国体。帝制之鼓噪一时甚嚣尘上。

几天后，“舆论界权威”梁启超出手了，发表了他的著名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他讥讽古德诺的言论“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梁启超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摧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如此反复无常，我们凭什么“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

梁启超一语道破天机：袁世凯不过是借君主立宪之名，行君主专制之实，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人、任何法律能限制他的权力恶性膨胀，谁也不能天真地指望他在当皇帝后还能推行立宪民主。一句话：袁世凯已经失信于民。

虽然此时袁世凯口头上还拒绝称帝，但梁启超和蔡锷——不只他们，政界几乎所有人都看得出，此乃惺惺作态。在梁启超发表文章之前，他已与蔡锷在天津密议，师徒二人达成了共识：值此危难关头，在国内已无政治力量能够阻止袁氏称帝的情况下(“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事地盘完全被北洋军队占据，元气大伤)，必须把拯救民国的重任担在自己肩上。蔡锷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于是商定：梁启超在舆论界发难，要公开，意在用言论抵抗帝制；蔡锷在军界发动，要秘密，意在用武力挽救民国。两人的行动一明一暗，表面上分道扬镳。

就这样，梁启超和蔡锷“定策于恶网四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他们立誓豁出命去也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他们相约功成不在朝，兵败不亡命。一个33岁的将军，一个42岁的文士，他们决定把性命交给国家。

11月以后，蔡锷和梁启超先后以就医为名离开京津，一个万里间关奔赴西南，在这片国内唯一没有被北洋势力直接控制的地区举兵发难；一个落脚东南，试图说服北洋重臣冯国璋在江苏独立，策应西南义举。在此期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了帝位。

12月23日，云南方面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袁世凯未予理睬。25日，唐继尧、蔡锷等人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并号召天下共讨国贼。以捍卫共和为目的的护国战争就此爆发，而作为起义先声的这两则通电均出自梁启超手笔。

梁、蔡师徒铁肩担道义，携手赴国难，传为一段历史佳话。但他们在护国期间，意见并不完全统一。梁启超希望蔡锷回滇后重执都督大印，掌握地方大政，以为长远之计，云南的军官们也多持此议，他们对在反袁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唐继尧早已不满。而此时，蔡锷表现出他的真性情——正直、刚毅、勇敢、无私。他拒绝留守，坚持要带兵出征。他不愿被人戳脊梁说回云南是来抢都督之位的；而且，他也不放心让首鼠两端的唐继尧去打这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一仗。尽管蔡锷正患肺病，虚弱而疲惫，身体条件已不允许他投入艰苦的行军作战。战争中，蔡锷在写给夫人的家书中又表示，大功告成后，争权夺利者必蜂拥而出，自己决心引退，决不在朝。

蔡锷特别看重护国战争的性质和意义，要用实际行动维护它的正义性和纯洁性。袁世凯死后，西南战局进入善后阶段时，唐继尧忽然进兵川黔，欲扩大地盘，并派员来到前线知会蔡锷。蔡锷义正辞严地说：“论私，唐都督要锷头颅，锷亦必割掷与之。论公，锷不能让过五步！吾人以义始，而不以义终。锷方敝屣利禄洁身引退，以昭示天下；而观都督，当敌我血战之际，不肯加一兵一矢，今战事告一段落，乃麾兵前进。人将谓锷狐媚以取天下，谲诈以骗国人！唐都督知我个性，如不明令停止前进，即溅血以谢同袍！”【周庆余：《蔡松坡与云南起义的真相》，见《湖南文献》第九卷第三期】

蔡锷努力维护的不仅是自己的清誉，更是无数护国烈士的清誉。蔡锷要让时人和后人知道，护国军是在为共和流血牺牲，决不是为一己之私，国家需要的是这样的战士。

今天，仍有个别人指斥蔡锷为“挑动内战第一人”，若将军有闻，不知何感。也许只能对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也许什么都不必说，因为，大音希声，大爱无言。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蔡锷去意已决，加之沉疴缠身，到成都勉强视事一周即辞职准备就医。当时，国务总理段祺瑞迭电敦请到京治病，愿以总理一职相让，后又内定为参谋总长兼湖北督军，让蔡锷坐镇中原。但蔡锷一律拒绝，决然东渡日本，而这一去，也就永远告别了他挚爱的祖国。仅两个月后，将军即病逝福冈。

蔡锷灵柩回国后，北京、上海、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纷纷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痛悼这位再造共和的“护国军神”。梁启超出席上海追悼会，做了一次“泣不成声”的演讲。现在市场上很流行所谓“成功秘籍”，不知这些书里有没有提过这篇演讲。此文平易、真挚，又句句实在，现撷数语于下：

大家学习蔡公要学什么？“第一，要学学问，方能有受教育做伟事。第二，须心地好。因蔡公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致能丰功伟业。……蔡公常言，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窃愿国人念之。第三，蔡公行事坚强不挠，处己接物心如一，世人能步其后尘，不慕荣利，不贪虚名，凡百职事，能不论大小，保持责守，自能为社会所欢迎。第四，蔡公做事非常谨慎，人家做事十分中非有七、八分，五、六分希望者不肯去做。惟蔡则不然，他希望甚大。……凡百作事，全在精神谨细缜密，不致失败。故以最短时间而能成就恢复共和之大功。第五，他立志甚坚，无论公私各事，非达到目的不止。平居以孟子天降大任一节佩诵最深，故其处事勇往直前，不畏困难。”勤于学习，光明磊落，严谨认真，意志坚定，不计名利，勇于实干，这就是蔡锷成功的秘诀。

梁启超挽蔡锷有两联很有名，一联是“吾见子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天未丧斯文而忍丧此贤耶”；另一联是私祭时写的，“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永失爱徒是梁启超一生中最大的伤痛，而这又岂止是任公先生一人之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