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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苏轼的杭州时代——骚客与太守

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 作者:[日] 内山精也 著,朱刚 等 译


第二章 苏轼的杭州时代——骚客与太守

一、导言

杭州作为大运河的南方起点,其发展始于隋唐,自五代十国置为吴越国都,不只在经济方面,在文化上也作为中国东南部的一个中心点引人注目。柳永的《望海潮》就生动地描写了北宋中期的杭州:

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仰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前阕主要描写都市的繁华,后阕描写西湖游兴。据薛瑞生考证,《望海潮》作于皇祐五年(1053)

翻开柳永写作《望海潮》之后,再过三十年成书的《元丰九域志》,杭州的级别是“大都督府”,即杭州被赋予了州的最高等级。和六朝古都江宁(今江苏省南京)相比,虽然级别不及(江宁为“次府”,即级别仅次于“四京”[“京府”],在“州”的最高级别的“府”里,也处于第二位),但是拥有二十万户,这在当时已经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大都会了(江宁的户数为十六万)。众所周知,宋王室南渡后,选择杭州为首都,这并不单是军事性、政治性的理由,在北宋约一个半世纪里,这个都市从“东南之都会”进一步发展,已经具备了与“王朝都市”相应的种种基础。

杭州除了是中国东南文化经济中心之外,还另有一个惹人羡慕的魅力。正如柳永《望海潮》的下阕所歌颂的那样,城市西侧伸展的西湖和耸立于西湖三边的青山织成了美丽的山水。如果从唐宋诗人中各举一位被这山水魅力深深吸引的代表诗人的话,我们可能立刻联想到唐朝的白居易(772—846)和宋朝的苏轼(1037—1101)。如果更进一步问两者间谁和杭州的关联更加密切的话,那么先后两次来杭州并在杭州滞留过的苏轼,可能更多一些胜算吧。

苏轼在30岁以后和50岁以后两次作为地方官客居杭州。在两次赴任之间,约间隔十五年的岁月,其间他体验了“乌台诗案”和“黄州安置”这两次苦难。因此,虽然两次都是“杭州和苏轼”这一组合,但是两度客居杭州之间又有一些已经变化的和未变的东西。

苏轼并非是以游客的身份与“东南形胜”相对的。他是作为中央派遣的士大夫担任了这个地域的所有行政事务。因此,对于他来说官吏才是其主要面目,作为诗人的面孔怎么说都仅仅处于附属位置,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员立场所左右。第二次到杭州赴任时期,苏轼眼前展开的风景依然是与十五年前没有太大差异的杭州山水,但是面对同样风景的苏轼却和十五前不同了。在这一章里,笔者企图一边着眼于这里的变与不变的要素,一边比较考察苏轼的两个杭州时代。本章并不以研究苏轼传记为主要目的,正如第一章所述;本章是以苏轼的杭州时代作为事例来展开研究,对官吏职责的变化给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以及伴随诗人年龄变化而产生的诗作的质变等,这些作为宋代诗人无论谁都会体验的问题,加以考察。本章中有关诗歌将采用《苏轼诗集合注》(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2001年。以下略称为《合注》),关于文章则采用《苏轼文集》(明·茅维编,孔凡礼校点,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本,1986年。以下略称为《文集》)。

二、两度杭州时代

本节将试图以苏轼的两度杭州时代以及为官的基本状况为中心,从三个侧面加以整理概观:第一,赴任的具体时期和每次赴任时的中央政治的状况。第二,赴任对苏轼官僚人生的意义。第三,两度任期的事迹。

1.赴任期间和政治环境以及所任职务

苏轼首次赴任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到熙宁七年(1074)九月之间的三年,即苏轼36—39岁间。此时,促进王安石首创之新税法的新法党掌握了政局,官场一分为二成为新法对旧法的局面,激烈的党争全面展开了。苏轼于仁宗嘉祐六年(1061,26岁)以最优异的成绩及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年纪轻轻地就被期待成为谏官。而在新法政权成立不久的熙宁二年(1069,34岁),他真的被推荐去做谏官,成为言事官的有力候补者之一。然而,与周围的期待相反,苏轼作为旧法的支持团体的年轻论客,常常非难新法的不是。特别是对新法激进的改革手法大声提出异议,从而主张渐进的改革主张。但是这一切不合时宜,结果苏轼为了逃避和政权之间的摩擦,请求外任,调往杭州职掌通判。

第二次赴任杭州是哲宗元祐四年(1089)七月到哲宗六年(1091)二月之间大约一年半时间里,苏轼54—56岁,正值因元祐更化名声高扬的宣仁太后高氏(英宗皇后,哲宗之祖母)垂帘听政之时,政局为反新法集团即旧法党所掌握。但是,旧法党在领袖司马光去世后(元祐元年[1086]九月),分裂为洛党(程颐、朱光庭、贾易等)、朔党(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蜀党(苏轼、苏辙、吕陶等)三个朋党,三个朋党间相互攻击责难,彼此牵制阻碍对方。苏轼主张存续新法中的免役法,和其他党对立,而在远离政策论议的地方,正如著名的“洛蜀党议”一样,由程颐等道学家组织的洛党,集中火力攻击,苏轼终因“欲少逃于满盈”(《杭州谢上表二首》其二,《文集》卷二三)得外任,职掌知事,兼两浙西路兵马钤辖。

2.于苏轼人生的意义

苏轼21岁进士及第,至66岁去世,大约在45年间,从不曾辞官,一生都坚持了为官的立场。其间或是因由新旧法两党角逐,或是因由旧法党内的派别抗争,将“中央官——地方官——谪居”这一落魄轨迹,前后两次铭刻在了他的人生轨迹里。

其中,第一次的落魄轨迹为熙宁年间的官历,如下:

此后,推进新法的神宗去世,宣仁太后高氏代替年幼的哲宗执行政务,旧党官吏一下子全部都得以复权,被召回中央。苏轼也在量移汝州后,被任命为登州知州,且很快被召还,元丰八年(1085,苏轼50岁)十二月拜命礼部郎中。其后一年间,历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

第二次赴任期间(元祐—绍圣)的官历如下:

只是第二次历任地方官的时候,杭州和扬州之后,被中央召还两次,担任要职:a.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b.兵部尚书兼侍读、礼部尚书。但是,这个时期合起来只有短短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从杭州知州到定州知州的这一时期,实际上还是被看作是代表地方官的时期。

如上所述,两次赴任杭州都是在苏轼离任中央官职之后,杭州是其最初的赴任地,两次赴任,在作为几年后流谪的落魄人生之第一步上,也是一致的。

3.在任期间的业绩及其他

熙宁时期有三年时间,大概因由苏轼职掌通判这个次官级别,而中央政权又为对立党派所掌握,和元祐时期的一年半一样,苏轼没有兴办显著的大规模的事业。从现存诗文里我们可以窥视到苏轼的主要事迹是:先后六次去杭州领县及邻近州县视察旅行,处理裁判案件以及有关乡试的事务等。视察旅行兼游赏山水、寻访寺观、与熟人交游等,我们可以从其不少数量的诗歌里推测,苏轼熙宁时期的杭州赴任,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时间上都是比较从容的。

另一方面,在元祐时期的一年半里,苏轼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官员,施展了无愧于职责的三头六臂的才能。他不断对持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元祐四年的大旱和翌年的大雨)采取救荒措施,兴办整治疏通城内水路、疏浚西湖、修筑湖堤(建筑“苏公堤”)等水利、水运、土木事业,同时还设置了病坊等福祉事业。当然,元祐时期的种种事迹的发端都是自然灾害,如果追究一系列措施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会归结于围绕他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上。这个时期,他呈给朝廷的多数奏书流传至今,从中可以窥见,他的要求也并不都是顺利被接受的。虽然当时政局的内部斗争正处于白热化中,但依然由与苏轼具有相同利益关系的旧党官僚经营,而朝廷内也有他的同志(蜀党官僚),因此可以想象,和熙宁时代相比,他的意见更加容易受到重视。虽说不够充分,但是他的政策和措施最终得以认可。苏轼能够兴建几项大规模的事业,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吧。

三、流连西湖

苏轼自己对于杭州这个城市以及西湖的山水究竟怀着怎样的思念呢?在离开杭州以后,他不时触及并具体表现出对杭州的怀念。

①西湖天下景,游者无贤愚。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合注》卷13,《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五古,于密州)

②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合注》卷13,《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中《过旧游》,七绝,于密州)

③……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见念,轼亦一载率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文集》卷49,《答陈师仲主簿书》)

④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过江西来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吴姝。新堤旧井各无恙,参寥六一岂念吾。别后新诗巧摹写,袖中知有钱塘湖。(《合注》卷34,《喜刘景文至》,七古,于颍州)

⑤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合注》卷36,《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五古,于开封)

①—③为熙宁时期赴任后的作品,④和⑤为元祐时期赴任后的作品。

诗歌①开头就用“西湖天下景”高歌西湖风景甲天下,同时表达西湖不可估量的魅力:不论观者贤愚,都能切身感受、愉快享受西湖的出色美景,但是要想知道全貌却又“谁能识其全”呢?作为诗人,本来应该由他来对此加以形容,可是苏轼却用了“心知口难传”,犹如放弃了表现者责任似的表现手段,率直地表现了被西湖所吸引的自己。进而,在离开杭州一年的今天,仍然“耳目余芳鲜”,由此歌咏了岁月也不曾使其褪色的深厚余味。

诗②和诗①差不多是同时期的作品,熙宁八年(1075)冬作于密州知事在任时期。③作于元祐四年(1089)夏,为赴任杭州旅途中的书信。诗②里“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将杭州和自己的联系,歌咏为是超越现世,可一直追溯到前世的。在③的书信里,谈到了导致歌咏②的杭州寿星院里的事件。宋代有几种笔记记录了这一逸事。④是元祐六年(1091)冬,颍州知州在任中的诗作。⑤是元祐八年(1093)春,从扬州召还至京师时的作品。如果说④里一样也有西湖的话,这西湖是比杭州西湖逊色几分的颍州西湖,如诗句“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咏唱着:自己格外喜欢的是江浙之地,将来老死的时候,希望葬于苏杭。⑤里歌咏到“自意本杭人”,反复歌咏着与②和③相同的感慨,最终讲述了希望在西湖畔修建住所的愿望。

以上五个例子,是苏轼直抒思念杭州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在他的诗文里赞美杭州的词语不胜枚举。但是即便仅仅从这五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窥视到苏轼对杭州,特别是对于西湖,所寄予的不同寻常的思念。经过两次杭州滞留,可以明显看出苏轼对于杭州的留恋,可谓有增无减。

四、杭州时代的诗作

第二次滞留杭州期间,在苏轼的意识里,有着对不变的杭州风土的亲切感,他的眼前也有同样不变的作为诗歌创作素材的山水。但是,置身同样环境的苏轼本人,却和十五年前不一样了。正如前一节所整理,苏轼面临了生死关头(乌台诗案),作为官员也体验了最底层的感受,同时作为作家又得以成长。虽然两次赴任在政治环境、宦游人生方面的挫折有相同之处,但在官场的地位和影响力上却有差别。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不变和可变的要素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又有怎样反映的呢?

如表A所示,熙宁时期,苏轼留下了古近体诗共计320多首。在任三年期间、特别是熙宁六年(1073),留下154首,这个是他一年作诗最多的数值记录。

表A 杭州时代的作诗状况

※据冯应榴辑注《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他集互见诗》《补编诗》的诗未计算在内。

而如果将熙宁时期的诗歌创作数量换算到年平均值,一年平均有114首,这几乎是苏轼一生年平均创作诗歌56首(24/2439)的一倍。

一方面,元祐时期的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创作了150多首,年平均为92首,各自显示了很高的数值。虽然和熙宁年间比较的话,多少有些逊色,但可以判断两个时期都是作诗意欲旺盛的时期。从选择的诗体这一视点看,两个时期相比较的话,近体诗对古体诗的比率都是七比三。同时,两个时期的共同点还有近体好作七言,古体好作五言。

但是,如果把视点移至两个时期选择的题材(素材、主题)上,则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显示的最明显的差异是,和杭州风土密切相关题材的作品的多少。表B中的④—⑨对应这一点,在熙宁时期的数字远远超过百首,是作品数量占了半数的最主要的题材,可是到了元祐年间大幅度减少,只有不到二成的比例。不仅在数量上减少,从近年中日编选的苏轼诗选类里,未被选入元祐时期这一题材的作品这点来看,我们还可以认为,其在质量上的重要性也减少了。

就这样,当元祐时期的苏轼,再一次面对着曾经频繁在诗歌里歌咏过的山水时,却没有表现出他要再次将这山水作为题材更多地加以使用的积极姿态。但是,就像前一节里确认过的一样,元祐时期赴任前后,苏轼对杭州风土的留恋本身,却是有增无减的。

表B 杭州时代不同题材作诗状况

※以诗题为中心的分类,分类参照《增刊校正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汲古书院,和刻本汉诗集成,宋诗11)

有关这个问题,清代王文诰留下了很有趣的评论:

公凡西湖诗,皆加意出色,变尽方法。然皆在《钱塘集》中。其后帅杭,劳心灾赈,已无此种杰构,但云“不见跳珠十五年”而已。

评论里提到的《钱塘集》,是收入了熙宁时期诗歌的诗集,苏轼生前已经付梓。具体指乌台诗案中,作为证据对象呈上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只是,原本已在清代失传,王文诰恐怕是概括指熙宁时期所作的诗歌。

“此种杰构”是指接下来举出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的构想: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诗的后半部分将西湖比喻为春秋战国时代越国美女西施的新奇构思,正是“此种杰构”的具体内涵。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再看王文诰的评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两个基本立场:第一,苏轼西湖诗的佳作全部集中于熙宁在任中;第二,元祐时期少佳作的缘由是“劳心灾赈”,也就是说,此时苏轼在救荒措施上竭尽全力了。

第一点,可以说是将从表B统计数据得到的结论,用诗评的言辞明确表示出来的。王文诰受到清代考证学的熏陶,奉献其一生考证苏轼作品(《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四十六卷),考证传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四十五卷),这样的学术前辈对两个时期的西湖诗进行总括定位,是更加具有倾听价值的。第二点是谈到其原因的部分,王文诰在苏轼为官的忙与闲上寻求着原因。

王文诰的评语是否合适,包含着这一问题,笔者必须发表私见,这里想着眼于前面引文最后加了一句短评“但云‘不见跳珠十五年’而已”这一事实,在不断明确这一短评所示内容的同时,在下一节里,笔者想更具体地考察苏轼元祐时期作诗的实态。

五、不见跳珠十五年

苏轼元祐时期的西湖诗里,已经没有这样构想奇拔的诗存在了,只是留下了“不见跳珠十五年”这一句。——王文诰如此简短地概括了元祐时期的诗。那么,这个评语到底暗示了什么呢?从文脉上判断,“不见跳珠十五年”这句诗,无疑在诗的构想上存在着什么特征。

这句诗,出现在下面这首七言绝句中(《合注》卷31):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据说这首诗作于元祐四年(1089),即苏轼到杭州一个月之后的八月(同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卷28,890页)。“莫同年”即莫君陈,字和中,吴兴(今浙江省湖州)人,与苏轼同年(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当时在杭州任两浙提点刑狱。

“不见跳珠十五年”位居结句,在理解全篇上最有分量。而且可以说句中的隐喻“跳珠”是关键诗语。不过,“跳珠”并不是苏轼独创的诗语,唐代钱起、白居易已经留下使用先例:

a.濯锦翻红蕊,跳珠乱碧荷。(钱起《苏端林亭对酒喜雨》,《全唐诗》卷237)

b.水石相薄,磷磷凿凿,跳珠溅玉,惊动耳目。(白居易《三游洞序》,《白居易集笺校》卷43)

钱起的使用诗例,形容雨滴打落在莲叶上绽开的情形,白居易的例子是形容泉水滴在洞窟里的岩石上的样子。进入宋代以后,沿袭两位唐代诗人的使用例子的有以下几首:

c.晚雨跳珠万盖匀,红房高下照池新。(宋祁《荷花》,《全宋诗》卷212)

d.幽谷有飞泉,入溪知几里。跳珠溅木叶,激雨霏岩趾。(梅尧臣《和端式上人十咏·幽谷泉》,《全宋诗》卷251)

e.竹风寒扣玉、荷雨急跳珠。(司马光《闲中有富贵》,《全宋诗》卷510)

c和e两个例子,在雨水与莲叶组合这一点上,是沿用钱起的使用例子。d在形容瀑布水花上类似白居易的例子。

苏轼这首诗,也基本上和以前的这些例子相同,是作为形容水花(大雨的雨脚)的诗语使用的。但是与此同时,又并非是用来形容随处可见的大颗雨滴的,这一点从此句乃至全篇的构成上,可以清晰看出。这是因为,紧挨着的前句,将场所特定为了“西湖的雨”,而且,此句“不见……十五年”以十五年中未曾见到,来对时间也进行了限定。也就是说,这首诗里的“跳珠”和苏轼“十五年”前在“西湖”见到的“雨”景必须是同一事物的理由。

由于这样的时空上的限定,读者可能会想起熙宁时期苏轼创作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这首诗作于熙宁五年,即1072年),实际上,两首诗之间相隔了十七年,苏轼可能是因为优先考虑到诗歌的效果,在这里使用了概算“十五年”。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这首诗准确地抓住了湿润温暖的气候带所特有的、晚夏至初秋可以见到的骤雨的特征,是熙宁时期西湖诗歌的代表作之一。——骤然间满天密布的乌云(起句),瞬息间大颗的雨滴开始降落(承句),雨下大了,隔着这一阵雨,刮起的风开始吹散雨云(转句),片刻后天空转晴万里无云,再次回到寂静(结局)。这样一个大自然编制的戏剧,被苏轼大胆巧妙地收入在了起承转结之中。

苏轼诗里使用“跳珠”的作品除了本节举出的两例之外,不再有别的。基于这一事实,元祐时期的诗《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里的结句所包含的“跳珠”,只能是指熙宁年间的代表作《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里的“跳珠”。这就是说可以这样考虑,元祐时期的苏轼,有意识地将熙宁时期用过的隐喻嵌入新诗里,给眼前的景色添入了“十五年前的记忆”这一色彩,从而尝试了作品的多层次化。

我们重新回到前面提到的王文诰诗评上。王文诰指出的不正好是这一“构想”吗?也就是说这个构想是:在元祐时期的西湖诗里,引入熙宁时期使用过的诗语作为典故,并让读者对此加以体会。实际上,除了诗语“跳珠”以外,苏轼在元祐时期的作品里,还有一个活用熙宁时期作品诗语的创作的系统性存在。在接下来的两节里,笔者想探讨其实例,同时阐述关于其意义的私见。

六、元祐时期次韵熙宁时期自作的诗

元祐时期的苏轼,将现状与熙宁时期相比较而歌咏,最典型的作品例子是下面的诗(《合注》卷32):

熙宁中,轼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余,复忝郡寄,再经除夜,庭事萧然,三圄皆空。盖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济、子侔二通守。

前诗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今诗

山川不改旧,岁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胜更王囚。同僚比岑范,德业前人羞。坐令老钝守,啸诺获少休。却思二十年,出处非人谋。齿发付天公,缺坏不可修。

这组诗,“前诗”作于熙宁五年(1072),苏轼37岁,“今诗”作于元祐五年(1090),苏轼55岁。“前诗”为苏轼除夕宿直,见到很多犯法系狱的百姓后慨叹歌咏的诗。面对为了每日的食粮不得不明知故犯的百姓,苏轼联想到为了生活抱紧官职的自己,对百姓抱有深厚的同情。写作背景里恐怕有苏轼对新法的不满,诗中可以读出诗人以为囚人和自己都是新法被害者的愤懑。“今诗”正好与此成为最好对比,歌咏了牢房平安无事、空空如也的状态。“岑范”指后汉岑晊和范滂。两人都是替代太守执行所有职务的有能力的书记官。这里,苏轼是写自己部下的两个通判:公济(袁毂)和子侔(未详。《合注》里说有可能是梅子明)。苏轼歌咏道:因为有像岑晊、范滂一样的有能力的部下,自己才能不用做那么多的工作,优哉游哉度日。

不过,“今诗”是在相隔“二十年”(严格说是十八年)的时光后,次韵“前诗”的。苏轼常常使用不同于传统手法的形态(次韵),这首诗也是非传统的。即传统手法是次韵同时代的其他人送来的新诗,而这首诗是次韵自己过去写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明显不同。

苏轼不时使用这一非传统的次韵,如果我们着眼于使用这些次韵的场景,可以大致看出以下的共同点。这种式样就是:在脱离苦境之后,对苦境中歌咏过的诗歌进行次韵。前面提到的创作例子正好符合这种样式,“前诗”和“今诗”之间,由明与暗、疲惫与安乐这样明确的对比构成,可以说这种对比才是“今诗”的表现意图吧。而这一点又与本章第三节里所整理的内容相吻合,成为可以确证官员苏轼在两个时期心理状态上的差异的创作例子。

但是,从作诗姿态这一立场上重新把握“今诗”时,显露出使用了“次韵”这一手法的事实,诗人没有从零开始创作,而是依赖着熙宁时期的作品,这里可以看到一种消极性。——几乎点评过苏轼的所有诗歌的清代纪昀对“前诗”给予了很高评价,说其“语语真至”,可是对于“今诗”却判下了“此首殊不佳”的最坏评价,这也许是因为元祐时期苏轼精神上的余裕、心理上的安乐,抑或是其被动性的作诗姿态,使得作品的“真至”(即真挚)反而减少了。

七、西湖真西子

除了前两节中提出的作品例子以外,还存在一个可以让我们看出元祐时期苏轼的作诗姿态的作品。这些作品(下面a—c的作品)是近似于前面提到的诗句“不见跳珠十五年”的情况的例子。

a.泽国梅雨余,衰年困蒸溽。……清风信可御,刚气在岩麓。始知共此世,物外无三伏。长歌入云去,不待弦管逐。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合注》卷32《次韵刘景文登介亭》)

b.坡陀巨麓起连峰,积累当年庆自钟。灵运子孙俱得凤,慈明兄弟孰非龙。河梁会作看云别,诗社何妨载酒从。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合注》卷33《次前韵答马忠玉》)

c.使君不用山鞠穷,饥民自逃泥水中。欲将百渎起凶岁,免使甔石愁扬雄。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合注》卷35《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

c为元祐七年(1092)夏,离任颍州知州赴任扬州时的作品,诗中的“西湖”指颍州西湖,而非杭州西湖。因此不太适合引用在这里。但是这首诗在构思上也同a、b两个例子一样,因此作为参考在这里一并提出。

这三个例子的共通点是都将西湖比拟为西子。西湖——西子,这一组合在音韵上说都是以同一个字开头的双音节词的效果,同时,两者都是越国当地美的象征意象,因此有组合上的巧妙。不过,虽然两者的共通之处是美,但毕竟一方是人,另一方是湖,无法否定是出奇的组合。因此,这三个例子里,下一句分别与“烟树点眉目”“故应宛转为君容”“萦流作态清而丰”相配,以消除本来不同性质的两个形象之间的空隙,从而企图使两个意象连接起来。

不过,当时乃至今天的读者,在第一次读到这三首诗歌时,并没有觉得特别不协调,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组合。因为古今的读者都毫无例外地知道苏轼最初使用过这组意象组合的熙宁时期的代表作。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以这首七绝为典故的元祐时期的作品,并不是仅仅只有a、b、c三个例子,此外还有下面这样的作品例子:

d.宝云楼阁闹千门,林静初无一鸟喧。……水光潋滟犹浮碧,山色空蒙已敛昏。乞得汤休奇绝句,始知盐絮是陈言。(《合注》卷33《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其二)

从朝廷南渡到置都,杭州明显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也成了不用说是士大夫诗人,就是布衣诗人,一生中也期待着能够作一次访问的都市。实际上,无数文人墨客访问并面对过西湖。他们为西湖的美景触动,写下了许多西湖诗,在这个过程中,上面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得以彰显,出现了很多以这首诗为典故的作品。下面我们看看有哪些代表作品:

①长爱东坡眼不枯,解将西湖比西子。(释德洪[惠洪]《读和靖西湖诗戏书卷尾》,《全宋诗》卷1342)

②风前柳作小垂手,雨后山成双画眉。何必娉娉仍袅袅,西湖应便是西施。(周紫芝《湖上戏题》,《全宋诗》卷1518)

③西湖天下应如是。谁唤作直西子。云凝山秀,日增波媚,宜晴宜雨。(杨无咎《水龙吟·赵祖文画西湖图,名曰总相宜》,《全宋词》二1177)

④输与骚人知胜趣。醉临流、戏评坡句若把西湖比西子这东湖似东邻女。(杨无咎《夜行船》,《全宋词》二1203)

⑤山色绿如染,湖光青似磨。峰高捧日久,波阔浸天多。瑞气浮城阙,春光醉绮罗。能将比西子妙句有东坡。(王十朋《春日游西湖》,《全宋诗》卷2022)

⑥满目江山富一堂,公余身在水云乡。遥岑更作有无色,西子为谁浓淡妆。(王十朋《题谋野堂》,《全宋诗》卷2033)

⑦十里西湖,淡妆浓抹如西子。藕花簪水。清净香无比。(王十朋《点绛唇·清香莲》,《全宋词》二1352)

⑧旅愁底物堪破除,闲出西湖弄妍靡。苍山为鬓水为鉴,烟幕霓裳秀而绮。兴酣剧饮醉如泥,妄意将湖比西子。(史尧弼《春晚饮西湖上归借榻吴山睡起偶作》,《全宋诗》卷2340)

⑨莫言老子无人顾,犹有西施作淡妆。(陆游《湖中微雨戏作》,《全宋诗》卷2206)

⑩蹇予小疾独不至,诗伯索诗殊未已。笔已老矣何能为,但诵西湖比西子。(喻良能《二月二十四日,杨廷秀郎中诸友约游西湖……》,《全宋诗》卷2345)

西湖到眼真西子,莫信温柔别有乡。(陈造《泛湖十绝句》其四,《全宋诗》卷2440)

旧说西湖比西子,君言西湖似贤士。(楼钥《同倪正甫尚书游西湖》,《全宋诗》卷2540)

⑬雪寒映湖湖水明,西子淡妆仍浅颦。(滕岑《游西湖五首》其二,《全宋诗》卷2553)

⑭说与西湖客,观水更观山。淡妆浓抹西子,唤起一时观。(辛弃疾《水调歌头·三山用赵丞相韵……》,《全宋词》三1951)

⑮君不见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刘过《古诗》,《全宋诗》卷2700)

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淡妆浓抹临镜台。(刘过《沁园春·寄稼轩承旨》,《全宋词》三2143)

⑰西湖之景天下无,万句千言空满纸。……因思古人比西子,又见今人比贤士。东坡诗句脱尘凡,不比今人较形似。(张侃《游西湖》,《全宋诗》卷3110)

除却淡妆浓抹之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武衍《正元二日,与菊庄汤伯起归隐陈鸿甫泛舟湖上二首》其一,《全宋诗》卷3269)

漫将西子比西湖,溪边人更多丽。(吴文英《西河·陪鹤林登袁园》,《全宋词》四2890)

妙分西子争妍态,绝想东坡得句时。(董嗣杲《总宜园》,《全宋诗》卷3571)

这些丰富的创作例子,显示出进入南宋以后,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成为“西湖定评”的过程。清代查慎行评道:“多少西湖诗被二语扫尽,何处着一毫脂粉颜色。”而王文诰则说:“此是名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这样,清朝在苏轼诗注上留下了集大成业绩的两位学者,出乎意料地统一着口径,将苏轼这首诗歌评为空前绝后的绝唱。

苏轼将西湖比喻为西子,以及第五节里提到过的反复使用“跳珠”,另外还有上一节里提示的对自己作品的次韵,诸如这些,在间隔一段时间后,对自己的作品再次积极使用这一点上,都有共同特点,参看文学史,这些都是有些特殊的创作例子。

对自己过去的作品次韵,是苏轼之前我们未曾见到的创作方式。

诗语“跳珠”的创作例子,从加入了“西湖雨”“不见……十五年”这样的限定地域和时间的诗语来看,明显是基于熙宁时期七绝“六月二十七日……”的,可以断定是以自己的作品为典故的作品例子。

关于诗歌的典故,前野直彬分为了三种类型,简短归纳他的分类有以下三点:

Ⅰ 如果不知道典故,意思就不明确,或者是明显无法全面理解作品的意思。

Ⅱ 不知道典故也能大致理解作品的意思,但是如果知道典故,理解就会更深一层。

Ⅲ 作者无意识地使用典故。

这些也可以从对典故的依存度来换而言之。在Ⅰ的情况下,如果不知道典故就会陷入无法全面理解的处境,作品对典故的依存度很高。Ⅲ的情况相反,不知道典故也能完全理解作品,对典故依存度很低。如果依照这个分类法,“跳珠”的使用例子应该看作是Ⅰ类。

另一方面,就将西湖比作西施这个比喻来说,因为这是构思层次上的反复使用,很难明确判断是否是典故。但是如果认真地注意元祐期间的a、b、c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各自仅仅用了一句诗来补充说明,由于比喻本来是人和湖两者之间意外出奇的比拟,所以难以消除因为有点唐突而显得无法说清的印象。但是,如果假设读者知道熙宁年间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那么虽然只有这样不近情理的简单句子,但是也已经是足够的补充说明了。因此更为自然的是,我们可以认为:这三个例子也和“跳珠”的使用例子相同,作者以熙宁时期的诗为典故,期待读者阅读时想起这个典故,并将典故和这些句子连接起来。如果需要把它也和上面的分类相对应的话,应该是属于其中的Ⅱ类。

以自己过去的作品为典故的手法,与次韵自己的作品一样,是没有先例的稀有创作现象。没有先例当然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如果将作诗这一行为看作对他人进行自我表现的手段,那么如果不让他人理解自己的表现意图,是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的。对自己作品以次韵方式作诗,或用自己作品的典故,这在理论上是谁都能做到的。但是,为了达到其表现目的,前提必须是读者已经知道次韵或作为典故的作者的作品。而在各种传播媒体还不发达的当时,如果专门面向特定团体内的少数伙伴创作的话还好,而要考虑到同时代的并不特定的多数读者的话,事实上是很难满足这样的前提条件的。因此,如果以前面的分类来议论的话,不用说Ⅰ类,连Ⅱ类这样以自己的作品为典故的手法,也不得不以抑制性的方式来使用。

那么,为什么对于其他诗人来说不可能的事,在苏轼就成为可能的了呢?其原因可能是一个社会性的变化,即像本章第四节里论述过的一样,苏轼生活时代的前后,民间出版印刷业的急速发展开始变得引人注目了。熙宁时期的诗在苏轼离任杭州后两年内,通过民间出版业者的手编纂印刷并售卖《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在这本《钱塘集》中,应该也收入了此七绝二首作品。另外,因诗入狱(乌台诗案)的缘故,苏轼的诗名不仅仅停留在士大夫圈子了,毫无疑问已经渗入到了江湖的各个角落。而且,在御史台被作为审议对象的熙宁时期的作品群,也应该成为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的地方。因此,苏轼自己可能也切身体会到熙宁时期的作品,对于同时代起到了怎样大的影响力,以及怎样地被广泛爱读的。可以判断这一特殊的情况,成为使苏轼自然地想起并运用起这种在他之前不存在的创作手法。

如上所述,西湖比拟为西施的奇特设想,并不是到了南宋才得到诗坛认同的,在苏轼元祐重访杭州时,这一认同的基盘已经得以完成了。

八、元祐时期的作诗姿态

在前三节里,对元祐时期的三个具体创作例子进行了探讨。这三个例子的共同点如前所述:新作品的创作没有从零开始,依存于熙宁时期的佳作,是一种被动的作诗姿态。熙宁时期和元祐时期之间,可以看出苏轼在作诗姿态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正如前面提到的王文诰指出的,应该这样考虑:这一变化与其说是因为苏轼作为诗人的变化带来的,不如说是政治环境和为官立场的变化促成的。

苏轼是宋代典型的士大夫。作为士大夫诗人的常态,构成“士大夫”的其他要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作为诗人的状态。就像第一章里整理的一样,宋代士大夫,主要是“官僚—学者—诗人”三副面孔的融合体,特别是为官的立场必须优先于其他所有的立场。

在这里重新确认一下本章在第二节所整理的内容。熙宁时期的苏轼为官的环境和状况是这样一个组合体:通判——30来岁——拥有不同政见的中央政府。而元祐时期则是:知州——50来岁——拥有相同政见的中央政府。熙宁时期,虽然说还只是通判,年纪也才30来岁(关于年龄变化引起的题材变化,请参考第一章的图4以及有关说明的部分),围绕他的政治环境使他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诗歌创作。而在元祐时期,连年的自然灾害无疑是使他的注意力转向行政的决定要因。但是,即便没有自然灾害,恐怕也不会像熙宁时期那样热衷于诗歌创作。此时的苏轼已经是过了50岁的老练成熟的官员,和中央政府也有密切的关系,加上是当地的长官,因此,这时候的苏轼作为行政官、政治家,被要求具有最强的手腕,相反没有人期待他成为成功的诗人。

甲天下的西湖山水与稀世天才诗人的这一组合,经过波澜壮阔的十五年,再次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对于苏轼的诗歌,或者对于西湖诗史,添加了怎样的新面貌呢?无论如何,这个事实都会勾起这一文学上的注意力。实际上,这一疑问都只是以空洞的回音为结果。但是,当然也可以说,这一结果也毫不隐晦地告诉了我们,当时的士大夫诗人们都置身于其中的官僚和诗人两个身份之间的优先关系。

(1)葑合平湖久芜没,人经丰岁尚凋疏。(《合注》卷31《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

(2)卷却西湖千顷葑,笑看鱼尾更莘莘。(《合注》卷32《次韵林子中见寄》)

(3)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合注》卷33《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亲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其一)

这三个例子,都是元祐时期的作品。(1)是到杭州不久的元祐四年(1089)八月前后的作品。“葑”是指菰,和菱等一起群生于水不深的湖沼,茂盛的时候,其腐烂的草根沉淀于水底,最终泥土化。作品(1)是歌咏因由菰的繁茂,西湖很长时间处于“芜没”状态。诗歌表现了诗人面对眼前的一片荒废,心痛的样子。此时,苏轼的胸中可能已经在描绘西湖开浚的计划。

根据孔凡礼的《苏轼年谱》,(2)是元祐五年(1090)五月的作品。同年四月下旬,苏轼开始兴办西湖开浚事业,五月前为了请求资金援助,不断向朝廷上奏书状,(2)表现了想象除去覆盖在上面的菰之后的美丽湖面的苏轼。诗句大概反映了资金筹集有了眉目,事业前景明亮的现实。顺便说一下,西湖的开浚事业结束,与完成苏堤是同年九月的事

(3)是元祐六年(1091)春三月的作品。诗里充满了对疏浚事业的结束、西湖重新恢复美丽湖面的喜悦以及实现了这个目标的自我满足和成就感。

在上面三个例子里,苏轼已经不是单纯地作为审美对象接触西湖了,作为对景观存在的状态负有责任的现场管理者(行政责任者)的意识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如果说熙宁时期的苏轼尽情享受真实的西湖美,获得江山之助而创作了大量佳作,从而使诗名高扬的话,那么元祐时期的苏轼作为士大夫,可以说是充分发挥了应该最优先考虑的行政官的本领,是奔波救助州民于苦境的时代。熙宁时期,曾经用许多佳作表现西湖山水之美,并加以宣扬的苏轼,到了元祐时期,虽然写诗有些被动,但是他以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为背景,采取救荒措施,救济州民于苦境,同时在自己热爱的西湖,兴建了值得纪念的“苏公堤”。于是,苏轼的名字不只是作为诗人,也作为有能力的知州,永远被铭刻在了在杭州这一土地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前面的六言绝句,创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在海南岛的北归途次访问镇江金山寺时,是其最晚年的作品。据说寺中僧人请求苏轼为自己的肖像画写赞,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诗的后两句,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将自己的功绩歌咏为黄州、惠州、儋州。众所周知,这三个州都是苏轼被流放发配的地方。也就是说,苏轼到了晚年最后的日子,将为官的最大挫折和苦境,一笑置之,称为“功绩”。的确,在这三个州,苏轼被置身于罪人的立场,其环境是为官之身最大的不遇。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文学活动的高峰正好是黄州、惠州和儋州。政治境遇最不佳的时候,苏轼作为诗人的业绩却闪现着耀眼的光芒。诗人苏轼的功绩,毫无疑问地在这三州。而在苏轼身上可以看到的这个显著的对比,恐怕也不是局限于苏轼一个人的特殊现象。虽然会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是可以认为这是宋代士大夫诗人都有的共同倾向。

政治性的绝顶时期和文学性的绝顶时期,期间安置着苏轼的两次杭州时代,分别窥视与这两极的距离,从而思考两个时代的意义,士大夫和政治、士大夫和文学,对于士大夫诗人来说的重要命题便浮现出来了。而本章论述的内容,难道不能说是用极其明了的形式,提示了各自在当时的相关关系吗?

(益西拉姆 译)

  1. 有关唐代杭州勃兴的多角度考察专著,有周祝伟的《7~10世纪杭州的崛起与钱塘江地区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 《乐章集校注》下卷,中华书局,1994年,169页。
  3. 具体是以下六次:(1)熙宁五年,在汤村监督运盐河建设以及在盐官县视察制盐;(2)同五年十二月视察湖州;(3)同六年一—六月视察富阳县、新城县;(4)同六年夏视察於潜县、临安县;(5)同六年十一月—七年六月视察常州、润州;(6)同七年八月于临安县、於潜县视察蝗害。
  4. 参照本章引用的“前诗”以及篇目题。
  5. 参照《合注》卷八《催试官考较戏作》,“八月十七日,复登望海楼,自和前篇,是日榜出,与试官两人复留五首”。
  6. 详细内容参考近藤一成《知杭州苏轼的救荒策——宋代文人官僚政策考》(《宋代社会和文化》,汲古书院,1983年)。
  7.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有“公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据孔凡礼《苏轼年谱》,运河开浚事业终了时间和西湖开浚相同,为元祐五年九月之事(第930页)。
  8. 有关西湖的开浚和苏堤的建设,参照本章的整理。
  9.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里有“公又多作佉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槖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据孔凡礼《苏轼年谱》,病坊(安乐坊)开设于元祐五年三月(第911页)。
  10. 收录于《文集》卷30、31。前注的近藤氏的论文里有关于适当与否的分析。
  11.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28,中华书局,1998年,第881页。
  12. 何薳《春渚纪闻》卷6《寺认法属黑子如星》、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1《自悟前身》。
  13. 本章没有提到,实际上苏轼是从熙宁时期正式开始词的创作的。这一点也说明苏轼在熙宁时期文学创作欲望的旺盛。
  14. 参看的选集有以下七种:(1)陈迩冬《苏轼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2)刘乃昌《苏轼选集》(齐鲁书社,1980年);(3)吴鹭山、夏承焘、萧湄《苏轼诗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4)王水照《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5)小川环树《苏轼》(岩波书店,1962年);(6)近藤光男《苏东坡》(集英社,1964年);(7)小川环树、山本和义《苏东坡诗选》(岩波书店,1975年)。如果记下元祐时期这一题材的诗入选数,如下所示,顺序为:元祐时期这一题材的诗的入选数/元祐时期诗的入选数/各个选集收录的诗歌总数。(1)2/19/332、(2)1/7/195、(3)2/11/323、(4)2/12/230、(5)0/3/119、(6)1/10/184、(7)2/4/101。
  15.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9《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诗后的评语。
  16. 《纪文达公评 苏文忠公诗集》卷32,宏业书局影印。
  17. 陈衍《宋诗精华录》卷2。
  18. 见曾枣庄、曾涛编《苏诗汇评》卷9(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二册,316页)所引《初白庵诗评》卷中,为对此诗前两句的评语。
  19.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9。
  20. 《中国文学史序说》第二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32页。
  21. 元祐时期,苏轼的诗不仅在国内,还流传到了国外。可以从他自己如下的话语中确认这一点:“余与子由入京时,北使已问所在。后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合注》卷31《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其三的自注)已经发表过的全面论及苏轼生前已经编纂了诗文集的论文有:村上哲见《关于苏东坡书简的传来与东坡集诸本的系谱》(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27号,1977年4月);曾枣庄《苏轼著述生前编刻情况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期)。
  22. 《苏轼年谱》卷29,918页。
  23. 同上书,卷29,930页。
  24. 同上书,卷30,955页。
  25. 《苏轼年谱》卷40,1403页。
  26. 《合注》卷50《自题金山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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