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研究史 - 引言《晏子春秋》的研究价值和本书的写作目的

引言《晏子春秋》的研究价值和本书的写作目的

第一节《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

对于《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前人争议颇大。唐柳宗元之前，人们普遍将其视为儒家著作；柳宗元提出了墨家说；而清代《四库全书》则最先将其归入史部传记类。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其属于“记叙文学类”作品；但对于其具体的著作属性仍有不同的意见：董治安认为它是“一部接近历史小说的散文著作”，谭家健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集中刻划一位人物的传记性著作”，属“传记文学或历史故事一类”，孙绿怡则认为“《晏子春秋》既非编年纪事，又非语录体、问答体散文，而是一部记叙人物生平轶事及各种传说、趣闻、笑话的故事汇编——最早的人物传说故事集”。那么，应该如何判定《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呢？笔者认为，逐一分析《晏子春秋》的每一章材料，全面统计各类材料在著作中的比例，并努力深入到人们最初记录事件、传播人物轶事的动机，来判断作者使用这些材料编成著作的目的，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晏子春秋》并非子书，对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证据。首先，晏婴作为一位前诸子人物，其生年早于儒、墨等学派的创始人——他于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出任齐卿，这时儒家创始人孔丘还未出生，墨家创始人墨翟生年更晚八九十年，故将其归入后来产生的儒、墨等诸子学派的任何一家，其观点都难以成立。并且，晏子作为一位政治实践家，一生致力于处理齐国的现实具体政治问题，也并未如其他学者形成后来诸子学派的系统思想理论。

其次，即使不谈历史人物晏婴，而仅论反映其言行轶事的著作《晏子春秋》属于子书，其观点也难以成立。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晏子春秋》产生于战国时期，其时诸子学派已经产生，按说，根据著作体现的基本思想而将其归入某一家，问题应该不大；但从著作的实际出发，《晏子春秋》仍是难以归为子书的。因为大家知道，子书是要“论思想”的；而我们仔细审查《晏子春秋》就会发现，《晏子春秋》的主体不在“论思想”，其绝大部分篇幅在“记言行轶事”。笔者对此做过细致考查：《晏子春秋》全书共分《内篇》之《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和《外篇》第七、第八八篇内容。其中《内篇•谏上》共25章，以问对和劝谏形式阐发晏子思想（以下简称“论”）的至多不超过9章，而记述晏子言行轶事（以下简称“记”）的内容却不下16章；《内篇•谏下》共25章，“论”的内容至多不超过10章，而“记”的内容却不下15章。相比之下，《内篇•问》中“论”的内容最多：《问上》共30章，“论”的内容达到24章，而“记”的内容只有6章；《问下》共30章，“论”的内容达到27章，而“记”的内容只有3章。《内篇•杂上》共30章，“论”的内容不超过5章，而“记”的内容却不下25章；而《内篇•杂下》更是全部30章都为“记”的内容。《外篇第七》共27章，“论”的内容不超过11章，而“记”的内容却不下16章；《外篇第八》共18章，“论”的内容不超过4章，而“记”的内容却不下14章。总体统计下来，全书215章，其记述晏子劝谏景公、与记言体子书相近的内容不超过90章，仅占全部著作的大约五分之二的篇幅；而更大量的内容却是记述晏婴的生活轶事，表现其道德修养、政事和外交中的卓越才干，体现其政治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内容。且即使从晏子与景公对话的所谓“论”的内容看，也只是涉及到他处理日常政务和规劝引导君王修身的见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一家思想，所以仍可以将它看作是记述晏子言行轶事中的“言”的内容，仍属于“记”的范围。所以，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考核，《晏子春秋》也很难归为子书，而应该是一部记述重要人物言行轶事，体现其历史作用的记叙类著作。

笔者又对《晏子春秋》全部材料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细致分析，结果发现：《晏子春秋》材料并非出自于同一来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应该出自于古史，表现在：记述笔法平实、古朴，无夸张、无虚构，多为晏子回答君王具体政治疑问的记录，内容较可信；文中经常出现古字、古意，内容往往涉及古齐地名，所记多与《左传》《孟子》等先秦可靠古籍相合者，如：

景公出游，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

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问也！闻天子之诸侯为巡狩，诸侯之天子为述职。故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夏谚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师行而粮食，贫苦不补，劳者不息。夫从南历时而不反谓之流，从下而不反谓之连，从兽而不归谓之荒，从乐而不归谓之亡。古者圣王无流连之游，荒亡之行。”

公曰：“善。”命吏计公掌之粟，藉长幼贫氓之数。吏所委发廪出粟，以予贫民者三千钟。公所身见癃老者七十人，振赡之，然后归也。（《内篇•问下》第一章）

这段文字在《孟子•梁惠王下》之四也有大体一致的记载。且据于省吾先生考证：“焦循谓之芣即转附，朝舞即成山。于钦《齐乘》谓：召石山在文登之东。朝、召古通，舞、石声近。”可以证明它大体来自于古史。这类记载在《晏子春秋》中大约有102章，约占全部内容的47％。而在记录形式上，记言占90章，记事占12章。从分布来看，《内篇•问》中最多，约占全部60章中的55章；而在《内篇•谏》和《内篇•杂》中，分别占50章中18章和60章中22章，都达到了相关篇内容的三分之一以上比例。相比来看，这部分内容在《外篇》中最少：《外篇第七》27章仅占4章；《外篇第八》18章仅占3章。

《晏子春秋》中还有一部分材料，则明显地体现出源自于民间传说，经过后人不断加工改造的痕迹，表现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夸张和虚构的特点，其笔下的正面人物往往道德高尚，才能超绝；而作为其陪衬的人物，则往往举止夸张，形象滑稽。且由于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经过不同人流传的原因，同一故事往往衍生出或情节类似而主人公不同，或主人公相同而情节略异的故事串。这部分记载往往寄托了人们的情感和愿望，而表现手法则简单、夸张，如：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阳，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叹，泣数行而下，曰：“寡人将去此堂堂国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细人也，犹将难死，而况公乎！弃是国也而死，其孰可为乎！”晏子独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乐哉，今日之饮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独大笑，何也？”晏子对曰：“今日见怯君一，谀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谓谀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后世贤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国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为可悲？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谀也。怯谀聚居，是故笑之。”

公惭而更辞曰：“我非为去国而死哀也。寡人闻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国君当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国，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义回邪，无德于国。穿池沼，则欲其深以广也；为台榭，则欲其高且大也；赋敛如夺，诛僇如仇雠。自是观之，茀又将出。天之变，彗星之出，庸可悲乎？”

于是公惧，乃归，窴池沼，废台榭，薄赋敛，缓刑罚，三十七日而彗星亡。（《外篇第七》第二章）

这段文字又见于《内篇•谏上》第十七、十八章的相近记载，表现形式同样夸张。景公饮酒悲痛，“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而晏子却“独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斥责“怯君谀臣”。当景公“惭而更辞”谈彗星，晏子又不留一点情面地斥责他“行义回邪，无德于国”，并诅咒“茀又将出”。这哪里是臣对君的表现？简直是父亲对顽劣儿子的训斥，明显地体现出材料来自于民间传说的特点。这类记载在《晏子春秋》中大约有99章，约占全部内容的46％；其中记言60章，记事39章。从分布来看，《外篇》中最多：《外篇第七》占全部27章中21章；《外篇第八》占全部18章中15章。而在《内篇•杂》和《内篇•谏》中所占比例也很大：《内篇•杂》占60章中36章；《内篇•谏》占50章中25章。《内篇•问》中数量最少，仅有2章。

《晏子春秋》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在故事或者人物言谈中注入了自己的思想、理念，它应该是著作的编订者在编订著作时加入的，是借晏子之口或事迹抒发作者的思想，如：

景公燕赏于国内，万钟者三，千钟者五；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公不说。

晏子见，公谓晏子曰：“寡人闻君国者，爱人则能利之，恶人则能疏之。今寡人爱人不能利，恶人不能疏，失君道矣。”

晏子曰：“婴闻之：君正臣从谓之顺，君僻臣从谓之逆。今君赏谗谀之民，而令吏必从，则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爱，以劝善也；其立恶，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兴也，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故明所爱而贤良众，明所恶而邪僻灭，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简易，身安逸乐，顺于己者爱之，逆于己者恶之。故明所爱而邪僻繁，明所恶而贤良灭，离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圣王之兴，而下不观惰君之衰，臣惧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争，以覆社稷，危宗庙。”

公曰：“寡人不知也，请从士师之策。”

国内之禄，所收者三也。（《内篇•谏上》第七章）

这段文字内容不可尽信：景公令赏赐，“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但我们明显能感受到：作者在通过这段故事，表达君王正确的立爱、立恶标准和正常的君臣关系的理念。这类内容在《晏子春秋》中占的比重最小，《外篇第八》中没有；《外篇第七》中2章；《内篇•杂》中2章；《内篇•问》中3章；《内篇•谏》中7章。在《晏子春秋》中共14章，约占全部内容的7％。

当然，以上分析、统计也只是根据《晏子春秋》材料呈现的具体情况做出的大体、相对的判断。事实上，《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时代，而其所记却是春秋时期的人物，由于时间相距较久，后人要为前人作出一部全面反映其生平事迹、体现其历史地位的书，其材料来源必然会是多方面、复杂的；我们要求其纯洁、单一也是不可能的。另外，各类材料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是错综复杂的，不可能是纯洁单一的。比如，我们根据材料特征判断某些材料可能出自于古史，只是因为这些材料的记载古朴、平实，少夸张、少虚构，体现“史笔”特征，较为可信；但这些材料是不是就一定是“真空”的而没有经过后人的“污染”呢？这也不尽然。事实上，除少数可能直接录自于古齐史的材料，很多材料都是可能经过后人或多或少的加工改造的；只是因为这些材料虽经一些局部加工改造而基本没有改变材料的真实可信的本质，因此我们就仍然认定其“古史材料”的性质。而很多所谓的出自于“民间传说”的材料，是不是从材料的本源上就一点也没有史实的根据呢？这也未必。但如果这些材料在流传过程中大量注入了人们的爱憎情感和愿望，又通过大量的虚构和夸张而使事件不太令人相信了，我们就基本可以认定此材料偏离了“史”而变成了流传的“故事”。再如，我们说某些材料注入了创作、编订者的思想和理念，既非“纯洁”的史，又非民间传说故事，是不是这些材料就都是创作、编订者的创造？其实也不尽然。应该说其原始材料也可能来自于古史和民间传说，只不过是其中注入了创作、编订者的思想、理念而与其它两类材料略有区别。所以，以上判断只是相对的，并非截然对立。另外，逐章考察《晏子春秋》的行文体例我们也可以发现其材料的差异：《内篇•谏上》记言20章，记事5章；《内篇•谏下》记言20章，记事5章；《内篇•问上、下》60章全部记言；《内篇•杂上》记言18章，记事12章；《内篇•杂下》记言16章，记事14章；《外篇第七》记言16章，记事11章；《外篇第八》记言15章，记事3章。所以，在判断《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前，我们首先必须要对它的内容有全面、透彻的了解；如果不细致地对其每一篇、章内容进行分析，而笼统地将其看成材料来源、记述体例完全一致的著作整体，势必会导致认识上的差误。

以上对《晏子春秋》的材料来源作了分析，对其记述体例也作了一定的考察，那么，该如何认识这部著作的性质呢？笔者认为：它既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传说故事集”，而是一部我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

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小说”，那么它就是作者的一种有意的、以虚构为主要手段的文学创作；而持“小说”论者无法解释，那47％的出自于古史，或者在流传过程中虽略被人们不自觉加工而基本不失历史真实的大量记述怎么就是“创作”？而且，小说是必须要有故事情节的；但《晏子春秋》的记述体例却并不一致，不知“小说”论者如何解释那些仅仅记载君臣间一问一答，基本没有情节可言的材料怎么就是“小说”？持“传说故事集”论者也有类似的问题：“传说故事”既不能涵盖《晏子春秋》的所有材料，其大量的记载君臣间问对的材料也毫无“故事”可言。以上两种观点的问题出在立论者没有对《晏子春秋》全部材料进行统计和细致分析，而仅仅注意到那些出自于民间，带有夸张、虚构特点的部分，因此便认为《晏子春秋》整部著作都是夸张、虚构或者是在史实基础上夸张、虚构的东西，于是便取“历史小说”或“传说故事”来概括整部著作的性质；但这个定性是不全面的，无法涵盖《晏子春秋》的全部内容。

其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晏子春秋》所记述的材料，人们在最初记录和传播它时目的何在？这也是判断《晏子春秋》著作性质的关键所在。

前文所述的出自于古史的材料是不需要做更多讨论的，其材料最初便可能出自于景公身边的史官或者熟悉、了解晏子的人的记述。人们最初记录、传播它，就是作为历史的可信材料来记述的。其在流传过程中，一部分是被记录在齐史上的，《晏子春秋》的作者从史书上抄录下来，因此它完全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另一部分虽然经过了民间的长期流传，但也基本保持了大体的真实而未做大的改变，所以，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保持了基本真实的可信的史的材料。因此，从史书的角度看，出自于古史的材料无论从记述动机还是从材料所呈现的最终状貌看都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重点来讨论那些出自于民间，有明显夸张、虚构特点的材料。这部分材料是否就是作者在有意创作“小说”，或者在进行文学创作呢？我想，答案也是否定的。作为春秋末期长期执政的名相，晏婴在齐国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人民出于景仰和爱戴，自然要在传播他事迹的时候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理想、愿望，并赋予他众多的美德和才能，因此，便使得关于晏子的流传材料越来越偏离“正史”的本初状貌而呈现出理想和夸张的特点；但我们剔除这些反映人民理想、愿望的成分，其材料的基本部分应该还是可信的，我们又怎么可以因为材料被人们罩上一层理想的薄纱而就将基本的事实也一同否定呢？

我们可以参看一下先秦的其它史书，是否先秦史书就一定排斥虚构和夸张呢？《左传》向来被视为史书，我们看以下这段记载：

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左传•宣公二年》）

是晋灵公派去刺杀赵盾的刺客，他有感于赵盾的尽忠职守而不忍下手；又感到有负君命，于是触槐而死。那么，一个并无旁观者的自杀之人在临死之前的心理活动作者是如何掌握的？这段心理活动的记载便应该由作者的想象和虚构来完成；但人们并没有因为其中存在作者想象和虚构的内容就否定其“史”的著作性质。因为历史是发生过的事件，它具有不可再现性。后人虽掌握了某一事件的结局和基本事实；但个别细节毕竟可能不详细。为了连贯和生动记述历史，史家在保持基本史实准确的基础上，用想象和虚构填补个别细节的缺失是可以被理解的。此事件在《国语》中也有相近的记载。

同样，先秦史书中的某些记载，从后人的角度看可能不够“真实”；但在先秦人的理解中却没有问题。如《左传•成公十年》：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晋景公梦见恶鬼，巫根据梦的情景便预测他等不到吃新麦就要死掉。晋景公病重，又梦见病化作两个小孩，言要藏到“肓之上、膏之下”，结果与良医的诊断完全吻合。景公后来等到了新麦成熟，因为巫的预测不准而杀掉了他；但正要吃新麦，却因为肚子胀而如厕，最后跌入茅坑而卒。由此证明了巫预测的准确和神示的不可抗争。而小臣偏偏这天早晨梦见了“负公以登天”，最后则由这个小臣背负景公出厕并殉葬。这段有关预言和梦境的记载从今天的角度看科学可信吗？但是在当时的认知能力下，人们却并不认为这段记载有什么问题，后人也并没有因为其中有这大量的有关鬼神梦境的内容而否定《左传》是“史”，因为它的基本事件是真实的，只不过其中夹杂着人们对这一事件的传说和解释。《左传》中类似的记载很多。

《左传》《国语》作为人们公认的史书，在保持基本史实真实的情况下不排斥局部细节的想象、虚构和解释；《战国策》的有些内容更是高度夸张。那么，《晏子春秋》作为中国最早的历史人物传记，为什么我们就不允许它在保持人物基本形象和基本生平材料真实的基础上而做局部的夸张、虚构呢？如《晏子春秋》中记载了大量景公赠晏子宅第，晏子毁新宅而召旧邻；晏子婉拒君王爱女；晏子款待使者吃饭，使者吃不饱，晏子亦不饱；晏子不顾情面犯颜谏君；晏子言辩博古通今；晏子使楚、使吴外交才能超绝等内容，有些情节看似不真实，其实不过是人民因为景仰晏子，而在其基本形象和生平事迹中加入了局部的夸张和虚构，以突出晏子廉洁、生活简朴、修身严谨、品德高尚、重民爱民、知识和才能出众的形象特征，并没有改变晏子的基本形象。试想，晏子的基本形象如果不是品德高尚、勤政爱民、朴素廉洁，人民又怎么会虚构、夸张出这些情节来呢？作为生活在战国时代的编订者，经过广泛搜集而汇集到这些材料，一方面相信这些材料基本内容的真实性；一方面也无法判断这些材料内容的先后。所以，他（或他们）将这些材料汇集起来，以一段记载反映晏子的一件生平经历或者形象的一个方面；将全部材料有机地组合起来，便全面、完整地反映了晏子崇高的形象和光辉的人生。编订者并没有在这里编故事，而是尽量保持原貌地将搜集到的资料编排起来，共同从各个角度反映一个人的生平和形象，体现其历史地位，试问，这样的著作究竟该定性为“文学”还是该定性为史著呢？

我们再来看书名。《晏子春秋》为何名为“春秋”？就是标明著作的史书性质，这从早期的史籍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明确的印证。如《墨子•明鬼下》在记载四个鬼故事时就说：“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孙诒让《墨子间诂》记录的《墨子》佚文亦有“吾见百国《春秋》”之语。后周王朝和其它诸侯国史书相继失传，独鲁史《春秋》得以流传，它便成为记录春秋这一历史时期列国大事记的权威史书。由记录国家大事的历史纲要，发展到聚焦于个体价值、记述个人生平轶事、体现个人历史地位的人物传记，其轨迹完全符合历史著作的发展规律。它体现了人们由重视历史事件，逐渐到关注个别人物历史价值和历史贡献的思想转变；而这恰恰是战国时代人们历史观念转变的特点。

在先秦，以专书集中记一人事迹的共有两部著作——就是《晏子春秋》和《穆天子传》；但《穆天子传》与其说是在记“人物”，不如说是在述神话和记游踪。全书记周穆王驾八骏会西王母，所记内容既非现实，其中的周穆王和“七萃之士”的形象也十分模糊，所以，它向来被列在“小说家异闻类”著作中。《晏子春秋》则不同，它以全部8篇215章内容集中记载一位现实人物，其中，每一章记载就是人物的一段生平经历或形象的一个方面，将全书合起来，便从各个方面表现了晏婴的生平、形象和突出的历史地位。由于是战国时人为春秋名人立传，其搜集到的人物资料难免既有严谨的古史材料，又有大量掺杂了人们情感和愿望的民间传说材料。由于晏子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人们在流传他事迹时必然会不自觉地加入个人的情感和愿望。编订者认为，这些材料除去浮在表面的情感和愿望的成分，基本内容还是可信的，因此，他将它们同古史材料汇合起来，从各个方面共同反映晏子光辉的人生。由于编订者是将这些材料作为原始史料运用的，因此，在编辑著作时他较少对材料进行加工，所以我们看到的《晏子春秋》才既有平实、古朴的古史材料，又有掺杂夸张、虚构的传说材料，并且还有一些内容大同小异的故事串或人物形象不太一致的材料；从记述体例上看，既有记言体例，又有记事体例。它表现了编订者对搜集上来的人物资料的充分尊重。又由于材料产生太久，作者已无法判断出这些材料的时间顺序，所以，他只能放弃纪年，而将材料按类别排列，以不同的材料反映晏子不同方面的事迹和形象；将材料全部汇合起来，便立体地塑造起晏子高大完美的形象，反映其辉煌的人生，表现其突出的历史地位。因此，这部著作的本质，是编订者尽自己所能较全面地汇集资料以反映晏子生平和贡献。尽管一些材料有明显的夸张和虚构；但那是流传中人们不自觉的加工，并非是编订者在有意进行文学创作。所以，《晏子春秋》的本质是历史人物传记，并非文学作品。

人们为什么要写史书？目的便是通过对一个个历史事件的记述，使后人能够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增强智慧，以为现实社会服务。又为什么要写历史人物传记？目的也只有一个：记述伟大、卓越历史人物的道德修养、思想主张、才能作为，以通过历史说明做人的经验、准则，为后世人们树立榜样。那么，为这样的人立传，一方面，从材料的来源来看，人们出于景仰、爱戴便可能在传说材料中加入自己的情感和理想；另一方面，从作者的角度说，为后世树立做人的榜样，也要尽量使人物完美，足以为后世法，所以，作者自然也不排斥传闻和个别的夸张、虚构。由此，个别处存在夸张和虚构内容不应该作为否定史书的根据；尤其不应该作为否定早期历史人物传记的根据。

任何文体都有创始、发展、成熟和最后确定规范的过程，历史人物传记也不例外。以今天的标准来审视《晏子春秋》，其一些材料既存在明显的夸张和虚构，所记事件又无纪年，是不太符合史书传记标准的；但在《晏子春秋》编订的时代，人们却认为可以这样写作传记，史书既不排斥虚构（如《左传》）、记述史料也不一定要求纪年（如《国语》），而后来产生的《战国策》更是多夸张渲染的材料。即使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由于五帝、夏、商等时代史籍材料缺乏，也不排斥使用传说材料。因此，《晏子春秋》中尽管存在一些不符合今天人物传记标准的内容；但作为中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其定性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能拿后世规范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早期著作。

第二节《晏子春秋》在先秦散文中的地位

先秦散文包括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类。在历史散文中，《晏子春秋》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第一部以专书集中记述一位人物的著作，其充分肯定个人历史作用的著作精神，对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著史体例具有启发意义；同时，它又是先秦散文中文学特征十分明显的著作，其独特的著作结构和塑造人物的方法也启迪了后世作者。因此，学界研究先秦散文的发展，应该特别关注这部著作。

一、中国最早的以专书记述一位人物的历史著作。

中国是一个史官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我国很早就有总结历史经验、保存历史资料的传统。《汉书•艺文志》曾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对于班固的“左史”“右史”之说和他们“记言”“记事”的职责分工，过去曾经有过争论；但抛开早期巫、史不分的阶段不说，中国在西周末年已有王朝设置的专司记事之史，史官制度由王朝而逐渐延及到诸侯国却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对此，程水金曾有考证：“中国古代王朝设专史记事，当始自周宣王……诸侯而有国史，亦在幽、平之际。及至春秋之末世，则家大夫之‘史’亦济济之盛矣。”当时无论周王朝还是各诸侯国的史书都称为《春秋》，后只有鲁国《春秋》独存，它于是便成为记载我国春秋时期历史大事记的权威著作。鲁国《春秋》记事以鲁国为本位，同时兼及天子和其它各诸侯国。其所记录的内容，都是关于国家层面上的大事件；记述方法是仅具事件的纲目，并不记述事件的因果和过程。如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因此，它只是个历史的大事纲要，后人很难从标题式的记载中了解到事件的内容和意义。于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春秋的历史，便出现了《左传》等解释《春秋》的著作。《左传》可以算作是真正意义的史书：它纪年清晰，叙事比《春秋》更加详细、完整，同时，对事件中的人物也有更加生动的描写。但描写了人物并不代表作者便重视了个人的历史作用。书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形象丰满、历史作用显著的人物；但这些人物的出现终究不是作者写作的目的，他们只是因为叙述事件的需要而被顺便带出。因此，无论《春秋》还是《左传》，作者写作的目的都是在记述国家的重大事件而非在记人；尤其没有聚焦于重要人物的个人历史贡献。《尚书》是商周时代的记言体史料汇编，主要有誓、命、训、诰几种文体。尽管文献中记载了大量的人物言论；但记载人物言论并非为了塑造人物，而是为了通过人物言论以反映史实，所以，其本质仍在“记事”而非在“记人”。《国语》在《尚书》记言体例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分国记录的方式，共记录了周天子和鲁、齐、晋、郑、楚、吴、越七国之事，其本质仍在关注影响于国家的谈话和事件而不在个人的作为。因此，从先秦散文发展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晏子春秋》产生之前，抛开集中阐发一家之言的诸子著作，在记事散文中，史家所关注的从来只是有关于国家发展层面的重大事件和谈话，个人的作为和历史作用并没有进入史家的视野。出现这种情况，与战国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有关。

西周初年的武王至成、康时期，为了镇压殷人的反抗和维护国家的安定，周人曾分封大批宗室、姻亲和少数异姓功臣及古帝王之后为诸侯，目的是“以藩屏周”，发挥宗族的力量以捍卫天下。西周末年至春秋中叶，诸侯亦仿效天子，以宗亲和功臣为卿大夫；卿大夫进而立族。于是，活跃于各诸侯国并主宰侯国政治的便均是各强宗大族，世族的力量此时可谓举足轻重。对此，何怀宏在《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中有过精辟的阐述：“我们在春秋历史上所见到的重要人物，后面却都有一个家族，个人与其家族共衰荣，因而，对春秋历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与其说是一个个的人，不如说是一个个的家族。后世再没有什么时代像春秋时代那样：一些世家大族的历史与该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联系如此紧密，如此贯穿于首尾的了。所以，离开了世族，一部春秋史几乎无从说起，而抓住了世族，春秋时代的历史方由纷纭变得分明。”春秋时期，尽管周天子的统治权威较西周有所下降；但社会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仍然是宗法制观念。宗法制将宗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以族权强化政权，以“尊祖”和“敬宗”为信条，严格规定了自下而上应承担的义务，从而就确保了周天子天下大宗和政治共主的地位。由此，历史家所关注的，根深蒂固的便是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的不同社会等级群体，而不是独立的个体的人；个人想要实现其社会价值，只能通过加入到他所依托的家族群体中。因此，在当时的史书中，我们看到最多的便是家族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却很难看到个体人的作为。但尽管总的社会情况如此，这期间，个别卓越历史人物在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已显露出来，如管仲在辅佐齐桓公称霸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等。

进入战国时期，伴随着一些诸侯国国力的增强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加大，周天子的统治力进一步下降，社会兼并极其剧烈。剧烈的国与国的兼并、人民的不断反抗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窜乱，促使各诸侯国都意识到：必须实行改革、广泛吸纳人才才能保存国家，进而一统天下。由此，人才的作用和卓越人物的个体价值便被空前认识和推崇了。《吕氏春秋•不苟论•赞能》说：“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即是这一认识的体现。于是，在当时的社会中才出现“诸子横议”、士人“朝秦暮楚”的盛况。由此，记述卓越历史人物言行轶事，反映其品德、才能和卓越社会作用的著作才有可能产生——《晏子春秋》就是这样一部反映战国时期人们对个体人价值、对重要人物历史作用认识的著作。

《晏子春秋》的产生体现了我国历史观念的重大改变：它不再将目光只关注于国家层面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注意到重要人物的个体价值和历史作用。它集中全书的篇幅，通过8篇215章的记述，从方方面面反映晏子的生平、思想、才能和贡献，这就充分肯定了个人的历史作用和价值。纵观全部先秦散文，《晏子春秋》的历史精神是全新的，它开启了后人重视个体价值和个人历史作用的先河。

对于促使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著史体例的原因，前人一直关注于司马迁生活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的主观原因，却很少关注到前代典籍成功实践对他的启发。认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帝国空前强大，伟大时代的需要促使司马迁继承父志欲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人本思想；历代英雄的事迹感动司马迁，促使他重视个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本人具有史官的创造天才等等。但仅仅具有这些就足以使司马迁创造“纪传体”而不继续沿袭《左传》的编年体吗？难道这里边就没有前代典籍成功实践的启发吗？如果有，这种启发来自于哪里？它只能来自于充分重视个体价值和个人历史作用的著作。我们分别考察《史记》之前几种体例的历史著作。《左传》在叙事中记述了很多人物，其中很多人事迹充分形象鲜明（如子产等）；但记人并非作者的目的，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清楚地表现事件。且这些人的事迹散记在不同年代的事件中，它们能给人以“纪传体”的启发吗？《战国策》中也记述了苏秦、张仪、范雎等人的生动事迹；但这些事迹也是散记在各篇文章中，也很难给人以“纪传体”的启发。《晏子春秋》却不同，它是司马迁之前最早重视个体价值的著作，是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它虽然没有编年，但是通过8篇215章的内容集中记述了晏婴一人的生平轶事、道德修养、政治才干，塑造了他的形象，突出了他的历史贡献，它是可以给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以启发的。而通过《史记》我们可以肯定，司马迁是看过《晏子春秋》这部书的。他在《管晏列传》中曾说：“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可见，司马迁时代，《晏子春秋》是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已经多到不需要司马迁论及的程度了。它虽然不是十分规范的史书；但它的充分重视个体价值和个人历史作用的精神却是前无古人的，而且其著作实践也是非常成功的，因此，它必然对司马迁写作《史记》考虑体例有重要启发。齐景公是非常贪鄙昏庸的国君，在他的统治下，齐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但晏婴凭着个人的思想见识、道德修养和政治才干，却维持了国家稳定强大几十年，这充分体现了个人的历史作用。中国历史上又何尝没有各个时期卓越人物的历史贡献呢？如果将一个时期卓越人物的事迹都生动地表现出来，又清楚地交待出他们的相互联系，那么，一个伟大时期的众多卓越人物的事迹不就是这个历史时期鲜活生动的画卷吗？将不同时期卓越人物的事迹准确地标志出其时间和地域坐标，那么，其串联起来的不同时期卓越人物的事迹不就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活生生的画卷了吗？于是，司马迁的“纪传体”著史体例由此产生。笔者认为，这既是司马迁经过深思熟虑的史官天才的创造，也离不开《晏子春秋》这种以全书记一人、集中表现个别人物历史贡献的著作的启迪；《晏子春秋》是《春秋》编年体和《史记》纪传体之间的过渡桥梁。

二、文学特征显著的散文著作。

尽管《晏子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因为它是中国早期形态比较特殊的人物传记，其材料中有大量来自于民间传说的成分，这些材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明显的虚构和夸张的特点，所以，使它呈现出有别于其它历史著作的非常明显的文学特色。

我们试看下面一段记录：

景公饮酒，夜移于晏子。前驱款门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事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

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将军乐之。”穰苴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

公曰：“移于梁丘据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乐哉！今夕吾饮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

君子曰：“圣贤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内篇•杂上》第十二章）

姑且不论“景公夜宴”之事历史上确否存在，仅就这段文字的夸张记述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的创作意旨：何以晏子与司马穰苴的对话如此一致？何以梁丘据的嘴脸如此谄媚夸张？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重心不在记述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在通过夸张描写，强烈地突出忠奸的对比。《晏子春秋》中这类充满文学意味的记载十分普遍。

作为一部中国最早的历史人物传记，《晏子春秋》的著作形态呈现出迥异于后代的独有特点：它不是按照人物生平的时间顺序以编年的形式记述人物的一生事迹，而是将全书作为一个大的结构，采取集腋成裘的方式，通过215章的记述，从不同方面反映晏子的品德、才能和历史贡献。全书记述的中心是晏婴，各章材料都围绕着晏子展开，它们都是晏子思想、品德、才能、事迹的一个方面，都为反映晏子人生和塑造晏子形象服务。将这些材料汇集起来，完整的晏子形象和一生事迹便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但同时，这些材料的每一章内容自身又是完整和相对独立的，它们自成单元，表现一段完整的事件，塑造晏子一方面形象，完全可以离开整体文本而独自流传。这个特点也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著作的一部分材料是先在民间独自流传，最后被编订者汇集到著作中用来反映晏子人生、塑造晏子形象的事实。

作为一部历史人物传记，《晏子春秋》最突出的成绩就是为我们记述了晏婴一生的生活轶事和历史贡献，塑造了他鲜明、生动、丰满、完整的艺术形象。《晏子春秋》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作者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从多角度塑造人物有密切关系。

首先，作者善于在重大的政治事件、惊心动魄的场面中表现晏子身当国难而大义凛然的形象和作为社稷之臣的思想深度。崔杼弑庄公，这是当时齐国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在突如其来的大事件面前，晏子既不畏生死、威武不屈，又不苟同于愚臣的“君辱臣死”的做法；而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上，本着“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匿，孰能任之”的原则，既不赞赏荒淫的昏君，也不支持弑君的乱臣，尽礼而归，表现了其作为社稷之臣的深谋远虑和厚重的形象（《内篇•杂上》第二章）。

其次，作者还注意通过众多的生活细节的描绘，刻画晏子廉洁奉公、博施济众、谦恭下士、举贤任能的美好形象。书中多处记载晏子生活简朴，却广济众生的事迹：他“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国之民”（《内篇•杂下》第二十五章），穿的是“缁布之衣、麋鹿之裘”，吃的是“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乘的是“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朝”（《内篇•杂下》第十二、十九章）。他的住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景公屡次为他更换，他都执意不肯（《内篇•杂下》第二十一、二十二章）。其所受赏赐必以分人：“父之党无不乘车者，母之党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党无冻馁者，国之闲士待臣而后举火者数百家”（《内篇•杂下》第十二章）。他礼遇贤者，并极力举荐（如对越石父、改过自新的御者）；而对“特禄之臣”（如高纠之流）则坚决摈弃。通过这些生活细节的描绘，表现了晏子高尚的道德情操。

第三，作者还通过晏子与景公的多次对话和议政，突出晏子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方法的善于讽谏的贤臣、智者形象。晏子深切爱民，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多次犯颜谏君，甚至不惜散家财、辞官职。由于他的一次次的谏阻，景公被迫赈济苦难的灾民，中止一个个浩大的劳民伤财的工程，人民因此而受惠。如《内篇•谏上》第五章记载：“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而景公却使人“致能歌者”。于是，晏子遂散家财于民，并愤然辞职，终于迫使景公开仓济民。同样的例子还见于《内篇•谏下》第五章。但晏子的谏君不只是犯颜直谏，很多时候也是很讲进谏技巧的。如当景公心情好，“欲更晏子之宅”，闲话市场“何贵何贱”时，晏子便巧妙以“踊贵而屦贱”谏君省刑（《内篇•杂下》第二十一章）；而对于景公很多荒谬绝伦的嗜杀滥刑行为，晏子则以令其哭笑不得的诙谐辛辣的讽刺予以谏阻。如景公因所爱马死，便要“令人操刀解养马者”。对暴君的荒唐行为，晏子不是犯颜直谏，而是采取迂回战术，正话反说：“此不知其罪而死，臣为君数之，使知其罪。……尔罪有三：公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善马，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汝杀公马，使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汝当死罪三也。”这哪里是“为君数之，使知其罪”，简直是对暴君残暴行径的愤怒声讨，终于使景公喟然叹曰：“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内篇•谏上》第二十五章）对景公偶然一现的善心，晏子也能因势利导积极利用。如景公见年老负薪者有饥色而悲之；探雀而返其雏，晏子对此都特意加以赞扬：“今君爱老，而恩无所不逮，治国之本也”、“吾君仁爱，曾禽兽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圣王之道也”（《内篇•杂上》第八、九章）。而当劝谏无效时，晏子有时还巧妙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以行动实证对方观点的错误。如《内篇•谏上》第二章记载：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无为礼。”晏子劝谏景公“礼不可无”，不被采纳，便致之以“无礼之实”，最终使景公诚服。

第四，作者还善于通过风云复杂的外交斗争突出晏子的睿智、机敏和卓越的辩才。如《内篇•杂下》第八章记载：晏子使吴，吴王故意让“行人”三次宣称“天子请见”。对于吴王的妄自尊大，晏子不做正面交锋，而是故作愚拙，“蹴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恶乎存？’”迫使吴王不得不说：“夫差请见。”见之以诸侯之礼。同样的例子还有《内篇•杂下》第九、十章记载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晏子使楚，楚人为试探晏子的智慧和在气势上压倒晏子，故意“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对此，晏子不露声色，而是巧妙地以“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予以回击。对于楚王恶毒攻击“齐人善盗”，晏子也以同样的针锋相对的辛辣讽刺，巧妙而义正词严地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第五，作者还善于运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来突出晏子的社稷重臣形象和在国君、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如前述的“景公夜宴”的描写，通过司马穰苴和梁丘据这一正一反两种形象的陪衬和景公最后的感慨，晏子“社稷之臣”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而齐景公在作品中也经常是作为晏子的陪衬形象出现的，他的贪婪、残暴、昏庸和玩物丧志经常是为了衬托晏子的廉洁、爱民、练达和目光远大。对于晏子在国人和景公心目中的地位，作品也做了精彩的描写：一次，庄公关闭城门准备攻打莒国，而国人便“以为有乱也，皆操长兵而立于闾”。直到庄公采纳臣下意见，“以令于国：‘孰谓国有乱者，晏子在焉。’然后皆散兵而归”（《外篇第八》第十五章）。“景公游于菑，闻晏子死，公乘侈舆服繁驵驱之。而因为迟，下车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比至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往，伏尸而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夫！’”（《外篇第八》第十六章）通过以上对比和衬托手法的运用，晏子在国君和人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便得以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作为历史人物传记，《晏子春秋》的著作形态是独树一帜的，其塑造人物的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也是非常成功的，这些都必将对后代散文的发展起到启发和哺育作用。

第三节本书的价值及其写作目的

由前面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晏子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其充分重视个体价值的著作精神对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著史体例有重要启发。同时，它又是先秦散文中文学特征显著的散文著作，其独特的著作形态和塑造人物的方法对后世也有启发意义。对于这样一部在先秦散文中形态如此独特、地位如此重要，且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散文著作，我们理所应当充分重视——对于它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先秦散文发展脉络的理解，揭开很多未解的疑惑，也会为后世散文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因为，先秦是中国文学的起源阶段，对于这阶段一些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尤其是像文学性散文如何从诸子、历史散文中逐渐分离并发展壮大这样带有基本性问题的透彻了解，将对中国古代散文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研究都产生重要影响。过去人们谈到先秦散文，总是强调其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认为这时期文学还未进入到自觉时代，还没有产生纯粹文学意义的散文。放眼先秦散文的总体情况，这一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但只是这样笼统地强调文、史、哲的融为一体，是不能满足人们对先秦散文发展的深入研究的：文学性散文如何从史学、哲学著作中逐渐分离并不断发展壮大？人们似乎还无法作出透彻的解释，并描绘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而《晏子春秋》恰恰就是这样一部既有史学、哲学著作影子，又不完全同于史学、哲学著作，明显地体现出逐渐游离于史学、哲学著作而向文学散文发展的著作。

遗憾的是，这样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尽管中国历代都有对它的研究，但其成果却散见于各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从“研究史”的角度对这些成果进行汇集，厘清研究脉络、总结以往研究的得失并提供学术启示。出现这一情况，可能与前人对其著作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有一定关系。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早期墓葬中已经发现了《晏子》简本，证明了其著作的真实性，则对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便没有理由再不重视了；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必将对揭开先秦散文的发展奥秘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部学术研究史，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填补这一项前人研究的空白，力求在尽可能详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自汉代刘向以来中国两千年《晏子春秋》研究的历程、成就和学术启示，做出尽可能科学、中肯的评价和阐释；力求为今天的《晏子春秋》研究提供前人比较清晰的研究脉络、丰富翔实的研究资料和一定的学术启迪。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它对于后人透彻了解前人的《晏子春秋》研究历程，吸收其经验和教训，把握当前最新的研究动态，以促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并进而促进先秦散文和整个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深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使研究史清晰地呈现前人的研究脉络及取得的成绩，本书的叙述按照历史线索纵线进行，而对每个历史时期的成果则根据类别分类阐发。

中国最早对《晏子春秋》著作进行校勘的，是西汉时期的刘向。唐柳宗元之前，它一直被列为儒家著作。自从柳宗元在《辩晏子春秋》中提出“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之后，遂引起了后人关于这部著作的学派归属和产生时代的广泛争论；但清代之前，人们并没有对这部著作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将这个时期的研究看作是清代学术辉煌的准备阶段。第一章《清代以前的〈晏子春秋〉研究》，重点介绍“刘向首校《晏子春秋》”和“柳宗元所引发的有关争论”的学术意义。

中国真正意义的对《晏子春秋》研究始于清代的乾嘉时期。整个清代的研究在三个领域展开：一、对著作的学派归属进行了论争。孙星衍力排柳宗元，坚决主张“儒家说”；洪亮吉则基本持“墨家说”；而《四库全书》则跳出儒、墨等学派之争，认为其“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将其由子部移之于史部。二、对作者及成书时间进行了考辨。柳宗元之前，传统的观点“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自柳宗元始倡“墨家说”之后，遂在讨论该书的学派归属的同时，又掀起了作者与成书时代的论争。吴德旋和管同持“六朝伪书说”；孙星衍则最先提出了“战国说”。三、对著作的文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校勘和疏解，产生了一批重要著作。它们是：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卢文弨《晏子春秋拾补》、洪颐煊《读书丛录》、王念孙《读晏子春秋杂志》、苏时学《爻山笔话》、俞樾《晏子春秋平议》、黄以周《晏子春秋校勘记》、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孙诒让《札迻》、陶鸿庆《读晏子春秋札记》、于鬯《香草续校书》、苏舆《晏子春秋校注》等。第二章《清代的〈晏子春秋〉研究》，重点介绍孙星衍、卢文弨、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人对《晏子春秋》研究的贡献，并探讨清代的研究特点及与乾嘉学风的关系。

民国时期的《晏子春秋》研究与清代接近，除个别文章在“民主”、“科学”精神的昭示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作品（如署名“蛤笑”的《晏子春秋学案》）外，大部分学者仍致力于考证成书时代、辩论作品学派归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提出了成书时代的“汉初说”，罗焌提出了著作性质的“俳优小说”说。民国的文本校释工作也取得较大成绩，产生了刘师培《晏子春秋补释》、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和于省吾《双剑誃晏子春秋新证》等一批著作。第三章《民国时期的〈晏子春秋〉研究》，重点介绍刘师培、张纯一、于省吾等人对《晏子春秋》研究的贡献，及民国作为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的学术研究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学人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重新研究《晏子春秋》，从而不再重复以往的关于作品“儒”、“墨”等学派归属的争论，而比较一致地将其看成是“记叙文学类”作品，进而对其进行文学意义的深入研究。建国后的《晏子春秋》研究共出现三次相对集中的问题讨论：第一次出现在1959-1962年，主要是以高亨、董治安为代表的成书时间“战国说”和以吴则虞为代表的“秦代说”展开论争，并产生了吴则虞所著、代表建国后文本研究最高成就的《晏子春秋集释》；第二次出现在1982年及稍后，产生了谭家健、孙绿怡、骈宇骞等一批学者及关于著作性质等众多影响至今的研究成果；第三次出现在2000年之后，各高等院校的硕士、博士论文相继将《晏子春秋》作为研究热点，分别从文学、语言、文化和史学、哲学等方面对其做深入研究。新中国的《晏子春秋》研究，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界限，前后明显地呈现出不同的研究风貌，故本研究史将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作为一个阶段，通过第四章《1949至1976年的〈晏子春秋〉研究》，重点介绍高亨、董治安和吴则虞的研究成就。而对于“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晏子春秋》研究，则通过第五章《1976至2010年的〈晏子春秋〉研究》，重点介绍谭家健、孙绿怡、骈宇骞等人的学术贡献，并发掘新中国，尤其是新时期的《晏子春秋》研究特点。

此外，台港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晏子春秋》研究的重要学者及其成果，第六章为《台港的〈晏子春秋〉研究》，重点评述王更生、陈瑞庚和郑良树等学者的《晏子春秋》研究成绩。

一部研究史，除了要给予读者系统的关于某领域的研究线索，更重要的还要为读者总结研究的成绩，反思存在的不足，提供学术启示，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等。本研究史也试图在这些方面对读者有所贡献。在全面描述了中国两千年的《晏子春秋》研究历程之后，我们设《余论：〈晏子春秋〉研究的成就与反思》，力图对《晏子春秋》研究成就与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并努力为读者提供富有启发性的学术启示。

同时，笔者还有一个愿望：基于多年的潜心研究，笔者已汇集了较为全面的《晏子春秋》研究资料，有些还是比较珍贵的资料。若将这些宝贵资料集于书后，使读者能一书在手，中国两千年《晏子春秋》的研究历程与资料尽收眼底，对研究来说则实在是方便之至。基于这样的考虑，本研究史在书后设立三个附录：一、《〈晏子春秋〉版本及笺校、研究书目》；二、《〈晏子春秋〉研究论文索引》；三、《〈晏子春秋〉研究资料选编》，将努力发挥这部著作的研究资料价值，全面、系统、集中地为读者提供前人研究的珍贵资料。

当然，以上只是作者的主观愿望。限于水平，我深知未必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书中错误和不足肯定会在所难免，只有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及所有对本书寄予厚望的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以使我不断改进提高了。

《史记•管晏列传》注引《正义》：“《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晏子》八篇”为儒书之首。《隋书•经籍志》亦同“汉志”，列《晏子春秋》于儒家。
见《辩晏子春秋》。《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13-114页。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上册，第514页。
见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中华书局，1962年，第30页。
见《说〈晏子春秋〉》。《山东大学学报》（语文），1959年第4期，第19-31页；后收入作者《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著作中。
见《〈晏子春秋〉简论——兼评〈晏子春秋集释•前言〉》，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17-27页。
见《〈晏子春秋〉的文学价值》，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第65-69页。
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上册，第33页。
见于省吾《双剑誃群经新证双剑誃诸子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下-255页上。
顾宝田、陈福林《左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327页。
见《国语•晋语五》。邬国义等《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顾宝田、陈福林《左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426页。
见周才珠、齐瑞端《墨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9-274页。
见《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第四册，《墨子间诂》“附录一卷”单独编排第9页。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第1715页。
见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卷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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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第六册，《吕氏春秋》单独编排，第309页。
见《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中华书局，1959年，第七册，第2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