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3.遇见终身伴侣燕妮——《爱之书》

马克思传: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作者:袁雷,张云飞 著


3.遇见终身伴侣燕妮——《爱之书》

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曾说过,在马克思的生命中,燕妮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就不会有今天的卡尔·马克思。他们两人志趣相投,互相取长补短。

燕妮·威斯特华伦于1814年2月12日生于德国威斯特华伦的一个贵族家庭,年长卡尔·马克思4岁。燕妮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智者。燕妮的母亲是普鲁士官员的女儿卡洛琳·坎伯尔。燕妮的父母共育有两个子女,即燕妮和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尔。在此之前,冯·威斯特华伦还有过一段婚姻,共留下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叫斐迪南,是后来普鲁士著名的反动大臣。他对马克思和燕妮一家极端不友好,甚至参与了对他们的迫害。1816年,燕妮的父亲携家搬迁到特利尔,并担任特利尔城的政府枢密官。在这期间,冯·威斯特华伦一家和马克思一家距离较近,两家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共同成长。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和燕妮年纪相仿,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马克思和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尔是很好的朋友,两人不仅一起成长,还同时在特利尔中学读书,并结下了终生的友谊。燕妮和马克思则经历了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

思念

致燕妮[1]

燕妮,任它物换星移、天旋地转,

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阳,

任世人怀着敌意对我诽谤中伤,

燕妮,只要你属于我,我终将使他们成为败将。我的思念比茫茫宇宙还要宽广,

它无比崇高,胜过寥廓的穹苍,

它无比美丽,胜过梦中的仙乡,

它无比深邃,胜过惊涛澎湃的海洋。

这思念无穷无尽,热情奔放,

这思念犹如上帝的遐想,

时时在他崇高的心中回荡,

正是你让这种思念萦绕在我的心房。

你自己就是这思念的化身,

思念二字难表达一腔衷肠,

炽热的深情无法用言词诉说,

这热情将在我心中越烧越旺。

随着马克思和燕妮的深入接触,他们对彼此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年轻的马克思被燕妮的善良、智慧和美貌折服,而作为特利尔城的“公主”和舞会上的“皇后”的燕妮也喜欢上了马克思正直的品格、敏捷的思维、渊博的知识。在实际的相处过程中,马克思和燕妮产生了爱情的火花。1835年,马克思中学毕业,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律,并于第二年转学到柏林大学。1836年夏天,也就是在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的那个暑假,回家探亲的马克思向燕妮求婚,并和燕妮在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秘密订婚。对此,恩格斯指出:“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连结在一起了。”[2]这样,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走到了一起,并立志一生携手并进、荣辱与共。

马克思和燕妮的秘密订婚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订婚没有得到双方父母的知晓和同意,更是因为他们在各方面条件的差异。虽然这对年轻人彼此深爱着对方,但是在一般人看来,他们并不合适,不仅是因为年纪方面的差距——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更是因为身份地位方面的差距——燕妮出身于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是特利尔城的枢密官。相比于燕妮显赫的出身,马克思仅仅是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普通青年,两个家庭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燕妮家的一些亲戚并不满意这桩婚事,并对之进行百般刁难。在他们看来,以燕妮的条件,她至少要嫁给一个贵族青年,继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不是选择马克思这样一个普通青年,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交给未知的未来。就连马克思的父亲也认为,从世俗的角度看来,这桩婚姻预示着燕妮这个被一家人宠爱的女儿可能会面临着一个阴暗的未来,“真的,千千万万的父母都不会同意的。你自己的父亲在忧郁的时刻也几乎希望他们这样做——因为我太关心这位天使的幸福了,我爱她犹如亲生女儿,但正因为如此,她的幸福才令我十分担忧”[3]。可见,父亲曾担心马克思不能给燕妮带来幸福。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和燕妮的父亲都十分赞赏和支持这桩婚姻,因为两位老人是看着他们成长的,并且深爱着他们,并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竭尽全力地为他们的爱情保驾护航。

燕妮·马克思

和燕妮订婚后,马克思就去柏林大学继续求学,而燕妮则留在家中等待着他学成归来。因此,他们主要的联系方式就是通信和马克思给燕妮写情诗。在大学期间,马克思创作了三本诗集,分别给燕妮、父亲和姐姐。其中,给燕妮的诗歌有三个部分,分别是《爱之书》第一、二部和《歌之书》。通过诗歌,马克思表达对燕妮的思念和热爱:“只是由于你那含情目光朝我一望,才使我从那魔法下获得解放。”[4]同时,诗歌也表达了马克思希望和燕妮荣辱与共、白头偕老的誓言。在《夜》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我们的心意、行动和爱情将谱写命运的伟大篇章,一旦激情的火焰使我们结合,深沉的痛苦定会消亡。那时我愿永远驻足,与你呼吸与共甘苦同尝,我愿在你怀里燃尽烈焰,幸福地安息在你的身旁,活着我们同呼吸,死后我们合安葬。”[5]显然,马克思和燕妮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收到这些诗后,燕妮感动地掉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在燕妮的一生中,不管多少次被驱逐,不管如何贫病交加、颠沛流离,无论到哪里,燕妮都将这些诗歌随身携带,小心翼翼地保存,并收藏起来。对此,拉法格回忆说:“马克思具有丰富的诗意的想象力。他最初在文学上的尝试就是诗。他的夫人曾小心地收藏着她丈夫青年时代的诗作,但不给任何人看。”[6]这充分反映了燕妮对马克思的真挚情感。对燕妮的来信,马克思也是倍加珍惜,一遍一遍地阅读。在1837年11月10—11日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请向我温柔美丽的燕妮致意!她的来信我已经看了12遍,每一遍我都发现引人入胜的新东西。这是一封在一切方面包括文体在内我所能想像的出自一位女子之手的最美好的信。”[7]这也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对燕妮的深厚感情。

和马克思订婚后,燕妮面临着沉重的世俗压力。燕妮的亲戚们让她离开马克思。这给燕妮带来了巨大的苦恼,以致她的身体也遭受了疾病的打击。与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潜心读书,可以忘掉一切世界的纷繁复杂不同的是,燕妮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针对世俗的压力给燕妮带来的苦恼,马克思这样写道:“尽管你们掀起狂澜,尽管你们怒气冲天,爱情会毅然冲决一切阻拦,傲然屹立于天地之间。”[8]可见,这是马克思和燕妮对命运的反抗和斗争,他们要扼住自己生命的咽喉。值得欣慰的是,马克思的家人都非常喜欢燕妮,给她力所能及的帮助,晚上不到十点钟绝不放她回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的父亲扮演了一个为两人的爱情保驾护航的角色,既帮助马克思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也帮助燕妮排解感情上的困难和生活中的压力,成为他们爱情的守护神。

亨利希·马克思对燕妮非常了解,也非常喜欢这个善良、聪明和高尚的女孩,将她视为自己的女儿,因此,他不希望燕妮受到任何伤害,包括马克思可能给燕妮带来的伤害。然而,大学期间马克思是一个思想极其发散和活跃,甚至是天马行空的人,再加上他和燕妮的恋爱经受了很多世俗的不公正的对待,因此,为了与马克思结合,燕妮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对此,亨利希·马克思指出:“她为你作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她表现出的自制力,只有用冷静的理智才能衡量。如果在你的一生中什么时候忘了这点,那就太可悲了!但是,目前只有你自己才能有效地干预了。你应当确信,你虽然年轻,却是一个值得世人尊敬、很快就会使世人折服的堂堂男子汉;是一个保证始终如一、保证将来认真努力,并迫使指责你过去错误的那些贫嘴薄舌者无话可说的人。”[9]在父亲看来,马克思应该证明自己的才能和品德,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这样,才能让别人信服并给燕妮带来幸福。

为了减轻燕妮的压力,马克思的父亲于1838年经常与她谈心。根据燕妮的回忆:“那天我们两人曾单独在一起,两三个小时地谈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谈论最高尚、最神圣的利益,谈论宗教信仰与爱情。他说了一些精彩有趣的话,他的金玉良言铭刻在我的心头。他和我交谈时带着一种慈爱、带着一种真挚、带着一种亲切,这只有像他这样情感丰富的人才能做得到。”[10]这样,马克思的父亲成功开导了燕妮,获得了她的无限信任。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善良的燕妮首先考虑到的还是马克思,生怕会对他不利,使他过分劳累。在1837年12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父亲指出:“这位姑娘按其出众的才干、优越的社会地位,她是作了巨大的牺牲的:她以自己优越的地位和锦绣前程换取一个靠不住的、阴暗的未来,把自己和一个比她年轻的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简单而实际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为她在现实中创造一个配得上她的前途,而不是让她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守着一盏放在一个放荡不羁的学者身旁的昏暗的油灯。”[11]在父亲看来,马克思应该有所改变和作为,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要以坚定的精神和男子汉的勇气使得燕妮相信自己,能够平静和坚定不移地向往着未来,这样才能配得上燕妮的付出和牺牲。

马克思的父亲对马克思和燕妮的付出,得到了两个孩子的衷心感谢和信任,也使得马克思发生了很大改变,逐渐地担负起了一个男子汉对爱情的神圣责任。不幸的是,马克思的父亲于1838年5月10日去世。在1838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燕妮写道:“每一天,每一瞬间都提醒我:如今一切都变了,过去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那为我们的爱情祝福的卓绝的人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他已再也不能把祝福我们的、给我们力量的太阳的光芒投入今日的黑暗中,他被永远地从我们身边夺走了,他永远地走了。”[12]可见,燕妮将马克思的父亲当作自己的父亲,从内心感激他对自己的爱情的保驾护航。虽然父亲的离世给了马克思和燕妮很大的打击,也使得他们的爱情少了一位保驾护航的长者,但是在父亲的教导和帮助下,马克思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可以和自己心爱的燕妮一道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困难,他们的爱情也曲折但是坚定地向前发展,并且在不远的将来开花结果。

在马克思的青少年时代,他就遇见了将与自己携手相伴一生的燕妮,并将自己的生命和燕妮完全地结合在一起。这是马克思人生中的一件幸事。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48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4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64-56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0-481.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回忆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9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7.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0.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77.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64.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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