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创办《德法年鉴》

《莱茵报》被停刊后，马克思提议并开始筹办一本新的刊物——《德法年鉴》，继续在新闻出版领域与专制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

《莱茵报》事件使马克思意识到，在德国这种专制的环境下不可能从容地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于是，他将目光转移到巴黎，计划在那里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卢格共同出版一份新的杂志。1843年5月中旬，马克思前往德累斯顿，和卢格商量出版杂志的具体计划。然后，马克思前往克罗茨纳赫，打算和燕妮完婚。因为自从威斯特华伦去世后，燕妮和母亲就迁居到了克罗茨纳赫。1843年6月，马克思和燕妮正式完婚。婚后，马克思和燕妮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蜜月之旅，就又回到了克罗茨纳赫的燕妮的母亲家中。在克罗茨纳赫期间，马克思一方面为新出版的刊物做各种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从事理论研究，利用《莱茵报》时期的革命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尤其是清除自己所受到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错误观点的影响。

为此，马克思广泛地研读和摘录大量的历史资料，对马基雅维利、卢梭、孟德斯鸠、兰克等人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创作了著名的《克罗茨纳赫笔记》。经过慎重的考虑，在1843年9月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我很高兴，您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过去，进而着意于新的事业。那么，到巴黎去，到这座古老的哲学大学去吧，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到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必须做的事情，就必定能实现。所以我毫不怀疑，一切障碍都能排除，虽然我承认障碍很大。但是，不管这个事业能否成功，无论如何，这个月底我将到巴黎，因为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我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任何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1]显然，马克思决定在巴黎继续开展他的革命事业。

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笔记》(Kreuznach Notebooks)

1843年7—8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做了大量的读书摘录和读书笔记，最后留下了一个超过250页、由5本笔记构成的手稿——《克罗茨纳赫笔记》。

从内容上来看，该笔记是马克思在研究有关国家的理论和历史以及关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的历史时，所做的摘录。

这一笔记对于解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有的论者认为，这一笔记是马克思思想发生转变的标志。

这一笔记长期不为世人所知。192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MEGA¹)对其作了提要性的介绍。1981年，《克罗茨纳赫笔记》被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²)第4部分第2卷中公开出版。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夫妇从克罗茨纳赫到达巴黎，并在塞纳河左岸找到了一个简易的居所。卢格在8月初先于马克思到达巴黎。1843年10月，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共同创办了德文刊物——《德法年鉴》。这表明马克思希望将德法两国的最进步的作家联合在一起，共同向德国的专制制度开火，将《莱茵报》时期的斗争继续下去。1843年，马克思在关于《德法年鉴》的通信中指出：“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2]可见，从实际出发阐发真理是创办《德法年鉴》的重要目的。在马克思看来，要在实践中取得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胜利，就必须将这种批判同政治的批判和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也就是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可见，坚持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统一是推翻专制制度的根本途径。

在编辑《德法年鉴》的过程中，卢格由于生病而没有参与相关的编辑工作，因此，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马克思一个人身上。同时，原本预期从法国同志那里得到的文章都没有送来，因此，马克思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即便如此，在巴黎，马克思所感受到的自由的氛围确实是专制的德国所不具备的。因此，他不知疲倦地承担了绝大部分编辑工作，迫不及待地向德国专制制度开火。在马克思的不懈努力下，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一、二期的合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些文献标志着他们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然而，《德法年鉴》仅仅出版了这一期合刊，就被迫停刊。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和卢格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卢格认为，马克思不适合担任编辑和管理行政事务，因为他使得《德法年鉴》出现了糟糕的财务状况。在《德法年鉴》被禁止出售后，卢格还用杂志来代替编辑薪金支付给马克思。当然，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是思想立场方面的。由于卢格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代表，而马克思正逐渐摆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实现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因此，从自身的阶级立场出发，卢格反对马克思诉诸工人阶级和群众的做法。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使得卢格感到害怕。于是，卢格拒绝了之前答应的拿出资金支持《德法年鉴》的义务。这样，他们之间的分歧就再也无法弥合，最终分道扬镳。

另一方面，专制政府对马克思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在编辑《德法年鉴》的过程中，马克思就发现警察当局肆意拆阅别人给他的信件。《德法年鉴》发表的革命性的文章招致普鲁士反动政府的进一步猜忌。于是，普鲁士政府于1844年4月发布一个内阁命令，禁止马克思回国，如若违反，就对其予以逮捕。之后，由于马克思又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些革命文章，普鲁士政府加大了对他的迫害程度，通过各种手段迫使法国政府将他驱逐出境。1845年初，警官突然到马克思家里，拿出普鲁士政府怂恿基佐发出的驱逐令：卡尔·马克思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对于这一无耻的命令，自由派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于是，法国政府又向马克思表示，只要他不再从事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斗争，就可以不离开巴黎。马克思对此明确表示拒绝，并答复法国政府他将立即启程。于是，马克思一家就不得不离开巴黎，开始了第一次流亡生涯。

1845年2月初，马克思到达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的夫人和女儿也随后抵达。这时，马克思一家已经一贫如洗。为此，恩格斯对马克思提供了无私的援助。1845年2月，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我还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所以不言而喻，我是万分乐意把我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3]的稿酬交给你支配的；这本书的稿酬我不久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而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因为我会向我的老头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在比利时他们终究也会找你的麻烦，最后，你只有英国可去了。”^[4]这一方面表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深厚情谊，毫无保留地资助他，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恩格斯对形势的准确预测，尤其是对反动派的无耻行径的判断，预言马克思最后只有英国可去。恩格斯还在革命同志和朋友中为马克思筹钱，以帮助他克服困难。在恩格斯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马克思一家暂时不用为面包发愁，而马克思又能投入到火热的革命进程中去。

《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不仅延续了《莱茵报》时期对德国专制制度的无情批判和彻底斗争，而且已经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因此，这一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8.

[3]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