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我们的城市，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在这些富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中，充满着浪漫的口头文学，而提供浪漫故事的场景主要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这些海味传说滋润着我的文学梦想。

大海滋润了我

一

说起来可笑，我们的城市曾经被日本侵略者当成日本领土的一部分。无论是北上沈阳，还是南下山东，都得办理“出国护照”。

我有幸生长在切入蓝色板块中间的辽东半岛，呼吸着鲜润的海洋气息长大。为此，我的脑袋里经常波涛起伏，心血也像浪花般涌动。我曾用优美的笔调描绘她：我住的城市像一条硕大的鲸鱼，游进渤、黄两海之中，家乡北边是女人般温柔的渤海，轻风卷动的浪花犹如少女的百褶裙，摩挲着平坦绵软的海滩，谷粒般金色的细沙在清澈的水波里晶莹闪光，连鱼虾也长得细柔苗条，游起来舞姿翩翩。家乡南面则是终日咆哮不止的男子汉般的黄海，滩涂坚实而隆起，岩礁林立，参差错落，像一排排勇士挽臂抱肩，抗击太平洋涌来的万钧之力，这里的鱼虾生长得威武雄壮，钢蓝色的鲅鱼炮弹似的在浪尖上飞蹿，武士蟹挥动长钳，在礁丛里咔嚓作响……

我们城市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海洋奇观，就是大自然妙手造就的一道笔直的海洋分界线。因为渤海和黄海在我们城市南端的老铁山下交汇，大潮退涨之际，两海之间齐刷刷地分开，中间似乎用巨尺画出一道笔直的分界线，一边是蓝色，一边是黄色，两种截然不同颜色的海水各自为政，互不侵犯。更让你心旷神怡的是，渔船越过这条分界线时，还会明显地感到咯噔一下，像跨过一道门槛、登上一层楼梯那样。

我经常到海边散步，望着平坦的海面我的浪漫思绪飞驰，迎着奔腾的浪花我的创作激情涌动。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女人们在礁石上捉蟹，还有一些人在垂竿钓鱼，整个城市因为有着海的滋润而新鲜。近年来，我住的城市更是美丽得名扬天下，我的自豪感也就成倍地升腾。我们的城市确实挺美，城堡式、别墅式的洋建筑也有别于我们中国的传统建筑，这种异国风情让你有种新鲜和新奇的感觉。因为仅仅才有一个世纪的历史的城市，却有半个世纪是被殖民者统治。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城市曾经被沙俄和日本侵略者称为“关东州”，甚至被日本侵略者当作他们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无论是北上沈阳，还是南下山东，都得办理“出国护照”，现在说起来简直就是笑话。至今，城市里到处都可见殖民者留下的痕迹，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洋建筑。中国传统的城市街道是横平竖直的井字格，而我们城市的街道却是以圆形广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从城市东部的二七广场往西，像珍珠项链一样串着三八广场、中山广场、友好广场、胜利广场、人民广场、解放广场等。倘若你乘飞机从空中俯瞰大连，那光景煞是好看。从城市的居住条件来讲，房屋是狭窄的，街道是狭窄的，胡同更是狭窄的，而当你从这些狭窄的建筑里走到广场，突然的开阔突然的平坦突然的解放会令你激动得不知所措。我小时候，广场还没像今天这样被精心打造、严格管理，所以广场往往是我们的足球场，拼命的奔跑疯狂的叫喊让我们享受到一般城市无法享受的自由。大连足球曾发展到举国瞩目的程度，应该说广场也有不小的贡献。

我们城市的老百姓最愿说的一句话就是“大连的风景绝啦（最美）”，这是由衷的却又是浮浅的赞美；我们城市的知识阶层最愿说的一句话是“大连太没文化了”，这是冷漠的却又是深刻的爱极生恨。这使我感到我们的城市实在是太年轻，几乎没有出过一个历史巨人，文学巨著中也没有一个故事与这个城市相关。近代史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倒是在我们城市最南端的旅顺口区打得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可那却是我从不愿回顾的一段耻辱。日军与俄军在中国的国土上杀得昏天黑地，但我们中国却像一块肥肉般被老实地摆在那里，等着两个强盗火并之后再来占有。今天，一些人对日俄战争犹如讲有趣故事一样津津乐道——大鼻子（俄国人）怎样防御，小鼻子（日本人）怎样进攻……政府也依此建成旅游景区。

我曾参与出版有关我们城市的几本画册，那上面印有许多殖民地时期的照片，每每翻阅这出土文物般的旧景，我往往是一阵热血涌动但紧接着就是长长的沉默。当漫长的历史叠印成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时，你会怅然若失却又会怦然激动，这是一种沉淀后的激动，而且伴随着肺腑深处的隐痛。因为锈痕斑斑的铜枪铁炮、明堡暗道和有着尖刺般屋脊的洋建筑，因为先辈们的愤怒、牺牲、抗争乃至殖民屈辱，都在你的血脉里滚动。无论你的性格乐观还是忧郁，你的性别和姓氏有何不同，但只要你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是大连人，都将永久地背负着这历史的沉重。然而，面对饱吸父辈汗水的土地，注视沾满父辈血泪的建筑，一种觉悟和感悟便使这凝固的画面重新生动，于是悲叹和悲愤相融，又升腾起一种庄重。这分明是一部城市生命的档案，无论你无可奈何还是痛不欲生，这部城市档案的内容都将以基因的形式注入你的生命。

我的父母就是走水路这一拨豪杰，为此也就派生出我对父母的崇拜。

我们这个城市应该说是个移民城市，因为绝大多数市民都是一代代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后裔，即使是带着浓重辽南乡音的“当地人（指正宗大连人）”，如果认真追溯，会发现他们大多也是闯关东的山东人。我曾经很有兴趣地分析“闯关东”现象，这种至今还在缓缓流动的移民潮，让我惊讶不已。从远古的岁月以来，山东人闯关东有两条路线，一条走旱路，一条走水路。走旱路的大部分是山区的赤贫农民，他们拖儿带女，从环渤海西部的河北省区，过山海关进入东北。走水路的是山东沿海胶东地区较富裕的农民和商人，他们很勇敢也很智慧地驾风驶船，越过汹涌的波涛，踏上东北的桥头堡大连。大连是闯关东的第一站，要扎下根来需要经过激烈的竞争，本来敢于往外闯的人就已经是人中的豪杰，豪杰与豪杰在一起竞争，最终能在第一站立足的绝对是豪杰中的精英。所以，我个人认为，从某种角度上说，大连人的智商是要高那么一些的。

我的父母就是走水路这一拨豪杰，为此也就派生出我对父母的崇拜。我有一个脾气暴躁却又极其聪明的父亲，他能写会算，在当时来说就是相当了不得的知识分子了，所以无论在日本人、苏联人还是中国人的管理下始终都是“干部”，但因为脾气暴躁，无论在什么人手下工作都会得罪一大批人。我又有一个性格顽强并相当有智慧的母亲，她对我父亲的暴躁有着相当强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说在我父亲面前从来是不卑不亢。正是这样的父亲母亲的基因注入我的血管里，给予我在任何艰难中都能健康活下来的本能，也给予我在任何危难中都能刀枪不入的本领。

我们城市的南面是大海，大海的南面是山东省，每当向南眺望波涛滚滚的大海时，大连人总是亲切地称山东为“海南家（海南面的家）”。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上地理课还常常把山东误写为“海南”。地理老师看着我作业本上的“海南”二字，往往对我瞪着莫名其妙的眼睛，但突然就笑起来，幽默地说了一句：你这个“海南丢”！“海南丢”是所有闯关东的山东人在大连的统称，他们认定自己丢失了“海南家”。我在大连出生，活了半辈子还不知道山东老家的模样，在人们的眼里却是真正的“小海南丢”。那时，自以为“正宗”的大连人一般是瞧不起“海南丢”的，我走在街上经常就可以听到他们嘲笑我们的顺口溜：

海南丢，

上西沟，

挑担水，

洗腚沟，

摸摸腚沟一个勼（jiū），

……

听到这样的顺口溜，我羞愧得难以忍受，往往就感到我不属于这个城市。再加上老一辈嘴边时常挂着“海南家”三个字，这使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自己是个漂泊者。

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海的包裹之下，所以只要有了漂泊的意识，你就会感到最亲切的景色就是大海。有幸的是，我们这个城市三面环海，你向任何一个方向走，几乎最终都会看到浪花和波涛；如果你乘出租车，超过五十元钱的路程，就会开进大海里。所以，我对家的感觉是蓝色的。但最令我迷惑不解的是，在这样一个被蓝色大海包裹着的城市，却没有一条像样的大街以海洋的字眼命名。

龙王爷的兵马经过时，你站在船上别乱说话，只要往海里倒些酒和吃的东西，以后龙王爷绝对会保你平安的。

我们的城市，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在这些富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中，充满着浪漫的口头文学，而提供浪漫故事的场景主要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这些海味传说滋润着我的文学梦想。

海边的老渔人讲得最神奇，什么海神娘娘送灯啦，只要你是个善良的好人，只要你没做过亏心事，只要你没杀过老牛，只要你对海神娘娘心诚，当你在狂风暴雨的暗夜里驶船遭遇危险之时，海神娘娘就会来给你送灯。黑乎乎的风浪之中，你惊慌失措，你哭爹喊娘，你百分之百地认定自己必死无疑，但就在这时，你突然看到一盏亮闪闪的灯给你照路，那就是海神娘娘来了，于是你在海神娘娘的亮灯指引下，驶出险境。当然，大海辽阔浩大，不光有海神娘娘，还有龙王和龙兵。老渔人讲海上“龙兵过”的场面，往往语言也有神来之笔似的生动：平静的海面突然开始轻微骚动，一片细碎的浪花沸沸扬扬起来，渐渐犹如水开锅般激烈涌动，腾起白花花的烟气；猛地，一群黑蓝色的大鱼腾跃而起，在半空里画出一道道闪电似的弧线，跌落下去，激起一束束白色的浪花；紧跟着后面又一群大鱼腾跃而起，再后面，啊，一长串大鱼正在此起彼伏地飞跃，排成长长的队伍，从天际的那一端到天际的这一端，浩浩荡荡，轰！轰！跃起，跌落，跌落，跃起，似乎有一个强劲的统一号令，在天穹上震响，指挥着这威武而雄壮的队伍，朝着一个目标奋进，这就是“龙兵过”。而且，你似乎还能听到咚咚锵锵的锣鼓声。龙王爷的兵马经过是最神圣的时刻，你站在船上别乱说话，乱说话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但你要是往海里倒些酒和吃的东西，以后龙王爷绝对会保你平安的。现在我们知道龙王爷的兵马其实就是海豚或鲸群，但当时听着这些故事，我深深感到一种神秘、惊惧和喜悦。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连人还在城市边缘的棒棰岛海面惊喜地目睹过这惊心动魄又精彩万分的“龙兵过”场面。然而现在，你就是驾船驰骋远洋，也很难看到这壮观而奇特的景观了。辽东半岛“龙兵过”的自然奇观可能永远地消失了。

神奇的故事多着哪，老渔人郑重其事地讲，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陆地上有什么海里就有什么。陆地有飞禽走兽，海里照样有这些玩意儿。什么海狮海豹海马海狗海猪海兔子海刺猬等，你三天三宿也念叨不完。辽东半岛的海里更丰富多彩，有海嘴巴子海肚脐子海腚眼子海肠子甚至还有海鸡巴！那么海里有人吗？你若要问我们那儿打鱼的老大（船上掌舵的头儿），他们十之八九会干脆地回答你，有！灌几碗酒以后，老大们就能绘声绘色地向你讲述海里人的形象：个子比咱矮一点儿，但比咱壮实；头发像两撮虾须子朝上翘，长相难看，鼻子眼睛朝里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说话声海响，轰轰地有点儿听不清楚，那玩意儿叫“海夜叉”。海夜叉是专门给海龙王值班打更的。有一个老渔人亲口对我讲他亲眼看见过海夜叉，当时把他吓了个半死。那是月黑之夜，他在海滩边喝酒，忽然水里哗哗地上来一个人，粗声粗气地问：“有酒吗？”老渔人开始以为是特务登陆，因为那时上级总是宣传提高警惕，好像全世界的坏蛋都要来侵略我们。等听到对方又问了一句有没有酒，他这才壮着胆子抬起头，抬起头来才看清是海夜叉。这下他高兴起来，因为能喝酒的见到能喝酒的就像见到亲兄弟。海夜叉能喝呀，连干三海碗不打晃。海夜叉长相虽然比人难看，可比人老实，比人有良心，比人讲义气。人家也不白喝你的酒，喝完还帮你捉鱼，喝酒第二天下海打鱼，网网满，那就是海夜叉在水下帮着往网里赶鱼哪！老渔人怕我们不信，越发讲得活灵活现，说海夜叉上来喝酒那夜，他下海挑了十大缸海水，不断地往海夜叉身上泼海水，否则就干死了。听到这里，我们怎么能不信呢！

住在洋楼里面的苏联兵，却绝不相信什么海龙王或海夜叉，他们往往在深夜跳进海里，在浪涛中嘟噜地叫唤、嬉水。1945年，他们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此后十年便以胜利者的姿态驻扎在我们城市。用老人们的话说，这些黄毛蓝眼的兵比鬼还厉害，他们绝不迷信，并敢与鬼战斗。在水库边上有一辆废弃的汽车，多少年烂在那儿，有人在夜里听见废旧的车里发出吱吱嘎嘎的鬼叫声，吓得我们小孩不敢到水库玩了。后来，连大人也害怕，特别是妇女，不敢到水库边上的小河里洗衣服。这事被苏联兵知道了，他们就端着转盘枪（苏联卫国战争时用的一种枪），到废弃的车跟前，嗒嗒嗒地扫射了一通，然后大喊一声“哈老少”，意思是好啦，鬼全被枪毙了。果然，那破车再也没有发出吱吱嘎嘎的鬼唱歌的声音了。城市里有一栋日本楼房闹鬼，没一个中国人敢进去住，他们便排着队、唱着歌，一个班的士兵开进去睡觉。后来街上的大人说苏联兵夜里被鬼抬到屋子外面，吓得不行，搬走了。我和邻居的孩子们相约跑去看，却发现苏联兵在那里住得好好的，有的在窗前吹口琴，有的在门前练体操，很是热闹。这使我对这些外国兵充满敬佩。

我住的那条街南面有条宽阔的公路，整日里烟尘滚滚，从早到晚跑着苏军的坦克和汽车，我们中国孩子为此大开眼界。最开眼界的是看苏联兵排队走路，他们总是排着一个个方队在公路上迈步，高声唱着你永远也听不懂的歌曲，但那些歌却铿锵有力，听不上半分钟就会使你也忍不住用力踏步。我们为此而拼命模仿，不知不觉就唱出既有苏联味儿又有中国意思的歌：

爷爷我，

爷爷我，

孙子大家伙！

街上的大人们听了全都笑得抽过去。老人们却很怕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兵，说他们是打完德国开到中国东北来的先头部队，先头部队都是劳改犯，斯大林放他们出来是让他们将功赎罪。说他们是劳改犯的唯一证据就是他们见了女人的行为。这我也亲眼看见过：他们见了女人全都像叫驴一样激动，尤其是喝醉酒的时候，哪怕是见到老太婆，也追着喊着“马达姆！马达姆！……”把封建的中国女人吓得鸡飞狗跳，杀猪般地尖叫。

然而苏联女人却绝不封建，她们在天热时敢于袒胸露怀，乳房的上半部堂皇地鼓在衣领的外面；天冷时也敢裸着光光的大腿，在寒风中健步如飞。更让中国女人傻眼的是，她们如果在大街上遇到男朋友，就光天化日之下搂抱和接吻。这常常令躲在玻璃窗后面窥视的中国女人面红耳赤。半个世纪之后改革开放的大连，年轻的男女们在大街上搂搂抱抱贴脸磨唇，大连的老人们见怪不怪，可能有当年苏联男女种下的开放意识。

二

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是大连，所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扔下那颗原子弹时，我这个七个月的胎儿就被震了下来。

我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结束殖民统治之后才呱呱落地的。按照孕育生命之常规，我应该是怀胎十月而生。但就在母亲怀我七个月时，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是大连，我大概被原子弹震动了，所以七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中国有句老话“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的胎儿可以成活，八个月却不行，因此母亲并不惊慌。问题是我大概很惊慌，整日大哭不止，直到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出生，我还是鼻涕眼泪地整日里咧咧个没完。也许我提前把一生的眼泪用完了，现在已不怎么会哭了。

后来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过去孩子的啼哭，大部分是因为饥饿和病痛，也就是贫困造成的。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和我的家庭同样的贫困，如果谁家有辆自行车，绝对就像今天谁家有辆轿车。如此的贫困使我们城市的孩子几乎全是啼哭大王。被啼哭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父母们，无可奈何地按照迷信传统，用红纸写上咒符贴在城市的电线杆上和墙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就像今天城市里到处贴满了治性病、办假文凭等广告一样，整个城市全是这样大大小小的红纸咒符，雨过之后，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善良的市民们往往站在这奇特的咒符前，默默地读三遍，帮助贴符的可怜父母，这种善良的来源是他们也有日夜折磨他们的“哭夜郎”。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否也为我贴过这个咒符，但当我能站在电线杆前读这些咒符的词句时，总觉得是那样可笑，却又有些莫名其妙的恐怖。

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迷信文化充斥着人们的头脑。年龄越大的人越迷信，他们用儿歌的形式、故事的形式，无孔不入地向我们小小的头脑里灌输。那时没有电视，也很少买得起收音机，所以这些能吓得我们要死的迷信故事，倒成了我们最精彩的精神食粮。口头流传的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和迷信故事，充填我们空虚的耳朵。

那时我们全家五口人，照片最左面的是我，六岁，长得既虎头虎脑，又呆头呆脑（1951年）

夏天晚上灯下，街坊邻居们坐在一起乘凉，总有人在讲各种民间传说、迷信故事，而且最多的是从山东带过来的什么狐狸精变美女、黄鼠狼迷人的聊斋故事。关键是我们城市里竟然还有黄鼠狼，这狡猾的小动物经常在我们的院落里、墙脚下出现，吓得我们总是激动地尖叫。在大人们讲的故事中，这个小动物可谓是神通广大，它能放射一种波来迷人，特别是迷妇女。小时候背着书包放学回家，路上就听到大人们在窃窃私语，谁谁家的女人被黄鼠狼迷住了。我们就跑去看，只见那个妇女两眼翻白，躺倒在地上哭号或怪笑，最令我们惊讶甚至惊喜的是，这些从来不识字、平日里腼腆得说话都结结巴巴的妇女，只要被黄鼠狼迷住了，就能在哭号中一大段一大段地唱歌：我家住在半山坡，门前有口大铁锅……大人就告诉我们，这是黄鼠狼在借助这个妇女的嘴来说话，我们听了胆战心惊，却又想笑。有经验的人还能从这些歌中听出黄鼠狼传达的信息来，他们到附近什么地方或院落里，就会找到小小的一个土堆，土堆前面正巧就有一口扔弃的铁锅，土堆上放着陈年木头、砖头或是柴草什么的，那就是歌中所说的半山坡的窝。胆小的人就在土堆前面立一块木牌，写上“黄仙之位”，然后就虔诚地烧香叩头；胆大的人就一面大骂着，一面上去一脚踢翻土堆上的破烂，彻底清除或砸烂黄鼠狼的藏匿之处。

在那样鬼气丛生的年月里，我的母亲竟然与所有的老人不同，她绝对不迷信。邻居家里的婶婶被黄鼠狼迷上了，呼天号地大叫大唱，人们纷纷跑去看热闹，母亲从来都不理会，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缝补我们的破衣服。弟弟妹妹们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外面发生的事，她却冷冷地说，什么黄鼠狼，都是人在弄神作鬼！有时我听了什么鬼神故事回来讲给弟弟妹妹们听，被她知道了，就骂道：你这个小兔崽子，这么点儿就迷信！

但母亲后来却经常告诉我，生我之前的夜里她梦见井里的泉水哗哗流淌。若干年后我进工厂当焊工，偶然在工人师傅的手里发现一本算命卦书，并从卦书上发现我是“井泉水命”，这使我瞠目结舌并想到母亲的梦。这种鬼神莫测的巧合，弄得我大半生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也就是说，我有时不听任命运的摆布，为了前途以唯物主义的精神去拼命奋斗，可是当我无论怎样奋斗怎样拼命，都拼不到我的理想目标时，就用唯心主义来安慰自己，顺从命运的安排。这当然不是什么真理和妙方，但这至少可以使我少生怨气怒气，远离癌症。

我们玩蚱蜢、玩蟋蟀、玩蜻蜓，但还是玩苍蝇的时候最多。那时的苍蝇比今天的品种多，也比今天的漂亮。

我们那一代的童年，天天唱着动听的歌，什么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啦，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啦，我们多么幸福快乐啦……唱饿了我就跑回家里啃玉米面窝窝头就咸菜。那时，除了唱歌时感到幸福以外，其余的全是艰难困苦，我们穿着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上课的教室是普通的民房，斑驳的墙皮，吱吱嘎嘎的课桌，而且夏天漏雨，冬天透风。

我们那一代真正是与大自然融在一起，我们没有任何玩具，那时没有塑料这个玩意儿，更谈不上电子玩具了。但儿童是不可能没有玩具的，于是我们就玩蚱蜢、玩蟋蟀、玩蜻蜓，但还是玩苍蝇的时候最多。那时的苍蝇比今天的品种多，也比今天的漂亮，特别是那种绿身红头苍蝇，真是闪着宝石般的绿和晶莹光彩的红，绝对比蜜蜂好看。我们专门捉大个头的苍蝇，然后将它们的翅膀拽掉，让它们只能按照我们的要求爬行，并比赛哪只爬得快。我们对蜻蜓更残酷，捉到后就把它们后半截身子折断，然后再放飞。折断半个身子的蜻蜓痛得直直地往空中飞，我们称为蜻蜓“钻天”，一个个都仰着小脑袋，看哪只钻得最高。玩腻了玩够了我们就把这些小昆虫踩死，然后跑回家里从水缸舀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一肚子，再用脑袋顶起沉重的大木头锅盖，用小脏手掰块苞米饼子或菜饼子，大口大口地吃，吃得极香。我从来没记得我在玩苍蝇和蜻蜓后洗过手，但我从来没得过也没见邻居孩子得过传染病什么的。今天人们谈虎色变的什么禽流感，其实就是当年的鸡瘟。那时经常发鸡瘟。然而，发鸡瘟时是我们小孩的节日，因为我们可以大吃瘟死的鸡，瘟死的鸡往往是一群群的，所以，那香喷喷的鸡肉，管够你吃，好像也没听到过吃瘟鸡死人的事。看起来人活得越富裕就越脆弱，如此发展下去，有一天人类可能脆弱得被苍蝇蹬一腿，也得到医院抢救了。

记忆最深的就是饥饿，一日三餐的主食是苞米面、高粱面，还有红薯磨成的面，即使是这样，间或还得掺些野菜充饥。所以我每天都瞪着绿色的眼珠子，盼望好吃的美食。那时最高级的美食就是硬实的糖块、半红半绿的苹果和炒得香喷喷的花生，当时孩子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能天天吃到这样的好东西。也许是饥饿所致，也许是我有语言天赋，我第一次能张口完整地说出三个字的话就是“糖生果（糖、花生、苹果）”。父母在我哭泣的声音中含混地听到这三个字，不禁大感惊讶，三个字就能高度概括出我们城市里所有孩子的全部要求和希望。现在回想我的童年，真是可悲又可笑，我小小的脑袋及我身体的所有感官，都在为一个字使劲，那就是“吃”。至今我还能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个雨后的黄昏，一只癞蛤蟆出现在路上，城市的街道竟然能出现一只样子极其丑陋的癞蛤蟆，大家都好奇而恐惧地围着看，父亲抱着我也走上前。癞蛤蟆一动不动，大家也一动不动，就在这静悄悄的时候，一个哭哭咧咧的声音响起来——“不好吃”，在场的人们全都笑得前仰后合，而造成这个喜剧效果的就是拖着两筒鼻涕的我。

右上角是我，由于缺乏营养，所以就有些清秀（1957年，小学合影）

然而，无论多么贫穷，过节和过年却是幸福的，特别是过农历的春节，也就是过大年。整整十多个月吃糠咽菜勒紧裤腰带，就等着过年放开肚皮大吃一通！所以，小时候我最盼望过年。我们中国人贫穷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所有节日的活动内容都是吃：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初五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腊月初八吃腊八粥，到了腊月二十三还要先过个小年，送灶王爷上西天，吃甜得能粘掉牙的糖瓜；然而，真正能大吃特吃的节日是过年——杀猪宰羊，蒸馒头做年糕包饺子，整个腊月煎炒烹炸忙个不停，就是为了过年。

街上零星地响着鞭炮声，阴沉沉却暖融融的天空中飘着雪花。我们在大街上跑着，喊着“大嫂大嫂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有意思的是给祖宗们的魂灵吃年饭，让我幼小的心灵感到格外神秘还有点儿恐惧。我的父母都不迷信，也决不搞这些玩意儿，于是，我就跑到邻居家看光景。首先是送灶王爷上西天，先让他老人家吃糖，大人们把糖块在锅里化成糖水，小心地涂到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嘴上，目的是让灶王爷到西天对玉皇大帝汇报时，嘴巴甜甜的，就多说好话。我们邻居有个叔叔竟然敢对灶王爷开玩笑，说“上天多提光棍苦，下界多带仙女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灶王爷“走”了一个星期后，正好就是大年三十，人们就又恭恭敬敬地把他“接”回来，而且同时还要“接”那些死去多年的爷爷奶奶和老祖宗们一起回家过年，名曰“请神”。“请神”的方式是在街上的十字路口烧纸，用现在的话说是发信息邀请。烧纸也有规矩，先在地上画个圈，纸一定要烧在圈内，否则就会被过路的鬼抢走。但为了保险，先烧几张纸扔到圈外，赏给过路的鬼或无家可归的鬼，安抚它们一下。纸烧完就算是“接”到了祖宗们的魂灵，于是就赶紧放一通鞭炮，意思是把后面的小鬼们吓跑，不要让它们也跟进家里。祖宗们的魂灵到了家，大人们就把热气腾腾的馒头、饺子或炸鱼摆到供桌上，而且还放上几双筷子，好像那些灵魂真能吃一样。大人们的这种认真，使我深信那些去世的爷爷奶奶们此时确实就藏在香火缭绕的祖宗牌位里面。所以一大早起来，我总先踮着脚，小心翼翼地去看邻居家供桌上的饭菜是不是被吃掉了一些，然而我总是很失望，那些让我馋得流口水的好东西，还是一样不少地摆在那里。

但有一年却出了奇迹，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们邻居家供桌上的饺子被老祖宗们的灵魂吃了，只剩下只空碗放在那里。整个院子里的老老少少都惊讶地瞪着两眼，轮流地来看供桌上那只空碗。年老的人便说，大喜呀，祖宗显灵了！可是第二天，那个敢于对灶王爷开玩笑的叔叔就在院子里大声呼喊，说是他夜里守候在供桌旁，发现饺子是被耗子叼走的。他还晃晃手里打死的一只耗子。这下子我们以为真相大白了，可万万没想到那个叔叔的父亲，一个矮小的老头，却一下子从屋里冲出来，对着叔叔就啪地扇了一个大耳光，还骂道：“胡说什么，也不怕老天打雷劈了你！”……

多少年过去了，我却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让我惊惶尴尬的场面，小老头平日里本来蹒跚着连走路都困难，可在那一刹那却能飞速地冲出屋子，对着个头高高的儿子，极其有力地扇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使我感到，贫穷是多么可怕的恶魔，它逼得我们的父辈宁愿相信谎言。

当我将拾到的大半麻袋煤核背回家时，绝对像从二战战场上凯旋的英雄，全街道的大人们都对我瞪着羡慕和嫉妒的眼神。

我们城市除了洋式建筑里有煤气以外，其余所有的中国式建筑全是烧炉子取暖和做饭。那时无风的日子里，只要到了做饭的时候，空气中就充满刺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像一个个炮筒，喷烟冒火，煳焦气息弥漫，城市的上空一片战争的云烟。但那些炮筒般的烟囱经常被烟灰塞满，不透气了，这时你就会听到街上有人喊“打烟筒嘞”，那就是专业的打扫烟筒的工人。他们全都一脸黑灰，比非洲的黑人还要黑，他们爬上屋顶，将富有弹性的长竹条捅进烟囱里用力搅动，烟囱立即冒出一球球的黑灰末子，立即透气了。那个年代，街上除了“磨剪子来抢菜刀”的吆喝声，再就是“打烟筒嘞”的叫声。

到了星期天休息，我们街道的凡是有点儿气力的男人，都到郊区野外去割草、砍树、捡柴。我当时才六七岁，上不了山，只能到附近的工厂寻找机会，很快，我就锻炼成拾煤渣的高手。我一手持着自制的二齿钩，一手拎着个破麻袋，特意穿上破得不能再破的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通往工厂的大路上。工厂里的锅炉房就是我的战场，之所以说是战场，就是有不少像我这么大的孩子也来拣煤渣，大家往往是你争我抢，极其凶狠地混战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说是竞争激烈。我们全体手持二齿钩的孩子站在那里，浑身憋着冲锋的劲头，眼巴巴地瞅着工厂锅炉房的大门口。突然，工人们推着铁皮车子缓缓走出来，将灼热的还冒着烟火的炉渣倾倒到地面上，这时，仿佛有谁喊了一声号令，我们全都不顾死活地扑上去，大家身上的衣服立即被烧着了，冒起缕缕烟气。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为争夺煤核而拼命，二齿钩在人们头上疯狂地挥舞，没有烧透的煤核在我们灵巧得有点儿吓人的手指下被迅速拣出。很快，一车炉渣就被我们“处理”得干干净净。我们又退回原来的位置，扑弄烧得煳焦的衣角，重新扎紧松开的裤带，一面相互大大咧咧地笑骂着，一面警惕万分地盯着第二车炉渣出炉。

智慧的母亲知道我的战斗状况，她特意将父亲当年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那是件厚厚的磨损得有点儿古怪的日本军用呢装，既抗燃烧，又能挡住扑面而来的热浪。幸亏这件日本军用呢子衣服在拣煤渣的大战中被损毁，否则留到“文革”时期，那绝对会置我们全家于死地。

我能成为拣煤渣的高手，这还要感谢我二姨家的小表妹颖敏。她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小表妹，不知为什么，在那么小的时候，我竟然能产生喜欢异性的能力，简直就可以和当今营养丰富的早熟孩子相嫓美了。小表妹有一张美丽的面孔，并且极具个性，我说的这种个性就是有男孩子的顽皮和顽强，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再加上男孩子的野性，也许是所谓革命年代最高档次的美了。为此，我经常去她家玩，她家住在城市的工厂区，于是我发现她也是个拾煤渣的高手。开始，我看到她拿起二齿钩时，绝对地不屑一顾，我甚至高兴地感到有在她面前显示能力的机会。可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当推煤渣的铁车子刚刚推出来，小表妹就表现出比我还野蛮的冲锋力度，她完全像现在电视里《动物世界》中猎豹扑向羚羊一样，其动作之快之猛令我吃惊。更让我吃惊的是她拣煤核的绝妙方法，不是先去拣什么没烧透的煤核，而是不加选择地先将大批煤渣抢到自己怀里，然后像蜘蛛一样匍匐在上面，牢牢地把守着。等到铁车子推走后，她再有条不紊地一点点梳理着她的战利品。由于在最初的战斗中她没有费神去寻找没烧透的煤核，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抢占地盘，所以至少有半车以上的煤渣被揽在她的身下，所以收获最多。我学会了她的这种方法，立刻大显神威。当我将大半麻袋煤核背回家时，全街道的大人们都对我瞪着羡慕和嫉妒的眼神，我感到我就像从二战战场上凯旋的英雄。

我母亲兄妹七个，她排行老大，下面有四个妹妹，所以我就有四个姨，也就有无数个表妹。但后来严酷的年月里，亲戚们几乎都不敢来往，表妹们陌生得如同街上的行人。只有二姨家的小表妹颖敏，让我长久不忘。后来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当然也就更加惺惺相惜。我去二姨家更勤了，我去的意思很单纯，总觉得小表妹需要我保护，并总觉得只有我才能保护小表妹。说起来真是可笑，当时我是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狗崽子”。

小表妹越长越漂亮，并且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相爱。那个小伙子的父亲大概也有“政治问题”，这事被我的二姨和二姨夫知道了，他们不禁大怒。他们大怒的原因很简单，两个都是政治上有问题家庭的子女相爱，这不是乌鸦找乌鸦——黑上加黑吗！黑上加黑的家庭将来不是更倒霉吗！于是我的二姨和二姨夫就执意拆散这对恋人。问题是我的小表妹和那个小伙子爱得要死要活，不是一般的力量就能打散的。他们两个秘密相约，东躲西藏，整日里与怒气冲冲的父母捉迷藏。我的二姨夫虽然身上背着“反革命”的黑锅，但只要是被批斗完了，剩下的时间就去阻止小表妹的爱情。

每天晚上，二姨和二姨夫都把小表妹死死地看住，不让她离开家门一步。我二姨夫对小表妹喋喋不休地讲这种“黑加黑”婚姻的危险，他说他这辈子是完蛋了，但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女再完蛋。我二姨则哭叫着：你们这是往火坑里跳呀！……小表妹听也不听，像刘胡兰当年参加革命那样英勇，她一言不发，任凭当父母的磨破嘴皮，美丽的眼睛却燃烧着比我二姨夫还可怕的愤怒。她已经私下与那个小伙子订了终身，海枯石烂不变心，打死她也要跟那个小伙子生活在一起。

我二姨夫气疯了，把门反锁上，和我二姨两个人出去，在家门口附近的胡同和拐角处搜寻那个小伙子的踪影，他们知道，此时他肯定正躲在附近寻机“救”小表妹。只要找到那个小伙子，我二姨和二姨夫就会冲上前去，把他痛骂一顿，要他快滚蛋。

我二姨和二姨夫铁下心，拼了两条老命，也要拆散这对“乌鸦情侣”。就这样他们整天整月整年地折腾，同时他们又在一家大的国营工厂给小表妹找了个政治上“合格”的对象，所谓“合格”就是这个男人是党员。他们把这个党员男人说得千好万好，还硬逼着小表妹去和这个党员对象见面。那个党员男人很老实，他也不想找个家庭有问题的女“狗崽子”，可是他的形象太差，一排大板牙龇在嘴唇外面，可以说是奇丑。我二姨夫非常满意，要是漂亮，一个党员怎么会要反革命家庭的女儿呢？

小胳膊扭不过大腿，最终我的小表妹还是在父母的高压下屈服了。

结婚那天我母亲去了，打扮得如花似玉的新娘小表妹看到我母亲，突然大叫一声“大姨呀”，就扑到我母亲怀里暴哭一场。母亲回来述说给我听，我难受得要命，跑到我们城市的马栏河畔，躺在草地上望蓝天，一直望到蓝天变成黑幕，看到星星对我嘲笑似的眨着眼睛，才爬起身来，走向灯光昏暗的城市。从此我很少去我二姨家。

这是我第一次对命运有了灰色的思索，但正是这些悲伤的故事给了我悲壮的力量，使我以后走上创作道路，绝少轻浮。

后来在命题作文《我的理想》中，我就大言不惭地写下“我的理想是当作家”，这下可把全班同学的牙都要笑掉了，他们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坐家”，弄得我很狼狈。

十岁那一年，我突然觉得拾煤渣是一种让人脸红的行为，几乎就是一宿之间我“改邪归正”，扔掉那个被我双手磨亮的二齿钩，并用了将近半块肥皂搓洗我那与垃圾一样肮脏的手。促使我“改邪归正”的是我一下子爱上小人书了，而且迅速痴迷起来，像过去冲向煤渣那样，冲向我们城市所有有小人书的书店。那时书店里坐满了阅读小人书的孩子，就像今天的孩子打电子游戏上瘾一样。一分钱看一本小人书，对我们孩子来说也是价格昂贵，为此我们就在座位上“串通作弊”，看完了自己的那本小人书就与旁边的人交换，这样一分钱可以看好几本。书店的老板很快就发现了我们的“阴谋”，他用鹰一样的眼珠子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这使我们紧张并激动，当然“作弊”也就更巧妙、更隐蔽。这种锻炼还给我带来相当的好处，让我至今无论在什么喧闹场合下都能安然读书，而且读书的速度特快。

我的书包里总是一半装着课本，一半装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小人书。就这么读着读着，竟然想入非非，我觉得我将来肯定也能编出小人书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开始走向创作的道路了。幸运的是当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来了一位爱好文学的老师，他叫孙作广。从形象上看，孙老师绝对不像文人，甚至就不像老师。他那张黑黢黢的脸，他那个无论怎样寒冷的冬天也不戴帽子的脑袋，至今还在我的梦中出现。然而，他确实是个真正爱好文学的老师，不只是爱好，还写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当我看到报纸上印着的“孙作广”三个字时，眼前豁然一亮，这才真正觉得当一个作家是一件可能的事了。那些姓名能用铅字印在书刊上的人，在我过去的感觉里几乎就等于神仙，也总觉得他们都住在遥远的文学殿堂里，一般人是看不见的。更令我兴奋的是，孙老师总是在讲课之前朗读他正在创作的作品。记得有一次他读他写的美妙文字“红领巾像火苗一样在胸前燃烧”时，正巧太阳的光线穿过教室的玻璃窗，照射在我旁边同学的红领巾上，这同学正巧在晃动脑袋，那红领巾真的就如闪动的火苗，我一下子被感染了。这种感染使我从此像着了魔一样，只要听到他朗读文章，就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眼前闪现出一片文学殿堂的光彩。

也许是在他一次次的激情朗读下，我的热血渐渐沸腾出文学的细胞来。后来在命题作文《我的理想》中，我就大言不惭地写下“我的理想是当作家”，这下可把全班同学的牙都要笑掉了，他们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坐家”，弄得我很狼狈。没想到孙老师却不笑我，他在我的作文后面用红笔批上“为你的理想奋斗吧！”就是这句话，让我终身受益。从此我对他有些对作家式的崇拜，注意他的一言一行，甚至尽力模仿他的语言和动作。我发现他也是山东人，这使我感到当个“海南丢”不再那么丢人了。他个性极强，并疾恶如仇。记得我们隔壁班级有几个同学偷父亲的酒喝，被他发现，他愤怒之极，眼冒火光，并厉声呵斥，意思是你们这几个“小酒鬼”的前途从此完蛋了，这使隔壁班级的班主任十分尴尬，给我很深的印象。

万万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校长突然来我们班级里，用严厉并有点儿恐怖的口气宣布：孙作广老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被学校永远开除！我大感惋惜，我并不是惋惜他怎么会成为右派，因为那时的教育已经令我们斩钉截铁地相信上级是绝对正确的。我只是觉得孙老师如果晚一些时间被打成右派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多听他朗读几篇作品。

孙老师被打成右派之后，被发配到工厂里当装卸工，我很长时间没看到他。据一些消息灵通的同学说，他变成嗜酒如命的酒鬼，经常从装满货物的汽车上跳下来，草草扑弄一下身上的灰土，便急匆匆地闯进路边小饭店里，掏出钱来买酒，服务员把装满酒的杯子从窗口里递出来，他立即一饮而尽。当转身往钱匣子里放钱的服务员再转回身子时，看到空空如也的杯子，还以为自己刚刚没有给他倒酒呢。

我二十岁那年，和一群工人师傅走进路边一家小饭店吃饭，竟然看到了孙老师，尽管他当时满身油泥，但那张黑脸膛却一下子让我认出他来。他正在喝酒，脸色越发变成黑紫色，两只眼睛被酒精刺激得血红。

我不禁感触万千地说，老师，您还记得您在学校里批评那几个小酒鬼吗？……

孙老师像不认识我似的盯着我看。这时车要开了，我们只能分手，我说：“老师，回去我给您写信！”

他还是茫然地盯着我，然后竟笑起来，说，我可不能给您回信，因为我已经不会写字了……我一下子觉得眼睛花得看不清楚，原来是我哭了。

没过多久，孙老师就去世了，是饮酒过度导致脑血管破裂。悲痛袭来，却使我觉得作文本上那句“为你的理想奋斗吧！”愈加烧灼我的心。

三

摩托车的车斗里坐着神情黯然的父亲，更让人们吃惊的是，他的双手戴着亮铮铮的手铐。

一个从天而降的灾难，使我从童年一步跨进了成年。

前面说过，我有一个聪明并能写会算的父亲。他当时在建筑公司当主管计划的官，单位来人时称他为马科长。他身高接近一米九，是我们街道少有的大高个子，邻居们都叫他“马大个子”。他有一种骨质病，整个脊柱强直，大连人俗称“板腰”，所以他无论站立还是坐卧，整个腰身从来都是笔直向上。再加上那时当干部的，胳膊下总是要挟着个皮包，这就给人一种庄重和高傲的感觉。所以，在我的孩童年代，整个街道的居民对我父亲乃至我的家庭都很敬重。当然，私下里肯定会认为我父亲的架子很大。

我十三岁那年，刚读完小学进中学的第一天，一辆公安局带斗的三轮摩托车开到我家门口，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这时，我和邻居们同时发现，摩托车的车斗里坐着神情黯然的父亲，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双手戴着亮铮铮的手铐。霎时间，我感到生命中的什么东西一下子被轰毁了，因为在孩子的眼中，最崇敬最有力量也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父亲。可是现在，他却像瘪三一样把脑袋垂在胸前，无法弯曲的腰板使这种下垂像脖子断了。邻居们全都为之哗然的同时，却又好像预先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一个邻居叔叔说，“马大个子”到底出事了！

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捉进监狱，我们全家合影，寄给牢中的父亲，鼓励他好好改造（1958年）

那天晚上，母亲搂着我们兄妹六个，整整一宿，缩在冰凉的土炕上没合眼。我们不知道父亲犯了什么罪，他整天张口闭口“国家国家”的，是我们整个街道最进步最懂政治的文化人了，怎么会被警察抓起来？

一贯顽强并不多言的母亲似乎明白一点儿，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了一些看法，意思是父亲是个只知道瞎进步的人，每到什么运动来时就最积极，带头讲带头写，就他那个脾气，肯定话多伤人倒了霉。我当时听不明白母亲说的话，因为母亲从不和我们小孩子说大一点儿的事。也许父亲被抓走了，她不得不把我当作一个大人来倾诉心理上的憋闷。但我在父亲的杂物中发现了一个小本本，那上面有父亲日记式的记事，上面写着几个副科长或股长在他面前痛哭检讨的细节，从检讨的口气不难看出，是父亲批评了他们。我觉得母亲说的有道理，父亲确实是个能伤人能得罪人的人。

第二天一早，我的外祖父来了，他只说了句，你爸爸是旧社会犯的事儿。后来的法院判决通知书上写着，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罪行是在日本建筑公司当会计，当然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了。街坊邻居们也没感到多少意外，因为那时候总搞“运动”，我们这个城市已经抓了成千上万个历史反革命，所以邻居叔叔说“‘马大个子’到底出事了”，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有点儿文化的人，肯定都是坏蛋。

那时，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男人完了，家里就塌了天。父亲被逮捕，母亲和我们兄妹六个一下子就面临生存的困难，这样母亲就到父亲单位里要求干临时工。在建筑公司干临时工要挖土、拾砖瓦石块，很累，但那时还是干“计件”，干多少活儿挣多少钱，挖一立方土挣一元钱，挖两立方就挣两元钱，母亲为了多挣点儿钱来养活我们，拼命地干，往往人家都下班了，她还摸黑在工地上挖土。可是母亲无论怎样拼命，每月也只能挣三十来元钱，生活上就越来越困难了。没办法，我这个当老大的就率先辍学走进工厂干童工，那年我十三岁。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刚要背书包上学，外祖父走进来，说，别上学了。我似乎已经得到命运的暗示，立即放下书包，默默地跟在外祖父的身后，一直走到一家看起来很破烂的工厂。工厂里的一个干部认识外祖父，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太瘦了，没多少劲儿，干车工、钳工不行，就干焊工吧。那时干车工、钳工，就像现在当经理，很有些光彩的身价。但我从办公室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工厂里闪烁的焊花，金色的流萤从钢架上飞溅而下，犹如节日的礼花，心里高兴得不行，觉得干这样的工作远比读书有意思得多了！

麻烦的是，我才十三岁，按理不能做童工的，这样，那个认识外祖父的干部就告诉我，办手续时，你就说你是十八岁。因为父亲的基因，我的个子也很高，工厂里的领导也就相信我是十八岁了。当然，工人师傅们也就把我当作十八岁的小伙子，再加上我是出身不好的“狗崽子”，要有显著的劳动表现，所以，我干完了焊工的活儿，他们就要我抡沉重的大锤，抬更沉重的钢梁。十三岁的孩子身子骨太弱，贫困的生活又使我缺乏营养，哪能承受这么高强度的劳作。为此，我开始强烈地想念学校。记得有一次我上班路过一所学校时，正巧学校的学生在做体操，大喇叭高声播放“一二三四”的运动音乐，我不知怎么竟热泪盈眶。

野菜、树叶，加上这种泡水米饭，使我们城市绝大多数市民全都挺着个资本家的大肚子，却又饿得要死。

很快，三年困难时期来了。那三年，我们全家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景，我已经没有勇气也没有兴趣写出来了。整个城市的市民全都上山下海，山上的野菜和海里的海菜全被饥饿的人们吃得光光的。城市的领导带头搞“蒸量法”，说是一斤大米能蒸出十斤米饭，方法是用大量的水把米连泡几天，直到那米被泡得绝对看不出是米、只是些白花花的东西时，再加大量的水下锅。这种简单的、令市民们哭笑不得的“先进办法”，像搞政治运动那样，家家户户打锣敲鼓来学习。甚至还有人成了学“蒸量法”的模范，并且更上一层楼，说是能用一斤大米蒸出十五斤米饭来。野菜、树叶，加上这种泡水米饭，使我们城市绝大多数市民全都挺着个资本家的大肚子，却又饿得要死。大家有时在一起比赛摇晃肚子，每个人的肚子都能摇晃出哗啦哗啦的水声，冠军必须是声音大。不好意思的是，我往往得第一。我其实用不着怎么摇晃，只是平平常常地走路，就能听见肚子里的哗啦声，好像我是个活动的水缸。

但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政治运动又更加激烈地开始了。在工厂里，比劳累还可怕的是开会。早晨刚上班是“天天读”，读毛主席语录雷打不动；中午开会讲阶级斗争永不忘，大家一手拿着筷子吃饭，一手举着拳头高喊革命口号；晚上是讨论会，喋喋不休地讨论这个阶级那个阶级、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师傅们被这种政治讨论折磨得要发疯。这时要是车间里出现什么机械事故要人去抢修，简直就像“特赦”似的，人们都疯狂地举手要求去参加抢修。

唯一对开会有感情的就是我了，因为开会只是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不干活儿，这对身体虚弱的我是最幸福的享受。我甚至暗暗地祈求，每天从早开到晚该多好！另外，开会还是看书的最好机会，我把借来的小说用政治学习材料的封面包上，倚在会场的墙角里大看特看，中国的《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聊斋志异》，外国的托尔斯泰、高尔基、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我看得津津有味，也看得昏天黑地，往往就忘了这是严肃的杀气腾腾的会场。焊工班的班长发现了我的“阴谋”，他说，你小子胆子太大了！用革命的书皮包着反动的书……我吓坏了，因为我是“狗崽子”，一旦被告发，绝对完蛋了！另外，我那个班长在政治上是个积极分子，他就是因为揭发好几个工人师傅背后说反动话而立了大功，才被提升为班长的。我真的吓坏了，那天夜里开完会，我没有乘公共汽车，而是慢慢地拖着步子往回走，一路上只想着我要倒大霉了。

在那无月的暗夜里，我横想竖想，最终认定班长肯定要告发我，而且越想越恐怖，我认定我会像父亲一样被关进监狱。那个年代，我们城市经常枪毙一批又一批反革命分子，而且每次召开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大会，领导总是选我这样家庭有问题的人去参加，意思就是要我接受严厉的革命教育。有一次市里开公判大会，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小伙子被五花大绑地拖到台上，罪名是书写数十万字的反动言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最后在一阵雷鸣般的口号声中，他们宣判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死刑。我当时想，这家伙活该倒霉，活得不耐烦啦，怎么会书写数十万字的反动言论呢！后来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看中了一个漂亮的女同学，但那个女同学的父母嫌他家出身不好，坚决不允许女儿与他来往。他痛苦得要死，就把失恋的伤感情绪写进日记里，写了一大厚本子，也就成了反革命的万言书。

想到这里，我更加惊恐万分，我想到我也写了一大厚本子日记，由于爱好写作，上面肯定也写了不少乱七八糟的词。打开一看，天哪，还真有不少痛苦呀愤怒呀的词句，更可怕的是我在一个阴天的日记里写着：“苍白的太阳也胆小地躲到乌云后面……”我读了几页就吓坏了，尽管是躲在门窗关得严实的家里，我还是恐惧得不断地冒冷汗。于是我赶紧把日记全部付之一炬。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写过日记。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跑到理发店里将头发理得光光的，因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或“牛鬼蛇神”的人，全是被揪着头发拽到台上批斗，所以我就把头发剃光。弟弟妹妹们看到我的光头吓了一跳，他们笑着叫我“和尚”，我的心底却在流泪：你们的大哥可能就要完蛋了，你们却在瞎乐！我为此还故意到我们班长家附近转悠，我想，班长真要是告发我，那他看到我时就会给专政队打电话，当场来抓我，否则专政队冲到我家里，准会把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吓得半死。

但最终我是白忙了一通，班长没告发我，专政队也没来抓我。

我忘了自己是“狗崽子”，更忘了他是什么“积极分子”，猛地抡起胳膊，当胸给了他一拳。这可乱了天下……

人是相当复杂的动物，在那样的阴冷时代，经过了那样荒谬的恐吓后，我的想当作家的理想却日新月异地继续燃烧。更难理解的是我竟然很快就忘记了恐惧，不知不觉中我就又故技重演，照样利用学习、开会时间看小说，而且还变本加厉地看，只要报刊上批判什么作品，我就赶快去找什么作品看。批判文艺作品的文章几乎成了我的读书目录。有时看得入迷，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却突然觉得有人影靠近我，猛地就吓出一身冷汗。每当这时，我就在心里警告自己说，再也不能这么冒险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又手痒了，还是偷偷地把封面伪装了的小说从屁股下面悄悄拿出来。

这是“文革”的前夕，越来越“左”的政治理论使阶级斗争的形势日益升温。连班长那样的“红五类”都难逃厄运，被批判是“唯生产力论”，我当然就更得一百倍地小心。我几乎像小脚女人走路那样谨小慎微地活着，因为只要说错了一句话（即便是开玩笑说的），就会遭到严厉批斗。但尽管我小心翼翼，但还是惨遭不幸。因为安装工作条件艰苦，干活儿太累，有时中午到食堂吃饭时就特意买一盘白菜炒肉。明明是白菜炒肉，可端到手里一看，盘里竟全是菜帮子。有一次我就顺口说了句埋怨菜质量的牢骚话，谁知被旁边的革命群众听到，立即义正词严地呵斥我，说我们贫下中农就是吃菜，你们资本家走狗才吃肉！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个所谓的革命群众干活儿不多，手脚懒，嘴巴却非常勤快，总是喋喋不休地叫唤，并大喊所谓的革命口号，全安装队没有不讨厌他的。但他是上级最重视的积极分子，谁也不敢惹他。然而，当时我太年轻了，尤其又是在很多人吃饭的食堂里，我又气又羞，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以为我怕了，就又呵斥了我一句挺恶毒的话。我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刹那间热血冲上脑门，我忘了自己是“狗崽子”，更忘了他是什么“积极分子”，猛地抡起胳膊，当胸给了他一拳。这可乱了天下，他原地蹦着高声叫喊：“我被反革命打了，我被反革命打了！”当时的我也绝对是疯了，竟一不做二不休，抡着胳膊上前要往死里打他。这时，师傅们全都围上来，将我牢牢地抱住。现在回想起来真要感谢那些师傅们，要不是他们死死地抱着我，我非把那个可恨的人打个腿断胳膊折的。实际上我只是打了这一拳，况且他穿着厚厚的条纹棉袄，压根儿感觉不到什么，但他却躺在地上耍赖，并要求厂里派车把他拉到医院，又是拍片子，又是透视，好一顿检查，非要查出我伤害他的证据来。

事情刚过去半个小时，我就傻眼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先是保卫科来通知停止我的工作，接着，就有两个干部到工地调查处理，他们把我弄到工地值班室的小屋子里，让我写检查。我就势躺在床上休息，也不写什么检查，心想反正都这样了，爱咋咋的吧。

晚上下班的路上，师傅们竟然嘻嘻哈哈地同我说笑，有的还因为我敢打那个家伙而表现出明显的快意。一个老师傅偷偷地对我说，吃点儿饭吧，没事儿。保卫科来调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没看见我打人，因为食堂地上潮湿有水，那人自己不小心滑倒，将身子撞在饭桌上。我听了心下一热，食堂当时有二十多个人，都是出身好的革命群众，可他们百分之百地同情我，并为我说好话。我顿时感到自己太狭隘了，因为在我的心里，至少怀疑他们绝大多数在说我的坏话，在揭发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

那家伙没检查出伤来，保卫科也没调查出什么结果，我也恢复了工作。平静了几天后，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我们工地的党支部葛书记非常愤怒，他批评安装队风气不正，要组织革命群众和积极分子开大会批斗我。当然，这些我都不知道，只是当葛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厉声呵斥我，说我是借对食堂饭菜发牢骚来攻击社会主义，我这才意识到，事情并没算完。因为毕竟是党的书记面对面地这样批评我，我有点儿吓坏了，我解释说，花买炒肉的钱买菜帮子，当时确实有点儿生气，所以就脱口说出牢骚话来，压根儿就没想到攻击社会主义。葛书记不听我的解释，他又抬高嗓门，更严厉地呵斥我，说我是因为父亲问题而对党和革命群众怀有刻骨的仇恨。我更害怕并更感到委屈了，其实我都弄不清父亲最终是什么问题。坦白地说，我还挺恨我的父亲，因为他不但脾气暴躁，而且缺乏对妻子和儿女们的情感。然而，政治觉悟高超的葛书记冷笑起来，他绝不相信当儿子的与父亲关系不亲密，于是，他更不饶我。

同学重聚（1963年）

那天晚上，工地广播通知全体工人下班后开大会。我终于被拖上台，无数人高举着拳头并高呼打倒我的口号。排山倒海的革命口号之后，就是革命群众激动而激烈的发言。我吃惊地看到，他们是早就准备好的，因上台批判我的人平日里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好，更何谈写出这样流利的批判材料。他们有人批判我平日里看反动书，说反动话；有人揭发说我猖狂地宣传封建思想，讲反动的封建故事。其实是我看书多，有时讲些《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故事，我这才吃惊地感到人们对我的日常生活行为观察得多么仔细！真是应了当时那句口号：革命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因为那是“文革”初期，还没有出现大规模批斗，所以刚被拖上台那阵我挺害怕，可不一会儿就适应了。我开始认真地听革命群众批斗我的内容，甚至想用笔记下来，好在以后的日子里痛改前非。但听着听着，这才冤屈地发现，他们尽管有批得对的地方，但更多的是批得不对的，完全是诬蔑。有一个平日里与我并不怎么来往的焊工站起来气愤地说：“我知道你的狼子野心，每天都在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如果他说我每天都盼望到帝国主义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去逛逛，我还心服口服，因为我真是想去那些国家看看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莫泊桑和巴尔扎克的故乡。我热血沸腾了，又有些忘乎所以地大怒，我毕竟太年轻了，如果没到工厂工作，也只是个高中才毕业的学生，所以大怒也只是当场大哭大叫并大骂，我说，你他妈的才想蒋介石！……会场为此混乱，大概革命群众做梦也不会想到台上被批判的人会这么大哭大叫，会这么理直气壮。

主持批斗会的葛书记很老练，他把我拽到一个小屋子里。我以为他会批我赤膊上阵更反动，谁知他却说，你这是装哭！但看到我确实满脸泪花，他又改口说，所有眼泪都是虚假的眼泪！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批斗会，永远也不能原谅当时我的懦弱、我的无知、我的可笑。唯一可以让我原谅自己的是，我当时确实是个孩子。

葛书记从表面上看，是个很慈祥的官，我过去对他还挺有好感。葛姓在大连话中读“嘎”音，与方言的“割”一个意思，很难听。师傅们私下里都说葛书记是笑面虎，有的还说“‘割书记’头上一把刀”，所以只要葛书记到车间里来，大家都说“‘老割’来了！”我还觉得师傅们对葛书记有点儿过分了。后来我才知道，批判我是他一手导演的，他不仅是为挨打的人出口气，更是要结合当时上级的要求，将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一些，所以弄出个批判典型来，也算是他的政治业绩。其实我们单位里有许多家庭有问题的“狗崽子”，但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不太好惹，所以葛书记想来想去，认为我这个“嫩兔子”好摆弄，还是拿我开刀为好。那个在食堂里挑衅我的人，其实就是他派来跟踪我的“特务”，把我每天所说的话记下来，然后找出我反动的证据，才能有理有据地把我拖出来，说明阶级斗争确实严重而复杂。

我像打了一场败仗的俘虏，走在城市的大街上，觉得天空和街道都变了一个样，那样的陌生，那样的疏远，仿佛是另一个我从来没到过的地方。

回到家里，我尽力恢复正常的样子，还好，弟弟妹妹们谁也没看出我有什么异样。但我发现母亲绝对看出了我的异样表情。让我欣慰也让我吃惊的是，她最终什么也没问我，一个字也没问，但第二天她特地为我做了一顿雪白的大米干饭。这使我痛不欲生，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反动分子一样，不仅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我的好妈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然是这场批斗会唤醒了我对母亲的愧疚感。病弱的母亲每天上班都是装满了一饭盒菜团子，却要挥动沉重的镐头在建筑工地上挖坑，我过去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些呢？我还感到对不起弟弟妹妹们，他们一个个小脸在我看来全是面黄肌瘦。我甚至觉得批斗我是批对了，我怎么能发牢骚说菜里没有肉呢，我的可怜的弟弟妹妹们哪捞得着吃肉呀，我这样的人就应该遭到无情的打击。

于是从此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一下班就拼命地帮母亲干家务活儿，扫地、劈柴、挑水，而且还像家庭妇女一样洗衣服。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家庭这个小世界，灰色的锅灶、阴湿的墙角、焦黄的炕席，连房梁上的蛛网灰尘，都让我产生童话世界般的想象。我那时其实不明白，正是批斗会上的打击，使我恐惧和厌恶外面的社会，不得不龟缩在家庭的小世界里苟安偷生。我发了疯一样干家务，尽量把矮小简陋的房间收拾得舒适干净，我想，如果能永远不去上班，永远不见外面的人，永远跟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在一起，生活该多美好。

我渐渐悟到，要想消除人的恐惧，就让他彻底地恐惧一次。

然而，另一方面我却又不服气，总想用一种方式来证明我是进步的，是革命的青年。这种方式我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和严酷的政治压力，我竟然还能在悲苦的心灵里燃烧起当作家的梦想，用当时的话说真可谓是“丧心病狂”。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每天都在“丧心病狂”地创作，面对那么多的委屈和不公平，我却写着热情的赞歌。最初的写作一般都是写诗歌，这种形式来得快，能让你迅速产生激情。我写我们伟大的祖国灿烂美好，我写革命的前程金光闪耀，我写手中的焊枪怎样喷射五彩缤纷的焊花，我竟然还能写出“老书记慈祥的面孔”这样的诗句。可悲的是，我无论怎样下功夫赞美，也一钱不值，没有一家报刊敢发一个“狗崽子”的文章。可悲又可笑的是，明知道不能发表，我却继续热情地写下去，写了数十万也许上百万字的稿子，无论精彩与否都像废纸一样堆在床底下。我经常绝望地祈祷，求老天能让我在报刊上发表一篇铿锵作响的革命诗歌或革命文章，这样人们绝对会对我大吃一惊，至少批斗会上那些可恨的家伙会目瞪口呆地惭愧。

当然，我的祈求毫无用处，我的激动、我的五彩缤纷也总是换来“不拟采用”的退稿信，但我并不气馁，因为我实在是太盼望奇迹了，生理激情和创作激情把我燃烧得一塌糊涂。只要将稿件寄出去，我的心里就开始燃烧侥幸，特别是我爬上高高的铁塔干活儿时，总是不断地摘下焊镜，朝远处的公路上眺望，总觉得一个穿绿色服装的邮递员正在骑着车子给我送来喜讯。然而我一百次盼望一百次失望，这个冷酷得铁板一块的世界，不给我一丝一毫的侥幸。我以为自己写作水平太差，就更加拼命地看书学习，特别是阅读诗歌。20世纪60年代初直至“文革”时期，全国最热门的诗人的诗歌，我几乎都能倒背如流。二十多年后，我成为所谓作家，到北京开会遇到当年的诗人，张口就能背诵出他们当年写的诗歌，他们一个个惊讶得要死，因为他们自己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最后，我把我写的稿子给我的舅舅看，并谎说这是我从一家刊物上抄下来的。我的舅舅在外地工作，也爱好文学，他看了那首诗歌后，大为赞扬，说写得有力量有激情。我听后，心里像开了花一样兴奋，立即鼓足勇气，大踏步地奔向我们城市的日报社，将这篇写得最有激情的稿子亲自交给编辑老师。编辑的面孔本来是冷冰冰的，但读完我的诗歌后，一下子兴奋起来，不过，看到我的署名，又一下子变得冰冷了。原来我过去寄去的稿子早就打动过他，只是经过调查（那时发表作品必须要单位领导盖章证明作者的政治身份），单位领导说我在政治上不合格。我这才知道这个社会是早就串通好的，报社领导和我们单位领导全一个味儿。我就像《水浒传》里被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脸面打上了金印，永远带着耻辱的标记。我这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我是永远不能发表作品的“狗崽子”。

走出报社大门，我把所有的稿子撕得粉碎，手一扬，来个天女散花。报社在我们城市繁华的中山区，离我住的沙河口区有十多里路。我就这么一步步拖着痛苦的步子往回走，像失恋一样痛苦不堪，我认定我这辈子活得没意思了。回到家里，我又把过去写的稿子找出来，全部撕碎烧掉，我发誓决不再为这个倒霉的世界写一个字。

然而，一个人的爱好就像吸毒一样，无论怎样都很难戒掉。我还是悄悄地拿起笔，又充满激情地写起来。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投稿时把我的名字换成别人的名字，那个人也爱好文学，但写作水平实在是不行，不过那个人的爸爸是单位里的领导，所以我的稿子立刻发表了。可这更要命，明明是自己的心血，却署别人的名字，而且自己还死也不敢承认，因为如果被上级发现了，我还要被扣上个“欺骗党”的罪名呢。

问题是我愈发不能制止自己的愚蠢了，总朦朦胧胧地觉得会有一个让我大放异彩的时代。当时报刊上经常说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多出身不好的人都为这句话而在背后愤怒地抱怨，认为这是“政治欺骗”。而我却总是尽最大的热情，从这句话中努力挖掘出希望，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被上面划为“教育好的青年”。我暗暗告诫和鼓励自己，必须努力创作，等候着美好希望的到来。于是，我又看起小说来，而且像挑战似的，在会场上拿出来就看，有时干脆就不用政治书封面来伪装。我不是不害怕，甚至更害怕；也不是故意挑衅，我绝不敢挑衅，可就是身不由己地越来越掉以轻心。我之所以有这种掉以轻心式的胆量，就是因为我曾被批斗过。我渐渐悟到，要想消除人的恐惧，就让他彻底地恐惧一次。我还悟到，人很难打倒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太容易打倒了。

我们车间里有个空军军官，因为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我们厂里干钳工。他是上海人，名叫邹群，操一口南方的普通话，听起来格外亲切。最让人佩服的是他高超的技术水平，安装队里的师傅们只要是在技术上遇到难题，都去求他，他几乎就是“手到病除”。他对我很关心，刚认识那阵，他就把他穿过的一些衬衣和外衣送给我，那都是七八成新的上海服装，所以除了过年过节，平日里我舍不得穿。母亲为此很感动，要包一饭盒饺子送给他。我不好意思送，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的穷家，包出的饺子拿不出手。当我被批斗后，感到很孤独，只有邹群总是朝我投来关切的眼神。后来，他竟然特意找我认真谈了一次话，原来他早就看出来我有当作家的理想，这使我有点儿意想不到，因为我从来不敢把当作家的理想暴露出来，我甚至想到“作家”两个字就脸红心跳，感到自己有点儿恬不知耻。邹群没有一点儿嘲笑我的样子，他说想当作家的理想太美好了，但需要刻苦地读书学习，你没有上学的条件，但只要阅读大量的书也可以。他说鲁迅就没读过大学，却因为努力自学和创作，最后还成为大学教授了。

我垂头丧气地说，我永远地完蛋了，因为政治上不合格。

他并不认同，说我要是能把作品写得让编辑们感动得掉泪，肯定会成功。总之，他对我进行了非常真诚和郑重的鼓励。我认真地盯着他的眼睛，明白他对我是认真的，这令我想起了孙作广老师，心里很感动。当一个人在低潮时，对外来的温暖最敏感，何况他带给我的不仅是温暖，还有巨大的热情。与我这个被批斗的“狗崽子”谈怎样努力当作家，我做梦都不敢想。现在回忆起来，邹群师傅还是有知识分子的单纯气，他对严酷的生活还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后来更荒谬的岁月，大概终于使他绝望，他得了骨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工人师傅不懂什么叫癌症，我看他一拐一拐地在工地上走，还以为他是得了关节炎，也就没当回事。有一次下班走在路上，看到一个断了一条腿的残疾人，邹群师傅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只要能治好病，我哪怕像他那样少一条腿也行”。我听了很有些莫名其妙，关节炎怎么会要切掉一条腿呢？为此我竟然没对他说一句安慰的话。后来他调到别的安装队，我们就很少见面了。听说他临终前疼得像牛一样吼叫，我并没有去看他，因为一个“狗崽子”去看一个右派，只能给他的家庭带来更大的麻烦。

不过，邹群要我努力看书学习的忠告，在那个荒唐的年月里却给了我严肃的动力。我想，既然不能上学，就自己学吧，于是我就发疯一样地看书，坐着看，躺着看，上厕所蹲着也看，母亲在外面呵斥“也不怕臭味熏死”，我依然照看不误。最厉害的一招是我竟能走路看书。工厂离我家有五站地，我不乘车，擎着一本书边走边看，早晨八点上班，我五点就起来，手持一本书上班，边走边看，一个小时的路我有时能走上三个小时，直走到工厂大门口为止。走路看书练得我能一心二用或三用，既能注意前面的车辆行人，又能注意脚下的坎坷不平，而且还能一字不漏地看书。十几年如一日地走路看书，竟然一次也没撞到电线杆上。

四

砸烂一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他们是“破旧立新”的急先锋，最首要的任务是砸烂一切。

真正的“文革”大潮汹涌而来，人们这才弄清楚，这次革命的矛头指向的不是群众，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那些当年整我的干部们全被拖上了批斗台。令我吃惊的是，政治上相当激进的葛书记也被拖到台上批斗。按理说他曾那样凶狠地整过我，我应该感到解恨，但不知怎么，我对他却有些莫名其妙的同情。当看到一些工人上前去揪他、扯他，甚至扇他的耳光，我更是躲得远远的，只是觉得，这下好了，你和我这个“狗崽子”平起平坐了。

“文革”的造反派们最开始是大学生，他们充满青春朝气，高举着火红的战旗，佩戴着火红的袖标，一张张激情焕发的红彤彤的脸，真是所向无敌。砸烂一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他们是“破旧立新”的急先锋，最首要的任务是砸烂一切。大连是个建市不到一百年的新城市，很少有古庙古楼等“代表封建文化”的古建筑，这使造反派们强壮的体魄无用武之地，只好把革命力量发泄到洋建筑上。矗立在公园里的看起来挺美丽挺文化的塔啦，雕像啦，在激烈的革命中才弄清楚，原来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东西，立即被捣毁炸掉，造反派们势如破竹，真正是横扫千军如卷席。

年轻时的我，也有点儿“帅呆了”（1968年）

不过，真正敢“触及”当权者的造反，我们城市的造反派还是显得畏缩不前。长期以来对长官的敬畏，让大家不敢“犯上”。然而，北京的造反派不断地涌进我们的城市“点火”，他们是从北京来的，谁敢惹他们！他们确实敢说敢喊敢打，冲了几次市委市政府，冲了几次公检法大楼，全市的老百姓这才看清，这是真的让我们造反呀。于是，工人农民也成立了“造反司令部”，革命的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相结合，无产阶级造反大军力量空前壮大，整个城市红旗飞舞，战鼓隆隆，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意想不到的是造反派们最终造红了眼，竟然分成了对立的几大派。我家西面不远就是两所高校，两个造反派的司令部大喇叭从早到晚相互对骂，震耳欲聋。在工人造反派的帮助下，学生们用钢板制造出一座房子那么大的喇叭筒，这个大喇叭使整个城市终日淹没在嗡嗡的轰响之中。极高分贝的声音只能折磨人的耳朵，但不能给对方多大杀伤力，终于，“拿起笔来做刀枪”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了，叫喊得口干舌燥的造反派们拿起了真正的刀枪，开始了武力的较量。

市民们为此惊慌失措还有点儿惊喜万分。因为在如此和平的年代里，突然就刀光闪闪、枪炮轰鸣，恐慌的他们用钢板、用石块、用砖头、用水泥，将临街的门窗全都堵死，远远看去，一排排住宅像一座座暗堡，躲在里面的人，津津有味地讲着造反派们互相斗争的故事。而他们讲这样的故事时往往又愿意添油加醋，因此也就更激动地恐惧和更恐惧地激动了。

坦率地说，我为此兴奋若狂，因为这种武斗首先使工厂停工停产，我们再也不用上班，再也不用开会，每天自由自在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工资一分钱也不少。另外，造反派最愿砸烂各单位的图书馆，我和一些喜欢读书的人就“趁火打劫”，到刚刚被打砸完后还冒着硝烟的学校图书馆里捡书。我有时能从武斗的战火中扛回半麻袋的书，除去代数、微积分等理科书外，至少能挑出十多本外国小说。造反派很大方，他们只是大声叫喊，这是反动书籍！我就更大声地回答，拿回去生炉子烧火！他们就手一挥，拿走！为了弄到书，我简直就可以说是勇敢无比。

看书使我的创作热情不断高涨，思绪在各种各样的人物、场景中飞翔，尽管窗外口号震天，硝烟弥漫，我却毫无感觉。由于不上班，再加上“狗崽子”也不允许参加革命造反派，我就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每天看完书，我就拿起笔来写作，俨然是个专业作家。我把大街上造反派散发的小报捡回来，用无字的背面当稿纸，订成一个厚厚的大本子，在上面尽情地宣泄我的创作灵感。我一笔一画地写得工整，就像印刷体那样，间或还自己画两笔插图，最后编成一本书。这个世界不给我一丝阳光，我只有自己去灿烂。

在那艰难的岁月，我们活得挺有滋味（1970年，与兄弟在一起）

我最愿意模仿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海明威，把大连四周的海写得波涛汹涌。这要是被造反派发现了，那就麻烦了。所以，我每写一段时间，就像突然患了恐惧症似的把所有的稿子烧掉，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激动万分地重新挥笔。这种断断续续的恐惧和激动最终使我厌烦和无聊，当一个人的劳动成果不被社会认可和欣赏，他就会产生一种无奈的疲惫。当然，这是心灵上的疲惫，实际上我身体里的力气多得要爆炸。正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浑身肌肉紧绷，犹如打足气的皮球，时刻准备要飞要蹦，如此无所事事地坐在家里，写一些永远不能发表的东西，活着实在是没什么意思。我不禁羡慕起出身好的“红五类”，他们热热闹闹地造反，痛快淋漓地打斗，忙忙碌碌地革命，而我却不能。但即使是“红五类”写文章也不能发表了，因为所有的报刊都停止了征稿。百无聊赖之时，我甚至盼望到工厂里干活儿，这至少能让我充实一些。

幸亏我们这个城市有海，有渤海，有黄海，有太平洋奔涌而来的万顷碧波。在那轰轰烈烈的空虚和无聊中，我渐渐发现，由于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市民都跑到大海里宣泄多余的精力，当然，更多的是为了生活，因为配给制下分到的几张粮票、布票、副食品票，使人们饥肠辘辘，不得不到大海里捞取可吃的东西。大自然真了不得，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将大连的山和海折腾得精光，可没几年又恢复了元气。这使城里的人乐不可支，他们垂竿钓鱼，摇船撒网，挖蛤蜊，揪海菜，有胆量和游泳技术的就成了敢于扎进海底暗礁里捕鱼捉蟹的“海碰子”。

当我真正成了一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时，就立即显示出超野性的勇敢来。

“海碰子”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特产”，是堪称全国乃至世界一绝的行当。远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时期，大连的海边就有“海碰子”这个行当。没人知道“海碰子”三个字是谁发明的，没人能说清这三个字的意义，但在我出生之前，人们就是这样叫着。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干这个粗野行当的，不是山野里的农民，不是驾船的渔人，却百分之百是城市里的“城市人”。一个退休的老工人，也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海碰子”对我说：什么叫“海碰子”？就是把你的命抛进大海里碰大运呀！

新中国成立后，“海碰子”一度消失得无影无踪。三年困难时期，“海碰子”这个行当在饥饿中恢复。说起来“海碰子”的形象还挺威武的：剃着短短的刺锅子头（北京称寸头），戴着亮晶晶的水镜，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凭着一口气量，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捕捉海参、海胆、鲍鱼等各种海珍品。海浪在你周围狂轰滥炸，激流拼命地把你拖向死亡的深渊，冰冷的水下犹如钢针刺骨，尖锐的礁石和贝壳就是刀枪箭镞……我敢说，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山狼海贼，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英雄好汉。

月亮最圆和最缺时，潮水退得最大。每天的退潮时间比前一天的退潮时间晚五十分钟，你只要知道一次退潮时间，依此类推，就能知道全年的退潮时间，这个海洋知识，几乎所有大连人都了如指掌。海里有激浪，有暗流，有凶险的刀枪箭镞般的礁石，但比危险更有魅力的是还有海珍品，所以就不怕死了。那时人类还没有将大海污染得像今天这样厉害，海里不但有海参、鲍鱼、虾蟹，还有尖齿利牙的猛鲨。因此，光不怕死是不行的，如果你没有相当的水性，没有在暗礁里灵巧躲闪的技术，没有激流猛进的速度，最终会被浪涛无情地抛到岸边而遍体鳞伤，或被急流拖进深深的海底而一命呜呼，甚至会不幸成为猛鲨的小点心。

我们街道的年轻人要想成为“海碰子”，首先得在马栏河里热身。今天回想20世纪60年代，我真是有点儿痛不欲生，因为那时紧贴着城市边缘，还有一条大河。传说唐朝时期薛仁贵东征时路过我们这里，看到一片丰美的水草，于是就大养军马，留下一个“马栏山”的名称。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唐朝的兵马并没到过辽东半岛的南部，但我们这个缺少历史的城市却很需要这种传说。每年雨季，从马栏山上奔流下来的洪水就沿着我们工厂的围墙、沿着我们房屋的基石浩浩荡荡地奔涌，形成很有大江大河气势的马栏河，彻夜的轰鸣使街上的孩子心花怒放睡不着觉。站在河边望着滚滚激流，你会想起黄河，想起长江，想起雅鲁藏布江……总之，我在地理课本上学到的所有河流，都会在这里找到它的风景。现在这条河早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混凝土建成的河道，还有一些人工做成的假山，这使我更加痛苦地怀念那清清的流水、绿色的草地还有白花花的鹅卵石。

日本人在马栏河的上游建成一些堤坝，将奔涌的河水拦截住，形成一个个水库。但雨季时，暴涨的河水会越过一些较小水库的堤坝流向大海。当暴涨的河水越过堤坝倾泻而下时，就形成壮观的瀑布。这时，你要是能站在堤坝上飞跃而下，扎进堤坝下面浪花翻腾的水湾里，就算“考试”过关，也就等于拿到了“海碰子”的毕业证。中国第一代游泳运动健将，其中几个相当有名的曾在国际上获奖的游泳冠军（可惜我忘了他们的名字），就是在马栏河的堤坝上飞跃出来的。

堤坝下面的大水湾周围，有许多妇女洗衣服，那时还有妇女用棒槌敲打衣服，咚咚咚地很有节奏。站在堤坝上往下看，水湾边围着一圈洗衣女，红的绿的和花色的衣服闪动，很有些惹眼。特别是洗衣女两条白光光的大腿，浸在冰凉的河水里渐渐变成粉红色，令你有些激动的战栗和心疼的喜欢。每当一个小伙子从高高的堤坝上凌空飞跃，扑通一声栽进水湾时，洗衣女们就发出一声尖叫。这刺耳并优美的尖叫声，绝对就是最高的奖赏和激励。说实话，开始我并没有从堤坝上往下跳的胆量，但就是这些五彩缤纷的洗衣女的尖叫，使我一阵阵热血沸腾，终于不顾死活地飞跳下去。跳下水后，在翻腾着浪花的大水湾里畅快地游动，假装被水花呛着似的大声咳嗽，其实是要洗衣女们更多地看我们几眼，感受着水湾边上洗衣女们的眼神，我真正是“心潮逐浪高”。我深信，这些洗衣女肯定会用敬佩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些凌空飞跃的英雄，因此，游出水湾从洗衣女的身旁经过时，心里就会涌出美好的骄傲。那一刹那，我这个“狗崽子”无比满足。

我毕竟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欧美作家写海的小说，所以当我真正成了一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时，就立即显示出超野性的勇敢来，也就是说理智的勇敢。从表面看起来，“海碰子”似乎都是为了生存而把生命押在汹涌的海浪里，是绝不怕死的赌徒。其实不然，“海碰子”和常人一样珍惜生命，有的比常人还要胆小。他们虽然敢于潜进深深的海底，敢于在犬牙交错的暗礁里穿行，但必须像非洲鬣狗狩猎那样，依靠群体的力量壮胆。为此，“海碰子”一般是两个以上，更多的是结成群体下海。在暗绿色的浪涛下面，尽管有短暂的恐惧，可一旦浮出水面，看到同伴们的身影，一切恐惧就瞬间消失。

当“海碰子”下水时，岸上最好有点儿活动的景象，或是有辆车在跑，或是有个人影在走动。倘若岸上荒无人烟，那么海里有个船影在晃动，甚至有只海鸟在飞翔也行。倘若这一切都没有，岸边和海里一片荒凉空茫，一般来说，单个的“海碰子”是绝不敢下水的。而我却毫不在乎，常常是独胆闯海。就像今天电视剧里演的武林高手一样，我们这个城市的“海碰子”队伍中，也有几个名震全城的碰海高手。与这些高手相比，我扎猛的速度和技巧并不太出色，可是在胆量上，我却令大家刮目相看。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论勇敢，我绝对是名列前茅。

当然，我并非有视死如归的勇敢，我只是理智地想到，当一个“海碰子”潜进海底暗礁里，一旦遇到危险，这种危险一般是身体扭曲在错综复杂的暗礁洞里动弹不得，或是被暗礁上尖锐的牡蛎壳钩住而游不出来。遭遇这种危险时，憋着一口气量的“海碰子”无法叫喊，离死亡只是分钟之差，无声地挣扎时，即使是伙伴近在咫尺，也无济于事，伙伴们甚至都意识不到你是在垂死挣扎。如果你要是撞到鲨鱼，那就更没用了，反而，人多了还会引起鲨鱼前来进攻的兴趣呢。我敢于孤身闯海的胆量，就是基于这种理论。我为此还挺骄傲，经常站在礁石上大唱其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更多的是唱我们“海碰子”自己创作的歌：

我们都是穷光蛋，

口袋里没有一分钱；

我们都是阔大爷，

海参鲍鱼就干饭！

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意识开始模糊。

辽东半岛初冬的凌晨，海滩上均匀地冻着一层铜钱厚的冰碴，犹如薄薄的刀片刮着你赤裸的脚板。当我在沙滩上脱光身上的衣服，只穿着夏天游泳的小裤衩，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泛着寒光的大海时，有些渔民从船舱里探出灰蓬蓬的脑袋，吃惊地睁开蒙眬的睡眼，有的还喊了声，找死呀！

我却骄傲地微笑着，即将收获的喜悦，使我对脚下咯吱咯吱破碎的冰碴毫不在意。当然，如果此时有一个渔家女在注视我，我会更加精神百倍，犹如海里的公鱼见到母鱼，灰暗的鱼身都能登时放出亮光。我豪迈地踏着步子，并故意有节奏地将碎冰碴踩得更响，一直走到海浪涌动之处。

下水之前我先用冰冷的海水将头部和腹部打湿，让这两个部位首先适应海水的温度。这是老一辈的“海碰子”对我千叮万嘱的经验：不给头部预冷，突然扎进海里会发昏；不给肚腹预冷，在冰冷的水下会过早地全身抽搐。我像一条大鱼一样无声地蹿进凌晨平静的海湾里，突袭而来的冰冷，俨然钢刀割遍全身，使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但随即更加精神抖擞。远处的城市传来汽车的第一声鸣笛，海平面突地闪出一丝太阳的光亮，犹如一道闪电，贴着遥远的海面迅疾而来，使我整个身心感受到电击式的鼓舞。我不敢怠慢，在水面上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动作敏捷地潜下去。

每下潜一米，就觉得锋利的钢刀更加锋利，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意识开始模糊。然而，只要眼前出现海参的身影，就像猛然按下发动机的按钮，我浑身立即发热，眼睛开始放射着凶狠的光束，并灵巧得真就是一条生活在海里的鱼。我像恶狼冲进羊群一样，野蛮地抓住肉眼能看到的每一个海参。如果在气力用尽准备返回水面的关键时刻，又看到一个海参，我就会拼了命地再向前冲刺。有时不得不吞一口苦咸的海水，将口腔里的空气也压进肺里，在水下坚持最后一秒，这最后一秒就能多抓住一个海参。然后我双脚使足力气朝海底暗礁蹬了一下，反作用的力量把我的身体向上弹去，一旦嘴巴露出水面，我就疯狂地大口喘气，那呼哧呼哧的绝不亚于蒸汽火车的排气声的喘气声，使我刚刚逼临绝境的生命再一次恢复元气。

如此上上下下地拼了半个小时后，你就会觉得身子开始冻得打起哆嗦来，但你千万不要慌，但也不能上岸，要冷静并沉着地升到水面上，稳稳地漂浮在那里，闭着双眼，什么事也不要想，像练功一样，排除万念，只是随浪波摆动即可。十来分钟，身体的哆嗦就会渐渐消失，这时你再潜下水底，就会感到奇特的舒服，因为此时你的表层肌肉已经冻麻木了，不但没有冰冷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即使你被暗礁上锋利的贝壳划破皮肉，也绝没有一丝一毫的疼痛感。只是你突然看到胳膊或腿上冒出丝丝血花来，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皮肉竟然被划开了那么大一个口子。这种麻木的舒适会使你又能拼上半个小时，但正是这麻木舒适的半个小时，却是“海碰子”最能“拿货”的美好时刻。当你的身体第二次打哆嗦时，你就不要硬拼了，你得赶快收兵，朝岸边撤退。因为这时是你拼尽最后一口气力之时，所以游回岸边，也是另一种艰难。特别是当你游到接近岸边的浅水区时，浑身痉挛着绝对地站不起来了，你只能是狗一样地爬行，又像一条半冻僵的蛇，或正在蠕动的海参。但拖着沉重的收获，会让你不断地感到这是一种凯旋，有了凯旋的感觉就能令你时时生出挣扎的气力。

如今回忆从海里爬上岸的细节，还令我在温暖的书房里不寒而栗。那真是垂死挣扎，我几乎是一寸寸地与陆地缩短距离，干燥的海滩和岸礁在我模糊的目光中缓缓晃动，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无数次达到那干燥的岸边，但最终的清醒让我明白这是幻觉，自己还是在冰冷的浅水里蜗行。终于，我爬到岸边，爬到又硬又凉的鹅卵石上，爬到我早已准备好的柴草面前。柴草下面放着三根挑选好的红头火柴，并捆绑在一起，但我必须咬紧牙关，不能因为急切，用潮湿的手去抓那三根火柴。我只能是将湿漉漉的手在沙土上反复摩擦干了，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抓住火柴，尽量用平稳但准确的动作嚓地划着火柴，点燃柴草，一阵狂喜令我疯狂地将冻僵的身子扑向火堆。

我感觉不到火苗灼烫的疼痛，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活。我一会儿虾一样地佝着身子烤肚皮，一会儿反支着四肢烤脊背，像杂技演员一样，在火堆上反复地做着高难度的动作。火舌像千万枚炽热的钢针，穿透皮肤，扎进肉里，钻进骨缝，驱除着要命的寒气，一直把僵硬的身子烤得柔软烤得发热烤得有了疼痛的感觉。当你能感到疼痛就是恢复了知觉，为此哆嗦会打得更厉害，但相对烤火前的痉挛，这种更大摆度的哆嗦却还算舒服，用医学上的理论解释就是，这是人类对寒冷的积极反应和调整过程。火苗继续蛇一样地舞动并撕咬着我的皮肤，渐渐地，冻成青灰色的皮肤上显出斑驳陆离的红光，这也许就是身体开始返回正常温度的血色来了。用“海碰子”的行话说就是“烤出花来了”。烤出花来就说明这一次的加温结束了，必须抓紧时间，再次扎进冰冷的海水里。

在冰冷的浪涛里再重复一次我刚刚说过的拼命过程，然后再次痉挛着，再次拖着冻僵的身子爬上岸来烤热烤红，并再再次扎进海里……一次潮汐，“海碰子”们至少要下三次海，也就是说要反复烧烤三次。你就是块钢铁，不断地在火中烧红，又不断地扔进水里冷却，也很快会完蛋的。

我从二十来岁时就接受这种超强的磨炼，然而正是这种超强的磨炼，使我的生命有了超强的韧性，也使我认识到人类生命的无穷潜力。十几年之后我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就是对这种生命韧性的描述，在20世纪80年代那阵，被理论家们推崇为中国的现代派、抽象派、象征派或什么派的，而让我荣获文学的光彩。

在我们城市的高尔基路，竟然能寻找到外国文学世界的感觉。

我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兴趣、所有的希望又重新投向波涛滚滚的大海，不幸和有幸的是我愿意看书，这给我山狼海贼的生活带来一丝文雅。每当我躺在沙滩上等候浪潮时，就看古今中外的小说。在海边看书最安全，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看任何你想看的书，用不着在外面包上个虚假的封面来掩护，也绝不会遭到批判。一旦看到一本让我激动的小说，那就像捕捉到一个五垄刺的海参（一般来说海参都是四垄刺）一样，我就格外有劲头。因此，除了渔枪渔刀和网兜子以外，我的背包里永远比其他“海碰子”多一样东西，那就是一本小说。

我贪婪地读着法国、英国、西班牙、美国和苏联的小说。但我读得最多也最喜欢的就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写的书。杰克·伦敦的刚毅和马克·吐温的幽默使我忘记了海里暗礁的凶险，更使我忘记了岸上城市的喧嚣。我的生命在文学的世界里漫游，感到人生是那么的美好。“海碰子”全都有个粗野的诨号，什么“大头鱼”“鬼蟹子”“海兔子”“海豹”等，我则用杰克·伦敦一部作品的名字做我的大号，叫“海狼”。

看起来我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因为我能将看完的小说讲给周围的“海碰子”听，我会把小说里的生动细节讲得比小说写的还生动。很多粗糙的“海碰子”竟然就被我感染得也开始读书，特别是我的两个“海碰子”朋友——王洪和于洪键，他们不但产生了极大的读书兴趣，还能发动老虎滩一带的小“海碰子”们弄书，他们经常能弄来一本本让人意想不到的外国小说。那些小“海碰子”比我们还早熟，他们弄外国书的兴趣是能从里面找到男女情爱的描写。在那样的年代，这些本来属于艺术描写的爱情细节，简直就像黄色小说那样令人惊慌和着迷。对那个时期的中国年轻人的性启蒙教育，外国小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小说看多了，就想到写作。我们三个人相约，每次在海边相见，各自都要交出一篇作品，或是散文，或是诗歌，或是小短文，如果交不出来，就用渔枪打他的屁股。

我们三个人还真是认真地写了那么一阵子，用现在的话说，就像是文学小组一样。但当时政治上太严苛，所以我们所有的稿件都不能写名字，怕一旦丢失，会被当作反革命言论。有一阵子于洪键挺狂热，他又将我们三个人的热情感染了他家门口的一个叫“糖瓜”的小“海碰子”，糖瓜奋战了好多日子，竟写出数万字的长篇《武松打猫》。

夏天的晚上，我们聚集在糖瓜家臭烘烘的小破屋子里，轮流朗读《武松打猫》，那开心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读了那么多有意思的外国小说后，我就产生了强烈的出国梦想。当时，连革命群众也不敢有这样的奢望，从报纸上看，能有机会到国外的绝对都是革命领导人。于是，一些被镇压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旦有了机会，就长途跋涉，从黑龙江偷越到苏联。但会游泳的人就深夜冒险从大连港偷偷下水，游向停泊在海里的外国货船。从黑龙江越境往往可以成功，所以很少听到他们的噩耗，但从大连海港外逃的可能性极小，常常有人被打死在外国货轮的缆绳下面。这时城市的大喇叭就格外响亮地叫喊：一切资本主义的走狗，绝没有好下场！

我向往外国，并非是向往资本主义的奢侈腐化生活，去吃好的住好的穿好的，甚至并非是为了寻找什么政治自由。我只是想去看看外国作家们所描写的城市和乡村，那些外国小说里所描写的景物和人物，使我产生发疯般的畅想。这种畅想让我渐渐有些神经质，往往正躺在沙滩上看书，却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似的一下子跳起来，朝大海的远处眺望。与我们大连距离最近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日本，听说日本自由，你可以从那儿去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我真希望有一阵狂风把我刮进大洋深处，顺着洋流漂到日本；或是突然来个龙卷风把我卷到天上，在日本的一个城市中落下来。我为自己这种童话式的想法感到奇怪，我敢于在浪涛下面拼搏，敢于在暗礁下面憋得死去活来，却没有一次想到从海港外逃。一个经常潜水的“海碰子”从海港外逃，游到外轮上的成功概率是最大的。其实我并不是怕死，问题是每当这个想法涌入我的脑海时，我眼前就浮现出母亲愁苦的面容，浮现出弟弟妹妹们可爱而可怜的小脸。我不能想象我逃走之后，他们被拖上台批斗的场景。每当想到这里，我的一切勇敢和愤怒不仅云消雾散，并且还潸然泪下。

对一个政治上的“狗崽子”来说，出国是绝对不可能了，这让我更加钻进外国小说里，全身心地沉浸在那些幽默的文字和异国情调的景物中。然而，一旦合上书本，我却更加强烈地向往小说中的外国世界，特别是面对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封建的严酷现实，国外的世界俨然是遥不可及的天堂。

前面说过，我们这个城市有许多洋建筑，那些漂亮的欧式楼房尽管长年失修墙皮剥落，但还是顽强地保持着它们的异域风采，为此也就满足了我对外国文学的畅想。我们城市的高尔基路两旁，几乎全是这些异域特色的小洋房。黄昏的余晖中，走在那些椭圆形和菱形的彩色窗户下，我觉得巴尔扎克、狄更斯、莫泊桑和托尔斯泰就坐在里面。不可思议的是，无论多么漂亮的欧式建筑，必须沐浴在黄昏的余晖之中，才让我有这种浪漫的想象。因为在黄昏的余晖中，你感到城市里所有的景物都金光灿烂，却又模糊不清，连那些杀气腾腾的大标语也模糊得像油画上的色块，甚至还有点儿繁花似锦的感觉。另外，黄昏会令你不断地意识到黑夜即将来临，你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切的伤感。有时我刚下班或刚从海上回来，累得要死，但只要有黄昏的余晖，我就立即精神抖擞地跑到高尔基路，在一幢幢小洋楼前，慢慢地走着，傻傻地想着，一直走到天黑。那种置身文学世界的恍惚和幸福，至今还不能忘怀。

五

跟母亲姓邓，我觉得对不住在劳改队里的父亲，但这个大逆不道的行为却能拯救全家人的性命。

饥饿和贫穷永远也不会产生高质量的文明和情感。尽管我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愚蠢而贫穷的年月对我的扭曲，生存的需求很快就将我脆弱的善良和柔情一扫而光；在浪涛中杀生让我长出鱼鳞一样粗劣的皮肤，头发钢丝一样坚挺，像个粗硬的板刷。走在城市的大街上，人们完全像看一个土匪那样看我。有些小孩还用奇怪的目光瞪着我，我只好尽力朝他们微笑一下，大概我的微笑更凶恶，他们吓得赶紧转身跑走了。我为此也就故意凶恶起来，走路佯装酒鬼状在大街上横晃，用敌视的目光扫视着对我并不亲切的城市。

有一次我从水下暗礁里抓到一只个头很大的武士蟹，浮出水面时，这家伙却顽强地张开两只大蟹钳，拼命支撑着不让我把它装进网兜。我一面踩水保持平衡，一面大口地喘气，还一面制服它，这很麻烦也很累，但它就是横着两只大钳与我作对。我气急了，也不知哪儿来的勇猛，猛地张开嘴，对准武士蟹的嘴就咔嚓一口咬上去。这个动作太危险了，因为武士蟹的嘴在两只大钳的中间，我的速度只要慢百分之一秒，两腮就会被蟹钳夹碎了。但我的速度很快，简直可以说是迅雷不及掩耳，咔嚓一声，那只顽抗的武士蟹就完蛋了，软软地垂下两只蟹钳。但我也付出了代价，嘴唇被武士蟹锯齿状的甲壳划出血来。

20世纪70年代初，城市里再次掀起上山下乡高潮，不仅要我正在读书的弟弟妹妹们下乡，还强行逼着我们全家下乡。

我们对一个脸蛋通红的战士说，我们的父亲是反革命，但我们是革命的，我们坚决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坚决与出身贫农的母亲站在一起！说得最动听的是我的二弟，他已经下到贫穷的农村苦熬了多年，之所以还能苦熬下去，就是城市里有个家。每当年节时，他就像受伤的小羊，回到这个贫寒但温暖的家。他不能想象病弱的母亲和比他还小的弟妹们去经受他正在经受的艰难困苦，为了保卫这个家，他几乎就声泪俱下了。

脸蛋通红的战士有些愣了，他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很有青春革命热血，但也很有些幼稚简单。他问我们：怎么能证明你们是革命的？

我情急之下，说我们不跟父亲姓马，是跟母亲姓邓。我不叫马全理，而是叫邓刚，弟弟叫邓强、邓武……一连串简单的带有革命意思的名字随口就能编出来。

小战士愣住了，当一家人的父亲还活在世上时，儿女们却改为母姓，这在来自“红五类”家庭的他可能是第一次听说。所以，他只愣了不一会儿，就果断地一摆手，撤！

从此我就叫邓刚，一直叫到今天。马全理，永别了，你以后只能是悄悄地活在我心灵深处。

也许我的姓名改了，人也就变了，变得就像名字那样刚强和坚硬了。

我向“海碰子”们宣布我的新名字时，他们全都表情极其复杂地怔住了。我从他们复杂的眼神中看出，主要的意思是我有点儿大逆不道。其实我心里从改名那一刻起就隐隐地难受，觉得对不住在劳改队里的父亲，但想到这个大逆不道的行为能拯救全家人的性命，也就顾不得什么道不道的了。因为把有问题的家庭撵到农村是全市的行动，因此是有着统一的指挥的。我的母亲被无缘无故地从工厂里解雇，名曰“精简”，其实就是想把我们逼到农村去。这样，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我的肩上。城市里的生存已经艰难得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贫穷农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更艰难了，几乎要累断骨头的农活儿，挥锄干整整一天只能挣角八分钱。我这个当大哥的每每想到在农村遭罪的弟弟妹妹，就心痛得要命。

我真正像一只海狼一样在浪涛中拼命，而且日益穷凶极恶，所有好吃的和能吃的海物，我都决不放过，潜进水下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挥动渔枪渔刀残酷地扫荡海底所有的鱼类和贝类。

医生们不能相信，一个人写字能把胳膊和半个身子写得像中风一样半身不遂。

虽然我是个“海碰子”，虽然我全身心地扑向大海，但在大连机电安装公司，我已经是个技术名声响当当的焊工了。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成了过街老鼠，是人人喊打的“臭老九”，于是一个老师傅对我说：“你成天捧着书瞎看个啥！这个朝代能让你当秀才吗？有精力好好学技术，哪个朝代都得有干活儿的人！”于是，我在焊接技术上狠下了一阵功夫，就像学写作那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捧着一本技术书。

很快，国内有关焊接的技术书我全部看完了。那时，西方先进国家对我们进行科技封锁，我们自己也闭关自守，为此在焊接技术上，无论是理论书籍还是技术设备，都是相当简单和落后。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偶然查到了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点加热矫正法”，立即欣喜若狂。因为我们最常干的活儿就是安装长长的管线，而这长长的管线最容易出现的质量问题就是弯曲，逼得我们加夜班出大力，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安装上的管子拆下来，修整调直后，再费九牛二虎之力重新安装上。有时就是费了若干个九牛二虎之力，管线还是出现弯曲，逼得我们不断地加夜班。深深的夜里，师傅们都累得东倒西歪，一个个斜倚在冰凉的钢架和铁堆上昏睡过去。这时我就一个人偷偷爬到管线上，用焊火在弯曲的管线上进行点加热矫正。这种利用热胀冷缩原理的矫正方法果然灵。当早晨的太阳刚刚照亮工地，矫正后的管线像一道黑亮的闪电，笔直地射向远方，师傅们一个个惊讶万分地跳将起来，以为是神仙下凡制造的奇迹。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即使在那个年代，点加热矫正也是落后得不能再落后的方法了，可是在当时却成为奇迹。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很容易就成为焊工技术权威，不仅挥动焊枪动作敏捷，说起焊接理论也头头是道。师傅们欢天喜地地向领导们汇报这种点加热矫正法的奇迹。领导们也大感惊喜，全都到工地上参观，并写出大块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战胜管线质量的老大难！》，文章中却绝不提我一个字，一个“狗崽子”的能力超过“红五类”工人，那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我只能是暗自“默哀”，长叹一声，如果我不是“狗崽子”该多好，应该早就被选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了。

我并不甘受委屈，而是想办法积极地表现自己，以便最终能让领导公开地认定我的杰出。一个分管技术工作的高主任觉得我挺有才气，就对我说，你整天地看那些小说干吗，小说是政治上的东西，弄不好会犯错误，你为什么不写技术书呢？我眼睛一亮，写技术书能发表吗？高主任说，当然能啦，技术也不是政治。只要能让我发表文字，只要能给我带来光彩，这就是政治上的胜利。

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为写技术书而呕心沥血。我查阅了大量技术资料，其实那些所谓技术资料我早就看了多遍。我发现我们国家压根儿就没有怎样使用和维护焊接工具这样的书，但在实际工作中，焊工们经常为焊枪的故障而大伤脑筋。在这方面，我绝对可以算得上是行家，一个焊工在工作时，我即使是站在十米开外，只要听一下他手中焊枪发出的声响，就能立即指出毛病在哪儿，并手到病除。在安装公司，我这两下子是大家公认的。不过，将这些经验写成一本技术书，却相当艰难，这不仅要有技术理论，还要能画出各种图形。因为我爱好文学，所以可以将枯燥的技术术语写得生动有意思，可画图就一窍不通了。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有残疾的大妹在街道小工厂干活儿，小工厂里藏龙卧虎，有一个很有水平的技术人员主动帮我画出了各种图形。这样，北京的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就出版了我的这本《焊接工具常见故障及检修》。

当然，在那样的年月，我为写出并出版这本书所经历的折腾，是可想而知的。总之，当终于收到出版通知，同时要我改第二稿时，我兴奋得几乎就要跑到大街上喊万岁了。高主任看到我的出版通知，用训斥的口气说，你还上什么班，回家写呀！

我大概真就是一口气跑回家，饭也不怎么吃，水也不怎么喝，干脆就不睡觉，一连几天几夜地抄写。也许我家太窄，把我挤在墙角里动也不能动，也许我的那个破凳子歪歪扭扭，弄得我坐的姿势不正，写完稿子寄出去后，我这才发现我写字的右臂肿了，而且肿得让人难以置信，进而扩大到半个身子痛得不能动，连医生都惊讶得扶住眼镜，他们开始甚至怀疑我是脑出血或脑梗死造成的偏瘫。因为他们不能相信，一个人写字能把胳膊和半个身子写得像中风一样半身不遂。

令我悲愤万分的是，我就是把自己写死了也没用，这本技术书没给我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光彩，我照样不准入团不准入党，照样不准当民兵，照样年节期间不准值班。

但搞技术的高主任却把我当作宝贝，甚至冒着政治风险让我到零字号工程（军工）去焊活儿，他说像这样技术高超的工人就应该用在重要的工程上。这让我激动不已。后来在即将打倒“四人帮”时，高主任力荐我参加当时的技术大比武，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连战三关，成了全市焊接技术的状元。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荣誉，是由市领导亲自颁发获奖证书，场面之隆重就像宣布我入团入党或当上民兵似的。

我捧着盖有十几个大红公章的偌大的获奖证书，骑着自行车从会场朝家里飞驰，不小心闯了红灯，被警察一声断喝截下车来。

面对怒气冲冲的警察，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足足过了两分钟，我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我获奖了”，警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理由来，但他还是从我手里拿过那个偌大的奖状，看了一下后乐了，说，好样的！手一挥把我放行了。

回到家，我对母亲重复了在警察面前说的那句话：我获奖了！

我这简单的一句话却有着千言万语的意思，但最终的意思就是，妈，我给我们这个“狗崽子家庭”争光了。

铤而走险，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是革命青年。

在那些荒谬的岁月里，我们这样的家庭在政治风浪中飘摇，总感到危机四伏。为此，我总是想尽办法来表现我是革命的青年，以保护我及我的家庭平安度日。所以在“炮火连天”的“文革”武斗中，我干了一件在当时被认为极其愚蠢，现在看来却极其光荣的事：冒险救出一个干部的生命。那是我们大连机电安装公司参加辽西山区建设时发生的事情。当时辽宁省物资厅负责山区备战工程，技术管理干部陈处长发现当地造反派的头头们盗卖备战物资，很是气愤，就把此事详细记录下来，准备等形势稳定后到上级机关报告。造反派的头头们慌了，决定要除掉陈处长。他们派荷枪实弹的武卫队员把陈处长住的宿舍包围住，但碍于我们大连来参加备战建设的一百多个工人，不敢明目张胆地下手杀人，便想出一个险恶的招法，勒令“走资派陈××只能在宿舍周围十米以内活动”，因为厕所离宿舍十五米，陈处长肯定要上厕所，那样他们就有理由开枪了。陈处长开始想逃跑，但附近的红石火车站早被造反派重兵把守，他就是插翅也难飞，只能在宿舍里用脸盆大小便，艰难度日。

陈处长很恐惧，但也很愤慨，他说他在朝鲜战场上没有被敌人的枪弹打死，今天却要死在造反派的枪口下！……我们安装队上百个工人全都同情陈处长，但面对造反派的枪口却是不敢怒，更不敢言。工人师傅也都惋惜地说，省物资厅派来的陈处长是真正的革命干部，他是为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才遭受如此灾难，弄不好真就死在这儿了。

我听后，突然就浑身热血沸腾。那时广播喇叭里整天高喊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我想，人们不是说我是反动的“狗崽子”吗？今天我就要表现我是真正的革命青年。怎么表现呢？我要冒险救陈处长出虎口，这就会使人们相信我。于是我就联系和我一样激动的年轻工人，一个是焊工陈永泰，另外两个是善于登高爬架的起重工周盛文和付德滨。我们四个人一拍即合，自动成立四人战斗小组。安装队的工人师傅们尽管都有恐惧心理，但见我们这帮初生牛犊敢行动，也有些震动和感动，于是全都出来掩护我们。

从陈处长住的宿舍窗上可以看到荷枪实弹的造反派列队走来走去，很像电影里丑化美国巡逻兵的镜头。要是将陈处长从宿舍里弄出来，真就是很危险，而且在辽西与内蒙古交界的地区，造反派开枪打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但我们四个人横下心，在深夜里给陈处长换上我们焊工的工作服，夹在我们四个人中间，在外面闹哄哄的工人师傅们的掩护下，大胆地走出门，硬是从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把守的工地出口，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工地不远处就是锦州至承德线中间的红石车站，但造反派死死地把守着通往火车站的道路出口。我们的救助计划是逆红石车站方向，朝更深更远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区走去，穿山越岭绕到红石上一大站凌源火车站，乘承德开往沈阳或锦州的火车离开。当时辽西的造反派是一派掌权，所以连深山老林里的村子，都需要持他们发的证件（人们戏称“良民证”）才能通过。这样我们连山路也不敢走，只能在树林和乱石丛里艰难前进。树林里树木繁茂，每走一步，都要费尽气力地折断一些树枝，那时大自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遭到破坏，我们不时地就被前面咕咚一下跳出的狗一样大或驴一样大的动物吓得浑身冒汗。我们的武器就是干活儿的钢钎和扳手，要是撞到持枪的造反派武斗人员，绝对会完蛋。最可怕的是听到狗叫，因为狗叫证明前面就是村庄，我们就得赶快往更黑的山里跑。但我们没有一个害怕的，现在想想当时并非勇敢，而是年轻气盛，觉得挺刺激的。我们又累又渴一直走到凌晨两三点钟，几乎就累得一步也走不动时，却惊喜地发现前面有钢轨的闪光，这才知道我们终于绕出了喀左山区。但我们发现虽然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却远没有到达凌源，而只是到了离红石很近的河汤沟小站。我和陈永泰护着陈处长迅速地藏到车站旁的树丛里，另外两个人去车站打听有没有去沈阳的车，竟然很快就买回了车票，原来马上就有一趟开往沈阳的火车进站。但因为是慢车，所以还要在我们刚刚逃出来的红石车站停车上下客，这真是要命。我上车后就找到列车长，直率地说出我们现在的危险，希望他能帮助。列车长说，干部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坏人，我们怎么能帮助坏人呢！大家都愣了，但我灵机一动，说，我也知道走资派是坏人，但坏人就可以随便枪杀吗？我们就是要把他押送到沈阳去审判。列车长冷笑着甩开我走了。可万万没想到，一个年轻的女列车员却主动对我说，我给你找一个干净的厕所，然后锁上门行吗？我感动得简直就要爱上她了。

这样，我和陈永泰护着陈处长挤在厕所里，另外两个人站在门外死守。我们想，要是造反派上车检查时发现了，我们就用手中的钢钎和他们拼命，火车不会为这点儿事停止前行，我们只要能顶住几个小时，火车开出辽西地区就是胜利。火车很快开到我们工地旁的红石站停下，我们听到造反派上车检查的吆喝声，都紧张得憋着呼吸，但只是吆喝几声就完了，因为火车只停一分钟。最危险的车站是建平，火车要加水，停十几分钟，建平是造反派的大本营，一旦红石那边的造反派发现陈处长失踪，一个电话打到县里，这趟列车肯定会被彻底检查的。我们全都屏住了呼吸，半夜的火车乘客极少，所以只要上来一个乘客，我们就都神经质地握住钢钎。漫长的十几分钟终于过去了，这个大站安全通过，前面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这时，那个好心的女列车员突然出现了，她迅速地打开厕所，我和陈永泰这才走出憋闷的厕所，但陈处长还要继续藏在里面。我们觉得不会有什么危险了，便在火车开动前最后一分钟下车。女列车员说：“你们最好不要从站台下车，从相反的门下去，再从后面绕出车站。”我们跳下车后，从车外看到厕所窗口里流着泪水的陈处长，大家都很感动，相互挥手示意。

凌晨时分，我们四个人一身轻松地返回红石车站。可是走到工地附近的玉米地时，突然从里面冲出一群人，有的手里拿着步枪，有的手里拿着梭镖，后面竟然还有人端着机关枪伏在那里，真有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为首的提着手枪的头头认出我们是大连来的安装工人，很有些狐疑。我已经忘记当时都怎样解释了，只记得我们故意大声地笑着说着，以解除我们内心的恐惧。

陈处长的失踪，当然很快就被发现了，造反派在我们宿舍附近贴着醒目的大标语：“与走资派勾结的人，绝没有好下场！”“谁敢反对文化大革命，就叫他灭亡！”并用种种方式向我们大连安装队发出威胁。我想我们毕竟一百多个人，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不会有大问题的。可万万没想到，整个安装队全慌了，那些本来和我们一样要解救陈处长的人竟然一反常态，开始埋怨我们不应该干这件事，有的人甚至迁怒于我，因为在这四个人当中，我是唯一的家庭有问题的“狗崽子”。这时我才明白，那天晚上的危险其实不算危险，真正的危险刚刚开始。我说过，那时我太年轻，太年轻很容易勇敢。我猛然地愤怒了，挺身而出，面对一群愤愤抱怨的师傅大声说，你们不用怕，现在对方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只是旁敲侧击地威胁，如果对方真的向我们摊牌，我一个人去自首！我记得我刚说完这句话时，师傅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他们不认定我是英雄就认定我是傻瓜。这时很有威信的铆工大班长刘文山走出来，用手按住我的肩头说，你小子有种！

也许我这种青春热血式的勇敢把大家镇住了，也许我这种故意表现的革命正义感把大家感动了，“文革”以后的可怕岁月，无论哪一派，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我这个“狗崽子”的存在，竟然就一次没开过批斗我的会。我的勇敢不是赢得别人的尊敬，更重要的是赢得了对自己的保护。

六

像动物到了交配期，我这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也到了必须找个女人的年龄。

我真正地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立业已经绝无可能，“狗崽子”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干任何重要的工作。尽管我的焊工技术在全单位名列前茅，但安装公司保卫科却把我这样的“狗崽子”列为“内控人员”，再次严令：不准到重要的工程工作，不准参加基干民兵，不准入党，甚至不准在节日和休假日值班。这种残酷的政治歧视，会令一个人破罐子破摔，或愤世嫉俗，或消极颓废。然而，我却始终活得一包劲儿，也许有大海的滋润，我说过，我总是朦朦胧胧地感到明天会不一样。但无论怎样朦胧地乐观和乐观地朦胧，也抵挡不了政治的残酷，我发现我不仅没有爱情，而且连找一个老婆都千艰万难。

我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以上，在陆地上挥焊枪技术高超，在浪涛中挥渔枪英勇无比，走起路来还有点儿《红灯记》中李玉和的英姿。可是为了找个能成家的女人，为了不使母亲忧伤，为了不让世人耻笑，我上蹿下跳，东奔西走，低三下四，并委曲求全，只是为找个对象。

问题的要害是那时的女孩子全都鬼一样精明，而且个个老谋深算，只要是介绍人把她领到你的面前，她审视着你的两个眼睛就像X光射线一样要把你穿透，几乎没有寒暄就直奔主题——问你的工作是国营的还是大集体的，问你工资是多少，问你的性格甚至问你的身体状况，细细考量计算，绝不感情用事。问完你个人之后，就问你的住房条件，问你家庭人口，当然也就问到你的父亲和母亲。只要问到我的父亲，我立即就“原形毕露”，像狐狸露出了尾巴。这时，我即使是剖心挖肝给她们看，说我绝对与我“有问题”的父亲不一样，说我绝对地勤劳能干会过日子，也丝毫感动不了她们。说起来真是惨透了，“狗崽子”身份使所有的女孩子见了我都吓得拔腿飞跑。

我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都很同情我，也拼命地帮我找对象。他们也觉得“狗崽子”必须降低一格选老婆，所以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们这个城市所有的奇丑无比的女孩都搜罗来，这使我伤心透顶。更让人伤心透顶的，就是这些奇丑无比的女孩听说我是个“狗崽子”，竟也高傲地朝我一撇嘴，拜拜了。一直到快三十岁时，我还在孤军奋战。

那个时候在我们城市，三十岁要是找不着对象，那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每天下班，母亲忧愁的表情、弟弟妹妹们同情的目光，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爱情早就没有了，主要是找个老婆，为了完成像大家一样找个老婆过日子的任务，我开始拼命地找对象。

那真是个单调得可恨的时代，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只是吃饭、干活儿、找老婆、生孩子。如果在吃饭的时间你在大街上走，熟人看到你，就会用奇怪的口吻问你怎么不吃饭；如果你连着三天在家门口溜达，邻居和街道干部们就会用疑惑的目光盯着你，甚至会把你的不正常上班与阶级斗争新动向联系起来；如果你到了结婚的年龄还单身过日子，那就更是个问题了。

我的个子高大，虽然才二十七八岁，但看上去却像三十多岁的大汉子，所以，只要是在路上遇到熟人，就会陷入尴尬之中。对方总是反复地问我，老婆在哪个单位，几个小孩，男孩还是女孩……我只好反复地回答，我没结婚，我没结婚，我没结婚！于是麻烦就更多了：你怎么没结婚？你怎么找不着老婆？你怎么会没有孩子？好像过错在我这儿。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的人还没等我解释清楚，就教我床上经验，还有的干脆就怀疑我没有性能力。我真是倒霉透顶，有一阵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迫不得已出门办事，也鬼头鬼脑地贴着墙根走，倘若不小心见到熟人，就像小偷似的绕道逃走。

偶然的一次，一个老同学在商店里撞见我，他亲热地拍了我一下，大声地说，两个孩子吧？也许问得太武断太突然，我稀里糊涂地点了一下头。他又说，一男一女？我只好顺势又点了一下头，那个同学也就匆匆过去了。从此我像开了窍似的，只要有熟人问我的生活状况，我就对答如流，什么结婚生孩子、两个还是三个的，我全都捣蒜般地点头。我为此而乐不可支，这个世界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不太认真什么都能过得去。

可是漫漫长夜睡不着时，我的悲哀就成倍地翻腾，更加让我辗转反侧。我毕竟没有老婆，我毕竟没有孩子，我还傻乎乎地乐个什么劲儿！我的同学，我的邻居，只要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基本上都结婚了。这更令我心急如焚，有时半夜被噩梦惊醒，我觉得真是到了世界末日。

政治压迫的阴影让我在所有的人面前矮三分，如果没有大海的安慰，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但对一个发情的动物来说，大自然的安慰大概也没多少用处了。我有时到海边，只是在沙滩上呆坐，有时直到潮水退下去，再涨回来，我还是傻子一样地呆坐着。我确实就是一个发情的动物，却始终是孤军奋战、独立寒秋。我几乎都不能看小说了，因为小说中最多的情节就是写爱情的，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我只好百无聊赖地望着海里的点点白帆——那时海里还有帆船。现在辽东半岛的海面，绝对看不到一只帆船了，海面上全是军舰一样阴沉颜色的钢壳渔轮，震耳欲聋的马达声和刺鼻的油烟味让你更加怀念当年海上的诗情画意。

可惜，在大自然还有点儿诗情画意的年月里，我却没有一丝审美情趣。

爱情不但要有激情，要有真诚，还要有手段，当然，说得好听一点儿就是还要有技巧。

荒谬的年月和残酷的命运，让我弄明白了一个不是道理的道理：爱情不但要有激情，要有真诚，还要有手段——当然，说得好听一点儿的就是还要有技巧。我总结自己的失败经验，最大的失误就是缺乏技巧。既然二十岁以上的女孩子像鬼一样精明，那我干吗不去寻找二十岁以内的女孩子呢？她们天真烂漫，不懂政治的利害，情窦初开使她们像海里的小母鱼，傻呵呵地把渔枪的亮光也当作异性的眼神了。只要我略施技巧，完全可以成功猎获的。

我把城市当作大海，每天都瞪着“海碰子”那样凶狠并锐利的眼睛，寻找猎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我们家东面的一条街有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两只眼睛又大又亮，但你细细地观察，里面什么内容也没有。因为她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老工人，也是老共产党员，所以家庭从没遭受过什么政治上的压迫。这就使她像温室里的花朵，从没经历过外面的风雨，当然也就单纯到简单的程度。从她羞涩的微笑中，你可以判断出她什么也不懂，不懂生活的艰难，不懂各种政治压迫和利害关系，连男人那恶狼般的眼神也不懂。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于是，我就以到邻居家串门为理由，想方设法地接近她。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还恬不知耻。第一，人家是共产党员家庭，我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当年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第二，我差两三岁就是三十岁的男人了，她却是十九岁的青春妙龄姑娘。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甚至根本就没有路，所以我必须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

施展什么样的才能呢？我心里早就有数了，因为我是个“海碰子”，可以用海物当“诱饵”。当时人们穷得要命，能吃到我在海里打到的鲜鱼，能吃到我捕捉的海参，那绝对是共产主义了。可是征服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吃的东西并不太重要，这仅仅是个敲门砖，我更大的才能是讲故事。在我们那条街上，我早已是家喻户晓的讲故事明星。还在小时候，我就有讲述的才气，邻居家的叔叔阿姨们看完一场电影，回来后没啥感觉，但听我重新讲一遍后，这才大感有意思。即使是看过好多遍的电影，他们也愿意听我再重新讲一次。因此，有的叔叔婶婶去电影院看电影，往往多买一张票带我去，回来后要我再讲一遍。我敢说，如果我的普通话讲得好，绝对可以去中央电视台当主持人。总之，我决定以满腔的激情给那个女孩子讲各种生动感人的故事，我相信她会被我的故事迷倒。

应该感谢的是那个倒霉的时代，第一是家里没有电视机，第二是电影院里几乎不上映故事片。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整天声嘶力竭地唱“八个样板戏”，人们的脑袋里全都空荡荡的，这就使我的故事格外生动感人。我讲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巴尔扎克、莫泊桑，讲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讲《红楼》说《聊斋》，我几乎把全世界都搬到了她的面前。那个女孩子压根儿就没听过这些，因此，她两眼放射着惊喜的光彩。我见此状大为振奋，再接再厉，斗胆讲起自己的创作来。我把那些惊险的碰海生活场景、自己不幸的命运和浪漫的想象糅合在一起，编成一个个生动而忧伤的故事。我发现淡淡的忧伤最能打动女孩子的心，为此，我就变本加厉地忧伤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活得忧伤！

这个女孩子家里人很多，有爷爷、奶奶、父母、姐姐、妹妹和弟弟共十多口人。晚上，她全家都老老实实地坐在炕上等我来讲故事，如果我加夜班不能在晚饭后去她家讲故事，就像今天电视断电一样。当然，看起来我是对着她全家讲故事，实际上我是对一个人讲，那就是对她。奇妙的是，她竟然也能感觉到我是在对她讲，爱情真是莫名其妙又妙不可言。这样讲着讲着我就把她一个人讲到了大街上，讲到了公园里，讲到了灯光暗淡的胡同里。我最愿把她带到高尔基路，在一幢幢欧式建筑前面漫步，那时我也就讲得特别动情和自信。

大连的冬天特别寂静，特别是下了雪以后，脚踩在软绵绵的白雪上，发出令人愉悦的咯吱声。我们并肩走着，洁白的雪路在我们前面无限地伸延，她一声不吭，只是听我讲。这时我特别得意，得意我这个“狗崽子”竟然也能享受爱情，而且还是真正高质量的爱情。要知道，与我并肩同行的姑娘是多么纯真，多么美好，她绝没有想到我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职工，绝没有想到我挣多少工资，绝没有想到我有没有住房，绝没有想到我的父亲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她只是感到我这个人好，我这个人有意思。然而，我一面得意着，却一面担忧着，因为我只是对她讲故事，不能多讲一句感情话；她和我走在一起，也只是听我讲故事。

我不敢随意将爱情的窗户纸捅破。当时的女孩子在激烈的革命教育下，对爱情充满了无知甚至恐惧。如果我开诚布公地对她说，我讲故事就是为了将她变成我的老婆，她大概会恐惧得认定我是流氓。

我在充满热情和幽默的讲述中，却在时时品味着忧伤，这实在是一种折磨。但我要忍耐，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克制，绝不能掉以轻心露出马脚。太纯真的女孩子在爱情上有时是个麻烦，男女的事说得太多会让她感到我流里流气。其实我自己感到我确实不正经，因为我所讲述的一切都是有着强烈的目的性，都是为了把她俘虏过来，成为我的老婆。只要想到我的目的是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与我这个二十七岁的大男人结合，我就面红耳赤。

要是她父母不同意，就等于王母娘娘不同意，牛郎织女只能是站在天河的两旁。

一天晚上，讲完一个我自以为相当动听的故事后，看到她那闪烁着激动神光的大眼睛，我不禁涌上来胆量，一阵支吾之后，我便“原形毕露”，对她说出了我的“狼子野心”。在这之前，我对她的心理做了无数种大胆和保守的猜测，但无论是大胆还是保守的猜测，都是一个结果：她会以年龄小来拒绝我。她也确实太小，比我小八岁，在当时那种保守的氛围中，一个党员的漂亮的女儿，会跟一个穷困的比自己大八岁的“狗崽子”，那绝对是天方夜谭。问题是我已经没有退路，绝望之中却还有一丝侥幸，特别是当我滔滔不绝地讲动听的故事时，她那对明亮的大眼睛对我的目不转睛，使我心存的一丝侥幸猛然膨胀为信心百倍。总之，我豁出去了，把见她第一面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那个年月说“爱情”两个字得有相当厚的脸皮，所以我用写小说的方式，尽管结结巴巴，但还是很快让她明白了我的意思。

她愣了，一下子站住，头却死死地低着，不看我。我想，坏啦，前功尽弃，这成百个故事算是白讲了。同时我的脸高烧般地发热发红，心脏一阵狂跳之后猛然无声了，血液也停止了流动。幸亏她不抬头看我，幸亏是黑夜，否则我真就要钻进下水道里了。

可正当我心下发慌之时，她却说了句我意想不到的话：我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我的天，原来是这样，我千聪明万智慧，却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方式回答我。这个意思就是她答应了我，但她父母要是不答应呢？我的心脏又开始了狂跳，血液重新流动起来。但我心下只是涌起百分之五十的激动，我明白，要是她父母不同意，就等于王母娘娘不同意，牛郎织女只能是站在天河的两旁。我明白，她父母肯定不会同意，政治和经济的巨大落差，我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种政治歧视造成的爱情悲剧，在我们这个城市上演过无数次。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但我心里还是照进来微弱的光亮。至少，她没有拒绝我，这使我还能咬紧牙关，继续对她讲动听的故事。我对她说，我刚刚只是对你随便说说，你可千万不要对你父母讲呀。

深深的夜里，我回到家里，没有开灯，而是摸索着上床睡觉。我听到母亲翻身的声音，似乎还叹了口气。可怜的母亲，她被单位“精简”下来后，一天都没休息，就托人找到当保姆的工作，每天早起晚归，去辽宁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家当保姆，一大早就去给人家准备早餐，直到做完晚饭后才回来。可她忙成这样，却好像知道我正在干的事，甚至知道我的艰难、我的矛盾、我的努力、我的挫折。很显然，母亲刚刚那口气是为我叹的。

教授家规定只管保姆一顿午饭，母亲就早晨空着肚子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吃饭，只是中午在教授家使劲地吃一顿，这样可以给家里节省两顿饭，让我的弟弟妹妹们吃得更饱些，母亲是多么伟大。但她却在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从她那不时投过来的眼神，我能感到母亲对我的担忧、对我的心痛和对我的鼓励。我看出母亲很想和我交流，但她知道我的脾气和父亲一样暴躁，始终不敢跟我直说。我也不给母亲直说的机会。我能和母亲说什么呢？当然，我多么想告诉她我的成功，这将是对母亲最大的安慰。但我说不出这句话来，我就是真的成功，母亲听了也不敢相信。母亲受苦受得太多了，她从来就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有一阵子，我觉得我是在干一件绝对荒唐的事，干一件绝对没有前途的事，尤其是在工作中，听到师傅们讲社会上的传闻时，我的情绪一下子就落进万丈深渊。因为那些传闻的内容大多数是“狗崽子”的爱情悲剧。比如，某地富子弟竟恬不知耻地看上贫下中农的女儿啦，某某家庭有问题的女人被出身好的男人一脚踢开啦，全是让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的事。师傅们说完这些事后，往往要加上总结：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个鳖亲家，什么样的就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否则不相配。我有些疑神疑鬼，觉得师傅们是看透了我的心事，故意说给我听的，坐在那里脸红一阵白一阵。

为此，我与这个女孩子相约时，是绝对保密的，绝对地不能让邻居知道，不能让熟人看见，否则，在我们城市无数爱情悲剧中又多了一个让人们嘲弄的丑角。屈辱的生存状态使我警惕一切怀疑一切，我的那颗曾经热情跳动的心变得冷漠而坚硬，除了我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我不相信任何人。我认定整个城市的人，包括她的父母，都在团结一致地对付“狗崽子”，他们不会允许一个“狗崽子”享受爱情的幸福。然而，我的所有荒唐和悲观，都会在见到她时云消雾散。她的眼神永远没有阴云，永远没有疑惑，永远清澈而明亮。她最多的表情是笑，不是快乐的笑就是羞涩的笑，在她的脸上从来看不到我脸上的复杂。

一个人心灵上没有褶皱，就会感到这个世界光滑。她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姑娘，否则她不会与我走在一起。有时，走着走着，我从侧面望着她，月光下她那亮晶晶的鼻尖，那半张半合的嘴唇，那痴迷的眼神，都在表明她和我走在一起感到幸福。我心里很有些莫名其妙，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傻，为什么看不出我这个倒霉的家伙只能给她带来倒霉。许多年之后我才弄清，女人在爱情里会变得弱智。她被我高高的个头迷住了，她被我这个能憋住一口气潜到水下捕捉海参鲍鱼的“海碰子”迷住了，她被我胡编乱造的故事迷住了。问题是我能迷住她一年两年三年，但我能迷住她一辈子吗？我们的关系最终得公开，她能经得住人们险恶的挑唆吗？我笑着，讲着，但心里无时无刻不在叹气。

然而，我只有破釜沉舟，永不回头；我必须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全力以赴地讲故事。

天上真是掉下馅饼了，癞蛤蟆真吃到天鹅肉了，爱情确实降临到我的身上了。

又是一个清爽的夜，我们还是走在高尔基路上，路两旁的欧式建筑还是那样迷人。我却第一次沉默不语。她感到不适应，抬头看看我，两只大眼睛闪着孩子般期盼的光泽，要听我讲故事。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我怕这双明亮的眼睛让我失去信心，我在好几个白天下了无数次决心，并无数次咬牙切齿地发誓，但只要到了晚上，只要看到她那明亮的眼睛，我就溃不成军。然而，无望的后果使我不能再优柔寡断，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与她一刀两断。

当一块黑云将月亮遮挡之时，借助黑暗的力量，我终于说出我不愿说出却必须说出的话。我说，今晚是我最后一次讲故事了，明天……直到永远，我们不会再走在一起了……

我故意说得悲伤，说得郑重，更故意说得残酷无情。

她绝对地感到五雷轰顶，脸上第一次失去笑容，两只大眼睛第一次阴云密布。不知为什么，她这种愕然的表情竟使我大感快意，我在恶意地享受着一个“狗崽子”的尊严和自豪。

突然，她说，不行。

我愣了，什么不行？

她说，不行，不行。

当然，我知道她“不行”的意思，就是说她要继续与我走在一起，继续听我讲动听的故事。她不会说华丽的辞藻，只是一口一个“不行”，这个简陋的“不行”，让我觉得可笑同时让我心疼，并格外觉得她可爱、可怜和朴实。

可是我却更快意更凶恶了，我说，什么不行？不行也得行！我的心里简直就气势汹汹：整天陪着你讲故事，爱情的前途却又渺茫，我太不合算了！

她看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看着她，真想大声地喊出：我毕竟得成家立业吧，我毕竟得找一个老婆吧，我白白地对你讲这么长时间的故事，不是在吃大亏吗？

她还是瞪着大大的眼睛，像婴儿那样幼稚的眼睛，这令我无法怒火万丈，但也无法心平气和。没办法，我只好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就像“海碰子”在水下暗礁里憋得受不了，浮出水面换气一样。我说，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起，要是你妈妈知道了，不同意怎么办？

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几乎就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跟你跑！

这下子，轮到我五雷轰顶了。这样一个羞涩的单纯的姑娘，在那样革命的年代里，会说出“跟你跑”这三个字！“跟你跑”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私奔”呀！而且是一个革命家庭里的女孩子跟反动家庭的“狗崽子”私奔。在那个黑暗年月的黑夜里，我浑身上下热血沸腾，真正感到女人的伟大，我想哭，想笑，想冲动地抱住她。但那不是演电视剧的年代，我原地不动地激动了好一阵子，这才明白，她原来早就义无反顾地爱上我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她父母十分平静地答应了，似乎他们早就知道这件事应该发生似的。那个表面看起来严厉的共产党员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女儿想跟谁，就跟呗。她的母亲更简单，说我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并加上一句，勤快。我以为她母亲说我勤快，是说我又上班干活儿，又下海当“海碰子”，后来才弄清，原来她母亲经常能看到我每天早晨起来扫街，不仅把自己家门口扫干净，而且还把旁边邻居家门口也扫得干干净净。可怜的未来的岳母大人，你哪里知道，我是反动家庭的“狗崽子”，早晨帮助邻居们扫街，是迫不得已地讨好革命群众呀。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天上真是掉下馅饼了，癞蛤蟆真吃到天鹅肉了，爱情确实降临到我的身上了。事情进展到这个份上，我扬扬得意，胜利在望。但就在我的爱情大功告成之际，上面突然下了命令，说是我们国家人口太多了，要少生，提倡晚婚晚育。也就是说等到那女孩子有权登记结婚的时候，我已三十二岁，这简直就叫你惊慌恐惧，那个时代，人过三十，日过午，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一旦我过了三十岁，才二十来岁的她，会不会变卦呢？要是真这样那我就全完了。但我认定我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继续热烈地讲动听的故事，还要不重样地、更生动地讲下去，一直要讲到三十二岁。我要用我自己看的、听的、编的千百个故事，把她紧紧包围住，让所有可恨的男人都打不进来。这样一直讲到公元1977年，她二十四岁生日那一天，我紧紧拎着她的手，到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了！

七

一桌酒菜就能使一个人有了尊严，当今的年轻人听到这儿绝对会笑掉大牙。

万万想不到的是，所有的邻居们都不相信爱我的漂亮姑娘是正常人。明明她有油亮的大辫子，有人却说她是秃子；明明她走路像运动员一样健美，有人却说她是残疾；更可恨的是，还有人说她肯定是个弱智，一个眼不瞎腿不瘸的漂亮的姑娘，能给一个“狗崽子”当老婆，不是个傻子才怪呢！从邻居们投来的疑惑与嘲讽的目光中，我感到一种压力和痛苦。我愧疚不已，觉得对不起爱上我的姑娘。这种愧疚使我每天都痛不欲生，苦苦寻觅一个方法证明我这个人的质量。然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气得死去活来，也无可奈何。一个好心的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伙子，你要是想为自己争口气，那就在结婚那天办一桌像样的酒席，让邻居们大吃大喝一顿，保证从此人们就瞧得起你了。我听后眼睛一亮，茅塞顿开，决定倾家荡产也要办好结婚的酒席，让可恨的邻居们吃好喝好最好撑死。

一桌酒菜就能使一个人有了尊严，当今的年轻人听到这儿绝对会笑掉大牙。可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那个年代，人往往变得比动物还可悲可笑。因为在那个倒霉的年代，酒呀肉呀烟呀糖呀等食品在东北地区不亚于稀世之宝，必须托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才能买到，所以，关内的人看到两眼冒火的东北大汉提着空空如也的大旅行包，往往惊呼“东北虎”来了。我是个三十二岁的人，勒了半辈子裤腰带，总也有点儿积蓄，到北京、上海买酒肉烟糖没问题。但那个老人说，这不行，婚宴上真正的高级酒菜是海参鲍鱼，那才是空前绝后的荣耀！我当然明白这是空前绝后的荣耀，尤其在滨海城市，讲究海味。我立即热血沸腾，钢牙咬得铮铮响，为了爱我的姑娘，为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就是上天入地拼死拼活，也要把海参鲍鱼摆到我的结婚宴席上。

我说过我住的城市有个海，海里有无数海参鲍鱼，但在那个穷得发疯的年代，成千上万的人很早就更发疯一样地跳进海里，不用说海参鲍鱼，就是可怜的小鱼小虾也快绝迹了，甚至连海草也拔光喂鸡鸭了。能否在我的结婚宴席上摆出海参鲍鱼，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必须要豁出命来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于是，只差几天就要当新郎官的我，手持渔枪，头戴水镜，乘着老掉牙的公共汽车，沿着我们城市的海边前进。为什么要在新婚前几天下海？因为那时中国百姓家没有冰箱，从海里捕捉上来的海参鲍鱼只要放了一宿，就不新鲜，甚至臭了。但那个年月，我们城市所有的年轻人都饿得两眼闪射着绿光，都会戴着水镜扎猛子，都会不顾死活地潜进海底捕捉海参鲍鱼，所以，我在城市周围的海转了无数圈，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我把目光投向还没被污染的新建海港。然而，港湾里总有外国船进出，为此，军队和警察像把守军事要地一样，把海港围得铁桶般严密。正因为这样，在这谁也进不去的“禁区”里，海参鲍鱼又多又肥。但敢在港湾里下水，那绝对是天胆，无论你想干什么，都会首先被打成反动分子，也就是说你想潜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船上——投敌叛国。而且确实有几个反动分子曾这么干过，结果或葬身鱼腹，或被逮捕归案。我这个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狗崽子”要是敢潜到海港里，那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为了结婚宴席上能有海参鲍鱼，为了我心爱的姑娘不受委屈，为了我这个“狗崽子”能闪出一丝光彩的尊严，我终于“狗胆包天”，在还差一天就要结婚的那天下午，像个特务似的，偷偷地从港湾远处一个隐蔽的礁石丛后面下水，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进港湾里面的海底。果然，从未有人光顾过的港湾深处，肥大的海参鲍鱼都懒洋洋地躺在暗礁丛里，傻乎乎地任我捕捉。我兴奋若狂，一个猛子接着一个猛子地扎下去。为了加快潜下去的速度，扎猛时我像狼一样凶狠；为了能一次捕捉到更多的海参和鲍鱼，接近暗礁时，我又似蛇一样沉稳，一直拼到筋疲力尽，大获丰收。但兴奋不到一分钟，我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被湍急的海流子拖到港湾更深的地方。我开始向港湾边上游动，想游回我下水的礁石那里，但无论怎样用力地游，岸边都离我越来越远。我觉得大事不好，就拼尽全力地拍打鸭蹼，几乎就是拼命挣扎了。然而无论怎样挣扎，也只是原地不动地折腾而已。呛了几口苦咸的海水后，我只好放弃了挣扎。问题很明白，不用说带着沉重的一网包海参鲍鱼，就是空着两手怕也游不回去了。我沉重地喘着气，使劲瞪着被海水泡得昏花的眼睛。我突然发现，一艘巨大的货轮横在不远处的海面上，巨大货轮的那一头是混凝土建造的坚固码头，而且此时海流的方向也正是朝这艘货轮流去。我只要顺流漂动，就会安全地到达货轮边上，在那儿就能安全地绕到码头上。可是一看到货轮上的外文字，我的脑袋就像挨了一枪，血液轰然地凝固在浪涛中。一想到港湾边上表情严厉的警察，我顿时觉得将必死无疑。

激流暗礁里拼命拼得差一点儿丢掉性命，却是明天就要入洞房的新郎官。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冰冷的海水犹如无数枚钢针刺着我，累得浑身瘫软的我只能是任波浪摇晃，我徒劳地挣扎着，越挣扎离外国货轮越近。猛然间，我看到货轮码头上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警察，他正用望远镜朝我这边观察。我惊慌失措，用尽最后的气力朝相反的方向挣扎，但两条频繁摆动鸭蹼的大腿竟猛烈地抽搐起来，又呛了好几口苦咸的海水，我绝望了。我想，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我太贪心了，我太不自量力了。

一阵伤感涌上来，明天是我的大喜之日，世上怕是没几个新郎官像我这样倒霉，在只差一天就要入洞房的时候还在拼命，而且只是为了一盘下酒菜。更伤感的是，我可能活不到明天了，就是我能从冰冷的浪涛中活命，也会被警察抓进监狱。更让人痛心难过的是，我可怜的母亲不仅有个反革命的丈夫，从此还多了个“投敌叛国”的反动儿子。我心爱的姑娘也会被我株连，其实她已经为了嫁给我而不被允许入团了。

我就这样一直在冰冷的海水里泡着，抵抗着，尽量不让自己漂到外国货轮那儿。太阳不知在什么时候下山了，看到天地间变得黑咕隆咚，我竟然涌上来一些勇气，反正在水里、在岸上都得完蛋，干脆就豁出去了。于是，我一咬牙，就硬着头皮朝外轮停泊的港口一米一米地靠近。趁着夜色，我有点儿侥幸地想，也许黑夜能掩护我过关。另外，我已经连累加冻出现半昏迷状态了，这种昏迷也模糊了我的政治恐惧。我在恐惧与侥幸之间昏昏沉沉地漂着，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的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了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因为过于恐惧和疲劳，我竟站不直身子，一下子就跌倒在小艇上。

小艇的马达又轰鸣起来，缓缓地绕过外轮，一直朝岸边开去。此时我有些清醒了，但只能是躺在那里装死。令我奇怪的是，这个警察始终没说一句话，这倒更让我恐惧得（也许也是冻得）浑身打抖。到了岸边，我沮丧万分地爬下船，没敢回头拿我的海参鲍鱼。但那个警察提起我装满海参鲍鱼的网包，一下子从小艇上扔出来，紧接着一阵马达的轰鸣，小艇开走了。我足足僵硬地站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子，那个警察真的走了！我愣住了，我绝对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我肯定是因为虚脱而出现幻觉了。但那个警察和小艇确实消失了，只有海浪在有节奏地摩擦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真的自由了，真的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一个方向逃走了！

我有点儿绝处逢生的惊喜，这种感觉使我猛力地抱住我刚刚在水下捕捉到的海参鲍鱼，这些珍贵的海物足够我结两次婚用的了。我正想站起身来，却不知怎的身子一软跌倒在沙滩上，却又不知怎么突然有些瞌睡，竟然就睡过去了，而且真正是香喷喷地大睡一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黑沉沉的天底下，还有点儿莫名其妙，听到一阵阵浪涛声，才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时的交通条件太差，即使是城市里，半夜也不会有什么车辆行驶。从海港到我家要走十几站路，至少要走上两个小时。也许我睡了一觉，也许那时我还年轻，也许在如此严酷的年月里，我能奇迹般地遇到一个温暖的有人情味儿的警察，我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背着水渍渍的网包，大踏步地走在城市空旷的大街上，我甚至大声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来。

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快到家门口时，却发现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似的。我赶紧加快脚步走上前，这才吃惊地看到，虽然是深夜，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全都站在大街的中央，一个个满脸恐惧地朝远处眺望。我故意昂首挺胸地走过去，有力地摇晃了一下手中一网包的海参鲍鱼。鲍鱼贝壳的摩擦声音是此时最美妙的乐曲。猛然间，一个苗条的身影呼地一下扑到我的身前，我一看，竟是明天就要当新娘的她。按规矩，新娘在结婚前夕是不应该待在新郎家里的。但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她在家里干脆就不行了，她说她以为我——说到这里她戛然而止。我知道她要说“以为我死了”的话，就笑起来，说我死不了。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她不让我说“死”字。一股热流从鼻子里往上冲，我差一点儿就要哭了。

我这个“狗崽子”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很骄傲，所以照结婚照时，我精神抖擞（1977年，结婚照）

我的婚礼确实办得鲜味飘满街巷，有人赞美说快赶上国宴了。新婚的妻子打扮得就像今天的影视演员，而且在安装公司众多前来祝贺的师傅面前，用银铃般的嗓音唱了一首朝鲜电影歌曲《摘苹果的姑娘》，为我这个“狗崽子”新郎大增光彩和威风。

然而，结婚后我与妻子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就是因为她把我的渔枪、水镜等下海的工具藏起来，甚至威胁说要把这些工具砸碎。我知道她是担忧我的生命危险，但我却凶狠地对她喊着：“要是你把我的碰海工具砸坏了，我坚决同你离婚！”

妻子用惊恐的目光看着我，她老老实实地把藏起来的碰海工具拿出来，却委屈地哭了。在妻子的哭声中，我恍然感到，我不应该再是个山狼海贼了，我应该回到城市文明。

八

我倒了这么多的霉，却不会写控诉倒霉的小说。

我结婚后第三年是1979年，那一年我将永世不忘──因为无论对我个人或对我赖以生存的国家，1979年都是最幸运的一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得到了平反，他那细瘦而高大的身影又重新挺直在我们那条窄窄的街上；那一年一个初春的早晨，我的唯一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她那并不嘹亮的哭声宣告我开始做父亲了；那一年一个初夏的早晨，我夹着饭盒到工厂上班，路过邮电局的报刊亭，也就是我与妻子无数次约会的那个小报刊亭，在报刊亭的橱窗上，看到我的第一篇小说《心里的鲜花》在《海燕》杂志上发表；那一年，我的“狗崽子”命运、我遭受的一切不公平待遇，都在一个早晨消失；那一年，我开始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发表文章，像正常人一样工作、说话和参加各种会议；那一年我才从此感到，所有的早晨都朝霞满天空气新鲜。

处女作发表的兴奋，使我充满了创作的激情。上班时我手持焊枪焊花四溅，脑袋里也焊花一样飞溅着小说的构思；下班后，我一手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一手拿着笔在稿纸上写小说，真正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母亲走进来，她手里拿着邮递员刚刚送来的一张汇单，惊讶并惊喜地说：“就写那么几张纸，会得六十多元钱！”其实，那几张纸是一万字的小说，那时的稿费标准是一个字六厘钱。然而，可怜的母亲在建筑工地上汗流浃背，抡大镐刨大坑，一个月才挣四十来元钱。她怎么也不能相信，整整一个月三十天早出夜归，在铁镐下去火星四溅的硬地上，必须刨出能装满无数辆大货车的土石，结果挣的钱却抵不上我写的几张纸。她觉得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她立即从我手里夺过孩子，再也不让我一边哄孩子一边写作了。她对着我才出生几个月、只知道吃奶的女儿说，你爸爸厉害，坐在炕上就能挣钱呀！……母亲实在是穷惯了也穷怕了。

我有点儿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热情地打招呼，他们都知道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小说。问题是我却又幼稚得可怜，也许压抑得太久我还有点儿神经质，我的名字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印在了刊物上，这使我足足几分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名字，最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第一次走进《海燕》编辑部，我看到斑驳起卷的墙皮都觉得是一种艺术，与平民百姓家里的墙皮相比绝对是高档次的斑驳。我犹如一个被激流冲到大洋里的“海碰子”，有些不知所措。

我三十三岁时的工人阶级形象，应该说光彩照人（1978年，工人岁月）

与母亲合影（2004年）

因为文学能淋漓地倾诉人们刚刚结束的政治磨难，所以，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在看小说讲小说评小说，谁要是在文学上有了光彩，从省里领导市里领导直到单位领导也跟着光彩，他们同时会给予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关心。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这种作者个人奋斗加上长官意志的激励，在一个时期，给文学带来极其迅速的辉煌。一篇小说的爆响就能使一个作家一步登天，走上全国文坛，并天翻地覆般从此改变他的命运。文坛的上空不断地升腾起一颗颗新星，突然耀眼的光芒使你激动使你焦急使你想入非非也使你痛不欲生，你感到你正在落伍正在被抛弃。文坛上每一篇作品的叫响，每一个作家的飞跃，最终都像充满动力和热力的皮鞭抽打你的脊梁，让你不顾死活也不知天高地厚地瞄准文坛的制高点，拼尽全力地奋进。

我手持焊枪站在安装公司工地的钢梁铁架上，老气横秋的心胸却鼓荡着青春的热血，似乎觉得东升的红日和奔腾的海浪都在驮着我的理想。我的焊工帆布工作服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书或杂志。表面看起来，我的身体在工地上忙忙碌碌，实际上我的灵魂却在文坛的上空全方位飞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控诉他们的遭遇，控诉的激情使他们把小说写得像尖锐的杂文，像浪漫的散文，像铿锵作响的报告文学。这些荡气回肠的作品，使我拍案叫绝、热泪盈眶，我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比我苦比我难的人太多太多，比我有才气有水平的作家更是太多太多，我简直就不算个什么。我受到巨大的挑战，因为我自豪地感到多苦多难是文学创作的本钱，可是我发现我就是用笔尖蘸着眼泪，也写不过一大批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作家。可是另一方面，我对这种排山倒海般的所谓反思文学形式却不适应，一想到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和海明威，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小说不是小说，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批判和控诉文章而已。可这种小说却使万民欢呼，大领风骚。我感到我白白地爱好了这么多年的文学，到头来不知文学为何物。我真是倒霉透了，我倒了这么多的霉，却不会写控诉倒霉的小说。

与叶楠先生（右一）、白桦先生（左一）（1986年）

20世纪80年代，我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双获全国大奖，真可谓“红极一时”。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众月捧“星”，左一白桦，左二张贤亮，右一叶楠，右二崔道怡（1986年，人民大会堂）

我们的城市和全国的城市一样，为文学而激动，连市领导都拿出精力拿出财力，大请特请全国著名作家来大连讲座，传经送宝。由于整座城市的努力和奋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光彩。一般来说，全国获奖的名作家都是出在京城，出在省城和直辖市，出在传统文化厚重的中原城市。现在，这种定势被打破了，我们大连很快就有了震响全国的知名作家，达理、宋学武等像古时考中状元一样，一个接一个进京，这使我心急如焚又欣喜若狂。眼前活生生的大连作家能冲到中国文坛的领奖台，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激励。

是大海涌起的万朵浪花，把我推向全国文坛。

我使出浑身解数，激情万分地挥笔创作。应该说，那时文坛还没有受到今天这样严峻的经济大潮的冲击，文联还充满了单纯的文气。刚从政治枷锁里解放出来的老一辈作家，有一种重返青春的激动和大难不死后的兴奋，他们对文学事业有一股令人难以相信的赤子之心，他们对初出茅庐的作者既有师长式的宽厚，又有着朋友式的亲切。我从他们那里感受到强烈的文学温度，这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年轻作者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营养。总之，我还是有着当年当“海碰子”的勇气、野气和傻气，发誓要潜到文坛的海洋里捕捉更大更多的海参鲍鱼。

第一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我（右一）和从维熙（左一）、张光年（左二）、陈祖芬（右二）（1985年，访问日本）

由于这么多年的压制和折磨，我还能沉住气，无论窗外风云如何变幻，都不能使我有丝毫的动摇。每天下班后，我绝对是小学生写作业一样，一直在写字台前奋战到深夜。看到我对文学痴迷到痴呆的程度，我的从不爱好文学的妻子也被感动得不行，在刚刚解冻的年月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去找一个算命的老瞎子给我算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来运气。老瞎子提心吊胆地四面窥视了一阵，才煞有介事拨弄手指掐算一番，说快了，你男人半辈子噩运就要过去，某某年是你男人的本命年，过了本命年他就开运了。我那可爱可怜又可笑的妻子欢天喜地地回到家里，她也用手指扒拉着从阴历折合到阳历，终于算出我开运的准确年月。晚上，她小声小气但美滋滋地对我说：“你的运气就要来了，使劲写吧！”看着她那个认真的样子，我气得要命又笑得要死。

一天，我正在海港油区的一处钢架上挥动焊枪工作，徒工小王手拿着一封信跑到钢架下面，高兴地喊着说省里通知要我去沈阳开会。当我满怀喜悦又满腹狐疑地赶到沈阳，才知道我的中篇小说《刘关张》和短篇小说《八级工匠》双双荣获省政府大奖。

与刘白羽先生（1989年）

与贾平凹先生（1996年）

与铁凝女士（1996年）

与王蒙先生（1996年）

与张承志先生（1996年）

与我最敬佩的作家汪曾祺先生在一起（1998年）

与邵燕祥先生（2000年）

与方方女士（左二）（2006年）

与北岛先生（2007年）

与蒋子龙先生一起采风（2010年）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在一年里荣获双奖，而这次获得双奖的却又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会场为此大震，很多目光在人群中胡乱扫视：邓刚何许人也？竟有此殊荣！我更是激动得不能自已，因为这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能获此大奖，所以那种喜从天降的心情让我几乎有点儿惊慌失措。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当我兴冲冲地下了火车奔向家里，准备在妻子面前疯狂地骄傲一番时，妻子却平静地说：“我早就说过你在这个时候来运气的。”我立即恍然大悟但也立即目瞪口呆：天哪，我得奖的这个日子正是老瞎子掐算的1981年1月！……难道世上真有神灵？问题是当记者来采访时，我这个傻瓜妻子竟然也说是瞎子算命算准了。记者听后哭不得笑不得，我不得不用训斥的口气告诉她，你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给邓刚带来的运气。她却不服，说人家算对了，为什么要昧良心说假话？

也许那个老瞎子真的算准了，我真的从此开运了。一次神来之笔，让我摆脱了反思文学的框架。在一片反思的激愤大潮之中，突然，我想到了大海，想到了浪涛、激流、暗礁，想到了海参鲍鱼，想到了“海碰子”艰苦卓绝的拼搏，灵感一下子涌进我翻滚的脑海……于是，我充满激情地挥笔写下中篇小说《迷人的海》，竟然一举轰响全国文坛。

拙作《迷人的海》轰动全国，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特意到大连看望我（1984年，与冯牧在棒棰岛）

拙作《迷人的海》获全国大奖，到巴金先生家做客（1985年，在巴金家）

各报刊的记者竞相登门采访，亲朋好友们热情地前来祝贺，市委市政府举行盛大的庆功会，我当选为市劳动模范、省劳动模范，还有市作家协会主席、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全国什么什么的理事委员……并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另外，我的住房也得到改善，妻子跟我沾了光，她从不景气的工厂调到少年宫工作……我昏头昏脑，我兴奋若狂，我感慨万千，我乘胜前进。

一个记者要我谈谈对爱情的理解，他说：“您和妻子的结合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爱情，那请问，您也认为您与您妻子的结合是真正的爱情吗？”我说：“癞蛤蟆能与天鹅拥抱在一起，只能用‘爱情’两个字来解释，否则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一朵鲜花为什么会插在牛粪上。”一个记者采访我的妻子，问她在当时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怎么敢嫁给一个大自己八岁又穷得要命的“狗崽子”。妻子只是傻笑着，说：“他讲故事把我讲到手的。”记者大笑，又问：“他现在还讲故事吗？”妻子继续傻傻地笑着：“不讲了，他说任务都完成了，还讲个啥。”

意想不到的是，一次去岳母家，我发现亲友们全都像看陌生人那样看我，对我投来极其尊敬却又绝不亲切的目光，我还看到妻子的两只眼睛第一次有了难以琢磨的内容。一个亲友偷偷告诉我，原来岳母他们全家听到传言，说邓刚现在发迹了，要和老婆离婚。岳母听后大为愤怒，并为此还骂起来：“当官啦，发财啦，要找小老婆啦，混蛋！……”

妻子却只是在她母亲面前简单地说了一句：“离就离，我要孩子。”

我的一家（1990年）

我真是气得要发疯，因为在这之前，我与妻子过得好好的。而且经济上的好转，使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格外有意思，抱着出生不久的可爱女儿，又逛市场，又逛公园。可仅仅一个传言，岳母全家包括我的妻子就会这样，真是单纯和简单得可恨。更可恨的是妻子从来不对我表示怨恨，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好像她从来就没听到过什么传言。没办法，我只好主动地对她大发了一顿脾气，我说：“你们全家都没脑子，不加任何分析就能相信一个传言，你妈妈竟然能糊里糊涂地骂起我来。”妻子不吱声。我更来气了，说：“你不是要与我离婚抱孩子走吗？走吧！”妻子还是不吱声。

面对妻子铁板一样的平静，我实在有点儿忍不住心中的奇怪。也许是气愤，偏对她刨根问底，死活要她说出听了传言后，为什么不对我生气，为什么不主动与我理论，为什么不怕与我离婚，为什么不与她母亲认真讲清楚，为什么……我都忘了我问了多少个为什么。最后，我问她：“倘若我真要把你抛弃，要与你离婚，这样大的事，你怎么会无动于衷？”

妻子看我真要火冒三丈了，就小声地说了句：“其实，我根本就不信。”说完，竟然笑了。

六十四岁有了外孙（2009年，与外孙多多）

我的《阵痛》《芦花虾》《迷人的海》《龙兵过》等作品，犹如连珠炮般地轰响文坛。终于，我走上了全国优秀中篇和短篇小说奖的颁奖台。

六十六岁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终身全国委员”，与当年北京大学作家班部分同学合影。照片左起：我、储福金、吕雷、贺晓彤、朱苏进、伊蕾、刘兆林（2011年，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

当我戴着荣获全国大奖的桂冠从北京归来，以全新的面貌走进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安装公司，工友们对我大吃一惊：“你怎么还到这儿来？”我说：“那我到哪里去？”工友们说：“你的‘关系’早已被市文联拿走了，你已经正式成为文联的专业作家了！”我成了专业作家？……我真的成了专业作家！……这可是我几十年来拼命奋斗的梦想呀！突然，我觉得我要热泪盈眶了，我赶紧打开我的工具箱，那一支支被我用手掌磨得亮闪闪的焊枪，那饱经烟熏火燎的焊帽焊镜，那汗碱斑斑的帆布工作服，那二十来年维持我生存的一切，从此就要与我永别了。我像同老朋友告别一样，一件件地抚摸着它们。坦率地说，在我拼命往作家道路上拼搏的时候，我曾是多么想永远地离开这些东西，然而，一旦真正到了这一天，感情却又那样的复杂。

去年，我的第一个教我学技术的至少已阔别三十年的师傅看见我，他眯着老眼喊了一句：“没变，一点儿没变！……”

我笑道：“师傅，我那个粗粗拉拉的工人样子当然变不了啦！”——但我心里明白，我变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不但表面上，而且连灵魂也“改天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