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我们的城市，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在这些富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中，充满着浪漫的口头文学，而提供浪漫故事的场景主要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这些海味传说滋润着我的文学梦想。

大海滋润了我

一

说起来可笑，我们的城市曾经被日本侵略者当成日本领土的一部分。无论是北上沈阳，还是南下山东，都得办理“出国护照”。

我有幸生长在切入蓝色板块中间的辽东半岛，呼吸着鲜润的海洋气息长大。为此，我的脑袋里经常波涛起伏，心血也像浪花般涌动。我曾用优美的笔调描绘她：我住的城市像一条硕大的鲸鱼，游进渤、黄两海之中，家乡北边是女人般温柔的渤海，轻风卷动的浪花犹如少女的百褶裙，摩挲着平坦绵软的海滩，谷粒般金色的细沙在清澈的水波里晶莹闪光，连鱼虾也长得细柔苗条，游起来舞姿翩翩。家乡南面则是终日咆哮不止的男子汉般的黄海，滩涂坚实而隆起，岩礁林立，参差错落，像一排排勇士挽臂抱肩，抗击太平洋涌来的万钧之力，这里的鱼虾生长得威武雄壮，钢蓝色的鲅鱼炮弹似的在浪尖上飞蹿，武士蟹挥动长钳，在礁丛里咔嚓作响……

我们城市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海洋奇观，就是大自然妙手造就的一道笔直的海洋分界线。因为渤海和黄海在我们城市南端的老铁山下交汇，大潮退涨之际，两海之间齐刷刷地分开，中间似乎用巨尺画出一道笔直的分界线，一边是蓝色，一边是黄色，两种截然不同颜色的海水各自为政，互不侵犯。更让你心旷神怡的是，渔船越过这条分界线时，还会明显地感到咯噔一下，像跨过一道门槛、登上一层楼梯那样。

我经常到海边散步，望着平坦的海面我的浪漫思绪飞驰，迎着奔腾的浪花我的创作激情涌动。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女人们在礁石上捉蟹，还有一些人在垂竿钓鱼，整个城市因为有着海的滋润而新鲜。近年来，我住的城市更是美丽得名扬天下，我的自豪感也就成倍地升腾。我们的城市确实挺美，城堡式、别墅式的洋建筑也有别于我们中国的传统建筑，这种异国风情让你有种新鲜和新奇的感觉。因为仅仅才有一个世纪的历史的城市，却有半个世纪是被殖民者统治。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城市曾经被沙俄和日本侵略者称为“关东州”，甚至被日本侵略者当作他们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无论是北上沈阳，还是南下山东，都得办理“出国护照”，现在说起来简直就是笑话。至今，城市里到处都可见殖民者留下的痕迹，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洋建筑。中国传统的城市街道是横平竖直的井字格，而我们城市的街道却是以圆形广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从城市东部的二七广场往西，像珍珠项链一样串着三八广场、中山广场、友好广场、胜利广场、人民广场、解放广场等。倘若你乘飞机从空中俯瞰大连，那光景煞是好看。从城市的居住条件来讲，房屋是狭窄的，街道是狭窄的，胡同更是狭窄的，而当你从这些狭窄的建筑里走到广场，突然的开阔突然的平坦突然的解放会令你激动得不知所措。我小时候，广场还没像今天这样被精心打造、严格管理，所以广场往往是我们的足球场，拼命的奔跑疯狂的叫喊让我们享受到一般城市无法享受的自由。大连足球曾发展到举国瞩目的程度，应该说广场也有不小的贡献。

我们城市的老百姓最愿说的一句话就是“大连的风景绝啦（最美）”，这是由衷的却又是浮浅的赞美；我们城市的知识阶层最愿说的一句话是“大连太没文化了”，这是冷漠的却又是深刻的爱极生恨。这使我感到我们的城市实在是太年轻，几乎没有出过一个历史巨人，文学巨著中也没有一个故事与这个城市相关。近代史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倒是在我们城市最南端的旅顺口区打得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可那却是我从不愿回顾的一段耻辱。日军与俄军在中国的国土上杀得昏天黑地，但我们中国却像一块肥肉般被老实地摆在那里，等着两个强盗火并之后再来占有。今天，一些人对日俄战争犹如讲有趣故事一样津津乐道——大鼻子（俄国人）怎样防御，小鼻子（日本人）怎样进攻……政府也依此建成旅游景区。

我曾参与出版有关我们城市的几本画册，那上面印有许多殖民地时期的照片，每每翻阅这出土文物般的旧景，我往往是一阵热血涌动但紧接着就是长长的沉默。当漫长的历史叠印成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时，你会怅然若失却又会怦然激动，这是一种沉淀后的激动，而且伴随着肺腑深处的隐痛。因为锈痕斑斑的铜枪铁炮、明堡暗道和有着尖刺般屋脊的洋建筑，因为先辈们的愤怒、牺牲、抗争乃至殖民屈辱，都在你的血脉里滚动。无论你的性格乐观还是忧郁，你的性别和姓氏有何不同，但只要你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是大连人，都将永久地背负着这历史的沉重。然而，面对饱吸父辈汗水的土地，注视沾满父辈血泪的建筑，一种觉悟和感悟便使这凝固的画面重新生动，于是悲叹和悲愤相融，又升腾起一种庄重。这分明是一部城市生命的档案，无论你无可奈何还是痛不欲生，这部城市档案的内容都将以基因的形式注入你的生命。

我的父母就是走水路这一拨豪杰，为此也就派生出我对父母的崇拜。

我们这个城市应该说是个移民城市，因为绝大多数市民都是一代代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后裔，即使是带着浓重辽南乡音的“当地人（指正宗大连人）”，如果认真追溯，会发现他们大多也是闯关东的山东人。我曾经很有兴趣地分析“闯关东”现象，这种至今还在缓缓流动的移民潮，让我惊讶不已。从远古的岁月以来，山东人闯关东有两条路线，一条走旱路，一条走水路。走旱路的大部分是山区的赤贫农民，他们拖儿带女，从环渤海西部的河北省区，过山海关进入东北。走水路的是山东沿海胶东地区较富裕的农民和商人，他们很勇敢也很智慧地驾风驶船，越过汹涌的波涛，踏上东北的桥头堡大连。大连是闯关东的第一站，要扎下根来需要经过激烈的竞争，本来敢于往外闯的人就已经是人中的豪杰，豪杰与豪杰在一起竞争，最终能在第一站立足的绝对是豪杰中的精英。所以，我个人认为，从某种角度上说，大连人的智商是要高那么一些的。

我的父母就是走水路这一拨豪杰，为此也就派生出我对父母的崇拜。我有一个脾气暴躁却又极其聪明的父亲，他能写会算，在当时来说就是相当了不得的知识分子了，所以无论在日本人、苏联人还是中国人的管理下始终都是“干部”，但因为脾气暴躁，无论在什么人手下工作都会得罪一大批人。我又有一个性格顽强并相当有智慧的母亲，她对我父亲的暴躁有着相当强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说在我父亲面前从来是不卑不亢。正是这样的父亲母亲的基因注入我的血管里，给予我在任何艰难中都能健康活下来的本能，也给予我在任何危难中都能刀枪不入的本领。

我们城市的南面是大海，大海的南面是山东省，每当向南眺望波涛滚滚的大海时，大连人总是亲切地称山东为“海南家（海南面的家）”。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上地理课还常常把山东误写为“海南”。地理老师看着我作业本上的“海南”二字，往往对我瞪着莫名其妙的眼睛，但突然就笑起来，幽默地说了一句：你这个“海南丢”！“海南丢”是所有闯关东的山东人在大连的统称，他们认定自己丢失了“海南家”。我在大连出生，活了半辈子还不知道山东老家的模样，在人们的眼里却是真正的“小海南丢”。那时，自以为“正宗”的大连人一般是瞧不起“海南丢”的，我走在街上经常就可以听到他们嘲笑我们的顺口溜：

海南丢，

上西沟，

挑担水，

洗腚沟，

摸摸腚沟一个勼（jiū），

……

听到这样的顺口溜，我羞愧得难以忍受，往往就感到我不属于这个城市。再加上老一辈嘴边时常挂着“海南家”三个字，这使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自己是个漂泊者。

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海的包裹之下，所以只要有了漂泊的意识，你就会感到最亲切的景色就是大海。有幸的是，我们这个城市三面环海，你向任何一个方向走，几乎最终都会看到浪花和波涛；如果你乘出租车，超过五十元钱的路程，就会开进大海里。所以，我对家的感觉是蓝色的。但最令我迷惑不解的是，在这样一个被蓝色大海包裹着的城市，却没有一条像样的大街以海洋的字眼命名。

龙王爷的兵马经过时，你站在船上别乱说话，只要往海里倒些酒和吃的东西，以后龙王爷绝对会保你平安的。

我们的城市，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在这些富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中，充满着浪漫的口头文学，而提供浪漫故事的场景主要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这些海味传说滋润着我的文学梦想。

海边的老渔人讲得最神奇，什么海神娘娘送灯啦，只要你是个善良的好人，只要你没做过亏心事，只要你没杀过老牛，只要你对海神娘娘心诚，当你在狂风暴雨的暗夜里驶船遭遇危险之时，海神娘娘就会来给你送灯。黑乎乎的风浪之中，你惊慌失措，你哭爹喊娘，你百分之百地认定自己必死无疑，但就在这时，你突然看到一盏亮闪闪的灯给你照路，那就是海神娘娘来了，于是你在海神娘娘的亮灯指引下，驶出险境。当然，大海辽阔浩大，不光有海神娘娘，还有龙王和龙兵。老渔人讲海上“龙兵过”的场面，往往语言也有神来之笔似的生动：平静的海面突然开始轻微骚动，一片细碎的浪花沸沸扬扬起来，渐渐犹如水开锅般激烈涌动，腾起白花花的烟气；猛地，一群黑蓝色的大鱼腾跃而起，在半空里画出一道道闪电似的弧线，跌落下去，激起一束束白色的浪花；紧跟着后面又一群大鱼腾跃而起，再后面，啊，一长串大鱼正在此起彼伏地飞跃，排成长长的队伍，从天际的那一端到天际的这一端，浩浩荡荡，轰！轰！跃起，跌落，跌落，跃起，似乎有一个强劲的统一号令，在天穹上震响，指挥着这威武而雄壮的队伍，朝着一个目标奋进，这就是“龙兵过”。而且，你似乎还能听到咚咚锵锵的锣鼓声。龙王爷的兵马经过是最神圣的时刻，你站在船上别乱说话，乱说话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但你要是往海里倒些酒和吃的东西，以后龙王爷绝对会保你平安的。现在我们知道龙王爷的兵马其实就是海豚或鲸群，但当时听着这些故事，我深深感到一种神秘、惊惧和喜悦。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连人还在城市边缘的棒棰岛海面惊喜地目睹过这惊心动魄又精彩万分的“龙兵过”场面。然而现在，你就是驾船驰骋远洋，也很难看到这壮观而奇特的景观了。辽东半岛“龙兵过”的自然奇观可能永远地消失了。

神奇的故事多着哪，老渔人郑重其事地讲，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陆地上有什么海里就有什么。陆地有飞禽走兽，海里照样有这些玩意儿。什么海狮海豹海马海狗海猪海兔子海刺猬等，你三天三宿也念叨不完。辽东半岛的海里更丰富多彩，有海嘴巴子海肚脐子海腚眼子海肠子甚至还有海鸡巴！那么海里有人吗？你若要问我们那儿打鱼的老大（船上掌舵的头儿），他们十之八九会干脆地回答你，有！灌几碗酒以后，老大们就能绘声绘色地向你讲述海里人的形象：个子比咱矮一点儿，但比咱壮实；头发像两撮虾须子朝上翘，长相难看，鼻子眼睛朝里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说话声海响，轰轰地有点儿听不清楚，那玩意儿叫“海夜叉”。海夜叉是专门给海龙王值班打更的。有一个老渔人亲口对我讲他亲眼看见过海夜叉，当时把他吓了个半死。那是月黑之夜，他在海滩边喝酒，忽然水里哗哗地上来一个人，粗声粗气地问：“有酒吗？”老渔人开始以为是特务登陆，因为那时上级总是宣传提高警惕，好像全世界的坏蛋都要来侵略我们。等听到对方又问了一句有没有酒，他这才壮着胆子抬起头，抬起头来才看清是海夜叉。这下他高兴起来，因为能喝酒的见到能喝酒的就像见到亲兄弟。海夜叉能喝呀，连干三海碗不打晃。海夜叉长相虽然比人难看，可比人老实，比人有良心，比人讲义气。人家也不白喝你的酒，喝完还帮你捉鱼，喝酒第二天下海打鱼，网网满，那就是海夜叉在水下帮着往网里赶鱼哪！老渔人怕我们不信，越发讲得活灵活现，说海夜叉上来喝酒那夜，他下海挑了十大缸海水，不断地往海夜叉身上泼海水，否则就干死了。听到这里，我们怎么能不信呢！

住在洋楼里面的苏联兵，却绝不相信什么海龙王或海夜叉，他们往往在深夜跳进海里，在浪涛中嘟噜地叫唤、嬉水。1945年，他们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此后十年便以胜利者的姿态驻扎在我们城市。用老人们的话说，这些黄毛蓝眼的兵比鬼还厉害，他们绝不迷信，并敢与鬼战斗。在水库边上有一辆废弃的汽车，多少年烂在那儿，有人在夜里听见废旧的车里发出吱吱嘎嘎的鬼叫声，吓得我们小孩不敢到水库玩了。后来，连大人也害怕，特别是妇女，不敢到水库边上的小河里洗衣服。这事被苏联兵知道了，他们就端着转盘枪（苏联卫国战争时用的一种枪），到废弃的车跟前，嗒嗒嗒地扫射了一通，然后大喊一声“哈老少”，意思是好啦，鬼全被枪毙了。果然，那破车再也没有发出吱吱嘎嘎的鬼唱歌的声音了。城市里有一栋日本楼房闹鬼，没一个中国人敢进去住，他们便排着队、唱着歌，一个班的士兵开进去睡觉。后来街上的大人说苏联兵夜里被鬼抬到屋子外面，吓得不行，搬走了。我和邻居的孩子们相约跑去看，却发现苏联兵在那里住得好好的，有的在窗前吹口琴，有的在门前练体操，很是热闹。这使我对这些外国兵充满敬佩。

我住的那条街南面有条宽阔的公路，整日里烟尘滚滚，从早到晚跑着苏军的坦克和汽车，我们中国孩子为此大开眼界。最开眼界的是看苏联兵排队走路，他们总是排着一个个方队在公路上迈步，高声唱着你永远也听不懂的歌曲，但那些歌却铿锵有力，听不上半分钟就会使你也忍不住用力踏步。我们为此而拼命模仿，不知不觉就唱出既有苏联味儿又有中国意思的歌：

爷爷我，

爷爷我，

孙子大家伙！

街上的大人们听了全都笑得抽过去。老人们却很怕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兵，说他们是打完德国开到中国东北来的先头部队，先头部队都是劳改犯，斯大林放他们出来是让他们将功赎罪。说他们是劳改犯的唯一证据就是他们见了女人的行为。这我也亲眼看见过：他们见了女人全都像叫驴一样激动，尤其是喝醉酒的时候，哪怕是见到老太婆，也追着喊着“马达姆！马达姆！……”把封建的中国女人吓得鸡飞狗跳，杀猪般地尖叫。

然而苏联女人却绝不封建，她们在天热时敢于袒胸露怀，乳房的上半部堂皇地鼓在衣领的外面；天冷时也敢裸着光光的大腿，在寒风中健步如飞。更让中国女人傻眼的是，她们如果在大街上遇到男朋友，就光天化日之下搂抱和接吻。这常常令躲在玻璃窗后面窥视的中国女人面红耳赤。半个世纪之后改革开放的大连，年轻的男女们在大街上搂搂抱抱贴脸磨唇，大连的老人们见怪不怪，可能有当年苏联男女种下的开放意识。

二

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是大连，所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扔下那颗原子弹时，我这个七个月的胎儿就被震了下来。

我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结束殖民统治之后才呱呱落地的。按照孕育生命之常规，我应该是怀胎十月而生。但就在母亲怀我七个月时，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是大连，我大概被原子弹震动了，所以七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中国有句老话“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的胎儿可以成活，八个月却不行，因此母亲并不惊慌。问题是我大概很惊慌，整日大哭不止，直到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出生，我还是鼻涕眼泪地整日里咧咧个没完。也许我提前把一生的眼泪用完了，现在已不怎么会哭了。

后来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过去孩子的啼哭，大部分是因为饥饿和病痛，也就是贫困造成的。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和我的家庭同样的贫困，如果谁家有辆自行车，绝对就像今天谁家有辆轿车。如此的贫困使我们城市的孩子几乎全是啼哭大王。被啼哭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父母们，无可奈何地按照迷信传统，用红纸写上咒符贴在城市的电线杆上和墙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就像今天城市里到处贴满了治性病、办假文凭等广告一样，整个城市全是这样大大小小的红纸咒符，雨过之后，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善良的市民们往往站在这奇特的咒符前，默默地读三遍，帮助贴符的可怜父母，这种善良的来源是他们也有日夜折磨他们的“哭夜郎”。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否也为我贴过这个咒符，但当我能站在电线杆前读这些咒符的词句时，总觉得是那样可笑，却又有些莫名其妙的恐怖。

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迷信文化充斥着人们的头脑。年龄越大的人越迷信，他们用儿歌的形式、故事的形式，无孔不入地向我们小小的头脑里灌输。那时没有电视，也很少买得起收音机，所以这些能吓得我们要死的迷信故事，倒成了我们最精彩的精神食粮。口头流传的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和迷信故事，充填我们空虚的耳朵。

那时我们全家五口人，照片最左面的是我，六岁，长得既虎头虎脑，又呆头呆脑（1951年）

夏天晚上灯下，街坊邻居们坐在一起乘凉，总有人在讲各种民间传说、迷信故事，而且最多的是从山东带过来的什么狐狸精变美女、黄鼠狼迷人的聊斋故事。关键是我们城市里竟然还有黄鼠狼，这狡猾的小动物经常在我们的院落里、墙脚下出现，吓得我们总是激动地尖叫。在大人们讲的故事中，这个小动物可谓是神通广大，它能放射一种波来迷人，特别是迷妇女。小时候背着书包放学回家，路上就听到大人们在窃窃私语，谁谁家的女人被黄鼠狼迷住了。我们就跑去看，只见那个妇女两眼翻白，躺倒在地上哭号或怪笑，最令我们惊讶甚至惊喜的是，这些从来不识字、平日里腼腆得说话都结结巴巴的妇女，只要被黄鼠狼迷住了，就能在哭号中一大段一大段地唱歌：我家住在半山坡，门前有口大铁锅……大人就告诉我们，这是黄鼠狼在借助这个妇女的嘴来说话，我们听了胆战心惊，却又想笑。有经验的人还能从这些歌中听出黄鼠狼传达的信息来，他们到附近什么地方或院落里，就会找到小小的一个土堆，土堆前面正巧就有一口扔弃的铁锅，土堆上放着陈年木头、砖头或是柴草什么的，那就是歌中所说的半山坡的窝。胆小的人就在土堆前面立一块木牌，写上“黄仙之位”，然后就虔诚地烧香叩头；胆大的人就一面大骂着，一面上去一脚踢翻土堆上的破烂，彻底清除或砸烂黄鼠狼的藏匿之处。

在那样鬼气丛生的年月里，我的母亲竟然与所有的老人不同，她绝对不迷信。邻居家里的婶婶被黄鼠狼迷上了，呼天号地大叫大唱，人们纷纷跑去看热闹，母亲从来都不理会，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缝补我们的破衣服。弟弟妹妹们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外面发生的事，她却冷冷地说，什么黄鼠狼，都是人在弄神作鬼！有时我听了什么鬼神故事回来讲给弟弟妹妹们听，被她知道了，就骂道：你这个小兔崽子，这么点儿就迷信！

但母亲后来却经常告诉我，生我之前的夜里她梦见井里的泉水哗哗流淌。若干年后我进工厂当焊工，偶然在工人师傅的手里发现一本算命卦书，并从卦书上发现我是“井泉水命”，这使我瞠目结舌并想到母亲的梦。这种鬼神莫测的巧合，弄得我大半生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也就是说，我有时不听任命运的摆布，为了前途以唯物主义的精神去拼命奋斗，可是当我无论怎样奋斗怎样拼命，都拼不到我的理想目标时，就用唯心主义来安慰自己，顺从命运的安排。这当然不是什么真理和妙方，但这至少可以使我少生怨气怒气，远离癌症。

我们玩蚱蜢、玩蟋蟀、玩蜻蜓，但还是玩苍蝇的时候最多。那时的苍蝇比今天的品种多，也比今天的漂亮。

我们那一代的童年，天天唱着动听的歌，什么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啦，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啦，我们多么幸福快乐啦……唱饿了我就跑回家里啃玉米面窝窝头就咸菜。那时，除了唱歌时感到幸福以外，其余的全是艰难困苦，我们穿着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上课的教室是普通的民房，斑驳的墙皮，吱吱嘎嘎的课桌，而且夏天漏雨，冬天透风。

我们那一代真正是与大自然融在一起，我们没有任何玩具，那时没有塑料这个玩意儿，更谈不上电子玩具了。但儿童是不可能没有玩具的，于是我们就玩蚱蜢、玩蟋蟀、玩蜻蜓，但还是玩苍蝇的时候最多。那时的苍蝇比今天的品种多，也比今天的漂亮，特别是那种绿身红头苍蝇，真是闪着宝石般的绿和晶莹光彩的红，绝对比蜜蜂好看。我们专门捉大个头的苍蝇，然后将它们的翅膀拽掉，让它们只能按照我们的要求爬行，并比赛哪只爬得快。我们对蜻蜓更残酷，捉到后就把它们后半截身子折断，然后再放飞。折断半个身子的蜻蜓痛得直直地往空中飞，我们称为蜻蜓“钻天”，一个个都仰着小脑袋，看哪只钻得最高。玩腻了玩够了我们就把这些小昆虫踩死，然后跑回家里从水缸舀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一肚子，再用脑袋顶起沉重的大木头锅盖，用小脏手掰块苞米饼子或菜饼子，大口大口地吃，吃得极香。我从来没记得我在玩苍蝇和蜻蜓后洗过手，但我从来没得过也没见邻居孩子得过传染病什么的。今天人们谈虎色变的什么禽流感，其实就是当年的鸡瘟。那时经常发鸡瘟。然而，发鸡瘟时是我们小孩的节日，因为我们可以大吃瘟死的鸡，瘟死的鸡往往是一群群的，所以，那香喷喷的鸡肉，管够你吃，好像也没听到过吃瘟鸡死人的事。看起来人活得越富裕就越脆弱，如此发展下去，有一天人类可能脆弱得被苍蝇蹬一腿，也得到医院抢救了。

记忆最深的就是饥饿，一日三餐的主食是苞米面、高粱面，还有红薯磨成的面，即使是这样，间或还得掺些野菜充饥。所以我每天都瞪着绿色的眼珠子，盼望好吃的美食。那时最高级的美食就是硬实的糖块、半红半绿的苹果和炒得香喷喷的花生，当时孩子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能天天吃到这样的好东西。也许是饥饿所致，也许是我有语言天赋，我第一次能张口完整地说出三个字的话就是“糖生果（糖、花生、苹果）”。父母在我哭泣的声音中含混地听到这三个字，不禁大感惊讶，三个字就能高度概括出我们城市里所有孩子的全部要求和希望。现在回想我的童年，真是可悲又可笑，我小小的脑袋及我身体的所有感官，都在为一个字使劲，那就是“吃”。至今我还能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个雨后的黄昏，一只癞蛤蟆出现在路上，城市的街道竟然能出现一只样子极其丑陋的癞蛤蟆，大家都好奇而恐惧地围着看，父亲抱着我也走上前。癞蛤蟆一动不动，大家也一动不动，就在这静悄悄的时候，一个哭哭咧咧的声音响起来——“不好吃”，在场的人们全都笑得前仰后合，而造成这个喜剧效果的就是拖着两筒鼻涕的我。

右上角是我，由于缺乏营养，所以就有些清秀（1957年，小学合影）

然而，无论多么贫穷，过节和过年却是幸福的，特别是过农历的春节，也就是过大年。整整十多个月吃糠咽菜勒紧裤腰带，就等着过年放开肚皮大吃一通！所以，小时候我最盼望过年。我们中国人贫穷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所有节日的活动内容都是吃：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初五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腊月初八吃腊八粥，到了腊月二十三还要先过个小年，送灶王爷上西天，吃甜得能粘掉牙的糖瓜；然而，真正能大吃特吃的节日是过年——杀猪宰羊，蒸馒头做年糕包饺子，整个腊月煎炒烹炸忙个不停，就是为了过年。

街上零星地响着鞭炮声，阴沉沉却暖融融的天空中飘着雪花。我们在大街上跑着，喊着“大嫂大嫂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有意思的是给祖宗们的魂灵吃年饭，让我幼小的心灵感到格外神秘还有点儿恐惧。我的父母都不迷信，也决不搞这些玩意儿，于是，我就跑到邻居家看光景。首先是送灶王爷上西天，先让他老人家吃糖，大人们把糖块在锅里化成糖水，小心地涂到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嘴上，目的是让灶王爷到西天对玉皇大帝汇报时，嘴巴甜甜的，就多说好话。我们邻居有个叔叔竟然敢对灶王爷开玩笑，说“上天多提光棍苦，下界多带仙女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灶王爷“走”了一个星期后，正好就是大年三十，人们就又恭恭敬敬地把他“接”回来，而且同时还要“接”那些死去多年的爷爷奶奶和老祖宗们一起回家过年，名曰“请神”。“请神”的方式是在街上的十字路口烧纸，用现在的话说是发信息邀请。烧纸也有规矩，先在地上画个圈，纸一定要烧在圈内，否则就会被过路的鬼抢走。但为了保险，先烧几张纸扔到圈外，赏给过路的鬼或无家可归的鬼，安抚它们一下。纸烧完就算是“接”到了祖宗们的魂灵，于是就赶紧放一通鞭炮，意思是把后面的小鬼们吓跑，不要让它们也跟进家里。祖宗们的魂灵到了家，大人们就把热气腾腾的馒头、饺子或炸鱼摆到供桌上，而且还放上几双筷子，好像那些灵魂真能吃一样。大人们的这种认真，使我深信那些去世的爷爷奶奶们此时确实就藏在香火缭绕的祖宗牌位里面。所以一大早起来，我总先踮着脚，小心翼翼地去看邻居家供桌上的饭菜是不是被吃掉了一些，然而我总是很失望，那些让我馋得流口水的好东西，还是一样不少地摆在那里。

但有一年却出了奇迹，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们邻居家供桌上的饺子被老祖宗们的灵魂吃了，只剩下只空碗放在那里。整个院子里的老老少少都惊讶地瞪着两眼，轮流地来看供桌上那只空碗。年老的人便说，大喜呀，祖宗显灵了！可是第二天，那个敢于对灶王爷开玩笑的叔叔就在院子里大声呼喊，说是他夜里守候在供桌旁，发现饺子是被耗子叼走的。他还晃晃手里打死的一只耗子。这下子我们以为真相大白了，可万万没想到那个叔叔的父亲，一个矮小的老头，却一下子从屋里冲出来，对着叔叔就啪地扇了一个大耳光，还骂道：“胡说什么，也不怕老天打雷劈了你！”……

多少年过去了，我却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让我惊惶尴尬的场面，小老头平日里本来蹒跚着连走路都困难，可在那一刹那却能飞速地冲出屋子，对着个头高高的儿子，极其有力地扇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使我感到，贫穷是多么可怕的恶魔，它逼得我们的父辈宁愿相信谎言。

当我将拾到的大半麻袋煤核背回家时，绝对像从二战战场上凯旋的英雄，全街道的大人们都对我瞪着羡慕和嫉妒的眼神。

我们城市除了洋式建筑里有煤气以外，其余所有的中国式建筑全是烧炉子取暖和做饭。那时无风的日子里，只要到了做饭的时候，空气中就充满刺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像一个个炮筒，喷烟冒火，煳焦气息弥漫，城市的上空一片战争的云烟。但那些炮筒般的烟囱经常被烟灰塞满，不透气了，这时你就会听到街上有人喊“打烟筒嘞”，那就是专业的打扫烟筒的工人。他们全都一脸黑灰，比非洲的黑人还要黑，他们爬上屋顶，将富有弹性的长竹条捅进烟囱里用力搅动，烟囱立即冒出一球球的黑灰末子，立即透气了。那个年代，街上除了“磨剪子来抢菜刀”的吆喝声，再就是“打烟筒嘞”的叫声。

到了星期天休息，我们街道的凡是有点儿气力的男人，都到郊区野外去割草、砍树、捡柴。我当时才六七岁，上不了山，只能到附近的工厂寻找机会，很快，我就锻炼成拾煤渣的高手。我一手持着自制的二齿钩，一手拎着个破麻袋，特意穿上破得不能再破的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通往工厂的大路上。工厂里的锅炉房就是我的战场，之所以说是战场，就是有不少像我这么大的孩子也来拣煤渣，大家往往是你争我抢，极其凶狠地混战在一起，用现在的话说是竞争激烈。我们全体手持二齿钩的孩子站在那里，浑身憋着冲锋的劲头，眼巴巴地瞅着工厂锅炉房的大门口。突然，工人们推着铁皮车子缓缓走出来，将灼热的还冒着烟火的炉渣倾倒到地面上，这时，仿佛有谁喊了一声号令，我们全都不顾死活地扑上去，大家身上的衣服立即被烧着了，冒起缕缕烟气。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为争夺煤核而拼命，二齿钩在人们头上疯狂地挥舞，没有烧透的煤核在我们灵巧得有点儿吓人的手指下被迅速拣出。很快，一车炉渣就被我们“处理”得干干净净。我们又退回原来的位置，扑弄烧得煳焦的衣角，重新扎紧松开的裤带，一面相互大大咧咧地笑骂着，一面警惕万分地盯着第二车炉渣出炉。

智慧的母亲知道我的战斗状况，她特意将父亲当年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那是件厚厚的磨损得有点儿古怪的日本军用呢装，既抗燃烧，又能挡住扑面而来的热浪。幸亏这件日本军用呢子衣服在拣煤渣的大战中被损毁，否则留到“文革”时期，那绝对会置我们全家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