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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士李膺:一个担当“反对党首领”的士人

中国士人 作者:何立明


二、清士李膺:一个担当“反对党首领”的士人

清士,高洁的人。“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史记》)“世称清士,箪豆区区。”(清·刘大櫆《祭顺天府余公文》)

1.不讲利害,只论是非

儒家治国重道德教化,东汉时期尤为突出。史载光武帝针对西汉“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导致王莽借歪曲儒家以篡位,对人的明经修行格外褒奖。“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东汉社会所弥漫的道德气息,众多道德典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在以往历史上少有。士人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气概。

李膺(110~169),字符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出身衣冠望族。祖父李修,父亲李益。东汉的选举制度以察举征辟为主。除了学识之外,这种制度尤其重视士人的社会声誉。李膺是当地清流,经举孝廉,历任青州、渔阳、蜀郡太守,任内申明法令,恩威并举。后转乌桓校尉,永寿二年(156),鲜卑掠云中,征度辽将军。延熹二年(159),李膺为河南尹,揭发宛陵豪族大姓羊元群之罪,反坐罪,罚左校。司隶校尉应奉知情,上疏说情,得以免刑。后任司隶校尉,与太学生郭泰等交游,反对宦官专擅,致力于纠劾奸佞,是太学生心目中的“天下楷模”。时人以被李膺接待过为荣,视为“登龙门”。班固叙述道:

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李膺为首的清流形象,与代表溷浊污垢形象的宦官之间,壁垒分明,矛盾十分尖锐。李膺任职期间,宦官张让之弟张朔在外做官,贪残无道,被李膺处决。张让向桓帝诉冤,桓帝诏李膺入殿对质。李膺以儒家成说、圣贤故事和经义据理对答,道:“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日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桓帝无言以对,只能对张让说:“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李膺名气更大了。李膺的好友陈蕃、杜密、王畅等人也备受读书人崇拜。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为其编了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又称李膺、杜密为“李、杜”。

2.具有“反对党首领”的形象

公元二世纪末期,东汉桓帝、灵帝之后,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距离。监察的职责原本是一个官僚层次,变由“司隶校尉”兼任。“清议”(党议)是东汉后期士大夫中流行的褒贬人物、左右舆论的风气,目的是要遏制宦官及其党羽任人唯亲的不良之风。清议使太学生与一部分清流士大夫结合在一起,互为推崇,更相标榜,终于结为党人。李膺任司隶校尉时,监察朝政,“诽讪朝廷”不遗余力,表现出“反对党首领”之形象。

延熹九年(166),宦官唆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蓄养太学游士,交结郡国生徒,“更相驱驰,相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下令全国各郡国收捕“党人”。太尉陈蕃则认为“党人”都是久负盛名的忧国忠正之士,不应无故收捕。桓帝更怒,即刻将李膺等收狱,时受牵连者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名士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其中,有一时不能抓获的,桓帝命使者四出搜捕,悬赏缉拿。李膺等人关入北寺狱,株连达二百多人。后外戚窦武等出面援救,桓帝才将李膺赦免,但不许李膺为官,监视居于阳城(今河南登封),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后,士人按照明确的价值倾向,评议出全国性的士林中坚和精英,诸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党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士子羞于(阉寺)为伍”,有十分明晰的政治指向。这种在政权之外重新树立榜样的党议方式,与一般的士林评议、人物臧否不同,清楚地显示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及其上层指向,完全是有意图地反对、抗衡以至挑战以皇帝和宦官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建宁二年(169),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任命李膺为长乐少府。宦官先发制人,迫使灵帝逮捕窦武,窦武与王甫军激战,兵败自杀。宦官进一步逮捕“党人”,李膺及杜密等百余人被捕入狱处死;受牵连遭到迁徙、禁锢者达“六七百人”,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二次党锢之祸犹如一场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虽然李膺辈的政治抗争以失败而告终,但汉代读书人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毕现,不可磨灭。

3.表面是士群与宦官斗争,实际是与皇室的矛盾

“党锢之祸”与儒士的崇高道德形象之间有一个隐秘联系。儒家治国重道德教化,东汉时期尤为突出,忠信廉耻,几于三代矣。“名教”是东汉士人崇高道德意识的具体表现,包含了一整套社会等级制度和价值观念。名教之下,东汉士人在践履儒家道德教条方面值得钦佩,但在日常生活中对人对己极尽苛刻之能事,出现了许多“矫名士”。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汉末年社会秩序的紧张,“党锢之祸”就是十分明显的表现。

东汉很多读书人自负清高,以儒学义理为天下立普遍性。一切裁断、纠正、评判、褒贬、界分在儒学义理之外无原由,决定了不讲利害只论是非的婞直之风。原本清流之士挺身而出,目的是维护“君为社稷之主”的政治信条,要给摇摇欲坠的东汉末世提供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藉此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延续。而“党锢君子”在道德上自视甚高,视宦官为异类,不分是非地予以打击,结果除了表明自身在道德上的高尚和纯洁之外,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东汉后期士大夫以严猛的举动来除暴止恶、清肃奸邪,时常不加宽贷,甚至不惜以“非法”和抗上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一是士大夫通过集议制度这个决策机制控制政府权力,二是借宰相制度对皇权进行约束,三是通过对太子的儒学教育间接影响皇帝施政,加上在朝士大夫与地方士大夫内外相应、上下相维、互为声援的局面,迫使时在深宫里的皇帝唯有与身边的宦官互相依靠才能更好地生存。这导致政治腐败,中央政府失去效能,皇室发号施令的权威几乎消弭。而拥有察举权的京城清流和地方士人,势力庞大,占据了公共空间。进一步,以学行相尚的士大夫对宦官的排摒是绝对的,他们的道德洁癖已经不能忍受肤体污秽的宦官把持朝政,乃至除之而后快。而朝廷呢,亦不能接受清流们挺力廓清政府的许多做法。

当政府与皇室之间的平衡出现偏差时,宦官出来抓捕士人领袖是必然的。所以士群表面上是与宦官斗争,实际是与皇室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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