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不辞关山冷，枕戈尝胆誓不回。

——陈雷

一、“九一八”啊“九一八”

那些抗联老兵在“九一八”之前绝大部分不是兵，只是因为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们的命运轨迹就此改变了。

在1931年9月18日那个天高云淡的晚上，东北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那一夜以后，东北同胞开始了怎样的长达十四年的亡国奴历史？

那一天，日本关东军驻虎石台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的中队长川岛正雄大尉兴奋得有些过了头，不时抽出那把家族传下来的野太军刀挥舞一下。他的属下知道自己的上司为什么这么兴奋，用川岛的话说，军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天刚擦黑，他就以夜间演习的名义把自己中队的百余名官兵带出了营房，每名官兵的左臂都扎上便于夜间识别的白毛巾。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每名士兵从军曹手里都拿到了一个基数的实弹，九二式机枪里装填的不仅有杀伤弹，还有指示目标用的曳光弹。

而他的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则已经悄悄带着小杉喜一军曹等7名士兵提前出发了，目标是南满铁路沈阳北面约2.5公里处的柳条湖路段。

此时的东北大地秋风习习、月光如华，收割后的田野平坦而辽阔，只有鸣虫嘈杂。

河本末守当过工兵，黄色炸药对他来说熟悉得就像小时候玩的泥巴。前几日他参加一些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在沈阳的秘密集会时，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花谷少佐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在南满铁路制造一起表面上轰轰烈烈、实则不会伤筋动骨的事件。花谷提示他，以前南满铁路上曾发生过东北军士兵拔道钉、堆石块破坏铁路的案件，都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破坏效果。这次就是要模仿以前的案例，制造出一个借口来。河本说那好办，在铁路轨道上搞一次“精巧”的爆炸，只要控制准确，用一块黄色炸药把几根枕木炸飞、铁轨稍稍弄弯，就可以让人看起来是发生了一起爆炸。仅仅是看上去像爆炸就行，否则修复起来会很麻烦，关东军并不希望为了制造一个借口就让自己的铁路大动脉瘫痪过久。

不过，这次为了坐实东北军是“罪魁”的说法，日本人还带上了特殊的“道具”——三个中国人。那是前几日从沈阳的苦力市场骗来的，晚上让他们换上了东北军制服，还喝了酒。本想爆炸后再干掉他们，考虑再三，怕发生意外，就在铁路边找个僻静的地方把他们杀了。尸体放在距离道轨十几米到几十米的范围内，身旁还丢了支东北军的标准装备——捷克步枪，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晚10点30分，柳条湖这边爆炸一响，那边以演习名义埋伏在高粱地里的川岛正雄抽出野太军刀一挥，日军士兵开始向沈阳北大营方向攻击前进。

河本末守煞有介事地向日本关东军驻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设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其实在关东军司令部攻击命令下达前，日军已经开枪了。就这样，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夜事件爆发时，驻防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还在沈阳城里活动，第七旅的三个团长都回家搂着老婆睡觉去了，只有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作为总值星官在营区内。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率领主力驻守北京地区，而替张学良指挥关外东北边防军的代理长官张作相，此时正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大办丧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绘制的攻击东北军北大营示意图

对于日本军队近在咫尺的阴谋，难道这些守土保国的军人没有察觉吗？那还真有些冤枉他们了，其实在事变之前，东北军就已经有应变准备和预案了。有档案记载，在各方报告日军将要在近期制造挑衅事件后，张学良电令：“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前左)与蒋介石(前右)于南京中山陵

下属们接到这个指示可犯了难，绞尽脑汁才想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定下了“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敌军进到距离营垣七八百米，在西面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警告射击；若日军强大，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

听到柳条湖方向传来的爆炸声，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即派出搜索队。搜索队很快返回报告，驻沈阳的日军向北大营发起攻击。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营房，赵镇藩向旅长王以哲请示如何应对，事到临头王以哲也没了主意，他让赵镇藩赶紧请示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而荣臻也不敢拿主意，急电北京请示张学良。

此时的张学良，正在北京中合戏院看戏，身边是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他们陪着外国友人在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台上咣咣锣鼓正急，台下副官急报。张学良闻报略微一怔，看看旁边的人，他先对副官谭海叮嘱一番，然后向外国友人致歉，提前离场，匆匆而去。

谭海向荣臻转达了张学良的指示：“副司令早有明示，要慎重行事，遵照中央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不一会儿，回到北京官邸的张学良放心不下，又亲自打电话给荣臻，重申不准抵抗的原则，“谁惹事，谁负责”，对日军的攻击“静待国联解决”。

“九一八”之夜，只有轻武器的警察被日军搜身

北大营一共有三个兵营，驻扎在这里的东北军第七旅三个团呈品字形扎营，而进攻北大营的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驻扎在南满站。事实上，日军发起的攻击行动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步跨到了北大营，连日本人自己都不敢相信东北军的王牌第七旅竟然“坚决不抵抗”。

日本人谋本舍三在《关东军史》中写道：“因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士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 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铁岭、抚顺的日军守备队相继赶到，日军兵力增加，才勉强迫近北大营四周的铁丝网，从南面突入营垣。

东北军第七旅中，处于日军攻击矛头的六二○团在炮火中伤亡很大，与旅部的联系中断，并因此而未能及时接到“坚决不抵抗”的命令，所以仓促间与敌展开巷战，激战至凌晨三点多钟，在毙伤日军数十人(日军自称仅伤亡24人)后退出北大营。

19日天刚蒙蒙亮，连夜赶到的日本关东军第二十九步兵联队与虎石台守备队兵合一处，分三路向沈阳城进攻。与此同时，沈阳兵工厂、东北军航空处飞机场和东大营也遭到辽阳方面日军的攻击。此时，偌大的沈阳城内，只有警察局长黄显声手下装备轻武器的警察在拼死抵抗。

战事很快就有了结果。到9月19日凌晨五点，小西门被日军攻破。 兵工厂也被日军占领，工厂大门口血淋淋地写着“进入者杀”，站岗的日本兵端着刺刀，杀气腾腾。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记载：“我们张家就在‘九一八’那天损失五六千万大洋家产。‘九一八’后，他们弄了三列火车把我的东西都送来了，我那字画很值钱呀。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给我写封信，说你那东西都是我花钱给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

下令不抵抗，丢掉的是国土，保住的是自家财产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接受祝贺

在这以后的4个月时间里，日本关东军用了1万多人赶走了数万东北军，占领了东三省，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的3.5倍。

然而，当日本人得意忘形的时候，东三省154个县中的93个县响起了抵抗侵略的枪声，“抗日义勇军”这个名字从此被写在东北的大地上，义勇军人数最多的时候达30多万。

1931年春，与冯仲云相恋多年的未婚妻薛雯终于来到了哈尔滨。高高大大、戴着副眼镜、整天笑眯眯的哈尔滨商船学校教师冯仲云，急切地牵起薛雯的手，说了一句“回家吧”，就把他的新娘带到了松花江一个叫牛甸子的江心岛上，进了一幢小木屋。那一年冯仲云23岁，却已是有着4年党龄的“老”党员。自从在清华大学因参与组织地下党的飞行集会而被逮捕，后趁阎锡山撤退、张学良打进北京前的混乱逃出监狱，冯仲云便只身来到了哈尔滨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的掩护身份是教师，因性情温和敦厚、知识渊博，很快受到学生们的爱戴，时间不长就在学校里发展了范廷桂等学生党员。

青年时期的冯仲云

冯仲云(1908—1968)，江苏武进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曾任中共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兼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八十八旅党委委员、新闻情报科科长。抗战胜利后，曾任苏联红军沈阳卫戍区副司令。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巡视员罗登贤正在哈尔滨，他紧急组织召开了北满地下党干部会议。为贯彻中共中央9月20日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精神做出紧急部署，提出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人一定和东北人民共患难、同生死。这次会议就是在冯仲云的新房里召开的。

“九一八”那年陈雷刚14岁，那时他还叫姜士元，是个尚未褪去婴儿肥的学生，脸和眼睛都圆圆乎乎的，在桦川中学读书。地处三江平原的桦川紧邻佳木斯，繁华一时，桦川中学聚集了许多有志青年，姜士元班上就出了好几个抗联名人，像赵敬夫、马克正、郑志民等，学生时代的他们曾一起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示威游行。“八女投江”的抗联指导员冷云，当年也是姜士元的同班同学。

1945年9月，任绥化中心县委书记的陈雷

陈雷(1917—2006)，原名姜士元，黑龙江桦川人，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宣传科长，第二师政治部负责人。1942年至1945年任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员和政治教员，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

热血沸腾后却是迷茫，姜士元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长春失守，马占山部江桥保卫战失利，哈尔滨和佳木斯失守……姜士元望着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率领他的残部绝尘而去，撤入苏联，眼里只留下落寞和惆怅。

后来成为姜士元妻子的李敏，原名李晓凤、李明顺， “ 九一八”那年才8岁，家住汤原梧桐河朝鲜族聚居村，刚刚上小学。她幼年时吃了很多苦，营养不良，长得瘦瘦巴巴，是个跟在参加了儿童团的哥哥身后的小尾巴。但是到了1935年，她12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山里的抗日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时，行伍出身的李铭顺已经是东北军驻牡丹江铁岭河的独立第二十六旅六七五团二营五连的一名排长。战事消息传来，人心惶惶。他随部队参加了哈尔滨保卫战，战斗失利，团长要向日本人投降，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李铭顺拉了自己的一排弟兄上山打鬼子，报号“天德队”。

抗战胜利后的李铭顺

李铭顺(1906—1987)，原名李田德，别名李明顺， 1929年参加东北军，“九一八”后揭竿而起。1935年率队加入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翌年任四师三十二团团长。1939年1月赴苏联，在苏联内务部远东边防军系统内接受特种训练和侦察任务，并领导特遣支队从事小部队越境侦察活动。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光复后，归建八十八旅。

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少将军衔的王明贵，“九一八事变”时还是东北汤原格节河金矿的一名采金工，每天在荒山野岭之中淘沙金。山里闭塞，东北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他还什么都不知道，直到11月在上工的路上捡到一张油印的传单，才知道山外出了大事。开始王明贵还想靠自己采金的技术讨生活，后来金矿被日本人占领，他实在受不了日本工头的压榨，便上山打游击去了。

1955年授衔后的王明贵将军

王明贵(1910—2005)，吉林磐石人。1934年在金矿做工，参加汤原游击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某部连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八团团长。1937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三师副师长、师长。1939年春在第三路军任支队长。1942年8月八十八旅成立后，任三营营长。1945年9月起，历任齐齐哈尔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嫩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骑兵师师长、独立八师师长、中央警卫师师长。

后来成为抗联第七军军长景乐亭妻子的王玉洁，“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才11岁。她的父亲是义勇军交通员，后来被汉奸出卖，身份暴露。1936年，在父亲的带领下，全家人都参加了抗联。

后来成为八十八旅旅长的周保中来历不凡。他是云南白族人，有着白族人少有的高身材，15岁就从军参加了蔡锷发动的护法战争，后来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当过副师长。年纪轻轻就当大官的他心思缜密、不苟言笑。他的真名叫奚李元，1928年他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时，奚李元这个名字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通缉令。在上海的地下党碰巧找到了一本署名“周保中”，照片中的人与奚李元年纪、长相相仿的护照，于是奚李元变成了周保中。几年之后，东北大地上出现了一个让关东军头疼十几年、脑袋值几万块，名叫“周保中”的人。

周保中(1902—1964)，本名奚李元，云南大理人，白族。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进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受党指派，赴东北参加抗战，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绥宁反日同盟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八十八旅旅长。抗战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的周保中

这些热血的青年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赶走侵略他们家乡、屠杀他们亲人的日本鬼子。他们坚守着这个信念，看着自己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一直坚持到鬼子投降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