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本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寻根文学”，它以中华“文化寻根”思潮作为背景，旨在探寻文化岩层中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之“根”，以期重铸民族灵魂，体现对传统文明的怀念，以及对现代文明的焦虑、反思。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虽然“寻根文学”正式得名于1985年，但是具有相同主题的文学创作却不止于此，早在朦胧诗中便已经有了这种趋向。文学史上公认的代表作是杨炼1982年前后创作的组诗《半坡》《诺日朗》《敦煌》《西藏》等，该组作品以民俗、历史、文化题材颂赞远古文明。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文化风俗小说，如邓友梅的《那五》、汪曾祺的《受戒》、陆文夫的《美食家》等拉开了“寻根文学”的序曲，1983年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对新疆地域风土人情、伊斯兰教文化的挖掘等均为“寻根文学”开创新风。本书探讨的文本对象为1985年被正式命名的“寻根文学”，包括阿城的“三王系列”，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等，郑义的《老井》《远村》，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

本书涉及的第二个问题为全球“寻根”文学。20世纪后半叶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主题下，全球掀起了反思现代性的“文化寻根”思潮，世界各国文坛纷纷对此做出响应，诞生了一大批具有“寻根”内涵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除了中国的“寻根文学”，还有美国的黑人文学、俄罗斯的“新根基派”写作、印度的“边区文学”、非洲的“黑人性文学”“埃及个性文学”、拉丁美洲的“地方主义文学”“土著文学”“爆炸文学”等。虽然这些文学流派在全球并没有统一的名称，但是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主题，那便是“文化寻根”。因此，在书中笔者将其命名为全球“寻根文学”。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种族的发展历史不同，全球“寻根文学”表现出不同维度的文化寻找。美国的“黑人文学”与非洲的“黑人性文学”侧重于寻找黑人种族之“根”，体现了重建种族身份的焦虑，英国“寻根文学”倾向于对即将消失的亚文化进行礼赞，俄罗斯“新根基派”侧重于对原始文化的怀念，亚洲的日本和印度的“寻根文学”注重对原始文化与非规范文化的挖掘，拉丁美洲的“土著文学”“文学大爆炸”等文学思潮更注重对民族文化、地域风俗的呈现。全球“寻根文学”与中国“寻根文学”对“根”的寻找无论是发生的原因还是寻找的方向都有着明显的异同之处。

虽然中国的“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已存世30余年，针对其进行的学术研究成果也颇具规模，但是中国的“寻根文学”在全球“文化寻根”思潮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与全球他国“寻根文学”有着怎样的异同关系仍然是研究领域的空白。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开始大踏步地向现代化国家驶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也加速了农业文明的消失，以农业文明为土壤的民族之“根”该何去何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灵魂之“根”无处可依。因此，“寻根”在当下尤其有着深远的意义，它要为个体、为民族寻找一块精神皈依的圣地。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全球和本土的“寻根文学”，不仅具有文学意义、文化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关于“寻根文学”的研究综述

“寻根文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纵观近些年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其研究角度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角度。

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论析“寻根文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与原因，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分为国际视野和国内视野。从国际视野挖掘“寻根文学”产生根源的专家，首屈一指的当数人类学家叶舒宪，他在21世纪之初撰写了大量论文追溯全球“文化寻根”的滥觞，如《西方文化寻根的“黑色”风暴——从〈黑色雅典娜〉到〈黑色上帝〉》《西方文化寻根思潮的跨世纪演化——透视“新时代运动”》《西方文化寻根的“凯尔特复兴”》等，这些成果佐证了中国“寻根文学”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全球“文化寻根”母题下的子课题。国内对本土“寻根文学”的研究不胜枚举，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很多研究成果集中于对“寻根文学”的缘起作客观的背景追忆，最有代表性的是张清华教授的论著《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将“寻根文学”置于“启蒙主义”哲学思潮下，探究“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1980年以来文化的开禁，西方各种理论大量引进，使文人从庸俗社会学走出，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方法热”成为一种流行。1985年，随着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与文化开放步伐的加快，转向传统的历史文化创作热潮获得成熟的时机，继而“寻根文学”成为一场运动。另外，拉美文学大爆炸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张清华教授还从诗歌方面探索“寻根思潮”的发端，并将寻根小说思潮的缘起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最后论述“寻根文学”存在的悖论与最终的转机。论文方面，较为有代表性的是李洁非在《寻根文学：更新的开始（1984—1985）》中系统梳理了“寻根文学”的缘起与背景，以及各界对寻根作家提出的理论争辩，也阐述了寻根作家的构成，并以阿城、韩少功为个案进行了文本分析。此外，季红真的研究也具有文学史意义，她在《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意义》中论述了“寻根文学”的发生以及承载的文化意识与历史使命。21世纪以来，“寻根文学”创作已归于沉寂，评论界更多地对“寻根文学”的衰落进行反思，如朱水涌、张静在《传统重建为何尴尬——以“寻根文学”为例》中追溯了“寻根文学”的发生和实绩，并分析了“寻根文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最终并没能寻到文化之根的原因。指出其创作也未能超越以现代性为主导的启蒙文学的想象，寻根作家并没能给传统文化的衰败和失落以合理的阐释。刘淮南在《对寻根文学中文学性批判之不足的反思——以〈爸爸爸〉、〈小鲍庄〉为例》中认为“寻根文学其实算不上是一次成功的文学实践，其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寻根作家对如何建构新文学和新文化的认识并不清楚，在于对文学、文化的感受与理解上存在着迷惘，而且，这种迷惘对寻根作家来说又是内在的，这种内在的迷惘在寻根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得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在具体作品的字里行间寻找思想与文化的内涵。这方面的研究有的将“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流派，对几个类型接近的作家、作品进行整体感悟，有的只是针对某个作家、某个作品进行微观的文本解读。其中，还可以具体分为如下几个角度：首先，从地域文化角度挖掘作品中的地域之风，包括韩少功作品中的楚地文化、莫言作品中的齐鲁文化、郑义作品中的秦晋文化、李杭育作品中的吴越文化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龚敏律的《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与巫楚文化》；董琳的硕士论文《论韩少功创作中的楚文化意蕴》；陈晓明的《“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程光炜的《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钟本康的《当代意识观照下的吴越文化形态———评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宋俊宏的《郑义小说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以〈远村〉、〈老井〉为例》等。其次，从民族文化角度探究“寻根”作家的文化立场、“寻根”作品的文化内涵。旷新年的《“寻根文学”的指向》提出“寻根文学”的两种文化内涵，包括启蒙主义与国民性批判，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主要针对王安忆、阿城、韩少功、莫言等，代表性的成果有陈思和的《对古老民族的严肃思考——谈〈小鲍庄〉》，他在作品构建的虚幻神话世界与真实人世界中品读出其中的民族悲剧、人类悲剧；陈晓明的《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颠覆了《棋王》的文化主题，从中挖掘了文本的唯物主义内涵；董之林在《镜子与调色板——重读〈女女女〉》中分析了韩少功《女女女》中三个女性的象征意义；程光炜的《颠倒的乡村——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揭示了《透明的红萝卜》对人民公社下农村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南帆教授在《象征——虚实之间——评〈小鲍庄〉、〈透明的红萝卜〉、〈爸爸爸〉》中分析了捞渣、黑孩、丙崽这三个孩子的象征意义，指出：“他们不是象征着成人世界的向往、追求或对立物，他们恰恰象征了成人世界的精神状态本身。”

第三，“寻根文学”与政治、文化等文学之外的学科之间的关系探究。“寻根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无论是产生的背景，还是创作的理论与实践都与政治、文化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寻根文学”诞生的出发点是人类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从这个角度对“寻根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寻根文学”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林秀琴的博士论文《寻根话语：民族文化认同和反思的现代性》旨在从“话语”角度探讨寻根话语的历史语境、相关论争、主要立场、文本实践和价值意义。文中分析了在现代化运动和现代性总体方案的历史语境中，寻根话语通过“城市/乡土”的叙事，建立了现代与传统、历史与伦理、启蒙与审美的维度，对现代化运动和现代性总体方案进行了批判性的建设，寻求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法。对寻根话语的这些思考和建设，对我们思考全球化体系中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寻根文学”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刘云艳的硕士论文《论“寻根文学”的后现代性》，文章从后现代的开放性视角介入，从四个方面发掘“寻根文学”所具有的反叛性特征，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变革性意义。文中认为“寻根文学”对中心主义的解构，对线性历史进步观的怀念，对传统小说叙事格局的转化，对不确定性叙事的尝试等都直接开启了小说文体革新的序幕。司娟的《评述“寻根文学”的后现代性》认为，“寻根文学”从文化角度大胆地质疑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神话，反抗现代机械的进步观。孟繁华在《启蒙角色再定位——重读“寻根文学”》中从启蒙角度提出现代主义与“寻根文学”的区别，认为现代主义帮助人认识自我，争取人的合法存在，但是“寻根文学”帮助人认识到自己的劣根性、有限性，并对国民性有着更清醒的认识，有利于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王一川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危机——“寻根文学”中的中国神话形象阐释》中分析了“寻根文学”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指出了中国的前进之路必须协调好二者的关系。

第四，对“寻根文学”价值的探讨。中国“寻根文学”已走过风雨30年，评论界对其褒贬至今莫衷一是。邓楠的专著《寻根文学价值观论》（也是目前研究“寻根文学”的唯一专著）从宏观角度对“寻根文学”进行综合论述，是目前关于“寻根文学”的研究成就比较突出的专著。专著从三个角度综合论述了“寻根文学”的价值，其美学价值观主要包括民族文化本土化特征的凸现，民族文学独创性特色的建构，民族文学多样化手法的运用；其思想价值观包括宗教哲理价值观的呈现、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描写、历史意识价值观的观照；其艺术价值包括隐喻象征的大量运用，叙事方式的大胆变革，叙述话语的多样融合。李庆西的论文《寻根：回到事物本身》认为“寻根文学”通过“风格化的审美追求”，“二元对立中的主体超越”，“反文化回归”等表述方式，强调“寻根”小说对现实政治、伦理价值的超越，阐明“寻根文学”思潮实现了从“工具论”中突出重围。张清华的《历史神话的悖论和话语革命的开端——重评寻根文学思潮》认为，“寻根文学是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的倾慕与回应。带有‘历史主义’特征的文化启蒙使命和它事实上所描摹的落后愚昧的传统文化之间构成的自我矛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寻根文学”引起了新时期小说整体的话语变革，这是整个新时期文学变革的根本所在。海南师范大学的方涛在《“寻根文学”文学史价值的审视重估》中肯定了“寻根文学”的文化价值，认为其是中国新文学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第一次自觉。陈思和1986年于《文学评论》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寻根意识》高度肯定了“寻根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义，认为“说文化寻根意识的产生标志着民族文化的更新与走向新的成熟，并不过分……唯有用现代观念重新观照历史的人，才能对自身获得真正的理解，而决非简单的复古倒退”。

除了以上四种主要的研究视角外，还有对“寻根文学”创作主体的研究，主要阐述“寻根”作家的“知青”身份、成长历程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文本内涵意义产生的影响。“寻根文学”与其他文学现象的对比研究也是一种研究思路，主要包括“寻根文学”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关系、“寻根文学”与“乡土小说”的关系、“寻根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关系等。值得重点提出的是，《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发起了“‘寻根文学’三十年”主题讨论，共有6位曾经亲历“寻根文学”发生过程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分别从不同视角回顾了“寻根文学”的发生，并从不同的视角对“寻根文学”重新审视。其中，南帆的《“寻根文学”的理论后缀》反思了“寻根文学”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指出后殖民主义夸大了不同文化的对立，只是一味强调文化双方的入侵与抵御，文化成为赤裸裸的战争武器，而遮蔽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启迪性。因此，将“寻根文学”看成是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抗拒这一观点过于狭隘。鲁枢元的《从“寻根文学”到“文学寻根”——略谈文学的文化之根与自然之根》分析了全球各国文化被“拔根”的原因，并指出中国文化之“根”更多的是被自己所拔。继而该文借荣格的人类学引出“自然”才是人类初始之“根”，因此主张新时代的“文学寻根”应该寻找人类的自然之根，并且修复人类即将崩毁的生态系统。陈思和的《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以回忆录的方式回溯杭州会议的讨论话题及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文学创作。较为普遍的共识是，20世纪是文化互融的时代，“我们的创作应该自觉融汇西方现代主义意识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因子，两者是相通的”。文中也通过分析贾平凹的《商州初录》，表达了一代青年对现代与传统的复杂情感态度。程光炜的《重看“寻根思潮”》站在文学史的高度，提出应该对三十年前的“寻根文学”进行反思，而不应当仅仅进行一种纪念性的活动，所反思的内容其一是如何看待80年代环境论、典型论、主人公论被冷落后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其二是如何看待典型论之后的马尔克斯崇拜现象。这两个问题恰恰都是“寻根文学”存在的，该文以此为“寻根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许子东的《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将“寻根文学”的创作分为三个文化导向，重点分析了“寻根文学”中贾平凹与阿城在“文革”之后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并反思了当代革命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关于二者的异同文中也有所提及。季红真的《寻根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化背景与多重意义——三十年历程的回望与随想》首先简述了“寻根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文化背景，然后分别从美学意义、文学史意义等角度阐述了“寻根文学”的多重意义。时隔三十年，当初亲历“寻根”的青年学者已成为学界的中流砥柱，他们此番集体亮相充分证明了“寻根文学”不但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个年代的记忆，它的意义与价值至今没有褪色。此次论坛虽然都涉及对当时“寻根”语境的回顾，更多的是作者跳离了历史现场，从当下的视角反观，甚至是反思“寻根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相信这组文章必将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我们发现以往对“寻根文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表现为研究角度的多元性、论文数量的丰富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时间的持久性。但是对“寻根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空白区和不足之处。首先，关于“寻根文学”的发生，目前仅仅局限于本土现场研究，而忽视了更为广阔的全球文化背景。除了叶舒宪在其人类文化学研究成果中提及全球“文化寻根”思潮对中国“寻根文学”的影响，此外别无他论，因此，中国“寻根文学”诞生的全球背景尚属研究领域的空白。其次，由于以往的研究者忽略了“寻根文学”全球“文化寻根”的大背景，因此只是孤立地审视本土“寻根文学”的作家作品，而没有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大时代之下全球他国的“寻根”主题文学。第三，关于“寻根文学”的对比研究目前仅仅局限于与国内“京派文学”“乡土小说”的纵向对比，以及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横向比较。将中国“寻根文学”与全球他国“寻根文学”进行更为系统的对比研究尚属空白。第四，对“寻根文学”内涵的挖掘目前主要局限于文化“寻根”，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诚如吴俊指出：“翻检80年代中期的文学评论，可以明显地看到，评论界的兴奋点和聚焦点更多地汇集在现代主义的文学话题上。……90年代以来对80年代文学的回顾和探讨，更多的也以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或现象为主要关注对象或讨论框架，而对‘寻根文学’文本内部的研究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对“寻根文学”文本内部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与全面，尤其是对那些非核心的作家作品，如对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的研究明显不足，对“寻根文学”作品的细读也远远不够。

总之，“寻根文学”仍然存在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广阔空间。本书将沉浸到“寻根”文本内部，捕捉细节，以小见大，由浅入深，反观文学表象背后蕴藏的文化意蕴，以及时代主题，试图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白或不足，并在先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寻根文学”的多维主题。本书的框架大致为：首先，从全球视野追溯“寻根文学”诞生的世界背景，并梳理全球“寻根文学”的发展概况，在此基础上剖析归纳全球“寻根文学”的多元价值。其次，落脚于中国“寻根文学”，多角度挖掘中国“寻根文学”的主题之“根”：第一，从人道主义出发，探问人类存在之“根”，包括生殖崇拜、物质追求、精神追求等，从而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肯定了人的价值。第二，追溯中华文化之“根”，辩证分析民族国民性、中华主流文化，并归纳“寻根”作品中的亚文化精髓。第三，从现实层面追索中国问题之“根”，包括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本体的困境，以及乡土中国对外来现代性的焦虑，并积极思考中国面对两种文明冲突时的出路何在。这样，从全球到本土，完成对“寻根文学”之“根”系统、深入的追索。

三、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法，通过查阅相关期刊、报纸、网络获得大量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利用归纳总结法，归纳已有研究的角度与程度，总结已有研究的功绩与不足，并拟建构本书的研究框架。又利用历史文献法从时代特征出发，梳理“寻根文学”产生的国际背景与本土现场，追溯20世纪全球“文化寻根”的源头，以及世界各国“寻根”主题文学的创作成绩。“寻根文学”在中国诞生，既是现代化进程中全球文化寻根的大势所趋，也因本土独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所激发，因此用历史文献法探源“寻根文学”在中国的发生有利于更加深入地解析文本内涵。在具体的文本研究过程中，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进行深入细致的阅读，力求开掘出文字表层下的深刻意蕴，而不停留于“人云亦云”，避免本书成为二手材料的堆积。对“寻根文学”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文学批评法、社会历史批评、政治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原型批评、心理学批评等。首先，中国“寻根文学”与20世纪全球“文化寻根”遥相呼应，因此将“寻根文学”与他国“寻根”主题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必要性和开拓性的。本书利用比较文学批评方法，对比分析中国“寻根文学”与他国“寻根”主题文学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异同关系。其次，利用原型批评探究出“寻根”代表作品中具有原型特征的人物与形象所包含的隐喻和象征意义，挖掘小说中“死亡—再生”原型背后的生殖崇拜，探寻生命起源之“根”。主要针对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中人物与事物所属的文化原型展开批评。再次，利用心理学批评分析以上作品中人物沉默掩盖下的性意识，以及“利比多”的存在状态，以探源生命存在之“性欲之根”。第四，利用社会历史批评与政治学批评分析“寻根文学”在抽象文化以外蕴含的社会历史内涵。既包括人类赖以存活的物质之根，也包括文本中折射出的中国现实问题。阿城、王安忆、韩少功、莫言、郑义等的作品中均展现了人存在的饥饿与贫困状态，对物的追求成为生存的根本。社会历史批评主要用于揭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从现实主义层面揭示中国问题之“根”。第五，“寻根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种文化表达，因此文化批评是其中重要的方法，运用文化批评透析“寻根”文本蕴含的文化因素，既包括文本表层叙述的地域文化、心理文化，又包括小说人物折射出的民族精神皈依。重点分析“寻根”作家对传统主流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态度，并且通过触摸文本过滤出文本中对地域文化的描写，包括地域风貌、风土人情、宗教文化、方言俗语等，以及作家对地域文化的立场。

四、本书的实用价值与理论意义

本书的研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本书将“寻根文学”置于全球“文化寻根”的大背景之下，并且将中国的“寻根文学”与全球他国“寻根”文学进行了系统对比，延伸与拓宽了“寻根文学”的研究视野，从而突出了中国“寻根文学”的本土特征。在主题剖析方面，本研究突破了单纯的文化主题的苑囿，努力探索“寻根文学”对生存之根、物质之根、现实中国问题之根的叩问，实现了对“寻根文学”更为深入、全方位的解读。其次，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寻根文学”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对各类文明形态的审视，关涉原始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甚至后现代文明。本书通过对“寻根文学”中描写的几种文明形态的辩证分析，揭示了“寻根文学”中蕴含的对原始农业文明纯朴、自然性的留恋，对现代工业文明现代性、高效性的向往，但也饱含了对原始农业文明落后、愚昧性的批判，以及对现代工业文明无情、破坏性的反思，甚至对后现代文明去中心主义的忧思，从而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带来一定启示。第三，本研究具有一定的人类学意义。“寻根”的前提是“失根”，从全球语境分析，是殖民化的进程与现代化的进程使被殖民国的国人们失去了原有的家园，丢失了原有的文化；从中国国情看，是无数次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又使无数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园，成为新的无“根”者。本研究唤醒了人类对和平的渴望，唤起了人类对“根”的怀念，从而增强了人类对生态的保护意识，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传承意识，以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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