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寻根文学”因其鲜明的文化意义在中国文学领域，以及文化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寻根文学”并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学主题，它构建于全球庞大的“寻根”话语框架之下，是20世纪全球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寻根”主题下的子课题。本章将追溯全球“寻根”文学之滥觞，亦即中国“寻根文学”产生的世界背景。
一、全球“寻根文学”的缘起
“寻根文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短暂驻足，似乎只是我国众多文学思潮中耀眼的一瞬。国内众多学者的研究也只是针对中国本土的“寻根文学”，事实上，“寻根文学”并非中国独有的文学思潮，从全球范围看，很多国家在不同时期，都存在过不同形式的“寻根文学”。其中，比较集中的爆发时间是20世纪50～70年代，具有一定规模并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黑人文学”。全球大规模“寻根文学”的涌现，根源于20世纪波及全球范围的“文化寻根”思潮。
20世纪全球“文化寻根”思潮发端于西方世界，体现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现代、现代性与现代化有联系也有区别，现代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它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前进的时间轴。但是什么是现代性，却是一个无极之问，通常大家普遍认为，现代性是指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新的世界体系，它推进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建立起高效的组织机制，形成了新型的民族国家与法制的理念，在价值理念方面创建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观。现代化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以及文化变迁的现象。现代化进程最早始于16世纪的西欧，到了19世纪末，已经走过了四百年的历程。至20世纪，现代化开始不断向全球扩张，即出现全球化的趋势，除了之前已经步入现代化的欧洲、北美、日本等，广大亚、非、拉地区经过民族解放运动也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文化大规模侵入世界各地，使全球文化呈现严重“西化”的趋势。现代化伴随着全球化的扩张使得现代性势不可挡地弥散到世界各个角落，尽管现代性发端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但是弥散到全球之后变更了各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秩序，使现代性不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各个民族国家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搭上了现代化的列车。可以说，在现代化这列火车上，每个国家都在逐渐地失去自我，失去民族的特征，失去文化的本真。
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固然为人类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资料，但人类也日益感受到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现代性发展的思想武器是兴起于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采用知识代替幻想，因此现代性的核心思想为“理性”，否定神性，用科学、知识、技术、理性操纵世界，强调人的主体性。“但是由工具理性和技术文明带来的世界的‘去幻’和个体的自由很快遭到了怀疑。”
当人们摆脱了宗教与神灵的束缚之后，开始肆无忌惮地利用工具理性与科学技术对世界进行征服，大肆破坏自然、破坏生态平衡，对物的无节制追求导致了人性的变异，原本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变成了冰冷冷的竞争与排异，个人主义的普泛化导致了社会责任的消解……三次科技革命导致的技术膨胀彻底将人类卷入了现代性的危机之中，世界战争、原子弹在保卫本民族的同时，更将人类推向了彻底毁灭的边缘。社会发展的现实从各个层面动摇了现代性的正义性与先进性。19世纪70年代后，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也使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得以形成。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期，虽经历了1929～1933年的短暂经济危机，但20世纪50～70年代后完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令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稳定而高速的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建立使得对财富的追求成为人类的主导价值取向，它颠覆了人类曾经对自然、对宗教的敬畏感，“上帝已经死了”的宣言使得人类从神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所畏惧，可以疯狂地、不择手段地追求资本利润。正义观、道德观的缺失致使人类的思想领域彻底荒芜，人类在无魂的沙漠中野蛮前行，带来的只有冷血的杀戮与无情的掠夺。利奥塔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
20世纪经历了资本的扩张与战争的蔓延，人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现代性危机不但影响到民族国家发展，更渗透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及自然生态之中，激发了人类对自身文明形态进行深刻的思考，因此，“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新时代运动’经过30多年的迅猛发展，从西欧和北美扩展到全世界，形成了反叛现代性的文化寻根大潮”。尽管这场全球范围的反思现代性、反思资本主义的思想运动较为集中地爆发于60～70年代，而实际上它弥漫于整个20世纪，而且在东方与西方世界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西方国家“文化寻根”的主旨为通过“文化他者”“西方文化童年”的对比反思西方现代文明；而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寻根”则主要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文明以及全球化的抵制，以回归民族本土文化，强调文化的民族属性。在20世纪，西方“文化寻根”发展成为波及范围最广泛的民间文化复兴运动和思想运动，在这场涉及现代性、全球化的进攻与防御的“太极战”中，“当代文化寻根运动者反思和批判的锋芒也主要集中在种族、地理、历史观、性别、宗教诸方面”，产生了大批重要的思想成果，其中较为卓著的是文化人类学。本次“文化寻根”思潮在人类文化学方面产生了以下几个重要的思想向度：原始主义、东方主义、黑色风暴、凯尔特文化复兴，这些也是全球“寻根文学”的创作主题。
原始主义又称“朴素主义”，发端于19世纪末法国艺术流派，是指西方现当代缅怀原始生活、崇尚自然的一种思潮。原始主义者向往尚未被文明开化的伊甸园式的和谐生活，认为都市文明和现代技术破坏了传统的生活秩序，打破了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关系。关于人类的原始主义，美国人类学协会认为，应该谴责那些主张同化或者开发其他部落民族的言论，并号召各民族保护自己的本土文化，以免受到工业文明的破坏。原始主义具体包括三个方面：文化的原始主义、人性的原始主义、文学的原始主义。文化的原始主义表现为绘画、音乐等形式，表现手法稚拙、古朴，呈现原始生活的粗犷、朴拙，也包括野性的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怀疑欧洲文明以及传统艺术观，逃离现代生活，长期扎根孤岛与土著人生活在一起，最终使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原始社会的单纯、率真、粗放、远古。高更最著名的代表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表达了对生命起源，对人类未来的追问，同时这一天问也成为全球“寻根”主题文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始主义文学主张逃离现代文明的枷锁，文本主要特征为描写人类的童年经验、本能的原始冲动，以及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以颂扬原始文化、原始人性、原始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在《从〈金枝〉到〈黑色雅典娜〉——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寻根》一文中将20世纪西方知识界的“文化寻根”浪潮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法国当代汉学家雷蒙·施瓦布的《东方文艺复兴》和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为对应时期的代表作。《金枝》一书内容丰富，描述了原始人的土地崇拜、灵魂崇拜、树木崇拜、禁忌习俗、人祭、巫术、婚姻等信仰和风俗，为以后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被称为古典人类学的“圣经”。《金枝》引发学者建构“原始社会”的假想、催生了“文化寻根”思潮中的“原始情结”。这种“原始情结”的出现试图矫正西方文化的偏颇，缩小现代性危机的蔓延，体现了人类企图回归自然属性的价值取向，以期在现代文明之外探寻接近天性的自然生活形态。德国诗人海涅的一首名诗《问题》中，一个傻子对着海边的波涛发问：“人是什么意思呢？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可以说原始主义是人类对自身文明进程的反思，从本质来看，反映的是人类对自我的一种认识需求。它所选择的认识路径是回忆人类的昨天，追忆那些已经失落的美好的生存环境，以反思当下文明的适度性。“原始情结”在“寻根文学”中的直接体现便是在文本中表达对原始生活的礼赞，对原始文化的向往，最突出的代表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爆炸”效应。原始与魔幻成为魔幻现实主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素材，通过对原始自然与人性的认同，表达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尤其是对现代文明病的鄙夷。此外，还有拉丁美洲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堂娜芭芭拉》和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的《堂塞贡多·松勃拉》。中国“寻根文学”更是有着鲜明的原始主义审美倾向，“寻根”作家各自将创作的目光定位于茫茫草原、深山老林、荒山野岭、蛮荒时代……在这些神秘的边缘领地处处散发着原始的气息，为世人呈现出偏远地域的原始蒙昧形态，绘制出一幅幅原始的文明图景。韩少功的《爸爸爸》、乌热尔图的“鄂温克系列小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郑义的“太行山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无不在原始语境中或者塑造地域文化，或者追溯传统文明，用以反观迎面而来的现代文明。
“东方文艺复兴”最初由奎内特（Edgar Quinet）于1841年提出。他指出，（欧洲的）东方学学者认为，就整体而言，一种比古希腊、古罗马更宏大、更富有诗意的古典主义，正从东方的深沉中显露。由此催生了西方“文化寻根”的第二个向度——东方主义。英国人伯纳尔撰写《黑色雅典娜》，书的副题叫“古典文明的非洲亚洲之根”，此处的“古典”，专指古希腊罗马文化。作者要告诉世人，西方文明之“根”并不在西方自身，而是在东方。在人类文化史上共存在八大文化体系，其中属于西方的只有希腊罗马文化体系，而其他的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华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非洲黑人文化体系等。东方文化历史悠久、体系繁杂，在人类文化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西方推崇的“东方主义”不仅在西方引起了文学反映，更重要的是令东方人产生了推崇本土文化、挖掘东方文明底蕴的热潮。东方各国“寻根文学”在文本中饱含深情地对本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文化精神进行了深入发掘，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东方本族文化的崇尚和弘扬。由于东方各国大多数在20世纪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或者侵略，因此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寻根”带有明显的反抗性质，其“寻根文学”富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文学色彩。在印度，打着民族主义烙印的“正统”的传统文化在主张维护和传承印度传统文化的学者推动下，以“回归”的姿态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复活。很多作家自觉重拾梵语写作，旨在弘扬印度传统文化，这是以东方文明对抗西方文明的典型代表，表现了文化弱者向文化强敌的抗议。非洲的黑人写作更是发出了广大黑人兄弟对非洲文化回归的呼唤。在东方的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能够与西方希腊罗马文化体系分庭抗礼。西方诸多科学家与文化界的学者，如爱因斯坦、笛卡尔、海森堡、萨特、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等，均对东方文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给予了很大程度上的肯定。“东方文艺复兴”思潮在中国的直接反映便是触发了中华民族“文化寻根”的热潮。韩少功的著名宣言《文学的“根”》也借用了东方文化复兴的思想主张：“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他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衰落，而古老沉睡着的东方文明，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之下，隐退后而得‘复出’，光照整个地球”。当别人在用他者的眼光欣赏我们中华文化的时候，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没有理由漠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无形财富，即便是抱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自省的态度所体现的也是中华子孙对民族文化的正视与珍视，希冀民族文化能够祛除痼疾，日趋完美与强盛。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充满了浓重的东方主义色彩，文化哲学界纷纷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弘扬民族文化。中国“寻根文学”中绕不开的话题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之根的挖掘与辨析，既包括文化的历时形态，也包括文化的共时形态；既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赏识，也包括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赏析与批判都体现了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东方文化复兴运动有力地回击了“东方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贬损，让全球看到了东方文化的光辉灿烂之处，是人类对各类文化形态的一种重新审视与评估。
西方“文化寻根”的第三个向度为“黑色风暴”，即“走出非洲”，这是一种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性假说，认为人类发端于非洲。20世纪中期以后，借助于考古学与基因学的伟大发现，关于人类起源形成了新的理论，即“走出非洲”：人类祖先最初诞生在非洲大陆，后来逐渐走向世界各地。据考证，人类曾在非洲生存了大约15万年，然后走出非洲分散到世界各个角落，因此，人类曾经有过相同的文化经验，也拥有共同的集体无意识。“猿人先祖走出非洲导致了人类文化的全球扩展，而非洲文明祖先的走出非洲又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西方文明。”非洲黑人的“文化寻根”，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一个考证人类文明起源的有力证据，也使得非洲文明在人类文化大巡展中体现了其悠久、灿烂的光辉。由西方考古学引发的“黑色风暴”，引起了很多国家和民族开始探询本民族的人种起源，如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探究日本人种起源的“寻根热”，很多日本学者把中国云南当做“寻根”的主要对象，纷纷到云南“寻根问祖”。“黑色风暴”使非黑色人种开始对黑色人种，以及黑色人种拥有的黑人文化进行接纳，也促发了黑人文学的繁荣。黑人文学的大繁荣主要表现在美国黑人文学与非洲黑人文学方面。美国黑人对黑非洲的寻祖主要通过对美国殖民文化的反抗，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对抗，间接表达对非洲母亲的向往。尽管他们身处现代化的美国，但是他们黑色的皮肤印证着他们无法变更的非洲血脉。非洲黑人虽没有离开文明起源之地，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遭受欧洲列强在人力与物资上的大肆掠夺，经济文化发展明显滞后，非洲文明沦为落后文明，从而遭受他国的歧视，因此非洲民众对种族文化的挖掘与弘扬更加艰难。因此，“走出非洲”除了具有普遍的人类学意义，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折射出非洲国家在20世纪中期热切渴望摆脱西方列强的强烈诉求。并且，“走出非洲”这一假说也成为非洲各国提升凝聚力与战斗力的无形武器，进而迎来了非洲独立的大潮。非洲的“寻根文学”主要指爆发于20世纪的“黑人性文学”创作，它既是对非洲文化的追忆，也是对非洲独立的呐喊。“走出非洲”这一人类起源假说也引发了中国学者的考证，很多学者分别从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几个角度考证这一假说的可信度。北大中文系陈保亚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如《论非洲假说的两个时间层次和语源关系》从语言学角度探寻亚洲语言与非洲语言的关系。中国毕竟没有黑色人种，因此在中国的“寻根文学”中我们看不到非洲文化，但是“寻根文学”中不乏富有人类学意义的寻找。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通过塑造原型形象以及隐喻手法，探寻人类生命起源；乌热尔图与郑万隆通过一系列流传下来的文化碎片追忆了鄂伦春与鄂温克民族的原始生存状态，完成了少数民族的种族“寻根”。
西方“文化寻根”的第四个向度为“凯尔特复兴”。英国包括北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威尔士四个部分，近代以来，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先驱，也是全球贸易的策源地，当然英国也在全球的殖民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反面角色。英国文化是多元的，其内部的文化冲突也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主要表现在英格兰人与北爱尔兰人，以及苏格兰人之间。从矛盾的源头看，早期移民到英伦岛的凯尔特人（苏格兰人）与外来入侵者盎格鲁—撒克逊人（英格兰人）形成长期的对抗局面，并且后者的文化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老牌的凯尔特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凯尔特人在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上相对落后，最终不得不退居于英国一隅。早期的爱尔兰文学记载着盎格鲁—撒克逊人（英格兰人）到来以前的英伦诸岛文化基层的凯尔特性质。但是随着英帝国的不断扩张，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英语，不断压抑着古老的凯尔特语，并最终使其灭绝。如今在欧洲仍然使用凯尔特语的人微乎其微，他们成为边缘中的边缘，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凯尔特文化渐趋消灭了踪影，很多人已经遗忘了这一文化形态，更不会意识到凯尔特文化的重要地位。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爱尔兰文艺复兴”中，“凯尔特”文化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人们甚至将凯尔特文化提升到西方文化源头的地位。该思潮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多元的，其中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在文明史上早有记载，但是作为西方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凯尔特”文明则在本次“文化寻根”运动中才被挖掘出来。为了佐证凯尔特文化的独立存在性，20世纪后期北美洲、英格兰与爱尔兰诞生了大量研究凯尔特文化与人种的学术成果，从不同角度探究盎格鲁文化与凯尔特文化的关系，并重点突出二者的区别。苏格兰在本次“文化寻根”运动中，学术上主要是追忆和重新挖掘遗落的凯尔特传统文化，以恢复凯尔特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凯尔特文化”作为西方“亚文化”在本次寻根运动中被重新挖掘，体现了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重新认识，并将其作为西方文化之“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种对亚文化的推崇在各国的“寻根文学”中均有体现，在英国最为典型的是产生了一批追溯和颂赞凯尔特文化、凯尔特人民的小说，如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拉丁美洲的“寻根文学”努力探寻未受异族文化侵扰的原型文化形态；中国的“寻根文学”中，作家以荒僻地域为视角，纵情书写被主流文化遗忘，甚至已经遗失的边缘文化，将它们作为中华文化之根进行无尽的开掘。各民族国家在本次“文化寻根”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对本民族业已失落的，或者即将遗落的文化形态的追溯显示了各族群认同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强烈吁求。尽管在一个国家主流文化的统帅之下，形态各异的亚文化失去了话语空间，甚至被剥夺了生存的空间，但是每一种文化形态都应该有着平等的存在权利，其文化后裔对先祖文化的回溯与推崇令人类看到自己昨天多姿多彩的文化类型。对散佚文化的拾遗有效地补充了现存主流文化的单一性，为现存文化提供了文化参照物，也为不同部族的人提供了“寻根”的线索。
全球的“文化寻根”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涉及国家认同，还关涉种族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人类血脉认同等更加深层的“寻根”，同样遵循着填补历史空白、弥合裂痕、继承传统等原则。尽管这种方式寻来的“根”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的本真面目，但是仍然能够反映共同体基本一致的文化基因，以及相似的精神诉求。无论是以反思现代文明为出发点的“原始情结”，还是推崇东方文化的“东方主义”，还有探寻人类始祖的“黑色风暴”，以及拾遗即将消失文化的“凯尔特文化复兴”，都体现人类对祖先发祥地、发祥文化类型的追问，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思考。文化领域的“寻根”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碰撞产生的文化身份焦虑，也体现了被殖民国家民众渴望获得更多的民族、种族文化归属感，从而凝聚力量抵御外来压迫。文学是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生长出来的精神活动，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自然也成为“文化寻根”的积极响应者，因此在全球大范围的“文化寻根”运动中，文学领域诞生了一大批具有“寻根”意义的文学作品，表达了各国作家群对各个文化类型的复杂态度。
二、20世纪全球“寻根文学”的发展概况及文化指向
吴俊在《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中将中国“寻根文学”中的“文化”归纳为五类：边缘化的地域文化；原生态、原始性的传统文化；蛮荒、未开化且处于封闭状态的文化；未被“现代文明”所侵扰或改造过的乡土生活文化；游离于现有文明社会以外的文化遗存。以此类“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并不仅限于中国，整个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寻根文学”广泛存在，如美国的“黑人文学”，俄罗斯的“新根基派”写作；在亚洲，有印度的“边区文学”；在非洲，有“黑人性”文学、“埃及个性”文学；在拉丁美洲，有“地方主义文学”“土著文学”“爆炸文学”等。在“文化寻根”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不同文学流派的“寻根”主题又各有侧重，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在欧美文学中，美国“黑人文学”表现出了强烈的寻找种族之“根”、重建民族身份的焦虑，英国“寻根文学”更倾向于对即将失落的文化进行礼赞，俄罗斯“新根基派”侧重于对原始乡野人性与民风的歌颂。亚洲的“寻根文学”以日本和印度为代表，注重对文明起源，以及边区原始风俗的挖掘。非洲的“寻根文学”既注重对非洲历史文化的挖掘，又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意识。拉丁美洲的“土著文学”则倾心于对地方、土著文化的书写，并开创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
（一）欧美“寻根文学”的发展及文化倾向
20世纪的“文化寻根”运动发端于西方世界，因此他们的“寻根文学”创作成绩更为卓著，其文化意义、史学意义、文学艺术成就影响至今。本书选取美国、英国、俄罗斯（前苏联）的“寻根文学”创作为代表，进行概述并分析其文化倾向。
1．美国“黑人文学”：寻找文化与身份之“根”
在20世纪全球“寻根文学”的浪潮中，美国的“黑人文学”声势最为显赫，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体现出美国黑人强烈的寻找文化之“根”、重建民族身份的焦虑。16～19世纪，欧洲殖民者通过血腥的贩奴活动将非洲黑人劫运到美洲大陆，剥夺了他们的语言、文化，甚至剥夺了他们做人的权利和自由，几百年来，非裔黑人深受白人的残酷剥削和虐待。尽管南北战争后，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度，黑人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但仍然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压迫。整个20世纪，美国黑人都在为自由与平等不断抗争，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意识，因此20世纪的美国非裔黑人文学一个重要的创作主题便是“寻根”：寻找非洲之“根”，重建种族身份认同。
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共经历了三次高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一次高潮。当时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艾兰·洛克提出“新黑人”的理念，“主张黑人文学艺术应具有界定黑人身份和促进种族自豪感的双重功效和职责，希望‘新黑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本次高潮以诗歌见长，卡伦、休斯、麦凯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四五十年代，黑人作家对已被湮没、同化的民族文化、种族之根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向往，在文本中充满了对美国白人社会的批判与揭露，表达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决绝反抗。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1940）、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是本次高潮中的代表作。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令美国黑人对失去的“身份之根”产生无限的渴望，作品勾勒出被抹杀“身份”的非裔美国黑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无奈、挣扎、呐喊，引导黑人对“自我”、对“种族之根”的重建，以获得“身份”的认同和精神的皈依。六七十年代黑人文学呈现出第三次高潮，莫里森是本次高潮的领袖，其作品不断探索非裔黑人对自我文化之“根”的追觅，深入挖掘美国黑人的历史、文化、传说，表现黑人的现实命运与精神世界，代表作为《所罗门之歌》《宠儿》等。在本次热潮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阿历克斯·哈利的长篇小说《根》（1976），小说叙述了一个七代人的黑人家庭从被“掠出”非洲到“返回”非洲的“寻根”过程。文中揭露了奴隶主剥夺了奴隶的语言与文化，并采取种种残酷的手段使其忘记非洲身份，而完全沦为白人的附庸。但是倔强的昆塔始终没有忘记记忆深处的种族语言，并且将残存的非洲语口授给子孙后代，令子孙后代铭记自己的“非洲之根”。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起到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作用，剥夺了民族语言权利意味着剥夺了该民族的民族身份，昆塔对民族语言的执著保留与传承表明黑人坚守本种族、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坚决态度。最终，昆塔的第七代子孙通过世代口耳相传的星散非洲语言找到了冈比亚祖先的村落，寻到了自己的“根”。
纵观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向我们揭示了非裔黑人为了获得身份认可与民族认同，在寻求种族之根与精神之托的路上进行了艰难而困苦的呐喊和斗争。美国黑人作家这股“寻根”创作潮流首先源于对自身黑色皮肤的自我肯定，继而唤醒众多黑人对种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追忆和认同，以凝聚种族力量获取立足于美国社会的平等权利。
2．英国“寻根文学”：寻找业已失落的文化之“根”
人类的文化原本应该是平等而丰富多样的，然而在文明的长河中很多文化形态或者由于人为因素，或者因为自然因素逐渐被他种文明所取代，日益消失成为文明的遗存，我们把它们称为业已失落的文化形态。20世纪英国“寻根文学”紧紧围绕西方国家“文化寻根”的主题之一“凯尔特文化复兴”开展写作，令渐渐被遗忘的英国土著文化——凯尔特文化重新浮出历史的地表。极具代表性的是高尔斯华绥的短篇代表作《苹果树》，该作品以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吹奏出一曲凄婉的爱情悲歌，作者让英国主流文化的代表——英格兰的大学生与亚文化的代表——凯尔特族姑娘成为恋爱的对象，在爱情题材中寄寓了敏感的族群认同问题。在文本叙述过程中，作家对凯尔特人进行了高度的赞美：尽管凯尔特乡下姑娘的鞋是破的，手是糙的，但却是一颗无瑕的明珠，是“天生的大家闺秀”，英格兰城市少年还称她为“bards”（专指古代凯尔特自编自弹自唱的游吟诗人）的女儿，少年对“bards”的了解，暗示着英国主流社会开始对文化传统追根溯源。相反，作家对英国主流文化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英格兰后来的侵略者盎格鲁—撒克逊人，给予了无情的嘲讽。最终，英格兰少年始乱终弃，回到城里另娶他人，而凯尔特姑娘精神错乱而死。小说赞美了凯尔特人果敢、刚烈的民族性格与悠久深厚的民族传统，嘲讽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英格兰人）没有操守，意志软弱。虽则只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悲剧，但是主人公却代表着特殊的族群符号，对人物的认可与否定所影射的是作家对这两个族群的颂扬与批判，突出了英国此类文学的文化“寻根”主题，表达了凯尔特人的文化认同思想。在英国为数不多的“寻根文学”中，这篇小说是非常突出的寻找“种族之根”、寻找业已失落的文化之“根”的代表作。此外，还有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尤利西斯》等从不同角度对失落的凯尔特文化进行追忆。
3．俄罗斯的“新根基派”写作：寻找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原始乡土文化之“根”
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国土主要位于亚洲，但是由于其首都与经济、文化中心在欧洲，因此通常把它归属为东欧国家。俄罗斯的发展历史曲折而复杂，尤其它作为东欧国家与西欧的关系非常微妙，并且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亲疏关系。19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走向成熟，并开始向东欧国家渗透，到19世纪中叶，俄国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考虑开始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但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却发出了一种异质的声音，那就是“根基主义”。“根基主义”由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兄长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主张“我们的任务是为自己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那种我们自己的、本民族的，来自我国根基的，来自人民精神和人民基础的新方式”。“根基主义”从文化角度呼吁拨开西欧文化迷雾，立足本民族文化根基，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发展。到了20世纪中期，苏联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现代化发展模式日益侵蚀着苏联传统生活方式，“新根基派”再次形成本土写作潮流。“新根基派”创作扎根于乡土，疏离主流文化，倾心于边缘文化与民间亚文化。描绘富有民族色彩的地域文化与淳朴乡民，意在挖掘灵魂深处的民族精神与道德坚守，倾听民族的心灵史。“新根基派”的代表作家拉斯普京20世纪70年代后创作的精神与核心旨趣便是“寻根”，代表作品有《从这个世界来的人》《为玛丽娅借钱》《大限》（又译作《最后的期限》）等。那么什么是俄罗斯文化之根，到哪里去寻呢？拉斯普京概括了俄罗斯“文化之根”的内涵：其一，未被文化他者污染和改变的纯粹民族民间语言；其二，原生态的自然，包括山川、河流、森林……；其三，民族的源泉——原始纯朴的乡村；其四，民族的精神、民族的价值观所在——东正教。在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的文学实践中，“新根基派”作家以“文化寻根”作为创作的主旨，一方面重新审视传统美学范式，主张回归传统审美；另一方面，从不同角度挖掘斯拉夫民族传统文化之“根”。作品中作家用本民族的语言着力描写乡村、自然、传统的俄罗斯文化、具有优秀品质的传统俄罗斯民众。尤其是拉斯普京塑造了一系列俄罗斯老太太的形象，她们身上所具有的勤劳、善良、淳朴、坚毅、果敢、忠诚是俄罗斯民族的象征，是民族的精神之根。拉斯普京在接受记者访谈时，直陈了自己的“寻根”情结，他说：“我们的根，都源于农村，就连俄罗斯精神，如果说还有统一俄罗斯精神的话，同样源于农村。……城市不过是生活的表象，农村才是生活的深层，才是根。”对俄罗斯农村的书写也恰恰是“新根基派”的主要创作指向，表达了俄罗斯“寻根文学”对未被现代文明侵袭的农业文明的留恋和向往。
俄罗斯“寻根文学”的诞生并非无端应和世界“寻根”浪潮，它应和的是现代化日益临近时，人们从内心底处对传统文化、对生存之根的怀念。现代社会日益扭曲的人世情感与社会关系，令人们缅怀即将彻底逝去的原始文化中纯良、相惜的人际关系。正是对故人、故地、故乡的留恋激起了俄罗斯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的一股逆流，这股“寻根”思潮对保存俄罗斯精神本源，反思现代文明起到重要作用。
（二）亚洲“寻根文学”的发展及文化倾向
亚洲国家也是这场“文化寻根”思潮中的积极参与者，其“寻根文学”创作表现了与欧美不同的文化倾向，本书特选取中国以外的日本、印度为例进行概述。
1．日本“寻根文学”：探寻民族传统价值观与生存的原始状态
20世纪60年代，世界掀起“文化寻根”的热潮，日本也积极寻求本国文化之根。很多学者从人类学角度把中国云南当做日本“寻根”的对象，在日本学界与中国云南学界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日本“文化寻根”达到高潮，代表性论著有1970年高桥敷的《丑陋的日本人》，论著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日本大和民族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露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日本书学方面具有“寻根”意义的创作在“文化寻根”浪潮来临之前，已经露出端倪。
“寻根”的前提是“失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为了快速走上现代化道路，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无原则的效仿，结果导致了民族文化的断裂与传统价值观的失落。20世纪日本的很多作家开始有意无意地利用本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文学创作，努力发掘和展现大和民族的文明进程和文化心理。20世纪50年代活跃于日本书坛的著名作家深泽七郎的创作有着鲜明的“寻根”意义，其“寻根”代表作有《楢山节考》和《笛吹川》，这两部作品对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与生存的原始状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楢山节考》创作的出发点是通过对山间民歌或者民间传说的考证，透过远古生死主题探讨日本人千年来的原始生存状态和民族文化心理。故事置于蛮荒的时代与地域，一切混沌得如盘古开天辟地之时，在食物极度匮乏的原始村庄里，世代延续着“弃老”的风俗。“弃老”的物质根源是在恶劣生存竞争环境下粮食的极度匮乏，当“吃”成为生命中的唯一主题时，为了保全种族的繁衍，“弃老”成为必要的手段。而“弃老”的文化根源在于村落共同体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心理，它制约着整个民族的价值观、生命观，使“弃老”成为人人都要接纳的宿命。1968年，川端康成以独特的东方美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日本获得该文学奖的第一人，他的成功是东方含蓄的禅宗美在全球的展演，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发了中国“寻根文学”的诞生。著名的日本书学研究者叶渭渠从审美角度总结了“二战”后日本书学的走向，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日本的重要作家，包括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野间宏、大江健三郎等，也无不扎根于传统的土壤之中，成为日本“寻根文学”的审美趋向。
2．印度“边区小说”：探寻边缘地域原始文化之“根”
为抵抗英国殖民统治，印度于20世纪20年代后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展开了一系列民族民主主义运动，印度民众的民族意识大大提高。1950年印度获得独立，但是印巴分治带来的遗患打破了印度对独立后的美好幻想，印度陷入了价值迷惘阶段，继而产生了对民族文明的叩问。当时诸多作家借此契机开辟小说新领域，将写作的目光聚焦于偏远农村，审视古老民族的文化形态，批判民族劣根性，以表现作家强烈的文化自省意识。印度的这种“寻根文学”称为“边区小说”，是印度独立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印地语小说流派，持续的时间是20世纪50～70年代。“边区”，顾名思义，远离中心，远离现代文明的地区。“边区文学”以某个偏僻地域为描写对象，大量使用方言土语，记录乡间民风民俗，透视乡野印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本土文化的失落，而产生的无所适从。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与原始乡民的纯朴，与现代文明裹挟下城市生活的机械、人性的堕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对现代文明的嘲讽，引发人们思考被现代性日益侵蚀的传统文明的未来出路。“边区文学”的典型代表作为雷奴的《肮脏的边区》（又译《肮脏的裙裾》）和《荒地的传说》），是边区小说的高峰。小说首次多角度叙写了印度获得独立后的生活，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记载了印度的社会、民族、种姓、宗法宗教、巫术、迷信、岁时、节日、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歌舞游艺、口头文学，可以说透过小乡村的狭小视阈，我们可以窥见整个大印度的文化概况，并通过这些文化的外在形式传递出印度文化的魂灵。雷奴的《肮脏的边区》为“边区文学”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有贾沃乾德·迈格尼的古吉拉特语小说《苏拉特，你的河水在流淌》，以及孟加拉语文学中“三个般纳吉”等。
（三）非洲“寻根文学”的发展及文化倾向
1．“黑人性”文学：探寻失落的非洲文化之“根”与黑色种族之“根”
20世纪非洲“寻根文学”伴随着非洲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统治运动而产生，表现强烈的渴望文化身份认同的吁求。20世纪初，非洲已全部纳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原有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191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标志着非洲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文学创作方面，20世纪前20年，非洲对长期在民间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进行收集整理，先后出版了一批神话传说故事集，如象牙海岸的《非洲的传说》、毛里求斯的《一个非洲悲剧》、尼日尔的《尼日尔的故事和传说》等。这种口头文学的整理，对传承非洲文化有重要作用，表达了非洲人民对民族之“根”的呼唤。20世纪20～40年代，非洲接触过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寻找和肯定非洲故土的文化之“根”来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以提升民族自豪感。“黑人性”运动是当时主要的文学思潮，它以美国“黑人文艺复兴”为先导，其主旨在于复兴和重建非洲文化传统、恢复非洲文化自尊，以反抗民族压迫和歧视。要实现“黑人性”就要追本溯源，从宗教、哲学、文化等各个层面寻找非洲文化之根，寻回失落的民族身份。在各类反映“黑人性”“文化寻根”主题的作品中，诗歌成就最为突出，歌颂了非洲的民族传统，发出了民族觉醒的呐喊。代表作有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的诗集《阴影之歌》和《黑色的祭品》，象牙海岸达蒂耶的诗《我皮肤的颜色》等。“黑人性”运动的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50年代前，促进了非洲民族文化的复兴，从文化方面对欧洲殖民者进行了无声的反抗。20世纪初到60年代被称为“非洲文化复兴”阶段，通过一系列的“寻根”创作，提升了非洲种族的文化自觉意识，唤起了民众以增加民族力量来对抗宗主国的武力与文化压迫，从而获得与其他文化平等的文化地位。60年代，绝大部分非洲国家逐渐摆脱了殖民统治，外来的种族歧视、民族压迫已基本消除，但是独立后的国家内部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从1948年开始，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白人、有色人种、印度人与黑人分而治之，黑人身份地位最为低贱。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和民族歧视，一直是南非文学的重要主题。众多的黑人作家和白人作家都投身于追求种族平等的事业中，他们用笔抒写南非黑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歧视与不平等待遇，从话语层面表达对民族身份认同与种族平等的渴求，代表作品有纳丁·戈迪默的《我儿子的故事》，库切的《昏暗的国度》等。
2．以“埃及个性”为代表的文学：探寻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本土文化之“根”
20世纪非洲大陆经历了两大方向的变革，除了上述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获得民族独立，还包括逐步实现从传统部族社会向现代国家过渡。西方现代文明日益吞噬了原始的部族文化，因此在非洲也产生了另一股“寻根”倾向——“原始主义”，即以各民族文化的原初形态作为理想，否定现代文明，表现崇古还原的写作倾向。“原始主义”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在埃及集中表现为20世纪30年代的“埃及个性”“埃及精神”思潮，对埃及传统文化进行追思，最典型的代表是陶菲格·哈基姆的《灵魂归来》（1933）。小说以埃及原始文明为立足点，呈现一派原始文明的胜景：以爱为核心的人际，淳朴、自然、真诚、坚韧的人性，如此神话般的人间胜景与西方赤裸裸的物质文明形成强烈的对比，并且小说原始神话的艺术结构更加富有“原始主义”意义，与20世纪全球“文化寻根”的主题正相呼应。小说以埃及本土原始文明否定英殖民统治者，以及英殖民统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体现了东方/西方，原始/现代的对抗。此外，随着非洲传统社会的瓦解，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思考非洲未来的发展道路。同中国“寻根文学”一样，表现本土与西方两种文明冲突，探索民族未来文化选择成为非洲“寻根文学”的创作主题之一，如喀麦隆作家贝蒂的《残忍的城市》（1954）、《完成的使命》（1957），象牙海岸作家达迪耶的《黑人在巴黎》（1959）、《纽约的老板》（1964）等。非洲此类“寻根文学”，是非洲民族主义者在本土与西方文化和价值冲突中对本土立场的选择。
（四）拉丁美洲“寻根文学”的发展及文化倾向
19世纪70年代，欧洲文明的神话被打破，唤醒了拉美人民的民族意识，增强了民族自信心。由于拉丁美洲复杂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过程，拉美文学发展态势呈现整体性与区域性相统一的特点，本书重点涉及其统一性的一面。20世纪的拉丁美洲民族文学空前繁荣，其中与“寻根”主题相关的文学思潮包括：二三十年代的“地方主义文学”（亦称“地域主义文学”）、“二战”后的“土著文学”、60年代的“文学爆炸”。
1．“地方主义文学”：探寻民族地域文化之“根”
“地方主义文学”即专门描写某个地区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文学，它最早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末，其创作主旨为反对一味地模仿欧洲文学，而注重取材本土文化与民间资源，创作本民族的特色文学。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丁美洲民族文学大繁荣，“地方主义文学”再次成为文学创作的旗帜。该流派的文学创作充分描写拉丁美洲广袤的原始森林、无边而神奇的大陆、彪悍健硕的原始人，注意吸收民间口语，用抒情性的语言记录各个地域的神话、传说、宗教活动，为魔幻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代表作有何塞·欧斯塔西奥·里韦拉的《漩涡》、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堂娜芭芭拉》、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的《堂塞贡多·松勃拉》。《堂娜芭芭拉》将故事置于广漠的热带草原，主人公堂娜芭芭拉是草原女霸主，莽莽的草原使她野心勃勃、彪悍强劲，原始的文明形态使她粗野、狂放，无所畏惧。她身上处处散发着一种史前的野性，尽管这种野性有时充满邪恶，但是这是人类力量的彰显，它与草原融为一体。作家对原始草原景象与文明的书写，令读者感喟现代文明的孱弱。《堂塞贡多·松勃拉》也以草原为故事背景，以草原牧民“加乌乔”的生活为描写对象，并将主人公松勃拉作为草原民族的化身，对其极力赞扬，他勤劳、勇敢、厚德、勇猛、崇尚自由。在这部典型的民族题材小说中，“加乌乔”文明成为作家追忆和推崇的人类文化之“根”。该类文学又可称为“高乔文学”，或者“加乌乔文学”。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民族色彩，它的进一步繁荣催生了“土著文学”。
2．“土著文学”：探寻原生态、原始性的印第安文化之“根”
“土著文学”指以印第安民族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20世纪30年代后期，受全球“左翼”文学影响，拉丁美洲有识之士认为拉美民族史更多的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文学领域亦开始印第安题材的创作，以积聚民众力量对抗殖民统治，这成为“土著文学”的先声。“二战”结束后，多数拉美国家仍然受制于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依靠民族文化的力量对抗西方文明的潮流始终没有消退，“许多拉丁美洲作家主张发扬灿烂的古印第安文化，并且把这一文化同欧洲文化加以比较；他们认为，应该从印第安内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去寻根溯源，找出区别于欧洲文化的基本特征来”。如果说“地方主义文学”是对各个地域风貌与文化的描写，那么“土著文学”则将写作重点集中于印第安文化与传统，包括印第安农民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并且大量使用方言土语，重现古老的印第安文化。如果说“地方主义文学”展现的是自然之中的拉美文化，那么“土著文学”则体现了社会中的拉美文化。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有：西罗·阿莱格里亚的《广漠的世界》、何塞·马利亚·阿尔格达斯的《深沉的河流》等。《广漠的世界》与《深沉的河流》中，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民间风俗，以及混血的人种都极具印第安民族特色。小说从不同的视野再现了印第安人艰难的生存环境与悲惨的人生遭遇，并以一个普通中学生的视角，透视了秘鲁内地山区一个以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种为主要居民的市镇，以及市镇百姓的生活。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说克丘亚语的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种。小说不从表面上描写他们，而是深入他们的内心，反映出他们虽然生活痛苦贫困，但是心灵高尚，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希望。小说从这个中学生初入学校的学生生活写起，写到市镇的节日，人民抗议盐业专卖而举行的示威，当局的血腥镇压，最后由于瘟疫流行而离校。这些连续发生的事件所构成的痛苦的和欢乐的情节，都写得栩栩如生，富有强烈的抒情气氛，充满着印第安人的民族特色。
3．“拉美文学大爆炸”：探寻原始而神奇的混血文化之“根”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拉美各国在政治上赢得独立，并进一步要求文化上要有民族特色，于是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现象应运而生。拉美作家认为民族的“根”应该扎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了淋漓地展现本土文化，作家们努力挖掘地域文化素材：神奇、多变的自然现象，奇特、原始的地理特征，多民族混合文化，充满虔诚宗教信仰的民族心理……，加之拉美人民素有的丰富想象力，共同营建了一种“神奇的现实”。在此次文学爆炸中，涌现了众多优秀作家，比较突出的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胡里奥·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等。其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成功的理由便是：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拉美神奇而原始的土地，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记录整个大陆的发展历程。由于西班牙的入侵，拉美土著文化中混入了西班牙文化，从而使拉美具有了混血的特性。因此，拉美人民始终有种文化“他者”的困惑，激发其不断探寻种族之根。这种“寻根情结”在拉美人民中普遍存在，也是作家创作的重要主题。“文学爆炸”中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作品有《橘橙树》《和劳拉·迪亚斯一起的岁月》和《伊内丝的直觉》等，着力“表现墨西哥人的混血文化和寻根情结，以及他们对于时间、生死的独特理解。善于从墨西哥的历史、文化中获取灵感，用多变的创作风格来表现墨西哥这个奇特的民族”。
综上所述，“文化寻根”弥漫于整个20世纪，是波及范围最广泛的民族、民间文化复兴的运动。在本次文学巡礼中，我们发现全球“寻根文学”共同置于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下，每个民族、国家面对现代西方主流文明洪水般的侵袭时，表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原始文明的无限眷恋。通过对本土/西方、传统/现代的辩证思考，作家参与了未来民族/国家的想象性构建。另外，世界“寻根文学”伴随着民族/国家独立运动而展开，因此涂上了民族主义色彩，表现为对种族之“根”、民族之“根”的追索，以此对抗西方霸权、强权统治，折射出弱势/边缘文明向强势/主流文明的进攻。对全球“寻根文学”的梳理，有利于保护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文化平等对话、和谐发展。
三、全球“寻根文学”的多维价值
20世纪全球“寻根文学”共同置于全球化/现代化的宏大语境下，是伴随着世界各国民族独立、种族自由、社会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对民族文化追思、反省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的价值是多元的。首先，“寻根文学”向原始文明、边区社会、边缘文化借力，表达对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反思与怀疑，甚至是对抗。其次，“寻根文学”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而产生，促发了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凝聚了民族力量共同抵御外来侵略。最后，“寻根文学”通过对种族之根的追索，肯定了种族的多样性，使人类文明向平等、多样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一）全球“寻根文学”的文化价值：反思西方现代文明
全球“寻根文学”的价值是多维的，但是由于其寻找的最直接对象是文化之“根”，或者说促发本次文学潮流的直接原因是全球“文化寻根”，因此我们将全球“寻根文学”的文化价值置于多维价值之首。20世纪“文化寻根”思潮在全球爆发，是全球化背景下各个种族、民族、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经过文化碰撞产生的文化对比、文化自省、文化重估。｀
全球“寻根文学”体现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质疑与反思，这种质疑与反思或者源自西方世界的自省，或者源自他者文化的对比与批判。20世纪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欧美大国主导的现代化文明狂飙突进，改变了全球各个角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和价值观念。现代文明固然从整体上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但是财富的增长伴随着贪欲的增加、人性的堕落、精神的匮乏、竞争的残酷、自然的毁灭……现代文明动摇或者彻底改变了人类原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导致了处于文化转型中的人们精神无处可依。“文化人类学发展出的‘反思人类学’一派，……提出重新认识所谓‘原始人’和‘原始文化’的时代课题，希望从中发现足以纠正西方文化偏向和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精神取向和文化价值，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外寻找更加符合自然天性的生活理想”。在这场寻找民族精神、文化之“根”的运动中，遍览20世纪全球“寻根文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所寻到的“民族之根”都埋藏于乡土，而且是原始的乡土。美国的黑人种族之根深植于遥远非洲的肥沃黑土之中，那里有原始的宗教与仪式，有贫瘠而自由的土地，有蒙昧而纯真的人性；俄罗斯的“新根基派”创作扎根于乡土，描绘富有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与淳朴乡民，探索本土文化之魂灵。亚洲各国民族之“根”也附着于乡野中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净土上，印度的“边区小说”、埃及文学的“原始主义倾向”等都将寻根的视角落在了原始、偏僻的蛮荒之地；拉丁美洲的“地方主义文学”“土著文学”“爆炸文学”无不是将文学的视域锁定在拉丁美洲古老而神奇的原始土地上。“原始”与“乡土”成为全球“寻根文学”的关键词，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文化寻根”中的“原始主义”向度。“原始主义文学”以民族的原始文明和原始价值追求为基本内容，以古朴的原始内容完成对现代现实的嘲讽，这也恰恰是全球“寻根文学”传递给我们的思想内涵。
20世纪在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内部，人们享受到了现代文明带来的科学化、民主化、工业化等一系列先进的因素，但也深深地感受到现代文明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贫富差距加大、人性日趋异化、生态失去平衡……尽管在政治与经济领域这些国家并没有停下现代化的脚步，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张，但是在文化领域却引发了学者的反思。现代化国家（英国、美国、日本等）内部的“寻根文学”中的“原始”倾向流露出现代人对前现代原始文明的无限眷恋，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反思。美国的“黑人文学”创作于现代文明语境之中，但是从始至终披露的是现代文明熏染之下人性的残忍与物质主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与冷漠，还有资本主义内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相比之下，非洲未经现代文明侵袭的原始文明却是一派和谐与繁荣，人与人、人与自然在文明的童年时期显得那么的自由与融洽。英国追溯“凯尔特文明”的“寻根文学”既是对以凯尔特为代表的亚文化的推崇，也是对乡土原始人性的赞美，讽刺与批判城市现代文明的功利、冷漠、自私。俄罗斯的“新根基派小说”诞生于20世纪50～70年代，当时苏联正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现代化发展模式日益改变着苏联传统的生活方式，作家们回望“根基”，对现代文明展开辩证思考。“新根基派”创作扎根于乡土，倾心于边缘文化与民间亚文化，重在塑造文明开化以前纯良、勇敢的理想人性，意在挖掘灵魂深处的民族精神与道德坚守，寻找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原始乡土文化之“根”，以反衬现代文明的虚伪与堕落。尽管20世纪率先走向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主动进行现代化改革，但是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文明日益改变了各国本有的文化形态，威胁了各民族本有的特色文化。因此，现代化国家的“寻根文学”也表达了对民族本有文化的留恋。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无原则的效仿，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却遗失殆尽。以深泽七郎为代表的“寻根文学”诞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将笔端触向原始乡野，呈现民族原始的生存状态，以及原始文明形态，探寻民族传统价值观与民族文化心理。他将日本原生态文明不加修饰地呈现，书写了本民族文化的昨天，虽然蒙昧、野蛮、落后，但充满了民族特色。英国凯尔特“寻根文学”也是对英国多样文化的追忆，在现代化国家内部对多样文化形态的再现也是对现代文明形态单一性的批驳。
如果说率先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向乡土、向原始“寻根”体现的是现代化国家内部的文化自省，那么，广大非现代化的亚非拉国家向原始乡野、边区“问礼”则体现了对现代文明的怀疑与拒斥，以及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留恋，是以原始农业文明对抗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文化表达。20世纪广大亚非拉国家由于正面战争，或者殖民运动被动地卷入了现代文明的扩张之中，现代文明对殖民地的土著文化形态进行了渗透、破坏、封杀，体现了现代文明的侵略性与霸权色彩，而广大“被现代化”的国家将突然闯进来的现代文明与本土原始文明形态进行对比，本能地产生了质疑与排斥。印度20世纪50～70年代的“边区文学”以某个偏僻地区为视阈，大量使用方言土语，记录乡间民风民俗，展现原生态生活与人性，透视乡野印度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的无所适从。作品中多彩的原始文化、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以及淳朴的原始人性，与现代城市生活的机械、庸俗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引发人们在现代化的语境下对印度传统文明未来之路的深思。非洲的原始主义“寻根”倾向，以20世纪30年代的“埃及个性”“埃及精神”思潮为代表，以埃及原始文明为写作基点，探寻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本土文化之“根”。对英国殖民统治者，以及英国殖民统治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否定。小说体现了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抗，是埃及民族主义者在中西历史与价值冲突中，对本土文化的选择。拉丁美洲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地方主义文学”、“二战”后的“土著文学”，到60年代的“爆炸文学”，均驻足于拉美原始社会，呈现原始而神奇的地域风貌，挖掘民间古老风俗、异闻。拉美“寻根文学”的基本策略便是：摆脱欧洲现代文明对拉丁美洲的束缚与影响，找出区别于欧洲文化的基本特征。该类“寻根文学”对各个国家、民族的原始乡土文化进行了含情脉脉的复写，为我们呈现一幅幅蛮荒、原始、辽远，而又富有人性的风俗画卷，与现代化进程中轰隆隆的城市相比，原始乡野宁静、和平、纯净，唤起了人们对前现代文明世界的向往。全球“寻根文学”在对各国家、民族原始文化的礼赞中完成了对现代文明的理性思考。
（二）全球“寻根文学”的政治价值：铸就民族独立发展之路
印度圣雄甘地认为，“西方近代文明狂热地追求物质享受从而使精神堕落到了极点，它是世界动乱、侵略压迫和战争的温床”。20世纪，“战争”是人类的重大主题，它占据了整个世纪的“半壁江山”。20世纪上半叶，全球陷入世界大战的混乱中，为摆脱殖民统治，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高涨，寻回被殖民者掠去的民族“身份”。探寻民族文化独立发展之路成为各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作家们纷纷从民族传统中挖掘宝贵资源，以此为写作主题，创作了大批“寻根”主题文学，以此激发民族自豪感，增强摆脱殖民统治的精神力量。非洲在20世纪初已全部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非洲土著文化遭到严重践踏。20世纪非洲“寻根文学”伴随着非洲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统治运动而发展，表现强烈的寻找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为了表达对欧洲殖民者的无声反抗，非洲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非洲古老而丰富的口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并出版了一系列故事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更激起了非洲人民对欧洲殖民统治的反抗。20～40年代的“黑人性”运动，便是为了进一步反抗殖民统治与种族歧视，主张从非洲传统生活中汲取营养，表现黑人文化传统和灵魂力量，表达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之情的文学运动。在亚洲，土耳其出现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凯末尔主义”，其思想内涵之一便是挖掘、重建土耳其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精神，恢复土耳其民族活力，以凝聚土耳其民众力量，共同投身于抵抗殖民侵略的伟大战争中。在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甘地主义”，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为思想核心，主张以自身精神完善来感化英国殖民者。甘地及其支持者将民族精神寄托于印度传统的乡村与家庭，从中寻到民族永恒的精神与价值，以高昂的传统民族精神反抗英国殖民者对本土文明的破坏。为践行甘地精神，一些作家着力书写印度传统农业文明，肯定印度文明的精神性与文化性，以此否定代表现代文明的殖民统治。知名作家普列姆昌德主张印度的社会改革应该建立在复兴古印度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与印度社会反帝反封建运动遥相呼应。其作品在维护印度传统农业文明的同时，对英国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与谴责，揭示印度民众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解放的强烈诉求。印度尼西亚、苏丹、缅甸等广大亚非拉国家均有类似介于“民族主义”文学与“寻根”文学的文学形式。战争时期的“寻根”主题文学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它以共同的文化之“根”唤醒了广大丧失民族身份的民众。引导他们重构民族文化，树立民族自信与自尊，凝聚民族力量，激发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情绪，同仇敌忾抵御外来侵略。
“二战”结束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已经获得名义上的独立解放，但是在经济方面仍然受制于西方世界，在文化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受西方国家的渗透，处于“后殖民主义状态”。此时，“文化身份”的独立性是区别本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键所在，是反抗外来文化渗透的法器。各国民族文学若要得到长足发展，其前提便是赢得独立的“文化身份”。“民族文学一旦具有了自我身份的认同，就能保证在与世界相处时的明确的方向定位，否则，就会产生不知所措和无法应对的感觉。”推而广之，“文化身份”的独立性也是保持国家、民族独立性的无形武器，对民族自我身份认同的吁求促使第三世界国家努力摆脱西方原殖民者的影响，复兴民族文化，使国家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解放；反之，民族文化的复兴又能进一步增强民族身份认同感，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在文学方面具体表现为从后殖民文化语境中逃遁出来，寻求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发展之道路，大胆对西方为中心的文化霸权、文化影响说“NO”。“二战”后，拉丁美洲各国出现了“正义主义”“民众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思潮，传递出拉美人民民族独立的呼声。这种呼声同样传递到文学领域，诸多拉美作家提出不能在欧洲文化中迷失了自我，而应该从拉美悠久灿烂的古印第安文化入手，以民族文化之魂作为文学创作之“根”。于是诞生了“土著文学”，旨在探寻原生态、原始性的印第安文化之“根”，以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凸显拉美本土特色。20世纪60年代，拉美各国在政治上先后获得独立，各个国家纷纷要求文化上要有民族特色，积极探索一条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道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的“拉美文学大爆炸”寻找拉丁美洲原始而神奇的混血文化之“根”。在创作方法方面，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更注重从历史文化中挖掘拉美独特的地理风貌与民族心理特征，创造了亦真亦幻的奇妙世界。拉美“寻根文学”除了突出本土文化这一鲜明的文化主题，还有明显的政治主题，那便是对外来殖民统治，以及当局的独裁统治的揭露与批判。在没有硝烟的后殖民主义时代，“寻根文学”成为卫冕民族独立性的无形阵地。
民族独立与文化独立相辅相成，民族独立能够有力地维护文化的独立，文化的独立能够促进民族的独立。20世纪无论在殖民主义时期，还是后殖民主义时期，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寻根文学”都承担了民族文化重构的任务，体现了文学参与民族独立运动，参与民族文化建设的热情与智慧，为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铺就了道路，也为各国民族独立提供了文化依据、精神力量。
（三）全球“寻根文学”的文化人类学价值：促进种族、民族平等与自由
如果我们摒弃“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不再纠结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用大文化的视角鸟瞰全球“寻根文学”，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寻根”无论寻到的是何种类型之“根”，都是人类之“根”，它不仅包括现存的强势种族之文化，还包括弱势种族之文化，以及即将消失或者业已消失的种族之文化，因此全球“寻根文学”也具有普遍的人类学价值。“20世纪后期的文化寻根派文学写作，由于经历了后现代和后殖民批判的洗礼，更加自觉地向文化人类学汲取知识养料，并将人类学所关注的非主流的异文化，即形形色色的文化他者，作为创作灵感的新源泉。”20世纪“文化寻根”的两个人类学导向分别是“黑色风暴”和“凯尔特复兴”，这两个向度既表达了种族认同，肯定了种族平等，又体现了对亚文化的推崇。在全球“寻根文学”中从人类学视角对种族、民族之“根”进行探寻，对种族、民族之魂进行颂赞的为数众多，最有代表性的是黑人写作，包括美国“黑人文学”和黑非洲70年代“后殖民”阶段文学，以及英国文学中对“凯尔特”历史文化的追忆。
经过南北战争美国黑人虽然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平等，但在20世纪仍然受到白人主流文化的歧视，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自由。20世纪全球“寻根文学”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是美国的“黑人文学”，旨在寻找由于贩卖黑奴运动而失落的种族“文化”与“身份”之“根”。广大黑人作家用黑人的语言、黑人的思维、黑人的价值观抒写黑人三百多年的奴隶史，折射出对种族之“根”——非洲强烈的回归渴望。即使美国黑人寻到了自己的非洲之“根”，却永远不可能重回故里，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获得种族平等的生存权，美国黑人恰恰借“寻根”主题文学表现了边缘种族，或者受歧视民族在美国内部对种族独立、种族自由、种族平等的强烈吁求。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共经历了三次高潮，但是不同时期他们对美国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整体呈现由尖锐对立逐步走向融合的趋势：爆发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第一次高潮以“认同”为表现主题，这里的“认同”首先指美国黑人应该具有强烈的黑人身份意识，以及黑人文化自豪感，以此划清种族界限。其次，第一次高潮的代表作家群休斯、麦凯、赫斯顿、卡伦等提出，不但黑人自身要有种族认同意识，美国白人也要认同黑人文化、黑人种族。作品以歌颂黑人文化、黑人优秀品质为基调，企图以黑人种族文化魅力感染美国白人。“二战”后美国黑人受到的种族歧视和压迫异常严重，出现了赤裸裸的种族隔离制度，引起了广大黑人的强烈反抗，于是在四五十年代爆发了第二次黑人创作高潮，创作主题为“反抗”。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等代表作再现美国社会激化种族矛盾，广大黑人不再幻想感化白人，获得白色人种的认同，而是用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武器对白人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与坚决的反抗。经过黑人的不断斗争，60年代末美国在法律与政治方面逐渐祛除种族不平等，并逐步认同了多元文化，使得黑人与白人逐步走向融合。于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了“黑人文学”的第三次高潮，其主题便是“融合”，这里的融合既倡导黑人内部的团结融洽，也提出黑人与白人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其根本目的是构建黑人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衡系统。此时的黑人代表作有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宠儿》等，其中均有黑人与白人和谐相处、彼此认同的情节。美国“黑人文学”在处理种族问题时，一方面对西方白人主流文化进行了尖锐的嘲讽与诅咒，另一方面用血泪探寻黑人种族之“根”，表达了对黑人文化、对非洲文明的颂赞与向往。黑人作家、黑人人物所具有的种族气质、家族观念令读者感受到醇厚的种族意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黑人文学”对“黑人”种族的强调并非为了挑起新的种族冲突，而是为了谋求黑人更平等的待遇，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因此美国第三次黑人文学的高潮最终以“融合”主题代替了“反抗”主题。黑人的权利斗争同样出现在非洲，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绝大部分已经独立，70年代后的文学创作主题由非洲的传统与本土文化的冲突，转变为现实社会问题，问题之一便是种族歧视。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和民族歧视，一直是南非文学的重要主题。众多的黑人作家和白人作家都投身于追求种族平等的事业中，他们用笔抒写南非有色人种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歧视与不平等待遇，从话语层面表达对民族身份认同与种族平等的渴求，有力地促进了黑人在非洲的平等与独立。
人类文化是个庞杂的系统，不但不同人种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文化不平等问题，同一人种之中也包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形态，本次全球“寻根文学”创作还挖掘出了形形色色的被主流文化遗忘的民族文化形态。在英国，应和“文化寻根”的主题之一——“凯尔特复兴”的“寻根”主题作品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风格表现主流爱尔兰文化与边缘的凯尔特文化之间的冲突，对即将消逝的凯尔特种族更多的是持有肯定、歌颂、眷恋的态度，以寻找业已失落了的亚文化之“根”，向人类展现了别样的英国土著文化——凯尔特文化。英国作家的一系列作品将西方“文化寻根”中的“凯尔特文化复兴”提炼为文学主题，与人类学形成一种“互文”，提升了非主流人种——凯尔特的文化地位，使这一人类学大发现具有了更深刻的文化意义。“寻根”主题文学中，美国和非洲的黑人文学在同白人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回溯了非洲黑人文明，塑造了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黑人反抗者形象群，为有色人种在整个人类中赢得尊严和平等的地位。“凯尔特”人种虽肤色白皙，但历史却赋予了他们非上层人种的地位。英国“寻根文学”复活了即将消逝的“凯尔特”文明，肯定了凯尔特人种崇高的文化地位。此类“寻根文学”摒弃了种族优/劣、文化先进/落后二元对立的传统价值观，肯定了种族多样性，推翻了白人优越论，打击了种族仇恨说，肯定了“黑人文明”与非主流文化，有利于促进种族平等，消除民族歧视，使人类文明向平等、多样、繁荣的方向发展。
20世纪全球“寻根文学”以其宏大主题完成了对人类文明的巡礼，它既是20世纪时代变革的产物，也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更是人类对文明进程理性思考的产物。对各个民族特色文化的缅怀，对各个民族精神、民族气质的思索均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期待。对地域、边区文化以及原始文明的考古发掘，潜藏着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无情鞭挞，以及对失落的民族原始文明的无限眷恋。“寻根”不是某个国家、民族的专利，它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文化情结”。20世纪全球“寻根文学”思潮的出现，使得各国各族的本土文化得以发掘和传承，巩固了各自的“根性”，不同程度地避免了被同化的命运。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已经成为一句嘹亮的口号。全球“寻根文学”发扬了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否定了种族不平等及文明优劣论，从而进一步肯定了文化与种族的多样性，有利于各个民族、各个种族平等参与世界对话，共同建立一个和平、繁荣、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另外，全球“寻根文学”的出现也开拓了文学的题材、主题以及艺术表现的空间，体现了可贵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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